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何予、賴羿安、林詩祐、蔡愷恆綜合報導】「我覺得你現在的狀態很沒有生氣。」諮商心理師范毓君的督導（註一）提醒，他已符合輕度憂鬱症的診斷標準。這句話清晰迴盪在范毓君的記憶中，他感到錯愕與震驚，心想：「怎麼可能？我是心理師耶！」實際上，范毓君回想起來，他生活沒有動力的狀態，似乎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除了時時刻刻賴在沙發上無法起身，更毫無食慾，體重在短時間內掉了將近五公斤。那段期間，范毓君的情緒跌宕變得明顯， 或多或少也影響到身旁的人。註一：督導，通常由資深心理師擔任，除了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也需熟知心理諮詢理論和技術，在心理師工作遇到瓶頸時提供協助。「我還能繼續工作嗎？我才剛開始欸！」「是我不適合這份工作嗎？」混亂的心情讓范毓君產生許多疑問。身為心理師的他，以為對自己內在狀態已有了基本的掌握度，卻沒有及時覺察情況。被憂鬱情緒籠罩的他，因此陷入自責的迴圈，那份對於自我的期待瞬間崩塌。他看見自己的無力，對自我感到失望。心理師身為助人者，也會有需要被幫助、被理解、被傾聽的時候。但是心理師說出自己的病症後，世界會善待這群受傷的治癒者嗎？ 心理師在諮商室中幫助個案理解自身狀況，然而當心理師深陷情緒風暴，社會能否善待這些助人工作者？　圖／蔡愷恆攝助人者為何不自助？心理師承受職業包袱范毓君想起了那位罹患憂鬱症的朋友Jessie，Jessie撰寫許多文章，將自己的憂鬱坦然公開分享在社群媒體，鼓勵有相似經驗的網友。Jessie認為，憂鬱症就如心理上的感冒或是過敏，范毓君若以身為心理師的經驗分享自己的經歷，更能貼近人心。他雖然鼓勵，但也不強迫對方，「你的經驗可能可以幫助到大家，不過也是看你的意願，如果你願意分享的話再分享。」「公開了會怎麼樣？」「別人會對我有什麼看法？」「我會不會從此有了撕不下的標籤？」范毓君雖然對於公開分享憂鬱經歷感到惶恐不安。然而，他理解和他一樣不敢求助的人所經歷的糾結，最終期望透過文字鼓勵讀者，向外尋求協助與資源，一同度過漫漫抑鬱長夜，於是他開始撰寫文章。除了在網路上公開面臨的掙扎，心理師向周圍揭露心理相關病況也是一大難題。心理學者史黛西．泰（Stacie Tay）等人2018年刊登於《臨床心理學刊（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的研究指出，六成臨床心理師曾有心理健康問題，且超過一半不敢向同事或督導揭露。他們主要擔心社會觀感不佳，認為心理健康問題是個人缺陷或能力不足的象徵，因害怕影響職涯而不願求助。「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助人，可是我們也有幫助不了人的時候，這時候就會挑戰我們的自我價值，會讓我們懷疑自己適不適合走這一行。」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說道。為消除心理疾病污名　坦露專業形象下的情緒嚴冬諮商心理師張宇傑因為意外到來的身體疾病，得請假住院八天。慢性疾病帶給他的折磨，轉而成為與伴侶的摩擦，以及對身邊親友的愧疚感，使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他回憶道，出院的那一天，台北只有十度，雨打在身上，卻一點感覺都沒有，「我就發現怪怪的，整個人都感覺不到溫度。」當晚，張宇傑暫住心理師好友家。他的眼淚不斷從臉頰滑落，「整個人精神狀態很糟，非常難受、不舒服。」張宇傑說，身為心理師的好處就是更有病識感，且身邊都是專業資源，有什麼異常狀況，旁人比自己更快察覺。他從發現異常到由朋友陪同就醫，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他被診斷他為焦慮症與恐慌症患者，後續也發現患有雙相情緒障礙（bipolar disorder，舊稱躁鬱症），並開始接受治療。後來張宇傑由於受到一位編輯好友的鼓勵與協助，在《女人迷 Womany》上開啟專欄，寫出恐慌、焦慮以及雙相情緒障礙的經驗與困擾。「我當時的立場是，不希望讓精神疾患有這麼多標籤。」出於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動機，他在個人粉絲專頁聊心理師也可能有心理疾病的議題。張宇傑沒有維持過往心理師專業、客觀、中立的形象，而是坦然將自己在鬱期與躁期風雨之間的擺盪不安、如海嘯般襲來的恐慌焦慮，以及失戀又失控的淚水化為篇篇文章。以文字為針，瑣碎日常與細微的情緒為線，期望在情緒嚴冬中為讀者編織一點慰藉和溫暖。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在研究所時期發現自己有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ADHD）傾向。他表示，「我想要說出來，這是對ADHD的去病化、去污名化。」即使當時心理學界對於心理師是否應該經營自媒體充滿質疑聲浪，他也不顧後果經營粉絲專頁，分享自己過往就學與求職等生活經驗。此外，作為諮商角色，使得某些心理師背負以身作則的使命感。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生莊明翰在大學期間曾經罹患輕度憂鬱症，最終透過諮商找到與情緒適應、共處的平衡，並在書籍《憂鬱世代》中揭露自己的病史。因為有這段人生旅程，莊明翰選擇報考諮商研究所，期望成為一名心理師。莊明翰不畏懼他人的觀點，勇於發聲，在書中校園講座都分享個人經驗與感觸。他笑著說：「我們（心理師）都害怕求助了，要怎麼讓個案來？」 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分享，他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期間接受專注力測驗，才意識到自己有ADHD。　圖／何予攝揭露傷痕評價兩極　引自我懷疑起初，張宇傑並沒有設想太多後果，直到在《女人迷 Womany》和自媒體的文章發佈後，他才逐漸收到正反兩極的回應。「練習與疾病共存真的很厲害～我也一直尋找屬於自己的方法。」貼文底下，有民眾留言感謝張宇傑勇敢分享，讓自己也有勇氣面對脆弱。實務現場，也有個案看到貼文後，專程前來尋求與自己有相似經驗的心理師協助。張宇傑認為，由心理師公開談論患病經驗能夠帶來影響力，將社會塑造成可以自然談論心理疾病的環境。然而，張宇傑透過督導輾轉得知，部分心理師前輩認為，文章中描述「性」的議題太過露骨，恐導致社會觀感不佳。張宇傑坦承，當時的內心想法與外在評價衝突，使他頓時陷入混亂。「學習過程中，一直被鼓勵去做自己，但是我去做自己的過程，其實受到很多前輩和老師否定。」他開始質疑，這到底是在做正確的事，還是真的太過「做自己」？心理師是否可以經營自媒體，向公眾進行自我揭露，在心理學界一直有爭議。臨床心理師蔡百祥比張宇傑更早，於2016年就開始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他回憶道，當時遇到大約九成的心理師同業都反對他這麼做。作為公開ADHD身份的兒童心理師，蔡百祥持續分享兒童心理學相關圖文，如今已累積超過四萬人追蹤。在經營粉專長達八年後，蔡百祥卻選擇越來越低調。原先他想和ADHD兒童的家長分享自身經歷，讓家長對孩子未來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性，卻沒想到反而導致部分家長有錯誤期待。「有些家長看到我，也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有一定的成就。」蔡百祥說明，有些家長了解自己ADHD的身份以後，期待自家罹患相同疾病的孩子未來也能達到相同的成就，但事實上每一位孩童的資質不同，蔡百祥深切明白ADHD在學習過程帶來的挑戰，他花了五年多才完成研究所學業，除了加倍努力，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很難複製。他擔心家長對孩子抱持過多的期待和要求，反倒造成親子間無形的壓力。是否與個案分享病況　考驗心理師知能個案作為心理師的診療對象，心理師適不適合在診間內向個案坦白自身心理病況？