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隨著全球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提升，社會上關於精神疾病的討論不曾止息。根據民國107年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分析，身處於當今「憂鬱世代」的人們，因精神疾患而選擇就醫的人數高達270萬人。其實，這些亟待癒合的靈魂並不孤獨，總有一群無名英雄陪伴患者跨過無數深淵。他們，是精神疾病照顧者。然而，患者受疾病纏身的痛苦太顯眼，照顧者因而隱沒在大眾視野中，讓社會不自覺地忘記關懷照顧者。每日的照護與陪伴無可奈何地束縛他們，讓照顧者在承擔責任與追求自我的矛盾中不斷掙扎。無數次面臨沈重壓力，照顧者的心緒又該由誰來承接呢？警語：以下心理師建議採訪自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周璟言。每則報導僅針對個案情況分析，僅供參考，並非適用所有相同精神疾病的精神患者及其照顧者。若有諮詢需求，請尋找專業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求助，或是撥打相關照顧者專線。以下報導中會出現患者對於自殺意圖的描述，目的是讓讀者了解照顧者的處境，並非對於自殺的描寫，請讀者諒察。（點擊以下圖片觀看完整報導） 照顧者資源：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0800-507272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點至下午5點安心專線：1925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24小時服務專線

【專題記者詹湘淇、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綜合報導】「他（失智長輩）會每天忘記我是誰，但我還是會每天重複自我介紹，面帶笑容、像哄小孩一樣地哄他出門。」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為居服員）郭士霞描繪與個案相處的日常，字句中夾帶著溫柔。協助盥洗、陪同外出、照料一切生活起居，這些瑣碎的工作，都由居服員一手包辦。然而，一位居服員通常身兼多件個案，不僅要顧及每位個案的生活細節，罹患失智症的長輩往往還伴隨多種病症，因此需要花費更多額外時間，去選修訓練課程，才足夠因應各類個案的突發狀況。郭士霞感嘆，這些訓練課程立意良好，但實務應用卻有限，「我們去上這些居服的課程，老師教的理論都很有道理，可是這些個案們的症狀、嚴重程度都不一樣。」於是，現今居服員只能透過自身經驗，去思考如何對應不同個案。當前政策所提供的資源，真能有效提升居服員的照顧品質嗎？ 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將於民國114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議題成為現代社會中刻不容緩的難題。圖為示意圖。　圖／甘媄心攝<b>衛福部緊縮支付基準　訓練課程恐淪形式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失智症人口也快速攀升，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為衛福部）曾推估，民國108年的失智症人口恐超過28萬人。對此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隨之訂定。其中，照護失智症者的居服員在申請「照顧服務員進階訓練（AA11）」項目時，須完成「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才能取得每日新台幣50元的加給費用。在規定頒布初期，因長照需求龐大，亟需於短時間內培育大量居服員，且中央政府尚未建置線上資訊系統，無法一一登錄、對照居服員的訓練紀錄。因此，不論申請AA11項目的居服員是否完成訓練，衛福部長期照顧司皆會支付加給。時至今日，居服員人數已大幅增長，線上資訊系統也建置完成，衛福部遂於1月19日宣布，從3月1日起檢核訓練紀錄，停止將AA11項目的加給費用核予未受訓者。由於公告宣布至規定上路僅相隔一個半月，許多居服員為了持續領有每日50元的加給費用，紛紛報名訓練課程。相較於公告頒布之前，學員多自發受訓，居服員王O云（化名）觀察到，部分課程同學有應付了事的心態，「有上就好，為了要領這個錢而去上課。」甚至有居服員一天即負荷超過10小時課程，同學上課目的出現歧異，課程似乎流於形式。此外，根據居服員與所屬機構簽署的工作契約，薪資計算方式除了月薪制外，另有將居服員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全數加總後，再與所屬機構拆帳的方式。但因現今有許多機構未與居服員明訂修課完成後，50元加給費用的歸屬，加上各機構針對訓練課程2500元的報名費用，由機構支付或居服員自負的規定也不同，許多居服員對於是否進修仍持觀望態度。<b>課程規劃側重理論　居服員籲增加實務演練 　失智症訓練課程由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以下簡稱為台灣失智症協會）統籌規劃，內含八門課程、共計20小時，囊括居服員實務照顧上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即便如此，長照政策研究專家伊佳奇對訓練課程提出質疑，他認為失智症照護需仰賴跨領域知識，如：老年醫學、神經醫學、營養學、口腔學等專業層面，居服員應多學習理論內容，以完善失智症患者的日常照顧服務。