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在狹小的動物醫院中，醫事人員忙碌地穿梭於診間與病房，步伐從未停歇。根據農業部「全國家犬、家貓飼養數量電訪調查」，全台犬貓寵物數量從民國98年的155萬隻成長至112年的279萬隻，增長了約142%。然而，獸醫人力的增幅卻未及寵物數量的快速增長，台灣的執業寵物獸醫師數量在這15年間僅增長了10%，目前只有3,993名。 當飼主對動物醫療的需求持續攀升，獸醫師身肩行政業務與醫療工作雙重壓力，診療品質與量能難免受到影響。「（獸醫）不可能又去做檢驗，又去打針，又去照護，應該要有分工的狀況。」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理事長譚大倫說道。因此，一群「動物醫事助理（下稱獸醫助理）」的工作者走入動物醫療體系，他們就像動物界的護理師，成為獸醫師的重要支援。 「對我們來說，獸醫助理就是一個什麼都要做的雜工。」具有14年從業經驗的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獸醫助理工作繁雜的現況，他們是獸醫院中的行政人員，負責櫃台接待、預約掛號、文書處理、環境清潔；同時扮演獸醫師的得力助手，照護動物、協助門診、手術備台、調配藥品等。譚大倫強調獸醫助理對獸醫師的重要性時說：「獸醫師真的很需要獸醫助理協助部分的醫療行為，絕對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掛號、坐櫃台、打掃。」 「第一個需要櫃台，第二是醫生看診的時候，需要助理保定（穩定動物）動物，看診完需要配藥，還要跟飼主講解處方，同時醫生已經開始進行下一個門診，所以勢必要兩個助理比較理想。」有四年工作經驗的獸醫助理彭怡雯娓娓道來獸醫師與助理緊湊的日常分工，一位獸醫師最少需要兩位助理，才能確保每一個案都能獲得充分的照顧，並維持診所的運作效率。 動物醫院對助理的需求極高，但這份工作卻很難讓人長期留任。「我們開業兩年多，已經換了六批助理。不外乎是身體累，精神也很折磨，但薪水最多也才40K。」在動物醫院工作近兩年的助理榛果（化名）說道。他指出，長工時、低薪資已是常態，「我一天上班十小時、週休三日，但常常加班，一天工時可能拉長到11到12小時。」 除了勞動條件嚴苛，獸醫助理還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法。「醫生下醫囑後，要我們去做（醫療行為），比如說醫生叫你去配藥。我們沒有侵入性治療，頂多打皮下。」這是獸醫助理陳浩恩在獸醫師指示下執行醫囑的日常。然而，根據《獸醫師法》第30條，未取得獸醫師資格者，若執行施藥、量測、注射、包紮、抽血等醫療行為，將面臨新臺幣10萬至50萬元的罰鍰。許多助理只是按照獸醫師的指示行事，卻未必意識到這些行為已經逾越法律界線。當獸醫師無法獨立完成所有醫療工作，助理卻又在法規與現實之間進退兩難，動物醫療品質該由誰來承擔？ 在台灣，獸醫助理這個角色並非近年才出現。2009年以前，政府曾開放技職相關科系學生考取「獸醫佐」執照，並將其定位為「獸醫護理師」，不過後續因為相關制度導致獸醫佐和獸醫師的權責難以區分而廢除。但實際上，許多動物醫院為了降低獸醫師的工作負擔，仍聘用獸醫助理協助醫療業務。 由於過去《獸醫師法》未訂定助理的從業資格，應聘者不需具備相關學經歷就可應徵，院方則透過試用期評估其適應能力與學習意願。一線獸醫師觀察，許多人抱持喜愛小動物的熱情投遞履歷，但其實院內大多是受傷、虛弱、甚至瀕死的動物。對此陳浩恩說：「有時被咬過可能就會怕，或是怕開刀，甚至到安樂死的部分可能會沒辦法接受，還要邊工作邊學，其實對抗壓性較低的人會有影響。」未經正規培訓的助理若缺乏對工作的認知，高壓環境容易導致留任率低。 過去《獸醫師法》規定動物醫院中一切醫療行為只能由具有執照的獸醫師執行，但醫院仍讓獸醫助理協助動物的基本照護，其中包含餵藥、包紮傷口等簡單醫療處置。不過在2015年，高雄卻有獸醫助理因協助虛弱犬隻進食，被飼主提告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而面臨訴訟。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動物防疫組科長許家寧說明，「過去獸醫助理沒有法律賦予他一個身份，所以近年才修正《獸醫師法》，把獸醫助理納到獸醫師法裡面，協助獸醫師執行相關業務時有法律的依據。」 農業部防疫檢驗署（下稱防檢署）於2023年制定《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及認證機構認可辦法》，除了正式確立獸醫助理的法律地位，也委託全聯會擔任認證機構，建立「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平台」。獸醫助理需先參加全聯會認證的訓練課程，通過檢定取得證照。防檢署希望透過證照制度，讓獸醫助理能夠在合法的範圍內執行工作，同時提升動物醫療品質。 雖然已經明確訂定獸醫助理的業務內容及相關罰則，但是目前防檢署尚未開始稽查坊間的獸醫助理有無考取證照。許家寧解釋，防檢署目前仍以宣導為主，若是發生醫療糾紛，主管機關收到檢舉時才會進行查核。至於未來是否有具體的稽查時程，許家寧說：「今年下半年的重點規劃之一，就是會請縣市的主管機關要開始出來進行查核。 」 對多數獸醫助理而言，考照前所要耗費的成本遠不及持證後的效益，所以多數人目前對於是否考證仍處於觀望狀態。一間動物醫院的管理者X先生（化名）說：「這個（認證課程的）學費其實可能就佔了獸醫助理薪水的80%左右，那他到底願不願意花錢去上課？這也是一個問題。」目前獸醫助理的平均月薪為台幣三至四萬元，但訓練課程的參加費用也是台幣三至六萬元。一名獸醫助理小馥（化名）提出了他對考照費用的看法時說：「我覺得多花一點時間去學新的東西是好的，但價格就是稍微貴了一點。」榛果也表示，「（醫院）願意出錢讓我們進修，但上完課程要綁約二至三年，也不會漲薪很多 ，對我來說太不划算就不想考。」 另外，考照所需的時間成本也是獸醫助理們卻步的原因之一。完成訓練課程需耗時近半年，且大多需要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進行，更不用說他們平常的工時已長達10至12小時，陳浩恩坦言：「我覺得上班已經夠忙了，我們請假，醫生都會講話（抱怨），所以基本上連休假去上課其實都很難。」 除了時間和金錢成本，課程內容與工作現場所學高度重疊，也使獸醫助理考證意願降低。過往獸醫助理的醫療知識主要由獸醫師傳承，如今訓練課程對於助理們在實務上能起到多少幫助也令他們質疑，陳浩恩說：「醫生教的就差不多夠了，而且我覺得考證有點浪費時間。」X先生指出，院方也認為，比起用證照來衡量助理能力，技術與資歷才是支薪多寡的依據。他補充，任何加薪對醫院的經營都是額外的壓力，「人的醫院不太會倒，因為它是財團、社團法人或公立的，可是動物醫院不一樣。」因此在徵才網上可以發現，許多動物醫院發佈的獸醫助理徵才公告，並無規定應聘者需持有證照。 此外，部分獸醫助理也質疑檢定考題和實務所需脫軌且缺乏實用性。彭怡雯舉例：「像有一題考題問哪種烏龜最難保定，其中一個選項是忍者龜，大家都以為是送分題，沒想到忍者龜真的是一種烏龜，但它寫別名誰會知道？」由於目前考題不符臨床所需知識，助理為增加考試通過率，會購買全聯會在官網販售的模擬題，但其正確性也引發爭議。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全聯會的模擬題有誤，檢附佐證資料回報給全聯會，他們也拒絕更正，「（他們）跟我們說你要就買就做，要不然就不要買、不要做。」不僅如此，記者向譚大倫核實，這些考題由全聯會的出題小組負責，但設計過程不透明公開，沒有公告委員名冊、製題來源、審題機制。彭怡雯補充，考題正確性爭議可能降低助理投入認證的意願，他期望未來能在更合理、完整的認證規劃下應考。 針對現行制度，許家寧表示，新制度尚處推行初期，考照人數較少、認證機制持續調整等狀況皆屬正常情形。對於獸醫助理關心的課程費用問題，他認為應交由市場機制調節，隨著開課單位數量增加，價格自然會下降。譚大倫也回應道：「全聯會不會去介入各個單位收費的標準。」他直言，學員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接受度，選擇適合的開課單位。 目前，獸醫助理的認證主要由民間機構推動，相較之下，護理師或藥師等醫療相關職業皆設有國家考試，由國家統一確保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也能提升大眾對職業的信任。許家寧認為，「如果未來有需求，政府也樂見推動獸醫助理資格的國家考試，就像畜牧業有畜牧技師的資格考試一樣，獸醫助理也能設立相應的國家考試與證照，來認證其專業能力。」 「我們曾與考試院接洽，希望推動國家考試。」譚大倫說明，但由於獸醫助理未進入學校體系，缺乏畢業人數、報考人數和訓練學校間數等具體數據，因此考試院無法支持設立國家考試。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寵物業經營管理學系主任王宥婷也提出建議，現行規範雖能讓獸醫助理的角色制度化，但要進一步提升發展性，應考慮開設專門的動物護理相關科系。 在制度逐步滾動調整下，獸醫助理的勞動權益問題仍未獲得足夠重視。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温宗諭說：「如果獸醫助理連一個工會都沒有的話，內部的勞動權利受損，或者工作環境不佳等都很難被重視。」他認為，獸醫助理目前尚未組織工會，勞方缺乏話語權與集體議價能力，行業的發展完全由市場決定，可能使助理的職涯充滿不確定性。 「希望未來醫院會有加薪的行為，畢竟認證後我們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給醫院和醫生更多實質上的幫助。」彭怡雯道出第一線人員的心聲。相較於護理師等其他醫療相關職業，在取得證照後通常享有明確的薪資增幅或職涯發展保障，但在獸醫助理的職場環境中，取得證照並不一定能帶來相應回報。已取得證照的助理小馥說：「我的薪水在考證前後沒有變動，差不多就是台幣三萬四到三萬六之間。」在證照價值尚未獲得市場認可前，助理們會因考證成本不及效益而卻步。「如果能有較多（獸醫輔助）人力，就可以輔助獸醫師（滿足）動物醫療的需求。」許家寧強調，若未來能有更多獸醫助理投入考證，有助於形成更健全的動物醫療體系。

