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宸緯、王振驊、廖奇典、姚孟汝報導】偌大的廳堂裡，棋盤在長桌上一字排開，數十位小棋手專注凝視著黑白交錯的盤面，落子聲和計時器的聲響此起彼落。這裡是台北市體育總會舉辦的新苗成長盃，也是許多孩子的圍棋比賽初體驗。賽後，優勝者抱著獎盃回家，如果他們決定走上圍棋的道路，便會來到一扇名為「職業棋考」的大門前，而門後是多數圍棋愛好者的終極目標——職業棋士。 在圍棋這項專業領域上，從小投入至關重要。多數棋手是在年幼時，由家人引導入門，進而踏上棋藝之路。現業餘7段的吳肇漢在父親的引導下，自幼稚園開始圍棋生涯，小學便進入棋院接受專業訓練。另一位棋手楊孚德起步稍晚，在七歲時才接觸到圍棋。他分享，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父親將他送至圍棋老師門下學藝，從此踏上學棋之路。現年20歲的曾子倫也因家人引薦而在小學時加入圍棋社團，「爸爸覺得圍棋可以練定力就讓我學圍棋。」他說道。曾子倫後來經啟蒙老師的推薦進入中華棋院暨兒童圍棋道場，進一步專精棋藝。 業餘圍棋的程度鑑定有級位與段位之分，初學者必須從級位開始挑戰，當棋手參與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棋協）的升段賽，在比賽中取得4勝1敗，即可升至段位。目前國內的業餘段位制度主要分為1至7段，棋手得不斷地在賽事中取勝才能升至更高段。而業餘6段以上的棋士，便有資格參加一年一度的職業棋考，成為令人憧憬的職業棋士，「那時候有聽老師講到有職業棋士這個東西，就是圍棋走到比較頂端的時候就會變成職業棋士，算是有嚮往。」現職業三段棋士詹宜典說。 職業棋士的晉段之路相當嚴苛，許多強者在這扇窄門之前倒下，使之成為一項極具難度的目標。曾子倫在經過無數的對局中磨練實力後，成功站上了業餘6段的門檻。然而，當他在試圖邁向7段的關卡之中，卻如同撞上一堵無形的牆。在台灣，升業餘7段的比賽通常是在64名選手中取一名，這和業餘5段升6段的16取一有很大的難度落差。一次次的挑戰與失利，讓曾子倫的信心逐漸被磨蝕，「想要像以前如此輕鬆升段或得名，已經做不到了。」曾子倫回憶起過往時說道。面對停滯不前的現實，他開始對圍棋感到迷惘，甚至有段時間幾乎完全放棄了棋盤，直到決定轉入大安國中圍棋重點班後才漸漸地拾回對於圍棋的熱愛。 「其實就考職棋（職業棋士資格）的年紀來講，國二已經算比較大了。」曾子倫坦言，多數想考取職業的棋手，會從小學開始密集訓練，國中起步便難以追趕他們的腳步。除了時間落差，學業壓力也是一道難以跨越的牆，當時的圍棋老師建議曾子倫，可以效仿自己以前讀私立學校的做法，跟學校請假來處理沒時間練棋的情況。然而公立學校不容許這樣的做法，這也導致曾子倫後來遭通報中輟。國中這段練棋的時間對曾子倫而言，不僅是學業的挑戰，也是心理上的壓力，「那段時間算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候。」他回顧道。被通報中輟的同時，曾子倫更因為學校的事情背負壓力，「那時身邊一些同學的家長對我有偏見，甚至因此同學間會出現言語霸凌。」他說道。此時的曾子倫，面對的不僅是外界的質疑與冷眼，還要承受比賽成績接連失利的打擊，業餘6段的多場比賽中，他在六盤局裡都僅獲得二至三勝的成績。而這一切，直到他在2020年拿下台灣具代表性的業餘比賽，吳彫枝盃全國圍棋公開賽冠軍，成功升上業餘7段，外界的眼光才開始逐漸改變，「此後身邊就已經沒有再聽到什麼我棋力不行之類的話。」他說道。 吳肇漢也經歷過這段學業與棋力的拉鋸，回憶起在新北市南山中學圍棋專班（現為南山中學圍棋隊）的日子，他曾試圖兼顧課業與棋藝卻力不從心。「我們早上只上四節課，下午一點到晚上八點半都在圍棋班。」吳肇漢說道。這些棋手回家後還要應付課業、持續練棋，往往難以應付緊迫的時間壓力。為了補上學科進度，吳肇漢的家人曾花費近十萬元購買線上學習教材，仍因無暇使用而徒勞無功。最後，吳肇漢選擇全力拚棋，放棄課業，然而在強調升學的社會氛圍中，這樣的決定難免招致父親質疑。針對棋手們的困境，中華圍棋職業協會執行秘書周平強說：「不要想兩件事都要同時完成。雖然是有可能，但真的會非常辛苦，不如專心選一條路發展。」 對於想升段甚至往職業化發展的棋手而言，國中才開始學棋已屬晚起步。多數專班學生必須在短時間內追趕棋力、應付比賽，又不免被升學制度緊箍。圍棋與課業之間的取捨，從不是輕而易舉的決定，而是每位棋手在時間與壓力之中不斷拉扯出的抉擇。更殘酷的是，並非每位走入專班的少年，都能順利走出自己的棋路，這項制度為熱愛棋道的少年提供舞台，卻難以保障一條通往職業的穩定出口。 升上業餘7段後，曾子倫成功申請自學，開始積極準備職業棋考。此後的四年裡，打譜（註一）、解死活題（註二）、線上對弈成了曾子倫的日常，他閉關修煉，棋力日漸提升。曾子倫如此拼搏的主因，便是台灣嚴苛的職業棋士考試制度。 註一：覆盤已結束的棋局，嘗試理解每手棋的意圖以增進棋力。 註二：針對棋盤上的局部棋型，思考攻擊或防守的最佳策略。 在台灣，有兩扇大門為想當職業棋士的人們而開，成為「院生」或報考「社會組」，但無論哪扇門，都會在20歲之後無情的關上。這項嚴苛的規定，源於國際上逐漸降低的職業棋士平均年齡，「像社會組本來是30歲，現在是20。院生以前也是22（歲），現在是16。」中華棋協常務監事陳昌言說。據研究，相較於前人，近代職業棋士在更年輕時就達到更高的實力巔峰，隨後開始迅速下滑，如近幾年剛成為職業棋士的Z世代會在25歲前開始衰退，這意味著若太晚當上職業棋士，便可能錯失寶貴的巔峰期。 在這樣的背景下，「院生」制度應運而生。「院生」是指在小學就已升至業餘6、7段，並在特定機構的年度選拔中脫穎而出的棋手，「我們目前院生招收進來的上限是大概14歲左右，到國二之後就算超齡了 ，可能就沒有辦法來考院生選拔。」海峰棋院院生師範曾品傑說。從十二月到隔年的六月，48位院生每週末會在棋院裡集訓，上午聽棋譜講解，下午進行密集的分組排名實戰。半年後，積分最高的12名院生將獲得資格進入「院生組」職業棋考，最終勝出的前兩名將成為當年度的新科職業棋士，而剩下的十人則有第二次機會，直接進入「社會組」複賽角逐職業資格。 當院生的日子總是在競爭中度過，從各地來的小棋手個個天賦異稟，都為了僅有的兩個名額傾盡所有。初來乍到的菜鳥往往會在敗戰中，體會何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那時候的（院生）A組後來很多都是（成為）職業（棋手），就是一個我比他們大，還完全下不贏的概念。」楊孚德提及自己院生時代的「怪物」們，自那時起他明白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竟能如此巨大。「那一年升到A組後我是全敗。」他苦笑著說。 而其他和曾子倫一樣非院生的業餘6、7段棋手則會報名「社會組」職業棋考。初賽會以瑞士制（註三）篩選出約14位的選手，加上院生組落榜的十位院生進入複賽，這24名選手會分成兩組進行，他們必須在12人的車輪激戰中擠進前四名，才能進入決賽圈，最後決賽階段則在兩組晉級的共八位選手中決出兩位，成為新科職業棋士。 註三：瑞士制是比賽配位的規則，成績相同或最相近的選手進行比賽。勝者獲得1分積分，負者不得分，平守則雙方各得0.5分。不管勝負如何，所有選手都進入下一輪。每一輪的配位根據此前的積分決定，勝者對勝者，負者對負者。 不同於院生只有12人的「少數菁英」競賽，社會組的初賽很容易就有上百人報名，抽籤的運氣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曾子倫提及自己某一年倒楣的經歷：「我那一區剛好是有進社會組決賽的人全部抽在一起，基本上每一輪都相當於最後決賽大廝殺這樣子。」職業棋考的另一個特點是充足的思考時間，當每一手棋都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微小的失誤就變得更加致命，這也帶給棋手更大的心理壓力，「我其實很享受下慢棋，但因為自己信心不太夠，可能就更猶豫，然後下了又畏手畏腳這樣。」另一位棋手陳芊瑜坦白，他覺得下慢棋能提高雙方對弈的水準，卻也因為棋考的壓力而未能如常發揮實力。 「2020年（我）是直接初賽就被刷掉，2021因為疫情所以沒有（比賽），然後22到24年都有去考。」曾子倫回憶起數年來的征程，自己從職業棋考初賽、複賽，最後晉級到決賽，每年都再更進一步。2024年是曾子倫最後的機會，他一路過關斬將、殺入決賽，最後戰績與另一位棋手並列第二，進入加賽環節，哪一方獲勝便榮升職業棋士。「其實在考試前，我沒有直接把他當成自己最主要的對手。」曾子倫回憶當時的對手：「因為我的棋風算剋制他，所以（在棋考前）我當時還沒輸過他。」複賽的11盤棋，曾子倫豪取八連勝，幾乎已提前拿到決賽門票，輕敵的他在第九盤與這位棋手對奕時大意輸棋，也感受到對手的棋風開始有所改變，「當時我其實放得有點太鬆，下得沒有那麼謹慎。」曾子倫說。兩人於決賽再度交鋒，對局中曾子倫漸漸感到有些吃力，但仍艱難贏下，然而最後的加賽終究功虧一簣，「我那時候感覺我一開始就吃虧了，然後一下子就崩盤，那盤棋就輸掉了。」曾子倫說，語氣出奇的平淡，而他的職業夢也就此畫上了句點。 落榜對於棋手們的打擊非同小可，對他們而言，圍棋在過去幾乎佔據他們人生的一大半，並於其中投注大量地心思和時間。楊孚德後來仍有參加社會組棋考，但依然無緣職業棋士，提到落榜後的心境，他說：「我後來大概廢了一年，我自己什麼都不想做，過了一年，有點像在療傷，當下應該沒辦法接受（比賽結果）。」 不過即使通往職業棋士的大門已經關上，也不代表棋手們的圍棋生涯就此戞然而止。在職業棋考碰壁後，曾子倫選擇教棋維持生計，「我目前手上都是個別課的學生，應該是三到四個，也有當國小助教，之前有段時間，是在棋院當那種『奕廳老師』（註四），但薪水沒有到我想要的程度。」他補充。而楊孚德也分享他在教棋這條路上的心路歷程，高中開始自學的他，脫離校園生活已有一段時間，因此後來進入大學後，他發現自己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也對於這樣的生活感到疲倦，「所以我後來就是沒讀（大學）了，剛好以前的高中老師有找我去教棋，然後我才開始朝教學這件事情去執行。」他說。此外，他提到在教學的過程中，學員的回饋，使他逐漸走出落榜的陰霾，「我後來回去讀大學的時候，其實面對人群我有點沒辦法，但是小朋友是單純的，當你在台上跟小朋友講話的時候，你就開始對於接觸人群這件事情慢慢地克服。」楊孚德補充道。 註四：在圍棋中，「奕廳」指的是與同儕間練習對奕的場所，而奕廳老師則負責在旁指導學員下棋。 除了透過教學維生，也有部分業餘棋手透過賽事獎金賺取額外收入。曾子倫補充：「有一部分人當年社會組就差一點考上，最後就是在臺灣當獎金獵人。」但同時，他也強調，能以職業賽事獎金維生的棋手並不多，最終還是必須另謀出路。海峰棋院院長林敏浩說明：「現在大概是業餘初段到7段之間的比賽會有設小額的獎金，業餘最高段位是7段，6、7段組的獎金是會多一點，多的話大概是可能1萬5000至3萬，然後一年可能會少數有一、兩場5萬甚至10 萬的。」 上述提到的收入來源，對於這些棋手而言僅能提供溫飽，該如何運用現有所學找尋合適的工作養活自己，成為這些棋手的一大課題。身為棋手母親的廖容惠，一路看著自己孩子在圍棋這條路上成長，他說道：「年齡越大的話，變成要受到未來的經濟壓力，家裡不可能一直養著你去比賽，你一定要學會去賺錢養活自己，這是每一位棋手所要面臨的選擇。」 對於這些棋手而言，為準備職業棋考而荒廢的學業，成為追上同齡人的一大鴻溝。海峰棋院院生師範曾品傑補充：「當國中、高中一直都自學在圍棋上，其實已經落掉了蠻長一段的學業，哪怕大學再回去念書，相對唸國、高中共六年的同學還是稍微辛苦一點。」不過仍有部分棋手在進入大學後，全力經營課業、社團活動與人際關係等，踏出全新的方向。陳芊瑜在無緣職業棋士後，便專注於校園生活並考取研究所。目前在遊戲產業工作的他，運用在大學所學到的數學專業，協助公司開發遊戲。而吳肇漢後來則就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系，他分享：「我以後應該會想當老師，就一般老師，還有英文老師，這些我應該都會去考，圍棋的話可以當作外快，還可以順便接個社團老師。」雖未能成為職業棋手，但他們憑藉圍棋磨練出的專注與韌性，早已在另一個舞台上綻放自我。 Go Go先生（賴昶宏）為目前國內少數從事圍棋自媒體的Youtuber，曾因沒考到職業棋士資格而一度迷茫，不過結合傳播領域的能力與知識，他走出與一般棋士不一樣的路。他說：「我開始思考，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能夠留下什麼東西，所以我開始往（自媒體）這個方向去走、去做推廣，不像以前純走競技。」他也期盼透過影片的製作，分享自身經驗，讓後輩看見圍棋不一樣的可能性。 無論是職業棋考的落榜者，或是中途轉換跑道的棋手，從這些真實經歷來看，即便在不同的道路上奮鬥、從事的行業與圍棋無關，但他們的生活依舊與圍棋有所連結，圍棋的精神也深刻地烙印在他們心裡。楊孚德強調：「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的話，可以發現其實下棋對人生的幫助真的很大。因為每一手棋，就像你人生中的每一個決定，都會有它的意義存在。」或許離開了棋局，但圍棋早已成為棋手們生命的一部分，靜靜地引導著他們走向各自的精彩篇章。

