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若水、劉倚瑄、蔡孟安報導】ㄧ張桌子、一組美甲工具，加上一個 Instagram 帳號。近年來，這樣的配置成為許多人投入美甲產業的起點。隨著社群媒體興起，美甲作品具備快速被看見的特質，個人工作室也隨美甲的流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根據財政部統計，2018 年至 2023 年間，台灣美甲美睫業家數由 1587 家成長至 3523 家，五年間增加超過 1.2 倍，成為美容產業中成長最快的類別之一。而在 Instagram 上，「#美甲」相關貼文更已累積超過 1.5 億則，並持續以每天約 3.3 萬則的速度增加，美甲逐漸從一項單純的美容服務，轉為許多年輕人眼中的創業選擇。 然而，看似低門檻的背後，卻存在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挑戰。受訪者中的美甲師 Wendy 因高中就讀美容科並接受完整培訓後投入產業，而也有人選擇像吳宜融一樣，從學徒開始累積實務經驗；也有受訪者認為，現在的消費者比起證照，更重視作品風格與社群經營。不同的入行方式，都可能造就截然不同的職涯發展。 除了技術養成，美甲產業也面臨制度上的模糊地帶。目前台灣並未規定美甲師必須持證才能執業，證照制度亦由官方與民間並行，導致市場上從業者的技術程度不一。隨著個人工作室快速增加，消費糾紛也逐漸浮現，從成品與照片不符、施作受傷，到顧客放鳥、取消預約等情況，都成為美甲師與消費者共同面臨的難題。儘管現行《消費者保護法》與相關法律並非毫無規範，但因多數案件金額不高，不少人最終仍選擇私下和解，制度保障與實際運作之間仍存在落差。 這次，我們將報導中的真實採訪內容轉化為互動體驗。你將化身剛踏入美甲產業的新手「林夏」，在 12 週 的時間內，運用 2.5 萬元 的創業資金，決定如何學習技術、購買工具、制定價格、經營社群，以及面對創業過程中接踵而來的各種挑戰。每一次選擇，都將影響林夏的資金、技術、口碑與經營方向，也將決定他最後會成為什麼樣的美甲師。 透過這場互動體驗，讀者不再是透過新聞作為媒介了解美甲師行業，而是能以虛擬方式親身走過一位新手美甲師的創業歷程。理解在光鮮亮麗的作品背後，這個快速成長的產業所面臨的技術養成、制度規範與消費保障等現實課題，重新思考「人人都能成為美甲師」的背後課題。 https://nicole0128.github.io/nail_studio/

【記者熊子萱、王翊丞、呂詠倢、林家慶報導】 「其實我們當班人員配置應該要平日二到三位，假日要四位，但我們人手不足，所以會比較辛苦。」烏石港海灘救生員廖家君說。從泳池、溪流到海邊，迴盪著民眾的嘻笑喧鬧，現場卻不見救生員身影，抑或廣大場域僅有兩三位救生員看顧。默默守護這些笑容的救生員面臨嚴重缺工，敲響了水域安全的警鐘。

【記者孟祥宇、丘羨陶、邱柏翔、黃千艾報導】「我並不是為了領養一個小孩而去領養，而是因為剛好遇到我女兒。」坐在自家經營的藥局內，貝貝媽（化名）回想起十八年前與女兒貝貝相遇的過程。當時，他在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週末的寄養家庭義工，他們將才四個月大、因生父母藥癮而成為毒寶寶的貝貝帶回家過週末，直到週一早上再送回機構。 直到後來，貝貝的生母過世，在安養院接受照護的外公（法律監護人）不希望孫女在機構長大，最終決定授權出養。貝貝媽回憶，當時外公在病床上對著他先生說：「貝貝需要一個爸爸，也需要受教育，請你們讓他受教育。」隨即簽下出養同意書，完成多項收養程序後，貝貝在一歲十個月大時，正式成為了他們的女兒。 雖然貝貝順利在國內找到了家，但對於目前許多在機構等待出養的特殊需求孩子來說，往往面臨困難的收養現狀。點擊下方圖片，觀看互動報導，走進特殊需求兒童的真實處境，一起看見他們在收養困境下的漫漫長路與期盼吧！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蔡得曦、江虹報導】戴上耳機， Podcast節目主持人閒話日常的笑聲總能為無數聽眾的低潮時刻帶來溫暖療癒。回到現實，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或許可靠，卻無法隨時隨地提供所需的陪伴。當孤獨感不斷地席捲而來時，只需一鍵點開熟悉的Podcast節目，即便聽眾與節目主持人身處不同時空，仍然能透過Podcaster在節目中所揭露的私人情緒與經驗，去感受彼此間的共鳴，並因此拉近與主持人的距離，更對其產生深厚的信任感。 然而Podcaster在提供空中支持的同時，也將自身角色從傳遞資訊者變為聽眾投射情感的重要寄託，隨著聽眾逐漸累積對於主持人的信任感，Podcaster要如何適當在節目中進行自我揭露，與顧及身為創作者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便成為影響力能否長期延續的關鍵。那麼，Podcaster究竟有哪些應盡的社會責任呢？而Podcast節目又是如何憑藉聲音媒介來吸引聽眾的注意力呢？點擊下方圖片，一起感受由Podcast所帶來的聽覺魅力吧！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顏貝恩、陳雙報導】「年輕型失智症」指的是在65歲前確診的患者。正值青壯年的他們，往往還沒到退休年紀就因爲疾病被迫離開職場；發病後，不僅失去工作收入，生活也轉眼需要人時刻照顧。他們需要一個能提供長期照顧與復健的專業空間，然而，目前全台灣僅有台北、台中兩個專屬於年輕型失智症之據點。 「只要我自己不說，其他人都看不出來我有失智症。」台中年輕型失智症據點向上清活小屋成員小華（化名）說道。小華自認沒有相關症狀，總覺得自己和據點裡的其他人都不同，是唯一「正常」的人。小華在小屋裡曾表達想要工作的渴望，每天積極配合課程和職業再造諮詢，就是期待有一天能重返職場。 