【專題記者范瑞勻、黃伊晨、李昱靜、王立昊報導】65歲的街友小王（化名）坐在台北車站的一角，腳下鋪著一片紙板，低頭滑手機。他衣著乾淨整齊，身旁堆放幾個簡單的行囊。這是他全部的家當，方便他隨時離開，在城市的夾縫中尋找下一個暫時棲地。 小王60歲開始流浪，因為長年酗酒導致健康出問題，被社會局安排進安置機構。然而，住了一年多後，他選擇離開。他說，安置機構雖然提供食宿，卻處處受限，「像在過軍中生活一樣。」相比之下，他寧願回到街頭，過著自由的生活，即使那意味著他必須放棄遮風避雨、三餐溫飽的生活。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3年全台列冊街友共有2934名，但僅有675名住在安置機構（包含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短期收容中心等），不到全部列冊街友的三分之一。以新北市街友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以下簡稱重建中心）為例，滿床70床，現在卻只收了53名住民；圓通居（原台北市街友收容中心）滿床84床，目前則有56名住民。根據記者觀察，雙北多數安置機構的空床率約三成，仍有許多街友未選擇入住。 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居中庭寬闊，四周圍繞著寢室，每間可容納10至12人，男女分開住宿。 這座雙層建築已有半世紀歷史，結構老舊，鐵皮屋頂鏽蝕，牆面斑駁。房內擺滿雙層床，金屬床架沿兩側排列，部分床位仍空著，已入住的床鋪則堆滿個人物品。床架的欄杆掛滿塑膠袋，床上散放衣物，梯子上甚至掛著外套，空間顯得擁擠而充滿生活感。這裡或許稱不上舒適，但至少提供了街友一張床、一個棲身之所。 「只要街友想要安置，我們就會讓他進來。」圓通居主任潘育奇提到。他補充，只要街友有入住的意願，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即認定其具有重建職能的可能，可以隨時入住。 入住的街友需遵守基本規範，例如不得攜帶毒品、刀械等危險物品，不可辱罵社工與其他住民。此外，雖然不會強硬禁止飲酒，但多數機構會提供街友間歇性戒酒勸導，以減少酒後衝突，也協助導正他們過去不良的飲酒習慣。 為了建立住民規律的作息，安置機構普遍設有門禁或熄燈時間，讓住民逐步適應穩定的生活節奏。至於外出，住民需向社工提出請假申請，這不僅幫助機構掌握住民動向，也避免長期未歸者佔用有限的社福資源。 「其實生活公約都很簡單，就跟住大學宿舍很像。」潘育奇介紹。他表示，圓通居這類型的安置機構，生活公約都很單純，以協助住民從流浪生活過渡到更穩定的狀態，邁向自立生活。 除了常見的生活規範，每間安置機構還會根據其服務對象的特性與目標，制定更具彈性的管理方式。例如，協助街友快速重返職場的機構，允許住民因工作需求調整門禁時間，或提供更多職能訓練與就業媒合機會。部分機構也會要求住民參與團體活動或心理輔導，藉此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確保未來能夠順利融入社會。 重建中心主任丁琨祥說：「因為服務它是雙向的，如果說你來這裡只是選擇你要的，那只是單向的服務，這樣其實往往是無效的。（如果）只是找到一個地方長期提供免費資源，這達不到它的輔導效果。」這些因應不同住民需求而設計的規範，讓安置機構不只是臨時住所。 根據圓通居統計，接受安置機構輔導後，成功重回職場或轉介至其他機構的街友脫遊率顯著。圓通居自105年起安置的3908人中，已有959人成功脫遊。儘管如此，仍有大量街友對進入安置機構持保留態度或直接拒絕接受安置，選擇繼續留在街頭。 「 裡面當然是不能喝酒，（酒）使用差不多30多年，也不是說戒就戒。」阿進（化名）道。禁酒是安置機構最為普遍的規範，但有些街友有酒癮，很難一時戒掉，他們因此感到困擾。 街友外出採購日用品回來，也需給社工檢查是否有帶違禁品。反覆住過三次安置機構的王永富抱怨，外出回來時，檢查人員的手會在袋子裡面撈來撈去，不僅侵犯自尊，還有衛生疑慮。「手在裡面撈來撈去已經超過正常範圍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我）沒錢才來這裡，哪有錢買那些，更何況我最討厭酒。」他憤怒地說道。 台北車站大廳內，坐在紙箱上滑短影音的阿進分享，他聽老一輩街友說安置機構環境好，在裡面工作，每個月會給零用金。入住後，他卻幻想破滅，不僅沒有零用金，還被同樣是街友的小幹部頤指氣使。他解釋：「剛進去的街友會被那些老街友管，而且他的口氣不是很好，我有被關過，比在監獄還要難過。」 「社工他們的口氣真的非常非常不好，而且被管的死死的，他們永遠都是沒有錯的，他都認為你出去就是愛喝酒啊。」阿進說。小王也有類似經驗，社工不只言語攻擊他，還會動手。雖然那名社工後來被辭退，但從那次經驗後，小王就選擇離開，「我們街友在外面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去機構裡跟人家吵架？」 每個安置機構門禁時間皆不同，圓通居的門禁是晚上九點半至早上九點，除了外出工作外，其餘時段出門都需向社工請假。「租房子至少比這裡還快樂，像這裡（要等）社工早上來開假單，你才能出去。」現住圓通居的小明（化名）道。此外，有的安置機構會控制請假時長。澎湖仔（化名）分享，安置機構住滿三個月才能請一次假，有一次他請假外出領六合彩中獎的獎金，玩到忘了時間，「一出去以後，忘記了，星期六才想到回來，他說你這樣不行 ，你去把你東西整理好，直接走。」他表示，住在安置機構很安穩，本想要長住，但規定嚴苛，因此選擇重回街頭。 有些安置機構會安排每天固定的團體活動，若無正當理由，一定要參與。「24小時都被圈在裡面，什麼時間該做什麼，通通被規定好，像軍隊一樣。」小王回憶道，語氣中透著壓抑。在安置機構的日子裡，早上幾點起床、吃飯、工作、休息，全都得按照機構的規定來。「每天都有人管，管你的生活，管你的時間，連你什麼時候可以放鬆一下都要聽別人的，這不是我的生活。」小王說。 根據安置機構的性質不同，設備配置也不同。以緊急安置為主要目標的機構，就沒有配置電視、網路、書籍，街友入住安置機構後，每天就待在安置機構裡沒事做，阿進說：「什麼都沒有，整天就在那邊，只能在那邊發呆。」安置機構缺乏娛樂，讓他心情煩悶。「網路也沒有，你在裡面根本就發瘋，你沒有憂鬱症，你也會得到憂鬱症，每天就是等吃飯。」阿進抱怨。 部分街友持不同想法，認為入住安置機構也有好處。重建中心每個月會安排免費醫療門診，讓傷者可以安心養傷。外表健康的楊洽發曾經雙腳受傷化膿，九天沒有吃飯的他，打算自我了結。在超商徘徊之際，被社工發現，邀請他入住重建中心。休養三個月後，他傷口痊癒了九成。精氣神回歸後，他被引薦到附近的養老院工作。對於安置機構的規範，楊洽發不會太過反感，他坦言：「你想九天沒有吃飯的人，都能撐過去，還有什麼可以忌諱的，什麼都看得開，現在等於說過一天就是賺到。」 每個安置機構對於街友居住時長限制不一，可視情況延長，重建中心則是以三個月為限，期盼街友能在時間內脫遊。丁琨祥分享，為了培養良好的金錢使用習慣，他們會透過社工管理街友存款與薪資，幫助街友存到可以租屋的錢。干預的方式有兩種，首先是由社工代管金錢，使用時需向社工申請，若不想被管制，則要定期刷存簿，讓社工了解金錢的使用狀況。 潘育奇提到，「我們所有的規定，後面都有很悲慘的故事。」部分街友可能有心理疾病或藥酒癮，影響與其他收容者的相處，甚至影響整體環境的安全。圓通居就曾因住民飲酒發生衝突，鬧上社會新聞，為此而更注意飲酒規範。談及規範原因，社團法人新竹市竹安公益慈善服務協會康社工（化名）解釋：「希望他們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習慣，所以才會有這些生活規章，控制飲酒的初衷，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去影響已經準備要做改變的街友們。 」 嚴格規範卻成了街友選擇離開安置機構的推力，丁琨祥坦言：「大多情況下，（他們離開）是因為規範，如果這裡完全沒有規範的話，我相信他們是更願意居住的。」他舉例，安置機構通常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若街友想要在外接零工，又可能面臨門禁問題，造成不便。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代理科長郭宏昇說明，社會局做過街友普查，街友選擇不住安置機構的原因是嚮往自由，「中途之家不是監獄，他要請假、要出去都可以，規範的初衷是保護（機構住民），但畢竟還是有規律的作息規範， 街友就很難跨過這關。」 