可以揭露到何種程度？以上問題，處處考驗心理師所累積的知能和經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心理學研究所教授楊啟正說：「自我揭露並非必須，端看心理師與個案關係建立的程度。」但適當揭露相似病史，能夠讓個案感受心理師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睡眠臨床心理師翁承澤被診斷有ADHD，就學期間也曾罹患憂鬱症。雖然他並未公開談論此事，但在他認為有助於推進與個案的關係時，就會主動分享。曾有一位ADHD的青少年，學業表現受到疾病本身和藥物副作用雙重影響，認為自己很笨、很糟糕。相反地，個案認為翁承澤是醫療人員，一定很聰明、很會讀書。「對於讀書，我也是書本打開就睡著、常畫錯卡，這樣你還覺得我很聰明嗎？」翁承澤主動向個案分享ADHD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刺激個案以不同角度思考，減少個案對自己疾病的汙名化。然而，一昧坦誠相告也帶來反面效果。張宇傑坦言，部分心理師擔憂向個案揭露病情後，病人會因為顧慮到心理師狀態，從而刻意減少談話內容，避免自身沈重議題加重心理師負擔，但是這樣的行為，反而不利於個案的治療進度。張宇傑意識到情況後，相較過往更加斟酌發佈於網路的內容。 林上能表示，心理師的工作必須時常面對病患重大議題，若無法拿捏與病患的界線，易產生自我懷疑。　圖／蔡愷恆攝自費督導與諮商提升專業　高額開銷恐成負擔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觀察到，許多心理師都有求好心切、自律甚嚴的特質。因為這份工作關乎他人的生命，心理師們都希望可以做好這份助人工作。雖未有明確規定要求心理師需配合專業督導，或是接受個人心理諮商，但多數在職心理師，都會自費尋求協助。經營社群斜槓心理學的臨床心理師唐欣妤表示，醫院或診所除了提供EAP服務（註二）以外，許多心理師也會自費固定去看心理師。《專業助人工作倫理》一書更指出個人諮商在心理師培訓過程的必要性，包含提升工作者的信心，並且在諮商過程中也能更加理解個案，這樣的個人治療歷程有助於提升心理師的專業性。註二：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EAP），內容包含個別心理諮商、員工關懷小組與身心相關課程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調查發現，在職心理師花在自費督導、諮商和研習進修的費用約佔收入的六成。「這樣子一個月都要很多錢，那一年甚至不得了。」莊明翰指出，雖然諮商對於心理師診治帶來益處，然而，由於心理師的個人諮商沒有任何補貼，過程中累積的高昂費用，將造成心理師的生活負擔。范毓君談及自己陷入低潮時，也有使用諮商與其他能協助自我的相關資源，後續在考量經濟及各項狀態下，選擇暫緩諮商。拋開助人者完美形象　用自身經驗鼓勵民眾求助「我一定會悲傷，我會憤怒、會脆弱、會恐懼，私底下，我們就是一個同樣七情六慾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莊明翰平靜且直白地說明心理師的本質。唐欣妤同樣呼籲，不用把心理師神化，就像醫生也會生病一樣正常。與督導談話後，范毓君花了一段時間整理自身的狀態，他和諮商所所長坦白自己的憂鬱狀況，同時向他的心理師、周遭的前輩、同事、朋友和伴侶談論心事。經歷正視與接納自我憂鬱的歷程，情況也有所好轉。對范毓君而言，讓他人知道自己的脆弱很不容易，所幸在開口尋找協助的過程裡，得到許多溫暖真切的回饋。范毓君及 Jessie 等人為了鼓勵大家勇於求助，創立「聊心茶室」，媒合線上諮商和心理療癒相關服務，試圖讓踏入諮商的門檻降低。他們也在《換日線》以「聊心茶室」的品牌名義設立專欄，推廣心理衛教的知識，期望大眾能將心理疾病去污名化。范毓君直言，即使現在情緒仍會有起伏，但他知道，「只要開口求助，就一定可以找到另一條路，重視自我內在的需求，比起擔憂身為心理師是否生病這件事更加重要。」

【記者吳玟錡綜合報導】義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 UNIPD）於24日舉辦紅色長椅追思儀式，悼念遭疑似情殺的22歲女學生朱莉婭・切凱蒂（Giulia Cecchettin）。校方在花園放置紅色長椅，除了紀念切凱蒂，也傳達反對性別暴力的立場。 學生們自發性將向日葵、白玫瑰等花束和悼念卡片，放置在通往儀式舉辦廣場的橋上。　圖／小英提供帕多瓦大學學生Andy（化名）解釋說：「紅色長椅有多種意涵，紅色如同玫瑰象徵愛，也代表暴力的鮮血。」追思儀式中，校方將紅色長椅放置在學校花園，所有學生聚集在花園，聆聽校長、系主任和女學生父親致詞。全場靜默一分鐘，表達對切凱蒂的哀悼之情。「看到受害女生的爸爸出現，我很難過，在場許多學生都跟他女兒同歲。」帕多瓦大學台生小英（化名）情緒低落地形容，他感受到儀式氣氛很嚴肅，現場來了非常多學生，心情沉重的學生們在儀式後還一起繞校園散步平復情緒，「大家都怕自己是下一個受害者，互相安慰鼓勵。」 學生表達感到很難過，這件事情對帕多瓦大學學生影響很大，是因為學生認為當地是義大利治安相對不錯的地區，仍發生情殺事件。　圖／小英提供「切凱蒂被其前伴侶殺害，凸顯了義大利女性長期面臨的暴力問題。」參與追思儀式的小英提到。根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義大利今年被殺害的102名女性中，就有其中53人遭伴侶或前伴侶殺害。小英認為，義大利社會很大男人主義，根生蒂固的父權思維比台灣嚴重，男生使用暴力控制女生已成為常態。小英補充說：「校長在追思儀式中有提醒，男女雙方都需要謹慎面對情感問題。」「之前已經發生過很多類似的情感糾紛事件，但學校都沒有具體措施。」帕多瓦大學學生Nadi（化名）指出，許多面臨感情問題，或沒辦法調適壓力的學生，需等很久才能預約到心理諮商，校方應更積極協助學生找到合適的情緒出口，避免學生走向極端。Nadi提議，校方可以在長椅旁加設郵箱，搜集學生寫下的情感問題，再將這些信件交由專業心理醫生處理。 小英提到，因雙方都是大學生，嫌疑人逃到德國被抓，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校方才出面回應學生情殺事件。　圖／小英提供義大利籍神父柯士達（Paolo Costa）分析，「當人習慣以自我為中心時，容易想控制他人，若無法實現掌控便可能會採取暴力手段。」他建議學校可透過教育活動，例如安排學生擔任養老院志工，培養他們關懷、尊重他人的能力，避免學生在關係中自我意識過強。小英也同意改善性別暴力的問題，需從教育層面著手，呼籲學校增加性別教育平權課程，舉辦兩性關係講座，以長遠的視角預防問題發生。

【專題記者古宇恩、林玟君、詹晶雅、蔡文馨綜合報導】「學校對我來說就像是監獄。」17歲的Haci（化名），這樣形容著國二到國三的那段日子。Haci於國小階段，在舞蹈班表現優異，是熱愛跳舞、成績出眾的女孩，進入國中普通班後，他頓時失去學習目標、甚至遭受同儕的霸凌，層層壓力使得Haci開始排斥踏進校園。只要Haci接近學校，就會出現身體不適、無法控制情緒的症狀，看似是孩子氣的無理取鬧，但事實上，這是「拒學症」初期的典型狀態。「拒學的問題是需要被關注的，若沒有即時處理，慢慢演變成其他的精神疾病，可能會有遺憾發生。」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秘書長蔡景宏強調，孩子的拒學現象刻不容緩，而臺北市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諮商輔導組督導陳盈靜也觀察到，近幾年由學校轉介的拒學生個案逐年增加，年紀也有下降趨勢。即便如此，拒學生對於許多師長而言仍相當陌生，更在尋求資源與他人理解的路上面臨重重困難。 拒學生在台灣的比例逐年升高，他們常常會徘徊於校門外、蹲坐於教室門口，不願進入校園學習。　圖／蔡文馨攝孩子恐懼踏入校園　拒學現象須受重視「踏進學校，那一步對我來說很困難。」每當被家人送到校門口，Haci便會感到頭暈，並要求回家休息，甚至多次發生嘔吐的情況，但當回到家中，他的狀態卻又恢復正常，讓Haci媽媽（化名）不禁困惑自己的女兒到底怎麼了？其實，這是拒學生的日常。