本專題將帶您了解年輕型失智症患者面臨的困境，以及家屬在陪伴過程中的真實心路歷程。希望透過這些故事，讓讀者看見在社會角落裡，這群「逐漸遺忘、也逐漸被遺忘」的人們，也正拼盡全力地生活著。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每天出門穿衣服的時候，如果那陣子變胖了，就會覺得自己穿什麼都不好看。站在鏡子前面覺得很自卑、很不開心，甚至會影響到整天的心情。」舞台表演者余小姐道出她的切身經歷。不知從何時開始，自己的身材是否「完美」，已成為日常裡一項沉重的負擔。 除了一味追求纖瘦，也有人正為「過瘦」與「吃不胖」的體質而深深困擾。好身材的標準有許多，人們的定義往往源自於自己生活中所接收到的訊息。而在這個被螢幕包圍的時代，社群媒體逐漸取代了現實，成為人們形塑身材標準的最高標竿。 在追尋自己理想身材的同時人們往往會因爲過程的不如意與結果不顯著，使他們在過程中產生挫折，本專題期望透過不同受訪者的經驗，讓我們了解到在身材控制的過程中他們做了哪些努力，並且又有什麼方式能夠使他們更健康更與自己的理想更進一步。 點擊下方圖片，走進Z世代的體態焦慮，一起體驗他們在社群媒體的掙扎與追尋叭！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為什麼我一直瘦不下來？尤其坐著的時候，肚子的贅肉真的很明顯。」就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吳佩璇坦言，自己對飲食與身材管理極為嚴格，但仍身處於低頭看見就會焦慮的處境，總會帶給他極大的心理壓力與挫折，甚至開始懷疑自己。 這份對身材的焦慮，源自吳佩璇從小到大的噩夢。「國小的時候胖到快80公斤，之後就一直陷在反覆減肥以及復胖的循環裡，到現在60幾公斤。」吳佩璇無奈地說，過去的努力始終沒換來穩定健康的成果。為了徹底終結這個惡性循環，他決定認真展開行動，破釜沉舟地透過自媒體公開記錄，藉由大家的陪伴與見證，督促自己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打開社群媒體，健身成果照、減重前後對比圖，以及各式各樣的體態管理分享已成為常見內容。當身邊的朋友、網紅與明星持續展示理想身材與健身成果時，你是否也曾不自覺地將自己和他們比較？在社群媒體與主流審美觀的影響下，越來越多人將「更瘦」或「更有肌肉線條」的體態視為健康與美感的象徵，並以此作為評價自身外貌的標準。當這些想法反覆出現，並逐漸影響個人對自身外貌與身材的評價時，便會形成所謂的「體態焦慮（Body Image Anxiety）」（註一）。 根據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發表於國際期刊的研究，高達 55% 的Z世代（Generation Z）（註二）對自身體態感到不滿意，這與他們花費大量時間使用社群媒體，如 Instagram（以下簡稱IG）、抖音等高度相關。另外，根據Meta內部研究曝光，演算法會向本就對外貌感到焦慮的青少年，推播更多「飲食失調」的內容，進而形成惡性循環。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大量關於良好體態的意象不斷被大量傳播，Z世代常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社會比較」（註三），導致嚴重的身材焦慮與自信心下降。 不只看到他人而產生的焦慮，Z世代也會擔心自己上鏡的狀況，進而選擇開始管理體態。長期面臨過瘦困擾的Sam（化名）分享，長時間對於自身體態的不滿意，讓他下定決心開始培養定期健身習慣。每當看見照片中的自己，他總覺得身形過於單薄，且相較於社群媒體上常見的穿搭分享，他也認為自己的身材較難以支撐起衣服的版型，進而開始對自己的身材產生焦慮。與Sam的情況截然相反的于小姐 ，「我發現在鏡頭前面胖胖的會不好看。」身為舞台表演者的他會因為擔心自己在鏡頭前的樣子看起來過胖而產生焦慮，從而開始嘗試各種減重的方式。 有別於因體態焦慮而開始體態管理，身為退役籃球運動員的恐龍（化名），則是藉由健身降低運動傷害風險，同時他也相當在意自身的穿搭效果與照片呈現。透過持續鍛鍊，維持自身陽光、健康且充滿精神的形象，健美選手徐同學（化名）表示：「我的想法很單純，我想要成為一個自律的人。」在徐同學的想像中，自律的人通常具備規律運動的習慣。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需要減肥，但始終都沒有去執行，直到健康出現問題，才下定決心要減重。」相較於追求理想體態或培養自律習慣，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學生張皓承吐露，自己則是因健康因素而開始體重管理。從國小四年級就出現過胖的現象，但是大學期間逐漸惡化的健康狀況，才讓他認真正視自己的體重問題。大一時，他經常出現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況，且在大二寒假期間，他因椎間盤突出進行了手術，術後醫生建議他進行減重，以降低身體的負擔，這才使他透過飲食控制進行體重管理。同樣因面臨健康問題開始進行體態管理的政大廣告系學生鍾心咪表明，剛開始他並未特別察覺體重對於身體健康的影響，直到大三開始頻繁生病，每個月都需要回診與服藥的情況，才讓他開始正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註一：體態焦慮是個人因自身外貌、身形或體重與理想形象之間存在落差，而產生擔憂、壓力或不滿等負面情緒的現象。 註二：Z世代（Generation Z）是指1997 年至 2012 年間出生的人口，是首個從小就生活在網路、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環境中的世代，因此也被稱為「手機世代」（Zoomers）或「數位原住民」。 