此音檔邀請所有明眼人試著以聽覺取代視覺，來「閱讀」此專題的內容，以體驗視障者平時只能透過聽覺來獲取資訊的生活。此音檔時長21分鐘
，但一般人閱讀並理解的時間可能不到七分鐘，你可曾想過視障者接觸文化要耗這麼多的時間成本？而為了錄製此音檔，最後共耗時記者五小時餘。
【專題記者王若穎、徐湘芸、羅文妤綜合報導】「喀擦！」我們隨手拍下窗外風景，上傳Instagram，迫不及待與朋友分享。然而，若我們失去了看見的權利，就再也無法享受拍照打卡的樂趣、再也看不到日升日落的景象，那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當大部分人享受在文化資訊爆炸、被視覺主宰的時代，在此同時，視障者也渴望融入主流，卻面臨接觸管道資源不足的問題。
視障者所「看見」的世界？
「媽媽告訴過我，黑色是百搭的顏色。雖然我沒有真的看過黑色，但只要一聽到黑色，就會想到它是個搭配各種衣服的顏色。」張晶惠去年畢業於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同時——她也是名先天性視障者，雙眼全盲，目前只剩一點點對太陽光的光覺。
「你覺得對你來說紅色是什麼？對視障者來說，紅色又是什麼？」口述影像發展協會規劃師趙又慈表示，「曾經有盲友告訴我，他覺得紅色是黏稠的。」她指出，一般人對顏色的聯想，也是從經驗建構起來的；同理，這位視障者由於曾在觸碰到黏稠的血時，有人告訴他血是紅色的，才使得紅色與黏稠產生聯覺。
大眾對於視障者的想像，許多時候只停留在「他們的世界一片黑暗」的階段，但從張晶惠對黑色的認知描述中也可發現，實際上，視障者們「看」這個世界的方法，儘管有其侷限，但或許仍比我們想得更多采多姿。
「就算他們看不見，每一次描述也要對視障者好好提供每個資訊。」趙又慈表示，人們刻意對視障者跳過某些視覺資訊，其實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因為實際上視障者會透過其他感官對世界的認知，去建構視覺資訊的替代描述。
「我是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可以更接近身邊的人與這個時代。」張晶惠指出自己甚至去過4D電影院看強調特效的《金牌特務2》，即使看不到，但椅子的搖晃震動或噴出乾冰的設計配合對白與襯樂，仍然讓她樂在其中。「我也很喜歡看很多YouTube頻道，例如蔡阿嘎、前陣子有出專輯的聖結石，或是谷阿莫，我都有訂閱！」
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理事長王建立，也是一名視障者，當他將手機螢幕瀏覽到新聞網頁的畫面，對著螢幕點三下，手機發出「voice over（螢幕報讀器） 開啟」的聲音後，原本的畫面隨即變成一片黑暗。王建立卻能開始透過敲擊螢幕、對軟體下指令，報讀出新聞或是搜尋引擎的內容。他笑稱：「這時就換對你們（明眼人）是有障礙的」。他再對螢幕點三下，手機發出「voice over 關閉」聲音後，畫面便回復成原樣，「一個人會不會有『障礙』，是來自環境給了你什麼、沒給你什麼。」報讀器被開啟的那剎那，畫面便消失，對明眼人來說那一片黑暗的時刻，卻是視障者開始閱讀、探索世界的時候。
另一位視障者，現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的李紹慈則表示，平時喜歡課外書，「我很喜歡讀很多文學性的書，或是小說。」她如數家珍地談論著著每篇讀過的文章與書籍，如《24個比利》、《哈利波特》、《凡妮莎的妻子》，類型多樣遍布散文、小說、勵志的傳記故事等。
從上述例子中可知，即使是視障者，他們對於資訊、文化的需求與一般人並無差異。「不想因為視力而限縮自己。」張晶惠開朗地說，希望可以來者不拒，透過各管道接觸不同文化。