除了心理上的抗拒，拒學生可能會出現頭痛、肚子痛等身體症狀，也可能會寧願蹲坐於校門外，久久不願進校。若拒學狀況長期未見好轉，便需就醫檢查。「孩子有拒學症不是假裝，是真真實實的痛苦。」台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陳牧宏強調，多數民眾認為拒學症的孩子是因為叛逆、故意假裝不適或3C重度成癮，才拒絕到校學習，但這恐怕都是誤解。「孩子的拒學現象，只是冰山一角。」蔡景宏說明，拒學的成因十分複雜，從孩子的生理、心理狀態，到所處的校園、家庭等社會環境，都可能導致孩子拒學。因此，若師長先入為主地認定孩子假裝有拒學的症狀，恐將惡化與孩子的關係，讓他們產生不信任感。陳牧宏解釋，在國際精神醫學界內，拒學症沒有被正式納入精神科診斷條例中，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醫學名詞。拒學症可能發生於不同年齡階段，其中好發於國小升上國中、國中升上高中的孩子身上，尤其在升學、轉換環境的階段最容易發生，而不同孩子所呈現的拒學樣態也各有差異。這讓家長不僅擔憂孩子的身心狀況，還必須顧及孩子學習落後的問題。「學校大都不歡迎有問題的孩子。」Haci媽媽無奈地說。拒學生因長期請假，導致出勤紀錄不佳，容易被視成問題學生。Haci媽媽分享，在某A國中時，因Haci請假過於頻繁，學校不再採信診所的診斷證明，需請大醫院開立Haci的就醫證明，校方才願意准假，造成家長常常力不從心，多需憑藉一己之力向外尋求資源。 有拒學現象孩子，多被旁人誤以為是懶惰才不願上學，但他們往往是在家庭、校園等環境感受到壓力、不安或焦慮等情緒，才拒絕上學。　圖／蔡文馨攝社會缺乏理解　拒學家庭求助路上受挫「多數學校、老師都不知道這些（拒學輔導）資源。」Haci媽媽表示，拒學生家長在尋求資源的過程中，曾面臨學校未積極提供協助，或教師對拒學症缺乏理解的情況，多需依靠拒學生家長的互助群組，及自行上網查詢才得以取得相關資訊。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之規定，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級的輔導措施：第一，在學生抗拒上學初期，家長往往會先尋求導師協助關心自家孩子。第二，若學生狀況未好轉，教師需轉介至輔導室進行諮商輔導與評估。第三，當校內心輔資源無法有效協助拒學生時，輔導室便會將孩童轉介至該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依照學生個別狀況，媒合中途學校（註一）、社工師或心理諮商等相關資源。陳盈靜強調，若教師對於拒學症及其後續處置方式認知不足，將無法為拒學生銜接後端的心輔資源及醫療系統。註一：專為中輟等特殊需要的學生所設計的過渡教育方案，以協助其回歸正規學校接受教育。拒學資訊、資源不流通的情況，在台北以外的縣市更加嚴重。居住非台北地區的小J媽媽（化名）表示，「台北在資源上，不管是對於拒學孩子的理解，或者各種的實驗教育和團體都比我們縣市豐富太多。」小J媽媽花費將近一年才找到有輔導經驗的自學團體，更藉由該機構介紹，才接觸具有拒學個案處理背景的諮商師。除了校內心輔資源有所落差外，城鄉之間的資源差異，更可能耽誤孩子即時治療的最佳時機。現齡15歲的小J目前在家自學，只願待在房間，因此無法接受任何諮商治療。根據《心理師法》第10條規定（註二），心理師必須在政府核可的場所，如：心理治療所、諮商所才得以進行醫療或諮商行為。因心理師是不能進入家中執業，像小J這樣不願走出家門的拒學生，便無法開啟諮商療程。小J媽媽無奈地表示，「他甚至連自己房間都不想出來，要這樣的孩子去陌生的環境找陌生人說話，怎麼可能？」對於正處於學習階段的孩子而言，未來仍需要適應社會環境，如何讓孩子拾回健康的心理並持續學習，成為拒學生家長首要關注的議題。註二：心理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 根據《學生輔導法》第六條，學校應該視學生的心理狀況及需求，提供三級的輔導：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處遇性輔導。發展性輔導，是指以導師為主提供學生生活、學習及生涯相關輔導。介入性輔導，以輔導教師為主提供諮商、評估及後續可尋求的資源。處遇性輔導，則以專業輔導人員，如：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等提供更專業的心理照顧及陪伴。若下級無法提供相應資源，下級應轉介上級進一步的協助。中途學園整合教育與醫療　供拒學生新學習管道為了讓拒學生能與社會重新連結，除校內輔導資源外，目前台灣也設有相關體制與機構來幫助這些學生恢復健康。長期關注拒學生學習資源的家長K媽媽（化名）指出，目前拒學生普遍申請「自學」的方式學習，以「掛學籍」的方式與學校合作，讓孩子得以在家自學並領取畢業證書。不過，若孩子的病情仍無法好轉或是加重，也有部分家長會尋求學校以外的管道。例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就設有身心障礙中途學園（註），提供拒學生整合性的教學或醫療資源。註：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有身心障礙中途學園，包含臺北榮民總醫院向日葵學園、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又一村暨蘭亭書苑以及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六合學苑。Haci雖曾嘗試校內的諮商輔導和特殊教育資源，但仍因無法適應學校環境導致症狀加重，於是，Haci媽媽找上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設的向日葵學園。在向日葵學園與醫院的合作之下，Haci開始同時接受教育與醫學治療。陳牧宏說明，當醫生替拒學生做完診斷評估後，向日葵學園會依照個案情況安排心理師、社工、職能治療師或護理師協助輔導，並適時給予藥物治療。「他是醫院，但也會幫我們上課，像重獲一個有別於學校的新生活。」Haci補充，向日葵學園除了提供拒學生有別於學校的學習場域，同時也設計豐富多元的課程，「課程性質跟學校蠻不一樣的，有很多像是美術手作之類的綜合活動課，上起來就還挺輕鬆有趣的。」他說。不過，中途學園的課程仍無法滿足所有拒學生的需求，Haci無奈表示，因為園內學生的組成年齡差距大，加上校方師資不夠充裕，課程頂多只能按照國小、國中、高中分類，導致當時國中三年級的他，在課堂上只能學習早已學會的知識。對此，陳牧宏坦言，校方也期許能夠提供更豐富的課程，但在授課的特教老師只有五名，教師人力資源不足的狀況下，也只能妥協。他近一步強調，學習學科固然重要，但對於中重度病情的拒學生，更重要是照顧他們的精神健康。中途學園也並非適合每一位拒學生，學生與家長仍須釐清拒學病因並檢視個別狀況，再來選擇合宜的資源管道。在合適管道的協助下，孩子的症狀雖然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可能會因外部環境的刺激而經常復發，因此陳牧宏建議，需要長期提供拒學生單純且安全的學習環境，並以他們的精神健康為首要考量。陶璽特殊教育工作室創辦人曲智鑛也認為，「學校可能會有各種衝擊，拒學生在那個環境，適應力是很低的。 」他點出，對於拒學生來說，學習的場所不應該只侷限於學校，而是要能透過多元的學習管道來幫助拒學生重新認識自我，並找到學習目標。 向日葵學園由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與台北市、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合作成立，學園在輔佐正規精神醫療治療之下，提供拒學生學校以外的學習場域，讓孩子能夠「在醫院上學」。　圖／林玟君攝翻轉拒學刻板印象　家長盼校內規範更加彈性「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足以去接受這樣的孩子，他們需要更多元的學習樣態。」小J媽媽對於現行教育仍過於強調升學，無法接納孩子的多元性提出質疑。升學的壓力、學校過度強調考科等都可能造成學生過度焦慮，而產生拒學的情況。