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婕宇綜合報導】近期校園輕生事件頻傳，12日一名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在Dcard上發文，表示聽到同學墜樓的尖叫聲，引起留言區一片嘩然。然而，此現象已非首例，2020年臺大就曾三天內發生兩起學生自殺事件，顯見校內心輔資源需求增加，且學生心理壓力需更被重視。為更積極處理學生面對的困難，臺大於去年初設置學輔中心，並在今年9月引進學輔專員駐點各院進行服務。 學輔中心於2021年2月成立，而學輔專員是今年9月才進駐服務。學輔中心不只負責學習相關的事務，主要任務為初級預防、資源連結、紮根院系，能處理的問題範圍非常廣泛。諸如人際關係、經濟問題都能找學輔聊聊。　圖／林詠崴提供目前大學校園內心輔資源普遍不足，常有預約額滿和等待時間長的問題。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的小菜（化名）就曾因等待時間過長放棄預約校內諮商，轉而去校外付費諮商，造成自己經濟上很大的負擔。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生王聖華則認為校內諮商無法給予太大幫助。他表示過去曾等待超過三週才開始接受諮商，已過了自己狀態最差、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低潮期僅能靠自己走出。 各校目前普遍面臨心理諮商師供不應求問題，近期《學生輔導法》修正草案中，預計將輔導人員師生比，從原本的1：1200調整至1：900，以擴大心輔人力資源。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何傑恩表示，因應此政策，政大也在積極爭取更多心理諮商師。希望從原本的13位專任心理師增加至18位。　圖／林婕宇攝為更加健全學生輔導網絡，同時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臺大於2021年成立學輔中心，並在上學期起陸續招聘學輔專員至各院所。多為社工、教育背景的學輔專員，擁有較多助人的經驗，透過晤談瞭解學生面臨的問題，如生涯規劃、經濟狀況、情感壓力等，並快速媒合或提供相關資源管道，有效地協助學生解決問題。學生可透過線上預約和寄信，情急下也可直接走進學輔中心進行諮詢。目前駐點於臺大管理學院的學輔專員曾昱豪解釋：「學輔中心比起輔導，更像是個諮詢的角色。」他也補充，學輔中心如同社區健康中心或家醫科，任何雜事煩惱都可以尋求學輔專員協助。 國立臺灣大學目前共有六名學輔專員駐點八個學院，分別是文學院、管理學院、社科學院、法律學院、生農學院、生科學院、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目前正在積極擴展其他駐點學院，圖為專駐社會科學院的學輔專員。　圖／林詠崴提供由於心輔中心預約困難，部分學生因此轉往學輔中心尋求幫助。臺大法律學系A同學（化名）說：「它讓我有一個抒發情緒的管道，也給我安全感，知道有人可以幫自己的忙。」他認為學輔專員的建議有效改善他的日常煩惱，對他很有幫助。但臺大圖書資訊學系L同學（化名）則沒有獲得預期的幫助，「我去了之後他才跟我說，你的問題只有心輔中心可以幫你。」他解釋，學輔專員認定他的困擾為情緒性問題，無法給予太多意見，反而建議他尋求身心科的協助。L同學建議學輔中心的定位與目的需更清楚，才能讓同學對應自己的需求，找到能真正解決問題的窗口。 根據學生經驗，學輔中心的服務較少人使用，因此比起心輔中心較容易預約，原因也可能是部分學生尚未清楚此中心的功能。　圖／截自臺大學輔中心諮詢服務網目前許多學校僅設有心理諮商師，尚未如同臺大學輔專員專門解決學生校園生活煩惱。政大學生會長何傑恩觀察到，學生除了諮商以外，輔導上的需求相對處理得並不完善。諮商師人力不足，導致個人工作量龐大，較難在提供諮商服務時，又幫助學生尋找相應資源，因此何傑恩認為學輔專員能填補這項空缺，從學業面及資源面上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作為初級預防（註）角色。他表示目前政大校方已向教育部提案爭取設立學輔專員的經費，此外，何傑恩也欲推動專責導師制，讓系所中對輔導具有熱忱的老師擔任此職務，以便更有效地發揮導師功用，完善校園心理健康環境。註：校園輔導工作分為三級預防，初級預防指針對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何傑恩觀察到現今大學內導師與學生關係並不緊密，導師失去初級預防的功能。