身擔五件失智症照顧個案的居服員廖仁佑卻持不同想法，他認同理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實際照顧患者時，卻不見得完全適用，「服務個案時是人與人之間，不是人對書。」修習完課程的居服員王O云，則道出現階段課程設計的盲點，他指出，講師授課多以書面資料講述理論，雖能讓居服員有基本的學理認知與概念，但他卻說：「課本上的問題不會代表是我們（居服員）的問題。」對此，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湯麗玉回應，課程除了規劃理論講習，更設計實作課，「演練對他們後面能不能把知識運用出來，其實是關鍵。」但是，現下實作課程規劃仍無法滿足居服員實務工作需求。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社區照顧服務部總主任徐國強便直指，實作演練課程「遠遠不夠」，由於照顧失智症患者的工作現場變數太多，需透過更多模擬演練，以帶領居服員接近真實狀況。然實際上，訓練課程能帶給居服員的幫助很有限。徐國強坦言，在課程的模擬演練環節中，學員未必能融入情境，並將課程演練與實務經驗相互對照。他補充，關鍵也在於，授課老師是否有足夠經驗與能力去引領學員換位思考。另外，王O云建議，課程可進一步安排居服員前往失智症機構與長輩互動，藉此讓居服員貼近失智長輩的日常生活，從中觀察並習得相關照顧經驗。廖仁佑則提議附上更多案例，幫助居服員在照顧失智患者時，更了解如何應對不同狀況。<b>培訓時數招質疑　課程安排待討論此外，訓練課程時長也招來質疑。在可以正式提供服務前，居服員須先接受90小時的培訓課程，至於失智症患者的照護訓練則非強制，也僅20小時。伊佳奇批評：「20小時都是基礎的東西，我開120門課都不夠，開八門課怎麼夠？」相對於人口老化程度亦高的日本，與失智症相關的訓練課程就已高達200小時，反觀台灣目前的課程規劃，明顯不足以培養居服員在實務照顧上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回頭檢視目前失智症訓練課程能否提升居服員照護品質，廖仁佑認為，課程固然可以增加居服員的知識，但由於居服員大多已有實際服務失智症個案經驗，也具有固定的照顧模式，因此課程對於居服員來說更像「複習」性質，且事後訓練也可能擾亂他們原先已習慣的照顧模式。針對現行居服員訓練課程的不足之處，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專門委員陳玉澤表示，長照2.0是採滾動式修正模式，中央政府每年皆會徵詢各方意見，若有修正必要，將會召開會議討論，並重新頒布課程內容。社福移工未納訓練體系　照顧品質存疑慮國內居服員對於失智症訓練課程持有質疑，但反觀外籍社福移工（註），他們多數長時間陪伴在失智症患者身邊，卻連提出質疑的機會也沒有。註：根據《就業服務法》，社福移工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家庭幫傭、機構看護等工作者。 部分銀髮族的生活起居需仰賴照顧者，許多家屬會考量聘用社福移工，長時間陪伴在患者左右。圖為示意圖。　圖／林依瑩提供根據勞動部統計數據，截至110年1月份，在台的產業與社福移工人數已達70萬9853人，其中社福移工25萬426人，約佔總數38%，但他們卻不被列在失智症訓練課程體系的受訓人員當中。陳玉澤說明，目前國內對於社福移工的訓練，僅由護理師或居服員到府指導照護流程。「我其實贊成移工去上課，但我們要如何讓這26萬人都上到課？」徐國強點出，移工人數多之外，外籍移工一旦要受訓，如何籌措預算也是一大問題。他認為，國內若要提供移工課程資源，因不可能提撥公務預算，勢必要請雇主自費。但現實中，會願意自掏腰包的雇主寥寥無幾，「第一是沒有人會願意多花一筆錢，第二是如果移工去上課了，長輩誰來照顧？」失智症患者家屬王挹芬曾聘用移工，以因應24小時照顧家中長輩的需求，然而，每位移工所提供的照顧品質不同，使他曾多次更換移工。此問題更凸顯移工納入訓練體系的必要性，王挹芬同樣對此表示贊同，卻也擔憂移工去上課時長輩無人照顧。徐國強補充，文化認知、教育水準具有差異，也是移工受訓無法展開的原因，「任何的照顧都是生活嘛，所以這就會有文化上的問題。」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秘書長林依瑩投入長照服務多年，同樣認為移工應納入訓練體系，但因移工主管機關不同於居服員，屬勞動部管轄範圍，若要使移工接受長照訓練，將難以區分訓練權責，使執行難度更高。<b>失智照顧水準欲提升　實務訓練須充實縱使政府提供給社福移工與國內居服員的訓練資源不一，兩者在長照服務與照護失智症個案中，都擔任不可或缺的要角。然而，現行政策對於居服員工作的實務效益有限，對未接受國內專業課程的社福移工而言，更難保障自身照護品質。湯麗玉坦言，現行失智症訓練課程仍有進步空間，他建議，未來能在居服員受訓後，定期召集居服員進行個案報告，並分享實務工作經驗，藉此相互學習，提升照顧水準。徐國強也分享，居服員所屬機構應能在實務照顧上，扮演臨床督導角色，使居服員的照顧品質更加完備。居服員身處失智症照顧的第一線，面對工作上的重重挑戰，訓練課程的質與量仍未臻完善，難以提升專業能力。郭士霞分享，失智症長輩平時雖然會重複問同樣的問題、忘記自己要做什麼，也不太會表達，但郭士霞說：「常常想到，如果他（失智長輩）是我的父母親，或這是未來我自己的模樣，就更能有同理心去體諒。」