【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2024年9月底，小三通恢復通航，首批陸客於10月起開始踏上金門土地觀光，截至目前為止，陸客入境人次單日最高可達1808人，其中自由行旅客近九成。金門西北邊的水頭碼頭作為小三通服務的樞紐，每半小時就有一趟船班往返於金廈之間。 從廈門前往金門的航程僅需30分鐘，搭載百餘名旅客的客船緩緩駛向水頭碼頭。船艙內的螢幕上正放映著交通宣導影片，提醒來訪旅客遵守我國交通法規，也介紹微型電動二輪車（下稱微電車）的使用須知。半個鐘頭過後，船隻靠岸，旅客依序通過海關入境金門。一踏出碼頭大廳，他們隨即與事先聯繫好的租車業者會合，接著由業者接送至租車行辦理租借手續。往租車行的路途中，視線所及的道路與停車場幾乎全被微電車佔據。從港口一路延伸至市區沿線，租車行林立，車行門前也停滿成排微電車，幾乎看不見其他交通工具的蹤影。 這些隨處可見的微電車，是租車行因應陸客需求購入。據交通部公路局統計，小三通開放的三個月後，新領掛牌的金門微電車數量成長了將近10倍。由於我國與中國間尚無國際駕照換發制度，許多陸客無法駕駛一般汽機車，只能轉而租借無需駕照的微電車代步。以電力作為主要動力的微電車形似機車，同樣具備車燈及照後鏡等安全設備，但是行車時速按照法規最高僅有25公里，也僅得乘坐一人。相較之下，傳統機車可供雙人乘坐，租金也可由兩人分擔。租賃業者瞄準陸客旅金商機，將微電車的單日租金哄抬至新台幣6、700元，幾乎是傳統機車租金的兩倍。大量陸客湧入後所帶來的觀光商機改變了島上的交通景觀，也悄悄影響了金門居民的日常生活。 其中最有感的變化，是交通亂象的增加。根據金門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下稱金門交警隊）「取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舉發件數統計資料」，2024下半年微電車的違規案件成長超過12倍，違規者多為旅客。旅客們雙載、在人行道騎車、隨意變換車道等駕駛習慣與我國的交通法規產生衝突，來自福建的旅客們分享道：「我們電動車在大陸那邊就是想怎麽轉就怎麽轉，我們是跟著斑馬線走的」，「載人當然可以載，因為他（坐墊）位置很大​​，就是你不要被交警抓住。」警察為維護觀光形象，通常會開具勸導單，勸導單數則未列入舉發數的計算，顯示實際違規情形仍高於統計所呈現。 小三通復航後，旅運量持續上升。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2024年入境金門的旅客中，來自大陸地區的旅客有13萬5,437人次，香港及澳門居民為8,507人次，外籍人士則為1萬7,299人次。 隨著大量旅客湧入，觀光業逐漸回溫。「遊客變多，這裡生意真的很好。」特產店業主賦伯（化名）笑著分享觀光復甦為在地店家帶來經濟效益。然而，並不是所有在地居民都明顯享受到觀光紅利。「能離多遠，就離多遠！」是許多居民談及觀光客騎乘微電車的第一反應，阿酷（化名）曾目睹騎乘微電車的旅客肇事，「我親眼看過，沒打方向燈就左轉，對面有車來，（旅客）就直接撞上去。」 在社群平台「小紅書」上，不少觀光客分享他們在金門的旅行點滴，照片中神情輕鬆愉快，背景卻常見模糊移動的車輛，顯示拍攝當下車流未歇。「打卡文化」在旅客間蔚為風潮，卻也逐漸影響當地用路安全。為了拍下熱門地標，旅客時常在繁忙的柏油路或狹窄巷弄中臨停微電車，站定擺姿勢。拍攝場景從金門縣養豬協會、手搖飲店，一路延伸至禁止外車進入的公車站前。 金門金城市區的東門圓環緊鄰金城車站，匯集多條車道，是當地大眾運輸的重要交通樞紐，大、小客車在此頻繁通行。公車緩緩駛入圓環，駕駛員阿釧（化名）眼前突然出現七、八台並排停下的微電車。定睛一看，騎士們正拿起手機，對著圓環中央的銅像拍照。更有人逆向駛入公車專用道，只為將進站中的公車納入「打卡」畫面。「公車比較重，煞車距離長，稍微不注意就可能發生意外。」阿釧無奈地說。 諸如此類的違規事件絕非寥寥個案，對金門人而言已是常態。臉書社團「靠北金門」中，目睹微電車亂象的貼文日日皆有，在地人怨聲載道，「昨天還看到三台逆向騎」、「還有蛇行跟突然轉彎」、「觀光客都不戴安全帽、並排，拜託管制」。旅客來來去去，居民貼出一則又一則的亂象，這不僅是怨言，更像是一種疲憊的記錄。 微電車亂象不僅限於台灣，由於中國沿海多地禁止騎乘摩托車（註一），民眾的代步工具逐漸從自行車轉向電輔車、微電車，而這也衍生違規現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邱裕鈞指出：「中國大陸也發現這是很大的問題，微電車的問題就是沒有聲音，民眾都亂騎亂停。」阿酷也以在中國的居住經驗表示，「大陸他們騎電動車很厲害，轉來轉去、騎得很快，真的很恐怖。」 註一：在中國，摩托車是指以汽油機或電動機作為動力，具有兩個或三個車輪的機動車輛。 金門縣議員董森堡強調，問題不只出在騎乘者本身的習慣和文化，更在於業者追求營利，卻將違規造成的社會成本轉嫁給當地居民。他指出，「（業者）全盛時期他們一台微型電動車可以租800塊，你們賺那麼多錢，可是所有交通安全的成本都我們金門人在承擔。」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2-2條規定，微電車租賃業者在出租車子前，必須向駕駛人說明正確操作方式與行駛規則，否則將處以新台幣600元至1200元罰鍰。然而，現行法規缺乏有效的抽查與監督機制。記者實地拜訪金門微電車租賃業者，對方坦言車輛可行駛的時速已超出法規上限25公里，還暗示微電車「坐墊寬敞可雙載」。業者說：「這台（速度）可以騎30（公里），算電動車的天花板。（雙載）主要看警察啦！因為金門警察比較不會刁難遊客，他覺得不行會開勸導單，勸導單不用錢的。」 微電車熱潮創造金門微電車租賃市場的新商機，卻吸引不肖商人不擇手段營利，更出現微電車租賃黑市。部分業者利用社群平台「小紅書」進行不正當行銷，還公開在留言區鼓勵租客雙載。由於這些業者不會在其他搜尋平台曝光，消費者以「小紅書」上的店名輸入，也難以查詢到租車資訊。記者在訂購過程中發現，業者要求顧客透過社群軟體「微信」下訂單並全額付款，但不提供店名與地址，只表示會透過碼頭或機場接送完成交易，讓微電車租賃陷入難以管制的灰色地帶。 由於駕駛微電車無需持有駕照，多數使用者未經正規交通安全訓練，道路安全意識相對薄弱，對外國遊客來說，也容易因不熟悉台灣路況或缺乏交通規則認知而導致事故發生。邱裕鈞表示，「現在駕駛微電車連筆試都沒有，連交通規則他可能也不懂，你就讓他去騎，我覺得這樣子是危險的。」 除此之外，即使法規明定微電車的速限為25公里，但根據記者實際勘察，發現市面上仍有許多改裝的微電車速度超過30公里。目前取締超速微電車的情形難度極高，邱裕鈞指出：「測速照相機的速限不會是25（公里），比如說限速40（公里），超過40（公里）他才會拍照，沒有一個地方的測速照相機可以針對不同速度做管理。」他補充，除非當下警察使用測速槍取締，否則舉證非常困難。在高速行駛又欠缺道路安全意識下，使用者騎乘微電車易將駕駛及其他用路人置身於風險中。 罰鍰金額過低也是造成微電車亂象的原因之一，金門交警隊執法組長林政男說明，未配戴安全帽及雙載為發生頻率最高的違規情形。不過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駕駛微電車未依規定佩戴安全帽將被處僅新台幣300元的罰鍰。對比國外法規，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光是騎乘自行車未戴安全帽，騎乘者就會被開罰330元澳幣（約新台幣6600元），同為觀光區的夏威夷則開罰25元美金（約新台幣800元），可見台灣的罰鍰金額仍偏低。 執法端在實務上也面臨諸多挑戰。以科技執法取締的違規案件，可能面臨罰單尚未送達，外籍旅客已離境的情況。對此，林政男說明，當前警方除了請租賃業者代收罰單，觀光處也正在研擬業者與租客間的定型化契約，希望未來透過調整制度，能有助罰款追繳的執行。 取締過程中還存在另一個灰色地帶——非法租借自用車輛。林政男指出，「我們是第一線執法的，像我們出去發現一台車違規，詢問駕駛跟誰租的，結果對方提到是民宿業者。」這類情況顯明，部分民宿業者將登記為「自用」的微電車私下租借給房客，規避正規租賃業者應受的管理。 儘管警方已將此現象回報予縣府主管機關，但相關制度規範至今仍顯模糊。林政男表示，縣府原曾討論是否訂定自治法規，釐清跨局處的管理職責，後續卻以「各部門已有相關的管理機制」擱置規劃，制度空窗與責任歸屬不明，讓違規現象難以真正補漏。 其實，金門的交通亂象不過是國內觀光區中，因配套規劃不善，導致當地居民安全、生活品質受影響的冰山一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水敬心提出「3個E」的觀光區交通規劃原則：Engineer（工程）、Enforcement（法規）與Education（教育）。他強調，影響規劃成效的關鍵在於道路標線、燈號配置等交通工程方面的設計，然而台灣的交通規劃卻不夠一目了然，若能讓各地旅客都可輕鬆適應當地交通習慣，將能很大程度杜絕亂象，「（理想上是）我看（標線、道路規劃）的時候，我是很直觀的知道我要怎麼騎。」 在法規方面，邱裕鈞表示應該要對未善盡交安宣導責任的業者開罰，甚至吊銷營業執照。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委員洪孟楷則認為，對業者實施連坐法或許能有效確保他們盡到約束顧客行為的責任，「商家可能在出租的時候並沒有把關好，也許可以用記點的方式，記（超過一定）點之後，你半年內不能營業。」洪孟楷進一步指出把關租賃方的重要性，「對商家的要求要更加的落實，讓商家願意配合一起做。」 為彌補外籍旅客在母國駕駛習慣與我國法規間的落差，金門交警隊曾召集租車業者舉辦座談會，宣導微電車法規重點並提醒業者出租、違規歸責細節，以及陸客來金觀光相關交通問題，但成效卻不明顯；金門縣政府也在小三通船隻上播放微電車的騎乘教學、介紹影片，不過影片獨缺簡體中文版本，內容更未提及遊客在當地常犯的違規行為。洪孟楷希望當地政府規定業者在出租微電車前，要求承租人確實看完我國交通規則的教育宣導並簽名。他舉例，台灣也可以仿效日本共享電動滑板車軟體LUUP，進行簡易交通測驗，並要求使用者需全答對才可租借。 無論是工程、法規或教育面的做法，都是希望能改善微電車的亂象，維護風景區觀光和居民用路安全。洪孟楷認為政府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胡蘿蔔與棒子」。他強調政府恩威並施的必要性，「（維護風景區品質）也是在幫助商家，會讓更多的遊客願意來這裡玩、商家的生意會越好。」他總結，「要的是告訴旅客歡迎來到台灣、金門享受好山好水，但是我們不希望任何的違規樣態在這邊發生。」他呼籲政府整合風景區業者、確實約束旅客，才能平衡地方的觀光發展和居民的生活品質。

【記者范瑞勻、黃伊晨、李昱靜、王立昊報導】「基本上每天都會用（共享電動滑板車），只要有車我就會騎。」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土豆（化名）笑說，從校門口到宿舍那段長坡，他幾乎天天騎共享電動滑板車代步。共享電動滑板車自他大一入學時已進駐校園，幾年下來早已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在前往沒有設站的山上校區時，才會選擇搭乘校內公車。 電動滑板車是一種電力驅動的微型交通工具，提供短程內快速移動的特性，特別適合在大學校園內使用。共享電動滑板車低碳排放也符合永續校園的發展目標，近年來獲得如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與東海大學等多所大專院校推動。除了學生自備的私人電動滑板車外，部分校園也引進共享電動滑板車，學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解鎖、定點借還共享電動滑板車，增加日常通勤的便利性。 在電動滑板車出現之前，大部分學生只能仰賴步行、自行車或校內接駁車在校內移動。以國立政治大學為例，校園地勢起伏較大，自行車不易騎乘，也禁止機車進入，學生在教學樓之間的移動時常需耗費大量時間與體力。校內接駁車僅提供山上與山下間特定站點的運輸服務，仍難滿足短程移動需求。共享電動滑板車的引入，恰好補足了這段距離，提升學生在校園內的行動效率。 然而，共享電動滑板車重塑校園運輸型態的同時也潛藏著安全疑慮。單就陽明交大112-1學期的學生意外事故分析顯示，電動滑板車事故就佔車禍類型事故比例的43%。陽明交大學生右右（化名）苦笑回憶某次摔車經驗說：「那次騎oloo（指路加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共享電動滑板車，以下簡稱oloo）經過清交小徑，以為自己車技跟拓海（動漫《頭文字D》角色）一樣，結果撞了一個大的，把膝蓋都撞去看骨科了。」看似輕便的代步工具，實際上卻可能因使用不慎帶來傷害。 根據多名學生分享，校園斜坡是事故易發區域，騎乘者在下坡時若未及時減速或煞車力道不足，就可能因車輛失控導致摔倒。中央大學生何孟璇分享，「（學校）後面那邊有一個比較斜的坡，他（室友）沒有降速，就直接騎，之後直接『仆街（摔在路上）』，他手這邊的韌帶有斷掉。」 許多校園道路品質不佳，路面凹凸不平甚至分布著大小不一的坑洞。電動滑板車車體輕盈且輪徑較小，當電動滑板車快速行駛經過不平整的路面時，容易導致重心不穩摔車。陽明交大學生Kimi（化名）就曾經因為路面顛簸而摔倒。 此外，校園內為了降低汽車車速而設置的減速丘，卻成了行駛電動滑板車的一大難關。減速丘是一種設置於路面上，從地面向上凸起約10至15公分的裝置，但對底盤本就較低的電動滑板車而言，這樣的設計反而容易使車底與丘面碰撞彈起。陽明交大學生Timi（化名）說：「學校的減速坡（丘）很高，晚上騎車比較沒注意就飛起來摔倒。」 除了上述各式地形因素影響騎乘安全之外，下雨導致地面濕滑，摩擦力下降，也是電動滑板車的安全隱憂。