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於11月底在校內舉辦學輔中心靜態展，期望讓同學更了解學輔中心及學輔專員，日後更能善用此資源。　圖／臺大學生會學權部提供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陳謙、張珈爾綜合採訪報導】五月中開始，國內本土疫情爆發。根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諮商全聯會）統計，全國超過5萬人被迫中斷心理諮商的治療。部分心理諮商機構因而推出「通訊諮商」服務，力求透過線上視訊等無接觸方式，提供個案穩定的心理支持。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闕玉欣表示說：「雖然沒辦法實體，但我們還是可以用另外一種線上的方式來進行的話，那對我自己來講心理上還是能有一大程度的排解。」除了正面的回饋外，也有民眾對非實體的會談方式產生疑慮，擔心效果無法和實體治療相比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學生籃怡靜形容，如果在通訊諮商的時候，諮商師無法觀察她的肢體動作，做出相應的回應。此外，擁有通訊諮商許可權的各地方政府審核規範不一，導致通訊諮商普及度低落。例如，台中市限定民眾需年滿20歲才能使用通訊諮商服務；新北市甚至不接受大專院校提出申請。因此對於年紀大多介在18到22歲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將無法獲得同等權益。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啟正分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在7月19日以前規定20歲以上才能夠進行通訊諮商。而此對於各大學體系來說是不太適用的。因此，諮商全聯會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訴求包含：即刻實施遠距諮商免申請作業、衛生福利部應主動邀集相關團體重新研商擬定統一的參考原則等。諮商全聯會希望政府能夠調整相關規範，使全國各地適用統一辦法，同時顧及各族群的諮商需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表示，提案連署不是唯一的方法，他們也曾與衛福部開會，提出連署案中的所有訴求。連署案已在8月19日達到附議人數5000人的門檻，衛福部則須在10月19日前給予正式回應。疫情升溫期間，「通訊諮商」給予個案及心理師對話的機會。但大專院校適用的原則仍須持續溝通與協調，以研議出適切的規範，才能即時且有彈性地承接更多失落學子。

【專題記者陳品融、張華真、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 「噔！」重擊聲響清晰地迴盪在寂靜的教室中。國中英語教師郁琪（化名）走近學生座位，試圖拿走學生手中的聯絡簿，突然間，學生一腳踹過來，速度快得他無法招架。帶著滿腹委屈的郁琪，走回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他還來不及調適挫敗心情，又要接著處理家長的投訴電話。郁琪每天穿梭在教室與辦公室間，還要處理突發事件，沒有絲毫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工作壓力使他長期深陷憂鬱之中，郁琪常責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為什麼讓自己壓力很大？」校園隱密的角落是他唯一的容身之處，只有在那裏可以不必顧忌旁人眼光，盡情地宣洩積累已久的情緒。「不只是我，我聽過有老師偷偷在沒人的角落哭，一大堆啦。」郁琪並非是唯一面對情緒問題的教師，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強調：「教師也是人，是人都會有心理相關的問題。」教師在承擔工作壓力與情緒問題的同時，也背負著家長對為人師表的期待，「家長會覺得：『老師怎麼可以有負面情緒，這樣怎麼教小孩？』」郁琪無奈地談到多數家長對教師心理素質的嚴苛要求。「我自己都還是得仰賴外面的身心科診所幫忙，學校是不太可能啦。」郁琪提及校園缺乏教師的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完善的教師心輔系統不只不利於老師的身心健康，更可能損及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品質。「情緒議題帶來的影響是很全面的，教師的授課品質會有影響。」