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還有多遠？ 特殊兒童收養困境下的漫漫長路
【記者孟祥宇、丘羨陶、邱柏翔、黃千艾報導】「我並不是為了領養一個小孩而去領養，而是因為剛好遇到我女兒。」坐在自家經營的藥局內，貝貝媽（化名）回想起十八年前與女兒貝貝相遇的過程。當時，他在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週末的寄養家庭義工，他們將才四個月大、因生父母藥癮而成為毒寶寶的貝貝帶回家過週末，直到週一早上再送回機構。
直到後來，貝貝的生母過世，在安養院接受照護的外公（法律監護人）不希望孫女在機構長大，最終決定授權出養。貝貝媽回憶，當時外公在病床上對著他先生說：「貝貝需要一個爸爸，也需要受教育，請你們讓他受教育。」隨即簽下出養同意書，完成多項收養程序後，貝貝在一歲十個月大時，正式成為了他們的女兒。
雖然貝貝順利在國內找到了家，但對於目前許多在機構等待出養的特殊需求孩子來說，往往面臨困難的收養現狀。 究竟什麼樣的孩子會被歸類為「特殊」？小天使家園收出養組長蘇淑霞指出，這個定義比外界想像得更廣，不僅包含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亦涵蓋三歲以上的大齡兒童、毒寶寶、父母入監服刑者，甚至僅有血管瘤或外貌受損的孩子。在小天使家園中，特殊需求兒少比例高達91%，而「三歲」更成為收養媒合的重要分水嶺。蘇淑霞說：「三歲以後收養就很困難，但如果不幫他們找家，孩子只能在機構長大。」
在收養小孩之前，收養家庭往往在「能接受多特殊」之間反覆衡量。準備收養的玟玟（化名）表示：「我可以接受的特殊，是像語言遲緩這類，可以透過早療處理的狀況。」然而，他與先生對於生母孕期有藥物或毒癮的個案想法產生分歧，「我先生（因為職業背景）看過很多孩子正常的案例，認為應該給他們機會；但我覺得毒癮一定會有影響，只是明不明顯而已。」收養決策中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評估，也進一步影響特殊兒童的媒合機會。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表，2025年身心障礙、發展遲緩或疾病等特殊兒童，出養至國外的比例高達83%，遠高於一般兒童的35%。勵馨基金會台北分所賴沂錚督導表示：「我們在國內都會先試幾輪媒合，但最後卡關的幾乎都是健康議題。」他指出，這幾年跨國出養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主因在於國內媒合日益困難，許多孩子即便在國內媒合數次，最終仍因健康條件被排拒在外。
賴沂錚進一步分析，國外家庭對於原生背景與特殊需求的接納度遠高於台灣，許多在國內被視為特殊的孩童，在國外收養者的價值觀裡，只是生命的另一種樣貌，而非不可踰越的障礙。
近五年整體收養媒合成功率雖有所提升，背後反映的卻是國內收養偏好健康篩選的現象——多數家庭傾向選擇低風險個案，而將高照顧成本的特殊兒童推向國際收養。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21條，跨國收養應為最後手段，各國應優先促成國內收養，以確保兒童在熟悉的文化環境中成長。台灣目前特殊需求兒童出養至國外的比例，與公約精神產生落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林宜輝指出，國內優先收養的核心價值在於維護兒童的認同發展與心理健全，以中國為例，自1992年起因安置體系不足，至2024年約有十六萬名兒童被送往海外，其中半數前往美國。這些跨國收養者成年後，往往面臨身分認同與文化歸屬的拉扯。他解釋：「隨著年紀增長，他們會發現膚色與養父母不同，產生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卻也回不去原生文化的矛盾，永遠在尋根與感恩之間掙扎。」