近年國內對憂鬱症的意識逐漸抬頭，陪在患者身邊的照顧者面臨的心理拉鋸及其需求也逐漸浮出檯面。圖為陪伴者情境示意。　圖／林琮恩攝【專題記者傅有萱、王薇妮、林琮恩綜合報導】「身為一個（憂鬱症）照顧者，經過三年我不知不覺因為壓力過大，而自律神經失調。」2019年底，知名YouTuber理科太太發布了影片，表明因老公受憂鬱症所苦，自己的生心理狀態亦欠佳，將暫停拍攝影片靜養一年。事實上，在台灣關於憂鬱症的討論不曾止息，然而相較患者本身，像理科太太這樣的「照顧者」卻鮮少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而他們在照顧患者過程中承受的負面影響也較難受到正視。      「As usual」可以嗎?陪伴者的戒慎恐懼如何解套？日前，藝人吳宗憲於節目中發表關於憂鬱症的言論，認為患者的發病原因僅為對現況感到「不知足」。此話一出立刻引發社會輿論，對此理科太太也發文回應表示，許多人在規勸患者「要知足、想開點」的同時，卻忽略了他們是因為生理因素而無法想開。「會得憂鬱症絕對不是因為不知足。」就讀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的陳怡靜無奈地說道。即將升上大二的那年暑假，陳怡靜因失眠問題，在男友孫培剛的建議下就診，卻意外得知自己罹患憂鬱症。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打亂了她的生活步調，由於擔心自己給男友添麻煩，陳怡靜甚至產生了分手的念頭，「我還要繼續跟他在一起嗎？這好像就是在拖累他。」得知女友罹患憂鬱症後，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孫培剛，開始蒐集資料並試著調適心態。他提到，雖然大家都對「憂鬱症」略有了解，但當真實發生於自己的生活圈時，卻不是人人都能體諒患者及照顧者。「其他人知道女友的情況後就常問我有沒有花時間陪伴她、跟她吃飯等等。」但孫培剛認為，知悉患者的情況後，人際圈中的朋友皆可以是照顧者，能適時給予患者能量，「我們都在同樣的位置。」面對女友的情況，孫培剛並無更動原先的相處模式，「不要把他們當患者，當一般人對待就好。」他認為現代社會中人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憂鬱症傾向，因此不必過度反應。且在資料搜集過程中，他透過網路瞭解到，照顧憂鬱症患者時「As usual（一如往常）」的對待是關鍵。然而他也表示自己仍會受到女友狀態影響，因此常需要檢視並調適自身心理狀態，「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若有一天撐不住了，我也會去尋求醫生的幫助。」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坦言，對照顧者來說，長久地維持原況並不是容易的事，「很多照顧者最後要不就是跟著陷下去、要不就是與患者漸行漸遠。」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也建議，一如往常的陪伴雖是基本的照護模式，但若要讓患者更快地回到生活常態，則需要觀察他們整體的生活環境並從中慢慢找到待改善之處，「慢慢地往前是對的，但不能一直As usual，否則會困在同樣的困境中。」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建銘建議照顧者多方觀察患者，適時並適當的協助照顧者回歸生活常態。　圖／林琮恩攝受傷的療癒者 患者與照顧者的角色轉換「我們學了一堆理論、學會怎麼聽別人講話，但在家裡時卻不一定會是這樣的角色。我還是會覺得家人很煩、希望他們不要跟我講話。」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邱俊穎坦言，因就讀科系被賦予的社會期待，讓他在身兼照顧者與患者的雙重身分下有些壓力。兩年前，母親突然向家人吐露輕生念頭，幾經溝通與勸導後邱俊穎與家人陪同母親就診，確定母親罹患憂鬱症。初面對母親的病狀，邱俊穎也措手不及，「媽媽較常和我姊姊傾訴，讓我其實有些自責。我想是不是我平常沒有建立好和他的關係，他才會連想自殺的想法都沒跟我說？」升上大二前的暑假，邱俊穎也罹患憂鬱症，但並未讓家人知情。在他陷入嚴重低潮時，母親亦同時發病，兩人時因小事產生衝突。母親甚至有時候會說出「這麼辛苦要不要死一死算了」等言論，「因為當時我也處在同樣難熬的狀態下，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安撫他」。心理輔導相關科系的包袱，也讓邱俊穎感到自責，「我明明是學習這些的，卻連家人遇到的事都沒辦法處理好。」在邱俊穎回復良好狀態後，則盡可能時常陪伴母親聊天、聽他分享內心想法與情緒、載他去看診等等。對邱俊穎而言，身為患者兼照顧者帶給他不少幫助，「正因為我也經歷過，所以更能理解憂鬱是怎麼一回事。」 挽起袖子，邱俊穎手腕內的刺青字樣「Wounded healer（受傷的療癒者）」一詞來自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代表著能夠治癒別人的人自己必定也受過傷。這是他送給自己的20歲生日禮物，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我提醒自己要好好處理自己的傷口，並與傷口並存。」　 圖／林琮恩攝撥去烏雲的那雙手 醫療協助憂鬱症家庭重回日常其實，像邱俊穎這樣照顧者同時也身為患者的例子並不罕見。方俊凱說明，一般到診的患者是家庭中憂鬱症程度最嚴重者，而其他家人也常出現焦慮或是適應障礙等問題，只是病徵較不嚴重。因此他在診斷個案後也會詢問家屬是否也需要接受治療。方俊凱舉例，曾有患者前來看診後，幾年內全家人都陸陸續續開始接受診療，「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家庭很可憐，但我認為能一起互相扶持、慢慢回復相對穩定的家庭狀態是很好的。」在醫療系統介入後，此個案家庭中近20年的愁雲慘霧才得以消散。