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家慶、熊子萱、王翊丞、呂詠倢報導】「我簽了第一個名字在牆上，從按下噴漆的那一瞬間，我就直接黏住了。這就是我為什麼塗鴉，就是那一瞬間我發現，哇靠，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塗鴉藝術家CreepyMouse說道。

之於多數創作者來說，對塗鴉的熱愛以及渴望被關注的嚮往，是他們踏入塗鴉世界的初衷。牆面、橋下或城市角落，是創作與交流的場域；獨樹一幟的圖樣、豐富的色彩及個人化的簽名，則是讓世界看見自己存在的媒介。

塗鴉不僅在街頭以顯眼的記號抓住眾人目光，將作品結合藝術策展以擴延至更多元的社群，也是拓展其能見度的重要途徑。2021年朱銘美術館舉辦台灣首個美術館與塗鴉的大型聯展《無限－塗鴉俱樂部》；2025年在文化部的支持下，由多位臺灣知名塗鴉術家組成的「塗鴉俱樂部」與泰國River City Bangkok 合作，帶來《Graffiti Social Club》展覽，匯聚國際塗鴉藝術家共同創作，皆為塗鴉邁向主流藝術打下良好基礎。

散佈於城市各處的塗鴉，在既定印象中常被視為街頭與反叛文化的象徵，較難與主流藝術有所掛勾。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過去被視為是非法塗鴉的世代，開始朝向主流藝術領域發展。塗鴉藝術家BOUNCE說：「我覺得我現在有這些感受跟風格，是因為當初這些東西在街上畫，你才會有所感受。」他認為即使無法常在街上塗鴉，過去累積的經驗仍化為跨領域發展的基礎，能衍生創作出像公仔、手錶與手機殼等商品。

塗鴉逐漸邁向主流，其過去對抗權威、倡議發聲的反抗本質未隨之褪去。CreepyMouse分享，「原本在街上是為了讓大眾知道；但進入藝廊是讓高端的人知道。不同的事情，但我的精神一樣在。」對他們來說，媒介與環境的變遷並不會抹去塗鴉既有的特質。

並非所有塗鴉人都嚮往踏入主流，但其共同目標都是把這個文化帶到眾人眼前。塗鴉工作室Mess-age studio創辦人Faso說：「在台灣可以看到非法塗鴉，帶來很直接的街頭創作能量，也能看到商業合作或合法區非常完整的呈現作品樣貌。」地下塗鴉寫手賴冠廷也認為，仍會有創作者從事非法塗鴉，藉由塗鴉表達對社會的不滿，文化初衷並不會就此消逝，而是持續兼容並進。他進一步表示：「一個文化不是永遠維持原樣就是好事，重點是這個文化的變化過程裡是否被人記得。」

僅將塗鴉作為嗜好的ZEOL分享，「其實會走向主流的塗鴉人一部分還是不得不向生活妥協吧，或許是年紀到了，也或許是有了家庭等等各種因素。」當在街頭創作塗鴉的代價提高，不少創作者開始將創作經驗轉為發展穩定經濟收入的基礎。

「我覺得不錯的圖，就會拿來用在自己的衣服或品牌，畢竟還是要生存。」商家老闆Fatty不想成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此選擇創業將塗鴉結合服飾，讓大家知道靠塗鴉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同樣從事塗鴉創作許久，近年將塗鴉思維投射在影像、公共藝術等多元媒材的Candy Bird也苦笑著表示，文化與藝術演進的過程中，創作者必定會面臨該如何將作品變現的問題，這時審美品味和技術差異就成為能否在創作路上走得長久的關鍵。隨著年紀增加，Candy Bird也產生不同感觸，「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徑，講白一點就是我們用各自的方法活下去。」

其中，專注於塗鴉推廣的CityMarx塗鴉藝術團創辦人鄭子靖觀察到，「不少創作者會同時使用兩個名字，非法、合法各一個。」換言之，一個是用作街頭非法塗鴉的Tag（註），另一個則作為合法創作或公開展覽時使用的別名，這樣既可維繫地下反叛精神、同時也能獲得營收。