註三：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是指人們在缺乏客觀標準來評估自己的能力、成就或想法時，會本能地透過「與他人比較」來認識自己、自我評估並確認自身價值。 每個人投入體態管理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多數人體態管理的方式都選擇以健身和飲食控制作為主要方法。 一、吳佩璇 吳佩璇的體態管理目標並非單純減重，而是透過重訓在減脂的同時維持，甚至增加肌肉量。由於肌肉量會影響基礎代謝率，若只靠節食減重容易造成肌肉流失。因此他以重量訓練為主，並搭配跑步等有氧運動，希望能更有效率地達成減脂目標。此外，吳佩璇也表示，體態管理並非完全禁止特定食物，而是著重於長期保持的均衡飲食習慣。他強調，少量攝取喜歡的食物並不會對體態造成太大影響，真正重要的是整體飲食方向是否健康。此外，他特別重視每日熱量與蛋白質的攝取，並透過紀錄飲食內容，確保熱量達到基礎代謝需求，同時攝取足夠蛋白質以維持肌肉量。 二、鍾心咪 鍾心咪每週固定進行三至四次健身訓練，內容涵蓋肩部、手臂、背部及腿部肌群訓練，並搭配有氧運動，以增肌減脂為主要目標；飲食方面，則以高蛋白、低油脂及均衡營養為原則，每日餐食皆需包含碳水化合物、蔬菜及優質蛋白質，如雞胸肉、雞蛋等。相較於嚴格計算熱量攝取，他表明，自己更重視蛋白質與碳水化合物的攝取比例。他認為，充足的蛋白質有助於維持肌肉量與促進增肌效果。為了維持腸胃健康與代謝功能，鍾心咪也固定補充益生菌，藉此改善消化狀況與排便規律性。 Z世代成長於網路與社群媒體高度普及的年代，也正好處於自我認同逐漸建立的重要階段，政大心理學研究所臨床組心理師高晟洋指出，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特別在意他人的眼光，容易透過觀察、模仿同儕與網路上的意見來建立對自己的認知。 現在人們只要點開手機，螢幕裡往往呈現的都是演算法（註四）根據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的搜尋紀錄與互動行為篩選出的結果。演算法會分析使用者停留在時間、按讚、分享或略過等行為，判斷其感興趣的內容並持續推薦相似資訊。當使用者因為好奇健身減脂資訊，或對自身體態感到焦慮，而在分享減重經驗主題的短影音多停留幾秒時，平台便可能開始大量推送相關內容。久而久之，使用者容易誤以為身邊的人都在健身、減脂或進行體態管理，進而放大對自身外貌與身材的焦慮。 在網路世界裡，按讚數、觀看量與留言逐漸成為大眾對照自我的數位「鏡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張鳳琴說道：「以社會理論來説，孩子們會認為『為什麽別人可以這樣，而我卻不行』的心理壓力。」因此當Z世代使用社群的時間越多，容貌焦慮的現象也會隨之提高。Sam分享，網路上確實會呈現一種現象，男生好像一定要有肌肉才算好看，進而影響他對自己身材的要求。身為自媒體經營者的吳佩璇則喜歡在限時動態分享運動、飲食與生活紀錄。他分享，每當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減重日常，粉絲們也會跟他有精神上的鼓勵和互動。Z世代透過他人的回饋來評估自己的改變時，政大社會學系教授馬藹萱也提出擔憂：「在網路世界透過他人的回饋來建立自信，恐怕是脆弱的。」 除了心理上的焦慮，網紅推崇的瘦身生活，也演變成一場真實生活中的經濟考驗。從健身房會員、保健食品到健康餐盒，社群媒體經常將健康生活與高額花費畫上等號，進一步形塑大眾對「健康飲食很貴」的印象。然而，人們在評估健康生活時，往往忽略了背後投入的時間與心力。黃資富指出：「在忙碌的現代生活裡，很多人會選擇花錢買時間，因此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來追求健康；但如果你願意把錢省下來，換言之，用時間來自製餐點也是一個選擇。」鍾心咪便是這樣的例子，從每天提早起床採買食材、準備餐點，到回家後自行料理，甚至提前準備隔天要帶到學校的便當。 註四：演算法是平台根據使用者過往的搜尋與互動行為，篩選並推薦相關內容的運作機制；當使用者反覆接收相似資訊時，容易形成過濾泡泡效應，影響對現實的認知。 除了傳統健身房之外，皮拉提斯、瑜珈等課程也受到歡迎，而結合遊戲元素的應用程式，例如捕捉寶可夢Pokémon GO、跑步作畫GPS Art、皮克敏Pikmin Bloom，也讓運動不只是單純的訓練，而成為Z世代的一種日常娛樂方式。 當社群媒體強調形象經營，使用者往往傾向於展現自己理想中的樣貌，張鳳琴表示：「大家在社群媒體上展示自己時，通常會呈現想被別人看見的那一面，發出來的往往是修圖、美肌後的樣子。如果大吃大喝後覺得狀態不好，可能就不會發文。」藉由形塑近乎「完美」的網路形象，也在無形之中影響大眾對理想體態的想像。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在112年度的調查報告顯示，對身材要求最嚴苛、體態最纖瘦的群體，大多分佈在新竹以北；反觀屏東一帶，儘管體型相對豐腴，不過少了大城市裡日常相互比較的催化，大家對於身材的困擾與擔憂反而隨之減輕。體態的批判也反映出時代的改變。在過去生活條件普遍艱困的年代，體態肥胖曾是富貴與福氣的象徵；但在現代社會的語境裡，纖瘦、自律與成功卻逐漸被劃上等號，而肥胖卻往往被貼上「沒有做好自我管理」的標籤。當身材成為評價一個人是否自律、是否成功的依據時，體態焦慮也逐漸滲透進日常生活之中。 不同人對理想體態有不同追求，有些人希望改善臀腿線條，有些人則著重胸肌、背部等上半身肌群。然而，重量訓練往往需要學習正確的發力方式與動作技巧，對初學者而言必須投入時間摸索與練習。即便如此，越來越多人仍願意投入運動，顯示體態管理已逐漸成為Z世代生活中的重要課題。而推動這股風潮的原因，除了健康意識提升之外，也與社群媒體的普及有關。