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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家庭無休照顧的出口:喘息服務的供需難處
專題
第1807期
自閉症家庭無休照顧的出口:喘息服務的供需難處
焦點
2025-04-10
【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他會有點類似自殘 ,會咬自己的(手)、打自己的頭, 所以我們為了讓他不要咬,就會去買那種塑膠的棒子。」提起自閉症兒子面對聲音刺激時的激烈反應,林士雄無奈說道。 他苦笑著形容,兒子的情緒如同未馴化的孫悟空,幾乎每天都在爆發,「哪一天沒有爆,那應該是燒好香了。」 林士雄回想起兒子出生那年,是他人生的巔峰, 重考7年後終於考上建築師執照、結婚生子,一切都看似很順利。然而,兒子2歲9個月時,被診斷出自閉症,讓他與太太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林士雄為了照顧兒子,放棄了原本穩定的建築師工作,轉而投入保險業,只為擁有更彈性的時間來照顧孩子。他與太太也積極尋求各種療法,不僅定期看醫生、做復健,就連求神問卜、民間偏方都不放過,甚至花好幾萬台幣去作法,想要把兒子靈魂「叫」回來,「就我看來大家(這些方法)都沒用,(最後)就是覺得是接受,接受最重要。」他說。 看一場電影,發發呆,或許是最平凡不過的日常。然而,對於自閉症者的家人來說,卻可能是種奢侈。 「基本上就很像你在顧一個2歲小孩的概念,他無時無刻都要在你的視線裡。」翁禹平說道。他有一個患有中度自閉症的弟弟,每天從弟弟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必須要有人全程陪伴,不僅吃飯、玩耍需要關注,就連刷牙、洗臉等基本生活動作也需要協助。 談及外界的異樣眼光,翁禹平坦言他早已習以為常。他說道,弟弟撞到別人不會主動道歉,且因著弟弟的情緒行為障礙,出門在外弟弟若是不順心還會大發脾氣。「有些家長會跑來跟我媽說:『你怎麼這樣教小孩啊?』。」翁禹平說道。 自閉症一般會伴隨其他併發症,如情緒障礙、語言障礙等,因此需要長期的觀察與照顧。「我們真的有(患有自閉症的)服務對象,他有自傷的行為,可能會去撞牆或是攻擊別人、去抓人。」在成人心智障礙照護機構任職的Lucia(化名)說。 長期承受極端壓力的照護者,需要喘息的時間與空間。「我們不是照顧一天兩天啊,是一輩子。」自閉症照護者陳怡如感嘆。「喘息服務」,是一種讓照顧者可以獲得片刻休息的措施。一天八小時的日間照護或是照護機構舉辦的一日夏令營,可以讓家庭和小孩暫時分開,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將瀕臨崩潰的家庭從懸崖邊拉回。「很少人會跟你說,照顧者其實也需要協助,需要喘息。」陳怡如說。 自閉症者的表現特徵各不相同。自閉症常見的特徵為情緒反應較單一,或偏執於特定的表達方式,因此無法正常進行社會互動和溝通。然而,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患者,在受刺激時可能產生自傷、攻擊他人等行為,因此需要更密切的照護,不適於一般社區式服務。然而全天式機構卻往往因額滿拒收,家屬只好將患者留在家中自行照顧。 令照護者提心吊膽的是,熟悉且舒適的生活規律或環境如果有一絲一毫改變,都足以令自閉症者陷入崩潰。每一位患者對於感官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也會有不同的固著行為。患者習慣的規律被改動,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細節,如擺放鉛筆的角度,都可能令他們大腦超載、抗拒。有時自閉症者執著於完成某件事,不安與焦慮不斷地累積下,他們只能透過嚎叫與肢體動作來宣洩壓力與情緒。「(固著行為)沒有一個轉圜的狀態,會讓家人都不知道怎麼幫他。」心理諮商師林佳蓉解釋道,「這也是家人有時候會耗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針對自閉症者不同程度的生活自理能力,照顧者可選擇的喘息管道也不一樣。輕度自閉症者適合進入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下簡稱小作所),接受社交訓練與職業培訓,支持未來就業。中度自閉症者可選擇身障社區長照機構(以下簡稱日間照顧),進行結構化學習與生活輔導。然而,重度自閉症者急需高密度的支持服務,因此需要進入專門的照護機構,接受24小時專業照護與醫療支持。