視障者「看見」的世界，並沒有社會普遍想像的狹隘，反而有更細膩、多元感官式的體驗。視障者接近文化的需求從未減少或消失，他們只是在這個被視覺主導的社會，必須透過其他感官體驗去認識世界。
點字書、有聲書資源稀少
閱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或是上網搜尋一則新聞、一支YouTube影片，都是一種人們接近文化的方式，謂之文化近用（access to the culture）。每個人都有文化近用的基本權利，不應因其身分、性別、或任何身心障礙而有落差。
趙又慈說：「讓視障者平等的參與跟近用這些文化，就是一種文化平權。」為達成文化平權，政府應盡力去提供補償的通路，以消弭視障者無法吸收視覺資訊的資源落差。然而實行上，社會往往只顧及視障者的生存權—他們謀生技能，卻時常忘了考慮他們能接觸的文化內容，是否有暢通的管道、資源，抑或有所侷限。
以最基本的文化來源「閱讀」來看，點字書已行之有年，也是視障者閱讀的重要工具，然而點字書的數量遠遠不及一般書籍。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點字書的印製趕不上新書的出版速度、其二則是因點字書的需求者相對一般書籍少，供給量無法增加，導致視障者的點字書資源始終有限。
全台唯一的華文視障電子圖書網目前點字書量約有35000本，每年約新增 1000 本。負責點字書網站設立、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老師賴俊吉表示，一般公立的圖書館的藏書量是百萬冊起跳，然而視障電子圖書網上的點字書卻只有幾萬本，應更加緊建置書庫，「即使盲人人數比較少，但他們求知的渴望不會因此跟明眼人有差」。
點字書對於視障者而言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不過後天失明者在學習點字、摸讀點字上相對緩慢，必須仰賴有聲書，幫助他們更有效率地閱讀。而數位有聲書（DAISY），又是在傳統有聲書的既有條件上，讓視障者的閱讀模式更趨人性化。
王建立表示，數位有聲書讓原本線性的音檔轉為具有層級架構的聽覺目錄。目前網站約有7000本有聲書可供下載，單以數位有聲書數量的成長來看，此數量十分可觀，但若以視障者所需的閱讀量來檢視，7000本卻遠遠不足。愛盲基金會數位出版處每個月為三本雜誌《講義》、《心橋》、《未來少年》錄製有聲版本。以單月錄製有聲雜誌所需的人力、時間為例，平均需要32名廣播人協助錄音，耗時55小時，後續還要進行長時間的編輯後製，才能完成作業流程。
愛看書的李紹慈也無奈指出，因為有聲點字書數量稀少，相較新書目錄上已有的視障資源，自發性想查找的書反而常面臨找不到的問題，「只能看新書目錄上有什麼就看什麼。」她也說：「尤其國外翻譯的新書更是要慢慢等，有時甚至一直都等不到，例如最近想看《熔爐》但一直沒有線上資源。」
口述影像發展受阻 人才面臨短缺
在影視文化方面，視障者能透過報讀（簡單將視覺資訊轉譯成語言）來接觸，如讀報紙、報路況、即時影像描述等簡單形容現場、影像的敘述。「口述影像」亦是視障者能進入文化的管道之一。口述影像技術運用在影劇、電影，同樣為畫面的描述、轉譯，但相較報讀， 口述影像更注重訓練專業人才撰寫口述影像稿、編審及錄製。
以下兩個音檔分別為常見報讀、口述影像示意音檔，以現代舞表演—雲門舞集〈渡海〉為例，可從音檔的文字中聽出兩者差異。
口述影像為使視障者能聽懂電影、感同身受，製作上有一套專業的流程。第一步得先計算對白空隙之間的秒數，並在有限字數內撰寫影像描述。第二步是錄製，在錄製後，仍需一再調整語言跟影像順序之間的串接，讓劇情脈絡「聽起來」也能通順且符合邏輯。口述影像便是提供一個文化近用的補償管道，恰當地以「口述」為視障者補足畫面資訊，使其也能像明眼人那樣「觀看」電影，並享受其中。
口述影像示範影帶：
