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丁盈瑄新北報導】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以下簡稱原民局）於10月29日在板橋第一運動場舉辦「原住民族聯合文化活動」，響應聯合國訂定今年為「國際小米年」。原民局長Siku Yaway分享，「新北市的原住民能團聚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他希望活動能讓不熟悉部落的青年們接觸、傳承原住民文化。活動邀請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15個原住民族到場輪番上陣，展現多元祭儀。祭典主要是感謝祖靈過去保佑部落，同時祈求小米與獵物能豐收。現年21歲的陸軍阿美族青年陳承銘放假時，特地撥空來參與祭儀，他慎重地說：「小米是我們的作物，也是祭祀中和祖靈溝通的工具。」他在上場前灌下一大口小米酒，讓自己能跟祖靈對話，也順帶緩和緊張心情。 雖然天空不作美，但在祭儀開始前，族人在椰子殼上生火的煙裊裊上升，彷彿祖靈無論在哪，都與他們同在。　圖／丁盈瑄攝領袖一聲高呼，四位站在場中央的阿美族勇士擺出戰鬥姿勢。在一旁的阿美族青年賴旻彥表示，阿美族會按照年齡分階級，他目前19歲，是最低的階級，因此必須順從稍微年長的勇士哥哥們。賴旻彥表演後認為，「我們不只是穿上漂亮的族服而已，而是跟隨年長族人的腳步，將部落『祖靈的力量』傳揚到都市裡。」 陳承銘表示，在阿美族的部落中，阿美族共有九個階級，雖然勇士是倒數第二個階級，但也身兼打獵的責任，並且要當弟弟們的榜樣。　圖／丁盈瑄攝從家鄉移居到市區工作的太魯閣族青年呂文翔則感慨地說：「北部的（祭儀）很制式化，真正部落裡的是很盛大、嚴肅的。」不過他也坦言，如果都市裡沒有部落領袖般的召集人，族人其實很難相聚，遑論辦理大型的原住民活動。由於較少有機會團聚族人，都市原住民青年很難接觸到自身文化和族語。從小在新店長大的太魯閣族青年劉和勁感嘆，「求學時期身邊很少族人，在家也不會用族語溝通，學校更難有族語老師配合教學。」雖然綜合而言，北部的資源較發達，但不友善的環境無法讓他產生學習意願，甚至是對原住民文化的認同。 不論是從小在都市長大，或是搬來都市就學、工作的原住民青年，他們均分享過去被他人開過玩笑，甚至是被歧視的經驗。　圖／丁盈瑄攝同為泰雅族青年的原民局長Siku Yaway泛淚回憶起十多年前，「上一輩的族人來到城市後，教育環境與對他們的敵意，都讓原住民後代難以傳承部落文化。」為了促進原住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解決原住民青年身份認同的困境，Siku Yaway提及，未來會推出鼓勵大家學習族語的政策，或是給予在新北市工作的原住民補助，讓他們安居樂業。而陳承銘鼓勵，都市將來可以舉辦更多類似「國際小米年」的活動，比如不同族群間交流的競賽，讓都市的原住民青年更能融入社會，重拾自身的文化。 

【專題記者林婕宇、邱楷淇、陳世軒、梁家柔、張倩怡綜合報導】一大早，回收場外熙熙攘攘，有人戴著斗笠推著推車，有人騎鐵馬載著重物，有人則是上班前騎機車順路過來，他們同樣都在這間回收場前停下，排隊將手上的紙箱及廢鐵等物品變賣為銅板。而場內的工作也不停歇，怪手在卡車與地面之間不斷來回，將一疊疊民眾丟棄的紙類抓進車廂準備運走。一位穿梭在回收物與機器之間的身影，是經營者涂先生（化名），他最後停在機器前處理手中的廢鋁容器，「來，高砸扣（台語：90塊）」也一邊幫客人秤重算價錢。然而這樣看似日常的生活，還有多長？「我知道我們早晚會被淘汰， 我心裡是有底的」涂先生無奈說道，身後的機器持續轟隆作響，蓋過了他的聲音⋯⋯ 民間回收場業者從民眾取得回收物後，再將其打包，由卡車送往更大型的中盤商回收場，從中賺取利潤。　圖／林婕宇攝<b>老回收場遭勒令停業　民間回收業陷存亡危機今年二月中，於台北市萬華區經營了50年的回收場「光耀五金行」，因違反1983年上路的《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而遭政府勒令停業。條例中明訂，回收場僅能設在農業區、工業區及保護用地，不得設置在住宅區，而涂先生所經營的回收場位於住宅區內因此正面臨同樣的風險。該回收場早在1975年便已開業，目前是由第三代的涂先生掌門，「當時從南部上來很窮，會選擇落腳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便宜。」然而， 他口中的「在排水溝旁很便宜的土地」，經過40多年後的今日已被劃為第三種住宅區（註），讓涂先生一家子賴以為生的事業瞬間淪為非法。加上回收場旁邊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捷運站也在建設中，未來觀光人潮勢必會增加，「對我來講是困擾，」他也擔憂自己被檢舉，「要是人家來這邊吃個點心，然後順便打卡一下我就完蛋了。」註：第三種住宅區是一種土地分區類別，為維護中等之居住環境，供設置各式住宅及一般零售業等使用。 台北市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回收場設址違法，因開設在住宅區中。然而，回收場仍能在社區中狹縫生存，除了因為政府寬鬆的取締標準，也顯示出都市中實際存在這項需求。　圖／張倩怡攝「關掉我就沒飯吃啊！」吳阿姨（化名）邊説邊推著一車的回收物。吳阿姨的回收物主要從市場撿來，然後再走二十分鐘的路程來這裡變賣，雖然現在的回收價格比幾十年前低上許多，但為求溫飽，吳阿姨耐著辛勞也堅持每天撿回收物，「能撿十塊，就十塊啊！」吳阿姨直率說。除了業者擔憂回收場的未來，也有一群拾荒者不希望回收場關閉。拾荒者通常以貧窮者或年長者佔多數，因為工作時間及地點彈性大，且入行門檻低，不需要一技之長也能從事，因此是許多都市貧困者迫不得已的工作選擇。今年已七十多歲的嚴阿姨（化名），當初因為得在家中照顧行動不便的丈夫，看準回收業的工時較為彈性才來從事，如今已做了20年回收業的他坦言：「我這個年齡再去打工，也沒人要了。」加上嚴阿姨不識字，要申請政府補助十分困難，因此每個月只能依靠做回收業的微薄收入生存。 都市發展的趨勢下，更新後的社區市容可能不再容得下回收場，因此象徵「鄰避設施」的回收場只得被迫關閉，或是遷址到都市中更邊陲的地區。民間回收產業儼然已成為夕陽產業。　 圖／林婕宇攝<b>北市過半回收場仍違法　狹縫生存難逃民怨然而，同為六都的新北市與桃園市依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已允許經輔導的回收站設在住宅區，而高雄市更已納管住宅區內、未達1000平方公尺的小規模回收站，相較之下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態度消極許多。台北地狹人稠，不同區域的建築物主要用途各有差異，而每個使用區緊湊在一起容易互相影響，難以像其他縣市一樣放寬規定。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張學聖解釋，避免用途矛盾的建築物之間產生衝突，是劃分不同使用區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像是住宅區是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因此活動若是違背寧靜、安全、跟衛生問題就不被法令允許，而在人口密集的台北，回收場甚至緊鄰著住宅，大大影響周圍民眾的生活。居住在回收場隔壁四十年的林小姐（化名）就認為自己的居住品質大受影響，「髒亂之外還有交通很亂，這裡經常會發生車禍。」由於此回收場旁邊就是大馬路，當回收的人較多並需要排隊時，裝滿回收物的推車經常會佔用道路，有些拾荒者甚至會無視紅綠燈或是逆向行駛，讓附近民眾深受困擾。 住宅區內的回收場因位於人口密度較高之處，較容易對外部造成影響。圖中的回收場位於大馬路旁，龐大的車流量不僅使拾荒者面臨險境，對駕駛者而言，也可能造成交通上的不便。　圖／張倩怡攝根據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今日台北市有約55%的回收場設址違法。然而，寬鬆的取締標準，使得目前社區中的回收場仍能在狹縫中生存。