其中,患有嚴重情緒行為障礙的自閉症者,會因為無法調節自己的情緒而自傷或是使用暴力攻擊家人。「如果你力氣比他小就壓不過他,搞不好還會被他咬。」林士雄說。他們的家庭往往承受更大的壓力,喘息服務成為這些家庭的迫切需求。 隨著自閉症者的人數逐年增加,照護需求隨之上升,但機構能提供的照護量能終究有限。Lucia分享,有些個案在機構一待就是二、三十年,隨著個案老化,可能合併其他疾病與失智症狀,機構就需要更多人力來支持個案需求。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個案身為最需要被專業照護支持的群體,此時此刻卻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回家,再度將照護者與自閉症者拉入互相消磨精神的深淵。 翁禹平每天要和家人輪班陪著弟弟,出門時要全家一起行動、看電視時也陪在旁邊為弟弟解釋劇情。對於沒有同儕的弟弟而言,家人就是他的全世界。一周四次,每次八小時的日間照顧,成了翁禹平和家人的喘息時間。日間照護機構除了讓家人有完整放鬆自主的時間,也透過課程活動、手作體驗等,讓弟弟有接觸家人以外人群的機會。 但並非每個家庭都如此幸運,有嚴重情緒障礙的個案往往容易被機構拒絕,或是進到機構後又被「退貨」。「因為服務量能是固定的。」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總幹事蔡嘉華指出,有情緒行為的個案需要高密度的人力陪伴,機構必然需要篩選個案,「要不然就是要大家一起爆炸。」 為實踐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下稱「CRPD」)的平權精神,政府自2014年推行「去機構化」政策,鼓勵機構發展社區式服務。蔡嘉華形容,機構式服務就像是把身心障礙者關在培養皿裡,外界看不到自閉症者、自閉症者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去機構化」的社區式服務,旨在協助使用者學習運用社區的資源,知道附近公車怎麼搭、餓的時候知道去哪裡買飯,期望透過社區參與逐漸打破藩籬,增進障礙者與社區互動的可能。 儘管政策立意良善,卻變相加重了一線服務人員的困境。Lucia指出,有別於機構式管理,社區式服務需要的人力比更高。與此同時,既有的機構服務項目也持續運作,卻因不受政策重視,失去政府補助,機構只好想盡辦法自籌經費,資源與人力更形吃緊。 蔡嘉華說明,CRPD的理想,是社區的服務足夠之後,能逐漸取代機構。然而他也指出,機構是否需要被取代,目前還備受討論。社區式服務為融入社區,據點規模較機構小,「有情緒的個案勢必要夠大的場域,擺明就是進不去社區,但他們要進機構,進得去嗎?」蔡嘉華說道。Lucia分享,重度障礙及多重障礙、或提早老化合併阿茲海默的個案,往往需要隨時有人在一旁看著,提供即時的照護或協助,這是社區式服務暫時無法取代機構的原因。 「真正的去機構化,是我們重視他們的人權跟尊嚴。」Lucia說道。CRPD的精神很理想,然而機構即便將平權精神融入機構服務中,帶著服務使用者走入社區,但若不是設置小作所等有形的社區據點,就無法受到政策支持。Lucia感嘆,每年自閉症家庭照護的需求增加,機構轉型,在專業人力不足、政府資源少的現況下,機構處處面對照護與營運的兩難。 然而,也有家長選擇跳脫現有的機構體制,與其他身心障礙者家庭共同創辦屬於自己的「家園」。社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理事長孫中光,聚集7位自閉症者與15位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兒女,在台東建立「共伴家園」。 共伴家園的成員透過手作工坊,販售台東著名的池上米維繫經濟收入,加上募款和政府補助,讓家園得以營運,同時學會自力更生的技能。「我們可以陪他們走一輩子嗎?不可能啊。」孫中光說道。多年前罹患肺腺癌的他,正因為明白家長總有一天會老去、離開,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創立共伴家園。孫中光認為,部分機構作為管理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然而共伴家園裡的「家人」們一起生活、食宿、在協會的手作工坊工作,沒有誰應該被誰管理,彼此享有平等和尊重,落實CRPD中平權的理念。 「很多家長來我這邊取經,我也是把我的Know-How(技術訣竅)全部告訴他們怎麼做。」孫中光說。然而至今孫中光在台東打造的家園,仍是台灣唯一一個據點,再無其他。維繫家園運作處處都需要經費支持,更需要強大的決心,到處籌措資金的孫中光不禁戲稱自己「把公益當作生意做」。 