當社群平台強調形象經營，使用者往往傾向展現自己理想中的樣貌，進一步影響大眾對於「好身材」的想像與期待。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似乎我的每個感受那些主持人都懂。」戴上耳機，亨利（化名）彷彿打開一扇通往空中的大門，耳機內悠悠傳來Podcast節目主持人閒話日常的笑聲，「就像老朋友在跟我聊天。」這股熟悉感，填補了一天中他獨自感到疲憊的時候。 「我最近分手，常常覺得特別寂寞。」亨利坦言，「但現實生活中朋友不可能永遠都有空陪你。」 當他自己一人出門，卻突然想要找人說話時，他就會找熟悉的Podcast收聽。他表示，即使和主持人身處的時空不同，Podcaster在節目中揭露自己過去較黑暗、隱私的情緒和經驗，反而能提升他對他們的信任，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亨利也分享平常他愛聽《劭中胤翔》，「他們的心得讓我覺得很有共鳴。」當他遇到生活難題時，他會參考Podcaster提出的建議。聽眾Lauren（化名）亦分享，每次聽到別人有類似經驗時，「好像自己的內心被安撫到了。」 不少年輕聽眾像亨利和Lauren一樣有收聽Podcast的習慣，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4年度傳播市場調查結果報告中指出，16到25歲收聽的人數比例佔27.9%為最高。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黃葳威指出，聽眾在收聽Podcast時具有自主性，可以選擇播放的速度和集數，而其低社交需求的特性也成為Podcast迷人的地方，「Podcast不會過度干涉我們的生活。」諮商心理師海苔熊（化名）亦說明，Podcast具有「穩定更新」和「可重複收聽」的兩項性質，能夠給予聽眾缺乏的陪伴。而諮商心理師杜珝萌則從依附理論的角度解釋，聽眾可能在收聽時產生「原來世界上有人跟我擁有相同」的想法，或者聽眾渴望收聽Podcaster分享他們所欠缺的生命經驗，兩者皆容易讓聽眾跟Podcaster產生連結。 而亨利也認為，因為戲劇會預先撰寫好腳本，相比之下，Podcaster在節目中的互動方式自然且真實，因此當他感受到寂寞時，他傾向從Podcast中尋求溫暖。Amanda（化名）則分享自己在失眠時會聽《台灣最好睡的Podcast》助眠，他表示，「如果是用YouTube，我可能會被其他影片分心。」Podcast相較YouTube，其僅有聲音、沒有畫面的特性，讓聽眾反而可以更專注在Podcaster的聲音呈現方式。 Podcast的影響力，往往從節目融入聽眾的日常生活開始。由劇場演員皓嵐（化名）、原慶（化名）共同主持的《善嵐慶女》節目內容圍繞如拜拜、星座等生活大小事，皓嵐形容它是「陪伴感很強」的節目。依兩人觀察與後台數據，節目聽眾年齡多落在25歲至40歲之間，並以女性、男同志為主。皓嵐認為，節目氣質會吸引對應的受眾，「不同的Podcast節目養出來的聽眾會跟主持人很像。」基於這種相似性，加上長期聆聽節目，聽眾逐漸對主持人產生信任感。皓嵐提到，聽眾常透過私訊Instagram等社群，把他們當成「樹洞」，分享自己在身心狀況不佳、失去父母等黑暗時刻，如何靠著節目的陪伴暫時撐過現實；原慶則記得，有聽眾在美國生活將近一年，透過節目排解鄉愁；也有聽眾在徒步行走西班牙「朝聖之路」期間，靠著收聽節目撐過漫長旅程。皓嵐說，做節目時從未想過，自己的聲音有天能成為「空中支持的力量」。 這種支持之所以能成立，除節目內容本身所致，也和Podcast作為聲音媒介的特性有關。《告白那一刻》主持人內克（化名）自廣播電台發跡，進入Podcast後，他發現不能只複製廣播訓練裡「主持人負責引導、來賓負責輸出」的模式。內克分析，廣播依附於電台組織，主持人多半扮演服務受訪者的角色；但Podcast以創作者為核心，聽眾留下與否，主持人的個人魅力變得舉足輕重。「做Podcast可以更肆無忌憚，因為我的服務性可以完全拉掉，我們可以對等地交流。」內克說，主持人的風格、自我揭露與觀點，都是吸引穩定受眾的關鍵。因此在內克的節目裡，主持人不再只是把話題交給來賓的人，「我的主持比例會拉到45％，甚至55％都有可能。」 除了主持人角色的改變，收聽Podcast的情境，也進一步拉近聲音與聽眾身體之間的距離。內克觀察，廣播過去常仰賴清楚咬字與較誇張的聲音表情，因為聲音多半經由車用廣播、收音機傳出，和聽眾之間存在距離；但 Podcast 多透過耳機收聽，聲音更加貼近身體，若主持人過度表演，反而容易讓聽眾覺得不真實。此外他認為，Podcast之所以更容易建立信任，正在於它能讓人有脈絡地聽完一段想法或情緒，「我們常說聲音是一個很深情的媒介，它親密性很高。」諮商心理師胡安然（化名）解釋：「當這個主持人與我們之間有某些特定的共同性，我們就會傾向與他連結，並且把他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也正因如此，Podcaster不只是傳遞資訊的人，其語氣、觀點與生命經驗，都可能成為聽眾投射情感的依據。而當這種信任逐漸形成，Podcaster如何揭露自己，便成為影響力能否延續的關鍵。 杜珝萌指出，Podcast中的自我揭露之所以容易打動聽眾，與團體治療中的「普同感」（註一）有關。當主持人在節目裡說出失戀、低潮、家庭創傷或其他難以啟齒的生命經驗時，聽眾可能因此感覺「原來不是只有我在經歷這種痛苦」。他也提到，這類分享還牽涉到「存在性因子」（註二）：聽眾不只是在聽別人的故事，也是在觀看他人如何面對生命中可怕、討厭或難以承擔的議題，並從中看見希望。 註一：普同感（universality）：團體心理治療中的療效因子之一，指個體在他人相似經驗中，意識到自身困境並非孤例。 註二：存在性因子（existential factors）：團體心理治療中的療效因子之一，指個體覺察自由、孤獨、死亡等限制，並承擔自身責任。 然而，越要讓聽眾覺得自然，Podcaster越需要判斷哪些情緒可以留下，哪些段落必須剪掉，哪些自我揭露能推進對話，哪些只是情緒宣洩，因此真實感不代表毫無設計。