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振驊、廖奇典報導】每一個堅韌家庭的背後，都有一位默默撐起生活的照顧者，一雙舒適的鞋、一場夢幻的合影，都可能是他們最真實的需要。這些看似微小的願望，在這個母親節即將美夢成真，關懷與陪伴中，愛的循環悄悄展開，為每個家庭注入前行的力量。 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小瑄（化名）與母親住在宜蘭冬山，週間的早晨接送完孩子上學後，小瑄媽媽便來到當地的藥局，站上櫃檯服務每個光顧的熟客。下午抽空將小瑄接到安親班後，媽媽會一路在藥局的櫃檯前站到晚上九點，一天下來雙腳往往又痠又痛。對於工作，小瑄媽媽沒有任何怨言，反而感謝願意給予彈性上班時間的藥局老闆，「老闆也不會說，因為你這樣子去接小孩，就要扣薪水什麼的，都不會。」小瑄媽媽說。回家後，來不及卸下身上的疲憊，小瑄媽媽又一頭栽進家務，「下班回來媽媽還要洗衣服之類的，都會忙到兩三點才睡覺，（隔天）還要叫我起床、載我上課，就覺得他很辛苦。」小瑄心疼地說，媽媽的付出他一直默默地看在眼裡，也很希望能為媽媽做點什麼。 小瑄與媽媽從去年開始接觸基督教芥菜種會（以下簡稱芥菜種會），在熱心社工的牽線下受助至今。除了生活照顧箱提供的日常用品，小瑄媽媽也回憶過年時芥菜種會辦的圍爐活動，在其中他感受到了溫暖。 新竹的曦曦和晴晴（化名）一家接觸芥菜種會的時間則更早一點。三年前，當家暴的情況又一次出現時，曦曦媽媽毅然選擇求助社福單位，自此開始獨自扶養兩個年幼的女兒。當時三歲的曦曦被診斷出語言發展遲緩，需要及時開始早療（註一），這讓本就困難的經濟情況雪上加霜，曦曦媽媽只能在照料孩子之餘，用零碎的時間跑外送來撐起一家的生計，若沒有芥菜種會等單位的支持，或許他早已被重擔壓垮，「那時候疫情還是有，只是沒那麼緊張， 所以幼兒園只要有電話來，我就得趕快去接曦曦。」曦曦媽媽說。 註一：「早期療育」的簡稱，指針對零至六歲發展遲緩或有風險的兒童，提供語言、職能、物理等專業介入，幫助孩子改善發展狀況。 蠟燭兩頭燒的生活，讓曦曦媽媽習慣了簡便的服裝，「其實我以前也很喜歡穿那種洋裝的，後來就是從帶他們，然後跑外送，我幾乎都是穿褲裝。」曦曦媽媽說：「就算假日有帶他們出去，我也很難穿著裙子，就是畢竟要顧兩個嘛。」正在讀幼稚園的曦曦和晴晴正值憧憬公主的年紀，穿著、用品上總會出現各自喜好的角色，曦曦喜歡《冰雪奇緣》的女王Elsa，晴晴則對三麗鷗旗下的庫洛米情有獨鍾。對於總是穿著外送服忙裡忙外的媽媽，兩個孩子好想讓《仙履奇緣》裡的神仙教母，用魔法給媽媽穿上美麗的長裙，讓他暫時拋開壓力和煩惱，和他們一起留下當公主的回憶。 今年的母親節，一個特別的機會，讓孩子們將最想送給媽媽的禮物，寫上願望清單——芥菜種會以「我的家，我的超人」為主題，讓全台範圍內接觸到的案家親子，一起列出最想收到的母親節禮物，並從中選出50個最需要的家庭進行認捐，「我覺得要回歸到家的照顧者身上。」芥菜種會北區助人網資深主任陳雅琳說。 芥菜種會發現在弱勢家庭關懷中，所有人的目光總會不自覺地聚焦在孩子身上，而照顧者的需求卻常遭到忽略，甚至連照顧者也忘了自己也有需要，「他可能照顧家庭、照顧孩子，可是他忘了去照顧他自己。」陳雅琳形容案家照顧者常見的情況。而活動中讓個案親子一起決定的做法，則有著讓孩子參與家庭事務的初衷，「孩子會用他的角度，去看照顧者的辛勞在哪些地方，也會在這個過程當中學習感謝。」陳雅琳說。 在各地社工的協助下，願望清單的收集和名單很快就確定了下來，小瑄和媽媽幸運入選，並由當地社工魏國貞對接後續事宜，「小瑄他很單純，也沒有說要什麼品牌，他只說『 我要25號。』