龐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對共伴家園,還是機構而言,都是沉重的負擔。機構光是開發「服務社區化」所需的照護場域,就吃上不少閉門羹。社區式據點必須有良好的生活機能,以及方便的交通條件,身心障礙者才能有效地接觸社區資源。「偏偏那些地方,它的地價、它的房租估計是高的。」Lucia無奈地補充,政府的補助往往不足以支應開發社區式據點的新成本。「我們光是在找這個地點,人家都會覺得我們是在乞討。」Lucia說。同時,地方居民對身心障礙者並不熟悉,甚至指責機構設立據點會讓當地房價下跌。 CRPD「去機構化」政策中,「機構」的定義究竟為何,至今連第一線從業者都回答不出。有的單位雖有機構之名,但努力將社區式的服務引入,讓服務使用者被社區接納,有尊嚴地生活,卻因著「機構」的身分,成為政府忽略的對象。身心障礙照顧者急迫的喘息需求,如今更難被接住。 「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間的悲劇。但對我們這種父母來講,是最好的結局。」林士雄說著讓人椎心刺骨的台詞,臉上卻帶著淡淡的微笑。類似的說詞,在自閉症者父母對話之間屢見不鮮。 林士雄點開手機,分享螢幕上每天與兒子爬山的合照,與這些年來二人一同早起運動的紀錄。「1640次差不多。」林士雄仔細計算與兒子一起運動的次數,未來還有多少個1640次要計算,他並不曉得。一般孩童在成年、獨立之後,可以脫離父母展翅飛翔,但照顧自閉症的孩子,是林士雄,也是照顧者們一輩子的工作。「真的好累的時候,會突然有一種想法:如果能脫離現在環境,不管是小孩走丟,或是突然有一張機票把你送到關島(都好)。」蔡嘉華道出照顧者們在長期壓力下,偶爾不切實際的心情寫照。照顧之路沒有盡頭,照顧者對自閉症孩子的愛和包容,也需要社會資源的支持,才能走得長久。
空間阻「愛」:社福團體尋地的荊棘路
專題
第1725期
空間阻「愛」:社福團體尋地的荊棘路
2020-05-06
【專題記者陳子瑜、陳妍如、萬巧蓉、方小瑀綜合報導】「擁有一個自己的服務空間是每個社福團體畢生的夢想。」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提供無家者短期居住空間,然而,因資金不足遲遲無法購置房舍,只能不斷尋找租賃地點。過程中曾遇過房東違法出租,也曾突然被房東要求搬家、漲租金,對服務對象造成困擾。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苦笑道:「要房東佛心,願意給我們做收容據點。」社福團體除了面臨募款困難、人力缺乏的難題,連取得一個合適的服務空間都不容易。社會中若少了社福團體,缺乏提供社福服務的角色,弱勢族群即成為社會安全網下的犧牲者,無法享有平等的生活。錢少事多離家遠 社福機構空間難尋社福團體服務的對象涵蓋長者、婦幼和身心障礙者等族群,為了能儘速與個案建立關係、培養對彼此的信任,社福團體大多希望能將服務空間設立在最靠近服務對象的地點。然而,由於購地所需資金龐大,若選在交通便捷、容易觸及服務對象的地區更是筆可觀的開銷。因此缺乏金援的社福團體大多只能妥協,將服務空間設置在偏鄉或距離都市較遠的地段,導致難以近距離接觸服務對象。此外,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也提到,社福空間的地理位置會直接影響服務對象與親屬的聯繫,「距離很遠的時候,去探望的時間也會拉長。」孫一信無奈解釋。不論是身處長照機構的長者與子女、或是被安置在身障機構的孩子與父母之間,都可能因空間距離的限制而逐漸疏離。由於資金不夠寬裕,許多社福團體以承租代替直接購買土地,但若碰上租約到期、地址變更或屋主不續租等問題,一旦搬遷就必須重新調整人力。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總幹事蔡嘉華提到,社福空間搬遷時,服務對象便得與新社工重新培養關係。然而關係的建立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蔡嘉華為難地說:「(重新適應新關係)沒那麼快啊!」 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成立肯納夢工場,在此服務空間進行就業輔導、職前訓練等課程。 圖/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提供服務對象性質各異 空間選擇需經通盤考量此外,社福團體在選擇空間時,也會因服務對象的身心狀況而有不同考量。蔡嘉華以自閉症為例,因患者可能有較大的情緒波動,為了避免服務對象之間產生矛盾或衝突,「所以空間上要做區隔,最好有隔間,不然會互相干擾。」