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看不懂的文字 跨國銜轉教育的教學難題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塑膠字卡正面寫著中文『西瓜』,背面則標示注音『ㄒㄧ ㄍㄨㄚ』與圖片。」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達達(化名)回憶,自己11歲返臺、降級就讀國小時,在沒有專業教師陪伴下,只能由志工哥哥姊姊協助,靠著字卡學習。他坦言,光是注音就學了三個月。
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高中以下新住民在學子女共26.5萬人,佔全體學生6.7%。而在新二代學生中,有一群人的處境更複雜──他們被稱為「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
所謂「跨國銜轉」,乃指新住民子女在臺灣之外的國家生活一段時間後再度返臺就學,並因華語能力不足,在生活與學習上遭遇困難。這類學生的家庭背景大致有兩種:雙親皆為外籍,或一方為臺籍、另一方為外籍。教育部自109年推動「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註一)計畫以來,近六年累計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跨轉生2,878人,其中逾六成自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孩子大多在幼年便被送回父母其中一方的母國由親戚照料,之後再因居留期限屆滿等各種因素回到臺灣。
註一: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2017年合作建構,目前已邁入第三期。旨在推動跨轉生相關政策及「跨轉生線上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的建置。 他們帶著在母國生活多年的記憶與習慣踏上臺灣,迎面而來的卻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曾在越南完成小學教育、返臺後從五年級重新銜接的跨轉生王宜靜回憶,自己當時幾乎沒有中文能力。她聽不懂老師上課,看不懂考卷內容,第一份中文考卷掛零,但老師又難以單獨為他調整授課方式,「我就只能一個人消化。」他說。同樣來自越南、返臺後也曾降級就讀的達達則認為,「最困難的問題是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課堂上,他只能發呆,或在筆記本上畫畫。由於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處境,他只能一再告訴自己:「算了。」
對跨轉生來說,進入臺灣校園後,語言、教材,甚至老師與同學聊天的方式,都可能變成新的門檻。在此方面,各縣市並非全無因應。以台北市為例,跨轉生申請入學後,學校須召開「習得會議」,由跨處室人員與家長共同討論個別方案;若涉及降轉,尚有專家列席評估。會後,學校再進行編班,並安排後續適性輔導。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跨轉生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可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每班最高可獲244節免費的扶助課程(上、下學期至多各72節、暑假80節、 寒假20節),112學年度共計439名學生申請。 制度設計上,華語教學者以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為優先,或由曾受過華語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者擔任。這意味著,制度本就期待相關師資兼具華語教學的專業能力,且需能理解孩子在生活與學習上的適應困難。然而,走進第一線,情況往往不是如此。王宜靜提到,最早負責教她中文的並非正式華語教師(註二),而是校內一名替代役男,利用早自習與午休用字卡帶他認字、發音;然而役期結束後,便無人接手教他中文。達達的經歷也相去不遠:起初,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正式協助,僅有志工「哥哥姊姊」教他注音;再後來,才有大學生進到校園,將他抽離原班另行教學。這些人確實在不同時期提供幫助,但支援從哪來、由誰承接、能維持多久,始終缺乏穩定清楚的安排。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校長吳勝學坦言,學校並無專為跨轉生設置固定編制教師,華語教學師資多屬「外加、彈性的」人力。他指出,很多時候學校只能自行設法補足師資缺口,也只能利用午休或其他零碎空檔排課。負責新住民教育業務的濱江國小專案教師李璿瑞也直言,具證照的華語教師並不好找,「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找志工媽媽、找退休老師。」不過,教學現場仍多以新住民家長、學校內既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老師)(註三)等非專業華語教學人才協助。
註二:華語教師乃指通過「對外華語能力認證考試」,具有華語文教學專業者。
註三:108學年度政府正式將新住民語文列入語文領域後,國民小學將從本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則列為選修課程。政府為因應各級學校本土語言教學需求,培養具特定領域、科目專長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培訓合格後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專長於新住民語文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指稱。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專員鄭雅文指出,華語教學專業具有難度,「你會注音符號,你英文也很好,但是你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學生準確發出『ㄆ』的音。」然而,通過「對外華語能力測驗」並不容易。他說明,測驗共分五個部分,其中口語表達較難通過,必須顧及到發音、文意流暢度及內容是否貼切等問題,「連本國籍的老師要通過認證考試都很難,找新住民語老師(教支老師)是迫不得已。」
教支老師黃怡貞是其中一例。他平時在學校教授泰語,後來接觸跨轉生華語教學的領域,卻連指導學生寫字都覺得困難。此外,也有部分跨轉生曾因教支老師的發音不夠標準,而不信任其華語輔導能力,這也凸顯跨轉生教育對華語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對這些非華語教學專業出身的老師而言,華語教學並非其本業;然而,基於照顧同鄉、心疼孩子的角度,他們卻還是選擇咬牙接受挑戰。只是,政府卻未保障相應的工作權益,致使工作負荷與待遇失衡。