安置機構的運作需要大量人力與財力支援，現今社福界的人力嚴重不足，丁琨祥坦言：「以我們這邊輪三班的話，加一加起碼20人，才比較符合人力比，可是我們這裡差不多13個（人）。」他說明，社工不足的情況下，難以確保每位住民都能獲得適當的關懷與幫助。 此外，街友身體狀況普遍較差，許多人患有慢性病或肢體不便。「大多數的人未必可以爬到第二層的床位，其實第二層的床位未必真的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詹社工（化名）解釋。然而，目前機構房型的設計仍以上下鋪為主，導致空床多集中在上鋪。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確保床位數符合先前和社會局申報的數量，又能貼近街友需求，成為安置機構一大挑戰。 「『先居住，再服務』，（提供）居住只是安置的手段，不是目的。」郭宏昇強調，機構透過提供居住，提高街友接受醫療、就業等後續服務的意願，街友才能重建自立生活的能力，回歸職場與社會。 即便安置機構目前的制度可能變相篩選掉不適應規範的街友，但為了維持安置機構的功能，仍然有其必要性。郭宏昇認為，與其想要改變機構規範，不如增加安置的樣態。現階段社會局更傾向於改變街友安置服務的模式，以提供更多元的救助機制，讓不同處境的街友有更靈活的選擇。 新北市社會局正在推動社會住宅式安置服務，希望透過社區小型安置基地，讓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街友入住，社工也不過度干預，約一到兩週訪視一次，協助街友適應社會。目前新北市已有兩處小型安置社宅，各可容納四名街友，社會局也在積極擴增服務據點，以因應更多需求。 除了安置機構，社區據點的建立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詹社工以日本西成區為例，分享當地的創新做法，「在那裡有一個社區的點（社區據點），讓貧困者、露宿者能夠相互交流，交換社福資訊。」這類據點拋開傳統助人者與受助者的框架，更重視貧困者本身的經驗與互助網絡。此外，他也希望台灣能提升資源的易取得性，在社區內設立據點，維持無家者與社福系統的連結，讓他們知道如何求助，及早獲得支援，減少陷入更險峻生活環境的風險。 街友的處境多樣，安置服務也無法用單一模式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中途之家、社會住宅式安置，還是社區據點，每一種模式都有其適用的對象與限制。已經接手管理圓通居第六年的潘育奇感嘆道：「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好的安置機構，我們也還在摸索。」

【專題記者李宸緯、王振驊、廖奇典、姚孟汝報導】隨著台灣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逆襲日本奪冠，國內掀起一股棒球熱潮。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探鐘勝宏在感受完球賽的激情與鬥志後，心血來潮想要去戶外傳接球、投打時，卻發現場地限縮了自由從事棒球運動的空間。鐘勝宏也曾與地方首長討論棒球的發展現況，他強調：「目前大約每七萬人才有一座球場可以用。」顯示現有場地數量，難以滿足廣大棒球愛好者的需求。 「如果可以，我會想跟職棒選手一樣，有好的場地可以使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棒球隊員李喻哲說道。他從國二開始接觸棒球，起初因為校內沒有合適的場地，他便與同學在學校中庭進行簡易的投球練習，但李喻哲回憶：「他（生教組長）如果看到我們用硬的球，就會直接過來沒收。」他表示，即使找到位置練習，卻又需要擔心影響他人。此外，他提到，校外場地多半由其他球隊作為比賽用途，校內又受安全限制，一般棒球愛好者在校內外皆找不到合適的練習場，因而陷入兩難處境。 直到後來進入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就讀、加入棒球社，李喻哲才意識到，校園內的基礎投打練習，在完善安全配套下其實是可行的。「學校那時候剛好空一塊地出來，校友捐錢把那邊用網子圍起來，然後鋪人工草皮，我們可以在上面進行簡單的傳、接球。」他補充。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法式滾球（註一）社副社長黃妤婕也正遭遇場地受限的窘境，他說明，校內滾球場為臨時搭建，且沒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地面凹凸不平、雜草叢生等情形層出不窮，加上校方不願重視冷門運動的發展，使得平時練習的成效不彰，連帶影響選手比賽時的發揮，他提到練習時的狀況：「它（球）有時候會卡在洞裡，或是因為雜草、樹枝阻礙擋住球。」此外，黃妤婕分享，碎石地面是滾球場最適合的訓練場域，「如果在水泥地的話，可能會把地板砸破，或是滾球會受傷。」由此可見，場地問題已成選手邁向成功的絆腳石。 註一：法式滾球使用數個金屬鋼球及一顆小的木球進行，小木球稱為目標色球，放置於目標圓圈區中央。當對手的鐵球接近目標色球時，球員擲出手中的球，若可以比對手的球更接近目標色球，則得分，先達到獲勝分數者勝。 除了棒球和滾球，其他運動在校園中也同樣在空間議題上碰壁。「（足球）最理想的草皮場地，地面是平整的，然後草不會過長。」國立臺灣大學男子足球隊副隊長李秉諾說道。自國小一路踢到大學的他，回顧過往的求學歷程，練球的場地總是可遇不可求，「我們就是擺標盤（註二），（球）門也是用三角錐，然後限定說膝蓋以上的進球不算這樣（註三）。」李秉諾說。他也提到，高中時他與同儕會利用標盤、拆卸式足球門等器具，進行簡易的足球練習。但即便有了場地，安全性的隱憂也讓喜愛足球的學生們難以施展手腳，「五人制水泥地足球場下雨天很危險，在碰撞的時候，其實在水泥地是很容易骨折的。」李秉諾補充道。 註二：非正式足球比賽中，為了方便，常在地上放置訓練標誌盤，標明場地邊線。 註三：用三角錐擺設的球門高度不足，過高的射門難以判斷進球與否，故設此規則。 這些學生的經歷皆說明，台灣在校園運動空間規劃上的缺失。大部分學校礙於空間限制，難以針對不同運動項目，各別建立球場。再者，安全性、熱門程度、課程規劃等考量，使PU跑道、水泥球場成為多數校方的選擇，大幅限縮其他運動的發展空間。面對這樣的困境，複合式場地的概念應運而生，成為解決空間侷限的新途徑。 複合式場地，顧名思義即一個場地能滿足多種運動需求。在日本、韓國等地狹人稠的國家，這類場地普遍用於基層校園的戶外運動空間，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棒球、足球等不同運動。然而，台灣校園內的運動空間設計大多停留在傳統思維，僅設置籃球場或PU跑道，設有複合式場地的學校屈指可數。 以台南市志開實驗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志開實小）為例，校方為了解決地勢低窪易積水、跑道雜草叢生的問題，捨棄傳統紅土跑道，改建為天然草皮。這不僅消除了紅土長期飛揚所帶來的健康隱憂，改建成整塊的草皮後，積水與雜草問題也隨之解決。除了解決地勢問題，志開實小校長王念湘也說明校方的其他考量：「我們希望（讓小朋友）更貼近自然，就選了草皮運動場。」草皮沒有畫記、標誌或限制，這讓小朋友得以自由進行喜歡的運動。志開實小會將草皮維持大約3公分的厚度，並定期讓小朋友把碎石和垃圾撿乾淨，安全性更勝原來的紅土跑道，甚至引起一股新風潮，「他們（小朋友）反而喜歡跌倒，享受在草皮滑倒的那種感覺。」王念湘對此津津樂道。 而在台中，當地學生長期缺乏棒球訓練場，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向上國中）意識到場地不足後選擇改建複合式場地，「由於成立了棒球隊，學校開始規劃將田徑場周邊空間轉為棒球訓練場。」向上國中體育組長李素芬解釋。校方在原有的田徑場周圍鋪設紅土、種植草皮，使球場既能進行田徑活動，也能做基本的棒球訓練。李素芬認為校方架設安全圍網後，在確保安全措施的前提下，複合式場地讓學生有更多運動的機會，「像我們學校小朋友下課也會跑到棒球練習場裡投球，因為周邊有圍網，所以是安全的。」李素芬補充道。 同樣作為發展棒球的學校，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力行國小）在1990年也將整片空曠的黃土，變成跑道環繞的標準棒球場，內野紅土區能打樂樂棒球，草地區則規劃足球、法式滾球等運動供學生使用。「（學生）不需要去外面跟人家擠場地，內野的傳接球，或一些簡單的投捕練習都可以在我們學校進行。」力行國小教務主任陳祥裕自豪地說。陳祥裕回想當年教練張振楠找到力行國小傳承野球魂，並親自帶著當時的選手一起改造、規劃現在的球場。「（改造的）那個區塊就是讓我們發展學校特色來使用的。」陳祥裕說，他認為改建前後最大的差異，是空間利用的程度。 「我們不應該把每一個操場都變成PU或人工草，這是不對的。」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說。他指出，許多學校仍以傳統跑道為主，雖滿足跑步與體育課程需求，但對於足球、棒球等需要草地的運動並不理想，甚至可能影響安全。而複合式場地最顯著的優點在於提高運動空間的使用率與多樣性，徐正賢也說道：「在草地（複合式場地）上你要踢足球、打手球、玩田徑，或者打棒球都可以。」