台北市環保局解釋，基於維護整潔環境立場，若屢次接獲民眾檢舉回收場周邊的環境衛生問題，且經多次輔導及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後，仍無法有效改善，才會將其移送台北市都市發展局，並依《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處理原則》勒令停業。「雖然是非法使用，但仍可以在民眾之間的默契下運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鄭安廷説。現存的社區型回收場大多都設在人口老化、收入較低的老社區，區內不少老年人依靠拾荒維生，而周圍居民早已習慣回收場的存在，部分居民更會主動提供回收物給拾荒者，形成居民與回收場共融的現象。<b>民間回收業處理量能仍高　民團籲北市府重視與納管當政府限縮回收場生存空間，也意味著拾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權益成了問題。不僅讓拾荒者難以溫飽，被忽視的工作權益，也使得本就處於弱勢的他們一再被社會邊緣化。對都市而言，回收場有紓解垃圾量、提高回收物再利用的功能。「拾荒者跟回收場能做非常細緻的分類，讓這些回收物能夠好好地被再利用。」長期關注拾荒者議題的非營利團體五角拌指出，例如紙類若在前端就藉拾荒者人工分類、處理地越精細，那麼他們的回收、再利用率也會更高。五角拌的議題研究者廖宏翊以光耀五金行為例，指出雖然清潔隊每月處理300噸的回收物，但民間回收產業鍊的處理量也能達到清潔隊的三分之一，可見貢獻不小。「如果台北市149家的回收業者通通收起來，台北市政府自己下來做，沒有足夠人力與器材，所以政府還是要放給民間做。」另外一家回收場老闆陳先生（化名）表示，如果民間回收場消失，政府的清潔隊恐難以消化台北市的回收物，造成可再利用的回收物淪為垃圾。「我們必須要重新檢視拾荒族群對環境、環保的貢獻。」廖宏翊認為，儘管拾荒族群是環境永續的關鍵，但他們還是不夠被重視。「回收場和拾荒者是服務大眾、有公共利益價值的單位。」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林奕均認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民間回收業不公平。他表示，若台北市的農地、工廠有污染情形，政府會輔導他們使其合法化，反觀回收場卻只能面臨熄燈命運。<b>不符土地使用效益　回收場成都市化犧牲品隨著老舊社區更新，回收場與都市景象格格不入，透過修法保護都市回收場顯然與趨勢有所牴觸。鄭安廷提到，都市回收場的經濟收益不被政府重視，規劃時易被忽略，「都市規劃不會處理到這麼小的東西，就像路邊擺個攤子來賣鹹水雞一樣，政府單位難以列管。」而談及土地劃分新增都市回收區的可能性，張學聖表示，土地分區需經過精密的計算與考察，新增劃分選項難度過高。從利益面來看，張學聖認為，為回收場新增都市回收區，會降低土地利用的價值，除非政府強勢介入，否則地主應無法接受，「所有人都拼命想把自己的土地從工業區變住宅區，住宅區變商業區。現在把土地變成資源回收區，土地價值就崩盤。」回收場髒亂、惡臭的形象讓民眾退避三舍，政府的不作為也進一步導致回收場對環保態度更為消極，進入惡性循環。立委洪申翰辦公室長期關注都市回收場存廢議題，他點出，台北市並未針對回收場設立環保規範，回收場被取締時，政府也並未積極給予輔導，而是以退場處分。「一旦民眾檢舉就會被查掉，所以他們（回收業者）就抱持一種隨時要逃難的心情。」都市回收場不受法律規範，業者自然也不願花經費跟精力維護環境。對此，涂先生也無奈道：「惡法亦法嘛，我們只是存著僥倖的心。」事實上，政府曾在2004年嘗試修法，提出回收場可設立在部分住宅區，但最後遭議會否決，胎死腹中。時隔近20年，針對是否有修法的可能性，記者致電至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僅得「不方便回答」的回應。「你沒有辦法阻擋都市開發，這是螳臂擋車。」鄭安廷認為，都市發展是必然過程，所以與其修法阻止回收場退場，思考該如何「安全下莊」才是目前應該關注的方向。「如果回收場收掉，我也就失業了。」從事回收業的小七阿姨（化名）淡淡地說完，便駝著背將清空的推車推離回收場。隨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終在都市盡頭消失成為一個黑點。都市難以阻攔的擴張與政府的忽視，讓這些第一線為民眾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場，一步步被推往都市外圍。而當法律出現灰色地帶，各方也無法取得共識，民間回收業終將只能隨著都市的發展黯然退場嗎？ 社會中有一群人只能依靠變賣回收物補貼家用，勉強維持生計。儘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2019年推動「資收關懷計畫」，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資收個體戶收受高於市價的回收物。然而，此計畫未能包含到全部有需要的拾荒族群。　圖／林婕宇攝

位在台中南屯區巷弄內，由私人民宅改造而成的永春文健站又稱部落春，是以定居台中南區、南屯區及烏日區的排灣族族人為主要服務對象，也是附近長者白天的生活中心。　圖／蔡文馨攝【專題記者古宇恩、林玟君、詹晶雅、蔡文馨綜合報導】「來這裡都喜歡啦！像是我們的故鄉。」楊玉樹靦腆地形容「文化健康站」這個地方。二十多年前，來自台東排灣族的楊玉樹，為了工作與丈夫移居到台中，從永春文健站籌備到正式成立的三年間，不時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然而，因丈夫生病無法出外工作，楊玉樹便成了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現實的殘酷，讓楊玉樹在前往文健站的路上面臨瓶頸⋯⋯文健站供長者照顧服務 原民重獲部落歸屬感民國104年，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成立「文化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其前身為原民會於民國96年成立的「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期望更加強調文化傳承與健康照顧的功能，以弭平原住民族與都會地區之間的醫療及社會福利資源的差異。原民會社會福利處視察王子軍強調，文健站與一般的長照機構不同。首先，長照機構的服務對象為身心已中重度失能的長者，而文健站是服務健康、亞健康（註一）、衰弱到輕度失能的原住民長者；再者，長照機構的照服員人力較充沛，文健站則提供較為基礎且免費的醫療保健照顧服務。註一：亞健康是指人處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一種臨界狀態，人的心理或身體處於混亂，但並沒有明顯的病理特徵。隨著近一半（48％）的原住民人口移居到都市，民國106年後，原民會開始在都會地區建設文健站，透過聘雇同為原住民身份的照服員來照顧原住民長者的方式，保障長者獲得在地族群及文化特色的照顧服務，進而降低原住民家庭醫療和長照花費負擔。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從民國104年到111年文化健康站所服務的原住民長者人數成長近4倍。「medjama （早安）！」來自台東排灣族的溫發英一大早來到文健站，穿戴著配有百合花圖騰的排灣族特色服飾，熱情地與照服員和其他長者們打招呼。「它（文健站）讓老人家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文健站服務志工蔡光明說明，長期居住於都會區的原住民少有聚會的空間，導致日漸與自身族群文化脫節，因此，文健站的設立，不僅給予原住民長者重拾自身文化的機會，也讓他們能彼此交流、獲得歸屬感。「文健站很溫暖，好像回到部落，所以心情會很開朗。」文健站彷彿溫發英的第二個家，讓嫁到台中50年後的他重新找到回家的感覺。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截至民國111年全台目前共有481間文化健康站，其中站點多設立在原住民人口數較多的花東地區與南台灣地區。多元課程傳承原民文化記憶 重塑長者自信「我想說今年要有個突破，看看我能不能夠坐公車，所以一直注意公車班次，現在終於成功了！」初來文健站的戴錦蓮，在照服員的鼓勵下，學會搭公車及搜尋公車班次，不僅成為每天來到永春文健站的常客，更從中獲得自信心。