皓嵐表示，兩人在節目中分享的故事皆是親身經歷，不會刻意為了效果編造；原慶也補充，若聽眾覺得誇張，「那都是我們的本性。」即使如此，他們設計訪綱時，會思考每集如何帶入氣氛、起承轉合與結尾，只是題材大多仍從生活出發。內克甚至認為自我揭露「有點企圖性」，他舉例，主持人的揭露不能只是「我最近有點沮喪」，還要說出自己走過的路、得到的體悟；但揭露的目的仍落在聽眾身上，「我的自我揭露能不能引起共鳴？」 其他Podcaster也有類似的思維。《指南錄一段》主持人Ryan（化名）會思考故事怎麼講更吸引人，是否加入吐槽或笑話；另一位共同主持Terry（化名）則說，自己在節目上會更認真聽別人說話，思考如何提問。《傷心酸辣粉》主持人大豆（化名）也表示，他不會為點閱編故事，後製時若發現情緒太滿、太自溺，就會剪掉，因為他想分享的是「我們一起走過的坑」，而非把傷口撕開供人觀賞。這些看似自然的聊天，其實都帶有對節目節奏與情緒分寸的意識。 Podcast能提供情緒安慰，但當節目被反覆收聽、主持人的話逐漸累積成信任，其影響也隨之擴大。諮商心理師海苔熊指出，由於現代人長時間活躍於網路，線上人際互動的品質會影響個人線下生活滿意度與心情。 當線上陪伴逐漸養成信任，創作者說出口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對聽眾造成影響。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專任教授葉蓉慧也指出，許多Podcaster並非傳統媒體工作者，創作時可能只從自身經驗出發，未必意識到社會責任。她說：「現在Podcast很多時候就是素人，他就單純只是講他自己的想法，沒有去考慮到他的社會責任。」她也提醒，Podcaster的資訊來源通常難以確認，節目中的看法也不一定適合每一位聽眾。聽眾E小姐（化名）便舉例，有些節目中的發言，聽起來更像朋友私下聊天時會出現的評論，搬到Podcast上公開播出未必妥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沈宗倫進一步表示，Podcast目前尚無專法可管，只能以節目內容作為判斷罪責的主要依據，例如是否涉及引人犯罪、侵害他人隱私與權益等。 因此，關鍵不只在於外部規範是否足夠，也回到創作者如何看待自身逐漸擴大的影響力。皓嵐表示，當意識到自己「成為小小的公眾人物」後，便明白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發言也更加謹慎。內克也坦言，當聽眾開始依賴節目，甚至把主持人的話當成重要參考，「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在他看來，自媒體創作者一旦擁有影響力，就更要提醒聽眾，主持人的觀察有限，不能完全採信單一論點。 其中，心理與創傷相關內容尤其需要更高的敏感度。諮商心理師吳至潔認為，Podcaster在製作創傷或自傷相關內容時，應避免過度描述細節，也不應將特定行為浪漫化。他說：「這些原則本來是給媒體記者的，但我認為Podcaster同樣需要了解。」杜珝萌也提到，Podcaster除了加上基本警語，也可提醒聽眾尋求其他支持，「心理諮商未必是唯一的資源（支持方式），有些人可以是一趟旅行，或者是去跟他信任的親朋好友談一談，這些自我照顧的方式也是Podcaster可以提醒的。」 但單靠創作者自律仍不足以建立完整的安全網。諮商心理師楊舒雲指出，Podcast平台可在相關節目頁面附上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1925、生命線1995、張老師1980等專業資源，並明確提醒聽眾，節目內容不能取代專業協助，他說：「這樣一句簡單的提醒，可能就會讓某個正在猶豫的聽眾真的拿起電話。」另外，沈宗倫也建議，Podcast產業應建立法律之外、眾人能共同遵守的產業慣例，而非僅由各平台各自推出獨立規範。 除了創作者與平台，聽眾也需要意識到Podcast陪伴的邊界。聆聽Podcast多半是單向接收，現實人際互動則包含回應、修正與關係修復。胡安然指出，與親友傾訴時，雙向互動能讓人看見自身盲點，也能在過程中重新融入人群。吳至潔提醒，人們在真實關係中，才得以學習表達脆弱、接住他人，以及從衝突中修復關係，「用Podcast陪伴自己的人並沒有錯，但可以時常提醒自己，這是我現在能做到的，但這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全部。」 因此，判斷Podcast是否仍是合適的情緒支持，關鍵不只在於聽完是否舒服，也在於它是否幫助聽眾重新回到生活。楊舒雲指出，Podcast主持人實際上並不認識每一位聽眾，因此能提供的是普遍性的理解，而非客製化建議。他說：「Podcast是很好的工具，但工具不能取代關係，它可以讓你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但真正的修復還是要靠人。」當Podcast的安撫效果愈來愈差，或使得聽眾只能躲進節目中、逐漸切斷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時，就可能需要尋求更直接的支持。 「雖然我還是渴望有一個真實的人陪我啦！」亨利笑著說道，在他看來，這個時代裡，孤單和寂寞似乎變得愈漸普遍，人們卻未必有餘裕全心陪伴彼此；Podcast提供一種無壓力的陪伴，也讓渴望連結的人暫時找到歸屬。「我想，Podcast會在這個時代這麼流行，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吧。」亨利總結道。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音樂響起，伴隨俏皮幽默的步伐，曾經的秀場天王豬哥亮竟緩緩從側台走出，再次登上了螢光幕 。