註：在地下塗鴉圈中，寫手常為自己取上專屬的簽名符號（Tag），如同其在圈中的藝名，進而避免被發現真身。

幼兒塗鴉教育老師Scottie從過去推廣的經驗分析，大眾對塗鴉的印象仍然模糊，未曾深入了解，「很多人都覺得塗鴉這個詞很親近，但在大眾眼中又過於簡單，塗鴉不就是那樣嗎？事實上超難。」塗鴉寫手Orange1解釋，觀眾與創作者的審美和認知有出入，當大家看不懂塗鴉字體的風格與變形，便形成隔閡，「塗鴉字在大眾的接受度偏低，大家還是喜歡畫一些寫實的或可愛的，偏向看得懂的東西。」

曾主導《無限－塗鴉俱樂部》展覽的朱銘美術館長賴素鈴表示，每個美術館的定位不同，因此塗鴉未必能吻合各館的策展取向。他也點出觀者對於美術館中塗鴉作品的疑問，「假設這個塗鴉它是畫在紙上的，那我們可能會去想說，這個還是塗鴉嗎？」如果搬離街頭，可能使塗鴉失去原有的精神和故事。

相較於美術館，以獲利為本質的畫廊則較有彈性，在街頭與藝術展覽間取得平衡的阿波羅畫廊負責人張凱迪認為，可以透過放入草稿或文字記載來聚焦創作脈絡，調整策展方法，盡量取得畫廊與街頭的平衡。但畫廊仍舊存在許多限制，張凱迪說：「 可是他終究不是街頭空間，在街頭我們會跟藝術不期而遇，可是進入到畫廊，你就已經有一個目的存在了。」Candy Bird也認為塗鴉策展僅是展覽性質，是與畫廊討論後形成的，雖提供了觀眾比較友善的接觸環境，但仍與街頭塗鴉的創作模式有所差異。

除了美術館對於塗鴉藝術的本質存在疑慮，政府也未能妥善了解創作者的需求。塗鴉藝術家Aserk便對本該平易近人的合法區空間配置提出質疑，雙北的合法區多為偏遠的河濱公園，長達數百公尺的牆面卻只開放些許空間給民眾創作，而公館寶藏巖的合法區更是令人詬病。「（合法區）後面都有一條溝，甚至以前大概有一半都是樹，根本不能站，那請問你要給誰畫？」Aserk屢次向政府寫信檢舉，來回多次後才有了今日的塗鴉區。但開放合法區域的同時，BOUNCE卻認為政府屢次在捷運廣告中大力宣傳「檢舉塗鴉」、「反對塗鴉」，政府矛盾的作為，讓他認為並不尊重有心想創作的藝術家。

然而，協會作為居中協調資源、媒合合作計劃以及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的重要角色，卻常面臨藝術家對其信任度不足的困境。花蓮縣花蓮街頭文化教育推廣協會總幹事黃弘舜，自2020年起即在當地推廣塗鴉藝術。他以自身經驗，點出若難以整合單位與藝術家的共識，長久下來便可能增加訊息上的落差，單位容易被誤解為動機不單純，「可能被認為說單位只提供微薄材料費，就要藝術家去特定地方創作，但後續媒體價值都只留在單位身上。」

塗鴉文化漸漸在主流藝術圈中站穩腳跟的同時，教育也成為關鍵一環，若能讓全民皆能理解、欣賞且實際投入創作，便能讓其文化價值受到多元社群的肯認，持續遞延。

致力於將塗鴉推廣為全民藝術的台灣塗鴉藝術協會理事長李士妤，指出幼兒自一歲半起便可接受塗鴉教學，「幼兒剛開始拿筆可能畫出的是一個點、一條線，就算是亂七八糟的樣子，但我們透過給予相關的色彩、媒介和元素，也可以讓他作畫。」他也表示今年即將舉行正式展覽，期盼讓更多人領略塗鴉的魅力。教育工作者Scottie同樣認為，現行教育環境尚不完善，家長較少主動讓孩子學塗鴉，若能有系統化的教學與展演平台，將有助於文化的普及與創作交流。

CreepyMouse根據自身經驗觀察，認為臺灣可以試著將塗鴉文化內化，形塑出我們獨有的風格，並把握更多機會將藝術家推往國外，讓台灣的塗鴉創作者被世界看見。「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的個性就是不夠有自信。我還不夠格、我去畫我畫不好要怎麼辦？這是一回事。敢衝就是有機會！」

隨著塗鴉創作逐步被看見，曾經的刻板印象悄然洗刷著，懷抱憧憬的創作者們，拿起手中的噴漆罐，繼續在藝術、商業又或是純粹的街頭，留下一個個嶄新的圖樣，記錄塗鴉文化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