由此不難發現，憂鬱症照顧者的所承受的情緒壓力極大，台大醫院護理部督導長余春娣過去的論文中也提到，與憂鬱症患者共同生活者，其實也是罹患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等情感性疾患的高危險群。台大的「OVER BLUE 跨越憂鬱」團隊以憂鬱症照顧者為主要關懷對象，團隊共同發起人邱子瑜說：「照顧者群體的需求相對比較隱性，在社會上的曝光度也較患者本身來得低。」邱子瑜以友人及自身作為憂鬱症照顧者的經歷，陳述照顧者身為親密伴侶時面臨的心理漩渦。他表示，為了陪伴身為患者的親密伴侶，照顧者時常需要犧牲額外時間，無法盡情從事自身興趣或紓壓活動，伴隨不斷發生的爭吵，常讓照顧者產生矛盾。「你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讓他變更好還是變更差。」他吐露，他們曾在與患者衝突後產生「為什麼要活得這麼累」的念頭，加上社交圈中輿論對於照顧者的種種要求，甚至使他們被指責為加深患者低落情緒的原因。這使照顧者陷入很大的懷疑，「好像沒有人會真的去感謝你。」針對照顧者產生的自我懷疑，楊建銘說明，有許多案例中的照顧者都提出過相似的疑慮。他說：「有的家長很愛自己的孩子，陪伴他、照顧他，希望他的憂鬱症快點好起來。但後來家長會反過來想，會不會自己給孩子的壓力也是讓他憂鬱症惡化的原因之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底下，這些照顧者很可能因自我懷疑、自責、內疚等負面情緒，非但讓自己深陷痛苦的泥淖，也無法給予患者妥善的協助。「許多憂鬱症患者的家庭中也有些長期問題，若家人也處在痛苦之中，讓一個痛苦的人去幫助另一個更痛苦的人，如此會讓家庭內部情況更加惡化。」方俊凱提到，目前醫院的個案管理服務即涵蓋患者家屬的個別諮商、家庭治療等，也會開設家屬支持團體及相關講座，希望家屬藉由連結此類外部資源，促進整個家庭往更穩定的狀態發展。「你沒那麼偉大」——給自己喘息機會 照顧者亦能向外求援楊建銘透露，照顧者總用盡全力希望將患者從憂鬱中拉出，卻無法輕易達到，最終常使自己也陷入低落，抑或開始疏遠患者。「一方面要認知到患者生病了，另一方面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好起來。」若是自責情緒浮現時，楊建銘常以「你沒那麼偉大」這句話提醒照顧者，是疾病本身而非照顧者的言行使患者陷入低潮。「那些一直陪在患者身邊的人，其實很值得給予掌聲，不過要注意的是，人在積極照顧別人的時候，往往會忘記自己的需要。」方俊凱鼓勵照顧者，多加衡量自身心理狀態，並積極向醫療院所管道求助，也呼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有復原的力量與求援的權利。隨著政府、非營利組織及醫療單位的倡導，憂鬱症相關議題漸漸被廣泛討論，除了導正大眾對於憂鬱症的錯誤認知外，也令其逐漸意識到這項疾病的重要性。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曾將憂鬱症列為2020年需重視的疾病第二名；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光是在台灣就有約8.9％人口罹患憂鬱症，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嚴重程度之高，為所有疾病中名列第二。而憂鬱症也是所有造成失能疾病的第一名，因此不僅是患者本身，他們身邊的家人、朋友、伴侶等照顧者也深受影響。不同於其他疾病病患的照顧者，憂鬱症照顧者除了需要了解如何提供患者適當的協助外，更需要許多心理調適，才不致於受患者的情緒拉扯，或是照顧過程產生的自我懷疑而一同陷入憂鬱症的綑綁之中。方俊凱引用《聖經》中「愛人如己」的概念提醒照顧者，「愛別人要像愛自己一樣，關鍵是要愛自己、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幫助別人。」適當關注自己、不把焦點完全置放於患者身上，再進一步從旁協助患者，才是對患者、照顧者本身都有益的模式。

【記者張佳琪綜合報導】許多人可能因忙碌而疏於照顧家中植物，致使其枯萎死亡。為解決此問題，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鄭啟斌，指導六位該系學生，結合基礎型的輪型機器人（又稱自走車）與智能運算系統研發「e定養的活」，能透過App遠端遙控以移動植栽與澆水，該裝置3日於「2019第24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一」獲得第三名。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團隊結合自走車及智能運算系統，研發「e定養的活」，讓照顧植物增添趣味。　圖／郭思佑提供該裝置結合通訊軟體LINE，在聊天機器人中設定植物品種，系統根據不同植物的特性，設定合適的光照時間以及土壤溼度。再藉由光敏電阻（註）感測陽光強度，於日照過多或過少時發出提醒，使用者接到通知後，便可下達指令使自走車移至其他位置。透過裝置中的土壤溼度感測器得知水分含量，缺水時亦會由聊天機器人傳送訊息，使用者便能依此判斷是否需傳達澆水指令，指令送出後馬達抽水，並由土壤上方的水管孔洞中滴水。註：利用光電導效應的一種特殊的電阻，簡稱光電阻，又名光導管。它的電阻和光線的強弱有直接關係。光強度增加，則電阻減小；光強度減小，則電阻增加。「e定養的活」操作簡易，使用者只需連接無線網路，便能以LINE聊天機器人傳送移動及澆水指令給裝置。團隊成員張惠茹說：「植物能夠藉由社群軟體與照顧者互動，讓使用者有類似照顧寵物的感覺。」團隊更運用雲端服務平台豐富的語彙及字串，讓聊天機器人的回覆更擬真，而相較於市售產品，能夠遠端遙控自走車，便能克服沒有光照的困難。 「e定養的活」運用土壤溼度感測器測得溼度，並藉由通訊軟體LINE的聊天機器人以人性化的語彙互動。　