簡言之，口述影像透過專業人才，將龐雜的畫面資訊轉為單線文字敘事，再配合影帶音軌形式傳達給聽眾理解。也因此製作層面上，內容取捨與詮釋需掌握得當，也相對要求製作人才的閱聽素養、文筆、邏輯思考能力須達一定標準。
但台灣口述影像專業人才嚴重不足。趙又慈說：「去年76個報名的學員當中，真的能寫的只有3、4個。」即使這些學員培養出撰寫、製作口述影像的技能，仍然只是業餘兼職，無法長期待在這項服務的產製環節裡，難以持續磨練。
趙又慈提及美國每部口述影像影片製作平均至少花費新台幣五十萬，是由政府出資、挹注半官方組織執行，因此產製成本的資金來源穩定。例如波士頓的公共電視台（WGBH）特別成立「視聽專案小組」製播、推廣口述影像。透過來自政府長期且持續的投資，提供了製作小組穩定的工作條件，讓他們可以專心、專職產製，定期產出高品質的口述影像；這些人才同時不斷精進自身口述技巧，並栽培新踏入產業的人才後輩。
「但台灣沒有這樣的環境，政府可能今天給你五萬，就要你做口述影像。」趙又慈坦言，國內這項服務的處境相對艱難，無法一直留住人才。口述影像發展協會編審員、負責協助口述影像二稿撰寫的彭瑞琪表示，同樣因政府並沒有重視此領域，幫助提供服務的人才待遇面臨相當大的困境。她以電影的口述影像為例，為製出一部片時長兩小時左右的影片，耗時高達50小時左右，待遇換算成時薪可能不比一般餐飲業。但她也表示自己有正職，重點不是在於收入，「而是投入提供服務這件事。」
「列入法規，有政策，才有法源，才有經費。」趙又慈強調，口述影像是服務而非產業，希望扶持這項產業，需要政府成立統整的單位，制定政策投注資源，才能穩定其發展。當政府立法保障，商業界願意關注捐助、電視電影圈也有提供服務的意願，這些行動才能開始發生，才能有專業人才專心投入、留任。
雖然去年文化部影視司委託口述影像發展協會，製作12集的示範版口述影像影片，例如電影《海角七號》、《女朋友‧男朋友》、《我的蛋男情人》、《星空》、《百日告別》，電視劇《公主與王子》以及6集迷你劇集《荼蘼》等影片。做為國內首批示範口述影像，其規格符合國際標準，內容製作也相當精細。然而對比他國，台灣政府對口述影像服務仍屬推廣不力、未有統整單位與相關政策，導致許多視障者仍未曾聽過口述影像，更罔論接觸、使用這些視覺文化資源。
奠基既有技術 通用設計助媒介使用無障礙化
以往視障者只能透過狹隘且有限的管道獲取新知、累積文化資本。但若要建立出文化平權的環境，就必須先打破視障者文化侷限的困境。
「竟然可以實際觸摸、了解作品，那個感覺真的很幸福。」賴俊吉興奮地描述在達文西展第一次摸到齒輪的心情。展覽中設置觸摸互動式裝置，提供視障者另一感官的文化體驗，雖然對一般人而言只不過是仿具，但對賴俊吉來說能夠透過觸摸這些設計認識作品，令他感觸深刻。即便許多單位已開始重視視障者的需求，知悉輔具能提供視障者更多元的文化體驗，但苦於研發輔具的程序繁雜、製作成本高，實際數量仍十分稀少，無法大量提供。
視障者平時也如同一般人，多使用手機、電腦等行動載具接收資訊，然他們所使用的機器與一般市售電子產品並無不同，通常只是多加裝螢幕報讀軟體（screen reader），便可使視障者方便使用。「從來沒有什麽電腦，可以稱為『盲用』電腦。」王建立解釋道，儘管該詞被大眾頻繁使用，但視障者所使用的電腦非專用電腦，只是多安裝導讀、報讀軟體的普通電腦而已。
透過語音報讀，能使視障者無礙地使用電腦的各項功能，其中包含文書處理、瀏覽網頁，甚至是音樂軟體操作。此外，現已有完全免費、並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的螢幕報讀軟體，讓技術不受限於只能讓視障者使用，更可擴及其他受眾，如閱讀障礙者也可以透過報讀軟體將文字轉化為聲音，更快速地接收資訊。