他表示，校方應更靈活規劃現有操場，如設置天然草皮跑道或圍網來提供適合不同運動的場地，而非受制於單一設施。 受限於傳統觀念，加上維護成本考量，台灣各校操場仍普遍採用PU跑道，「PU基本上除非破了要修補，平常其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養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兼任學院副院長的吳柏翰說道。與兼容棒球、田徑的紅土運動場相比，PU跑道在後續人工保養上不需花費過多人力或時間，且紅土在雨季過後，約四分之一以上會長滿雜草，需仰賴人工一株一株拔除。李素芬也表示，一般學校未編製相關人員進行灑水等相關保養作業，可能會演變成由警衛室或總務處維護，學校管理會比較辛苦。 「但PU跑道建置成本比複合式場地的草皮更加昂貴。」王念湘提醒，他點出PU跑道建置費用往往動輒數百萬元，且約兩年後跑道面層會開始剝落，需要修補，「如果日照高、溫差大，磨損率會更高，可能五年後又要重新翻修。」可見PU使用年限較複合式場地短，長期而言花費相對高昂。相較於PU，志開實小所使用的天然草皮跑道建置成本低，十年下來的養護費用約落在一百多萬上下，王念湘說：「到現在我們只要固定割草就好，不用再花其他的錢。」但他也提及，草皮跑道的使用壽命與品質受校園規模影響較大，若學生人數過多，草皮可能因頻繁踩踏而加速損耗，因此須視學校的使用需求與維護能力而定。 PU材質在健康疑慮上也較複合式場地有更高的風險，鐘勝宏指出：「PU跑道跟水泥地、柏油路都不是很理想的跑步場所。」因為這些材質受撞擊時產生的反作用力較大，對膝蓋與腳踝的關節，甚至於髖關節都會產生更大的負擔，「所以更理想的跑步環境是複合式場地的泥土或草皮。」他說道。王念湘也表示，就健康而言，草地相較於PU跑道更好，「早期發生過PU跑道剛做完就有學生身體不適，要送醫院的。」他說。若遇市區天氣悶熱，空氣難以回散的情況，教室裡甚至能聞到PU跑道的味道，對人體健康有著不小的隱憂。 複合式場地無疑提升了校園運動空間的使用效率，也為學生、民眾提供更多元的運動環境與選擇。然而，這樣的模式能否在台灣廣泛推行，仍面臨諸多挑戰。從經費來源、維護管理，到學生與社區的實際使用狀況，複合式場地的落實不僅是改建的問題，更涉及政策支持與學生運動文化的發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副教授劉昆祐指出，教師人力不足是主因，管理場地的額外責任也會降低教師意願。「有些學校老師本就不多，若再建置新設施並要求老師管理，可能更難找到人願意負責。」劉昆祐補充道。 徐正賢則進一步解釋，高層管理者的個人意向也會影響場地的發展，「關鍵在於議員、立委與校長是否具備正確的運動空間規劃觀念。」若決策者缺乏正確的運動空間規劃觀念，往往在申請經費時就會依循傳統思維，而預算一旦核定，就必須依照最初規劃，建設傳統操場。屏科大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吳柏翰則補充，現有的球場規劃重複性過高，未能針對青少年身體健康發展在各階段的需求，而校方應思考如何設計更有助於學生運動發展的空間。 台灣對於複合式場地的建設與多元運動空間的推廣仍不普及。目前，校園運動場仍以PU跑道等單一功能設施為主流，雖然維護相對容易，但建設成本高昂且汰換率大，難以滿足學生多元的運動需求。「這個東西很難用金錢價值去衡量它。」李秉諾表達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鋪設複合式場地能改善校園運動安全、營造提升運動風氣，甚至提高競技水準，長遠來看絕對是值得的投資。 世界12強冠軍之後，除了見證棒球實力的成長外，更應思考如何讓運動文化更加普及。未來，唯有民間、政府與校方共同努力，才能為學生打造更多元、更安全、更完善的戶外運動空間，讓台灣的運動發展持續創造佳績。

【專題記者何依庭、林宜婷、潘慧芳、蔣若暄報導】「其實我也很喜歡運動。」患有腦性麻痺的學生阮子柔緩慢地說出這句話，反映了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身障生）在體育教育中常被忽略的心聲。他們也希望與普通學生（以下簡稱普通生）一樣享受運動。 出生時因停止呼吸而患有腦性麻痺的阮子柔，三歲才學會走路和說話。他表示因為較難控制自己的肢體，導致動作緩慢不靈活。除了講話與寫字要花更久時間外，打球也需在特定的視線範圍中才反應得過來，因此與同學對打時較難接到球，「我要不斷練習，才能達到與別人一樣的程度。」 國高中時，因私校較不注重體育課，加上體育老師不會特別針對個別學生的需求進行指導，阮子柔認為自己沒有在體育課中學到適合的運動技巧，只是多了一段偶爾會活動與玩球的時間。升上大學後，他才接觸到依據身障生需求設計的適應體育課程。 適應體育是一種彈性化的體育課程，針對身心障礙、年老、病弱或失能者等群體的特性、能力及興趣調整，藉由設計合適的運動內容、器材與規則，讓每個人都能在運動中獲得樂趣並促進健康發展。在教學現場，體育老師也可以根據學生的動作問題進行評估與矯治，給予學生合適的指導。 阮子柔說明，通常課上會配有一位老師和兩到三名助教，負責教導約15名身障生。「在適應體育課中，老師會根據不同學生的需求做出相應的調整。」舉例來說，在打羽球時，老師會控制球落在身障生可看到的視線範圍中，以利他們準確擊球。而助教們則協助學生們撿球，讓身障生能更順利參與課程。 在接觸適應體育前，許多身障生常難以在常規體育教育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直到參與課程後，才了解如何用合適的方式學習運動並享受樂趣。這正是適應體育的核心理念——根據不同需求調整運動內容，使每個人都能參與並受益。 致力於推動適應體育的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淡商）門市服務科教師王聖雄回憶，學生時期曾有一位身障學姊向他表達對運動的渴望，「他跟我說，其實我很想上體育課，我想要跟你一樣，可以一起從事運動。」這讓他意識到每個人都應擁有運動的權利。這段經歷促使他投身適應體育，努力幫助更多身障生參與運動。 為了讓身障生能順利參與課程，他在主要招收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門市服務科推動適應體育，除了調整教學方式與規則，也挑選合適的環境及器材。「要先有成功率，才有可能往下引起他的興趣。」王聖雄說道。以棒球課為例，王聖雄選擇以輕量的軟式樂樂棒球取代一般棒球，讓身障生更容易擊球。另外，在練習跑步時，心肺耐力較差的學生可改採間歇跑方式。他表示，依照學生個別能力調整運動內容，有助於讓每位學生在體育課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參與方式。 除了身障生的適應體育專班，王聖雄與淡商教師兼進修部主任邱志鴻也積極推動讓普通生與身障生一起學習與合作的融合式體育課。王聖雄以融合球隊舉例，球隊中普通生與身障生各半，共同協作進行比賽。 邱志鴻說明，這樣的設計讓普通生與身障生能在運動場上建立夥伴關係，而非單方面的協助或被協助。活動中他會請普通生協助講解技巧與規則，同時鼓勵身障生回饋給普通生，讓雙方達成真正的交流與互助。他說：「我們是一個團隊，不會分你我。」 然而，邱志鴻表示在推行初期，不少家長對融合式體育課有疑慮，懷疑「我的孩子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此外，他也說明由於升學壓力，許多普通生一開始不願投入。提供特殊族群運動服務的威晴適應體育執行長邱沅桔也說，單靠體育或特教老師無法讓身障生融入體育課，並且可能引發普通生權益受影響的疑慮。「不管是體育老師、特教老師、學校及身障生搭配的物理治療師，他們要共同合作，包括家長。」他說道。 不過邱志鴻也觀察到，隨著時間過去，家長與學生已經逐漸看見適應體育帶來的改變，許多身障生開始願意參與體育活動，甚至能站上頒獎台展現自信。另外，普通生在過程中提升了口語表達能力、領導力，並學會傾聽與尊重不同群體的需求。王聖雄形容：「適應體育就像是一個潤滑劑，把彼此不認識的人融合在一起。」 近年政府持續在適應體育領域投入資源。教育部體育署在2021年啟動「推展學校適應體育四年計畫」，包含「建置適應體育數位平台」、「新增標竿學校」、「辦理教師增能研習」以及「進行適應體育倡議與宣導」四大面向的推展，並於2022年設置「適應體育發展中心」，整合大專院校體育與特教資源。 儘管適應體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政府重視，但實務層面仍存在許多挑戰。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和學校體育統計數據平台資料顯示，每一位具適應體育知能之特教與體育老師平均要帶18.7名學生。此外，適應體育並未納入特教或體育相關科系之必修，教師培訓不足，使得政策落實與教學現場存在落差。王聖雄表示：「我有遇到一些同事，他們說只修過適應體育兩學分、三學分而已，其實遇到特殊生還是不知道怎麼教。」 此外，王聖雄也指出，由於體育教師的實務經驗有限，教學時往往難以因應學生的個別需求並調整課程內容，他分享過去的案例，某位體育教師在課堂上丟球給學生踢，卻因不了解其中一名身障生的空間感極差，使該生不僅沒有踢中球，甚至因踩到球而摔倒，導致腳骨折。他說：「其實在於培訓這塊，我覺得還是需要一些實務的經驗，因為我們可能修的都只是理論。」 