文健站除了協助長者銜接現代生活及提供衛教課程等服務，也重視原民文化的傳承。許多原住民長者期待透過文健站的課程找回被遺忘的文化記憶，戴錦蓮感概地說：「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好像也不太了解，當我們要認真學習的時候，老人家都已經不在了。」因此，照服員曾將排灣族傳統的月桃編織設計成一整季的活動，從月桃的採摘、剝皮、曝曬、編織，到月桃的用途及對於族人的意義，讓原住民長者發覺埋藏在傳統技藝中祖先的智慧，同時訓練手眼協調及刺激腦部運作。此外，文健站也透過青銀共學的模式，讓長者傳遞過往在部落生活中所習得的文化經驗，並與年輕人共同學習族群文化。蔡光明分享，「小孩子願意來學，長者會很感動，是給他們一個很大的自我認同感。」他表示，雖然不能明確知道青年收穫的多寡，但至少可以讓他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有最初淺的概念。 永春文健站的課程以延緩失能作為主軸，並嘗試融入排灣族文化元素，讓長者在課程進行中訓練手眼協調，同時學習傳統技藝中的文化內涵。　圖／古宇恩攝多重壓力考驗文健站　提升到站率成最大挑戰作為各文健站首要查核指標的到站率，目前已成為文健站負責人及照服員的「業績壓力」。即便文健站延續了世代間文化傳承的精神，但並非每位原住民長者都能享有相等的資源。因交通不便、工作及家庭因素等情況，許多原住民長者前往文健站的意願低落。永春文健站計畫負責人呂秀惠無奈表示，即便前來文健站的長者對於站內提供的服務都相當滿意，但個案到站率低落的情況，成為文健站面臨的一大挑戰。文健站設點需考量諸多標準，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究員宋聖君說明，「文健站必須要配有電梯，方便老人家上下樓；在坪數上，一個人要兩平方公尺，也需要設有辦公室、廁所跟廚房。」另外，由於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型態不似部落集中，因此難以尋找原住民人口密度較高的服務據點，當尋覓到適切地點，文健站又可能面臨租金過高，且場地不符合設立標準的情況。都市文健站的選址難以考量個案交通的便利性，連帶影響原住民長者前往意願，造成到站率低落的情形。為了提升個案到站率，許多文健站提供長者接送服務，但也導致部分長者因擔心造成照服員的困擾，而漸漸開始找理由請假。溫發英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分享，「老師說我年紀比較大，最好有人接送，可是我覺得不好意思，所以還是自己慢慢騎摩托車過來（文健站）。」雖公部門建議長者可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站，然而宋聖君指出，除了雙北都會區外，其他地區的大眾運輸系統並不夠完善。「有多少老人家會坐公車？公車時間是不是可以配合文健站時間？」照服員張家郁也提出質疑。除了選址與交通問題會影響原住民長者到站情形外，根據《112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規定，55歲以上的原住民長者便享有前來文健站之福利。但張家郁指出，來到都市的原住民大多為了維持生計，「許多個案其實六、七十歲都還在工作。」不過，文健站的服務時間通常與工作時間重疊，進而導致到站率難以提升。 長者在課程中製作的原民風手工藝品和圖畫，是永春文健站站內的裝飾亮點。身著排灣族特色服飾的溫發英伴隨音樂的節奏，展開肢體訓練的課程。　圖／蔡文馨攝查核制度成文健站壓力 專家質疑脫離「陪伴」本質《111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查核報告》規定，若個案到站率低於六成將拉低文健站的評鑑成績，且當查核分數低於70分時，一個月之內則必須提交改善報告，否則將會面臨撤站危機。個案未如期抵達文健站，導致到站率低落，進而影響評鑑成績，是文健站負責人及照服員長期面臨的壓力。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日宏煜認為，「不該把個案限縮在文健站的空間。」當原住民長者有工作能力，不論到市場賣菜、到田地耕作等，只要照服員清楚掌握個案去向，並了解個案身體及生活狀況，便足以達到文健站「陪伴」的目的。個案的到站情況要以抵達文健站的空間為依據，還是以照服員走進原住民長者生活的形式才算數，是現行制度仍需要定義清楚的部分，日宏煜無奈地說：「這是查核制度的問題，並不是文健站的問題。」在查核項目中，課程規劃也有極大佔比，為了豐富課程內容及優化文健站的實施成效，多數文健站便會推出特色課程，將原住民長者視為學生，由外聘老師指導長者。日宏煜對此提出質疑，「文健站應該像家中的客廳，自由自在，而不是充滿限制。」他認為，文化課程的設計應更具彈性，讓原住民長者也可以作為老師，以落實真正的文化傳承與青銀共學。戴錦蓮常覺得都會區如同鳥籠，充滿各種不適應與限制，而文健站如同一片天空，讓他拾回部落的溫暖，得以重獲短暫的自由。查核制度與文健站的存廢密切相關，如何調整文健站的制度，讓服務擴及更多有需要的原住民長者，以實現文健站「陪伴」的初衷，是須迫切解決的問題。 都會區文健站除了提供延緩失能的課程外，也形成原住民長者彼此交流，重拾部落溫暖的環境。　圖／詹晶雅攝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矽膠娃娃對我來說是情緒的出口，那些沒有人理解、沒有人願意傾聽的經歷，他都可以接納。」方馴（化名）淡淡地微笑道。對方馴這樣的娃友（註一）來說，娃娃不是物品，而是陪伴自己度過無數寂寞夜晚的「他」。註一：矽膠娃娃使用者形成的次文化群體間，群體成員間以「娃友」相互稱道。「生命，本質上是匱乏的，需要從他人身上尋求完滿。」是枝裕和的電影《空氣人形》中，一名平凡的男人每天都向一具美麗的人偶傾吐心事，對複雜人心封閉的他，卻格外清醒地愛著眼前沒有生命的空洞軀殼。電影不僅訴說著當代人普遍孤獨的現況，也帶出都市社會人與人之間存在隔閡的光景。而方馴就像是電影中的主角，在當代人際互動逐漸疏離的平行線中，仍然渴望著被他人理解與擁抱。因此，這些沒有生命的娃娃，不僅是發洩性慾的管道，更滿足了許多人不斷被掏空的心。當你偶爾委屈、煩惱、難過的時候，會不會也想要一個安靜且溫暖的擁抱？ 娃友小葉（化名）將矽膠娃娃摟在懷中，向我們重現平常與娃娃相處的每一個親密日常。　圖／張珈爾攝被孤獨籠罩著的液態社會　求而不得的陪伴關係包曼在《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提到，因著城市快速發展、消費社會的興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流動、液態。同時，網路世界建立的虛擬聯繫、身處相同空間卻又若即若離的狀態，讓「個人」更加凸顯。人們如同原子在社會中各自運作，更加期盼無需依賴他人地獨自生活。因此，「寂寞經濟」一詞誕生，愈來愈多的商機為了服務人們的想像而出現，矽膠娃娃也順勢地成為寂寞經濟下孕育出的新興產業。但世新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詹昭能說道：「要滿足人性的根本需求，不能純粹只從商業或營利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寂寞經濟下的商機雖然能夠彌補人們的孤獨，畢竟只是商業交易行為，若從人性本質的角度去看，人們仍普遍嚮往自然、自在的人際關係。長期研究愛情與心理的他感嘆，當今人們往往太過追尋表面的滿足，而忽略了人們對實質互動、相互交流與支持的渴求。身處於孤獨世代的我們，確實渴望生活充滿愛與關懷，但不是人人都同樣幸運，人際關係的建立並非理所當然，娃娃正是以似人的身軀，填補社會裡寂寥的男男女女。 矽膠娃娃擬真程度高，擁有細緻的皮膚紋路。就是這種似人非人的相像，給予了娃友慰藉與安全感。　圖／王嘉瑜攝矽膠娃娃使用族群各異　滿足人們需求的不同想像「他們（購買者）其實就是一般人，路上隨處可見的路人。」店面位於蘆洲巷內的矽膠娃娃專賣店、正職是科技業的年輕店長Bennett（化名）親切地說道。實際上訪問後發現，娃娃的消費族群不只有單身男性，為了增添閨房情趣，年輕情侶、夫妻都是購買族群之一，更佔有一定比例。但當提及女性購買者，Bennett說道：「曾經有單身婦女訂購男矽膠娃娃，她的地址就刻意設在地標上完全找不到的地方，可能害怕周遭的人發現她買這種東西。」