圖／郭思佑提供張惠茹說：「一路上都是慢慢摸索出來的。」團隊成員郭思佑則表示，團隊成員是來自較偏重軟體的科系，但此次的研發著重在硬體，過程中幾乎都是初次嘗試，因此請教了許多外系的學長姐。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學生林昀霏說：「有時過於忙碌容易錯過適合澆花及曬太陽的時間。」此裝置除了提醒照顧者外，也能讓不擅長判斷植物需求的人放心地養殖。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學生張安認為，此裝置提供了種植的樂趣，但希望能夠增加手動調整設定的功能。「植物長大後會盤住整個土壤，有時需要換更大的盆栽，但裝上自走車可能就有困難。」中興園藝學系學生賴俊廷說，他也提到，此裝置的發想很有創意，設計也能滿足一般民眾需求，但此系統的種植資訊若能針對特定品種量身訂做，將會增加其實用性。 日常照顧植物示意圖。許多人可能因為平日忙碌，而未注意到植物是否有獲得充足的日照以及足夠的水分。　圖／張佳琪攝

【記者陳子瑜綜合報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於9日舉辦「性別友善宿舍說明會」，就下學年（民國109年8月）將於學七舍實施的「性別友善樓層」，邀請學生與校方交流意見。學生會、總務處、宿舍管理委員會等成員皆參與說明會。 9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總務處與學生會舉辦「性別友善宿舍暨宿舍改制說明會」，期許校方與學生能互相交流意見。　圖／台師大學生會提供8日，台師大總務長米泓生宣布台師大將於109學年度，於學七舍二樓實施性別友善樓層，採取「男女同層不同房」方式，期許學生能以心理性別、而非生理性別來選擇宿舍。宿舍也將以電梯分流來管制人員進出，並設下學生需到一樓會客、不可於公共空間裸露上身等規範。台師大圖文傳播學系學生鄭芊柔表示願意入住，「可以去接觸不同類型的人，以消除彼此間的誤解或是先入為主的想法。」台師大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方志軒也認為，性別友善宿舍有存在的必要性，「當一個個體回到自己的空間的時候，應該要能夠更完整地做他自己想要的樣子。」但也有部分學生與家長提出對男女混宿的疑慮。「（家人）對於性別友善宿舍的想像可能就只是男生跟女生混著住宿。長輩會擔心我一個女生跟男生住在一起，要是不懂得保護自己會很危險。」鄭芊柔說，但因為台師大是推出性別友善宿舍的首例，沒有相似案例可以說服親屬。台師大學七舍宿舍管理委員會舍長、化學系學生林采飛也在說明會上提出疑慮，包含隱私、安全、性等問題。 總務長米泓生在性別友善宿舍說明會上，除解釋性別友善樓層的運行方式外，也開放現場問答時間。　圖／台師大學生會提供&nbsp;「如果想要絕對安全，相對會失去一些自由度。」米泓生在性別友善宿舍說明會上回應，原則上性別友善樓層不允許非住宿生進入，總務處也規劃調查入住生們是否同意異性進入房間，一但有人濫用權利，室友可以勇敢檢舉。此外，二樓也設有交誼廳，供住宿生交流。台師大學生會會長、台灣語文學系學生陳亮均也反駁宿委會提出的隱私問題，他表示無論在任何宿舍，本應獲得同意才可以進入他人房間，「這無關性別。」而「男女同層不同房」的設計，也被質疑是否真的能幫助跨性別族群，建立性別友善空間。跨性別者Midori（化名）表示，多元性別的空間確實可以舒緩他的心理不適，但意義僅限於此，日常生活中的公共領域仍存在問題。Midori說：「平常真的會困擾要進男廁還是女廁。如果是宿舍的衛浴設備也會吧。」陳亮均回應，學七舍二樓皆為四人套房，衛浴設備獨立。而學生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最初希望可混房，但總務處認為會造成推動困難，「我們也能理解，（性別友善樓層）就鬧成這樣了。」107學年度台師大學生會會長兼前性平會委員陳光耀說：「雖然就現有規劃未能真的幫助到跨性別者，但它有另一層性別教育的意義。」他提到，未來在外租屋也無法選擇鄰居的性別，性別友善宿舍有助於認識自己身體的界線。陳光耀堅定地說：「學校要可提供多元的宿舍型態，照顧多元的群體。」&nbsp;性別友善宿舍的推廣與相關爭議，於各校層出不窮。106年國立台灣大學曾發生跨性別者轉宿遭刁難的衝突，最後校方駁回轉宿申請，並重申應依生理性別分配宿舍，107年長庚大學也出現相似案例。然而除了台師大、台大預定在111年新建宿舍中劃定性別友善區域，其他學校目前未有實質建設。台師大近三年在公領域推動性別友善空間，校方態度是一大關鍵。陳光耀表示，105學年度學生會推動性別友善廁所，卻遇到性平會與總務會議互踢皮球，結果不了了之。106學年度期間，台師大新校長、即現任校長吳正己在遴選期間表示支持性別友善宿舍，在學生會與校方的共同努力下，促成107學年度性平會決議，未來除了設立友善宿舍，更要在每一校區至少建置一間性別友善示範廁所。16日總務會議已正式通過實施性別友善宿舍，目前台師大林口校區已設有性別友善廁所、公館校區建置中、校本部則仍在規劃階段。