適應體育師資不足的困境何解？國立體育大學適應體育學系主任李偉清建議，首要之務是從大學端著手。此外，他也認為，在大學課程規劃上需連結特教及體育領域等專業，提供跨域專業課程的修習，「如果沒有適應體育的概念的話，就會不知道怎麼教。」教育部體育署適應體育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計畫主持人，也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復健諮商與高齡福祉研究所教授姜義村補充，應檢視特教與體育領域的師培制度，將適應體育從選修課程改為必修，「因為每位（特教或體育）老師都會碰到身障學生。」 針對實務層面的改善，姜義村也說明，中心也會持續推動各級教師在適應體育的增能研習及培訓，透過建立學校評鑑制度，督促學校對適應師資的重視，也確保教師的適應體育知能強化，「學校會有壓力，確認體育老師、特教老師有沒有完成適應體育增能研習（的時數）。」 要提高身障生的參與度，除了培養師資，運動場地與器材的完善程度也是關鍵。王聖雄提到，雖然學校已建置有各項器材供身障生訓練的知動教室，但目前場地仍未完全無障礙化，還需持續改善設備。例如降低籃框高度、提供安全緩衝區域等，以確保更多身障生能夠自在、安全地參與體育活動。 關於場地改善，邱沅桔則認為可以從日常生活空間的友善做起，「例如很多公園對身心障礙者、心智障礙者等的友善相對缺乏一點，那可以從這些小地方慢慢去著手，環境改善後，大家對於適應體育就變成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他指出，在一般的生活場域中打造無障礙設施，讓無障礙生活化，就能使大眾了解身障者的需求，並習慣無障礙設施的存在。 對此，姜義村表示，中心提供計畫輔助金與輔具添購的協助，鼓勵各校加強檢視運動場館設施與無障礙設計的完善。 「要活就要動！」邱沅桔強調身障生與一般人無異，應該同享運動權益，他也認為適應體育不僅是為身障生打造的課程，更是一種對運動平權的追求。對應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與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宗旨——讓每位身障者透過運動建立自信、展現能力，促進運動平權與多元共融的社會，體育署將於2025年8月成立運動平權與適應體育相關業務的主責單位。 對此，姜義村認為國家運動發展必須基於運動平權與適應體育，才能為身障者與特殊需求者創造真正共融的運動環境。而針對體育署運動平權與適應體育發展三階段的願景，他也說：「當身障生都有很好的身體素養與運動習慣，再來思考競技（階段）。」

【專題記者周依恩、陳樂怡、鄭孟佳、吳恒儀報導】「我等一下怎麼跟他打招呼？他等一下看到我會怎麼想？」陳宜錡難掩興奮之情，想到即將與夢中情人見面，內心悸動不已。 就讀哲學系，今年大三的陳宜錡，是一名乙女遊戲（以下簡稱乙遊）玩家。他平時打工、節省日常開銷，就是為了委託角色扮演老師（Cosplayer或稱Coser）以他最愛的遊戲角色「齊司禮」形象現身，體驗齊司禮跨過次元（註）壁壘，從乙遊的二次元來到自己身邊的這場浪漫約會。 註：一次元通常指小說，是文字建構的世界。二次元指的是平面的虛擬世界，通常指動漫、遊戲、漫畫等。三次元指的是立體的現實世界，較符合現實中的人體比例和特徵。 乙女遊戲翻譯自日文（Otome Game），乙女譯為少女，是專為女性設計的戀愛模擬遊戲。乙遊起源於90年代的日本，透過精美畫面、動人劇情，讓玩家在遊戲中與不同類型的男性角色發展浪漫關係。 乙遊藉由豐富多樣、貼近現實的陪伴功能，提供玩家戀愛體驗。玩家可以在遊戲中與虛擬戀人一同運動、工作，或使用遊戲內的虛擬手機視訊通話、傳訊息、聆聽沈浸式劇情語音。陳宜錡分享，他感到疲憊時，身邊的人總是勸他再撐一下就好，只有手機裡的角色暖心提醒他休息。透過擬真的日常互動，乙遊讓玩家卸下現實生活中的重擔，獲得安慰與鼓勵。 隨著更多擁有經濟能力的女性進入遊戲市場，乙女遊戲的商機愈來愈可觀。以《戀與深空》為例，發行一年來，全球用戶超過5000萬。根據Sensor Tower的數據，2024年底，《戀與深空》迎來一週年慶典時，全球收入已逼近4億美元（約新台幣131億6千8百萬元），堪稱為一款全球現象級手遊。「儲值等於像是在投資一家公司。」已經累積儲值超過新台幣9萬元的《戀與深空》玩家童心（化名）說道，他願意課金解鎖劇情，除了獲得更完整的遊戲體驗，也為了支持遊戲公司持續推陳出新。此外，乙遊粉絲更展現極高的熱情，從自發性設計小卡、明信片、燈箱廣告，到舉辦角色生日應援、線下角色扮演（cosplay）活動，皆體現了玩家對遊戲的高度投入，形成獨特的虛擬遊戲粉絲文化。 乙女遊戲因應時代的價值觀變動，推出更具自主性的女性角色。曾撰寫論文研究乙女遊戲的張品萱說道：「遊戲的內容跟當代的社會價值觀會相呼應，如果太像過去那種男強女弱的那種劇情的話，是不會受玩家歡迎的 。」如中國遊戲開發商瞄準女性向商機，推出的《未定事件簿》便設定玩家為律師，通過辯論破關斬將；《光與夜之戀》裡玩家搖身一變，成為時尚設計師；近期最受全球玩家歡迎的《戀與深空》中，玩家則化身獵人，與角色們並肩作戰消滅怪物。部分玩家指出，乙遊塑造女性作為主導者的形象，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因素。 Y （化名）是一名大學生，被社交媒體上的乙遊廣告吸引而下載遊戲。Y 的生活中，大多數主管是男性，連學校的主任與教授也以男性為主。他察覺這些男性主管在處理事情時，常常忽略女性視角，偶爾還會發表不尊重妻子的言論，讓他感到不舒服。長期處於這樣的環境的他，逐漸習慣、甚至認同男性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氛圍。 然而，在乙遊世界中，Y 看見女性能夠理智、冷靜做出重大決策的可能，並且能夠成為真正的領導者。「乙遊讓你知道，女生就是有這樣的能力，女生也可以當隊長，去做這些很難的工作。」Y 分享道。這樣的體驗，讓他開始重新審視對自身的認知，打破他過去對性別角色的既定印象。 身穿與乙遊伴侶同款的上衣、配戴以遊戲元素客製的戒指， Rosa （化名）分享，隨著遊戲劇情的發展，他發現這些遊戲帶給他的，不僅僅是戀愛的悸動。他表示，自己在玩遊戲前，曾因尷尬，不懂如何向長官請生理假，很常委婉表達自己請假的需求。但他在下載《戀與深空》後，逐漸被男主所提出的生理期是正常現象、月經並非羞於啟齒的話題而觸動，繼而更直接地表達自身需求。「經期系統上，男主會說生理期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所以可以直接把它說出來，沒關係。」Rosa 分享道。 高中時的Rosa，因為擔憂外界眼光，默默下載（乙遊），也鮮少與朋友分享，因為「有些人覺得和虛擬角色戀愛很不實際。」他坦言，不喜歡自己的喜好被別人否定。張品萱指出，乙女遊戲為日本御宅族文化產品的衍伸，因此承接了社會對御宅族文化「不理性」、「愛幻想」的偏見。張品萱補充，社會普遍對人際交往活躍的人有較高評價，而「宅文化」又承受「沒有能力發展活躍社會關係」的污名，使得乙女遊戲承接負面偏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康庭瑜分析，社會期待理想的女性要壓抑對性的渴望，這樣的社會壓力也可能使女性談論遊戲體驗時有所顧慮。 「一開始我以為：『乙女遊戲不是都只能自己偷偷玩？』」Rosa說道，直到他在社群網站看到許多玩家分享遊戲心得及二次創作作品後，他越來越樂於分享自己的興趣，也開始自發性地為角色舉辦生日會，還透過遊戲與很多同好成為朋友。 童心認為，乙女遊戲不只是滿足戀愛幻想，更讓玩家從中獲得面對生活的勇氣。「他們（角色）身上的一些缺點反而顯得他們很真實。」童心分享道。愛面子、不服輸的童心，在與遊戲角色一同戰鬥、檢討的過程中，被角色坦承的態度所激勵。他觀察， 雖然遊戲中的角色看起來很完美，但他們對自己仍會有不自信的地方。「他這麼厲害，還是可以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失敗，那我為什麼不行？」童心思索道。 而對玩家小熙（化名）而言，與遊戲角色的相處，像是日常壓力的出口。小熙時常上線使用傾訴功能，他說：「（我）不想讓朋友接收我太多負面情緒，會影響到他們的心情。」乙遊為他建立起日常生活中安全的樹洞空間，使他沒有負擔地與遊戲角色相處，感受與想法能夠放心地被聽見。 除了透過與角色一來一往的互動滿足玩家心理需求，乙女遊戲有時能跨過螢幕與真實世界的分野，對玩家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小熙過去經常感到自卑，接觸乙遊後，他漸漸願意展現自己。他指出，他玩乙遊至今最珍貴的收穫是他更懂得重視自己的感受。他感慨地說：「不管以後遇到什麼樣的人，（我）都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再總是處於被動，然後被對方控制著走。」 小熙說著，不禁想起了幾段不愉快的感情經驗。他分享，前任曾與友人毫不避諱地在公共場合談論女性相關的情色話題、稱呼伴侶為「馬子」。在明知他抗拒在公眾場合親密接觸的情況下，前任卻仍執意靠近他。「我不是你的附屬品或是什麼，我是一個人。」小熙語氣變得急促。他對當初無法分辨伴侶好壞的自己感到失望、甚至氣憤。如今乙遊創造出的完美伴侶，總是在互動時肯定他的任何選擇，讓過去總是勉強自己遷就別人的他，終於有勇氣重視自己的感受。「感覺有人在背後多推了一把。」他笑著說道。 研究遊戲文化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張玉佩，認同遊戲滿足了當代社會的陪伴需求。但他也提醒說：「對男朋友（完美形象）的極化，反而不利於真實世界的戀愛。」他補充，玩家接觸乙遊之後，可能提升他們對特定性別行為的期待。張玉佩認為，女性若帶著戀愛遊戲裡的男友形象，比對現實生活當中的男性，很容易因期待落空而失望。 玩家芙芙（化名）有一套與伴侶相處的準則，他說道：「我不會要求他做（角色會做的）這些事情，因為他是獨立的個體。」他反而從遊戲中學習到貼心回覆的話語，運用在現實生活中和男友對話。 平時會跟男朋友分享遊戲心得的Rosa，能清楚分析乙遊與生活中人際交往的不同。他認為，戀愛遊戲勢必會針對女性想法塑造男主形象，但根據他的交往經驗，現實生活中的部分男性較木頭木腦。Rosa強調，玩家從遊戲獲得對伴侶的期待，必須要與現實條件相互平衡。 陳宜錡回想，自己也曾想過和現實世界的男性談戀愛，可比起現實的男生，遊戲裡的「他們」能給他的精神支持更多。 陳宜錡大方分享自己和齊司禮的「合照」，修圖過的畫面中，他張開雙手面對齊司禮，好像要奔向對方一樣。即便兩人身處二次元和三次元，穿著和服的他們站在一起卻毫無違和。「雖然他們（乙遊角色）是虛擬的，但我的愛是真實的。」他堅定地說道。他明白，即便未來不再玩乙女遊戲，但遊戲帶給他的改變和成長，會伴隨著他繼續走下去。