致力於協助特教生的花媽卓惠珠指出，部分師長會逕自將孩子的拒學原因歸咎於3C成癮，因為孩童沉迷於網路世界而找藉口不上學，「重點是成癮問題而非3C產品」。如果家長直接沒收孩子的3C產品，往往會進一步引起親子紛爭。因此，陳盈靜認為，師長應先放下孩子偷懶、裝病的成見，傾聽他們的心聲，了解孩童的拒學主因，並提高自身對拒學的關注及了解程度，於必要時刻輔以諮商輔導資源進行協助。拒學生家長張芯表示，應透過教育培養孩童找到適合自身的生活方式與未來發展，「像喜憨兒有相關教育機構能輔導就業，但拒學症沒有。」他進一步建議，校方對拒學生需保持開放態度，若孩子無法入校學習，可提供線上教學、考試的形式，給予更多地彈性與自由。張芯也期待政府能成立相關單位，結合心理諮商、特教與醫療資源，搭建學校與拒學生的溝通橋樑。也思社會設計自學團計畫主持人淑真呼籲，「每個大人都要抱持開放、彈性的心態，觀察孩子的個體性，從中挖掘他們的特質，協助他們找到人生方向。」如今，Haci已從向日葵學園畢業，在新加坡就讀南洋藝術學院（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NAFA），「如果你想要改善自己的狀況，必須找到目標。」自表演藝術領域獲得的滿足感與成就感，讓Haci找到人生的方向與力量。不過，現今依然有許多孩子因無法獲得足夠的輔導資源，而陷入泥沼，並努力走出拒學的黑暗。 也思社會設計自學團計畫主持人淑真指出，現今社會變化迅速，可能導致孩童無所適從，如何培養孩子願意拚搏的行動力是未來教育的關鍵。此外，他也希望社會能建立共善的理念，一同牽起渾身是傷的孩子，引導他們找到人生方向。　圖／林玟君、古宇恩製作

【記者彭嘉輝、蔡文馨綜合採訪報導】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廣泛討論，劇中女主角林晨曦在高中時期遭受老師侵犯，向家人及校方傾訴，卻無法得到信任，讓林晨曦難以撫平事件帶來的創傷。而現實生活中，性侵害案件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常見。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數據，2022上半年共有4519件性侵害事件通報，換算下來，每60分鐘就有一個性侵害通報案例。不僅如此，更有高達九成是熟人性侵，遠比陌生人來得多。根據統計，被害人與加害人屬於伴侶關係的案件就有38.9%，其次是家庭成員佔18.1%，再來包含普通朋友、同學、職場、師生關係等也都是常見的性侵加害人。然而，遭到親近的熟人侵犯，被害人恐因驚嚇無法及時釐清自己的遭遇，而選擇壓抑不向外求助，使他們容易遭旁人質疑。對此，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榮譽教授王燦槐說：「平常講的就是很典型的被害人，就是一直哭啊，有些被害人，他其實是表現得很冷靜，因為他就一直ㄍㄧㄥ 在那，所以外面的人旁邊的人也會覺得，你說你發生那個事，可是你還是可以照樣吃飯，照樣上學所以他們就再往前推論這件事是假的，所以我覺得整個對被害人的那個迷思，就是懷疑這件事情是假的。」社會中常出現對「完美被害人」的刻板印象，但諮商師強調，每位性侵被害人都會有不同的反應和情緒。有些人容易因震驚、錯愕、害怕等複雜情緒，出現頭痛失眠等症狀，有些更會自我貶低或自責，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性侵方案服務督導梅悳惠也進一步說明，「那有可能他會透過想要傷害自己的行為來阻止來降低這樣的一個痛苦的感受，那最後一個其實比較可能是在性侵害的當事人裏面，可能會出現他可能會不經意或是不斷地回想到他過去事件的創傷的一個場景一個感受等等，那其實是無來由的，那對於當事人來說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性侵害事件過後，身邊親近友人往往會感到心急、難過以及氣憤，希望幫助當事人趕快好起來，這樣的心態卻可能導致當事人不願表達真實情緒。對此，長期關注性侵害議題的勵馨基金會，提出「聽、問、接、找」四大原則，給予大眾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協助身旁的受害親友。除了日常生活中親近友人的協助外，專業諮商心理師或輔導員則扮演修復創傷的重要角色，不僅幫助當事人穩定情緒，也協助當事人重新建立安全感與調適生活步調。米露谷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謝筱柔表示，「我覺得至少可以讓他比如說情緒有宣洩的出口，找到一些就是如果安撫自己的焦慮、害怕、緊張的方式，其實對於他們在恢復就是生活的部分，其實就已經是蠻重要的了。 」面對性侵害事件，社會大眾常以「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檢視、評價，若是用陪伴與不責備的方式幫助當事人發聲求助，更能夠協助當事人順利走過創傷復原之路。

【記者何予綜合報導】「透過交友軟體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聊天十分耗時，甚至要擔心被詐騙。」為解決現代人的聊天需求，輔仁大學資訊統計學系學生團隊開發「聊癒療鬱」應用程式，針對使用者不同個性，打造量身定制的聊天機器人。該作品獲得第27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第一名。 在開始使用「聊癒療鬱」app聊天前，使用者會先進行MBTI測驗以及三階段針對語言風格所設計的選擇題，藉此打造出每一位使用者量身定制的聊天機器人。　圖／聊癒療鬱團隊提供研發團隊表示，現有的聊天機器人答覆內容十分制式化，「用久了會覺得很無趣，使用者黏著度可能就會不高，我們想說：『可不可以讓機器人針對語言風格（註一）有不同的回覆？』」因此，團隊將語言風格和心理偏好納入模型中。在開始聊天前，該軟體會透過70道選擇題和三階段問卷將使用者進行分類，並分析出使用者所屬的MBTI（註二），判斷使用者喜歡與性格互補還是相似的人聊天。註一：語言風格是指人們對談時，根據不同的交際場合、目的等，所採用的不同語言素材和組合方式。註二：MBTI 又稱為十六型人格測驗，是一種性格分類模式，用以衡量人們在獲取資訊、作出決策、對待生活等方面的心理活動規律和性格類型。 語言風格分析模型能夠為同樣語意的回覆內容，抽換詞面或更改句子結構，產生多元的回覆方式。　圖／聊癒療鬱團隊提供聊天過程中，機器人會先將使用者的回覆斷句成單詞，與資料集進行比對後，挑選出相應的答覆句子。此外，團隊開發「語言風格分析模型」，讓聊天機器人學習使用者的說話習慣，為同樣語意的回覆內容，抽換詞面或更改句子結構，產生更多樣且符合使用者偏好的組合。同時，如果負面詞彙的出現比例過高，機器人將會判斷使用者處於負面情緒，主動給予安慰。指導老師杜逸寧坦言，聊天機器人目前還不夠聰明，回覆內容無法比擬真人，代替朋友的陪伴。他在分享自己身為導師經驗時表示，通常會有想不開想法的學生，都是處在社會支持比較少的時候，「如果這時有一個APP，即使它回答得很笨，但可以逗你開心，轉換你的想法。」諮商心理師李清茵認為，若一個人在外獨居有陪伴需求，又沒有辦法立刻找到親友，機器人能夠提供即時的回應，是很好的資源。「就像我們沒有辦法有家人，可能會養寵物來陪伴我們。」他更進一步建議，聊天機器人可以與諮商室等相關社會資源連結，在發現危機時即時通報，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 聊天機器人會先判斷使用者是否為負面情緒，接著比對資料集中相似度最高的語句，並選出其對應的答覆。　圖／聊癒療鬱團隊提供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陳謙、張珈爾綜合採訪報導】五月中開始，國內本土疫情爆發。根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諮商全聯會）統計，全國超過5萬人被迫中斷心理諮商的治療。部分心理諮商機構因而推出「通訊諮商」服務，力求透過線上視訊等無接觸方式，提供個案穩定的心理支持。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學生闕玉欣表示說：「雖然沒辦法實體，但我們還是可以用另外一種線上的方式來進行的話，那對我自己來講心理上還是能有一大程度的排解。」