林宜輝強調，台灣不能把跨國出養當成解方，「必須先處理好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國內收養這些關鍵環節，而不是把問題丟給國外，再假裝問題解決了。」 對於收養特殊兒童的家庭而言，接住孩子的那一刻，才是挑戰的開始。貝貝第一次進家門那天正好是母親節。貝貝媽發現，這個在機構裡被社工形容「隔兩條街都能聽到哭聲」的孩子，一進到家裡卻變得安靜。「一般嬰兒在背巾裡會軟軟地靠在大人胸口，但貝貝的背總是挺得筆直，身體和我有個明顯的距離。」貝貝媽回憶，無論是肚子餓、尿布濕或是寒冷，貝貝從不發出一聲啼哭。
「他半夜會一直吸手指，吸到早上拇指又紅又腫，（因為他）其實是有餵食的需求，但不會表達，只能靠吸手指來自我安撫。」為了重建信任，貝貝媽開始每晚設下鬧鐘，在孩子還沒發聲前就主動餵奶、換尿布。直到收養程序啟動、生活環境徹底穩定後住進貝貝媽家，貝貝才開始每天都放聲大哭。
擔任新竹縣中繼家庭的陳冠昇，也見過類似的孩子。他照顧過一名毒寶寶，來到家庭時一歲半，連基本的抓握、表達都不會。他描述，孩子幾乎不哭，不是因為不餓，而是「哭了也沒人理，所以知道哭沒有用」。陳冠昇和家人陪伴這個孩子兩年多，從嚴重遲緩，一路追上同齡孩子的生長曲線，最終成功出養。他說，這些孩子只要有人好好陪，進步是很快的，「最有用的，就是讓他們去跟一般的孩子直接接觸，他們會觀察、會模仿。」 貝貝在三歲時取得身心障礙手冊，診斷為自閉症，對他來說，規律與秩序十分重要，一旦現實與腦中的準則不符，就會陷入近乎強迫的焦慮。貝貝媽描述，在學校，若門平時從這一側打開，某天換成另一側，貝貝就無法進入教室；甚至連老師請假換成代課老師，這樣的改變都會讓他整個人「卡」在門口，焦慮到無法上課，需要特教老師協助。
十八年來，貝貝媽陪女兒看心智科、面對各種情緒爆發。他也分享，某個上班日在基隆路上的對峙。當時貝貝在銀行實習，因為塞車，貝貝媽建議在距離銀行五十公尺處提前下車，但這細微的變動對貝貝而言卻是巨大的衝擊。「他拒絕下車，認為那裡是紅線、認為會遲到，最後在銀行門口情緒全面爆發，衝上來拉住我的皮包。我嚇一跳，下意識的尖叫，引發貝貝的情緒爆炸。」貝貝媽坦言，那天看著警察與路人的目光，他獨自走在基隆路上一邊走一邊哭，深感無力。
但這樣的「卡住」，也並非沒有轉變的機會。貝貝媽說，進步的定義要跟自己的過去比：「一年前他還做不到在非固定地點下車，現在他已經可以應對不同的紅綠燈、在不同的路口下車，獨自去實習了。這就是他的進步。」
就溝通障礙的早療而言，學界整體持樂觀態度。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助理教授高婕指出：「家長最擔心的是孩子一輩子無法獨立，但只要及早介入，絕大多數孩子的語言發展都能進步。」他也提醒，早療不應只依賴醫院每週三十分鐘的門診，更重要的是家長在居家環境中的持續投入，才能盡早達到獨立生活的目標。 貝貝媽為了應付高昂的療育費用，並騰出時間提供孩子所需的長期陪伴，她與先生決定自行開業經營藥局，試圖以創業換取更高的經濟收入與工作彈性。弔詭的是，最需要支持的這些家庭，卻往往得不到與付出相稱的資源。
收養先天性心臟病童的蔡峰肇表示，雖然台灣健保減輕了先天性心臟病童的手術負擔，但長期的醫療耗材與後續支出仍讓他們感受到壓力。提及補助現狀，蔡峰肇指出：「收養先天疾病的小孩並沒有特別的補助，在托育或是幼兒園費用上，都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他也補充，在尋找相關支持的過程中，家長往往處於被動狀態，很多資源都必須自己去找，政府能給予的幫助其實很有限。 目前台灣的補助並未區分一般兒童與收養兒童，兩者的資源與金額大致相同，難以反映在照顧成本與需求上的差異。對於涉及醫療復健、心理支持與教育輔導的特殊兒童而言，這樣的制度設計無疑加重了收養家庭的負擔。蘇淑霞指出，現行收養制度缺乏相應配套，難以回應實際需求，他說道：「在國外收養特殊兒童，反而是一種優勢，因為整個社區與政府都會一起分擔照顧責任。」