產品若被加上「盲用」一詞，將明確地區分使用者為明眼人與視障者，看似是因應視障者需求而客製化，但是客製化反讓成本增加。普遍來說，視障者的社經條件已不比一般人，原客製化的美意卻另造成他們經濟上的負擔。若希望能提供視障者多元的文化接觸，其實不需要再研發「新的」、「盲人專用的」媒介，而是透過通用設計結合既有技術，在舊有的載具上，增加多感官體驗的功能（如語音科技），舉例來說，iPhone手機系統內建螢幕報讀器，即能夠減少視障者使用手機的阻礙。
通用設計的概念即是無須經特別改良，在現有技術下拓展功能，讓單一的設計更加全面，並且適用於所有人。正因適用於大眾，而非「客製化」，讓客群範圍變得更多更廣。當使用者不再侷限於某一族群，而是只要有相同需求者皆能受惠時，也讓原先分散的資源集中，進而降低研發成本。對消費者而言，不僅花的錢更少、獲得的總資源也提高。
同樣「通用」的概念，也適用在口述影像中。「口述影像其實是一個全人跟多元感官的服務。」趙又慈指出，即使是明眼人，也可以透過供給其視覺資訊，讓提升受眾對於內容能的理解。因此她也提到，在國外口述影像的主要客群不只限於視障者，許多明眼人也會透過收看口述影像版本的電影，增進自身對電影的理解。因此口述影像服務，不只能輔助視障者，也適用於一般大眾。
電腦、電視、手機這些負責傳遞訊息的載具，目前也漸增多元渠道供身心障礙者使用，像是許多電視轉播已有提供手語翻譯服務。這類服務雖尚未全面普及，也並非每個族群都有相對應的接收渠道。但若能將通用設計的概念，應用於現有傳播工具、形式，讓資訊傳遞達到無障礙化，將會是全人性的重要影響。只有當弱勢族群的需求能被看見、重視，未來才有望滿足這些需求。
打造友善環境 助視障者培養文化需求意識
記者在採訪中所接觸的視障者，都以一種正向樂觀的態度，暢談喜歡的書、音樂或是其他文化生活上的體驗。像其中一位全盲視障者、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學生彭晟源表示，其多數時間投注在音樂上，他不僅熟稔吉他、鋼琴，也通曉編曲。但彭晟源提到，自己曾因無法理解電影內容而在觀影上碰壁。不過當記者向他提及口述影像的服務時，他卻略帶驚訝地回應：「哦！」顯示他其實不曾接觸過這類新型文化媒介。
除彭晟源外，採訪過程中許多受訪者也對口述影像、數位有聲書等新型態的文化媒介，只有粗淺的了解，甚至一無所知。此情形同時意味著，即便有好的作品被產製出來，其製作消耗的時間、勞力成本，也難與原先期望達成的效益成正比，入不敷出的產業結構便更難留下專業人才。
趙又慈也指出，台灣環境無法讓視障者接觸到更多好的文化資源，也導致他們對自身文化需求的認知停滯不前，無法積極爭取或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文化近用權。唯有改善視障者文化近用的侷限，他們才能更懂得「自己可以擁有更好、更多的資源內容」，建立起在文化方面應有的需求意識。
「資源總是會優先分給主動開口要求，而且聲音最大的人。」口述影像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同為視障者的楊聖宏表示，政府是被動的，不會主動去了解每個群體的需求，因此在有限的資源內一定會優先分配給要求聲浪最高的團體。歐美國家、香港、日本的視障團體比起其他團體更具影響力，但台灣的視障團體卻相對較少發聲。
唯有社會上對視障者的重視，及視障者本身的需求意識能提升，才有望打破現有的文化侷限。因此，政府須更加積極投資環境、開發視障者也能接觸的資源，並訂定相關政策法令。另外，這些資源也不一定需重新研發，可透過結合現有技術而來。通用設計不只能降低研發成本，也能吸引更多資源願意投資到這些「一般人也可以用」的文化接觸形式。如此才能有效且實際的解決資源有限的問題，並打造出友善環境，進而培養視障者的需求意識，讓他們對文化媒介的認知可從「有也好，沒有也沒關係」，到能夠認為「對！這些文化媒介，是我應有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