2026年除夕夜晚上節目「民視第一發發發」，主辦方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技術重現已逝主持人豬哥亮的影像，讓現場主持人能夠與影像中的豬哥亮展開跨時空交談。影像中的豬哥亮，不但重現了他經典的主持風格，就連說話的神情、幽默風趣的主持口吻都栩栩如生地被復刻。這樣高度擬真的再現與近年逐漸盛行的「數位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概念相互呼應。 打開手機，離世多年的親人站在手機螢幕裡和你打招呼，數位永生透過收集逝者生前留下的影像和語音，讓AI模擬親人的語氣、性格與記憶，將逝者的神韻重現，形塑成螢幕裡的「數位人」，讓生者有機會再一次與逝者聊天。數位永生帶來新的「對話」，讓對逝者還抱有遺憾與思念的人，獲得一個重新整理情感、尋求安慰的機會。 「很多客戶在家人往生后，來找我說他們很想做數位人，希望至親能在婚禮或告別式上與他們講話。」目前臺灣少數提供數位永生服務的上丘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丘智能）總經理陳柏言說道，客戶主要期望透過創造數位人，彌補逝者無法參與人生重要時刻的遺憾。現實生活中，數位永生更多被用來陪伴，像是著名音樂製作人包小柏利用中國數位人的技術，讓不可能復活的女兒包小容，以數位的形式重新「回到」自己身邊。 這份思念不只停留在逝者家屬，逝去明星也因此有機會「重返」娛樂現場。去年4月好萊塢男星方·基墨（Val Kilmer）因肺炎逝世，曾出演《蝙蝠俠3》、《捍衛戰士》等知名電影，讓許多影迷深感不捨。其實基墨在生前曾因罹患喉癌造成發聲困難，早在《捍衛戰士：獨行俠》時，即利用AI科技模擬基墨本人聲線。今年的《As Deep As the Grave》利用AI技術讓基墨重回大螢幕，電影演繹了基墨在人生各個階段的角色，技術利用年輕時的照片、晚年的鏡頭和基墨的聲音，讓基墨「出演」了這部電影。 不只國外產業有數位永生的應用，臺灣也逐漸引入相關技術。《高雄有顆藍寶石》於2026年4月10日上映，該紀錄片重現南臺灣秀場文化，透過數位永生技術重現豬哥亮、高凌風等已故藝人，讓原本不可能再次同台的經典人物聚集，帶領大家回到1960年，全民齊聚在藍寶石歌廳開懷大笑的時代。不只運用在娛樂產業，上丘智能也在陪伴層面提供「AI數位人」服務，讓逝者家屬能透過手機模擬和逝去家人對話的功能，「數位人讓客戶感受到家人還沒過世，藉以延長接受喪親之痛的時間。」陳柏言分享數位人存在的意義，讓接受死亡不用在當下接受，而是可以透過數位永生技術自訂緩和年限。 「數位永生並非由單一技術完成，而是透過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開發介面）整合多種應用來實現。」陳柏言說明，製作一個數位人，需要客戶提供逝者的影像與至少一分鐘的語音素材，當事人直接對鏡頭錄製影像與聲音，將有助於AI更精準地捕捉其表情與語氣特徵。不僅如此，製作數位人還需要建立專屬知識庫，個人背景資訊、個性與說話習慣等。在這樣的基礎上，這些素材會被導入多項技術系統，包括嘴型同步、臉部動作同步、聲音克隆、語音辨識（ASR）、文字轉語音（TTS）以及大語言模型（LLM）等，並透過串接整合，最終創造出具有互動能力的數位人。先前提到豬哥亮的案例中，《高雄有顆藍寶石》的導演楊力州於鏡週刊的訪問中提到，讓豬哥亮再次返回螢幕的方法為，蒐集豬哥亮生前訪問、報導和相關文字，累積一筆筆的資料，輸入給AI後，才建立起豬哥亮的意志模型。 台灣超級頭腦資訊科技工作室負責人周子豪亦指出，「語言模型的擬真度會直接影響使用者的真實感受。」他表明，即使能夠直接導入中國的語言模型，但仍可能因文化與慣用語的差異，讓使用者產生明顯的落差感，影響服務的使用體驗感。此外，陳柏言進一步說明，「國語的語言系統還能透過中國的技術進行語法上的調整，但台語的語言系統訓練才是最大的挑戰。」由於台語屬於冷門的語言，目前市場上缺乏相關開發資源，臺灣也沒有廠商在進行開發，進而限制了臺灣推動數位永生技術的發展。 「中國在數位科技的發展非常快速，所以他們逐漸的有很創新的服務，為了有更多的商機，所以他們的殯葬企業結合了這種數位科技的方式提出更新的服務。」國立政治大學實驗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兼執行長徐勇康說道，中國數位永生產業可以有很好的發展，除了他們本身很支持科技產業，在信仰上也屬於無神論者，不會有害怕復活死者及鬼神的問題。徐勇康指出，當時中國在推出相關技術時，引起了日本、韓國的模仿，進而產生了許多商機。至於日本，徐勇康說：「由於他們少子化和高齡化的社會屬性，導致他們會擔心孤獨、死亡。」有了數位人的陪伴，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 韓國科幻電影《夢境》講述未來人類將研發出「Wonderland」虛擬世界，讓人們能與思念的人重逢。「如果能訂製一個逝去摯愛一模一樣的替身，你會願意嗎？」AI科技蓬勃發展引來倫理上的討論。​​劇中角色白李是一位因為意外去世的母親，外婆為了不讓孫女傷心，隱瞞白李離世的消息，利用Wonderland計畫，讓白李每天透過視訊和女兒互動，假裝她只是出差。「媽媽之後就回去了。」女兒逐漸長大，卻也等不到媽媽回來的那天，這樣「善意的謊言」，是給予更多的安慰？亦或是更多的痛苦？ 「人格權（註）只保障有生命的人，若是人過世，就沒有辦法使用人格權來規範數位永生技術的運用。」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沈宗倫教授說明道，以臺灣法律來說，數位永生運用逝者在世時的所有影片、照片或聲音皆不受「人格權」保障。臺灣目前唯一可以保障數位永生所使用到的資料，只能以影像的著作權來確保數位人不會被濫用。「如果在自己離開後，讓在世親屬繼承自己的人格權，親屬就可以幫忙主張如何使用這項權利。 」沈宗倫談及對保護數位人的權益，認為當人死亡前先主張是否願意將自己的人格開放於公眾使用，避免死後自己人格被濫用的可能。 