相較之下，美國針對身心障礙與 18 歲以下兒童設有政府公立保險Medicaid，來支援家庭照護費用。高婕解釋：「在美國，只要有醫生證明孩子確實有發展遲緩或溝通障礙，這類語言治療的早療課程就可以申請保險給付，家長不必像在台灣得完全仰賴家庭自費，或在健保門診中漫長排隊。」除了醫療資源，美國聯邦政府亦提供雙軌的經濟支持。首先是根據「Title IV-E」法案，政府會與符合資格的家庭簽署協議，提供等同該州寄養費率的每月津貼。其次是針對特殊需求兒童的收養稅額抵免制度，以2025年為例，完成收養的家庭可申請每名孩子最高17,280美元的稅額抵免，且不論實際花費多寡均可全額申請，顯著減輕了家庭的財務壓力。
「在台灣現行制度下，收養家庭的定位尚未明確——究竟應被視為一般家庭，還是執行永久安置功能、需要國家特別支持的家庭？這個問題若無法釐清，補助政策便難以對症下藥。」勵馨基金會台北分所主任陳玉楨如此說道。
他更進一步指出，若台灣希望特殊需求兒童能留在國內，收養家庭應獲得更多制度支持，「這些特殊需求兒童本來就需要支持，那願意收養他們的家庭，政府也應該多給他們一些幫助。」 除了經濟壓力，現行的職場支援法規也讓收養家庭感到疲於奔命。目前台灣的育嬰留職停薪僅適用於三歲以下的幼童，但許多大齡兒童在媒合成功時往往已超過三歲，這導致家長在孩子最需要建立依附關係的初期，卻無法請假陪伴。蘇淑霞建議，制度應將基準從生理年齡改為「收養入籍後的前三年」。他指出：「收養大齡或特殊需求的孩子，要建立信任關係本來就比一般孩子困難。入籍後的前三年是他們感受安全感的黃金期，政府應該支持家長在這段時間專心陪伴，而不是卡在孩子的生理年齡。」
針對這項制度，賴沂錚指出，據了解衛福部、勞動部等政府部門正討論修法，將育嬰留停年限放寬至六歲。他認為，這項政策上的轉向對大齡兒童的媒合具有正面影響，並期待亦能納入共同生活期的收養家庭。陳玉楨補充：「大齡收養的孩子進到新家，要建立依附關係非常有挑戰性。這項政策若能落實，等於是國家在背後告訴家長：我們看見了你的難處。」這會讓家長不那麼害怕接納這些孩子。
高婕則從早療的執行層面，肯定了職場彈性的必要性。他認為，家長能在收養初期取得彈性，最大的幫助有兩點：一是能有充足的精神與孩子建立連結，而非下班後才疲憊地相處；二是在選擇早療資源時能更有主動權。高婕剖析：「家長有時間，才能有餘裕去挑選最適合孩子的治療師，而不是因為趕著上班，只能就近在住家附近隨便找間診所將就。」 給特殊兒一個家，或許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許多收養人在面對特殊兒童的標籤時會感到焦慮。高婕指出：「我們很難保證收養一個目前健康的孩子，他一輩子都能這麼健康。與其追求一個完美的目標，不如回歸到家庭的韌性夠不夠——我們是否能有足夠的彈性，去接下生命中那些預測不到的『黑天鵝事件』（註）。」
註：黑天鵝事件是指極為罕見、難以預測，但一旦發生會帶來巨大影響的突發事件。
這份韌性，建立在收養人對自己能力的清晰認識與坦承上。勵馨基金會在實務中觀察到，願意開放心胸接納特殊兒的家庭，第一步往往是先了解自己。賴沂錚指出：「家長要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了解自己的有限跟有能力的點是什麼。當家長願意坦承接納自己的有限，才有機會看見許多可能性。有很多家庭在與社工討論時，會突然發現，原來這個孩子的健康、教養議題，沒有他想像中這麼困難，那麼承擔不來。」
「那（些挑戰）就是我們的生活啊，一個家庭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樣貌。」貝貝媽說。當家長願意坦承自己的有限，也願意給自己和孩子一個機會，在與社工的真實對話中，往往能具備比一般家長更大的韌性。唯有先建構完善的制度環境與支持體系，能接住收養家庭，收養的意願才會提高，讓這群特殊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歸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