陪玩姊姊平日負責到雇主家中和小孩玩樂，讓全職家長能有兩到三小時的喘息時間能處理家務或做自己的事。　圖／孫佾妘攝父母親照顧孩子需耗費大量精力，有時候也需要喘息空間。因此，在徵才網站、網路論壇、相關科系臉書專頁及托育平台上出現「陪玩姊姊」。陪玩姊姊有許多名稱，如陪讀、伴讀、保母姊姊，他們在約定時間到雇主家中，陪伴幼童玩樂。不過，由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規定托育工作必須要向政府登記，究竟陪玩姊姊與登記合法托育人員間的界限應如何劃定？[註]：本職業雖稱為陪玩姊姊，但實際上並無明確性別限制。徵才網站104人力銀行在家教網中皆以陪讀為名稱，媒合平台bananny則表示，未來考慮將陪玩姊姊改稱陪讀夥伴。但本篇仍以目前較常見的「陪玩姊姊」一詞稱之。<b>家長需要一口新鮮的空氣【專題記者孫佾妘、劉雨婷、林傑立、何家璇、陶怡軒綜合報導】「孟孟，來吃飯！」「孟孟啊，你在做什麼？」呼喊聲從工讀生的口中傳出，陪伴小孩、與小孩玩耍不再只能是親屬的工作。擔任「陪玩姊姊」近半年、就讀政治大學的翁秀瑜，課間打工便是前往雇主的家庭，與幼童玩樂，如玩玩具、念故事書、拼圖等活動，讓專職照顧小孩的母親得以分神做其他事。翁秀瑜分享，大多數聘用陪玩姊姊的都是單薪家庭，母親為了親自教育孩子，辭去工作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他的排班時間很彈性，當家長需要額外精力去專注在別的事務上—包含家務工作、兼職教課、休閒運動，他便負責填補孩童身旁的空缺。陳郁庭自女兒阿布兩歲起，便開始仰賴陪玩姊姊協助，至今已經歷四、五任。夜間缺乏完整休息，白天又必須完成家務瑣事，讓敷衍孩童或電視育兒變得更無法避免，「本來和她玩到一半，突然想到衣服還沒有晾、東西還沒拿出來退冰，那就只好暫停去忙自己的事情。」陳郁庭認為，陪玩姊姊可在工作的二至三小時全神貫注面對小孩，「像阿布很喜歡演戲，姊姊就會認真地陪她扮家家酒、看繪本。」而這正是他無法做到，提供長時間且不間斷的完整陪伴。即便阿布今年二月已進入幼兒園就讀，他依舊會在假日雇用陪玩姊姊。 對陳郁庭來說，雇用陪玩姊姊既可以提供孩子足夠的玩樂時光，也讓他能從繁重的母職中得到喘息時間。　圖／林傑立攝對於全職母親來說，過去唯有麻煩自家長輩幫忙帶小孩，才有空檔喘息。然而，在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上，與長輩容易產生世代差異。陳郁庭說：「比起親友照顧，陪玩姊姊更能跟你做搭配，只要先把原則講清楚，姊姊們就不會去觸犯你的底線。」三歲男孩孟孟的媽媽宋楚雲也認為，保母因為因為年紀和專業，多少會對小孩教養方式有所堅持，為避免矛盾，陪玩姊姊較符合需求。「而且因為姊姊年齡跟自己比較接近，也比較不會尷尬。」他坦言。宋楚雲至今已聘僱五位以上的陪玩姊姊。他表示自己若完全親帶，一天中至少要和兒子相處18小時，陪玩姊姊能替母親們分配掉與小孩形影不離的時間，保持適當的距離，讓母親得以更有耐心對待小孩。他形容在路上遇到，對孩子不耐甚至大小聲的家長，「他可能不是有心對小孩那樣，他只是累壞了。」陳郁庭坦言儘管自己以能照顧女兒為樂，但仍會疲憊，就算女兒睡著仍須時時警惕，「就像在做24小時不打烊的工作。」陳郁庭表示，在聘僱陪玩姊姊後，全職家長終於可以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無論是運動或兼職鋼琴教學，「就算一個禮拜只有兩三次，還是會突然覺得，我有呼吸到空氣的感覺。」陪玩姊姊配合度高、時間彈性的優點，深得家長的喜愛。<b>家長好幫手 陪玩姊姊為何出現？陪玩姊姊或稱陪讀夥伴，工作概念類似於歐美的Babysitter，是一種彈性高、輔助家長陪伴並看顧兒童安全的新職業。不過因為文化差異，陪玩姊姊與Babysitter並不相同。托育媒合平台Bananny創辦人高幼軒表示，在歐美地區Babysitter常是鄰居家的青少年，就近幫忙照顧自家幼兒。「但在台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不像歐美如此強烈，加上大家在城市裡可能也不認識自己的鄰居，所以我們很難直接找鄰居幫我們照顧。」 托育媒合平台Bananny創辦人之一的高幼軒表示，平台將陪玩姊姊與保母的工作內容做出區別，並提供詳細說明，讓家長可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圖／何家璇攝在台灣，陪玩姊姊的出現也與網路興起相關。高幼軒表示，過去因為沒有托育媒合平台，台灣人也不習慣挨家挨戶去找鄰居幫忙照顧家中兒童；就算願意找人，鄰居若沒有幼教、幼保背景，也不一定有信心照顧小孩，因此很難找到適當的人選，「但當大家開始習慣在網路上尋找各式各樣的服務時，陪玩姊姊才有可能出現。」網路上，包含104人力銀行及ptt網路論壇上，都能看到有人在徵求陪玩姊姊。但由於陪玩姊姊不是具法律規範的職業，因此也有人以「陪讀」、「媽媽小幫手」等名稱。高幼軒說：「雖然概念上都差不多，但因為名字不同，提供的服務也有差別。」而Bananny推出陪玩姊姊服務之際，明確列出陪玩姊姊與保母的差別，陪玩姊姊及保母間界線才逐漸明朗。陪玩姊姊原則上只有陪伴，凡涉及嬰幼兒生理需求，就屬於「托育」工作。所謂托育，就是父母將小孩交給他人照顧。提供托育服務的人員必須顧及兒童身心需求及發展，因此在台灣有《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居家托育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托育服務必須由合登記的專業保母提供。高幼軒說明，陪玩姊姊的工作不包括幫嬰兒換尿布、洗澡等，這些都屬於保母的工作範圍；陪玩姊姊僅負責陪小孩玩玩具，確保小孩睡午覺等輔助工作。她表示，以Bananny平台而言，不讓陪玩姊姊在父母不在身邊情況下，照顧兩歲以下嬰兒，「嬰兒沒有自理能力的情況下，陪玩姊姊難以提供陪玩服務，可以說照顧兩歲以下百分之百是托育服務。」陪玩姊姊近年來需求逐漸增加，高幼軒表示，Bananny自2017年暑假前間開始引進陪玩姊姊服務，如今已占Bananny整體服務2至3成。對父母而言，陪玩姊姊成為保母以外的第二種選擇，讓父母在找不到保母，或是有特別需求時，可以選擇不受制度綑綁的陪玩姊姊，幫助他們一同照顧小孩。育有兩個孩子的媽媽黃汝娸，在大女兒阿好八九個月時，曾考慮要尋找保母，但礙於保母偏好收新生兒，加上女兒處於分離焦慮階段，找保母的過程並不順利。懷二兒子阿福期間，又因為住院安胎，臨時需要有人照顧阿好，卻因為阿好已經兩歲，讓黃汝娸再次碰壁，因而選擇找陪玩姊姊。陪玩姊姊多半由在學或剛畢業的學生擔任，工作型態偏屬打工，可依照雇主需要自由排班。