陳品皓補充，若教師同時擔任班導師，還會影響到師生關係與親師關係等。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近十年的統計分析報告，「高中以下教職員自殺、自傷」數在民國99年為四件，但近年已攀升至每年超過20件，逐漸提高的案件數凸顯出教師心輔支持系統的重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提到：「（教師自殺自傷事件）實際嚴重程度與數量比教育部登記的來得高。」背負龐大壓力的教師迫切需要心輔資源的介入與協助。《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b><b>為人師表的既定印象下 教師不敢尋求心輔協助當壓力席捲而來，被逼得喘不過氣的教師們，仍得在眾人面前戴好面具，佯裝一切如常。「多數老師遇到壓力或教學問題，都先質疑自己『會不會是我不夠好？』」高中教師欣穎（化名）時常為了設計多元課程，忙得焦頭爛額，「大家不敢去找人幫忙解決，找人幫忙就好像自己很無能。」欣穎回憶過往參與校內輔導室舉辦的紓壓研習課程，當他以畫筆描繪內心的負面情緒，並傾訴種種壓力後，卻反被同事們的驚訝表情震懾住，「大家好像都想營造自己是正向陽光的人，可是我們不是要來抒發負面情緒的嗎？」他說，「之後我就不敢參加，怕別的老師覺得我有病。」就連參與諮商研習都得小心翼翼，更遑論直接求助。患憂鬱症的郁琪長年於身心科診所看病，但即使出了校外，也難保不被異樣眼光纏身。「如果在診所遇到家長，又被到處傳的話，學校、家長就會自己腦補：『啊那個老師有憂鬱症！』、『那個老師會不會對我的小孩情緒失控？』」郁琪嘆道，即便在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的現代，多數家長加諸在老師身上的道德標準，仍使他們難以脫身，些微的失序，都免不了被否定與指責。除了畏懼異樣眼光，教師們還常因工作彈性小，連尋求協助的時間都沒有。「我們不是想求助就能求助，如果我狀況很不好，學校有辦法找人幫我代課嗎？」任教於技術型高中的馮靖（化名）說。他說明，自108課綱上路後，多數教師都承擔更重的教學壓力，若擔任導師，又必須隨時處理學生與家長的狀況。教師時常要忙到晚間七、八點才能下班，身心俱疲下，他們很難撥空尋求心輔資源。而代理、代課老師礙於薪水與未來發展，更不可能請假調養。「正式老師還能請病假或留職停薪，代理老師有考教甄的壓力，代課更慘，請假薪水就沒啦。」身為代理老師的郁琪嘆道。在忙碌的日常中，教師的情緒沒有出口，當壓力累積至臨界點，他們通常會先向學校輔導室求助。過去在高中擔任實習教師的鴨子（化名）曾因壓力大而踏入輔導室，卻收到「輔導室主要只針對學生服務」的回應，那時，因為專業諮商費用過高，他只好選擇找朋友聊聊，「校外的輔導是算時薪，以實習老師來講，沒有支薪，比較不容易使用校外資源。」在目前校園心輔資源專屬於學生的情況下，郁琪也直言：「學校內給老師的支持系統一定要夠，支持系統崩壞的時候真的會逼死一個人。」 部分教師面對極大的工作及私人壓力，卻因心輔資源不足、或礙於異樣眼光而難以求助，只能獨自承受負面情緒。（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b>同事察覺異狀卻難開口　協助無病識感教師困難重重「有些老師在心理上、精神上就呈現出有問題，但是學校要輔導他去看醫生，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不想面對，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形不是一件兩件。」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主任劉朝芳談起校園內的心輔困境，娓娓說道。他提到，學校裡除了存在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部分教師因擔憂自己會成為不適任教師，而拒絕正視自身心理問題，因此，要協助這些未有病識感的教師更是困難重重。「有次我去上課，學生突然就跟我説他們數學老師怪怪的，他整節課就開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拍（麥克風）。」高中退休教師舒慧（化名）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如此說道。經過多方確認後，舒慧發覺該位老師精神已失常，然而當時，身旁同事礙於彼此間不熟悉、或擔憂傷及對方尊嚴，往往難主動伸出援手。