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范瑞勻、黃伊晨、李昱靜、王立昊報導】65歲的街友小王（化名）坐在台北車站的一角，腳下鋪著一片紙板，低頭滑手機。他衣著乾淨整齊，身旁堆放幾個簡單的行囊。這是他全部的家當，方便他隨時離開，在城市的夾縫中尋找下一個暫時棲地。 小王60歲開始流浪，因為長年酗酒導致健康出問題，被社會局安排進安置機構。然而，住了一年多後，他選擇離開。他說，安置機構雖然提供食宿，卻處處受限，「像在過軍中生活一樣。」相比之下，他寧願回到街頭，過著自由的生活，即使那意味著他必須放棄遮風避雨、三餐溫飽的生活。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3年全台列冊街友共有2934名，但僅有675名住在安置機構（包含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短期收容中心等），不到全部列冊街友的三分之一。以新北市街友中途之家－社會重建中心（以下簡稱重建中心）為例，滿床70床，現在卻只收了53名住民；圓通居（原台北市街友收容中心）滿床84床，目前則有56名住民。根據記者觀察，雙北多數安置機構的空床率約三成，仍有許多街友未選擇入住。 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圓通居中庭寬闊，四周圍繞著寢室，每間可容納10至12人，男女分開住宿。 這座雙層建築已有半世紀歷史，結構老舊，鐵皮屋頂鏽蝕，牆面斑駁。房內擺滿雙層床，金屬床架沿兩側排列，部分床位仍空著，已入住的床鋪則堆滿個人物品。床架的欄杆掛滿塑膠袋，床上散放衣物，梯子上甚至掛著外套，空間顯得擁擠而充滿生活感。這裡或許稱不上舒適，但至少提供了街友一張床、一個棲身之所。 「只要街友想要安置，我們就會讓他進來。」圓通居主任潘育奇提到。他補充，只要街友有入住的意願，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即認定其具有重建職能的可能，可以隨時入住。 入住的街友需遵守基本規範，例如不得攜帶毒品、刀械等危險物品，不可辱罵社工與其他住民。此外，雖然不會強硬禁止飲酒，但多數機構會提供街友間歇性戒酒勸導，以減少酒後衝突，也協助導正他們過去不良的飲酒習慣。 為了建立住民規律的作息，安置機構普遍設有門禁或熄燈時間，讓住民逐步適應穩定的生活節奏。至於外出，住民需向社工提出請假申請，這不僅幫助機構掌握住民動向，也避免長期未歸者佔用有限的社福資源。 「其實生活公約都很簡單，就跟住大學宿舍很像。」潘育奇介紹。他表示，圓通居這類型的安置機構，生活公約都很單純，以協助住民從流浪生活過渡到更穩定的狀態，邁向自立生活。 除了常見的生活規範，每間安置機構還會根據其服務對象的特性與目標，制定更具彈性的管理方式。例如，協助街友快速重返職場的機構，允許住民因工作需求調整門禁時間，或提供更多職能訓練與就業媒合機會。部分機構也會要求住民參與團體活動或心理輔導，藉此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確保未來能夠順利融入社會。 重建中心主任丁琨祥說：「因為服務它是雙向的，如果說你來這裡只是選擇你要的，那只是單向的服務，這樣其實往往是無效的。（如果）只是找到一個地方長期提供免費資源，這達不到它的輔導效果。」這些因應不同住民需求而設計的規範，讓安置機構不只是臨時住所。 根據圓通居統計，接受安置機構輔導後，成功重回職場或轉介至其他機構的街友脫遊率顯著。圓通居自105年起安置的3908人中，已有959人成功脫遊。儘管如此，仍有大量街友對進入安置機構持保留態度或直接拒絕接受安置，選擇繼續留在街頭。 「 裡面當然是不能喝酒，（酒）使用差不多30多年，也不是說戒就戒。」阿進（化名）道。禁酒是安置機構最為普遍的規範，但有些街友有酒癮，很難一時戒掉，他們因此感到困擾。 街友外出採購日用品回來，也需給社工檢查是否有帶違禁品。反覆住過三次安置機構的王永富抱怨，外出回來時，檢查人員的手會在袋子裡面撈來撈去，不僅侵犯自尊，還有衛生疑慮。「手在裡面撈來撈去已經超過正常範圍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我）沒錢才來這裡，哪有錢買那些，更何況我最討厭酒。」他憤怒地說道。 台北車站大廳內，坐在紙箱上滑短影音的阿進分享，他聽老一輩街友說安置機構環境好，在裡面工作，每個月會給零用金。入住後，他卻幻想破滅，不僅沒有零用金，還被同樣是街友的小幹部頤指氣使。他解釋：「剛進去的街友會被那些老街友管，而且他的口氣不是很好，我有被關過，比在監獄還要難過。」 「社工他們的口氣真的非常非常不好，而且被管的死死的，他們永遠都是沒有錯的，他都認為你出去就是愛喝酒啊。」阿進說。