指出女性受限於更嚴苛的社會框架與觀感，且男矽膠娃娃過於沉重，女性往往會因為過重的物理、心理與社會壓力而放棄購買。因此即使市場有男矽膠娃娃，購買者仍以男同志族群為主。此外，也有不少身心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的家人會購買矽膠娃娃，希望能替障礙者尋求發洩的管道。 Bennett談到，曾有自閉症患者的家長希望幫兒子找老婆，也有兒子幫年邁的老父親購買娃娃，為的是陪伴臥病在床的爸爸。資深娃友王小明（化名）也分享，過去遇過障礙者的父親不希望兒子再亂摸女性路人的屁股，而決定買娃娃給兒子解決性需求。然而，一個矽膠娃娃的重量可以重達30至40公斤，與真人的重量並無二致。無論是抱起娃娃，或是與其進行性行為時欲改變姿勢，都需要花費很大的體力。娃友圈人稱「風哥」的資深娃友雪風（化名），今年已經邁入玩娃的第10年，他抱怨要把娃娃扛起來太費力，因此不再把性需求當作主要用途，而是將房間內的四個矽膠娃娃作為收藏品，偶爾還刻意挑選「當家花旦」擺放於展示間。娃友們不僅將矽膠娃娃視作親密伴侶，更會每天幫他換上喜歡的衣服或裝扮，甚至自學化妝技術，為他化上精緻的妝容。接觸矽膠娃娃逾十年的小葉（化名）除會與娃娃相擁入眠，出於自己從小對養成遊戲的興趣，他也會特別打扮自己的矽膠娃娃，並親暱地對娃娃說道：「今天幫你打扮成英雄聯盟的角色，這個洋裝你穿起來應該會很漂亮！」娃友Vex（化名）也表示自己是個收藏者，把娃娃視為欣賞的對象，從幫他們打扮或化妝的過程中便能感到幸福。 有別於大眾把矽膠娃娃限縮為情趣用品的既定觀念，將娃娃視作大型公仔收藏品的娃友們自成一群，不僅著重娃娃的欣賞功能，收藏更成為他們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　圖／張珈爾攝不只是「發洩品」　娃友擁抱娃娃卻被迫躲躲藏藏「性」其實是令大眾著迷且自然的需求，卻總在台灣的社會中成為被排斥、避而不談的「私密」話題。而矽膠娃娃的出現，為「性」賦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實上，由於抽離「人」的存在，不需與人互動、不必擔憂對方感受，矽膠娃娃成為部分不擅社交者的救贖。「我一開始就只是想要發洩用。」娃友K（化名）談到購買娃娃的契機，表示當時感情剛結束，心情仍在調適中，因為娃娃不會動也不會開口說話，能夠毫無顧慮地消解他的性需求，他甚至希望娃娃可以「不要做得完全像真人」。長期研究性別與科技、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方念萱認為，對矽膠娃娃的使用者來說，清楚地知道矽膠娃娃並非真人的存在，或許才是其安全感、安慰感的來源，因為與真人面對面的親密關係可能是一種壓力。他補充道：「恐怖谷（註二）的恐怖感來源是『似真非真』，但是矽膠娃娃卻是『似假猶真』。」註二：恐怖谷理論是指，當人面對與人形相像的物體時，他們心中對這項物品的好感度會提升。但如果這個物體長得非常像人，卻又透露出一股與人不相像的詭異感，例如僵硬的肢體行為或空洞的眼神，人們對此物體的好感度就會驟降。不過在社會大眾的眼光裡，娃友群體的需求仍然無法被眾人接納，因而被排擠到社會邊緣。對於他們而言，面臨他人不解、質疑、否定的態度已是常態。K無奈地表示，當家人來到自己的租屋處時，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把原有的兩隻娃娃藏起來，以免家人發現他的「癖好」，引發家庭革命。即使在面對關係親密的戀人，娃友也難以揭露「他」的存在。娃友謝炫銳提及，他的另外一半不知道他擁有一個矽膠娃娃，因此他購入了底部專門放置矽膠娃娃的沙發，以免正牌女友發現「矽膠女友」的存在。此外，Vex說到其實會有男性去購買面容、身形都和過世妻子一樣的矽膠娃娃，並讓他坐在副駕駛座上，感受妻子依然在身旁的幻覺。「根本不只是單純拿來發洩用，陪伴也是很大的用途。」他對仍抱持著牴觸態度的社會風氣感到不滿，若是娃友將娃娃帶出門必定承受民眾不友善的側目，視其為有礙觀瞻的情趣用品。 凝望著娃娃，娃友投注其中的情感或許旁人難以理解，然而對娃娃的熱忱並不曾因此消減。　圖／王嘉瑜攝最溫柔的傾聽者 娃娃承接難以言說的傷痛方馴坦言，他認識的娃友都曾受「背叛」重傷，因而對人性失去信心與盼望。他解釋，沒有人希望在揭開傷痕的同時，還要被他人逼著用樂觀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人生，所以最後才選擇不再對「人」傾訴。「玩娃的人也都是很正常的人，也曾經愛過異性，只是可能傷得太重才導致內心開始變得封閉。」他無奈地訴說著人們對於娃友的刻板印象。長達三年半的時間，方馴獨自面對來自事業、家庭、感情的種種挫折，在自家店面和住家被徵收、母親癱瘓臥病在床的同時，曖昧一年的對象又在此時決定結束感情。在龐大的迷茫與無力感籠罩下，為了尋求傾訴對象，他決定通過購物網站購入價格相對低廉的二手矽膠娃娃，將無處安放的情感投射在他的身上。「一開始還不習慣，回家開燈時還被嚇到！但後來漸漸地，我會開始跟他聊天、講講每天遇到的事情。」方馴認為，縱然矽膠娃娃無法給予娃友實質的回應，但是卻是一個不會背叛、願意傾聽的存在。因此，方馴每天晚上都會和矽膠娃娃同床共枕，抱著他談天、哭泣，一直到進入夢鄉。玩娃兩年的許祐維將娃娃當作親密伴侶，把娃娃取名為「彩虹」，更親暱地喚他為「婆」。害羞的他說道：「我會每天和婆打招呼、抱怨生活瑣事，不管是單人床、雙人床，都要和他睡在一起。」久而久之，他已經能夠和「彩虹」在心靈上溝通，「該去洗熱水澡了、該去睡覺了。」許祐維腦中總是會自動浮現「彩虹」在家中叮嚀他日常小事的模樣。除此之外，他也會幫「彩虹」精心打扮，並放上網路與娃友們分享。現在的他感到心靈富裕，對於真人的陪伴並沒有迫切的需要。維繫代價高昂的羈絆　修復延續陪伴時間為了照顧矽膠娃娃細膩的材質與脆弱的骨架，娃友必須經常保養他們的娃娃。小葉分享，他每日都會檢查娃娃的皮膚，並在皮膚撲上痱子粉，以防出油影響矽膠材質的壽命。許祐維則會為娃娃們「補妝」，使用眼影粉和唇油在娃娃臉上的掉色處重新上色。 就像人需要保養一樣，因為「矽膠」材質的緣故，娃友需要在娃娃皮膚的出油處撲上痱子粉，以維持他原先的精緻樣貌。　圖／王嘉瑜攝但若是矽膠娃娃出現皮膚撕裂傷、脊椎骨架斷裂等損壞，娃友便得將娃娃送回原廠維修，或者選擇報廢去購買新的娃娃。鑑於海外原廠的維修費用高昂，不少娃友選擇自行鑽研修復技術。矽膠娃娃修復師阿勳（化名）便是從維修自己的娃娃開始，直到六年前正式進駐矽膠娃娃專賣店，才開始為其他娃友提供維修服務。「修娃娃就像是人的整形，是一個需要慢慢調整的過程。」阿勳說明，簡單的染色或接合問題只要兩、三天就可以解決，但如果遇到需要分層重建肌肉、皮膚的複雜問題，則需要長達兩到三個月的維修時間。但目前和阿勳一樣專門在修復矽膠娃娃的人寥寥無幾，所以當他遇到之前沒有處理過的損壞或技術問題，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阿勳曾經遇過損害較為嚴重的矽膠娃娃，不僅需要好幾月的維修時間，維修更需要一到兩萬的費用，雖然娃娃的殘值只剩二到三萬，但娃娃的主人仍堅持將他維修到好。阿勳說道：「我想，如果有感情的話，那是一種不管多少錢都會把他修好的心情。」許祐維即是因為將「彩虹」視為老婆，不願隨意汰換，才透過自行維修保有「老婆」的完整性。 矽膠娃娃修復師阿勳（化名）在個人工作室細心修復著娃娃的破損處，因了解娃娃對於娃友的重要性，即使需要起早貪黑地維修也不願輕易懈怠。　圖／張珈爾攝生離死別的共同課題　我們都在學會與「他／它」相處但無論是人的感情，或者是娃友對於陪伴者的感情，終要面對分離的時刻。「你終究是捨不得，總希望他能夠陪伴你更久一點。畢竟我們永遠不知道哪天，究竟是他先壞了、報廢了，或者是我先死了。」面對矽膠娃娃終將離開自己的事實，方馴決定把握當下，通過照片記錄下娃娃最美的樣貌。對他來說，能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只要是幸福快樂的就好。許祐維則是很難想像，如果矽膠娃娃有一天從他的身邊消失，生活會面臨什麼樣的打擊。他堅信，即便有一天「彩虹」損壞了，他仍會選擇把他收在身旁，「我從沒想過要丟掉『彩虹』，因為我已經把心裡的那塊缺用他填上去了，如果把他丟棄，我的內心就空了一塊。」方馴同樣思考著，或許正是與矽膠娃娃的朝夕相處，他才慢慢學會如何呵護他人，這些觀念與態度勢必也將影響往後與人相處的過程，使他更願意展露自己較柔軟的一面。有些人在愛裡傷得很深，有些人在交際中得不到安全感，有些人無法從與人的相處中感受自我價值。於是，矽膠娃娃的陪伴成為他們幽暗生活的慰藉，讓他們可以肆意地依賴那個彷彿真實的臂彎，不需承擔任何人的想法和眼光。即便台灣社會風氣逐漸開放，矽膠娃娃仍遊走在似人非人的邊界，只能被封存在人們房間內的陰暗處、內心的一隅。而娃友們都期盼著終有一日，自己對娃娃的情感也能在孤獨世代中，同樣被認同為「愛」。