註：人格權指關於人的價值與尊嚴的權利，我國民法明定的人格權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姓名、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 「數位永生不該只用於復活往生者。」徐勇康表示，臺灣數位永生產業若只停留在復甦死者，會讓市場只停留在少數客群，除了懷念逝者，也能成為生活中的陪伴，「目前公司正朝向智慧陪伴的方向去服務在世者，因為有些家屬希望數位人能夠陪伴獨居老人 ，讓他們感受到有人陪伴。 」陳柏言說明，團隊目前將技術轉向長照項目，除了數位人聊天功能，更預計整合健康提醒、即時精神狀態分析及智慧通報，為數位永生市場開創新的可能。 而娛樂產業，除了復活已故的明星，今年4月中國愛奇藝在發表會當中提到未來將會開發可通過三維掃描生成數位分身拍戲的功能，而愛奇藝CEO龔宇提及有多名藝人已授權該功能，並表示：「藝人庫在於高效遴選，便於AI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直接從庫中挑選最合適的藝人，快速建立連結創作者。」發言一出受到藝人抨擊，並未與愛奇藝方進行授權；更有網友留言：「若AI生成一切，文藝作品將失去溫度。」雖然負面消息不斷，但愛奇藝所推出的AI藝人庫讓演員不用親自上刀山下火海，並且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產製，也不妨是一種新的嘗試。 在未來「數位人」將不僅是人的專利，NIUSIA推出PetMemory.ai服務，讓飼主能與離世的毛小孩透過AI頭像進行交流，「回憶是一種紀錄，不應該只有最後悲傷的回憶，它可以是陪伴你從小長大的狗狗，你可以把它保存到相簿裡，讓它變成永遠的。」柏口之宏與我們分享，希望這項技術可以幫助將毛小孩視如己出的飼主們能夠得到慰藉。 數位永生與數位人為社會提供了多種發展，徐勇康也表示道：「此項技術就像多了一個選擇，人們可以不用它，但有需要的時候可以作為你的選擇。」該如何運用仍就取決於我們本身。

【記者孟祥宇、邱柏翔、丘羨陶、黃千艾報導】「我不打算告訴房東自己有在養貓，如果告訴房東可以想像會面臨到什麼問題。」在租屋處偷偷養貓的喬琪（化名）說道。由於房東已長達八年未曾到訪租屋處，連簽約都是線上完成，但在禁寵的規定下，讓他萌生了隱瞞飼養寵物的念頭；為了避免貓叫聲干擾鄰居，在房門外加裝隔音簾，甚至長期在房間播放Podcast試圖蓋過貓叫聲，一切都是為了降低風險，避免被發現。 隨著現代生活型態的轉變，都市中飼養寵物的比例逐漸提高。根據農業部動物保護資訊網資料，114年雙北地區家犬與家貓總數達907,849隻，相較112年的770,431隻，增加約17.8%。 都市中飼養寵物的人數增長，並未同步反映在租屋市場供給上。以591租屋網為例，雙北地區可接受寵物入住的租屋物件僅約6,500間，約占整體房源的25%；即使部分飼主是自有房屋，但整體租屋市場仍難以滿足需求，也讓部分租客（如喬琪）被迫採取「檯面下養寵物」的灰色策略。 許多飼主反映，房東拒絕的核心理由多半是擔心寵物破壞家具、造成髒亂，或留下難以去除的氣味。在陽明山出租可養寵物套房的房東老霖（化名）則表示，身邊不少房東其實也是喜歡動物，「但他們不願意租給養寵物的房客，主要還是擔心租客不夠負責任，導致環境變得髒亂。」 在台北出租一層四間雅房的房東小思（化名）表示，因為自身飼養貓咪，當初就開放租客可養寵物，對他而言，對於環境維護上，關鍵在於租客的生活習慣，而非寵物，「我身邊沒養寵物的朋友，房子也可以住得很髒。」若要出租給飼養寵物的租客，家具選擇上就不會選太精細的款式，讓損害風險盡量降低，配置上則會有所調整，「不會附沙發，但書桌椅、衣櫥等基本家具還是會提供。」 房客石學儒認為，真正影響房屋狀況的關鍵在於飼主的管理方式，「以貓砂來說，如果每天都有清理，其實不太會產生異味。」寵物若影響到鄰居，仍可能引發糾紛。喬琪提到：「隔壁鄰居的貓曾在共用廁所的浴缸裡排便，但飼主沒有即時清理。」引發其他住戶不滿，甚至在群組中表達抗議。 目前已經開放房客寵物入住一年多的老霖，起初並未在租約中允許飼養寵物，卻有房客私下將流浪貓帶回套房，透過其他房客的反應、以及走廊上突然多出的寵物用品，才察覺這件事。老霖坦言，發現此事後一度相當苦惱，「但我想到，不斷去限制某些東西，可能也只是讓人去鑽漏洞。不如就開放，訂出相對的政策去防範，比較能真正規範這些狀況。」 開放至今尚未出現嚴重糾紛，老霖篩選房客的標準一向相同，包括：工作是否穩定、生活習慣是否整潔，以及寵物的習性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房客；會將房客是否主動提出相關措施，列入他審核的考量之一，「今天如果（租客）他有主動說想要增加這些防護設備，我就覺得他是會去考量這些問題的，可以列入讓他簽約。」 對於其他房東擔心的整潔問題，他強調，生活習慣是看個人，跟有沒有寵物無關，他認為：「沒寵物也可能把環境搞得很髒亂，有寵物只要愛乾淨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東森房屋研究中心葉沛堯經理也分享案例：一名租客同時養了三隻貓，因為深知貓會抓東西，在找房時便主動要求仲介「一定要跟房東溝通，能接受（我的寵物）的，再幫我們介紹」。這名租客最終租了三年，不僅把房子維持得跟入住時幾乎一樣，中間還自行幫房東補修了貓抓痕跡，甚至粉刷牆面。「屋況是否整潔如初，其實取決於個人素養。」葉沛堯說道。 一旦發生損壞，只要房客第一時間主動通知，並展現解決的誠意，老霖通常不會堅持要求賠償。「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小事。」他說：「我篩選出來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房客，出了事情他們自己也願意去處理，有這份誠意，我覺得就夠了。」