小王也有類似經驗，社工不只言語攻擊他，還會動手。雖然那名社工後來被辭退，但從那次經驗後，小王就選擇離開，「我們街友在外面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去機構裡跟人家吵架？」 每個安置機構門禁時間皆不同，圓通居的門禁是晚上九點半至早上九點，除了外出工作外，其餘時段出門都需向社工請假。「租房子至少比這裡還快樂，像這裡（要等）社工早上來開假單，你才能出去。」現住圓通居的小明（化名）道。此外，有的安置機構會控制請假時長。澎湖仔（化名）分享，安置機構住滿三個月才能請一次假，有一次他請假外出領六合彩中獎的獎金，玩到忘了時間，「一出去以後，忘記了，星期六才想到回來，他說你這樣不行 ，你去把你東西整理好，直接走。」他表示，住在安置機構很安穩，本想要長住，但規定嚴苛，因此選擇重回街頭。 有些安置機構會安排每天固定的團體活動，若無正當理由，一定要參與。「24小時都被圈在裡面，什麼時間該做什麼，通通被規定好，像軍隊一樣。」小王回憶道，語氣中透著壓抑。在安置機構的日子裡，早上幾點起床、吃飯、工作、休息，全都得按照機構的規定來。「每天都有人管，管你的生活，管你的時間，連你什麼時候可以放鬆一下都要聽別人的，這不是我的生活。」小王說。 根據安置機構的性質不同，設備配置也不同。以緊急安置為主要目標的機構，就沒有配置電視、網路、書籍，街友入住安置機構後，每天就待在安置機構裡沒事做，阿進說：「什麼都沒有，整天就在那邊，只能在那邊發呆。」安置機構缺乏娛樂，讓他心情煩悶。「網路也沒有，你在裡面根本就發瘋，你沒有憂鬱症，你也會得到憂鬱症，每天就是等吃飯。」阿進抱怨。 部分街友持不同想法，認為入住安置機構也有好處。重建中心每個月會安排免費醫療門診，讓傷者可以安心養傷。外表健康的楊洽發曾經雙腳受傷化膿，九天沒有吃飯的他，打算自我了結。在超商徘徊之際，被社工發現，邀請他入住重建中心。休養三個月後，他傷口痊癒了九成。精氣神回歸後，他被引薦到附近的養老院工作。對於安置機構的規範，楊洽發不會太過反感，他坦言：「你想九天沒有吃飯的人，都能撐過去，還有什麼可以忌諱的，什麼都看得開，現在等於說過一天就是賺到。」 每個安置機構對於街友居住時長限制不一，可視情況延長，重建中心則是以三個月為限，期盼街友能在時間內脫遊。丁琨祥分享，為了培養良好的金錢使用習慣，他們會透過社工管理街友存款與薪資，幫助街友存到可以租屋的錢。干預的方式有兩種，首先是由社工代管金錢，使用時需向社工申請，若不想被管制，則要定期刷存簿，讓社工了解金錢的使用狀況。 潘育奇提到，「我們所有的規定，後面都有很悲慘的故事。」部分街友可能有心理疾病或藥酒癮，影響與其他收容者的相處，甚至影響整體環境的安全。圓通居就曾因住民飲酒發生衝突，鬧上社會新聞，為此而更注意飲酒規範。談及規範原因，社團法人新竹市竹安公益慈善服務協會康社工（化名）解釋：「希望他們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習慣，所以才會有這些生活規章，控制飲酒的初衷，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去影響已經準備要做改變的街友們。 」 嚴格規範卻成了街友選擇離開安置機構的推力，丁琨祥坦言：「大多情況下，（他們離開）是因為規範，如果這裡完全沒有規範的話，我相信他們是更願意居住的。」他舉例，安置機構通常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若街友想要在外接零工，又可能面臨門禁問題，造成不便。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代理科長郭宏昇說明，社會局做過街友普查，街友選擇不住安置機構的原因是嚮往自由，「中途之家不是監獄，他要請假、要出去都可以，規範的初衷是保護（機構住民），但畢竟還是有規律的作息規範， 街友就很難跨過這關。」 安置機構的運作需要大量人力與財力支援，現今社福界的人力嚴重不足，丁琨祥坦言：「以我們這邊輪三班的話，加一加起碼20人，才比較符合人力比，可是我們這裡差不多13個（人）。」他說明，社工不足的情況下，難以確保每位住民都能獲得適當的關懷與幫助。 此外，街友身體狀況普遍較差，許多人患有慢性病或肢體不便。「大多數的人未必可以爬到第二層的床位，其實第二層的床位未必真的符合大多數人的需求。」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詹社工（化名）解釋。然而，目前機構房型的設計仍以上下鋪為主，導致空床多集中在上鋪。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確保床位數符合先前和社會局申報的數量，又能貼近街友需求，成為安置機構一大挑戰。 