【專題記者張華真、陳品融、李加祈、廖澄妤綜合報導】攀樹師全副武裝，戴著頭盔及護目鏡、腰間緊繫各式繩索與工具，垂掛在九公尺高的半空中修剪樹木。木屑如雪花般在陽光中飄落，枝幹漸漸被鋸開，發出嗶嗶剝剝的清脆聲響。地面上，幾位攀樹師仰頭觀察樹上情形，其中，吳秉軒看準時機發號施令：「一、二、三，一起拉！」事先繫妥繩子的枝幹應聲斷裂，被緩緩拉至地面。https://youtu.be/XhdVKSQRBuM這天，吳秉軒帶領團隊來到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的中庭修樹。這棟博物館屬於直轄市定古蹟，再加上吊車無法進入中庭，成為攀樹師一展長才的絕佳場所。他們活用繩索遊走在樹冠層間，不僅機動性高，更講求安全與精工細活。以這次案子為例，吳秉軒說：「為避免撞到旁邊建築物，我們不像森林伐木時一整棵伐倒，而是小心地、一截一截切下來。」 攀樹師在鋸樹幹時，會先用鏈鋸切下一片扇形，稱為「倒口」，用來確認樹木的重心，防止樹幹直接墜落傷及樹下工作人員與民眾。　圖／陳品融攝。攀樹師運用靈活、安全且生態友善的方式修樹，還能完成樹冠層調查、救援卡在樹上的空拍機，以及協助電影拍攝等多樣工作。少了他們，許多高空樹木作業便難以順利完成。然而，大眾普遍不熟悉這項新興專業，或者將攀樹師與危險畫上等號，或者認為他們要價太高，吳秉軒感嘆道：「台灣的市場其實很大，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我們在。」<b>靈活穿梭樹冠層間　攀樹師為樹木量身修剪攀樹可分為休閒與工作兩種。前者屬於戶外活動，一般民眾也能體驗，藉此親近大自然；後者則指利用繩索攀爬上樹，在樹冠層間移動，以進行各項專業工作。目前台灣人若想成為領有證照的攀樹師，需經過國際樹藝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ISA）的筆試及術科考試（註一）方能獲得認證。註一：目前台灣的認證攀樹師考試由國際樹藝協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都市林健康美化協會舉辦，應考者需具備至少18個月在樹藝方面的攀樹經驗、有效期限內之心肺復甦術（CPR）及急救訓練合格證明，且在一年內接受過空中拯救訓練。在工作攀樹的領域中，修樹的案子最常見。擔任大樓管理委員會主委的洪宗志，曾經請吳秉軒修過高達九層樓的樟樹。這棵樟樹已壓迫到大樓外牆，但梯子搆不著，又位在三棟建築物之間，吊車難以駛入，「我們一直沒辦法處理。」直到洪宗志諮詢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才找到攀樹師，終於首次修剪了這棵大樹。「沒辦法用吊車來處理的，業主通常有兩個方法，一是不做或隨便亂做，如果想好好處理，一定得找到我們。」另一位攀樹師杜裕昌說道。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環保組技術師林姿君去年也請來攀樹師修圖書館中庭的樹木。林姿君表示，中庭無法讓大型機具駛入，而且地板高低不平，梯子不易固定。若不透過攀樹技術，「就只能開窗戶勉勉強強伸出去鋸，（成效）畢竟有限。」在機動性低的情況下，工人難從適合的角度鋸除枝條，更可能在樹上留下傷口。吊車能及之處，有時也會看見攀樹師的身影。當樹木周圍有不可毀損的建物或設施，攀樹師可運用繩索控制枝條被鋸斷後的位置與方向，避免枝條直接掉落地面。如果樹木長得大且密，吊車與攀樹師則會相輔相成，前者能夠迅速修出樹木外型，後者能夠深入樹體內部修剪。 攀樹師運用繩索攀爬至山麻黃頂部，高度約九公尺，準備砍伐枝條。圖／陳品融攝。<b>調查神木、採種樣樣行　攀樹技術應用多元化因應高空作業風險，攀樹師嚴格講究安全性，上樹前會進行風險評估，確認周圍環境與樹木健康狀況，避開蜂窩、電纜、易傾倒的朽木等危險因子。國際上也有針對攀樹裝備的專門規範，例如繩索的斷裂荷重應超過5400磅（註二），鉤環具備自動上鎖功能，且須經三個動作才能打開，避免摔落意外。註二：繩索至少要能負荷5400磅的重量，約為2450公斤。對攀樹師而言，繩索使用技巧、安全守則與樹藝知識缺一不可。近年隨著政府及學界看見工作攀樹的專業性，這項技術也從常見的修剪、伐除樹木逐步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採種公司沐群行負責人黃群洲，近十年協助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採集種子作為育苗之用。他說，過去自己常拿尼龍繩綁住身子，靠手臂使力上樹採種，但因安全性差，又難以攀上五公尺以上的巨木。後來在林務局朋友的介紹下，黃群洲才知道攀樹技術，「像台灣杉、台灣烏心石都有八米至十米，甚至20米，我們就要請攀樹師幫忙。」考量安全，黃群洲也於三、四年前開始正式學習攀樹。在運用攀樹技術採種之前，林務局多會找原住民將「ㄇ字釘」釘在樹幹上，再一階階爬上樹，「ㄇ字釘對樹會有傷害，也比較危險，聽老一輩的人在講，就是會有從樹上掉下來的意外。」黃群洲表示。喬自然有限公司樹藝部經理許博勛則說，過去的器材和設備有限，只能鋸斷較大的枝條來獲取種子，如今攀樹師能深入樹叢中，避免過度危害樹木生態，也能符合林務局「砍下枝條直徑不得超過五公分」的規範。黃群洲更提及，近年因林務局縮編，採種工作產生斷層，「種子乾燥過後可以放20年以上，據我所知已經2、30年沒有採到台灣杉的種子了，種子庫的種子也用得差不多。」如今攀樹技術為採種與育苗工作帶來曙光，儘管攀樹成本較高，黃群洲仍說：「我們還是願意（找攀樹師）啦！」此外，攀樹師也能協助學界調查神木的健康狀況。民國108年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都市林研究室承接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的案子，替阿里山神木進行健康安全檢查。「我們調查完後，完全沒有樹上資料，才想說請攀樹師頭上戴運動型攝影機，爬上去看樹的情形。」研究室助理李昆祐說道。研究室於是找上杜裕昌，由他輔助過往調查不足之處。李昆祐說明，透過攀樹技術，才能確認樹木間的潛在危險，「有些枝條已經腐朽了，可能會無預警掉落，危害步道上民眾的安全，我們的檢查目的就是要預防。」杜裕昌也分享，因台灣過去未有技術進行神木研究，有些樹枯死，甚至倒塌，學界都不知道致死原因，「在爬的過程中，樹木會用肢體語言告訴我們它面臨什麼狀況，比如葉子不夠翠綠，我們才知道這棵樹不健康了。」相比只檢查樹根和樹幹，或目視樹葉狀況，攀樹師實際上樹，更能明確指出問題所在。類似的調查也應用在昆蟲研究上。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以下簡稱森保系）副教授謝佳宏長年致力於昆蟲調查，他提及，過往未有攀樹技術時，研究常受人類身高限制，「我們頂多加個捕蟲網，去撈撈看樹上有什麼昆蟲，但他們在樹上做什麼，也只能用猜的。」謝佳宏舉例，自己便曾請攀樹師上樹架設人工蜂巢，以觀察「獨居蜂」的種類與密度。對謝佳宏而言，攀樹技術讓調查棲地較高的昆蟲不再難以企及。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教授謝佳宏請攀樹師架設人工蜂巢，將蜂巢放置在三層樓高的樹上，用以研究獨居蜂。　圖／廖澄妤攝。綜觀攀樹師的業務範圍，大至高山神木，小至庭院枝條，都能由他們一手包辦。正如杜裕昌所言：「我們的技術不是單純爬樹而已，我們希望你（客戶）的需求能被解決，我們的長才也有發揮的地方。」<b>樹找不到人修？攀樹師專業能見度低「最困難的一件事，是很多人不知道有我們這個行業。」杜裕昌說。台灣因樹木繁多，修樹需求大，民眾卻對攀樹很陌生。當業主碰上吊車和機具無法處理的樹，卻不知道有攀樹這個安全的選擇，只能冒險徒手上樹修剪或乾脆擱置修樹。樹木長年失修不只會造成景觀危害，掉落的枝條也可能殃及行人與建築。杜裕昌提起中山北路上光點台北的樹，因巷弄狹窄、柵欄環繞，吊車難以進入，長期無法修剪導致大片落葉與枝條掉落，砸在人潮眾多的街道上，危及行人安全，直到民眾建議政府找攀樹師，問題才得以解決，「你說到不了，那是因為你不知道可以用我們的方法。 