若電動滑板車的輪胎抓地力不足，便容易在加速、剎車或轉彎時發生打滑現象。陽明交大學生丹尼爾（化名）曾因雨後路面泥濘，在泥巴上轉彎時打滑跌倒。 電動滑板車與人車之間的爭道問題也日益浮現。在上下課的尖峰時段，不少學生會走在車道上，若電動滑板車車速過快，容易與行人或汽車發生碰撞。Timi表示，「有的同學騎很快其實對走路的同學很危險。」針對這點，政大學生郭珈穎建議，「應加強宣導行人走在人行道上，避免與車輛共用道路而導致意外。」 校方針對引進共享電動滑板車，做了許多調整來增加安全性，如設置電動滑板車禁行區、路徑指示牌，也整平校地、移除不必要的減速丘。校方亦要求廠商配置安全帽、完善的騎乘保險，及在新生訓練時舉辦安全宣講。 新型電動滑板車出現，校方也會遇到要處理違停及意外事故的狀況，但因大部分學校還在觀察期，因此並未設立明確規範與罰則。根據記者觀察陽明交大校園，私人電動滑板車會違規停放在建築物內，包括教室外及小吃部外。 對於意外事故，東海總務長兼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許和捷說明，校方會以軟性方式勸導學生安全騎乘，也禁止學生於陡坡危險地段使用電動滑板車。但因效果有限，校方後來透過共享電動滑板車雲端設定系統，設定共享電動滑板車騎行區域。若超過範圍，共享電動滑板車就會無法運作。「目前事故率已經大幅降低了，幾乎很少。」許和捷說。 設立共享電動滑板車初期，師生並不熟悉電動滑板車的使用方式，因此會有教師向校方反映安全性的問題。許和捷分享解決方式，「我們就是進行（共享電動滑板車使用方式的）宣導，然後透過學務處來協助，還有學生會拍示範影片，給同學去了解騎的方法。」同時，他們也在租借區放上紙本宣導的SOP，以及設立電動滑板車路徑指引符號，讓學生知道哪裡是可以安全騎乘的道路。 清大校方則要求廠商在每輛共享電動滑板車上配置一頂安全帽。但因為衛生問題，許多學生拒戴共享安全帽。清大駐警隊長李志良說：「因為共用的東西大家都不會想用，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流汗嘛。」中央大學總務長楊智斌提到，要定期清潔安全帽在實務上有困難，學生不戴，掛在電動滑板車上，反而會造成騎乘時額外的顧慮。 有些學生騎共享電動滑板車時會雙載，增加騎乘時的危險性，同時也會加速共享電動滑板車的耗損。陽明交大總務處事務二組隊員李彥頫說明，廠商設計的APP中會記錄個人使用資料，例如平常單人騎乘的重量。在雙載時，系統偵測到承重異常，APP就會跳出警示以作勸導，但學生仍可繼續使用，缺乏約束力。此外，陽明交大總務處事務二組組長陳瑩真認為，若要由校方取締，且做出罰則有困難性。他補充說：「（校方）很難去判別說你使用者違規，因為我們巡邏的保全、駐警人力也有限，我們校園有幾十公頃，所以也不太可能說一直有人去看。」 李志良認為，校園地形較多斜坡的學校並不適合引進共享電動滑板車，「以我們的態度我老實跟你講，我不建議（電動）滑板車（進入校園）。」他解釋，因為電動滑板車的輪胎比較小，壓到坑洞時容易造成車輛晃動。因此目前清大僅開放平坦地區設站，山坡地僅以公車作為交通運輸工具。楊智斌認爲，路面平坦很重要，為了顧及安全性，校方也已移除所有電動滑板車會經過的減速丘。 發生事故時，責任的歸屬也是校方著重的問題。政大校方對於引進共享電動滑板車，仍處於討論階段。政大總務長蔡育新提到，有鑒於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曾在遭遇電動滑板車意外後，申請國家賠償，導致臺大明文禁止騎電動滑板車。他擔心，政大地形較複雜，若發生同樣情況，也會很難處理。 若意外發生，保險可以提供使用者理賠，降低使用者負擔。李志良透露，目前清大向外包廠商要求，除了要為共享電動滑板車保原有的意外險外，還要加保財損險。他認為，學生發生車禍，身心已經造成傷害，若東西飛出，又是一筆損失，因此完善的保險才能全面保障學生的權益。 在已開放電動滑板車進入校園的學校，校方仍對相關的安全風險感到憂心。清大學生議會議員吳家榮觀察到，這種擔憂往往源自「保母式」的管理思維。「（師長）會怕學生危險，就不讓他們做，但我會覺得學生的安全本來就是自己要負責的。」吳家榮表示，特別是駐警隊等第一線事故處理人員，會更在意「萬一出事了誰來處理」，因此傾向於禁止或限制使用電動滑板車。 「如果我是開車的人，就會覺得多了這個東西（電動滑板車）好煩；但如果我是騎oloo的，就會覺得（汽車）車速太快很討厭。」李彥頫分享，校方經常接獲來自不同使用者的投訴，彼此立場對立。他舉例，有老師曾在夜間開車時，因為騎乘電動滑板車學生的移動速度跟行人或腳踏車差不多，難以判斷對方是車還是人，結果受到驚嚇；也有學生反映，在路上騎乘oloo時，後方車輛緊跟不放，讓他感到有被逼車的壓力與不安。 對於學生與教師在交通工具使用上的落差，路加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志嘉觀察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來自日常習慣與實際需求。他指出，支持使用電動滑板車的多是有頻繁移動需求但缺乏代步工具的族群，而已持有個人代步工具的族群對此議題較無感。「運具更多元一定會更便利，但不同立場的人不一定都能受惠。」林志嘉表示，他們理解這樣的想法差異，也試圖在服務設計中尋求平衡。他強調，在回應用戶需求的同時，服務規劃的前提是盡量減少對原有交通使用者的生活與交通系統的秩序所造成的影響。 「恐懼出自於不理解。」李彥頫指出，校園運具多元化雖帶來摩擦，但正因校園本就存在多樣化的使用需求，更需要透過空間規劃與使用者安全教育，讓各種交通工具「和平共存」。他說明，以較早實施交通多元化的陽明交大為例，電動滑板車已逐漸融入校園日常，這樣的和諧使用除了來自行政端的規劃與管理，也仰賴學生的理解與相互包容。他強調，唯有經過師生反覆溝通與充分討論，才能讓政策真正符合多數人的期待與需求，營造更便利的校園交通。

【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2024年10月23日，周杰倫台灣場演唱會門票開賣瞬間售票網站隨即卡頓，粉絲只能看著螢幕「轉圈圈」，隨後票券便在短短5分鐘內銷售一空。當粉絲數度刷新網站時，高價黃牛票卻已在各個演唱會買賣社團流通，根據聯合報報導，甚至出現一張要價30萬元的票券，引發社會對票務市場公平性與黃牛行為的討論。即使票券被炒到天價，市場上卻仍有一群為了見到偶像演出，不惜支付高價的粉絲。這一現象不僅顯示台灣現行票券市場失衡，也反映粉絲對參與演唱會的渴望心理。 「黃牛」指的是透過高價轉售票券或商品，以獲取利潤的非正式或非法仲介人。該詞源自於20世紀的上海，由於當時的票販子時常為搶購票券成群結隊、場面混亂，有如「黃牛群之騷動」，故稱其為黃牛。 台灣知名售票平台拓元售票系統執行長邱光宗說明，黃牛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他們賺取消費者願付價格與原價格的差價，「當票被搶光，而且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價買票的時候，表示票價是被低估的。」他進一步指出，關鍵問題不在於轉售行為本身，而是供需失衡。邱光宗提到，曾有一場一萬個座位的演唱會，系統卻擋了數百萬個搶票機器人。 除了演唱會場地不足外，場館資源的分配亦是一大難題。邱光宗舉例，有些大型場館票券賣不完，熱門演唱會卻被擠到較小的場地，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公部門資源分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審議小巨蛋檔期的臺北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長李岱穎提及，如果一個檔期同時有韓國和台灣的藝人，政府會優先考慮本國歌手的演出機會，因此在審核檔期時，評估標準不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擁有高票房實力的藝人也未必都能在小巨蛋演出。此外，場次過少也是隱憂。邱光宗解釋，售票公司有時會建議主辦方加開場次，但經評估後多只加一到兩場，仍無法解決票券稀缺性。因此，當熱門藝人被安排在較小的場館演出、場次不足，座位數量無法滿足粉絲需求時，黃牛票的出現便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 「我本來就一直有在看票務，我有加微信的群組，裡面都有很多票。當時看到一個台灣人在小紅書上面出（票），我想說滿便宜的，就收了。」鄭先生（化名）說道。而另一位粉絲小林（化名）在受訪時，也坦承自己買過黃牛票，「在疫情解封後演唱會陸續變多，大家開始熱衷於看演唱會，整體需求變多，搶票也更加困難。」他表示。 為試圖了解民眾對黃牛票的看法，本報記者於3月28日至4月2日，以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在臉書各大粉絲交流社團、Dcard（狄卡），以及Instagram發放網路問卷，共回收548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中，18歲以下佔10.4%（57人）、18–22歲 60.9%（334人）、23–29歲 21.0%（115人）、30歲以上 7.7%（42人）。 數據顯示，雖然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從未購買過黃牛票，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仍有近半數民眾表示願意購買。這些人當中，包含了願意花高價購票的忠實粉絲，以及對黃牛票本身並不排斥的民眾。 平時會購買黃牛票券的粉絲Y（化名）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黃牛，因為只靠自己也難以搶到好位子，「今天如果我接受這個價錢，那你也可以提供我想要的東西的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市場交易。」他說道。現行政府對票券市場的介入，多著重於管制供給面，較少針對需求進行調整。因此鄭先生認為，與其責怪購買黃牛票的人，不如思考為何市場機制無法滿足需求，「我後來的想法是，與其花大量時間刷票，不如直接支付符合自己願付價格的票價——這並不是對黃牛的支持，而是對自己熱愛事物的一種選擇。」他說道。 「老實說如果真的買不到票，且在經濟情況許可的狀況下，我還是會考慮找黃牛。」沒有買過黃牛票的粉絲小菜（化名）說道。他表示，雖然自己不認同黃牛抬價銷售的作為，且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票價，然而要是經濟能力許可，他會考慮購買黃牛票。 雖然政府修法嘗試管制黃牛，但是只要市場需求存在，黃牛仍會源源不絕地出現。知名黃牛N先生（化名）表示，台灣的黃牛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註一）修法後確實逐漸減少，然而這反而讓國外的有心人士看準機會，迅速填補了市場缺口。「例如2024年周杰倫演唱會，大部分票源其實掌握在大陸跟香港的黃牛手上，由於地緣跟語言，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是最快的。」N先生說道。 註一：文創法新增第10-1條，凡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價格轉售者，將依票面價的10倍至50倍處罰鍰。若使用虛假資料或科技工具（如搶票程式、AI程式）大量購票，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最高300萬元罰金。 2023年修訂的《文創法》已明確規範黃牛，將加價轉售票券、利用搶票程式大量購票等行為定為違法。同時，文化部也設立了黃牛檢舉專區，提供民眾申訴黃牛的平台。然而，民眾要成功檢舉黃牛其實並不容易。雖然文化部設有黃牛檢舉專區供民眾申訴，但檢舉人仍須提供詳細票券資訊，如票券來源、座位號碼及具體事證等，但黃牛往往只在交易成功後才會給這些資訊，導致民眾若不與黃牛實際交易就難以檢舉。 台北市議員陳宥丞也表示，根據臺北市文化局統計，在《文創法》修法後截至2024年11月8日，台北市共收到黃牛檢舉案件1805件，其中有1021件不成案、784件成案，但成案中又只有24件開罰，約僅占成案數的3%，顯示黃牛檢舉門檻高，成功率也低，導致民眾想檢舉也無能為力。李岱穎無奈地說：「（檢舉）無法成案是因為大多數案件沒有詳細資訊，查不下去就斷掉了。」本報記者也曾透過黃牛檢舉專區試圖檢舉黃牛，親身體驗到程序的繁瑣與限制，且由於無法提供座位號碼，最終以失敗告終。 李岱穎進一步說明，目前黃牛交易多在臉書、Instagram等平台進行，要確認黃牛真實身份並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查找對方的住址與戶籍資料。小菜也認為檢舉黃牛本身存在動機上的落差，因為想要舉報黃牛的人通常不會購買黃牛票，而願意購買黃牛票的人更沒有理由去舉發對方。為了因應檢舉困難與執法落差，臺北市政府也開始從制度與預算層面著手加強防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周杰倫演唱會的票務市場亂象後，特別編列500萬預算，加強「藝文消費爭議及黃牛票券防治」項目。