由於來自同鄉,教支老師有時身兼「橋樑」的角色。學生面對陌生環境,較容易向他們敞開心房,訴說生活困難。柬埔寨語老師孫雅雯坦言,「他(學生)不知道怎麼跟班導師溝通,我就會幫忙。」印尼語老師麋鹿(化名) 也表示,因有些跨轉生的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孩子,他們有時得充當陪伴的角色,在假期時帶孩子出門,滿足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提供孩子缺乏的心靈支持。
然而,教支老師若同時協助教學華語,其報酬計算方式是以「教支老師的支給基準」規定,按鐘點給付,而不是如正式老師以月薪計算。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提到,過去曾有教支老師抱怨,有學校的正式教師在面對跨轉生時,把課本一塞,就要他全權接手。
此外,教支老師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奔走於不同學校之間,只為了上一節短短的課;且聘用情況並不穩定,難以確定新學年度是否仍有案件可接。種種現象皆反映,現行體制不僅尚未完善跨轉生的銜轉教育品質,也較無法保障非華語專業教學者的工作權益,反而要求他們承擔義務之外的教學工作。
孫雅雯表示,自己對這些工作仍有熱忱,也願意投入幫忙,「但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每個人都會受不了。」像教支老師這類非華語教學專業的人員,雖擁有特殊身分,也長期被政府用來填補華語教學專業師資的缺口,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未被社會看見,「不是因為(師資)稀少而珍貴,是稀少而不受重視。」他坦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新住民子女華語學習扶助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不過中央撥款後,地方政府仍可自行修改補助各級學校的方式,導致各縣市針對跨轉生申請扶助課程的作業程序不盡相同。
以台北市為例,學校為跨轉生申請華語教學扶助課程的申請時,申請表須清楚列明各項經費支出,包含教材費、交通費等。然而,在申請核准前,難以確定實際授課的華語教師人選,且常面臨跨轉生於學期中才突然轉入學校的情況。李璿瑞老師解釋,「寫計畫不難,但當很多事項的前置作業都要先確定,就會被卡住。」
另外,地方政府執行跨轉生教育的承辦人員幾乎年年異動,相關行政知能(註四)難以延續。鄭雅文補充道:「若各縣市的專責單位能正視議題,或許能爭取到更多的經費,挹注在學生學習需求上。」
註四:行政知能指教師兼任或兼辦學校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針對跨轉生的華語教育,專業人士普遍認為,華語教師的必要條件不在需要會跨轉生的母語,而在應具有華語教學的專業背景。鄭雅文表示,教支老師雖熟悉跨轉生的母語,雙方卻因此容易直接使用母語溝通,且未必具有華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反而可能降低學生的華語學習速度。然而,他認為教支老師依然是潛在師資,若教支老師能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中級,其字彙量介於2500至5000之間,「這樣就比較具有華語教學的能力。」
因此,面對臺灣華語教學人力不足的現況,具有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便成為官方補足缺口的可能人選。李璿瑞說明,退休教師投入跨轉生華語扶助教育的優勢在於,他們原本就具備教學經驗、瞭解學校生態,「可能會比較知道一些教學方法。」鄭雅文也強調,「擁有證照的老師不一定有現場教學的經驗。」他認為,若退休老師再經培訓補足華語教學專業,是現階段扶助跨轉生學習華語最適合的人選。
吳勝學也進一步指出,華語扶助教學的老師不同於正職的教師工作,每周授課時數不多,且單周報酬僅幾千元。他坦言:「這項工作跟正職領月薪的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太會有意願專門來上課。」相較之下,退休教師有退休金作為收入基礎,較能接受這類低時數的教育工作。
目前除了具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能夠投入教學現場,抱持教育熱忱的學生志工亦逐漸成為增進跨轉生華語學習的重要助力。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的跨轉生志工微零(化名)分享他選擇擔任跨轉生志工的原因:「相較於正式、規範較多的教學體系,志工給予我更大的彈性,讓我不需要完全依照制式流程進行教學工作。」以新生國小為例,志工每周僅需進行40分鐘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穩定參與。林麗蟬亦認同,應鼓勵學生志工投入跨轉生的華語扶助教育,「讓學生在還沒進入教育職場之前,就先去接觸現場,是一件好事。」 台灣越裔總會長陳凰鳳曾接觸多位跨轉生,他指出:「如果是由學長姊來帶領,因為大家都在經歷學習的過程,所以就可能比較容易親近。」跨轉生達達則表示,與20到25歲左右的年輕陪伴者互動時,自己最容易感到自在,「因為這些陪伴者的思考方式就像七分熟的牛排一樣。」他們能共享同齡人間的話題,又成熟到可以提供有效的建議。
為使跨轉生更順利融入同儕與學校環境,並發展多元興趣,政府也藉由舉辦營隊鼓勵其參與,擴大接觸的人群。以台北市為例,教育局於2025年曾舉辦「小小外交官暑期體驗學習營」,由濱江國小及台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承辦,課程內容包含科學實作、創課體驗及校外參訪等。濱江國小新住民專案老師黃晨華解釋,跨轉生在交朋友、語言溝通上常會遇到困境,因此課程設計特別重視活動協作,希望學生能在其中打開心房、認識朋友,也進一步提升語文及社會溝通能力。
第一線教學現場努力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政府端則仍有改善空間。自2024年8月《新住民基本法》修正後,跨轉生對象已從東南亞七國擴大至更多國家,且無論父母是一臺一外或雙外籍,其子女皆可申請華語扶助課程。不過,現行政策仍未納入父母皆為臺籍的跨轉生,鄭雅文解釋:「臺灣年輕人到海外工作,在國外與臺灣人結婚後想回來定居,他們的孩子華語能力不見得夠好。」全球化影響之下,人口移動現象越漸普及;若政策能更全面且完善地開放,才能保障更多不同型態的家庭,減少銜轉教育的制度漏洞。 跨國銜轉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政府目前已確立大致政策方向,也持續與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相互交流;然而,基層單位對此未必已有一致認識。「課堂上的老師常把跨轉生誤認為一般新住民子女。」鄭雅文直言,若要擴充華語教學專業師資,仍須持續開設研習、推廣,讓更多學校教師理解並正視跨轉生的教育問題,「跨國銜轉學生這一議題由來已久,然而在教學現場卻不一定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他認為,唯有累積經驗,才能及早修正問題,避免困境於第一線教育現場持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