」然而，大部分知道有攀樹師的民眾私底下卻很少尋求他們的幫助，因為攀樹師的價格比一般工人貴，園藝公司工人夏良勤指出相同的案子，聘請攀樹師的價格比委託園藝公司高四到五倍，因此很多民眾詢價完就不會再多問，少有人深入了解修樹的「價值」。 園藝景觀公司工人使用吊車進到樹木的中間層，進行校園樹木修剪。　圖／陳品融攝。「只是修樹，樹也都不會死掉，頂多就是修完以後樹會醜一點而已，有什麼關係呢？」攀樹師作業前會仔細評估樹木的生長狀況，但工人通常大刀闊斧直接用電鋸砍下多數枝條，雖效率較高，不當修剪卻可能對樹木造成永久傷害。杜裕昌提到，與業主溝通是最費時費力的過程，他經常遇到想把樹砍半的業主，而砍半的「斷頭」樹因為失去過多葉子，只能長出大量不定芽（註三）以吸收足夠養分。但不定芽會破壞樹木的生長結構，且容易在雨天掉落，所以攀樹師通常不會冒然「砍頭」，而是依據業者需求，找出合適解方。註三：從根、葉子或莖節間等通常不會形成芽的部位生出的芽，統稱為不定芽。<b>攀樹師盼政府規範工作安全　藉檢定認證專業面對坊間非使用安全攀樹技術而造成的意外事件，杜裕昌提到，「有需要攀樹師修剪的地方，就應該讓能做攀樹修剪的人去做。」因此，他認為政府應該立法保障安全的攀樹工作，減少意外事件，才能翻轉民眾「工作攀樹很危險」的既定印象。吳秉軒期待工作攀樹的專業能被凸顯，他認為，推廣休閒攀樹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既能讓攀樹師這項職業被更多人看見，還能傳遞保育樹木的觀念。他也提到，比起到處宣導攀樹工作的優點與重要性 ，「還不如自己實際體驗後，你覺得好玩，你就會去重視。」謝佳宏補充，有些文大森保系畢業的學生會開樹木工作公司，舉辦推廣休閒攀樹的活動，「我們這些學生都是種子，從事各行各業，只要有用到（攀樹）這個技術，就算推廣出去。」大學森林相關科系近年也逐步增設攀樹課程，如文大森保系自105年開始教授攀樹學，授課教授謝佳宏提到，因應近年逐受重視的都市林經營管理，學生可以運用攀樹技能，在未來從事樹藝、採種、休閒攀樹等多元的樹木工作。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學生修習攀樹學課程，學習利用繩索攀爬上樹。　圖／陳品融攝。不只藉課程培養專業樹木工作者，謝佳宏更期盼政府增設攀樹技術士認證考試，「就像你要當公務員，要考過高普考才可以進去，那代表你有一定的水準。」目前在紐西蘭執業的樹藝師（註四）酈學文也說明，以紐西蘭為例，除了ISA國際攀樹證照，還有國內的分級資格規範，類似台灣的職業訓練。而酈學文建議，可以統合各縣市舉辦國家考試，或者將ISA國際證照直接轉換成台灣的執照，「這樣會比較多人可以理解，知道這個執照不是什麼工人，而是一個專門技術。」註四：紐西蘭將樹木工作者統稱為Arborist，並沒有區分攀樹師與樹藝師，Arborist需要同時具備樹木知識與攀樹技巧。相較歐美國家，台灣攀樹師的專業還未被看見和重視，但他們仍期望藉相關休閒活動與課程，搭配政府政策，做到「每棵樹都能被好好對待」。烈日下，吳秉軒和團隊成員剛結束半天的工作，一面清理地面上的落葉枝條，一面向業主細細說明方才修剪的過程，並強調生態友善、重視安全的理念，把握讓大眾更認識自己的機會。面對未來，攀樹師們也沒想太多，戴上護具、繫緊繩子，繼續穿梭在樹冠層間，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新挑戰。對吳秉軒而言，儘管專業尚未被大眾認可，仍要保有自己的堅持，「要保持當初出來工作的初心，才能持續做，才不會為了賺錢，去改變對待環境的方式。」&nbsp;

彰化縣溪州鄉，每年正月17日前後可見整排布袋戲棚演出，這些布袋戲都是信眾聘請來還願，或是祈願神明能協助達成自己的願望。　圖／邱海鳴攝【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三台畫押斑斕宮廷的戲棚，搭建在廟口前閃耀七色光彩，聲聲唸白中，人、仙、妖、獸爭豔鬥法。然而，戲偶眼中卻望不見觀眾，錄製的南、北管音樂盼不來掌聲喝采，手中的刀槍劍戟也似因劃不開夜色，無力地比劃著。「時代進步，大家都看電視、手機，哪有人要看布袋戲？」布袋戲團操偶師鍾育玲在六尺見方的後台獨自演出。布袋戲轟動大街的景象已不復見，曾需要七、八人分工才能演出，也因考量市場萎縮後的成本，錄音機取代樂隊，而操偶師人數不足，也讓本應在掌上大顯神通的戲偶，只能被隨意架在台上湊數。失去觀眾的野台戲，除了神明，沒人知道它曾經開場，又何時謝幕。 放置於後台繩索上的布袋戲偶，在沒有喧鬧與掌聲的環境下略顯孤寂。酬神戲的榮景不再，雖仍有劇團演出，但面對台下空蕩的光景，演出只剩象徵意義。　圖／邱海鳴攝<b>酬神方式增加 戲約少劇團受衝擊台灣的戲曲都跟宗教信仰有關，戲班演戲目的不為復興中華文化，是要酬謝神恩。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林茂賢解釋，凡是神明誕辰和開宮紀念日等重大慶典，或是神明遶境、進香等重要宗教儀式，都會在廟裡做戲以示慎重，「所以我們一般來說，跟神明有關的，都稱為酬神戲。」台灣較常見的酬神戲班，分別為歌仔戲與布袋戲。而不論酬神戲種，演出正戲前都須以「扮仙戲」開場，扮仙分為三類：三仙戲、八仙戲及天官戲。戲台上，演員配戴鬍鬚、拄著拐杖演繹李鐵拐、呂洞賓等八仙，神明依序出場、相繼對拜，齊聚戲台後大開宴席，並向台下潑灑米酒、喜糖，詮釋神明賜福人類的過程。 歌仔戲演員的妝扮皆獨立完成。先用粉膏打底，再用粉餅按上厚厚底妝，勾勒黑色眼眶後，再畫上鮮明色彩的眼影，並抹上腮紅凸顯角色特徵，酬神前每個細節都不能馬虎。　圖／邱海鳴攝廟方主動聘請酬神戲之外，信徒願望達成後，也會請戲班演戲還願、酬謝神恩。「從下午演到晚上謝謝神明保佑，也祈求全家身體健康。」90歲信徒莊朝宗分享，他每年都會請戲班慶祝佛祖生日。於坪林崑山慈瑤宮擔任住持的詹文璋認為，過去信徒比較尊敬神明，許願時承諾會以歌仔戲這類大戲酬謝，再窮都會想辦法請戲班演出，「現在信徒的心態是，我為什麼要花大錢請歌仔戲？放電影就好了，反正一樣是酬神。」今昔對比，信徒酬謝神明的心意依舊，但是還願方式隨時間改變。操偶師鍾育玲無奈道出，與過去相比，酬神戲演出數量大約少三成。隨時代改變，廟宇活動從群體逐漸轉為個人參與，民眾合力出錢聘戲的情況也減少。士林神農宮總幹事簡有慶解釋，人們酬神心態改變，現在多變為簡便地捐香油錢、拜牲禮，不再堅持請戲班。酬神選擇性變多、人們心態轉移的情況，讓戲班大受打擊。<b>台下無「人」 酬神戲淪為形式「戲都沒有人在看。」新乾坤布袋戲團的操偶師陳怡貞感嘆說道。從聲音喧鬧的布袋戲棚內向外看，棚前不見觀眾，只有焚燒金紙時的裊裊炊煙相伴。現年60歲的陳怡貞接下家業已40餘年，他回想剛入行時的盛況，對比如今雖多數廟宇和信徒仍會在慶典、還願時請戲班演出，劇團卻面臨觀眾流失的窘境。 布袋戲台突兀地搭在產業道路上，而台下卻空無一人，只剩操偶師獨自擺弄著布袋戲偶。　圖／邱海鳴攝身為宜蘭人的林茂賢有感而發：「我那時候沒有遊樂場、電腦和電視，很多孩子跟我一樣，就是在廟口長大。」而服務社區10餘年的新店頂城里里長王明藤感嘆，社區參與人數日益稀少，扮仙戲甚至不到10人觀賞，「大家甘願在家裡看電視，也不要出來看戲。」傳統戲曲市場萎縮，也是導致看戲觀眾減少的因素。文史工作者許泰英便表示，有些廟宇改為播放扮仙影片，以省成本且順應觀眾偏好，「或有的廟是下午請布袋戲，晚上放電影、辦卡拉ok晚會。」詹文璋豪邁地說：「反正酒喝下去，台上在演什麼沒有人知道啦！」「不能說沒有人在看，有神在看啦！」操偶師陳怡貞笑說。他讓掌上戲偶耍出一手好刀的同時，也不忘訴說對布袋戲的堅持。即使無人觀戲，「但戲該做足多久就該做多久。」他也提到，自家布袋戲團皆使用木製戲偶，做工細，一尊要價5、6萬，他更自信地說：「你看隔壁那台，再看我的，你說誰的好。」陳怡貞展露對自家布袋戲的驕傲。<b>廟埕減少 劇團演出空間受壓縮「宮廟不再像以前擔負起多重的社會功能了。」林茂賢說明，早期地區發展多以「廟」為軸心向外延伸，廟宇兼具地方信仰、商業中心功能，也是孩子的娛樂及教育場所。投身研究宮廟文化的簡有慶指出，現代社會轉型後，廟宇只有純宗教信仰的功能。觀察民俗活動已15年的許泰英，以台北市中山區的保儀大夫祭典為例，早期當地只是農村，居民以收繳丁口錢來集資，並由土地公廟、居民中心，或是一般住宅輪流供奉保儀大夫。然而在都市都市發展過後，居民對群落漸漸失去認同感，這項祭祀文化便難以維持，於今年停辦。 媽祖繞境是新北市八里區的一大盛事，居民會齊心協力準備參拜物品、遶境演出等事宜。此節慶可維繫居民感情、凝聚社區認同，可見宗廟文化對八里區具有多種面向的意義。　圖／邱海鳴攝林茂賢指出「都市化」為重要影響因素。