李盈姿亦提及,由於資金不足,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服務的無家者只能居住在較為擁擠的空間,「上下舖的床較容易造成紛爭,(無家者們)作息也不一樣。」狹窄的空間限縮了社福照顧的可能性,也造成社工與無家者的身心壓力。其中,無障礙空間的設置也是選址一大考量。台灣失智症協會在承租課程及活動場地時,就曾因經費不足,只能使用缺乏電梯等無障礙設備的場地。因此若服務對象為行動不便者,就無法參加課程。台灣失智症協會副秘書長李會珍表示,這是無可奈何之下的決定,「我們盡量讓服務不要中斷,但有時還是只能捨棄一小部分人。」釋出公有空間成解方 建置程序仍待完善社福團體希望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卻難獲得適切的空間。各縣市政府亦祭出解方以完善社福服務,其一便為釋出公有房地。多數狀況下,政府先針對該公有空間規劃社福政策、實行目標,如長者及身心障礙照護等,再主動聯絡適切的社福團體、或由各社福團體競標,將公有地在一定期限內委託民間經營。然而社福團體取得公有地後,還須經四階段的檢核,內容涉及繁複的土地及建築法規,導致社福團體轉化空間不易。公有地中,《住宅法》規範社會住宅(註1)中應保留一定空間轉作社福服務。孫一信表示,目前進駐於社會住宅的社福團體以提供日間服務為主,例如非營利幼兒園、托嬰中心、長照服務機構,與提供身障者工作場域的庇護商店等。此外,近年政府推動活化閒置公有空間,亦成為社福團體進駐的選擇之一。因台灣少子化趨勢,閒置公有空間多數為學校的空教室、校舍等,社福團體可依據《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將該地部分轉為社福使用,再依各自需求改建。註1:是由政府蓋房子出租給民眾、或由政府承租民間空屋,再轉租給民眾的住宅,其只租不售,租金較便宜。找到場地就一勞永逸?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背後成本 然而,即使政府釋出閒置空間為社福團體減輕尋覓據點的困難,仍有申請公有地及實際空間運用的後續問題待克服。大同福樂學堂日間照顧中心主任謝文蒨表示,小型協會欲提出企劃案,參與公有地競標,卻因公部門核銷程序曠日廢時,無足夠財力的社福團體恐在等待過程中面臨周轉困難,而更不敢申請服務空間。此外,閒置空間的規劃通常由公部門執行,社福團體未必有機會參與討論,因此政府釋出的空間可能不符社福團體需求。李盈姿提到,政府釋出的部分土地較為破碎,甚至還有屋況太差、需支出大筆修繕費用等情形。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長何秋菊亦說明,考量建物安全,現下對於建築結構強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須不斷變更使用執照以符合規範,「補照可能要花一倍以上的經費。」他補充,從得標到完成立案至少須耗費八、九個月。因此即使社福團體取得閒置空間,仍得負擔修繕成本且無法立即使用。另外,縣市政府內部對閒置空間的運用尚須經跨局處溝通,常造成分散於各單位的空間無法被有效率地分配。學邑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佳明指出,由一位長官領導指揮,較能順利推動閒置空間轉做社福用地。他以高雄市政府為例,主事者經市長充分授權,令各局處回報可用空間,一一評估其能否轉做社福用地後,再與相關人士協商、促成此事。此外,設立專責處理的單位亦有助於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台北市社會局於民國104年成立「土地緊盯小組」,平時盤點、觀察各局處釋出的空間適用於何種社福用途,再出手爭取其轉為社福用地,免除各單位難以作主而無所適從的窘境。當敦親睦鄰成為必須 社福機構進駐社區遭反對然而,當社福團體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大眾持有負面印象的族群時,進駐容易受阻。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陳冠斌分享,協會曾在106年辦理「金南社區家園」,讓精神障礙患者脫離原環境以學習獨立生活,卻在找尋服務據點時屢屢碰壁,「(電話裡)被拒絕的比例大概有八、九成。」陳冠斌無奈地表示,協會須同時評估租金及房屋狀況,因此於六個月後才找到合適的地點。即便是利用公有土地,也難以避免其他住戶的反對。陳冠斌提到,協會於107年4月由台北市社會局委託辦理「文林家園」,原計劃於同年7月進駐台北市興辦的社會住宅「洲美專案宅」,卻因土地產權問題以及對精神障礙者的刻板印象,遭當地居民按電鈴抗議,要求遷出。