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校長林瓊惠則補充，校方觀察到教師有心輔需求時，雖也會提供校外諮商訊息，卻無法進一步介入，「你只能提供資源，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去，都成年人了沒辦法強迫他就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林上能也提到，他過去在學校擔任輔導組長時，校方曾請他與一位老師聊聊，讓對方理解自己需要心理協助，「大家都覺得輔導老師比較會講話，但在學校我們都是同事，其實很難去提點老師說：『你要不要先想想你現在為什麼這麼焦慮？』這應該會吵翻吧？」此外，輔導室平日以輔導學生為主，若同時又擔任老師的諮詢者，難免出現角色重疊的問題，「那我要站在誰的立場跟他談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由輔導室來做滿怪的。」在身旁同事幫助有限的情況下，這些無病識感的老師難以面對自身問題，更遑論透過諮商排解情緒。舒慧口中精神失常的數學老師，直到家人強制帶他就醫，才請長假休養，最終主動離職。在那之前，校方、學生也僅能默默旁觀。林上能也點出，心理諮商仰賴當事人主動求助，在校內建立起關懷機制雖是很好的觀念，老師卻未必領情，甚至會質疑個資遭外洩，「如果諮商支持系統在學校發生事情時主動去關心老師，校方、心理師絕對會被罵爆，反而應該先讓他們理解在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本來就可以使用這樣的資源。」<b>當崩潰教師進入課堂：失當言行恐成學生長久陰影梳理不開的情緒並不會因無視、逃避、擱置而消失，感受到無力和疲憊的郁琪，仍舊拖著未消化完的情緒走進教室，「他們（學生）一定會感受到『我的老師不開心』。」現於實驗中學任教的Lemon（化名）在實習期間，曾目睹老師瀕臨崩潰時學生的反應，「在一個發瘋老師的課堂中，小孩子就會變成同樣脾氣暴躁、更暴走、更想反抗老師跟權威。」當教師情緒難以排解、壓力又不斷累積，排山倒海的負能量最終灌入課堂，波及教學品質和師生關係。「我有看過老師自己情緒來了，就叫學生跪在地板上，或是在上課的時間，把學生叫來罵20分鐘，不讓他去上他自己的課。」Lemon難以相信這個情景會在學校上演，他覺得教師對學生發洩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困惑與自責。林上能提起臨床上的觀察，當心思較敏感的孩子遇到教師失控時，易冒出「老師會這樣罵我，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很差勁？」的想法。林上能就曾碰過一名憂鬱症學生，因服用藥物而導致嗜睡，一開始導師十分理解並給予尊重，但在數月未見好轉後，各科老師與家長開始向導師抱怨：「你們班上有同學整天趴睡，影響孩子學習或老師教學。」導師的壓力漸大，收斂不住脾氣，直接叫學生到教室後面罰站。原本情緒就不穩定的孩子開始責怪自己，自責漸漸轉變成對導師的敵意，最後拒絕上學。師生衝突或化成傷疤、或埋沒心中跟著孩子長大，林上能指出：「很多成人的個案，回頭都會談到他們當年跟老師的衝突，他們不敢當下跟老師反應，到成年之後都還受到影響。」他提到曾經有一個無法抑制自己責罵、嘲諷下屬的小主管，在諮商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行為起於他學生時期與老師的衝突，「這就是當年最受不了老師對待他的方式，現在卻用這種方式在對待自己的屬下、家人。」 教師心理狀態一旦未受支持，可能會將情緒發洩在學生身上，造成嚴重的師生衝突，甚至影響學生日後的人格發展。（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在長期缺乏心理支持下，有些老師因心理狀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被扣上不適任教師的帽子，進入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註一）審查。 舒慧過去曾是教評會的一員，然而他談到，教評會常因不願得罪人，往往不忍心直接將有心理狀況的教師解聘，「誰都不想當壞人，因為你解僱一個老師，可能背後就是整個家庭、他的名聲、自尊，他的疾病甚至會更加嚴重。」舒慧認為，走到這一步之前，若有足夠的關懷機制及輔導資源協助老師抒發心情，或許便能預防情況越演越烈。也正如林上能所說：「我覺得這些老師不一定就是不適任，有時候只是他的情緒或是心理狀況需要被照顧，他安頓以後，一樣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師。」