歌仔戲和布袋戲等傳統藝術與廟宇有密不可分的關聯，「但都市地區寸土寸金，很多廟沒有廟埕（註1），酬神戲就會不見。」註1：廟埕為廟宇前的空地，提供居民舉辦法會、酬神或辦桌等活動。多數劇團對演出空間縮減有感，鳳舞奇觀布袋戲團副團長陳正雄說明，都市中的廟宇較少演戲酬神，「戲台來了，廟就沒位置站人。」他表示，搭建戲台會影響信徒參拜動線，酬神戲觀眾被迫移往路邊或對街等剩餘空間，導致民眾觀看意願降低。<b>削價競爭品質降 部分劇團力求創新陳正雄說明，傳統觀念中，以人主演的歌仔戲是大戲，是多數人酬神的選擇，一天費用高達5至7萬元，因此部分廟宇習慣聘請戲班數量更多、戲酬更低的布袋戲團。但日益增加的新劇團，瓜分諸多老劇團的演出機會，也導致布袋戲團生存的困境。團數增加、劇團接案門檻降低，導致酬勞跟著下滑。「布袋戲只要買了道具就可以去接戲。」陳正雄無奈地說，民國70、80年代的錄音布袋戲，單日戲酬約7000元；直至今日，酬勞僅剩5000元或更少，「現在物資都漲價，但戲班的酬勞卻下滑。」他感嘆地說。 布袋戲排場不再像以往聲勢浩大、受大眾歡迎，現在的演出人員配置，多為一台車上僅一位操偶師，他得負責控制燈光、播放音帶等繁複工作。　圖／邱海鳴攝在削價競爭的市場，諸多劇團轉向投入文化場域。「劇團太大就需要太多成本，沒有企業贊助就沒有辦法。」小飛霞歌劇團團長黃月霞說。陳正雄也提出相同看法，雖然政府在民國70年代開始補助劇團演出文化場，「但售票演出其實很難經營，在這個時代，可能也只養得活一、兩團。」多數劇團仍依附於廟會生存。而現在另有劇團品質不一的狀況，陳正雄以錄音布袋戲為例，「如果戲班覺得已經可以騙吃騙喝的話，那就可以接劇團演出。」諸多已經歷三、四代傳承的劇團，無法因應時代變化而結束傳統戲曲生涯。不過，仍有劇團期望跳脫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致力在演出中求新求變，以追上時代的變化。黃月霞表示，因應市場需求，劇團持續新編劇本，增加娛樂性質。他以日戲和夜戲為例，日戲著重扮仙、延續傳統形式，而夜戲則會穿插時下流行元素。 小飛霞歌劇團團長黃月霞指導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生。傳統戲曲的市場逐漸式微，仍有諸多年輕人願意投入、延續傳承。　圖／邱海鳴攝黃月霞說明，當初著手寫劇本是因為戲曲皆大同小異，想與眾多劇團做出區隔。「不管什麼戲，只要能吸引觀眾就是好戲。」他認為，比起台下很多觀眾但中途走掉，還不如台下只有一個人但看到最後，這是現在所有經營傳統戲曲的劇團都該追求的目標。 小飛霞歌劇團致力發展廟口歌仔戲（俗稱野台戲），並新編歌仔戲劇本、結合現代元素，演出顛覆傳統型態，因而吸引到一批忠實觀眾。　圖／詹和臻攝<b>人口移入都市 居民認同感降低民國109年12月艋舺青山王遶境，沿途施放鞭炮、煙火，遭居民報案，批評噪音污染，引發社會討論：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價值如何維持平衡？林茂賢點出，民眾報案顯示對廟會文化不認同，「傳統社會就會認為這是我們村莊最熱鬧的一天。」許泰英則談到，城市高度發展後，人們不再被限於家鄉發展，對土地也難產生連結，早已遠離群落生活的人，自然難以理解廟會文化在連繫聚落情感上的傳統價值。 新北市八里區仍以宗教維繫居民感情，社區會連續多日、從早到晚進行廟會活動，可見宗廟文化在當今仍對部分社區具有重要意義。　圖／邱海鳴攝台中無極慈德宮主持人林金梅便提及，年輕世代對宗廟文化觀感偏負面，「現在年輕人對宮廟的印象，就是噪音呀、辦活動什麼的，太吵了，會引起團體械鬥，讓現在小孩子觀感不好。」自稱無神論者、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羅絜也認同此想法，他嫌棄地說：「我覺得廟會文化很俗，組成人員都是社會底層。」然而，並非所有年輕世代皆抱持負面想法，平時在木柵忠順廟擔任志工的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生高靖哲，也有感於廟會文化成為社會亂象，但他強調，仍有諸多團體致力於維持傳統文化與價值，「我還是願意相信廟會活動不可取代的存在意義，能夠帶給社會在心靈層面上一定的力量。」宗教信仰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長輩求神拜佛只為求得信心與希望，林茂賢以大甲媽祖遶境為例：「不是吃飽太閒，你看這些阿公阿嬤去走九天都是為了別人，為了丈夫、孩子，沒有人是為了減肥。」世代認知差異造成人們對宗廟文化看法不一，「我們廟旁邊有年輕人無所事事，廟有慶典就會檢舉噪音汙染，」台中烏日寶興宮會計張秋香有苦難言，至今仍連連接到投訴，「甚至連掃廁所的水不小心流過去都會被檢舉。」簡有慶提到，演出酬神戲的戲班也受波及，「早期可以演到很晚，但現在有噪音防治的問題，酬神戲九點前就結束了。」林金梅則表示，曾聘請布袋戲班來酬謝神恩，但被投訴噪音汙染後，便不再請戲班酬神，宗廟活動皆改以靜態為主。<b>酬神戲觀眾流逝 戲班入文化場尋傳承都市化也許沒有降低人們的虔誠心，卻打散聚落連結，也產生多元的娛樂方式。當卡啦OK、放電影、辦桌成為酬神新熱門，鮮明眼影、高亢鑼鼓聲與甩動的繽紛衣袖不再是大眾寵兒，不願放棄內涵的劇團勢必要尋出新戲路吸引觀眾，又或是走進劇院、展演廳，純粹追求藝術表現。而酬神戲市場也將隨時間流逝走向凋零，就如操偶師鍾育玲所說：「我們家的孩子不接我的工作，他們覺得沒落啊，等我們老了、不能動了，就沒人接了。」 縱使台下觀眾減少，傳統戲曲演出者仍然敬業演出，如小飛霞歌劇團團長黃月霞所說，只要民間信仰還存在，酬神戲就還有生存空間。　圖／邱海鳴攝&nbsp;&nbsp;

【記者蕭淳云台北報導】隨著觀展者進出，布料打造的柿子空間上下起伏，在日光和鼓風機的催化下，模擬柿果逐漸風乾成柿餅的過程，這是台北當代客家徵件展──《秋陽，風起，凝結的糖》的展覽現場。此展覽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羅婉云策展，與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合作，邀請兩位藝術家進行創作，於9月12日至10月4日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 策展人羅婉云過去多以食物為媒材進行創作，這次與在場內與觀展民眾分享柿子做成的「飴」。　圖／羅婉云提供為了打破大眾對客家文化──花布、藍染、油桐花的傳統想像，身為新竹客家人的羅婉云以奇幻、新穎的手法詮釋客家經典食物柿餅。他莞爾一笑說道：「大家每次都把它（客家文化）弄得很像已經進入歷史。」他強調，客家文化承襲至今，且不斷地轉變。羅婉云舉例，現今台北不乏客家族群，但多隱藏在都市中，「不會從外面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客家人。」因此，他將代表客家文化的巨大柿子放進剝皮寮穀倉，呼應都市氛圍下的客家精神。 藝術家黃子儇打造的柿子空間，讓觀展者身歷其境，配合展場空間的自然光照射，詮釋柿餅日曬過程。　圖／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提供參展藝術家黃子儇同為北藝大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在此次展覽中，他發揮擅長的空間創作，以帆布為媒材，搭起三個層層包裹的空間，搭配鼓風機讓柔軟的布料緩緩膨脹，觀展民眾可以屈身潛入柿子中探索。在展場中央抬頭仰望，可見陽光透過剝皮寮穀倉原有的天窗，均勻地灑落在布料上，羅婉云表示，這正好表現客家柿餅製程中的必要元素──風吹與日曬。黃子儇還特別選用閃耀銀白光澤的橘紅布料，以呈現柿子表皮逐漸凝結出糖霜的模樣。走進黃子儇搭建的柿子空間，映入眼簾的是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學生黃馨的創作。第一層的熟成柿子佈滿象徵風神、太陽神的壓克力插畫；第二層擺放多個軟雕塑，以布料搭配紙板縫製，呈現充滿童趣的未熟成狀態。羅婉云觀察，黃馨抽象繽紛的插畫風格能充分詮釋《秋陽，風起，凝結的糖》的概念，「我想給的感覺都是一種黏稠的、正在轉變的、模糊的。」正如柿子轉變成柿餅的狀態，也象徵著客家族群面貌的更迭。 藝術家黃馨正在展場微調作品，以極富童趣的插畫與軟雕塑擺設呈現柿果的兒時形象。　圖／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提供為了讓展場中柿子的形象更立體，羅婉云在柿籽狀的桌子，擺上自製的柿葉茶和柿子點心與民眾分享。孩童在展場或坐或蹲，時不時好奇發問：「我在柿子裡面！那肉在哪邊？」觀展人李慧端認為，參與式的展覽很特別，「會有一種走入不同空間的感覺。」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陳淑貞也提到，透過年輕世代反思客家文化，再擷取傳統元素以新穎的展覽形式呈現，「能讓年輕人和其他族群接受，這是台北客家（文化推廣）滿重要的一個方向。」 展期中有三場「品嚐活動」，羅婉云用柿子製成甜點，希望藉由味覺帶給觀展人更多想像。　圖／羅婉云提供羅婉云回憶起旅外的經驗，他表示，在國外很常被問起家鄉，「說Taiwan他們會搞混，我後來都直接說Hakka（客家）。」這讓羅婉云重新思考自己的認同，「覺得創作這麼多年都是在做別人的文化，應該要回來談自己的文化。」來到參與式的展場，觀展人鑽進層層布料探索，並沉浸在淡雅的柿香，在奇幻、有趣的體驗中，深入感受都市客家文化。