「『先居住，再服務』，（提供）居住只是安置的手段，不是目的。」郭宏昇強調，機構透過提供居住，提高街友接受醫療、就業等後續服務的意願，街友才能重建自立生活的能力，回歸職場與社會。 即便安置機構目前的制度可能變相篩選掉不適應規範的街友，但為了維持安置機構的功能，仍然有其必要性。郭宏昇認為，與其想要改變機構規範，不如增加安置的樣態。現階段社會局更傾向於改變街友安置服務的模式，以提供更多元的救助機制，讓不同處境的街友有更靈活的選擇。 新北市社會局正在推動社會住宅式安置服務，希望透過社區小型安置基地，讓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街友入住，社工也不過度干預，約一到兩週訪視一次，協助街友適應社會。目前新北市已有兩處小型安置社宅，各可容納四名街友，社會局也在積極擴增服務據點，以因應更多需求。 除了安置機構，社區據點的建立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詹社工以日本西成區為例，分享當地的創新做法，「在那裡有一個社區的點（社區據點），讓貧困者、露宿者能夠相互交流，交換社福資訊。」這類據點拋開傳統助人者與受助者的框架，更重視貧困者本身的經驗與互助網絡。此外，他也希望台灣能提升資源的易取得性，在社區內設立據點，維持無家者與社福系統的連結，讓他們知道如何求助，及早獲得支援，減少陷入更險峻生活環境的風險。 街友的處境多樣，安置服務也無法用單一模式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中途之家、社會住宅式安置，還是社區據點，每一種模式都有其適用的對象與限制。已經接手管理圓通居第六年的潘育奇感嘆道：「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好的安置機構，我們也還在摸索。」

12月初，一則社會案件短暫的出現在媒體版面。高雄一家四口在車內引廢氣尋短，被發現時四人已無生命跡象。據悉，簡家兩名兒女皆有智能障礙，妻子罹患癌症三期，全家靠中低收入戶及身障補助過活。媒體闡述簡家「未曾向社會局求助」，鄰里不曾聽聞簡家人有輕生念頭，因此未被列為高風險家庭。然而，一定要主動求助，才能視為有潛在危險嗎？事實上，高風險家庭在今年初已全面改稱為「脆弱家庭」，脆弱家庭標準範圍甚廣，貧窮、失業、物質濫用（如吸毒）等皆是。簡家因「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須照顧」也符合定義，因此關鍵在於如何發現、並通報脆弱家庭。通報系統仰賴社工的社區訪視，但該訪視哪一個家庭、派多少人訪視，各縣市標準不同。根本原因是各縣市對社福政策的重視程度落差懸殊，資源分配不均，其從社福中心數量可見一斑：當六都至少都設有九個以上，苗栗、雲林僅有四個。這也影響不同縣市對於社工的工作想像。以新北市為例，社工每月要接約十個新個案，但身上卻可能同時背負60個舊案。若在缺乏社福資源的縣市，社工負擔之重難以估計。由此對比，鄰居向憾事後探訪的社工所言，「人死才來有什麼用！」更顯諷刺。在《社會救助法》第9-1條中提及，村（里）幹事在執行社區事務時，若發現居民、家庭有社會救助需求，應當立即通報。儘管此法沒有明確罰則，法律立意卻很明顯：社福服務亦仰賴鄰里道德。而當所有人都可以擔任通報者，社工就不必以遠水救近火、獨自扛起社區通報工作。這起社會悲劇只佔新聞版面的一隅，滑一下螢幕就從觀眾腦海裡消失。但深入挖掘，會發現簡姓夫妻曾為第一胎天生有智能障礙而猶豫生育與否，因此，第二胎是相隔十三年後才意外誕生；原有穩定工作的夫妻倆，是因三年前妻子宣告罹癌，丈夫才不得以選擇打零工、照顧妻兒。最後不堪負荷，走上絕路。在新聞裡無名的他們，實則是所有家庭都可能面臨的危機縮影。沒有求援不代表不需要救援，社工也無法接住暗處的所有脆弱家庭。若能建立良好的社區支持系統，讓鄰里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就有機會避免憾事發生。 《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建議以電腦版觀看）【專題記者呂心喻、黃雪瀅、李芸、朱姰霖綜合報導／工程協力廖凡媗、羅倩如、胡鈞彥、吳秋潔、金藜軒 、陳品晴、林姿彤、李筱涵】「因為他們很有錢，當然可以這麼善良。」電影《寄生上流》台詞道出社會多數人的心聲。而籠罩在貧窮陰影下的，卻都是一個個毫無選擇的人生。在台灣，欲獲得政府的扶貧救助，須通過《社會救助法》的低收入戶認定，使大眾普遍將低收入戶視為台灣所有的貧窮人口。可是，低收入戶佔國內總戶數不到2%，數據真的已反映出台灣所有貧窮人口嗎？欲知詳情，請點擊圖片進入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