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全國性公投即將在本週六登場，從媒體上可明顯感受，此次社群討論度不比2018年的九合一大選綁公投，投票日延期是其中一個因素。縱使如此，我們依舊可以從近期網路的社群討論中，觀察到一些傳播現象。部分訊息被以片段、情緒性的方式傳播，使的大眾的理解存在誤差，影響最終議題的決斷。社群媒體理應是溝通的場域，但真的是如此嗎？
根據公視報導，此次公投社群討論度最高的是核四議題。即便是未刻意涉獵公投議題的人，相信也對「身家準備好了嗎」「苦無證據」等事件有印象。核四公投領銜人黃士修長久以來風波不斷，在大眾眼中已存有特定形象標籤；而核四辯論長達四十載，解方似乎越辨越不明。不過，以社群角度檢視，仍有值得討論的細節。
11月18日公投意見發表會之後，社群中鋪天蓋地的「黃士修在辯論中恐嚇許永輝身家」「不尊重反對方，有違民主價值」，官方或民間的政治性粉專、新聞貼文，直指黃士修不尊重公投辯論，情緒失控口不擇言，將事件定調為「威脅」，後續還出現許永輝表示要訴諸法律、經濟部長站台、總統發文等一連串事件。
然而，細看公投逐字稿前後文情境脈絡，可知黃士修之所以有此言論，是針對身為台電核能發電處長的許永輝，過去擔任核四試運轉負責人的質疑。當年他作為核四廠模擬中心主任兼試運轉測試組組長，各項試運轉報告都須經由許永輝確認蓋章，如今在辯論會上質疑核四安全性，等同於承認當年督導不周、有瀆職務，在這個情境脈絡下，黃士修說：「所以許處長，您曾經是核四廠的模擬中心主任、試運轉測試的負責人，那些安檢程序書您都有簽名，我手上已經準備好一份刑事告發狀的草稿了，接下來的辯論直播我的律師團會隨時搜證，如果您現在宣稱，核四廠有什麼問題，辯論會一結束，我們就到台北地檢署去告發，刑法第 120 條到第 134 條，瀆職、賄賂罪，刑法第 210 條到第 220 條，偽造文書登載不實罪。我誠心建議您，等一下小心說話，您有權保持沈默，否則您所說的一切，都可以在法庭上作為指控您的不利證據。許處長，您的身家安頓好了嗎？聽說您太太一直希望您能早點退休，所以，請看著我的眼睛，我是要保護您呢？還是要成全您呢？」
多數官方或民間的政治性粉專、媒體並未交代這樣的背景脈絡，網路貼文、影音大多僅擷取黑體字之後的段落，然而這就會創造出「質疑工作責任」以及「威脅相反立場」兩種理解上的差距。就以對「人」的認識而言，一葉知秋、見微知著的方式並無不可，但對於牽涉到公投這類重大決策，就必須從人如何從接收到訊息產生態度，來理解這樣的資訊曝露方式。
根據心理學的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事物影響人的態度可分為兩種途徑：「中央路徑」以及「邊陲路徑」，前者會針對大量的資訊做深入的評估，例如人根據各家保險公司的服務與費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公司與方案；後者則是在有限的資訊下，做相對情感性的處理，例如看到保險公司感人肺腑的廣告，而產生購買行為。至於人會採取何種路徑進行評估，則要取決於對該事物的理解程度。
回到這起事件，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的討論聚焦在對「威脅」一事的批判，而非辯論內容的論證，使得議題更容易被導向「邊陲路徑」的理解方式，再加上衝突事件本身在社群上易於傳播的特性，這起事件便可以在大眾心中形塑出一種態度，在千萬民眾的決策過程中成為評估的參照。
同時，我們也必須探問，社群媒體在公投的過程中扮演的是溝通的場域，還是特定立場的工具？在這起事件中，相較於黃士修，許永輝作為專家的使命鮮少人質疑，甚至有許多正面宣傳的圖文。社群上各種流通的資訊，是協作還是壟斷？參與式民主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之下，真的能夠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嗎？
社群已經成為各類型傳播的重要手段，然而社群中片段式的訊息擴散、集中化且複雜的推播邏輯、再加上人們固有的資訊處理模式，身在社群之中，也必須體認它的限制與風險。
參考書籍：Christian Fuchs（2017）。社群媒體批判理論（羅世宏、徐福德，譯）。台北：五南。（原著第四版出版於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