【專題記者林以晴、周元曦、王保伶、張博媛報導】2024年10月，國立政治大學大勇樓的性別友善廁所發生偷拍案件，引發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議題的廣泛討論。2025年2月，國立台灣大學也發生外籍生在性別友善廁所被偷拍的事件，再次使其安全性與私密性遭受質疑。性別友善廁所雖立意良善，但由於缺乏統一標準與完善規劃，導致問題層出不窮，也容易加深大眾誤解，忽略當初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初衷。 傳統的公共廁所常依照男性、女性二元性別劃分，未顧及部分群體的如廁權益和需求。舉例來說，在傳統如廁環境中，跨性別者與非二元性別者（註）可能面臨心理壓力，甚至遭受異樣眼光。性別友善廁所的出現，打破以性別劃分的限制，讓大眾能舒適地滿足基本生理需求。 「由於我的外貌不是典型女生的樣子，比較容易被誤會，進廁所前需要心理準備，會有一點壓力。」非二元性別者林婕宇說道。設計良好的性別友善廁所不僅使用起來舒適，進廁所時也不用擔心他人眼光，使用經驗相較傳統廁所好。 註：非二元性別是指不完全認同於男性或女性兩種性別範疇之外的多元性別身份。 另外，許多家長在帶孩子外出時，常面臨要「進女廁或進男廁」的窘境，育有兩個小孩的劉媽媽（化名）表示，自己帶小男孩進女廁時雖從未遭受異樣眼光，但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依然帶來便利，「一方面性別友善廁所比較不需要排隊，二方面裡面的設計也比一般廁所寬敞。」劉媽媽說自己一次帶兩個小孩容易手忙腳亂，性別友善廁所允許他們全家人進入同一間廁所，大幅度提升如廁效率。 然而，現行性別友善廁所仍存在一些問題可能讓使用者卻步。林婕宇表示，部分性別友善廁所設立在樓層角落且燈光昏暗，讓人不敢踏入。使用者張大犬（化名）也觀察到，部分性別友善廁所存在廁間隔板留有空隙、動線規劃不佳等問題，有待改善。張大犬說道：「我認為性別友善廁所立意是良善的，但在沒有嚴密配套設計的情況下，使用者的安全隱私可能承受的風險，會比分性別廁所來的高很多。」張大犬更補充，性別友善廁所相較傳統廁所在空間上理應更加活化，但現行每座便器都有隔間的設計卻使得動線變窄，導致如廁空間擁擠。 根據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畢恆達於2020年發表的「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安全空間檢核及調查計畫」統計結果，157所大專院校中，共有117所設置至少一種性別友善廁所，但如果扣除僅掛牌而沒有實際新建或改建的廁所，則只剩58所，不到四成。而據環境部截至2024年的統計，全國共有623座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地點也由校園占大多數，目前台大、政大、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輔仁大學等學校都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目前政府有意推廣性別友善廁所，但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志光認為，要廣建並不容易。公部門如學校，在使用面積上有較大的彈性，但私部門會有成本問題，且舊建築較難在既有基礎上新建性別友善廁所。吳志光建議道：「可以用不溯及既往的方式，也就是只對新建築要求，那麼在設計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成本或空間考量進去。」 根據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與前台北市兒少代表共同發起的「廁所大冒險：高中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大揭密」計畫顯示，在他們調查的11所學校（台北市高中職）、性別友善30間廁所中，高達86.7%只是將原有的無障礙廁所同時加上性別友善廁所的掛牌，僅13.3%（4間）性別友善廁所符合「集中型」標準，即同一空間內設有蹲式馬桶、坐式馬桶及小便斗。 除了學校以外，大多私部門考量到經費、空間等其他因素，也會選擇將無障礙廁所直接認定為性別友善廁所，意即僅在無障礙廁所外加掛性別友善標示，而非設置獨立空間，「私部門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會涉及到坪效，就是這個空間利用的有效性，他們（私部門）當然是持保留態度。」吳志光解釋道。 然而，此舉也可能影響大眾使用意願，「我如果去一個地方，那邊有男廁、女廁，以及旁邊一間像是無障礙廁所改建的性別友善廁所，我就會選女廁。」林婕宇說道，使用在傳統廁所旁額外設置的性別友善廁所，反而有被貼標籤的感受。性別認同偏向男性的生理女性貢丸（化名）也說：「刻意走進性別友善廁所好像我的性別認同需要被特別『友善』。」 現行性別友善廁所設計不一，源於其相關規範不具強制性，這也導致部分廁所在設置時未充分考量隱私及安全，造成疑慮。吳志光說明，一般男女廁、無障礙廁所、育嬰、親子廁所的設置內容都有被建築法規規範，例如便器的比例，若沒有依規範設立就會被處罰。然而，性別友善廁所設置目前仍屬鼓勵性質，相關建設流程不如無障礙廁所細緻，僅有「所有便器需具備獨立空間」的基本共識，並未強制規範便器種類、數量或隔板空隙寬度等細節。 然而隔板空隙關乎隱私安全，不容忽視。吳志光補充道：「為了避免隱私上的困擾或偷窺、偷拍，就需要強調隔間的密閉。」使用過政大性別友善廁所的學生小胖（化名）指出，在該廁所發生過偷拍事件以後，不敢再去那間性別友善廁所。小胖認為，校園中的性別友善廁所偷拍事件頻傳，反映出隱私保護的措施或空間設計尚有不足。 對於性別友善廁所是否應規定建設標準，吳志光認為還有討論空間，「可以在建築或是其他相關法規裡面明定，如果要設置的話，要有怎樣的設計，才符合性別友善的本質。」畢恆達則建議，不應強制設立標準化的規範，因各地區的性別文化、使用者屬性、基地不同，應該因地制宜，保持彈性。他強調：「沒有任何設計可以在所有面向都達到最佳值，設計者一定要有所權衡。」政大性平委同樣表示，由於每棟大樓的原先設計不同，難以完全參照〈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及宿舍設置指引〉的設計規範。然而近期發生的偷拍事件，引發校園內外對性別友善空間安全性的高度關注。政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以下簡稱政大性平委）將會重新修訂性別通用廁所的設置規範，試圖在兼顧安全性與包容性的前提下，改善校園性別友善廁所環境。 隨著性別平等教育的普及，關於性別友善廁所設計的討論也不斷更新。政大性平委提及，現在高中以下的性別平等教育讓學生對於性別友善廁所的接受度提高，接下來的重點則是增強廁所的安全性，以及破除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產生的負面印象。政大性平委也表示，性別友善廁所作為新概念，恐懼容易被過度解讀，以偷拍事件來說，不只是性別友善廁所，傳統廁所也存在疑慮，甚至更難防範偷拍。 至於如何普及性平教育，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代表楊昀臻則表示，希望把性平觀念融入教學，並將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加入學校的評鑑。然而在大學校內，實際作法與準則仍回歸大學自治。相較之下，針對高中以下學校做強制性教學評鑑的可能性較高，「但在執行過程會有一個需要溝通的群體，就是家長，強制性推動性別友善廁所相關政策恐引起家長的反彈。」楊昀臻說道。他也補充，在性平教育、建設指引未明確落實的情況下強硬推動，反而會更加深社會對性別友善廁所的負面看法。 