此外，也鼓勵票務業者採用「實名制」（註二）與「抽選制」（註三），以限制黃牛高價轉售門票及大量囤票的可能性。 註二：購票者在購票時綁定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入場時核對身分為本人才可入場。 註三：購票者在購票前登記抽籤，中籤後再付款購票。 目前台灣演唱會已逐漸開始採用實名制、抽選制，以及兩者並用的混合制（註四），試圖緩解黃牛現象。陳宥丞提到，根據其團隊調查，無實名制的演唱會，黃牛檢舉件數高達百餘件，相較之下，實施抽票制搭配實名制的檢舉件數僅為個位數，顯示遏止黃牛的效果較佳，「我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做到抽票加實名制，讓未來台北市，甚至台灣的演唱會買票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跟管道。」他說道。 註四：實名制及抽選制同時實施。 然而黃牛N先生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實名制、抽選制的確會稍微增加轉賣黃牛票的難度，「但是我覺得對整個市場來說，是增加主辦的難度更大。」邱光宗則認為抽選制不僅無法有效遏止黃牛，反而還可能增加黑箱作業的機會。此外，若抽中票的粉絲因故放棄資格，將導致主辦單位需多次進行清票與重抽，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主辦方與經紀公司採行實名制、抽選制的意願。由此可知，如何在防治黃牛的同時，兼顧主辦方、售票平台與粉絲的權益，仍是當前制度設計的一大難題。此外，在推動實名制與抽選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來自粉絲端的質疑。粉絲小林（化名）說道：「粉絲如果沒能在第一搶票時間購買到票券，後期收票的機率基本上為零，會讓真正想入場的粉絲在後期連一點入場機會都沒有。」 市場的供需失衡讓黃牛成為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對黃牛的檢舉與追查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執行上的困難。「在理想的票務市場中，真正喜愛該活動的人都能以公定的售票價購票入場。」小菜認為，不只政府要更積極處理檢舉案件、購票平台加強防制機器人購票，主辦單位也應該多向消費者宣導正規購票網站，並採用如會員優先購票、限購張數等方式，以提升票務公平性。 為了確保粉絲購票的公平性，陳宥丞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輔導民間或者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換票平台，透過實名會員制度，讓已購票的粉絲能安心地進行票券交易，避免高價轉售與詐騙風險。「有合理的交換機制，才能比較保障歌迷、球迷的權益。」他說道。同時，陳宥丞也主張實施結合實名制與與抽選制的混合制，不僅能提高黃牛搶票的門檻，也更有利於政府追蹤市面上流通的加價票券。陳宥丞表示，台灣的演唱會文化中，粉絲沒有辦法接受額外加價費用，甚至是票券被機器人買走後賺取的暴利行為，因此才會訂定實名制、抽票制。「我覺得推混合制的原因不是保證可以買到，而是大家公平地一起買票，這才是這個文化制度下我們要確保的。」陳宥丞說道。 儘管粉絲購買黃牛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時常藉由買黃牛票取得更理想的座位，但多數人仍期待票務市場能回歸公平、有序。即使粉絲不得不接受市場機制與黃牛現象的現實，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親臨現場，與偶像共享那段珍貴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樣的願望，有賴政府與主辦單位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票券環境，減少不正當行為，才能讓粉絲在支持偶像的過程中，享有更平等的機會。

【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他會有點類似自殘 ，會咬自己的（手）、打自己的頭， 所以我們為了讓他不要咬，就會去買那種塑膠的棒子。」提起自閉症兒子面對聲音刺激時的激烈反應，林士雄無奈說道。 他苦笑著形容，兒子的情緒如同未馴化的孫悟空，幾乎每天都在爆發，「哪一天沒有爆，那應該是燒好香了。」 林士雄回想起兒子出生那年，是他人生的巔峰， 重考7年後終於考上建築師執照、結婚生子，一切都看似很順利。然而，兒子2歲9個月時，被診斷出自閉症，讓他與太太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林士雄為了照顧兒子，放棄了原本穩定的建築師工作，轉而投入保險業，只為擁有更彈性的時間來照顧孩子。他與太太也積極尋求各種療法，不僅定期看醫生、做復健，就連求神問卜、民間偏方都不放過，甚至花好幾萬台幣去作法，想要把兒子靈魂「叫」回來，「就我看來大家（這些方法）都沒用，（最後）就是覺得是接受，接受最重要。」他說。 看一場電影，發發呆，或許是最平凡不過的日常。然而，對於自閉症者的家人來說，卻可能是種奢侈。 「基本上就很像你在顧一個2歲小孩的概念，他無時無刻都要在你的視線裡。」翁禹平說道。他有一個患有中度自閉症的弟弟，每天從弟弟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必須要有人全程陪伴，不僅吃飯、玩耍需要關注，就連刷牙、洗臉等基本生活動作也需要協助。 談及外界的異樣眼光，翁禹平坦言他早已習以為常。他說道，弟弟撞到別人不會主動道歉，且因著弟弟的情緒行為障礙，出門在外弟弟若是不順心還會大發脾氣。「有些家長會跑來跟我媽說：『你怎麼這樣教小孩啊？』。」翁禹平說道。 自閉症一般會伴隨其他併發症，如情緒障礙、語言障礙等，因此需要長期的觀察與照顧。「我們真的有（患有自閉症的）服務對象，他有自傷的行為，可能會去撞牆或是攻擊別人、去抓人。」在成人心智障礙照護機構任職的Lucia（化名）說。 長期承受極端壓力的照護者，需要喘息的時間與空間。「我們不是照顧一天兩天啊，是一輩子。」自閉症照護者陳怡如感嘆。「喘息服務」，是一種讓照顧者可以獲得片刻休息的措施。一天八小時的日間照護或是照護機構舉辦的一日夏令營，可以讓家庭和小孩暫時分開，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將瀕臨崩潰的家庭從懸崖邊拉回。「很少人會跟你說，照顧者其實也需要協助，需要喘息。」陳怡如說。 自閉症者的表現特徵各不相同。自閉症常見的特徵為情緒反應較單一，或偏執於特定的表達方式，因此無法正常進行社會互動和溝通。然而，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患者，在受刺激時可能產生自傷、攻擊他人等行為，因此需要更密切的照護，不適於一般社區式服務。然而全天式機構卻往往因額滿拒收，家屬只好將患者留在家中自行照顧。 令照護者提心吊膽的是，熟悉且舒適的生活規律或環境如果有一絲一毫改變，都足以令自閉症者陷入崩潰。每一位患者對於感官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也會有不同的固著行為。患者習慣的規律被改動，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細節，如擺放鉛筆的角度，都可能令他們大腦超載、抗拒。有時自閉症者執著於完成某件事，不安與焦慮不斷地累積下，他們只能透過嚎叫與肢體動作來宣洩壓力與情緒。「（固著行為）沒有一個轉圜的狀態，會讓家人都不知道怎麼幫他。」心理諮商師林佳蓉解釋道，「這也是家人有時候會耗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針對自閉症者不同程度的生活自理能力，照顧者可選擇的喘息管道也不一樣。輕度自閉症者適合進入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下簡稱小作所），接受社交訓練與職業培訓，支持未來就業。中度自閉症者可選擇身障社區長照機構（以下簡稱日間照顧），進行結構化學習與生活輔導。然而，重度自閉症者急需高密度的支持服務，因此需要進入專門的照護機構，接受24小時專業照護與醫療支持。其中，患有嚴重情緒行為障礙的自閉症者，會因為無法調節自己的情緒而自傷或是使用暴力攻擊家人。「如果你力氣比他小就壓不過他，搞不好還會被他咬。」林士雄說。他們的家庭往往承受更大的壓力，喘息服務成為這些家庭的迫切需求。 隨著自閉症者的人數逐年增加，照護需求隨之上升，但機構能提供的照護量能終究有限。Lucia分享，有些個案在機構一待就是二、三十年，隨著個案老化，可能合併其他疾病與失智症狀，機構就需要更多人力來支持個案需求。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個案身為最需要被專業照護支持的群體，此時此刻卻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回家，再度將照護者與自閉症者拉入互相消磨精神的深淵。 翁禹平每天要和家人輪班陪著弟弟，出門時要全家一起行動、看電視時也陪在旁邊為弟弟解釋劇情。對於沒有同儕的弟弟而言，家人就是他的全世界。一周四次，每次八小時的日間照顧，成了翁禹平和家人的喘息時間。日間照護機構除了讓家人有完整放鬆自主的時間，也透過課程活動、手作體驗等，讓弟弟有接觸家人以外人群的機會。 但並非每個家庭都如此幸運，有嚴重情緒障礙的個案往往容易被機構拒絕，或是進到機構後又被「退貨」。「因為服務量能是固定的。」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總幹事蔡嘉華指出，有情緒行為的個案需要高密度的人力陪伴，機構必然需要篩選個案，「要不然就是要大家一起爆炸。」 為實踐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下稱「CRPD」）的平權精神，政府自2014年推行「去機構化」政策，鼓勵機構發展社區式服務。蔡嘉華形容，機構式服務就像是把身心障礙者關在培養皿裡，外界看不到自閉症者、自閉症者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去機構化」的社區式服務，旨在協助使用者學習運用社區的資源，知道附近公車怎麼搭、餓的時候知道去哪裡買飯，期望透過社區參與逐漸打破藩籬，增進障礙者與社區互動的可能。 儘管政策立意良善，卻變相加重了一線服務人員的困境。Lucia指出，有別於機構式管理，社區式服務需要的人力比更高。與此同時，既有的機構服務項目也持續運作，卻因不受政策重視，失去政府補助，機構只好想盡辦法自籌經費，資源與人力更形吃緊。 蔡嘉華說明，CRPD的理想，是社區的服務足夠之後，能逐漸取代機構。然而他也指出，機構是否需要被取代，目前還備受討論。社區式服務為融入社區，據點規模較機構小，「有情緒的個案勢必要夠大的場域，擺明就是進不去社區，但他們要進機構，進得去嗎？」蔡嘉華說道。Lucia分享，重度障礙及多重障礙、或提早老化合併阿茲海默的個案，往往需要隨時有人在一旁看著，提供即時的照護或協助，這是社區式服務暫時無法取代機構的原因。 「真正的去機構化，是我們重視他們的人權跟尊嚴。」Lucia說道。CRPD的精神很理想，然而機構即便將平權精神融入機構服務中，帶著服務使用者走入社區，但若不是設置小作所等有形的社區據點，就無法受到政策支持。Lucia感嘆，每年自閉症家庭照護的需求增加，機構轉型，在專業人力不足、政府資源少的現況下，機構處處面對照護與營運的兩難。 然而，也有家長選擇跳脫現有的機構體制，與其他身心障礙者家庭共同創辦屬於自己的「家園」。社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理事長孫中光，聚集7位自閉症者與15位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兒女，在台東建立「共伴家園」。 共伴家園的成員透過手作工坊，販售台東著名的池上米維繫經濟收入，加上募款和政府補助，讓家園得以營運，同時學會自力更生的技能。「我們可以陪他們走一輩子嗎？不可能啊。」孫中光說道。多年前罹患肺腺癌的他，正因為明白家長總有一天會老去、離開，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創立共伴家園。孫中光認為，部分機構作為管理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然而共伴家園裡的「家人」們一起生活、食宿、在協會的手作工坊工作，沒有誰應該被誰管理，彼此享有平等和尊重，落實CRPD中平權的理念。 「很多家長來我這邊取經，我也是把我的Know-How（技術訣竅）全部告訴他們怎麼做。」孫中光說。然而至今孫中光在台東打造的家園，仍是台灣唯一一個據點，再無其他。維繫家園運作處處都需要經費支持，更需要強大的決心，到處籌措資金的孫中光不禁戲稱自己「把公益當作生意做」。 龐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對共伴家園，還是機構而言，都是沉重的負擔。機構光是開發「服務社區化」所需的照護場域，就吃上不少閉門羹。社區式據點必須有良好的生活機能，以及方便的交通條件，身心障礙者才能有效地接觸社區資源。「偏偏那些地方，它的地價、它的房租估計是高的。」Lucia無奈地補充，政府的補助往往不足以支應開發社區式據點的新成本。「我們光是在找這個地點，人家都會覺得我們是在乞討。」Lucia說。同時，地方居民對身心障礙者並不熟悉，甚至指責機構設立據點會讓當地房價下跌。 CRPD「去機構化」政策中，「機構」的定義究竟為何，至今連第一線從業者都回答不出。有的單位雖有機構之名，但努力將社區式的服務引入，讓服務使用者被社區接納，有尊嚴地生活，卻因著「機構」的身分，成為政府忽略的對象。身心障礙照顧者急迫的喘息需求，如今更難被接住。 「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間的悲劇。但對我們這種父母來講，是最好的結局。」林士雄說著讓人椎心刺骨的台詞，臉上卻帶著淡淡的微笑。類似的說詞，在自閉症者父母對話之間屢見不鮮。 林士雄點開手機，分享螢幕上每天與兒子爬山的合照，與這些年來二人一同早起運動的紀錄。「1640次差不多。」林士雄仔細計算與兒子一起運動的次數，未來還有多少個1640次要計算，他並不曉得。一般孩童在成年、獨立之後，可以脫離父母展翅飛翔，但照顧自閉症的孩子，是林士雄，也是照顧者們一輩子的工作。「真的好累的時候，會突然有一種想法：如果能脫離現在環境，不管是小孩走丟，或是突然有一張機票把你送到關島（都好）。」蔡嘉華道出照顧者們在長期壓力下，偶爾不切實際的心情寫照。照顧之路沒有盡頭，照顧者對自閉症孩子的愛和包容，也需要社會資源的支持，才能走得長久。