註一：教評會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置委員5至19人，負責處理教師初聘、續聘、解聘、停聘等審議。 <b>建專屬支持系統、營造友善氛圍　盼讓教師安心求助為促進教師心理健康，108年立法院通過《教師法》修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依此，教育部109年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協助老師處理工作、人際、情緒管理等方面的困擾。由於才剛上路，教支中心目前僅推出諮詢專線與團體工作坊，預計未來會再提供個人諮商。林上能肯定教支中心獨立於學校之外，可避免心理師同時輔導學生及老師，又與當事人為同事關係。不過，他也提出執行上的疑慮：「 我今天想去做教師諮詢，可以請假嗎？要請什麼假？如果我請假，是不是人事室、全校都知道我去諮詢？」林上能提醒，教支中心應提供完善的保密機制，讓使用者安心。與教支中心合作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則表示，請假的問題需要校方配合，如果能嚴格要求人事室不洩漏教師請假之因，可以增加他們求助的意願。教支中心隸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服務對象僅限國立學校的老師。至於縣市立與私立學校，部分地方政府也正籌備教師輔諮系統，台南市即率先於今年5月通過相關辦法。不過，林上能指出，在某些縣市的規劃中，教師支持系統歸學生輔諮中心管轄，仍有心理師同時輔導師生的疑慮。他建議參考桃園市政府的員工協助方案，政府與市內幾間專業諮商機構簽約，凡是市政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的員工，皆可在保密原則下申請特約機構的服務。每人每年有固定次數的諮商機會，費用全由政府負責。除了校外資源，校內的支持體系也不容忽視。有些學校會舉辦團體諮商，雖然較難讓教師傾訴極私人的心事，但可以共同討論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並交流解決方式。Lemon即在團體諮商中受益良多，「我覺得這種共享自己作法的方式很有用，畢竟一個人單打獨鬥滿孤單的。」舒慧則認為，透過定期的團體諮商、課程，一方面老師能彼此學習，另一方面，輔導室也能達成固定關懷的效果。在諮商室外，教師平時若能互相幫助，共創良好的職場環境，同樣有助於心理健康，如同馮靖所說：「廣義的心輔體系，是你周遭的同事、工作partner。」郁琪也分享，某次課堂上他被學生欺負到哭，本來下一節還得狼狽地趕去上課，但教務處的長官見他狀況不佳，便好心安慰、讓他先在辦公室整理心情，由有空的同仁暫時幫忙顧班。憶起同事的友善，郁琪至今仍十分感激，「職場環境很重要，畢竟每天都要生活在那裡，生活8個小時啊！」建置了完善的支持系統後，終究還是要教師願意使用，這些資源與關懷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諮商是一種主動求助的服務形式，應該要讓老師們去認識、了解、接受心理諮商。」林上能表示，可以先加強落實既有的學生三級輔導體制（註二），從學生開始營造友善心輔的環境，進而讓老師們認同，尋求心輔資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註二：根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層級的輔導服務。第一級為班上導師，第二級為校內輔導室，第三級為校外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會福利中心、醫療院所等。「問題通常不是資源，而是環境是否承認心理健康也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環。」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同樣指出，營造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十分重要。如今教育部帶頭採取行動，成立了教支中心，正有助於塑造友善的環境，「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好事情，代表教師心理層面的需要被重視。」對許多老師而言，教育不僅是事業，更是長遠的志業。「我們到學校教書，有理想抱負想達成，但現實上一定會碰壁，或遇到需要妥協的地方。如果沒有專職的機構或誰能陪你聊聊，也許十年後就職業倦怠了。」馮靖說道。