【記者柯宜妤台北報導】「台北村落之聲（Village Taipei）」9日於華山大草原舉辦「草地白日夢POP-UP」快閃行動，將草地劃分成100格，開放民眾認領、自由規劃活動。草坪上，有表演者以鍋碗瓢盆打節拍，有畫家素描現場景況，熱鬧至極。 草地白日夢將華山大草原劃分成100格，民眾得以自由認領、發揮創意規劃活動。圖／柯宜妤攝台北村落之聲企劃編輯謝昀軒表示，華山大草原作為台北市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URS）已有七年。URS的精神是「用文化創意進行都市更新」，但華山大草原之前多承辦大型展演，因此想藉本次活動，讓每個人都能使用，呈現多元創意。東海大學建築學系學生作品「茶空間」為一木製平台，提供各格草地主人使用。團隊成員、東海建築研究所學生姚雄翊指出，建築教育重視圖面模型，但將作品等比例建造出來，是相當重要的能力。他也補充，選擇「茶」為主題，是為了延續早期台灣「奉茶」的概念。以前農家體諒往來趕路的人們，會將茶置於路旁的樹下，讓經過的旅客能飲用並稍作休息。團隊期望推廣這份人情關懷，讓使用者能以舒適的方式體驗茶空間。 「茶空間」提供各格草地主人使用，有表演者便在木製平台上以鍋碗瓢盆打節拍。圖／柯宜妤攝舞團皮塔製料（PITA Production）的演出便以「茶空間」為舞台，一路延伸到草原與人群。他們在潮濕的草地上翻滾、跳躍，不畏身上沾染泥巴，盡情舞動身軀。負責編舞、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的李明潔表示，舞團的演出是以街舞為基底，再加入劇場元素，「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泥巴中，但在喧囂的台北，能如此貼近大自然是很新鮮的體驗」。 皮塔製料劇場式的舞蹈表演，在潮濕的草地上翻滾、跳躍，不畏身上沾染泥巴，盡情舞動身軀。圖／柯宜妤攝謝昀軒談到，明年華山大草原即將結束URS計畫，改為新大樓的基地。除了華山大草原，URS多為曾經繁榮的場所，如南港瓶蓋工廠、大稻程故事工坊等。台北市都市更新處於民國99年起推動URS計畫，目標讓都市更新不只是硬體建設，更藉由文化為舊街區注入新的生命力，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記者薛惟中台北報導】照片中的原住民青年走進都市常見的學生社團辦公室，對投影在牆上的全家福微笑。由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的詹陳嘉蔚（Badalaq Djubelang）與原住民族青年陣線──Lau藝術小組發起的《烙出一條回家的路。》攝影展9日於台北特有種商行開幕，探討都市原住民的認同問題。&nbsp;「外人都覺得原住民應該都住在山裡，這是一個很荒謬的誤解。」詹陳嘉蔚表示，有不少原住民生活在都市，而非刻板印象中的「部落」。詹陳嘉蔚亦對「家鄉」的概念提出反思，他說：「故鄉、原鄉到底是什麼？原住民的家鄉？還是原本居住的地方？」因此他藉著被攝者與投影的對話，詮釋被攝者對自身文化的想像。&nbsp;參展青年、阿美族的張舲（Micko Sawmah）表示，自己母親雖為台東阿美族人，但他就讀幼稚園後便在台北生活。儘管知道自己的原住民身分，但他直至大學參與原住民社團，才種下尋根的念頭。因此他選擇社團辦公室為拍攝地點，與投影至牆上的全家福合照，藉此表達社團讓她重新認識「家」的過程。「社團是啟發我『再回家』的地方。」他補充，如今若提到家鄉，他會回答台東，而非生活已久的台北。&nbsp; 張舲選擇大學社團作為拍攝地點，並微笑看著投影至牆上的全家福，以表達社團是他重新認識「家」的起點。　圖／薛惟中攝「我們都市原住民沒有部落經驗，沒辦法跟原鄉連結。」就讀北藝大美術學系碩士班、父親為賽德克族的阮原閩（Siyat Moses）國中後便定居台中，並未在部落成長。他表示，自己無法融入有部落成長經驗的都市原住民，也不易尋得成長歷程相近的同伴，因此他希望藉由參加攝影計畫，尋找相似生命經驗的人。有感於此，阮原閩將自己的影像投影至版畫上，拍攝投影與版畫的互動。照片中他雖穿著族服，卻只能與版畫一側落單的原住民望著另一側圍圈跳舞的族人而無法參與。&nbsp; 阮原閩將自身投影至版畫上，透過投影與版畫人物的對話，傳達自己對融入原住民群體的渴望。　圖／薛惟中攝觀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學生李采容認為，雖原住民經常出現於社會議題，但多僅是教科書上的冰冷文字，導致大眾仍對原住民族群相當疏離，經由此次展覽，讓她更了解原住民如何看待自身文化。觀眾吳祈得表示，對於表達都市原住民無法融入山地原住民的照片印象深刻，也藉此次展覽體認到原住民與漢人是生活在同一社會的群體。&nbsp;張舲表示，希望透過展覽激起觀眾認識自己文化的動機，亦希望原住民能透過展覽找尋自身定位。阮原閩則呼籲沒有部落經驗的都市原住民應反思文化流失的問題，並肯定展覽針對原住民文化認同所拋出的議題。詹陳嘉蔚補充，相關的創作計畫尚未結束，未來將推出人物誌及網路平台，讓大眾更了解都市原住民的族群文化。

【記者廖翊庭綜合報導】11月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查獲溪湖鎮一處電鍍廠涉嫌偷排廢水，危害當地民眾健康。為解決中南部電鍍工廠排廢水汙染農田灌溉水源的問題，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學生陳毅庭、薛嘉鈞研發「藻間」（Organism Purification Device），以淨化重金屬汙水、調節工廠環境等功能，使工廠排放水也能灌溉農田。 生物絮凝反應器「藻間」設計理念從最原始的農業生產到工業生產之間在地域上的衝突為出發，目的為解決水質問題。　圖／陳毅庭提供日常中民眾習以為常的鬧鐘、金屬裝飾、家電零配件、鑰匙等「閃亮細節」，都是經由「電鍍」而來，而整個彰化縣就是電鍍的大本營。其中，頂番婆地區更是工廠一級戰區。彰化本身無汙染處理管道，所有生活用水、工業廢水、農田灌溉皆於洋仔厝匯流排放，工業用地與農田雜亂錯落，重金屬汙染使農田不適合種植糧食。陳毅庭與薛嘉鈞發現農工兩大生產領域相衝突的問題，便著手設計「藻間」。藉由生物絮凝反應器，寄生於工廠與水源間的建築手法，同時改善工廠汙染空間。陳毅庭說明，生物絮凝反應器是置於淨化容器建築裝置裡，利用微生物技術，經由細菌、真菌、藻類等微生物發酵、提取、精製而得的水處理劑，能調節光、淨化金屬廢水。「藻間」外型參考顯微鏡下的藻類狀態及樣貌，覆蓋於工廠上方。當汙水流過時，運用生物化學法，經由離子交換作用，使重金屬離子被藻類等生物細胞吸附，改變工廠生產汙水程序以達到水質淨化，希望藉此改變生產觀念以及農工之間衝突。 「藻間」外型參考顯微鏡下的藻類狀態及樣貌，覆蓋於工廠上方，改變工廠生產汙水程序以達到水質淨化。　圖／陳毅庭提供「藻間」獲得全國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金獎。薛嘉鈞表示，由於缺乏生物相關知識，經過蒐集大量論文及數據、與教授討論之後才完成設計，從基地調查到設計構想共費時兩個半月，其材料以及淨化方式皆經過評審認證。陳毅庭表示，希望未來將此理念實體化，並從單一工廠與農田擴展至整個都市，也會嘗試改良其尺寸為都市家具尺度進行操作，使藻間系統可應用於不同型態的建築。&nbsp;&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