除了正面的回饋外，也有民眾對非實體的會談方式產生疑慮，擔心效果無法和實體治療相比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學生籃怡靜形容，如果在通訊諮商的時候，諮商師無法觀察她的肢體動作，做出相應的回應。此外，擁有通訊諮商許可權的各地方政府審核規範不一，導致通訊諮商普及度低落。例如，台中市限定民眾需年滿20歲才能使用通訊諮商服務；新北市甚至不接受大專院校提出申請。因此對於年紀大多介在18到22歲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將無法獲得同等權益。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啟正分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在7月19日以前規定20歲以上才能夠進行通訊諮商。而此對於各大學體系來說是不太適用的。因此，諮商全聯會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訴求包含：即刻實施遠距諮商免申請作業、衛生福利部應主動邀集相關團體重新研商擬定統一的參考原則等。諮商全聯會希望政府能夠調整相關規範，使全國各地適用統一辦法，同時顧及各族群的諮商需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表示，提案連署不是唯一的方法，他們也曾與衛福部開會，提出連署案中的所有訴求。連署案已在8月19日達到附議人數5000人的門檻，衛福部則須在10月19日前給予正式回應。疫情升溫期間，「通訊諮商」給予個案及心理師對話的機會。但大專院校適用的原則仍須持續溝通與協調，以研議出適切的規範，才能即時且有彈性地承接更多失落學子。

【專題記者陳品融、張華真、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 「噔！」重擊聲響清晰地迴盪在寂靜的教室中。國中英語教師郁琪（化名）走近學生座位，試圖拿走學生手中的聯絡簿，突然間，學生一腳踹過來，速度快得他無法招架。帶著滿腹委屈的郁琪，走回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他還來不及調適挫敗心情，又要接著處理家長的投訴電話。郁琪每天穿梭在教室與辦公室間，還要處理突發事件，沒有絲毫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工作壓力使他長期深陷憂鬱之中，郁琪常責問自己：「為什麼我會這樣子？為什麼讓自己壓力很大？」校園隱密的角落是他唯一的容身之處，只有在那裏可以不必顧忌旁人眼光，盡情地宣洩積累已久的情緒。「不只是我，我聽過有老師偷偷在沒人的角落哭，一大堆啦。」郁琪並非是唯一面對情緒問題的教師，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強調：「教師也是人，是人都會有心理相關的問題。」教師在承擔工作壓力與情緒問題的同時，也背負著家長對為人師表的期待，「家長會覺得：『老師怎麼可以有負面情緒，這樣怎麼教小孩？』」郁琪無奈地談到多數家長對教師心理素質的嚴苛要求。「我自己都還是得仰賴外面的身心科診所幫忙，學校是不太可能啦。」郁琪提及校園缺乏教師的心理諮商資源，而不完善的教師心輔系統不只不利於老師的身心健康，更可能損及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品質。「情緒議題帶來的影響是很全面的，教師的授課品質會有影響。」陳品皓補充，若教師同時擔任班導師，還會影響到師生關係與親師關係等。根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近十年的統計分析報告，「高中以下教職員自殺、自傷」數在民國99年為四件，但近年已攀升至每年超過20件，逐漸提高的案件數凸顯出教師心輔支持系統的重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提到：「（教師自殺自傷事件）實際嚴重程度與數量比教育部登記的來得高。」背負龐大壓力的教師迫切需要心輔資源的介入與協助。《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b><b>為人師表的既定印象下 教師不敢尋求心輔協助當壓力席捲而來，被逼得喘不過氣的教師們，仍得在眾人面前戴好面具，佯裝一切如常。「多數老師遇到壓力或教學問題，都先質疑自己『會不會是我不夠好？』」高中教師欣穎（化名）時常為了設計多元課程，忙得焦頭爛額，「大家不敢去找人幫忙解決，找人幫忙就好像自己很無能。」欣穎回憶過往參與校內輔導室舉辦的紓壓研習課程，當他以畫筆描繪內心的負面情緒，並傾訴種種壓力後，卻反被同事們的驚訝表情震懾住，「大家好像都想營造自己是正向陽光的人，可是我們不是要來抒發負面情緒的嗎？」他說，「之後我就不敢參加，怕別的老師覺得我有病。」就連參與諮商研習都得小心翼翼，更遑論直接求助。患憂鬱症的郁琪長年於身心科診所看病，但即使出了校外，也難保不被異樣眼光纏身。「如果在診所遇到家長，又被到處傳的話，學校、家長就會自己腦補：『啊那個老師有憂鬱症！』、『那個老師會不會對我的小孩情緒失控？』」郁琪嘆道，即便在心理疾病普遍存在的現代，多數家長加諸在老師身上的道德標準，仍使他們難以脫身，些微的失序，都免不了被否定與指責。除了畏懼異樣眼光，教師們還常因工作彈性小，連尋求協助的時間都沒有。「我們不是想求助就能求助，如果我狀況很不好，學校有辦法找人幫我代課嗎？」任教於技術型高中的馮靖（化名）說。他說明，自108課綱上路後，多數教師都承擔更重的教學壓力，若擔任導師，又必須隨時處理學生與家長的狀況。教師時常要忙到晚間七、八點才能下班，身心俱疲下，他們很難撥空尋求心輔資源。而代理、代課老師礙於薪水與未來發展，更不可能請假調養。「正式老師還能請病假或留職停薪，代理老師有考教甄的壓力，代課更慘，請假薪水就沒啦。」身為代理老師的郁琪嘆道。在忙碌的日常中，教師的情緒沒有出口，當壓力累積至臨界點，他們通常會先向學校輔導室求助。過去在高中擔任實習教師的鴨子（化名）曾因壓力大而踏入輔導室，卻收到「輔導室主要只針對學生服務」的回應，那時，因為專業諮商費用過高，他只好選擇找朋友聊聊，「校外的輔導是算時薪，以實習老師來講，沒有支薪，比較不容易使用校外資源。」在目前校園心輔資源專屬於學生的情況下，郁琪也直言：「學校內給老師的支持系統一定要夠，支持系統崩壞的時候真的會逼死一個人。」 部分教師面對極大的工作及私人壓力，卻因心輔資源不足、或礙於異樣眼光而難以求助，只能獨自承受負面情緒。（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b>同事察覺異狀卻難開口　協助無病識感教師困難重重「有些老師在心理上、精神上就呈現出有問題，但是學校要輔導他去看醫生，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不想面對，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形不是一件兩件。」前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主任劉朝芳談起校園內的心輔困境，娓娓說道。他提到，學校裡除了存在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部分教師因擔憂自己會成為不適任教師，而拒絕正視自身心理問題，因此，要協助這些未有病識感的教師更是困難重重。「有次我去上課，學生突然就跟我説他們數學老師怪怪的，他整節課就開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拍（麥克風）。」高中退休教師舒慧（化名）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如此說道。經過多方確認後，舒慧發覺該位老師精神已失常，然而當時，身旁同事礙於彼此間不熟悉、或擔憂傷及對方尊嚴，往往難主動伸出援手。