而對雇用陪玩姊姊的家長來說，他們的需求可能只是兩三個小時的喘息，或是臨時需要他人幫忙顧小孩，因此比起需要固定排班時間的保母，陪玩姊姊成為比較優先的選擇。不過在台灣除了固定時間的保母，也可以委託臨時托育保母，但臨托保母的時價約兩百五至三百五十元不等，等於三小時的服務就要花費近千元，而陪玩姊姊收費相對便宜。高幼軒說：「每次可能就花個三、四百塊，讓我出去喘口氣再回來，可以想像對父母來講相對是比較好的選擇。」陪玩姊姊的出現，讓父母可以在一天辛苦照顧幼兒後，擁有自己喘息的空間。尤其是家中有二至六歲兒童的家庭，年齡的因素讓他們比較難找到保母，而陪玩姊姊剛好可以填補這段學齡前的空缺。<b>多元幼兒照顧模式 你搞懂了嗎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的定義，合法登記的居家式托育服務可分為固定托育與臨時托育。固定托育包含每日6至16小時不等的日間托育與夜間托育等，保母在固定托育的狀態下，能更清楚的掌握幼童狀況與需求，並提供幼童生理上的照護，如培養小孩睡眠作息、準備餐點與餵食、換尿布或是洗澡等。而固定托育又可分為在宅托育與到府托育，在宅托育由家長將小朋友送到保母住處進行托育，是目前較多保母提供的服務，在宅保母最多只能同時照顧兩名兩歲以上、兩名兩歲以下幼童；到府托育則是保母到家長家中照顧小孩，針對單一家戶服務，但收費會較在宅托育來得高。固定托育規範以外的的所有接案都稱為臨時托育，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便提供臨時托育的幼兒照顧喘息服務，來舒緩幼兒照顧者負擔，並提供更彈性的托育服務。臨時托育可再細分為定點臨托、居家托育人員臨托與私立托嬰中心臨托。定點臨托開放家長將小孩送至臨托空間，由合格托育人員照顧幼童，此方案6個月至6歲孩童皆可托育；居家托育人員臨托為家長事先到台北市保母媒合平台尋找托育人員，並簽訂契約，提供在宅托育或到府托育服務，此方案12歲以下孩童皆適用；或是當私立托嬰中心人數仍有餘額時，可臨托未滿2歲之幼兒。以上三種方案皆需要三個工作日前先行預約。台北市托育人員、Edward媽媽蔡佳錡目前以承接臨時托育為主。他認為比起固定托育，臨時托育人員需要更高的反應力與機動性，在開始臨托服務的第一個小時內就要對孩子作息有初步了解，「知道他的下一餐我們什麼時候要準備，不論是喝奶或是副食品，或是我跟他玩遊戲，也要在短時間引起興趣動機，來安排活動引導。」在托育狀況的不同下，保母其實較喜歡接固定托育案件，因此臨托案件更難媒合保母托育。 對於保母來說，到府的臨時托育需盡快進入情況，面對較多不確定的情況，比起固定托育來說還具挑戰性。　圖／蔡佳錡提供高幼軒則認為，陪玩與托育最大的差異在於是否涉及幼兒生理照護，同時陪玩姊姊只能承接較短時數的案件，一般以兩歲作為是否適用陪玩服務的分界點。「比如說這個（滿兩歲的）小朋友已經戒尿布了，或是陪玩時間只有幾個小時，他沒有換尿布、洗澡這些需求。」透過工時與服務對象的限制，來避免陪玩姊姊工作內容涉及幼兒生理照護。同時陪玩與托育在孩童照顧權上也有所不同，托育是家長將小孩照顧全權交付給保母，並且離開小孩活動的空間；而進行陪玩時，家長多半都會在較近的距離進行自己的工作，小朋友的負責權仍在家長身上，陪玩姊姊只擔任輔助的工作。另外，若從法規層面來看，托育人員必須經過政府核可的課程訓練，且完成登記，才算合法托育，但陪玩姊姊在身分上並沒有相關法規進行規範。因此Bananny作為媒合平台，也對陪玩姊姊的身分與工作內容進行些許限制。如陪玩姊姊必須是在學學生或是畢業未滿兩年，同時透過學生證或是畢業證書進行身分認證。陪玩姊姊多半是幼保、幼教等托育相關科系學生，但也會因應不同孩子的需求，透過不同科系的陪玩姊姊提供服務，如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的學生更適合陪伴聽障孩子。蔡佳錡則表示，雖然社會局提供臨托服務，但仍有很多家長選擇請陪玩姊姊。主要是因為三種考量，一是陪玩姊姊較年輕，較有體力應付孩子的高活動量，再來是可以提供孩子更活潑的帶動遊戲或是簡單幼兒教學，最後也是最影響多數家長的考量，陪玩姊姊的薪資較低，可以減輕家長的臨托負擔。整體來看，傳統幼兒照護服務以固定在宅托育有最多保母提供服務，固定到府托育雖能更全面的照料單一家庭幼兒需求，但收費高出許多。臨時托育雖能讓家長在突發行程時，有人幫忙照護小孩，但提供臨時托育的托育人員較少。陪玩姊姊因為學生工讀的性質，薪資較低，時間配合上也較彈性，但不能支援幼兒生理照護的部分，通常只建議陪伴兩歲以上孩童，兩歲以下孩童家庭仍以聘請合法登記的保母進行托育較為恰當。<b>陪玩可以彈性 但不能沒底線不過實際在工作時，因應家長不同要求，陪玩姊姊和保母工作範圍的區分其實並不一定清楚。曾就讀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有十幾份陪玩姊姊工作經驗的林秀涵觀察，幼兒照顧中陪玩、家教、保母三者界線並不明確，不只三者名稱常常混用，在照顧過程中，陪玩姊姊的工作依據不同家長要求，也可能會涵蓋到生理需求照護或是提供教學服務。林秀涵舉例，一次到教會擔任陪玩姊姊，家長參加禮拜時，她負責幫忙照顧小孩。當時她帶的小孩還是兩歲以下的嬰兒，剛好遇到嬰兒大便，需要換尿布的狀況。家長已事先準備好尿布，並交代小孩需要的東西都在包包裡，因此她不好意思去麻煩家長。然而，由於她不熟悉這款褲型尿布的用法，勉強把尿布脫下來，卻弄得現場凌亂。「要記得你（陪玩姊姊）不是來弄孩子吃喝拉撒睡的人，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是沒有執照的保母，那你誤會大了，雇主也誤會大了。」曾就讀幼兒保育科系的林憶靜提到，陪玩姊姊的角色不需要陪伴孩子到八小時以上，若家長要求照顧到三天以上應該明確拒絕。另外，供餐、煮飯給小孩也不是陪玩姊姊需要負責的工作範圍，因為保母執照考試中有更專業的訓練。「陪玩姊姊是否能成為真正照顧幼兒的人確實是很模糊的地帶。」