當教師因心理上的困難而影響到教學時，他們需要的並非懲戒與責怪，如同林上能所說：「教育體系知道如何善待老師，老師才會知道如何善待學生。」而這些暫時迷航的教師也期待著，總有一天能帶著滿滿的支持與能量，重返教室，在莘莘學子面前拾起熟悉的粉筆。 對於身負重擔的教師們而言，唯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才能更加堅定地走在教育眾多學子的道路上。（圖為示意照）　圖／陳品融攝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23歲的芋頭（化名），從小對英文感興趣，國小就報名美語補習班，相較班上同儕，芋頭的英文成績優異，甚至在月考拿過滿分。然而，升上國中，芋頭因曠課和記過太多，僅拿到肄業證書。此外，他更涉及毒品買賣，還差點背上妨害自由的罪名。不喜歡上學的他，高中就讀私立高職夜間部，不僅曠課連連，還接觸非法博弈業。芋頭平日白天睡覺，傍晚上課，下課後擔任博弈場控到隔天清晨，維持這樣的生活近一年，他無法從校園生活找到樂趣，「那時候覺得讀書賺不到什麼錢，而且好累，曠課又一大堆。」 芋頭高中時期無心向學，曾是校園的問題人物，抽煙、喝酒、翹課、飆車樣樣都來。　 圖／王崴漢攝於是，不顧班級導師和媽媽苦口婆心規勸，芋頭的休學心意已決，草草跑了幾間處室辦手續，成為法律定義的中離生。在他休學之前，芋頭班上30多位學生中，已經有四、五位學生退學或休學。「中離生」泛指高中職中途離開學校的學生，高中職生只要連續曠課達三日以上即成為中離生。與國中小失學的「中輟生」不同，中離生不受台灣義務教育規範，校方無法強迫學生復學。根據教育部公開資料顯示，107學年度的中離生逾1萬6000名，而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下簡稱台少盟）指出，其中約有6成的中離生未就學也未就業。他們中離後的道路是好是壞，難以預測。<b>離校背後看不見的中離百態　「每個中離生的故事都不同，離開學校的原因及人生經歷也都不盡相同。」台北市教會聯合會乘風少年學園資深專員林哲寧說道。中離生小議（化名）從國中開始就在後段班，對基本學科毫無興趣。選擇就讀高職的他喜歡焊接、零件組裝等實作課程，也成功考取證照。但就算就讀高職，小議仍難以擺脫得不到成就感的國英數基本學科，他抱怨道：「我國中都讀不好了，高中幹嘛要再學一遍。」小議的學習熱情在一次又一次罰抄下消磨殆盡，他厭倦老師以懲處代替關懷，每天依舊早起出門，但目的地從學校變成網咖，或是偷偷溜回家。高二他開始在便利商店兼職打工，一週只去學校一兩天。班級導師曾打來關心，但小議多以「不愛去學校」搪塞，漸漸地學校也收起對小議的關懷。而家人則認為不想念書就去工作，於是小議在高二休學。同樣不喜歡學科的芋頭，高中就讀觀光科。在實際接觸後，發現觀光並不如他所想像般有趣。然而，談到學校的實作課程，原先少話的他主動分享課程內容，比如調酒技能等。但學校一週卻只安排一堂實習課，芋頭說道：「如果學校增加實作互動課程的話，我應該會每天去吧。」芋頭接著分享，其實班上同學大多偏好實務訓練，常曠課的學生遇到實習課幾乎也不曾缺席。事實上，他們曾向班級導師反應，希望調高實習課占比，但這些聲音似乎未被校方採納。詢問他希望在離開學校時從校方獲得什麼幫助，他只無奈地回應：「沒什麼幫助吧，（我）不太需要他們。」學習態度叛逆、外表也具個人特色的可樂（化名），理著平頭、雙手與後頸刺滿刺青。剛服滿三年刑期的他，從國中就開始翹課，應著家人的期許唸高職資訊科，但他不愛去學校，不到半年便選擇休學。可樂沒想過未來要做什麼，也沒有可作為職業發展的興趣，休學後就去工地打工，「通常輟學一開始都先選工地，因為不知道要做什麼。」「對學習沒興趣」一直是高中生中離的主要原因，學生無法從正規課堂中得到成就感，更遑論確立生涯目標。無心向學的同時，有人面對經濟壓力，有人面對賺錢的誘惑，最後往往讓這些學生導向相同的結果：離開學校成為中離生。然而，現行的中離生輔導條例中，仍以「復學」為重。對欲中離的學生來說，與其以復學將他們挽留於校內，就業輔導能否為他們另闢新徑？ 可樂現年24歲，從事非法行業多年，不了解自己的志趣，難以找到人生目標。　圖／王崴漢攝<b>政策表現停滯不前　就業資源乏人問津 十二年國民教育廣開高中職教育大門，卻使學生中離的後門難以闔上。近年中離生統計人數因少子化有所下降，但中離生佔整體比例仍維持2％，顯示中離問題未見改善。近年來教育部提高中離意識，於民國109年修定《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要求校方落實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事項，同時提供就業輔導資源。攤開台少盟製作的「中途離校學生資源地圖」，可看見中離生若有就業需求，能藉由兩種管道，分別為勞動部搭建的台灣就業通網站，以及各縣市的公立就業服務站。