台中市立四箴國民中學校長林瓊惠則補充，校方觀察到教師有心輔需求時，雖也會提供校外諮商訊息，卻無法進一步介入，「你只能提供資源，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去，都成年人了沒辦法強迫他就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林上能也提到，他過去在學校擔任輔導組長時，校方曾請他與一位老師聊聊，讓對方理解自己需要心理協助，「大家都覺得輔導老師比較會講話，但在學校我們都是同事，其實很難去提點老師說：『你要不要先想想你現在為什麼這麼焦慮？』這應該會吵翻吧？」此外，輔導室平日以輔導學生為主，若同時又擔任老師的諮詢者，難免出現角色重疊的問題，「那我要站在誰的立場跟他談呢？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由輔導室來做滿怪的。」在身旁同事幫助有限的情況下，這些無病識感的老師難以面對自身問題，更遑論透過諮商排解情緒。舒慧口中精神失常的數學老師，直到家人強制帶他就醫，才請長假休養，最終主動離職。在那之前，校方、學生也僅能默默旁觀。林上能也點出，心理諮商仰賴當事人主動求助，在校內建立起關懷機制雖是很好的觀念，老師卻未必領情，甚至會質疑個資遭外洩，「如果諮商支持系統在學校發生事情時主動去關心老師，校方、心理師絕對會被罵爆，反而應該先讓他們理解在面對困難與壓力時，本來就可以使用這樣的資源。」<b>當崩潰教師進入課堂：失當言行恐成學生長久陰影梳理不開的情緒並不會因無視、逃避、擱置而消失，感受到無力和疲憊的郁琪，仍舊拖著未消化完的情緒走進教室，「他們（學生）一定會感受到『我的老師不開心』。」現於實驗中學任教的Lemon（化名）在實習期間，曾目睹老師瀕臨崩潰時學生的反應，「在一個發瘋老師的課堂中，小孩子就會變成同樣脾氣暴躁、更暴走、更想反抗老師跟權威。」當教師情緒難以排解、壓力又不斷累積，排山倒海的負能量最終灌入課堂，波及教學品質和師生關係。「我有看過老師自己情緒來了，就叫學生跪在地板上，或是在上課的時間，把學生叫來罵20分鐘，不讓他去上他自己的課。」Lemon難以相信這個情景會在學校上演，他覺得教師對學生發洩情緒會讓孩子感到困惑與自責。林上能提起臨床上的觀察，當心思較敏感的孩子遇到教師失控時，易冒出「老師會這樣罵我，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很差勁？」的想法。林上能就曾碰過一名憂鬱症學生，因服用藥物而導致嗜睡，一開始導師十分理解並給予尊重，但在數月未見好轉後，各科老師與家長開始向導師抱怨：「你們班上有同學整天趴睡，影響孩子學習或老師教學。」導師的壓力漸大，收斂不住脾氣，直接叫學生到教室後面罰站。原本情緒就不穩定的孩子開始責怪自己，自責漸漸轉變成對導師的敵意，最後拒絕上學。師生衝突或化成傷疤、或埋沒心中跟著孩子長大，林上能指出：「很多成人的個案，回頭都會談到他們當年跟老師的衝突，他們不敢當下跟老師反應，到成年之後都還受到影響。」他提到曾經有一個無法抑制自己責罵、嘲諷下屬的小主管，在諮商的過程中才發現這些行為起於他學生時期與老師的衝突，「這就是當年最受不了老師對待他的方式，現在卻用這種方式在對待自己的屬下、家人。」 教師心理狀態一旦未受支持，可能會將情緒發洩在學生身上，造成嚴重的師生衝突，甚至影響學生日後的人格發展。（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陳品融攝在長期缺乏心理支持下，有些老師因心理狀況嚴重影響教學品質，被扣上不適任教師的帽子，進入校內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註一）審查。 舒慧過去曾是教評會的一員，然而他談到，教評會常因不願得罪人，往往不忍心直接將有心理狀況的教師解聘，「誰都不想當壞人，因為你解僱一個老師，可能背後就是整個家庭、他的名聲、自尊，他的疾病甚至會更加嚴重。」舒慧認為，走到這一步之前，若有足夠的關懷機制及輔導資源協助老師抒發心情，或許便能預防情況越演越烈。也正如林上能所說：「我覺得這些老師不一定就是不適任，有時候只是他的情緒或是心理狀況需要被照顧，他安頓以後，一樣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老師。」註一：教評會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置委員5至19人，負責處理教師初聘、續聘、解聘、停聘等審議。 <b>建專屬支持系統、營造友善氛圍　盼讓教師安心求助為促進教師心理健康，108年立法院通過《教師法》修法，規定高中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依此，教育部109年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支中心），協助老師處理工作、人際、情緒管理等方面的困擾。由於才剛上路，教支中心目前僅推出諮詢專線與團體工作坊，預計未來會再提供個人諮商。林上能肯定教支中心獨立於學校之外，可避免心理師同時輔導學生及老師，又與當事人為同事關係。不過，他也提出執行上的疑慮：「 我今天想去做教師諮詢，可以請假嗎？要請什麼假？如果我請假，是不是人事室、全校都知道我去諮詢？」林上能提醒，教支中心應提供完善的保密機制，讓使用者安心。與教支中心合作的諮商心理師王心怡則表示，請假的問題需要校方配合，如果能嚴格要求人事室不洩漏教師請假之因，可以增加他們求助的意願。教支中心隸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服務對象僅限國立學校的老師。至於縣市立與私立學校，部分地方政府也正籌備教師輔諮系統，台南市即率先於今年5月通過相關辦法。不過，林上能指出，在某些縣市的規劃中，教師支持系統歸學生輔諮中心管轄，仍有心理師同時輔導師生的疑慮。他建議參考桃園市政府的員工協助方案，政府與市內幾間專業諮商機構簽約，凡是市政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的員工，皆可在保密原則下申請特約機構的服務。每人每年有固定次數的諮商機會，費用全由政府負責。除了校外資源，校內的支持體系也不容忽視。有些學校會舉辦團體諮商，雖然較難讓教師傾訴極私人的心事，但可以共同討論教學上遇到的困難，並交流解決方式。Lemon即在團體諮商中受益良多，「我覺得這種共享自己作法的方式很有用，畢竟一個人單打獨鬥滿孤單的。」舒慧則認為，透過定期的團體諮商、課程，一方面老師能彼此學習，另一方面，輔導室也能達成固定關懷的效果。在諮商室外，教師平時若能互相幫助，共創良好的職場環境，同樣有助於心理健康，如同馮靖所說：「廣義的心輔體系，是你周遭的同事、工作partner。」郁琪也分享，某次課堂上他被學生欺負到哭，本來下一節還得狼狽地趕去上課，但教務處的長官見他狀況不佳，便好心安慰、讓他先在辦公室整理心情，由有空的同仁暫時幫忙顧班。憶起同事的友善，郁琪至今仍十分感激，「職場環境很重要，畢竟每天都要生活在那裡，生活8個小時啊！」建置了完善的支持系統後，終究還是要教師願意使用，這些資源與關懷才能真正發揮功能。「諮商是一種主動求助的服務形式，應該要讓老師們去認識、了解、接受心理諮商。」林上能表示，可以先加強落實既有的學生三級輔導體制（註二），從學生開始營造友善心輔的環境，進而讓老師們認同，尋求心輔資源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註二：根據《學生輔導法》，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三個層級的輔導服務。第一級為班上導師，第二級為校內輔導室，第三級為校外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會福利中心、醫療院所等。「問題通常不是資源，而是環境是否承認心理健康也是教師工作很重要的一環。」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同樣指出，營造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十分重要。如今教育部帶頭採取行動，成立了教支中心，正有助於塑造友善的環境，「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好事情，代表教師心理層面的需要被重視。」對許多老師而言，教育不僅是事業，更是長遠的志業。「我們到學校教書，有理想抱負想達成，但現實上一定會碰壁，或遇到需要妥協的地方。如果沒有專職的機構或誰能陪你聊聊，也許十年後就職業倦怠了。」馮靖說道。當教師因心理上的困難而影響到教學時，他們需要的並非懲戒與責怪，如同林上能所說：「教育體系知道如何善待老師，老師才會知道如何善待學生。」而這些暫時迷航的教師也期待著，總有一天能帶著滿滿的支持與能量，重返教室，在莘莘學子面前拾起熟悉的粉筆。 對於身負重擔的教師們而言，唯有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才能更加堅定地走在教育眾多學子的道路上。（圖為示意照）　圖／陳品融攝