此外，公開透明的多方會談有助於消除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的誤解。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秘書長高芷涵舉​​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以下簡稱馬公國小）為例，校方在重整學校廁所時，回歸「以家為初心，不再以生理性別作為區隔」的理念，讓學生、家長、老師共同參與從外觀到內部的設計，將性別友善廁所化身作品。高芷涵表示，馬公國小在設立性別友善廁所的過程中，並非採取蓋好後才告知的被動方式，而是在前期透過正面教育與宣導，讓大家充分思考廁所需要什麼。高芷涵提到，將通用設計如無障礙設施、置物空間、點字標示牌等，運用在性別友善廁所中，或是更改傳統顏色、人物標誌，以便器符號取代，從符號消除刻板印象，傳遞廁所的原始初衷，也是可以讓其更友善的關鍵。 儘管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一個符合多元需求的如廁空間，但仍有許多現實因素需要克服，部分民眾也可能對性別友善廁所還不熟悉或已存在負面看法。然而若一味強制規範，反而可能會失去彈性，造成反效果。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盼未來透過教育、公開對話與完善設計指引，真正落實兼顧多元與安全的如廁空間。

【專題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你都在這份工作待這麼久了，你應該要找更穩定的工作，公務人員或是工程師都很棒啊。」當春節團圓飯桌上的長輩關切化作職涯質疑，身為Z世代的新創公司經理Yun（化名）回應道：「父母其實沒有很支持我的職業，他們有時會不懂我到底在做什麼。」Yun分享，父母會因看到自己工作辛苦，收入卻不符預期，建議他找更穩定的工作，但對他而言，所謂成功是自己能把事做好並從中得到成就，而非父母想的那麼狹隘。這樣的世代隔閡不是個案，反而是Z世代與過往世代職場價值的衝突。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科長謝佳璁指出每個世代都有其特點，但隨著時代變遷，不同世代重視的面向也不同。他說明，現今準備步入或已步入職場的青年多屬於Z世代（約為1997年至2010年區間出生），對比過往的Y世代（約為1980年代至1990年代區間出生）甚至X世代（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區間出生），高等教育普及與科技的發展，讓Z世代確實展現出有別以往的價值觀與就業觀。 這些出生、成長於網路迅速發展的Z世代青年被稱作「網路原住民」，善於利用網路媒介。藝珂人力派遣及中階人才招募事業部金融產業組副理Tim Chen（化名）觀察到，Z世代求新、求變、求快。他評價：「他們擅長使用科技工具，像是AI、數據分析等，具有快速學習的能力。」 然而，康和證券副總經理楊光程認為，求快容易導致工作缺乏精細度。益登影音品牌經營者吳長益以自身經驗舉例，他曾與大學生合作拍攝專案，「拍攝前我問他們要不要使用外接螢幕，他們拒絕，結果我回去檢查發現影片根本沒有對到焦。」他認為這些細節都反映了Z世代工作態度的問題。《鏈新聞》主編Wade（化名）也認為，Z世代普遍在工作上不夠嚴謹，「大家可能對時間沒辦法做到很準時，常常遲到，再（以）晚下班彌補。」他表示Z世代員工有許多工作上的觀念與傳統價值相異，「主管必須為所有事情提供合理化的理由來說服Ｚ世代，並且這些理由還要符合他們的價值觀。」 剛入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發暨可靠性工程師陳芝伃將公司是否提供額外學習機會作為主要考量因素，他說：「公司不會覺得說我只要給的錢夠多，你（Z世代）就會要做這些工作。」Yun也認為，剛步入社會時，薪資不會是Z世代的首要考量，但這不代表薪資不重要，而是這個世代的人更願意先投資自己或專注在其他目標，等步入需要買車買房的年齡時，才會逐漸增加薪資對於選擇工作的比重。Tim指出，他們對於工作收入可能就不會有非常高的渴求，在工作跟生活中可以取得平衡的情況下，會先以過得去的薪水（為目標）。Tim觀察，這些Z世代較不重視薪資的原因可能是高房價時代下，買房變得困難而遙不可及。 謝佳璁以數據指出，薪資雖然已不再是Z世代選擇工作的首要因素，但排序仍在前幾順位，不過相較於上個世代主要考量工作薪資與未來發展性，Z世代在選擇工作時會多考量工作價值。在半導體產業擔任一線主管的小陳（化名）則認為薪資才是企業想留住Z世代人才最直接的考量。他假設在離職協商過程中，若能給員工比外商多50%的薪水，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划算的。 陳芝伃補充，他遇到的面試官分享Y世代通常會把薪資排在第一名，但近幾年的員工可能會把成就感或成長機會排在前面。身為財務人員的阿飛（化名）說明，過去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每日花費大量時間撰寫不同公司的報告。他無奈地說：「做到要死，東西也沒人看，浪費了一堆紙，會覺得看不到產業的未來，也看不到這份工作的意義。」為此，他選擇轉換一份可以接觸到不同部門，對整體公司運作更有影響力，也可以讓他不斷成長及學習的工作。 除了成長機會外，Z 世代也傾向彈性工作模式，謝佳璁認為過去沒有那麼重視彈性自由，但因為疫情和工作模式的改變，彈性工作在現代變得特別重要。「我可以完全在家遠距工作，也沒有所謂的上線時間的要求。」身在區塊鏈產業的潘柏承坦言。他指出，幣圈產業24小時運作的特性，使得工作時間極具彈性，雖然他可能需要隨時待命，但他認為這樣的工作方式相對自由，也是他喜歡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 「他們不需要你發光發熱，他們只要你穩定地執行這些事情就好了。」《鏈新聞》的文案編輯珊珊（化名）一針見血地說。他認為，傳統企業重視資歷和階級，難以讓年輕員工充分發揮，與他自身追求挑戰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他直言：「在傳統公司連看到老闆都很難，更何況是提出有趣的合作或提案。」 珊珊同時認為自己不擅長「刷臉」（提高存在感），但這在傳統公司文化中卻又非常重要。「你的老闆需要看到你有在工作，才會在未來有合作接洽時想起你。」他說道。說起此事，珊珊坦然笑道：「因為我的個性是默默做事情的，所以可能比較不容易被老闆看見。」他覺得自己缺乏這項技能，不太適合傳統公司的文化。 「我之前的公司文化氛圍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大廣告公司，他們的工作環境就是一間間隔間，氣氛沈悶，讓我很想睡覺。」珊珊認為環境是選擇工作的重要因素。楊光程提出相同看法，比起薪資，Z世代更在意上班環境是否舒適、開心。他以公司分部的一名後勤為例，因為該分部人力短缺，工作量增加，主管也難以即時提供協助，該後勤久而久之產生離職念頭。他分享，後來那名後勤選擇到新竹貨運當簿記員，「他說那邊上班輕鬆，沒有那麼多壓力。」楊光程坦言，現今企業的管理模式勢必要隨之改變，更需要不斷關心員工狀況。他說：「這類型（在意上班環境輕鬆）的人每個世代都會有，可是這個世代（Z世代）的比例特別高，他們遇到瓶頸退縮的機率還蠻大的。」 Z世代不同意傳統職場對工作時長的規定，身為財務人員的阿飛，過去常常為了加班而加班。他控訴：「下午沒事做，下班卻跟我說晚上回去加班，就會覺得是很沒有意義的加班。」小陳以自身公司為例，「由於生產線一年二十四小時都在運作，公務機隨時會接到電話，因此上下班的界線變得很模糊。」他指出，這種無形中的責任制壓力，使公司裡的Z世代員工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下班後應該要有個人生活。 聚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張瑞明從大環境及家庭層面分析Z世代的對職場的期望。他解釋，台灣言論環境開放，塑造Z世代善於表達個人意見的人格特質。他也補充，網路普及與全球化則讓Z世代想法更為多元，相較於過去世代的內斂，更樂於展現自我。從家庭層面剖析，張瑞明認為現代父母更重視孩子的自主性和個人發展，Z世代在尊重與鼓勵下成長，有自信、有主見便成為他們的標籤。 Tim則建議，Z世代進入職場初期，應保持虛心學習的態度，同時注重溝通和人際關係的建立。他說道：「勇於提出想法與爭取權益，不要讓自己淪為只會抱怨或是拒絕，但卻不願意嘗試去改變的人，才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世代。」他認為，Z世代的高流動率和特質對勞動市場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企業需要積極調整管理方式，以因應Z世代的需求。 Wade也曾因如何管理Z世代員工感到掙扎，亦會為了員工溝通或工作上的問題而煩惱。後來他轉念一想，為了適應未來的社會趨勢，在不違背公司目標的前提下，他願意嘗試用Z世代員工能接受的方式管理。Wade說：「傳統的管理方式，或者是迎合新世代的管理方式，不一定會導向不同的結果。」他分享自身經驗說：「我選擇輕鬆的方式，就是改變我自己，然後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成果。」Wade認為基於產業特性及年輕世代員工的特質，採取較為輕鬆的管理方式，並非完全否定傳統管理的可行性。 吳長益認為好的老闆要懂得用人、用資源，如果X世代或Y世代都無法改變Z世代的思想，公司不如培養一個Z世代主管來管理同世代的員工。他提出說：「既然他（Z世代）自己沒辦法同理我們，那找個Ｚ世代當中最成熟的（作為管理階層）。」張瑞明也認為面對Z世代的崛起，傳統企業應調整管理模式，以更開放、彈性的態度與他們相處。他覺得，尊重Z世代的個人價值觀、提供發展空間、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才能吸引並留住這些未來的棟樑。