然而，教育部仍以學生復學為目標，未將足夠就業資源深入校園環境。台少盟副秘書長劉志洋透漏，這些政府資源實質上被使用的比例過低，例如使用就業服務站的中離生僅佔整體2％。他直指，學生難以碰觸資源，而資源實質上也不適用於青少年。劉志洋說明，政府資源的申請程序過於繁瑣，中離生在兩到三個月的職訓期間無法賺錢，與其參與職訓，直接就業反而更符合他們需求，何況中離生早已對課堂失去興趣，「中離生為什麼要去？他們就不喜歡上課了。」劉志洋進一步質疑，各縣市公立就業服務站雖開辦青年專區提供輔導資源，但當前就業輔導人員也未受過青年培力課程，不具備完善的輔導意識，「政策本身就不是為青少年設計，都沒有人說要怎麼跟青少年溝通。」<b>民間援手難伸 資源入校困難重重 除了政府資源，民間也注入輔導能量。針對中離生問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期望民間團體發展多元彈性課程，以協助中離生復學或是輔助就業。例如乘風少年學園與勞動部合作辦理「青少年職涯準備計畫」，提供多元職業探索及工作體驗。而台少盟也接觸過各樣態的中離生，劉志洋指出台灣關注青少年就業的服務單位非常多，政府應該更加重視這群孩子並與民間攜手合作。他坦言民間團體有能量，但是資源曝光度不高，況且中離生不會主動向民間團體尋求協助。劉志洋解釋，許多民間團體發起的協助計畫，基於個資保護，民間無法直接取得中離生名單，需透過政府與教師轉介，將資源傳遞給中離生。然而，由於教師擔憂輔導就業計畫恐導致學生輕易決定離校，大多不會主動提供民間輔導管道，民間資源因此難以及時進入校園。 民間團體長期關懷中離學生，結合多元職業探索課程，幫助少年了解職種、認識自我，進而發展職業興趣。　圖／王崴漢攝民間團體缺乏接觸中離生的管道，也欠缺足夠資源協助輔導。林哲寧分析民間團體的定位，他提到社工體系的民間團體主要也依靠政府補助，才能擴大輔導不同樣態的中離生，而近年補助金額因少子化問題不斷縮水，徒增民間團體的無力感。劉志洋期許政府訂立個人化政策，同時擴編預算，提供民間更多發揮機會，「政府在開這些委託案、合作案時，要給民間團體更大的空間跟尊重，民間團體畢竟才是第一線跟這些青少年接觸的。」<b>中離破網如何補 政府重視成關鍵 中離問題究竟如何解？如果說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是在後端試圖接起被遺忘的中離生，那政府更應該在前端架設完善且暢通的軌道，讓青少年不會因為中離學校而與社會脫軌。行動源自訂立的計畫，政府應籌畫更完善的輔導機制以減少中離問題。立法院法制局副研究員趙俊祥提出，目前該實施要點缺乏明確授權依據，他建議提高法規層級，將要點改為「辦法」、「標準」或「準則」，讓校方更嚴謹地回報及追蹤中離生問題。林哲寧強調，政府應透過教師通報了解中離生的真實需要，身處第一線的班級導師只需辨識學生的中離狀況及背後原因，再搭配輔導專員或是民間資源，讓學生透過職業試探訂立未來方向，進一步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學校完成學業。 林哲寧呼籲政府應重視城鄉差距問題，除了資源不均外，都市和鄉下的中離原因也不盡相同。　 圖／王崴漢攝劉志洋也同意政府應更重視中離問題，他強調，中離生就業經驗不足、學歷及專業技術也不及他人，「出了台北，工作機會將更稀少，究竟這群中離生要去哪找工作？」<b>脫下校服後　中離生未來藍圖從何畫起 一年前，芋頭因為資金周轉不靈而離開博弈圈，目前正在工廠上班，他戒菸、戒酒，也不再飆車，談到過去的生活，芋頭平靜地說：「會後悔欸，不會搞這些的，我應該從國中就開始認真讀了吧！」他分享，如果有機會，他想回到高中完成學業，「還是要高中畢業的吧！不然我國中也沒畢業，這樣找工作很難看。」小議休學後嘗試多種工作，包括超商店員、餐飲業與工地。他目前從事水電相關工作，也終於從中找到工作的樂趣。在職涯規劃上，若有機會小議希望進修專業技能，考取水電執照，成為正港水電工。可樂後來在朋友牽線下，進入經營博弈的非法組織，賺起快錢卻也染上毒癮，現在身上背著槍砲與毒品的罪名。他剛服完三年的槍砲刑期，還在等待執行一年多的毒品刑期，「快的話今年年底入獄。」中離生的面貌百百種，如果在當初血氣方剛的年歲，有一雙手可以承接住他們的無所適從，也許可樂不會多次出入監獄，芋頭可以完成學業，而小議的水電之路可以走得更加順遂。中離之後，不再曲折。 小議中離後生活穩定，賺錢補貼家用，然而並非每位中離生都能與他有相同境遇。　圖／王崴漢攝