【記者廖澄妤綜合報導】「我們不願漏接任何有心理危機的青少年！」五位大學生秉持這項理念，展開「Lemonade Journal 檸檬日誌」計畫。他們在社群網站上以圖文溫暖人心、分享心理健康知識，更設立專屬聊天室，提供青少年一對一傾訴心事的管道。聊天室上線三個月即獲不少好評，更有使用者回饋道：「因為有邦尼布雷聊天室，才讓我活了下來。」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最初，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劉羽宸得知教育部「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註）」資訊後，找來熟識好友組隊參與，共同發想出檸檬日誌計畫。「所以我們的感情非常好！」談及此，劉羽宸與隊友相視而笑。檸檬日誌的理念源自成員經驗，他們國高中時，曾因害怕求助，未能妥善處理憂鬱情緒，至今仍受過去的經歷影響。這促使他們採取實際行動，經營社群媒體、架設心輔資源整合網站，並成立「邦尼布雷聊天室」，幫助為心事所煩的青少年。註：為促使青年自發性聯結國際資源、改善社會現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規劃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提供參與青年培訓與經費，鼓勵他們付諸行動，實踐提案內容。 檸檬日誌團隊成員皆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彼此高中時即為好友。左起依序為黎可君、林子筠、劉羽宸、呂宣誼、羅心妤。　圖／劉羽宸提供檸檬日誌的名稱源自英文諺語：「當生命給你檸檬時，把它做成檸檬汁。（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團隊將酸苦檸檬喻為成長中的心理危機，期望陪伴青少年，將這些危機製成甜又可口的檸檬汁。確立計畫主旨後，團隊訪談許多輔導老師，發現國高中心輔資源不足，學生遇到較輕微的情緒困擾時，也不一定會求助輔導室。因此他們成立LINE官方帳號，使用者只要事先預約，即可在指定時間向志工傾吐學業、家庭、人際、感情或自我等煩惱。同時，因社群媒體易觸及年輕族群，團隊也建立臉書（Facebook）與Instagram專頁，分享心理健康知識及青少年生活話題，例如情緒紓緩方法、療癒歌單等。 聊天室使用者限14至19歲的青少年，服務時間為平日晚上與週六下午。　圖／劉羽宸提供聊天室由團隊成員營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學生擔任主要志工，提供一對一聊天服務。經營聊天室的過程中，團隊曾遇使用者具輕生、自傷傾向，也聽過青少年以成熟懂事的語氣，娓娓道出疾病、家庭失和等痛苦經歷，堅強模樣令成員們倍感心疼。劉羽宸分享印象深刻的個案，曾有憂鬱症患者傾訴爸媽不承認其病情，甚至認為他在騙人。「青少年其實只是想被認同、被喜歡，渴望獲得陪伴而已，但這個世界可能不如他們所預期。」劉羽宸嘆道。團隊隊長、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呂宣誼則對一位嗜睡症患者印象深刻，對方的人際關係、課業與心理狀態都深受病症影響。即便聊天時語氣平淡，呂宣誼隔著文字仍能感受到他的無奈。一再看到善良且堅強的青少年未能被世界溫柔相待，更加深團隊幫助他們的信念。「這一年我們可能花了1/3的時間在這計畫上。」劉羽宸表示，兼顧學業與檸檬日誌龐雜的工作十分累人。成員每週都得開會、輪流至工作室監督志工與青少年聊天，也必須定期撰寫社群文案及計畫案，經常被死線追著跑。而心力交瘁時，支撐團隊的其中一股力量，正來自他們曾接住的青少年。「（聊天室）讓我在難過的時候避避風頭，再次勇敢一點點、再努力活下去。」、「感謝你們，你們的存在可能就是救贖。」讀著使用者回饋，團隊成員、國北教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學生林子筠認為努力被賦予了意義。 聊天室9月上線，截至12月初，已服務100多位青少年，並獲得許多好評。使用者的回饋也成為團隊動力來源。　圖／劉羽宸提供團隊已於12月初完成109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成果發表，之後仍會持續經營檸檬日誌的社群。然而成員考量自己仍是學生，時間與能力有限，決定把聊天室交給資源更豐富的組織營運。劉羽宸形容，聊天室就像團隊辛苦養大的孩子，交接出去固然不捨，但期望能藉此將年輕人的理念帶入既有組織。更重要的是，聊天室能在充足的資源下持續成長茁壯，幫助更多青少年，劉羽宸說：「我希望檸檬日誌是在台灣點起的一個火苗，可以慢慢地照亮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

【專題記者黃婕、劉庭莉、白欣、王品淇、支琬清綜合報導】「我原本是個開朗的人，但那陣子就不太愛跟人講話，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正在就讀大學，心理諮商達半年的Rapunzel（化名）說。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精神疾病患者門、住診總計，從民國105年的252萬人次增長至107年的273萬人次。隨著逐年增加的心理諮商需求，國內具健保給付的醫院不堪負荷，病患轉而尋求自費管道，間接使無法負擔高額自費金額的患者被排除在醫療體系外。 心理諮商需求與日俱增，但現行的健保制度，讓無法標準化的心理治療成為難解問題。圖為示意圖。　圖／劉庭莉攝<b>心理治療面面觀　健保給付管道難尋在學校或社區內較常使用「心理諮商」的字眼，在醫療機構內則用「心理治療」，究竟「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差在哪？心理治療是要治癒疾病，而心理諮商處理情緒、價值觀或行為上的障礙與困擾，業務範圍包括人際、職涯、家庭問題等。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舉例，對畢業後方向感到迷茫時，就可能會去學校心理諮商中心做生涯諮商。他補充道：「心理治療是假定求助對象有疾病，而健保會給付的項目都是治療，而非諮商，所以申請健保都寫心理治療。」目前心理治療健保點數申報項目可大致分為六種（註1），分別為深度心理治療、特殊心理治療、支持性心理治療、深度團體治療、特殊團體治療以及支持性團體心理治療。註1：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全民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不同的心理治療也規定了不同執行人員。「深度心理治療」限由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申報時需附治療紀錄，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註2）都無法執行。在醫院裡，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多從事具有健保給付的「特殊心理治療」，且必須透過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轉介。