【記者林宜婷、何依庭、潘慧芳、蔣若暄報導】「沒有人會愛上完整的我。」Vtuber Scarlin Ch. 司凱林（以下簡稱司凱林）自認是個不善互動但有分享欲的人，由於個性內向且對他人的評論與視線較敏感，司凱林在現實生活中較難自在表達與展現自我。 與真人YouTuber不同，司凱林表示Vtuber（以下簡稱V）通常由中之人（註一）扮演，重視角色形象、中之人聲線與互動技巧，創作者不用親自露面。2022年底，他因為受到日本個人勢（註二）V瀬兎一也經過一年努力走紅的啟發，產生自己也能試試的想法。 註一：中之人多指V背後的飾演者。 註二：個人勢不屬於任何團體，獨立經營完成直播。 司凱林在籌備期間原打算做自耕農（註三），自學虛擬角色形象與Live 2D建模（註四）製作、直播互動技巧與影片剪輯，但因圈內專業繪師與建模師也同時在精進技術，且觀眾對視覺效果要求逐漸提高，故後來直接委託喜歡的繪師及建模師製作，「司凱林」這個角色也因此誕生。「這是我為自己打造的虛擬形象，而我透過扮演想像中的自己變得更自信，進而和他人互動、建立信任關係。」他說道。 註三：意指自己繪製所有角色形象、建模，並獨立負責直播企畫與開台直播。 註四：Live2D建模使角色能在動作時以低成本保持原畫外觀和畫風，無需逐幀製作動畫或3D模型。 V實際的直播內容依個人特色與能力不同有所區別，有些特別主題會直播寫程式碼、繪圖設計、聊金融投資。而司凱林表示，直播企畫中最經典的三個主題是遊戲實況、歌回（註五）和雜談（註六），「Vtuber與ACG（註七）最大的差別就是觀眾可以參與創作，與二次元的角色互動，滿足即時的情感需求。」他說道。 註五：歌回也稱歌枠，指V現場歌唱的直播。 註六：雜談則是無特定主題，單純和觀眾閒聊。 註七：即日本動畫（Anime）、日本漫畫（Comics）與電子遊戲（Games）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指常見的二次元文化。 根據臺灣VTuber列表網站統計，臺灣投入V的人數超過2700人，我們觀察到近期台灣V圈出現不少大學生與中學生的蹤影，也因此萌生一個疑問：年輕世代為何會想成為V？ 多數受訪者表示之所以投入V，是受到起源地日本的V文化影響。「我一開始會接觸V文化是因為絆愛，讓我知道有這種形式的演出。」社團勢V的紫毛（化名）分享，喜好二次元文化的他，在學生時期接觸到V文化，也埋下日後以社團勢V進行活動的種子。 「V的興起在疫情期間獲得了巨大的推力。」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王威智指出，由於疫情期間無法出門社交，V不僅滿足人們對線上互動與陪伴的需求，也不需曝光真實身份，促使更多人選擇投入V產業。個人勢V波・路譜也說道：「因為卡到疫情不能出國升學讀書，所以想說直接去工作，投Vtuber履歷。」 此外，在抒發自我慾望同時，又能保有「不露臉」的隱私，正是許多人渴望成為V的最大誘因。司凱林提及成為V是滿足分享欲與安全感的雙贏選擇，「我可以選擇要展示怎麼樣的自己給觀眾。」他強調自己注重個人隱私，不希望在現實中被認出，因此直播與觀眾分享生活或經驗時，也會特意模糊可辨認的資訊。 企業勢V的J先生（化名）認為V提供重新包裝自己的機會，「讓原本對自己沒有自信，或是直接面對面接觸人群有所抗拒的人，沒有那麼牴觸，可以嘗試跟人互動。」個人勢V黒崎くも（以下簡稱黒崎）也說明，虛擬形象帶來的隱蔽性，讓他得以踏入原本抗拒的直播領域。 虛擬舞台的聚光燈下藏有無數辛酸。隨著愈來愈多人進入V產業，為人熟知的成功案例，其實多是倖存者偏誤的表現。J先生坦言，「現在看到檯面上能夠喊得出（名字），甚至（訂閱）人數不錯的，有沒有想過有多少人嘗試跟他們一樣，但連看都沒有看到，就已經默默消失了。」投入V的新鮮人如雨後春筍，但最終能留下的只占少數，而他們的成功經驗難以複製，也伴隨各種挑戰與不確定性。 企業勢V天櫻咲樂（以下簡稱咲樂），在成為企業勢前曾以個人勢經營。他表示在個人勢階段，幾乎所有事都需獨自處理，「那段時間自己做封面，有什麼問題自己查，沒有人可以問。」當時的他仍有正職，無法騰出足夠時間製作直播封面圖，也較沒有心力練習新歌或構思節目。 現為個人勢的蕾米利亞也分享過去作為企業勢的觀察。他坦言，企業勢會要求每月達成一定直播時數，並對內容設有限制，例如避免談及政治、宗教等敏感議題；在收益分配上也需與公司抽成。對想保有自由度的創作者而言，這些規範可能成為壓力。 不同經營模式各有挑戰，多數V都難免面對心理壓力與身體負荷。咲樂坦言曾經歷一段內耗與低潮時期，當時他因成績不如預期陷入自我懷疑，也會無意間與其他V作比較。他解釋，如果在他人的直播中看到值得學習之處，卻發現自己現階段難以做到，會因此感到更沮喪。同為企業勢V、但非全職經營的紗羅，也曾因壓力接受過心理諮商，「因為很多事都是我喜歡做的，會把自己逼得有點累，所以還在學習如何取捨。」 此外，V的工作與日常生活往往交疊，難以劃分明確界線。不規律作息、長時間久坐與聲帶耗損，都對身體帶來長期負擔。蕾米利亞透露，自己曾經歷長期睡眠不足導致經期不規律、慢性蕁麻疹等問題，「都沒有時間睡覺，身體真的沒辦法承受。」 在身心壓力的交織下，如何調整節奏、延續創作成為V共同面對的課題。咲樂透過一步步摸索，建立適合自己的調適方式，以減緩長時間直播帶來的身體負荷。「我買了一個升降桌，坐累了就抬高站著直播。」他平時也會出門散步，維持最低程度的日常活動，讓身體保持動能。 咲樂在面對公眾評論時也培養出一套應對方式。他會先思考該回饋是否具建設性，「如果有，會和公司夥伴討論或找V同行聊聊。」對於無法配合的期待或單方面的惡意，他則提醒自己堅守創作初衷，「我沒辦法滿足所有觀眾，必須以自己的準則經營才能長久。」咲樂藉此逐漸建立起與壓力共處的節奏，也找回穩定創作的動力。 由於V以虛擬角色與觀眾互動，如何拿捏網路與現實間的界線，成為V圈普遍面臨的重要課題。「圈內的共識認為去肉搜、找中之人是很不禮貌的。」黒崎說明，雖然每位V與觀眾間界線不同，但普遍不會談論中之人現實身份相關的資訊。 然而，並非每位觀眾都能尊重界線。黒崎就曾遇上一名試圖操控直播的陌生觀眾，「他衝進來（留言），想尋求一個免費廣告。」個人勢V司淇也談到自己曾遭匿名用戶持續以貶低與挑釁字眼騷擾，他指出這類行為多來自所謂的「樂子人」，即在網際網路上為吸引關注或搗亂，故意留下挑釁言論的人。 儘管網路互動充滿變數，仍有不少觀眾與V建立深厚的情感連結。咲樂分享，自己曾在生日收到粉絲自發性籌辦生日派對的驚喜，「他們去做客製的蛋糕，還委託繪師繪製慶生的圖。」他回憶起當時觀眾輪流走到鏡頭前打招呼、送上祝福，讓他深刻感受到觀眾真摯的陪伴與肯定，覺得格外感動。 企業勢V的KOZMII組合佐藍與白月心宿在出道兩週年時，粉絲特別委託繪師製作大型公車慶生廣告。佐藍回憶當時情景說：「看到粉絲幫我們做了大型公車廣告，有種『原來我們的存在，真的有人放在心上』的感覺！」。白月心宿也補充，看到粉絲應援很感謝，從回饋中能感受到自己的價值，覺得努力沒有白費。 V文化不只是網路次文化的一環，更是一面映照出當代社交行為轉變的鏡子。王威智指出，V文化的流行顯示年輕世代正積極尋找新的自我表達與互動方式，「Vtuber文化影響年輕世代如何理解『互動』與『陪伴』的形式。」他解釋，這種轉變突破傳統面對面交流的限制，讓人們得以在虛擬空間中建立長期而穩定的情感連結。 王威智觀察到，觀眾與虛擬角色互動，並將其視為日常情緒寄託的對象，帶來的陪伴感與真人並無明顯落差。他說：「虛擬角色未必是假的，它們在情感上可能非常真實——尤其當創作者與觀眾之間建立了長期、互相支持的關係。」 然而，這樣的現象也暗藏隱憂。王威智提醒，虛擬互動的便利與即時回饋，可能使部分人降低對現實人際關係的容忍度，「人們對真實世界人際關係的期待，可能會被虛擬角色的『穩定、溫柔、永遠在線』所改變。」若過度依賴虛擬陪伴而忽視現實社交，可能對個人心理與社會互動產生影響。 在虛擬互動逐漸普及的同時，AI技術也悄然改變著V文化的樣貌。談及產業未來的可能性，王威智認為：「Vtuber不是短暫潮流，而是某種更長期的文化變化。」他解釋，V文化源於日本動漫對虛擬角色的長期建構，以及網路世代對虛擬社交的期待，不僅能在直播、演唱會等場域中蓬勃發展，更可能結合AI與元宇宙等新技術，轉化為更深層的數位生活實踐。 AI V的崛起，讓不需真人操控的虛擬角色逐步進入主流視野，對傳統「中之人」構成挑戰。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林日璇指出，AI V雖可透過程式碼模擬真人互動，但觀眾感知上仍有差異，「真人（與 AI）給人的感受與溫度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V文化？王威智給出他的建議：「Vtuber文化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對現實互動方式的一種重構。它給了我們機會去思考，在這個時代，什麼樣的關係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這樣的文化，不僅為數位社會帶來新的表演與交流模式，也迫使我們重新思索「人」與「角色」、「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界線。

【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空曠的社區活動中心內，在離島衛生所擔任護理師的伊醬（化名）一早就將桌子、椅子排放整齊，準備上午場的公共衛生（以下簡稱公衛）宣導。隨著人群魚貫而入，他幫長輩們拉起椅子，並溫暖問候：「akes （雅美語，指奶奶），你最近怎麼樣啊？聽說你買了新手機。」為了與當地長者宣導健康檢查的重要性，伊醬認為和他們閒聊是不可或缺的，「要先讓他們卸下心房，再說檢查有什麼好處，他們才不會『咻』就跑走，業務目標才能達成。」 2025年，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就醫需求逐步增加，衛生所作為基層醫療、衛生及保健的核心單位，面臨顯著衝擊。衛生所護理師的職責範疇也日益擴增及多元，他們不僅須執行傳統的傳染病防治、婦幼衛生、預防接種等工作，更承擔了癌症篩檢以及社區精神疾病患者的關懷訪視等任務。除公衛相關工作外，大多數護理師亦需輪值診間，負責協助醫師看診。 護理師伊醬分享他一天繁重的工作日常，他從早上八點進衛生所後就要著手準備業務資料、統計疫苗數量、登記疫苗冰箱的溫度、處理健保轉檔作業等。有時候藥師不在，他還須負責藥品管理；行政人員不足的情況下，也須承擔核對醫療費用的工作。當前置作業處理完成後，在衛生所門診時段中，護理師會輪值協助醫療工作，或是到不同據點去辦理宣導活動。另外，伊醬也透露一開始從本島到偏鄉衛生所時難以適應，他說：「因為我是外地人，有很多的文化差異，要去理解才能夠去推動我要做的公共業務。」 在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偏遠地區，衛生所的護理人員肩負著重要的公衛責任，透過積極走訪宣導，將健康知識與保健觀念帶入社區，但也時常要面對語言及文化上的隔閡。曾在山區衛生所任職的護理師小可（化名）說：「與長輩溝通時，常常要會台語、客語，不然宣導的再多，長者只會說聽無某（台語）。」 「雖然護士的態度很好，但還是會希望能有多一點會講母語的護士。」蘭嶼東清部落的居民黑妞（化名）說道。伊醬坦言在蘭嶼需要理解當地文化，才能順利推廣公衛業務，像是年紀較大的長者更傾向使用母語，因此有時需要請當地耆老協助翻譯。雖然他本身是阿美族人，但不同族群之間仍有差異，進而增加工作的複雜性。「這邊的婦女不太喜歡給認識的人做抹片檢查，因為對他們而言，私密處給別人看，民俗風情上是一種不好的行為。」伊醬解釋，他們更希望可以給只有一面之緣的本島醫師檢查，避免之後還要見面的尷尬。不過護理師小英（化名）表示，在與部落長老建立信任關係後，藉由他們協助說服居民參與，減少溝通上的困難。他在偏鄉任職多年後，發現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推動當地公衛的必要條件。 