【記者甘媄心綜合報導】國立臺灣大學自9日開始，於五日內接續傳出有三位學生試圖自我了結生命的消息，引起社會關注。臺大學生會於14日、92周年校慶當晚舉辦燭光晚會，參與學生手捧電子蠟燭，對話、相互依偎、擁抱，希望藉此點亮黯淡的校園，終結維特效應（註1）。註1：維特效應（The Werther Effect）指自殺模仿效應，名稱出自於德國作家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 14日晚間，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偕同校方，在92周年校慶當天發起燭火晚會。現場每人發放一個電子蠟燭，期望能點亮校園，也讓現場參與學生得到情緒抒發的管道。　圖／甘媄心攝面對接二連三的憾事，臺大學生會偕同校方發起燭光晚會，活動現場學生席地而坐，接著輪流將手中的蠟燭放置廣場上，圍出「TOGETHER」字樣，呼應晚會標語——「這個冬天，我們一起走過」。參與晚會的臺大經濟學系學生林冠安表示，當晚首次感受到自己是這所大學的一份子，雖參與者彼此不熟識，卻在同個場合給予彼此溫暖、陪伴。「感覺就像在黑暗獨自前行時，看到遠方的光。你知道他不會陪你，但你知道自己不孤單。」 地上以每人手中的電子蠟燭排出字樣「TOGETHER」，如燭光晚會活動標語——「這個冬天，我們一起走過。」　圖／甘媄心攝其他學生也隨之發起相關響應行動，希望透過多元形式，轉化校園的低迷氣氛。12日，臺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學生姚澤銘在校園裡發起Free Hugs活動，他說明，原想在10日就行動，但到現場又有些退卻。然而，第二起事故當事者與他住在同層樓，因而目睹事件發生，感覺受到衝擊，也擔心校園內發生連鎖效應，即鼓起勇氣發起行動。他說：「一開始預想是獨自完成，後來同學到場，還自費買點心在擁抱後發給大家，讓活動變得更加溫馨。」曾到Free Hugs現場的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崔子釗分享，有看到同學上前擁抱數分鐘，久久不離，「應該是很久沒得到這樣的安慰吧。」姚澤銘也在當天創立「NTU情緒互助交流板」臉書（Facebook）社團，貼文主要以情緒抒發、陪伴為主，近期有人也在社團內貼文尋找筆友，「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加入，分享經驗，也增進信心、勇氣及同理心，並有更健康的生活。」 自9日開始，臺大校內學生尋短事件頻傳，12日有學生在校園內自主發起「Free Hugs」活動，期待以此方式為彼此打氣。　圖／崔子釗提供另外，臺大社會學系也在臉書粉絲專頁發佈貼文，宣布系上18位老師共同成立「互挺團」，貼文中表明：「作為你們的老師，我們挺你，也很想跟你一起成長。」以行動支持給予學生們更多力量。14日校慶當天，另有學生在圖書館外走廊設置留言牆，更發起「找個地方，讓我們靜一靜」的行動，在校園內角落建立較私密、匿名而安全的空間，擺放海報紙、便利貼、蠟燭與衛生紙，供大家寫字、說話或者釋放情緒。臺大校方也立即做出相關處理。校長管中閔於12日緊急召開系所主管會議，承諾民國110年將增聘六位心輔中心人力，也有教授建議將導師費移作心輔資源經費。臺大社會科學院心輔室也在事件後增設諮詢站、舉辦安心講座等，臺大社會科學院院辦副理王詩曉說明，「我們院心輔室有資源可使用，可以讓院內的學生不用跑到全校性的心輔中心排隊搶名額。」根據《臺大學生輔導中心輔導人數／次統計表》數據顯示，近幾年個別晤談人數需求逐年上升，也在民國108年達到1萬1390人次，對比民國98年的4322人次，10年間足足成長雙倍以上。臺大學生會會長楊子昂說明，儘管符合《學生輔導法》中專任輔導人員與學生總數比1：1200的規定，但目前25名專任老師、21名兼任老師已是校內心輔中心人力資源最緊繃的狀態。臺大中國文學系學生黃政瑋坦言，自己在去年10月開始每週一次的例行性諮商，「我不認為是學校沒在做事，只是學生諮商需求量真的太大，才會產生供不應求的窘境。」另外，臺大校內並非各個院系皆有設置所屬心輔中心，臺大中文系學生蔡松廷也建議，若能在各系所設置一個心輔室，讓該系所的人可以就近找到資源，也不失為解決之道。近期臺大校園因憾事發生而瀰漫低迷氣氛，然而，校內仍然有許多師生持續相互鼓勵、給予彼此正向力量，共同度過最艱難的時刻。如同楊子昂在燭光晚會當天致詞所言，「希望大家都能夠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擁抱也好、哭泣也好、抱怨也好，我們臺大人一起，度過這個冬天。」&nbsp;《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恰逢校內期中考週，臺大生透過「Free Hugs」活動給予校內同儕更多能量、溫暖和鼓勵。　圖／崔子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