註2：尚未拿到專科醫師證照的精神科受訓醫師。但因醫院本身有營運上的考量，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所以並非所有醫院皆提供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且各家醫院政策均不相同，黃天豪說明，有些醫院會訂定健保個案次數上限，額滿後改用自費；有些醫院則全數做自費門診。此舉更增加尋求健保管道病患的困難。<b>健保點數高低的取捨—營運與心理治療的拔河健保制度提供患者一個費用相對平易近人的心理治療管道。但由於現行健保採用「總額支付制度」（註3），每年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因此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的比例，會依照當年度醫療的使用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沒有增加保費，診療次數逐年增加，點數就會越來越稀釋。」光中身心診所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點出目前健保制度的隱憂。現階段健保點數一點約可換成0.8元，以特殊心理治療一人一次344點為例，實際上拿到的現金不到300元。再加上逐年下滑的健保給付成為醫師看診、醫院經營的壓力，導致為了維持營運，選擇不做點數較低的心理治療。註3：每年度包含藥費在內的所有醫療費用，會於前一年年底先訂出，不論當年度健保點數總額為何，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不過，即使深度心理治療的點數較高（1203點），但因深度心理治療規定需滿40分鐘，且有被擴大核刪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符成本。在相同的時間下，醫師能看更多門診，也能獲得更多點數。因此，伯特利身心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王仁邦指出，就經營角度來看，看大量健保門診是現在的主流。若想在醫院看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得先在精神科掛號看門診後，再交由醫師評估狀況，轉介給臨床心理師執行。但醫院內的臨床心理師除了心理治療外，心理衡鑑也屬其執掌範圍，可申請的健保點數高達1375點，兩者相差近四倍。故醫院往往要求臨床心理師以做心理衡鑑為優先，間接壓縮心理治療的需求。黃天豪解釋：「簡單來說，心理衡鑑就是了解一個人。」在進行心理衡鑑時，會以心理測驗、行為觀察、會談以及資料蒐集等方式，去理解患者的狀態。此外，心理衡鑑的耗時並不一定，聊聊心理治療所院長張銘倫說明，全套心理衡鑑，快的三個小時，久的話四、五個鐘頭也有。加上衡鑑結果的報告撰寫，動輒將近半天，對負責衡鑑的臨床心理師而言，相當費力。<b>看得到吃不到？患者難捱等待的煎熬在醫院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患者的等待時間也隨之拉長，更遑論被心理衡鑑擠壓的心理治療。對此，劉光中補充，「有人（心理治療）都排半年以上。」心理治療是透過與患者的溝通和對話，建立信任關係，並共同找出問題，尋求治療辦法。解決患者心裡問題具有急迫性，現卻面臨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如果我等那麼久就可能會掰掰。」在自費診所接受心理諮商的Rapunzel憶述。考量到自己的身心狀態需要及時處理，Rapunzel選擇在住家附近的自費診所諮商。雖然自費診所的等候時間相對短，卻必須支付高價費用，成為一大經濟負擔。如同Rapunzel的處境，正在就讀大學的E（化名）分享，自己接受過校內諮商與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的晤談，同時有在精神科看診領藥。但精神科的診療費就已是不小經濟壓力，難以兼顧心理諮商的支出，而傾向免費的諮商服務。E表示原已安排學校諮商，但因行政作業慢，只好另尋管道。E坦言，「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等到學校來幫我的話就太慢了。」<b>當人們願意揭開瘡疤　卻被健保拒於門外精神疾患門、住診數逐年攀升，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因健保福利、精神專科醫師的數量增加與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提升大眾就診的意願，看診人數在這五到十年間有所增加。黃天豪補充道：「不是有心理疾病的人變多，而是願意出來說的人變多了。」 在宜蘭開業的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解釋，自費項目會有地區差異。以自家診所為例，價碼就比台北來的低。　圖／白欣攝面對需求量的提升，精神科在近十年迅速成長。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107年醫療院所設置的精神科家數相較97年增幅達62.5％（註4）。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開業，理應能解決日漸增加的心理需求，但黃天豪點出，像是自費心理治療費用較高，可能會形成篩選患者的狀況。且開業診所或是自費項目能否消化人次，也是另一未解的問題。註4：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今年二月所更新的107年醫事機構現況及服務量統計分析。「我個人認為，沒有自費的話心理治療不會成功。」劉光中表示，若追求大量的看診次數，以達到利益的平衡，恐無法解決供不應求的現況。反觀自費治療，能保障醫師與病患有足夠的對談時間，協助醫師掌握病患的精神狀態，也能彌補健保利潤不足的問題。劉光中解釋，在都會區40到50分鐘的會談，價位可能會從4000起跳，有的甚至會達到7000元。「如果病患需要完整的治療，他必須要自費，但健保可能就沒辦法支付。」 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心理治療難以標準化。只能盡可能量化藥品、治療時間、執行人員等項目。　圖／白欣攝<b>心理治療標準化不易　健保大餅該如何劃分？現今健保財源主要來自民眾繳納的全民健康保險，經由各科別分配所需的點數。若要增加心理治療點數，就有可能壓縮到其他項目的額度。且心理治療與其他醫療手段相比，難以標準化也成障礙。「就算你講一模一樣的話，給兩個治療者，結果也會完全不一樣。」孔繁錦表示。因此如何評估不同病症的健保點數，在精神疾患的領域也難有定論。由於心理治療的特殊性，無法如其他醫療過程一般，擬定出快速又具標準化的流程。目前健保將心理治療分門別類，給予特定點數。相同項目的治療名稱雖有一樣的點數，治療流程仍大不相同。黃天豪舉例，像是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思覺失調，每個療程內容差異大。甚至有些特定疾病治療過程辛苦且要花費長時間，健保給付卻相同，「心理治療標準化很難走，有很科學的一面，在執行時又很藝術。我們可以嗎？」 隨著個案來診所的次數增加，臨床心理師黃天豪認為會因對個案的了解程度加深，做出不同的判斷。　圖／劉庭莉攝近日，因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提出調漲健保費，眼看健保總額可能上升，新增哪些項目或是調漲項目點數，引起民眾與學者熱議。但是心理治療點數的複雜性，使得精神科健保給付仍然無法解決。健保是為了集合社會大多數的力量，以解決少數人的經濟障礙，維護整體國民的健康。但面對心理治療的急迫性、難以界定病狀、無統一診治手段等阻礙，恐怕無法即時接住心理狀況不佳的人群，為了達成人民總體的健康，我們的下一步該往哪前進？&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