除了文化差異，曾任國姓衛生所護理長的邱秀娟認為偏鄉與都會區衛生所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服務人口的規模，他解釋：「在大鄉鎮可能一個人負責肺結核，但是在小鄉鎮你可能負責肺結核又（負責）傳染病。」偏鄉衛生所雖然因人口少，單一業務的數量壓力較小，但由於人力吃緊，一位護理師需要承擔更多不同種類的業務，負擔依然沉重。小英坦言，這種身兼多職的情況讓他覺得很疲憊，尤其年紀漸長後更難以負荷，許多同事也因此選擇轉調到比較輕鬆的單位。 偏鄉的醫療資源不足，當地衛生所更是重要的醫療據點。「離這邊最近的醫院都要30分鐘車程起跳，對一般民眾尤其行動不便的長者，來這裡看診是他們的最佳選擇。」邱秀娟認為，衛生所對山區鄉鎮的醫療支持甚是重要，離島地區更是如此。手抱著五個月孩子的父親小青（化名）說：「我們這邊（蘭嶼）就這一個醫療機構，像我兒子除非大病（去醫院），不然很多時候我們都得靠這邊的醫生和護士小姐幫助。」 新進護理人員剛到蘭嶼時，都需要深化醫療相關專業知識。「剛開始最不適應的就是醫療（行為）方面，我從事公衛工作已有20年，今天要我回過頭來再面對醫療（行為）時，需要重新調整心態。」伊醬表示在醫院，極重症病患會分門別類處理，但在蘭嶼衛生所，必須要全面接收各種病症的患者，這讓他在初期倍感壓力。 除了醫療與照護工作，偏鄉護理師也需要處理行政工作。田小燕分享在烏來需要推動的計畫眾多，例如部落健康營造、長照分站等。他指出，這些計畫皆需要撰寫企畫書並申請經費，「我常常覺得我的辦公桌上都有一堆文件，不是在寫企畫，就是在寫企畫的路上。」他也強調，在山區衛生所，自己還需要處理許多雜事，像是居住房屋的修補工程（例如漏水），他笑道：「別人問我怎麼（什麼）都會，我就會笑說，我從護理人員的背景學會了怎麼做土木工程。」 偏鄉護理師利用晚上時間加班是常態。小英無奈地說：「很多業務是需要去宣導的，但在門診時，根本沒時間做宣導。」他下班回到家，處理完家務後，還要打開電腦將業務記錄匯入系統。「上級不會主動要求我們加班，因此也不會給予加班費，但我們都是私下自己加班。」他強調，上級單位一定看不到自主加班的時間，即使門診佔用了白天的工作時間，衛生局仍要求他們要和台灣本島其他單位，在同樣的時程內完成設定的業務目標，這「平等」的做法，也無形增加了他們的壓力。 過去在醫院工作，現轉任離島衛生所的護理師阿兵（化名）則認為衛生所的工作與醫院的臨床工作非常不同。「原本我是想要轉換一直值夜班的工作環境，才選擇轉入公家機關。」但公職的工作卻不如他的期待。阿兵解釋，在醫院工作，下班後基本上就沒有其他事務，但在衛生所，工作是任務導向，一個人通常負責多項業務，即使休假時遇到相關問題，在職責範圍內仍然需要處理，讓他覺得沒有完全下班的感覺。 護理師遇到災害時要衝鋒陷陣，但偏鄉護理師遇上颱風、土石流等緊急危難的機率更大，更易碰上嚴峻情況。田小燕表示過去烏來山區遇上颱風時，身為護理長的他，需要坐鎮前線，在艱難的條件下協助災害救治。小英過去也參與過以直升機護送緊急傷患，在沒有醫師的狀況下，護送人員需自行判斷該進行何項醫療行為。他坦言過程壓力極大，「直升機上只有自己能夠負責照顧病情危急的病人，萬一病人在四十分鐘的航程中發生意外，該怎麼辦？」衛生所曾有護理人員在飛行過程不幸遇難，現在直升機護送已有其他單位協助，但若直升機無法飛行，還需護理人員以船隻後送（註）。航行過程長達四小時，風險與壓力仍在，因此他也希望未來能盡量避免由衛生所護理師進行船隻後送。 註：自事件現場或戰鬥地區向後撤運人員及物品。 「每次我們都與民眾說要怎樣才能維持身體健康，但我們才是最不健康的。」田小燕苦笑說道，除了寫企畫時須久坐辦公室，面對繁雜的工作，護理人員也常常睡眠不足。「我們衛生所的主任曾經問我，為什麼衛生所的護士要來開那麼多次安眠藥？」田小燕表示部分同仁甚至需要藥物協助才能安心入眠，對護理師而言，睡眠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讓民眾有更好的醫療品質，他說：「你要打針總不能打錯位置吧？」 護理師執行的業務精細且風險高，需要專注精神，因此工作之餘，護理長也會建議同仁出國舒緩壓力。「同仁需要離開這整個環境，甚至台灣，才聯絡不到，不用遇到緊急狀況又被叫回來。」田小燕說。離島的護理師們也有同樣境遇，工作繁忙、經常加班導致難以兼顧家庭，身心靈也累積不少毛病，小英自責地說：「我還是會對我的孩子感到抱歉。」 偏鄉護理師的業務負擔重，加上工作與生活的失衡，導致即便有公費生計畫，偏遠地區的醫療人才招募也一直是難解的題。小英觀察到許多當地年輕人畢業後不願立即返回鄉土發展，他分享自己也是公費生，畢業後原本不想回到離島，因為當時覺得太年輕，想在外面多闖一闖。他解釋，「這邊只有偏遠地區加給，自己後來選擇回到（家鄉的）衛生所工作，主要是覺得應該回饋故鄉。」對於吸引年輕人回到離島衛生所工作，小英仍抱持希望。他也曾鼓勵當地的年輕人念護理系，但成效似乎有限。他解釋，衛生所的工作性質並非適合每個人，需要個性活潑、善於溝通的特質，讓很多人卻步。 偏鄉護理師的福利誘因也是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彰化縣衛生局保健科長姚玉津認為，若要招募更多人力投入偏鄉護理，可以透過獎金、額外的加給，吸引公衛護理師留任。作為年輕護理人力的阿兵提到，當初會來到衛生所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薪水和福利還不錯，「像現在的長假制度，我就能夠有時間回鄉。」阿兵說道，持續提供具吸引力的薪資是留才的首要因素，也須增加現有的休假福利，讓護理人員得以喘息。 衛生所的高壓環境讓不少護理師打退堂鼓。「之前我們的護理師同仁就有在閱讀考校護的相關書籍，還問我要不要一起跑走。」田小燕說道。現已轉為校護的邱秀娟也坦言，偏鄉衛生所的工作壓力不小，對他而言轉換跑道才是一勞永逸的方式，「說實話我也很喜歡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但身體實在扛不住，無法像年輕時僅憑一股熱血了。」他分享現在擔任校護，僅須做好校內學生的健康管理等業務，比起擔任護理長時期，需要管一整個鄉鎮的居民，還有一定的業務量，工作壓力確實減緩不少。 姚玉津澄清說：「我們在設定業務目標數時，不會平均分配，而是會考量目標族群的多寡和人口結構進行權重調整，偏鄉的目標數通常比都市少。」伊醬認為工作上最需要的改善不是業務量太多，而是給的完成時間太少。他指出，蘭嶼衛生所的業務時程與台灣本島相同，希望政府能夠考量離島的特殊性，給予更彈性的時間，或者提供人力資源上的協助。 田小燕認同公衛業務是為了民眾的健康福祉，但認為新的業務只會增加負擔，在沒有通盤思考的情況下，偏鄉地區會難以負荷。田小燕分享，「像是長照的延緩失能計畫和部落健康的長者減重都是有關長者運動（的計畫），我就會把性質類似的整合後，將原本可能需要多人力執行的多個計畫合併，以精簡人力。」現行他只能先找尋更有效率的作法，避免目標量無法達成。 除了公衛的業務，小英也期望醫療和公衛能夠分開，「如果醫療有專注的護理師，會更重視醫療這一塊，而公衛也能專注於業務上。這樣就不會出現兩邊都做得不好，又被上面責備。」然而，姚玉津認為醫療和公衛業務不可分割，因為前端的公衛服務可能發現異常，後端需要醫療介入，且服務對象是同一人。整合式照護更能從前端預防保健到後端醫療照護完整服務民眾。 儘管偏鄉護理師面臨諸多壓力，但在這些人煙稀少的山林與離海小島，仍有一些護理師們心甘情願為這片土地上的人默默付出。 身為阿美族的田小燕來到以泰雅族為大宗的烏來區，雖然一開始居民會將他視為外來者，但隨著多年來，他為這塊土地的付出，也逐漸被接納。「我來這裡這麼多年，他們有些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田小燕，他們只知道阿長，甚至有人叫我阿長姐。他們對我真的很愛戴，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幫他們。」說起這段經歷，田小燕的臉上揚起笑容，言語神情之間透露出一絲絲得意。田小燕笑著說，雖然工作辛苦，但若能滿足居民的需求，便覺得快樂。 同樣身為偏鄉部落的護理師，伊醬也喜歡與部落的民眾互動，進行衛教宣導，「我能感受到當地社區需要自己，尤其因為我還是當地人，能說母語，這讓民眾感到比較安心。」他說，即使工作很累，但想到自己還有用處，就有繼續留下來的動力。

【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在狹小的動物醫院中，醫事人員忙碌地穿梭於診間與病房，步伐從未停歇。根據農業部「全國家犬、家貓飼養數量電訪調查」，全台犬貓寵物數量從2009年的155萬隻成長至2023年的279萬隻，增長了約142%。然而，獸醫人力的增幅卻未及寵物數量的快速增長，台灣的執業寵物獸醫師數量在這15年間僅增長了10%，目前只有3,993名。 當飼主對動物醫療的需求持續攀升，獸醫師身肩行政業務與醫療工作雙重壓力，診療品質與量能難免受到影響。「（獸醫）不可能又去做檢驗，又去打針，又去照護，應該要有分工的狀況。」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理事長譚大倫說道。因此，一群「動物醫事助理（下稱獸醫助理）」的工作者走入動物醫療體系，他們就像動物界的護理師，成為獸醫師的重要支援。 「對我們來說，獸醫助理就是一個什麼都要做的雜工。」具有14年從業經驗的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獸醫助理工作繁雜的現況，他們是獸醫院中的行政人員，負責櫃台接待、預約掛號、文書處理、環境清潔；同時扮演獸醫師的得力助手，照護動物、協助門診、手術備台、調配藥品等。譚大倫強調獸醫助理對獸醫師的重要性時說：「獸醫師真的很需要獸醫助理協助部分的醫療行為，絕對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掛號、坐櫃台、打掃。」 「第一個需要櫃台，第二是醫生看診的時候，需要助理保定（穩定動物）動物，看診完需要配藥，還要跟飼主講解處方，同時醫生已經開始進行下一個門診，所以勢必要兩個助理比較理想。」有四年工作經驗的獸醫助理彭怡雯娓娓道來獸醫師與助理緊湊的日常分工，一位獸醫師最少需要兩位助理，才能確保每一個案都能獲得充分的照顧，並維持診所的運作效率。 動物醫院對助理的需求極高，但這份工作卻很難讓人長期留任。「我們開業兩年多，已經換了六批助理。不外乎是身體累，精神也很折磨，但薪水最多也才40K。」在動物醫院工作近兩年的助理榛果（化名）說道。他指出，長工時、低薪資已是常態，「我一天上班十小時、週休三日，但常常加班，一天工時可能拉長到11到12小時。」 除了勞動條件嚴苛，獸醫助理還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法。「醫生下醫囑後，要我們去做（醫療行為），比如說醫生叫你去配藥。我們沒有侵入性治療，頂多打皮下。」這是獸醫助理陳浩恩在獸醫師指示下執行醫囑的日常。然而，根據《獸醫師法》第30條，未取得獸醫師資格者，若執行施藥、量測、注射、包紮、抽血等醫療行為，將面臨新臺幣10萬至50萬元的罰鍰。許多助理只是按照獸醫師的指示行事，卻未必意識到這些行為已經逾越法律界線。當獸醫師無法獨立完成所有醫療工作，助理卻又在法規與現實之間進退兩難，動物醫療品質該由誰來承擔？ 在台灣，獸醫助理這個角色並非近年才出現。2009年以前，政府曾開放技職相關科系學生考取「獸醫佐」執照，並將其定位為「獸醫護理師」，不過後續因為相關制度導致獸醫佐和獸醫師的權責難以區分而廢除。但實際上，許多動物醫院為了降低獸醫師的工作負擔，仍聘用獸醫助理協助醫療業務。 由於過去《獸醫師法》未訂定助理的從業資格，應聘者不需具備相關學經歷就可應徵，院方則透過試用期評估其適應能力與學習意願。一線獸醫師觀察，許多人抱持喜愛小動物的熱情投遞履歷，但其實院內大多是受傷、虛弱、甚至瀕死的動物。對此陳浩恩說：「有時被咬過可能就會怕，或是怕開刀，甚至到安樂死的部分可能會沒辦法接受，還要邊工作邊學，其實對抗壓性較低的人會有影響。」未經正規培訓的助理若缺乏對工作的認知，高壓環境容易導致留任率低。 過去《獸醫師法》規定動物醫院中一切醫療行為只能由具有執照的獸醫師執行，但醫院仍讓獸醫助理協助動物的基本照護，其中包含餵藥、包紮傷口等簡單醫療處置。不過在2015年，高雄卻有獸醫助理因協助虛弱犬隻進食，被飼主提告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而面臨訴訟。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動物防疫組科長許家寧說明，「過去獸醫助理沒有法律賦予他一個身份，所以近年才修正《獸醫師法》，把獸醫助理納到獸醫師法裡面，協助獸醫師執行相關業務時有法律的依據。」 農業部防疫檢驗署（下稱防檢署）於2023年制定《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及認證機構認可辦法》，除了正式確立獸醫助理的法律地位，也委託全聯會擔任認證機構，建立「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平台」。獸醫助理需先參加全聯會認證的訓練課程，通過檢定取得證照。防檢署希望透過證照制度，讓獸醫助理能夠在合法的範圍內執行工作，同時提升動物醫療品質。 雖然已經明確訂定獸醫助理的業務內容及相關罰則，但是目前防檢署尚未開始稽查坊間的獸醫助理有無考取證照。許家寧解釋，防檢署目前仍以宣導為主，若是發生醫療糾紛，主管機關收到檢舉時才會進行查核。至於未來是否有具體的稽查時程，許家寧說：「今年下半年的重點規劃之一，就是會請縣市的主管機關要開始出來進行查核。 