他強調，真正難以收拾的糾紛，往往源於事前沒有做好篩選，而非寵物本身造成的問題。 市場供需失衡，也讓「可寵」逐漸成為房東的競爭優勢，老霖觀察到，自從591租屋網上標示「可寵」之後，房源的詢問量明顯提升，而且前來詢問的房客往往比一般租客更積極、更快下決定。 老霖表示，有養寵物需求的房客看房的節奏與一般租客不同，「他們都非常積極，可能我後面幾天有安排別人看房，他們都會想要提前來。」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有一位房客在591租屋網上看到物件後直接致電，第一句話就說「我來就是來簽約的」，讓老霖自己也相當驚訝，堅持要求對方先來實地看過再做決定。 此外，老霖也分析寵物房客與一般房客在租約穩定度上的差異。「確實在這個市場，要找能養寵物的房子，資源非常非常少，那如果今天他們找到一個環境能接受他們，他們一定會繼續續約。」他更指出：「相對於一般學生租客，可能一學期、一年就搬家了，飼養寵物的房客確實相對穩定。」 對此，寵物友善房東newone （化名）指出，少子化浪潮與單身經濟的崛起，正在加速租屋市場的洗牌。在少子化極為嚴重的狀況下，未來租客的選擇只會越來越多，市場也將轉為買方市場，他說明：「理論上來講，沒有用心的房東慢慢都會被淘汰掉。相反地，越貼心、越能提供多元服務的房東，在市場上的存活率才會提高。」他也表示，房東若能敏銳捕捉這一點龐大的帶寵求租需求，主動向毛孩家庭敞開大門，會是較為理想的策略。 台北房仲文姐（化名）亦認為，「可寵」的租房市場目前呈現「需大於供」的現象，他同樣觀察到在同樣的房型與價格條件下，具備「可寵」條件的物件成交速度會明顯提升。 葉沛堯則以趨勢的角度向房東提供建議：「現在養寵物的客群越來越多，你如果排除了，你可能就是篩掉一群完全接觸不到的人。」他透露，東森房屋網站上也有提供「寵物宅」的搜尋選項，一方面方便有需求的租客篩選，另一方面也是對房東的提醒，這個市場正在壯大，而願意開放的房東，將能接觸到其他人觸及不到的客群。 葉沛堯觀察，目前台灣租屋市場上，租金並不會因為可寵而明顯提高，「我之前自己還沒有遇過那種房客非得要加價不可的狀況。」押金部分則較常見以一到兩個月為基準，少數房東會額外多壓一筆作為寵物保證金，「他可能心態上是把這個東西先預防在那裡，萬一真的弄壞了，我拿這筆錢去修。」 老霖解釋，押金的差異化設計，是為了讓有養寵物帶來的額外清潔需求有所對應，而非懲罰飼主，「我不會因為可寵就調整租金，但退租的時候，有養寵物的確實需要做更深度的清潔，包括冷氣裡面的毛髮、空氣、床墊等，所以（合約中押金扣除的）2,000元是針對這個部分。」他也特別強調，不針對有無寵物單獨提高月租，是為了避免房客之間產生不公平的感受，「統一調整，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好管理的做法。」 台北房仲文姐的做法也類似，他指出，退租點交時，若有貓味或需要特殊清潔，才會另外請清潔公司，費用由房客負擔。小思也選擇事先不收額外清潔費，他表示：「房客退租時再根據現場狀況決定是否需要根據寵物條款賠償。」 小思也遇過最常見的困擾——寵物噪音。他分享，某位租客的貓咪叫聲影響到隔壁鄰居後，他給予對方善意提醒，租客也配合改善，介入調和後，其他房客未再提出相關反應，事件也就此平息。「由於合約中明確載明寵物條款，房客通常在被提醒後會較為自制。」小思說道。 房仲在媒合過程中也扮演關鍵的資訊篩選角色。葉沛堯觀察到，許多房東確實不是絕對禁止寵物，而是希望採取「先看情況」的保守策略。他建議，飼主應化被動為主動，為這類房東做足準備，「主動把自己寵物的資料準備好，不要等房東問了再補，因為你（租客）是提出需求的人。」 台灣尚未有一套「寵物行為標準」客觀的認證，來消除房東疑慮，犬研室寵物訓練師小善（化名）認為，日本推行已久的「優良家庭犬認證」（Good Citizen Test, GCT）為台灣提供了良好的參照，這套包含多行為測試的系統，不僅在日本民間具備公信力，更獲得環境省認可作為專業技術證明。小善期待台灣能由公信單位推動類似認證，為社會提供一個標準化的參考尺度。也能從根本解決房東的疑慮。 此外，對於房東往往擔心寵物會發出噪音與破壞家具，小善指出，常見的犬隻行為問題，例如因分離焦慮吠叫，透過8到16週的正向引導與環境調整，能大幅降低寵物對鄰里的干擾，也能讓房東感受到飼主的解決誠意。 小善分享，自己曾幫助飼主到府寵物訓練，第一堂課飼主安排了里長、管委會主委等在場旁觀，向他們展現飼主在改善寵物吠叫問題的決心，「同時也是在跟他們説行為調整不會是立即見效的，請大家再給我一點時間。」 除了行為認證，個人財務保障更是房東最實質的考量。房客石學儒建議，保險公司可開發專門的「寵物租屋責任險」，讓保險公司承擔部分家具修繕風險，提供房東實質的安心保障。 保險業務員阿瑜（化名）指出，市場現有的寵物保險尚未涵蓋到這方面。阿瑜解釋，現有的寵物侵權責任保險中只包括寵物造成的第三人傷亡與財務損害，而在租賃契約中的租客與房東則不適用此條款。他認為，寵物租屋責任險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在租屋損害責任界定不易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對此仍持審慎態度。 從老霖的經驗來看，開放寵物入住帶來的，是詢問量提升、租約穩定等相應的好處，老霖說：「與其把期望放在政府政策，不如自己跟房客制定出一個相對應的制度，建立信任，讓租客有被理解的感覺；相對地，他們也會互相尊重這個環境，這比等政府推政策來得更有效率。」 隨著少子化與毛孩數量的黃金交叉，透過更細緻的租約寵物條款、房產仲介的居中溝通，以及未來可期的專門租屋責任險和「寵物行為標準」的推廣，讓台灣有更多房東能將寵物需求視為經營優勢，而非潛在風險與麻煩時，租屋市場才能真正擺脫檯面下隱匿的灰色循環，走向房東與飼主雙贏的友善新住宅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