【記者潘慧芳報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以下簡稱口傳系）4日在系週會說明，將滾動式修改課程地圖，並於下學期開始實行。系方將原訂於大四上學期的畢業專題課程，提前至大三下學期開始修習，導致學生需要重新考量大學規劃，嚴重影響雙主修及預期出國交換的學生。世新大學表示對此說明，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製作畢業專題，因此更改課程時間，針對受影響學生也將設計配套措施。 對於系方臨時修改課程時間，口傳系學生神同學（化名）表示，因課程提前，導致學生在出國交換時，需要同時修習畢業專題，定期與老師線上開會，「但是這就很考驗去交換的國家，然後跟時差的調整與精力的分配，這就與原本對於交換的期許不同。」除了影響學生出國交換以外，也導致學生需重新規劃實習與課程安排，口傳系雙主修新聞系學生W同學（化名）說：「課程調整後，導致我整體時間規劃需要重新考量，而且原定的事情也沒辦法做，因為這樣整體負擔太大，所有事情都擠在一起。」口傳系學生Olaf（化名）則提到，他原定規劃大三下學期將申請學程，「但因為這個變動，導致我必須花更多時間投入畢業製作，也因此打亂原本申請學程的計劃。」 提及校方做法，神同學認為系方應提前在學期初公告，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調整學期規劃。口傳系學生Gianna（化名）則指出，校方此次作風強硬，「雖然我們有表達我們的意見，但學校不會因為我們的意見，而改動他們的決定，基本上沒有溝通的存在，學生只是被告知。」此外，Olaf建議變革之前，應與學生充分討論與溝通，他說：「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了，我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要上什麼樣的課，不要再讓以後的學生有手足無措的感覺。」 針對校方在課程安排上的作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林國楨分析，理想情況下，至少應在一學期前公告通知，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調整學習計劃，「若涉及畢業要求等重大變動，則更應提前告知，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規劃或因應。」他說。對於平衡課程與學生生涯規劃的關鍵，他建議校方透過問卷調查、學生座談等方式，了解學生的想法，並將其納入課程規劃的考量。

【記者張傳儀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0日成立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客語中心），客語中心教學組長廖芳瀅表示，此次和客家委員會合作，期望在臺師大的師資培育體系下，加強客語師資培育系統，也促進大眾接觸客語。 臺師大自113學年度起，為了配合國家語言政策發展，設立客語中心，並開設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以下簡稱客語學程）。廖芳瀅表示，客語中心的目標除了培育客語師資外，也希望加強學生的客語能力，並讓大眾更加認識客家文化。「學程的學生並不一定未來要當老師，但是至少他們會客語了，然後也知道客家文化，如果進而對於教職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培育他們的第二專長。」他說道。 目前取得客語教師資格的管道多元，除了師資培育生直接考取客語科教師資格證外，也可以透過考試成為客語支援教師，再修習相關課程並參加考試。廖芳瀅說明，臺師大預計以第二專長加科的方式培育學生，「你本身就是正式有拿到中等教師證的老師了，那你可以去加入第二專長班，你就可以修習客語，用加科專長的方式（取得教師證）。」對於學生來說，加註第二專長也可以在未來參與教師甄試時，達到加分的效果。 對於此次和臺師大合作設立客語中心，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長孫于卿表示，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從117學年度開始，一般地區國中24班以上、高中22班以上至少要有一位客語正職教師。他指出，臺師大作為重要的師資培育大學，從學齡前至高中教育都有完善規劃，因此希望透過培育客語專業學生，補足目前客語師資不足的狀況。 臺師大地理學系學生李語宸認為，以學程的方式開課，給予不同系所學生彈性的修課選擇，也讓學生可以更有系統地學習客家文化，不再只是仰賴自身經驗汲取。臺師大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學生吳克文則指出，目前客語學程的師資和推廣不夠完善，僅有五位教師，且一位教師負責開設多門課程，「其實也不是說真的不會教還是怎麼樣，只是就是一個人的專長，還是有一定的天花板。」此外，他認為客語學程缺乏宣傳，導致修習人數少。他建議，應補足不同課程的師資，也希望客語中心可以帶動更多學生進入教職領域。 對於客家文化發展，臺北客家書院講師張淑玲樂見臺師大設立客語中心，但他認為，臺師大應嚴格篩選修課學生、加強學生客語學習的資源，並更嚴謹規畫師資培育課程，讓培育出來的學生能夠真正進入客語教職。「（希望透過課程）讓更多的學生能夠肯定他來選擇這個課程是值得的，他很可能因為這樣子以後在客語教學上，能夠真的是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張淑玲說。談及目前的困境，孫于卿認為客家文化正面臨族群認同感不足的問題，由於語言是傳承文化重要的載體，他期望以臺師大作為開端，未來讓更多大學加入客語師資培訓的行列，或開設客語相關課程，持續傳承客家文化。

【記者陳樂怡台北報導】由臺北市立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辦的《Spkita•城現》歲末音樂祭，14日在北市大博愛校區大操場登場，活動除了音樂表演外，更有原住民主題市集、講座以及手作活動等，希望藉此拉近都市原住民與自身族群間的距離，並讓參與民眾體驗原住民特色。 一群身穿阿美族傳統服飾的原民生從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出發至北市大「報信」（註 ），藉此宣告《Spkita•城現》的開啟。「就像在豐年祭開始前都會到附近部落告知一樣，即便我們在城市生活，我們還是可以做著屬於我們文化的事。」主辦方張佩菱說道。「報信」結束後，學生組表演正式開啟，表演者唱誦結合流行音樂與古謠的歌曲，為民眾帶來創新文化體驗。 註：報信儀式指的是希望邀請其他部落族人來共慶祭典，象徵與友好的部落緊密連結。報信者由部落長者挑選青年，著傳統服裝背部綁上獵刀，帶著見面禮如檳榔、荖葉、米酒啟程，並步行到其他部落。 「我們其實想要藉由古謠的魅力，訴說我們的故事，讓我們的母語被更多人看見。」表演者之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生施柏宏表示。他分享，表演演繹了多首傳統古謠，希望讓快要失傳的族語能被更多人看見甚至是傳承。 另一名表演者，北市大學生曾羽彤也分享，自己雖然是客家人，但自小就對原住民文化富有熱忱，她希望藉著描述學子離家到台北求學的自創歌曲《台北雷鬼》，表達和原住民離鄉至都市生活的共鳴。 原住民表演者姜慈恩分享自己的創作理念，因不在部落長大，且父母極少使用族語溝通，因而對族語感到陌生，在將古謠融入表演時面臨挑戰。「都市原住民常面臨怎麼不會講族語的質疑，那我們想要藉由音樂祭去呈現這個議題。」張佩菱說道。他表示，許多都市原住民因從小生活在城市，較少有認識自身文化與語言的機會，因而缺乏自我認同。他希望透過音樂讓都市原住民提升歸屬感，並搭建一個讓大眾認識原住民的橋樑。 音樂祭吸引了不少學生參與，北市大學生張庭富認為，這次的表演讓他感受到了不同原住民族群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也對原住民文化產生興趣。「原住民的活動都會比較熱情，就會覺得這個活動會很開心氣氛會很好。 」他分享道。他也提到，活動不僅讓他對原住民的歌謠文化有了深入的認識，也讓他體會到都市原住民對家鄉的情懷。談及對音樂祭的期望，張佩菱期許參與者可以透過音樂感受青年們所傳達出的故事，並得到勇氣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