」 對多數獸醫助理而言，考照前所要耗費的成本遠不及持證後的效益，所以多數人目前對於是否考證仍處於觀望狀態。一間動物醫院的管理者X先生（化名）說：「這個（認證課程的）學費其實可能就佔了獸醫助理薪水的80%左右，那他到底願不願意花錢去上課？這也是一個問題。」目前獸醫助理的平均月薪為台幣三至四萬元，但訓練課程的參加費用也是台幣三至六萬元。一名獸醫助理小馥（化名）提出了他對考照費用的看法時說：「我覺得多花一點時間去學新的東西是好的，但價格就是稍微貴了一點。」榛果也表示，「（醫院）願意出錢讓我們進修，但上完課程要綁約二至三年，也不會漲薪很多 ，對我來說太不划算就不想考。」 另外，考照所需的時間成本也是獸醫助理們卻步的原因之一。完成訓練課程需耗時近半年，且大多需要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進行，更不用說他們平常的工時已長達10至12小時，陳浩恩坦言：「我覺得上班已經夠忙了，我們請假，醫生都會講話（抱怨），所以基本上連休假去上課其實都很難。」 除了時間和金錢成本，課程內容與工作現場所學高度重疊，也使獸醫助理考證意願降低。過往獸醫助理的醫療知識主要由獸醫師傳承，如今訓練課程對於助理們在實務上能起到多少幫助也令他們質疑，陳浩恩說：「醫生教的就差不多夠了，而且我覺得考證有點浪費時間。」X先生指出，院方也認為，比起用證照來衡量助理能力，技術與資歷才是支薪多寡的依據。他補充，任何加薪對醫院的經營都是額外的壓力，「人的醫院不太會倒，因為它是財團、社團法人或公立的，可是動物醫院不一樣。」因此在徵才網上可以發現，許多動物醫院發佈的獸醫助理徵才公告，並無規定應聘者需持有證照。 此外，部分獸醫助理也質疑檢定考題和實務所需脫軌且缺乏實用性。彭怡雯舉例：「像有一題考題問哪種烏龜最難保定，其中一個選項是忍者龜，大家都以為是送分題，沒想到忍者龜真的是一種烏龜，但它寫別名誰會知道？」由於目前考題不符臨床所需知識，助理為增加考試通過率，會購買全聯會在官網販售的模擬題，但其正確性也引發爭議。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全聯會的模擬題有誤，檢附佐證資料回報給全聯會，他們也拒絕更正，「（他們）跟我們說你要就買就做，要不然就不要買、不要做。」不僅如此，記者向譚大倫核實，這些考題由全聯會的出題小組負責，但設計過程不透明公開，沒有公告委員名冊、製題來源、審題機制。彭怡雯補充，考題正確性爭議可能降低助理投入認證的意願，他期望未來能在更合理、完整的認證規劃下應考。 針對現行制度，許家寧表示，新制度尚處推行初期，考照人數較少、認證機制持續調整等狀況皆屬正常情形。對於獸醫助理關心的課程費用問題，他認為應交由市場機制調節，隨著開課單位數量增加，價格自然會下降。譚大倫也回應道：「全聯會不會去介入各個單位收費的標準。」他直言，學員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接受度，選擇適合的開課單位。 目前，獸醫助理的認證主要由民間機構推動，相較之下，護理師或藥師等醫療相關職業皆設有國家考試，由國家統一確保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也能提升大眾對職業的信任。許家寧認為，「如果未來有需求，政府也樂見推動獸醫助理資格的國家考試，就像畜牧業有畜牧技師的資格考試一樣，獸醫助理也能設立相應的國家考試與證照，來認證其專業能力。」 「我們曾與考試院接洽，希望推動國家考試。」譚大倫說明，但由於獸醫助理未進入學校體系，缺乏畢業人數、報考人數和訓練學校間數等具體數據，因此考試院無法支持設立國家考試。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寵物業經營管理學系主任王宥婷也提出建議，現行規範雖能讓獸醫助理的角色制度化，但要進一步提升發展性，應考慮開設專門的動物護理相關科系。 在制度逐步滾動調整下，獸醫助理的勞動權益問題仍未獲得足夠重視。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温宗諭說：「如果獸醫助理連一個工會都沒有的話，內部的勞動權利受損，或者工作環境不佳等都很難被重視。」他認為，獸醫助理目前尚未組織工會，勞方缺乏話語權與集體議價能力，行業的發展完全由市場決定，可能使助理的職涯充滿不確定性。 「希望未來醫院會有加薪的行為，畢竟認證後我們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給醫院和醫生更多實質上的幫助。」彭怡雯道出第一線人員的心聲。相較於護理師等其他醫療相關職業，在取得證照後通常享有明確的薪資增幅或職涯發展保障，但在獸醫助理的職場環境中，取得證照並不一定能帶來相應回報。已取得證照的助理小馥說：「我的薪水在考證前後沒有變動，差不多就是台幣三萬四到三萬六之間。」在證照價值尚未獲得市場認可前，助理們會因考證成本不及效益而卻步。「如果能有較多（獸醫輔助）人力，就可以輔助獸醫師（滿足）動物醫療的需求。」許家寧強調，若未來能有更多獸醫助理投入考證，有助於形成更健全的動物醫療體系。

【記者范瑞勻、黃伊晨、李昱靜、王立昊報導】65歲的街友小王（化名）坐在台北車站的一角，腳下鋪著一片紙板，低頭滑手機。他衣著乾淨整齊，身旁堆放幾個簡單的行囊。這是他全部的家當，方便他隨時離開，在城市的夾縫中尋找下一個暫時棲地。 小王60歲開始流浪，因為長年酗酒導致健康出問題，被社會局安排進安置機構。然而，住了一年多後，他選擇離開。他說，安置機構雖然提供食宿，卻處處受限，「像在過軍中生活一樣。」相比之下，他寧願回到街頭，過著自由的生活，即使那意味著他必須放棄遮風避雨、三餐溫飽的生活。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3年全台列冊街友共有2934名，但僅有675名住在安置機構（包含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短期收容中心等），不到全部列冊街友的三分之一。以新北市街友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以下簡稱重建中心）為例，滿床70床，現在卻只收了53名住民；圓通居（原台北市街友收容中心）滿床84床，目前則有56名住民。根據記者觀察，雙北多數安置機構的空床率約三成，仍有許多街友未選擇入住。 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居中庭寬闊，四周圍繞著寢室，每間可容納10至12人，男女分開住宿。 這座雙層建築已有半世紀歷史，結構老舊，鐵皮屋頂鏽蝕，牆面斑駁。房內擺滿雙層床，金屬床架沿兩側排列，部分床位仍空著，已入住的床鋪則堆滿個人物品。床架的欄杆掛滿塑膠袋，床上散放衣物，梯子上甚至掛著外套，空間顯得擁擠而充滿生活感。這裡或許稱不上舒適，但至少提供了街友一張床、一個棲身之所。 「只要街友想要安置，我們就會讓他進來。」圓通居主任潘育奇提到。他補充，只要街友有入住的意願，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即認定其具有重建職能的可能，可以隨時入住。 入住的街友需遵守基本規範，例如不得攜帶毒品、刀械等危險物品，不可辱罵社工與其他住民。此外，雖然不會強硬禁止飲酒，但多數機構會提供街友間歇性戒酒勸導，以減少酒後衝突，也協助導正他們過去不良的飲酒習慣。 為了建立住民規律的作息，安置機構普遍設有門禁或熄燈時間，讓住民逐步適應穩定的生活節奏。至於外出，住民需向社工提出請假申請，這不僅幫助機構掌握住民動向，也避免長期未歸者佔用有限的社福資源。 「其實生活公約都很簡單，就跟住大學宿舍很像。」潘育奇介紹。他表示，圓通居這類型的安置機構，生活公約都很單純，以協助住民從流浪生活過渡到更穩定的狀態，邁向自立生活。 除了常見的生活規範，每間安置機構還會根據其服務對象的特性與目標，制定更具彈性的管理方式。例如，協助街友快速重返職場的機構，允許住民因工作需求調整門禁時間，或提供更多職能訓練與就業媒合機會。部分機構也會要求住民參與團體活動或心理輔導，藉此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確保未來能夠順利融入社會。 重建中心主任丁琨祥說：「因為服務它是雙向的，如果說你來這裡只是選擇你要的，那只是單向的服務，這樣其實往往是無效的。（如果）只是找到一個地方長期提供免費資源，這達不到它的輔導效果。」這些因應不同住民需求而設計的規範，讓安置機構不只是臨時住所。 根據圓通居統計，接受安置機構輔導後，成功重回職場或轉介至其他機構的街友脫遊率顯著。圓通居自105年起安置的3908人中，已有959人成功脫遊。儘管如此，仍有大量街友對進入安置機構持保留態度或直接拒絕接受安置，選擇繼續留在街頭。 「 裡面當然是不能喝酒，（酒）使用差不多30多年，也不是說戒就戒。」阿進（化名）道。禁酒是安置機構最為普遍的規範，但有些街友有酒癮，很難一時戒掉，他們因此感到困擾。 街友外出採購日用品回來，也需給社工檢查是否有帶違禁品。反覆住過三次安置機構的王永富抱怨，外出回來時，檢查人員的手會在袋子裡面撈來撈去，不僅侵犯自尊，還有衛生疑慮。「手在裡面撈來撈去已經超過正常範圍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我）沒錢才來這裡，哪有錢買那些，更何況我最討厭酒。」他憤怒地說道。 台北車站大廳內，坐在紙箱上滑短影音的阿進分享，他聽老一輩街友說安置機構環境好，在裡面工作，每個月會給零用金。入住後，他卻幻想破滅，不僅沒有零用金，還被同樣是街友的小幹部頤指氣使。他解釋：「剛進去的街友會被那些老街友管，而且他的口氣不是很好，我有被關過，比在監獄還要難過。」 「社工他們的口氣真的非常非常不好，而且被管的死死的，他們永遠都是沒有錯的，他都認為你出去就是愛喝酒啊。」阿進說。小王也有類似經驗，社工不只言語攻擊他，還會動手。雖然那名社工後來被辭退，但從那次經驗後，小王就選擇離開，「我們街友在外面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去機構裡跟人家吵架？」 每個安置機構門禁時間皆不同，圓通居的門禁是晚上九點半至早上九點，除了外出工作外，其餘時段出門都需向社工請假。「租房子至少比這裡還快樂，像這裡（要等）社工早上來開假單，你才能出去。」現住圓通居的小明（化名）道。此外，有的安置機構會控制請假時長。澎湖仔（化名）分享，安置機構住滿三個月才能請一次假，有一次他請假外出領六合彩中獎的獎金，玩到忘了時間，「一出去以後，忘記了，星期六才想到回來，他說你這樣不行 ，你去把你東西整理好，直接走。」他表示，住在安置機構很安穩，本想要長住，但規定嚴苛，因此選擇重回街頭。 有些安置機構會安排每天固定的團體活動，若無正當理由，一定要參與。「24小時都被圈在裡面，什麼時間該做什麼，通通被規定好，像軍隊一樣。」小王回憶道，語氣中透著壓抑。在安置機構的日子裡，早上幾點起床、吃飯、工作、休息，全都得按照機構的規定來。「每天都有人管，管你的生活，管你的時間，連你什麼時候可以放鬆一下都要聽別人的，這不是我的生活。」小王說。 根據安置機構的性質不同，設備配置也不同。以緊急安置為主要目標的機構，就沒有配置電視、網路、書籍，街友入住安置機構後，每天就待在安置機構裡沒事做，阿進說：「什麼都沒有，整天就在那邊，只能在那邊發呆。」安置機構缺乏娛樂，讓他心情煩悶。「網路也沒有，你在裡面根本就發瘋，你沒有憂鬱症，你也會得到憂鬱症，每天就是等吃飯。」阿進抱怨。 部分街友持不同想法，認為入住安置機構也有好處。重建中心每個月會安排免費醫療門診，讓傷者可以安心養傷。外表健康的楊洽發曾經雙腳受傷化膿，九天沒有吃飯的他，打算自我了結。在超商徘徊之際，被社工發現，邀請他入住重建中心。休養三個月後，他傷口痊癒了九成。精氣神回歸後，他被引薦到附近的養老院工作。對於安置機構的規範，楊洽發不會太過反感，他坦言：「你想九天沒有吃飯的人，都能撐過去，還有什麼可以忌諱的，什麼都看得開，現在等於說過一天就是賺到。」 每個安置機構對於街友居住時長限制不一，可視情況延長，重建中心則是以三個月為限，期盼街友能在時間內脫遊。丁琨祥分享，為了培養良好的金錢使用習慣，他們會透過社工管理街友存款與薪資，幫助街友存到可以租屋的錢。干預的方式有兩種，首先是由社工代管金錢，使用時需向社工申請，若不想被管制，則要定期刷存簿，讓社工了解金錢的使用狀況。 潘育奇提到，「我們所有的規定，後面都有很悲慘的故事。」部分街友可能有心理疾病或藥酒癮，影響與其他收容者的相處，甚至影響整體環境的安全。圓通居就曾因住民飲酒發生衝突，鬧上社會新聞，為此而更注意飲酒規範。談及規範原因，社團法人新竹市竹安公益慈善服務協會康社工（化名）解釋：「希望他們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習慣，所以才會有這些生活規章，控制飲酒的初衷，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去影響已經準備要做改變的街友們。 」 嚴格規範卻成了街友選擇離開安置機構的推力，丁琨祥坦言：「大多情況下，（他們離開）是因為規範，如果這裡完全沒有規範的話，我相信他們是更願意居住的。」他舉例，安置機構通常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若街友想要在外接零工，又可能面臨門禁問題，造成不便。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代理科長郭宏昇說明，社會局做過街友普查，街友選擇不住安置機構的原因是嚮往自由，「中途之家不是監獄，他要請假、要出去都可以，規範的初衷是保護（機構住民），但畢竟還是有規律的作息規範， 街友就很難跨過這關。」 