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大學報

【社論】板機扣下之前——台灣還能討論死刑嗎?

2020/12/03 19:12:27

上週甫落幕的金馬獎,一部入圍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悄然成為遺珠。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描述死刑犯家屬的心境,導演李家驊突破重重採訪困難,以三個真實案例,建構出大眾不曾看過的死刑樣貌。

採訪難上加難,因為不僅死刑犯家屬不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曾願意開誠佈公的刑案被害者家屬也因長輩強烈反彈而作罷。被害者家屬不該出現在一部帶有廢死立場的紀錄片中的想法,反映了國內死刑討論空間之狹窄。

近年來,新聞媒體、社群媒體於重大社會事件後,不停傳播「以命償命」的觀點,折斷死刑討論與殺人事件背後的脈絡,國內死刑的討論空間日漸窄小,每況愈下。

上個月發生的大馬學生謀殺案,兇手以極其殘暴的方式殺害了無辜路過暗巷的海外學子。事情一發,馬來西亞籍歌手黃明志立刻表態,「台灣安全到殺人犯都很安全。」執政黨市長黃偉哲亦疾呼判死,連帶要求處決仍關押獄中的39名死刑犯。輿論更是不遑多讓,「國人皆曰可殺」的死刑名句,再次毫不保留的展現。

距離最近的一個死刑判決,是上禮拜的單親媽媽案。一位患有憂鬱症的單親媽媽殺害孩子後尋死,送醫後生還。演員隋棠前幾天針對此事,說了「在位者(指法官)的眼睛真的有好好注視過人間嗎?」即便未明確點出廢死立場,只是試圖表達其殺人背後是階級因素和巨大的社會結構強逼使然,卻馬上受到輿論撻伐、媒體攻擊,稱他「噁心」。結果是,隋棠隔天便發文道歉,表示自己思慮不周。

兩樁殺人案,前者兇殘的毫無可說,後者則隱約透露底層社會的悲哀。主流輿論呢?殊途同歸,幾乎只有一個字:「殺。」不見脈絡分析,只見群情激憤。

死刑、刑罰向來是嚴肅的社會議題,過於單一的輿論方向,卻可能築起高牆,限縮國人對於生命、對於司法意義的思考空間。 圖/林琮恩攝

死刑作為一個社會重大議題,涵蓋許多複雜的面向,生命、犯罪、司法、人性、寬恕、究責、社會安全……還有許多,不應該被貶低層次,使得支持死刑與廢死淪為意識型態的爭辯;更不應該在一次次社會事件中,讓披上正義外衣的群眾情緒變成唯一的聲音——處決等同正義,廢死即是無情,甚至蓋過了被害者家屬的呼喊。

保有理性的討論空間,既不是鼓吹廢死,也無意高喊行刑。只期望每個人都能放下煽情,在不同的立基點上,對死刑這個關乎生命、關乎人權的巨大命題,有更多思考。

關於究責,支持死刑者可以說殺人償命,天理所當;廢死者也可以說,廢死不是饒恕罪犯、反對刑罰,何況犯罪背後的階級、社會因素複雜,為何卻由一人承擔。關於生命,支持死刑者可以主張一命抵一命;廢死者也可以主張生命既然可貴,任何人皆無權奪去,何況是國家。關於寬恕,支持死刑者可說,唯有罪犯伏法,才能受害者家屬才能得著安慰;廢死者則可說,家屬想要的真相與道歉,兩聲槍響後即再也不可得,且報復之心不可長。

關於社會安全,支持死刑者可以擔心罪犯回歸社會後將帶來危險;廢死者則可以說,若是死刑不存在,就不會有人以殘忍殺害無辜孩童的方式尋死,且監獄本就不應失去教化功能。關於司法,支持死刑者可以聲稱司法是正義的實踐,死刑是「求其生而不可得」;廢死者也可以說,既是人組成的機構,誤判就必定存在。

幾個「關於」,勾勒出的僅是死刑討論的冰山一角,它所涵蓋的層面還有太多,其中的生命故事還有太多……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及《殺戮的艱難》作者張娟芬出席於政大舉辦的映後座談,透過不同媒介、形式,在日漸緊縮的輿論空間裡,提供大眾關於死刑的另一種思考方向。 圖/林琮恩攝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片中死囚形貌真實卻無語、憔悴,與法務部長在鎂光燈前語氣堅定、不留餘地的喊殺,形成強烈對比。導演李家驊說,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僅是留下震撼,讓和他一樣,起初看不見死刑另一面的觀眾,知道不同面向的存在。

在民主、已開發且經濟自由的國家中,台灣、美國、日本,是少數仍存在死刑且不斷執行的國家。自詡言論自由、東亞民主領頭羊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所警惕?紀錄片靈感來源《殺戮的艱難》一書作者張娟芬曾寫道,「在民主的進程上,在人權的普世價值上,我們年少失學,非補課不可。畢竟廢死並非唯一目的,省思國家的權限與生命的價值,才是目的。」

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即刻接受廢死的想法,只是在過激的情緒之外,應該放下二元對立的想法、意識形態的煽動和輿論的炒作,在板機扣下前,就人權、就生命、就司法,留給死刑一些應有的討論與反思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