其後耗費一年時間相互溝通,直至108年9月才讓服務對象正式入住。面對難解的鄰避效應,社福團體亦試圖找出與居民和平共處的方法。「偏見跟不瞭解都是互相相處之後才改變。」謝文蒨分享他的觀察,舊校舍改建為老人日照中心後,社區居民、家長和老師曾擔憂長者可能帶來傳染病或騷擾學童,但透過設計「老幼共學」的課綱,如在自然課合作種植園藝,便能促進彼此了解、破除歧見。 大同福樂學堂日間照顧中心的「老幼共學」課程,讓長輩在活動中獲得陪伴與活力,亦讓孩童透過與高齡者合作,認識、學習善待長者。 圖/謝文蒨提供李盈姿提及,社工會帶無家者清掃樓梯,以主動友善的舉動融入社區。居民與無家者熟悉後,遇到緊急狀況也可以立刻聯繫社工。陳冠斌則無奈回應,他認為服務對象與住民僅是一起生活,不會造成彼此困擾,「為什麼得做這些事情來博得別人的認同?」現今雖有《身心障礙者居住服務及社區服務權益遭民眾抗爭處理注意事項》等法規,讓社福團體遭遇鄰避效應時可依法申請協助。然法條僅保障給予必要的安全措施或法律諮詢服務等,仍難以消除民眾異樣眼光,社福團體若遭抗議依然無法順利入住。陳冠斌表示,若在公宅規劃初期,事先告知居民將設置社福設施,後續抗爭也會減少。台北市社會局人民團體科科長謝宜穎進一步解釋,若居民能理解社福設施可能提供給社區的回饋,更能促成彼此雙贏。空間建設難題未解 社福社區化難落實社福團體難以取得適切的服務空間,不只成為其開展服務的阻礙,更可能拖慢台灣邁向社會福利國家的步伐。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近十年,本國身心障礙者人數增加逾11萬;老年人口則增長近112萬,照護體系的負擔越發沉重,建構完善的社福體制已是燃眉之急。日趨龐大的照護體系該如何落實服務?協助精神障礙者入住社宅的陳冠斌提出,以往社福照護多是把服務對象集中在大型機構中管理,他們被邊緣化並離開原生家庭。他認為,當代的社福趨勢是社區化,他建議讓精障者回歸社區練習自立生活,政府亦能將補助機構的經費妥善分配到鄰里中,讓社福服務與資源更貼近個人需求。 康復之友協會助精神障礙者進駐社宅家園中,盼服務對象能處在社區環境互助進步,學習獨立生活。 圖/陳冠斌提供九如鄉日間照顧服務中心社工朱玉莙也贊同社福機構走向社區化,他分享經驗,鄰近社區讓他能站在第一線服務,「就能夠接地氣,接收民眾的真實需要,並且在第一時間解決他們的問題。」聯合國頒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明定國家應保障身障者融入社區生活;而在106年,台灣啟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政策,也以在地老化(註2)為目標。在長照2.0政策推行下,截至今年1月,全國各地共有2609間巷弄長照站(註3),平均每三個村里就有一個據點,讓民眾就近享有社福資源。然而,為推進社區化,勢必得擴充更密集的在地服務據點。當前建置社福服務空間的困境,恐導致社福資源難以深入社區。註2:意指人老後仍在社區居住,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生活,且避免隔離措施、促進人際交流。註3:在長照2.0政策中,屬於最基礎的社區整體照護資源站,亦是社區中第一線的長照服務組織,就近提供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等服務。長照服務因受眾多,政府投注許多資源協助設立據點,但服務特殊少數個案的社福團體則難求社區化。李會珍舉失智症協會的台北市服務空間為例,他直言,服務對象只有約四成是本地人,因其他地區沒有開展此類服務,導致外縣市的個案及家屬須舟車勞頓前來參加活動課程。除了各縣市的社福資源有落差,城鄉社福設施分布也不均。育成基金會執行長賴光蘭說明,弱勢者的照護空間向來容易被排擠到偏遠地帶,且部分民眾的刻板觀念仍認為患者應隔離在都市外,「我們只是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走出來(離開機構),也可以回家。」孫一信無奈指出,對建商而言空間就是資本,在都市計畫區設立社福設施是「用西裝布做內褲」,因此房市會排斥這類設施。「推展社區化時由誰來承接?政府的財政與人力應付不來,向來是養社福團體來做(服務)。」謝文蒨一語道破民間團體的必要性。台灣欲提供弱勢族群更完整的福利資源,政策亦繪出健全的社福國家藍圖。然而,政府長期仰賴民間協助開展服務,卻難解決社福團體建設服務空間的困境。若社福團體連獲得一磚一瓦都要傷透腦筋,要如何構築一個完善的社會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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