安置機構的運作需要大量人力與財力支援，現今社福界的人力嚴重不足，丁琨祥坦言：「以我們這邊輪三班的話，加一加起碼20人，才比較符合人力比，可是我們這裡差不多13個（人）。」他說明，社工不足的情況下，難以確保每位住民都能獲得適當的關懷與幫助。 此外，街友身體狀況普遍較差，許多人患有慢性病或肢體不便。「大多數的人未必可以爬到第二層的床位，其實第二層的床位未必真的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詹社工（化名）解釋。然而，目前機構房型的設計仍以上下鋪為主，導致空床多集中在上鋪。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確保床位數符合先前和社會局申報的數量，又能貼近街友需求，成為安置機構一大挑戰。 「『先居住，再服務』，（提供）居住只是安置的手段，不是目的。」郭宏昇強調，機構透過提供居住，提高街友接受醫療、就業等後續服務的意願，街友才能重建自立生活的能力，回歸職場與社會。 即便安置機構目前的制度可能變相篩選掉不適應規範的街友，但為了維持安置機構的功能，仍然有其必要性。郭宏昇認為，與其想要改變機構規範，不如增加安置的樣態。現階段社會局更傾向於改變街友安置服務的模式，以提供更多元的救助機制，讓不同處境的街友有更靈活的選擇。 新北市社會局正在推動社會住宅式安置服務，希望透過社區小型安置基地，讓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街友入住，社工也不過度干預，約一到兩週訪視一次，協助街友適應社會。目前新北市已有兩處小型安置社宅，各可容納四名街友，社會局也在積極擴增服務據點，以因應更多需求。 除了安置機構，社區據點的建立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詹社工以日本西成區為例，分享當地的創新做法，「在那裡有一個社區的點（社區據點），讓貧困者、露宿者能夠相互交流，交換社福資訊。」這類據點拋開傳統助人者與受助者的框架，更重視貧困者本身的經驗與互助網絡。此外，他也希望台灣能提升資源的易取得性，在社區內設立據點，維持無家者與社福系統的連結，讓他們知道如何求助，及早獲得支援，減少陷入更險峻生活環境的風險。 街友的處境多樣，安置服務也無法用單一模式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中途之家、社會住宅式安置，還是社區據點，每一種模式都有其適用的對象與限制。已經接手管理圓通居第六年的潘育奇感嘆道：「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好的安置機構，我們也還在摸索。」

【專題記者李宸緯、王振驊、廖奇典、姚孟汝報導】隨著台灣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逆襲日本奪冠，國內掀起一股棒球熱潮。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探鐘勝宏在感受完球賽的激情與鬥志後，心血來潮想要去戶外傳接球、投打時，卻發現場地限縮了自由從事棒球運動的空間。鐘勝宏也曾與地方首長討論棒球的發展現況，他強調：「目前大約每七萬人才有一座球場可以用。」顯示現有場地數量，難以滿足廣大棒球愛好者的需求。 「如果可以，我會想跟職棒選手一樣，有好的場地可以使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棒球隊員李喻哲說道。他從國二開始接觸棒球，起初因為校內沒有合適的場地，他便與同學在學校中庭進行簡易的投球練習，但李喻哲回憶：「他（生教組長）如果看到我們用硬的球，就會直接過來沒收。」他表示，即使找到位置練習，卻又需要擔心影響他人。此外，他提到，校外場地多半由其他球隊作為比賽用途，校內又受安全限制，一般棒球愛好者在校內外皆找不到合適的練習場，因而陷入兩難處境。 直到後來進入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就讀、加入棒球社，李喻哲才意識到，校園內的基礎投打練習，在完善安全配套下其實是可行的。「學校那時候剛好空一塊地出來，校友捐錢把那邊用網子圍起來，然後鋪人工草皮，我們可以在上面進行簡單的傳、接球。」他補充。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法式滾球（註一）社副社長黃妤婕也正遭遇場地受限的窘境，他說明，校內滾球場為臨時搭建，且沒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地面凹凸不平、雜草叢生等情形層出不窮，加上校方不願重視冷門運動的發展，使得平時練習的成效不彰，連帶影響選手比賽時的發揮，他提到練習時的狀況：「它（球）有時候會卡在洞裡，或是因為雜草、樹枝阻礙擋住球。」此外，黃妤婕分享，碎石地面是滾球場最適合的訓練場域，「如果在水泥地的話，可能會把地板砸破，或是滾球會受傷。」由此可見，場地問題已成選手邁向成功的絆腳石。 註一：法式滾球使用數個金屬鋼球及一顆小的木球進行，小木球稱為目標色球，放置於目標圓圈區中央。當對手的鐵球接近目標色球時，球員擲出手中的球，若可以比對手的球更接近目標色球，則得分，先達到獲勝分數者勝。 除了棒球和滾球，其他運動在校園中也同樣在空間議題上碰壁。「（足球）最理想的草皮場地，地面是平整的，然後草不會過長。」國立臺灣大學男子足球隊副隊長李秉諾說道。自國小一路踢到大學的他，回顧過往的求學歷程，練球的場地總是可遇不可求，「我們就是擺標盤（註二），（球）門也是用三角錐，然後限定說膝蓋以上的進球不算這樣（註三）。」李秉諾說。他也提到，高中時他與同儕會利用標盤、拆卸式足球門等器具，進行簡易的足球練習。但即便有了場地，安全性的隱憂也讓喜愛足球的學生們難以施展手腳，「五人制水泥地足球場下雨天很危險，在碰撞的時候，其實在水泥地是很容易骨折的。」李秉諾補充道。 註二：非正式足球比賽中，為了方便，常在地上放置訓練標誌盤，標明場地邊線。 註三：用三角錐擺設的球門高度不足，過高的射門難以判斷進球與否，故設此規則。 這些學生的經歷皆說明，台灣在校園運動空間規劃上的缺失。大部分學校礙於空間限制，難以針對不同運動項目，各別建立球場。再者，安全性、熱門程度、課程規劃等考量，使PU跑道、水泥球場成為多數校方的選擇，大幅限縮其他運動的發展空間。面對這樣的困境，複合式場地的概念應運而生，成為解決空間侷限的新途徑。 複合式場地，顧名思義即一個場地能滿足多種運動需求。在日本、韓國等地狹人稠的國家，這類場地普遍用於基層校園的戶外運動空間，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棒球、足球等不同運動。然而，台灣校園內的運動空間設計大多停留在傳統思維，僅設置籃球場或PU跑道，設有複合式場地的學校屈指可數。 以台南市志開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志開實小）為例，校方為了解決地勢低窪易積水、跑道雜草叢生的問題，捨棄傳統紅土跑道，改建為天然草皮。這不僅消除了紅土長期飛揚所帶來的健康隱憂，改建成整塊的草皮後，積水與雜草問題也隨之解決。除了解決地勢問題，志開實小校長王念湘也說明校方的其他考量：「我們希望（讓小朋友）更貼近自然，就選了草皮運動場。」草皮沒有畫記、標誌或限制，這讓小朋友得以自由進行喜歡的運動。志開實小會將草皮維持大約3公分的厚度，並定期讓小朋友把碎石和垃圾撿乾淨，安全性更勝原來的紅土跑道，甚至引起一股新風潮，「他們（小朋友）反而喜歡跌倒，享受在草皮滑倒的那種感覺。」王念湘對此津津樂道。 而在台中，當地學生長期缺乏棒球訓練場，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向上國中）意識到場地不足後選擇改建複合式場地，「由於成立了棒球隊，學校開始規劃將田徑場周邊空間轉為棒球訓練場。」向上國中體育組長李素芬解釋。校方在原有的田徑場周圍鋪設紅土、種植草皮，使球場既能進行田徑活動，也能做基本的棒球訓練。李素芬認為校方架設安全圍網後，在確保安全措施的前提下，複合式場地讓學生有更多運動的機會，「像我們學校小朋友下課也會跑到棒球練習場裡投球，因為周邊有圍網，所以是安全的。」李素芬補充道。 同樣作為發展棒球的學校，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力行國小）在1990年也將整片空曠的黃土，變成跑道環繞的標準棒球場，內野紅土區能打樂樂棒球，草地區則規劃足球、法式滾球等運動供學生使用。「（學生）不需要去外面跟人家擠場地，內野的傳接球，或一些簡單的投捕練習都可以在我們學校進行。」力行國小教務主任陳祥裕自豪地說。陳祥裕回想當年教練張振楠找到力行國小傳承野球魂，並親自帶著當時的選手一起改造、規劃現在的球場。「（改造的）那個區塊就是讓我們發展學校特色來使用的。」陳祥裕說，他認為改建前後最大的差異，是空間利用的程度。 「我們不應該把每一個操場都變成PU或人工草，這是不對的。」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說。他指出，許多學校仍以傳統跑道為主，雖滿足跑步與體育課程需求，但對於足球、棒球等需要草地的運動並不理想，甚至可能影響安全。而複合式場地最顯著的優點在於提高運動空間的使用率與多樣性，徐正賢也說道：「在草地（複合式場地）上你要踢足球、打手球、玩田徑，或者打棒球都可以。」他表示，校方應更靈活規劃現有操場，如設置天然草皮跑道或圍網來提供適合不同運動的場地，而非受制於單一設施。 受限於傳統觀念，加上維護成本考量，台灣各校操場仍普遍採用PU跑道，「PU基本上除非破了要修補，平常其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養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兼任學院副院長的吳柏翰說道。與兼容棒球、田徑的紅土運動場相比，PU跑道在後續人工保養上不需花費過多人力或時間，且紅土在雨季過後，約四分之一以上會長滿雜草，需仰賴人工一株一株拔除。李素芬也表示，一般學校未編製相關人員進行灑水等相關保養作業，可能會演變成由警衛室或總務處維護，學校管理會比較辛苦。 「但PU跑道建置成本比複合式場地的草皮更加昂貴。」王念湘提醒，他點出PU跑道建置費用往往動輒數百萬元，且約兩年後跑道面層會開始剝落，需要修補，「如果日照高、溫差大，磨損率會更高，可能五年後又要重新翻修。」可見PU使用年限較複合式場地短，長期而言花費相對高昂。相較於PU，志開實小所使用的天然草皮跑道建置成本低，十年下來的養護費用約落在一百多萬上下，王念湘說：「到現在我們只要固定割草就好，不用再花其他的錢。」但他也提及，草皮跑道的使用壽命與品質受校園規模影響較大，若學生人數過多，草皮可能因頻繁踩踏而加速損耗，因此須視學校的使用需求與維護能力而定。 PU材質在健康疑慮上也較複合式場地有更高的風險，鐘勝宏指出：「PU跑道跟水泥地、柏油路都不是很理想的跑步場所。」因為這些材質受撞擊時產生的反作用力較大，對膝蓋與腳踝的關節，甚至於髖關節都會產生更大的負擔，「所以更理想的跑步環境是複合式場地的泥土或草皮。」他說道。王念湘也表示，就健康而言，草地相較於PU跑道更好，「早期發生過PU跑道剛做完就有學生身體不適，要送醫院的。」他說。若遇市區天氣悶熱，空氣難以回散的情況，教室裡甚至能聞到PU跑道的味道，對人體健康有著不小的隱憂。 複合式場地無疑提升了校園運動空間的使用效率，也為學生、民眾提供更多元的運動環境與選擇。然而，這樣的模式能否在台灣廣泛推行，仍面臨諸多挑戰。從經費來源、維護管理，到學生與社區的實際使用狀況，複合式場地的落實不僅是改建的問題，更涉及政策支持與學生運動文化的發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副教授劉昆祐指出，教師人力不足是主因，管理場地的額外責任也會降低教師意願。「有些學校老師本就不多，若再建置新設施並要求老師管理，可能更難找到人願意負責。」劉昆祐補充道。 徐正賢則進一步解釋，高層管理者的個人意向也會影響場地的發展，「關鍵在於議員、立委與校長是否具備正確的運動空間規劃觀念。」若決策者缺乏正確的運動空間規劃觀念，往往在申請經費時就會依循傳統思維，而預算一旦核定，就必須依照最初規劃，建設傳統操場。屏科大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吳柏翰則補充，現有的球場規劃重複性過高，未能針對青少年身體健康發展在各階段的需求，而校方應思考如何設計更有助於學生運動發展的空間。 台灣對於複合式場地的建設與多元運動空間的推廣仍不普及。目前，校園運動場仍以PU跑道等單一功能設施為主流，雖然維護相對容易，但建設成本高昂且汰換率大，難以滿足學生多元的運動需求。「這個東西很難用金錢價值去衡量它。」李秉諾表達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鋪設複合式場地能改善校園運動安全、營造提升運動風氣，甚至提高競技水準，長遠來看絕對是值得的投資。 世界12強冠軍之後，除了見證棒球實力的成長外，更應思考如何讓運動文化更加普及。未來，唯有民間、政府與校方共同努力，才能為學生打造更多元、更安全、更完善的戶外運動空間，讓台灣的運動發展持續創造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