台北市信義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督導邱玉鈴提到，許多家長在找陪玩姊姊時，都是在家教網站裡看到。但2014年12月1日起，保母全面納管，依據居家托育管理辦法，必須要取得登記證才能成為合格的托育人員。居家托育管理辦法中規定，保母的登記資格有三種：第一是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第二是幼兒保育、護理和家政相關科系畢業生，第三則是參與政府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上完126個小時的課程，加上2小時性平課程，取得結業證書。另外，居家托育管理辦法第三條中，托育服務包含遊戲活動，因此，只要家長不與孩子待在同一空間，儘管是陪兒童遊戲，仍構成托育行為。社會及家庭署家庭支持組組長簡杏蓉表示，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第25條規定，如果家長付費將孩子交由三親等以外且未登記的人托育，都有可能違反兒少法及居家托育管理辦法。此外，有時陪玩姊姊難以避免多負責額外的幼兒教育。「當你聽到家長說孩子哪部分不太好時，你不會想幫他加強嗎？」林秀涵以自身經驗為例，原本只負責陪玩的他，因與家長聊天時了解到小孩的情形，自發地在工作中加入教學，教導孩子從一數到九。林憶靜也承認這種潛規則的存在，但他認為這模糊的工作界定，也提供應徵者與家長談判的彈性空間。例如當家長希望陪玩姊姊也能負責孩子的英文教育，應徵者可依此據理力爭，獲得更多的薪水。陪玩姊姊作為父母親的幫手與另一雙眼，工作內容或多或少和保母或家教重疊，但應徵者卻不一定具備幼兒照顧與教育的專業。因此，高幼軒認為應建立應徵陪玩姊姊的審核機制，畢竟陪玩姊姊的服務牽涉到幼兒照顧與安全，並不是任何人都適合這個工作。透過實名把關、確保應徵者的幼兒照顧基礎理解，才能讓家長安心，也避免問題發生。

【記者高海葳綜合報導】衛生福利部為保障原住民長者能獲得適切的照顧，於今年將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簡稱文健站）納入「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然而有原民學生指出，長照計畫規劃過程缺乏原民參與，使計畫內容未顧及漢人與原民價值觀的差異，照顧方式也未遵循部落文化，中央資源因而無法被妥善利用。此外，文健站人員也表示，照顧服務員（簡稱照服員）任用制度限制，使照服員與部落長者無法維持長期合作關係，難以建立共識及信任。衛福部於今年實施「長照計畫2.0」，強化照顧資源。本次計畫內容除增加部落照顧服務項目外，更擴大將55歲以上失能之平地原住民納為服務對象，並將提供部落長者日間照護的文健站納入計畫，不過計畫規劃過程卻未曾有原民參與。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學生柯哲瑜認為，中央長照相關制度相當混亂，衛福部為「長照計畫2.0」主辦單位，具醫療專業知識，卻缺乏對原民的了解，亦未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商討計畫內容，便直接於部落實施計畫。此舉造成中央提供於部落的資源，因未配合原民文化而無法被妥善利用。柯哲瑜點出，原民和漢人價值觀極為不同，中央規劃長照政策時以「照顧」老人家為出發點，但部落族人視長者為智慧的累積，並不需要「被照顧」。且多數長者尚具生活自理能力，照服員只需從旁協助即可。曾於部落偏鄉醫院實習的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布農族學生古子明分享，不同族群對生病與死亡有不同觀念。他舉例，達悟族傳統觀念認為老了生病是因身上有惡靈，若接受子女照顧，會將惡靈傳染給子女，長者因而傾向不接受治療。若醫療人員想投藥或進一步治療，反而影響長者在生命最後的尊嚴。因此他強調，醫療人員須體認具備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柯哲瑜認為，提供「文化照顧」能讓照顧資源被完整利用。她指出，屏東美雲魯凱族婦女組織便將部落的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和部落文健站結合，讓老人家和小朋友在田裡工作，互相照顧並用族語溝通，便是很好的「文化照顧」。或是部落的健康操以橡皮筋射氣球代替，讓長者憶起過去山上打獵情形，也相當符合文化照顧。不過柯哲瑜提到，目前衛福部提供部分部落長者送餐服務，雖出於善意卻讓老人家覺得被接濟，常把餐點放到冷掉不吃。她強調，照顧方式應依不同部落的文化本質調整，不能以同一套方式對待所有原民。柯哲瑜除點出中央長照計畫內容未符合部落文化，目前中央每月派督導至部落進行照服員照顧情形的評估，希望保障每位原民長者皆能受到適當照顧，此舉卻造成照服員與部落長者缺乏長期合作關係，無法建立共識及信任，增加文化衝突的可能性。屏東縣龍潭文化健康站人員陳小姐認為，照服員任用制度只限原民身份，造成文健站缺乏照服員，因此她期許政府開放漢人擔任照服員。花蓮縣古風文化健康站李服務員則認為，限制照服員原民身份使服務員和原民長者間溝通良好，不易產生衝突，應繼續維持。陳小姐也指出，照服員年齡斷層現象嚴重，再加上多不具專業醫療照護知識，她希望政府加強培育專業人才，鼓勵青年返鄉。古子明則表示，目前政府已施行原民醫療人員的公費培育﹐且培育的人才完訓後，大部分都留在各部落服務。他期許政府增加醫療相關科系的原民名額，讓更多學子學成後能回到部落服務，提升部落照顧環境。 原住民學生及漢人學生齊聚部落，為更進一步了解原住民傳統文化而努力。　圖／高海葳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