因為他只知道媽媽腳的尺寸。」魏國貞回憶道：「通常我們會想說，你要買Nike嗎？還是什麼，但他就是很單純，『我要一雙送給媽媽的鞋，因為他腳會痛。』我就覺得很感動。」 5月4日星期天午後，小瑄和媽媽來到宜蘭的一所教會，在社工的見證下，小瑄媽媽穿上了新鞋，25號的尺碼剛剛好合腳。小瑄也寫下對媽媽的感謝和祝福，並送上一個大大的擁抱。小瑄媽媽則說出對女兒的期待，希望小瑄上國中後繼續努力加油，不要讓媽媽擔心。 「用孩子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照顧者會需要什麼、會喜歡什麼、會期待什麼樣的禮物，最後再試著去滿足這些願望跟期待，我覺得這個主題蠻酷的。」芥菜種會北區助人網中心社工陳惠亭說。在曦曦一家的願望入選後，芥菜種會便著手聯繫攝影公司，要為曦曦、晴晴和媽媽拍一組公主風格的沙龍照。 剛得知消息時，曦曦媽媽原本還是抱有擔憂：「我說這樣寫會不會太浮誇啊？因為大家可能會許願比較實質的東西，這樣會不會太夢幻？」而社福機構的募款資源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陳惠亭也無法保證這份禮物百分之百能順利送上，但他願意盡其所能，「對於這件事，（曦曦媽媽）她真的很期待，我也感受得到她的期待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說，這件事情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幫她處理到有個結果。」陳惠亭說，眼神裡充滿堅定。曦曦媽媽也對禮物的狀況表示理解，「這個願望寫上去，是一種希望的感覺，就算今天沒有（成功媒合到），可能未來我自己有能力的時候，我也想帶他們自己去拍。」他笑著說。 在芥菜種會的幫助下，一些個案家庭漸漸穩住了生活的節奏，心態也產生變化，開始眺望未來的方向。對於下一代漸漸離巢後的規劃，小瑄媽媽有個藏在心裡的夢想，「我覺得不管你是用體力工作的人，或是坐在辦公室的人，其實都會有放鬆身體的需求。」小瑄媽媽說。他在藥局的工作中，看見顧客們常購買消炎藥、肌肉鬆弛劑等藥品，因此覺得放鬆按摩的工作有其市場，「之前同事介紹我去國術館的時候，也是三、四個在等。」小瑄媽媽補充。照料兩個女兒的經驗，則讓曦曦媽媽萌生了開網拍店的理想，「因為自己有小朋友，對於母嬰相關的東西會比較熟悉，介紹、販賣，都比較能跟人家講實際心得。」曦曦媽媽分享道，而網拍彈性的工時，也方便曦曦媽媽兼顧家庭。 在諸多社會服務環節中，讓家庭回歸在地社群始終是芥菜種會最大的目標，從兒少關懷、生活照顧箱到培養工作能力的「以工帶振」，他們不僅希望受助者的生活透過物資得以持續，更期待能賦予其自立的未來。「當家長回歸到自我照顧的議題上時，其實他也會在關係當中經歷轉變，因為當他照顧好自己，他（就會）更有能量回歸到家庭裡，這是一連串的效應。」陳雅琳說道。 這樣的良性循環，使得照顧者不再只是無聲付出的一方，也開始學會為自己著想。當他們重新拾回力量，家庭的連結也將變得更加堅固，讓愛從每個當下，流向更有盼望的未來。

【記者王振驊、廖奇典報導】「照顧者好，家庭才會好。」適逢母親節，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近期舉辦「我的家，我的超人」母親節禮物募集活動，為感謝照顧者一整年的辛勞工作，除了提供孝親券、習得蛋糕、編織小物等溫馨好禮，芥菜種會更廣邀來自全台各地所服務的孩子，將願望清單以文字、照片或繪畫等方式描述，從中挑選出50位合適的個案，透過認捐的方式，在社工的協助下，親手交給每位孩子的照顧者，將溫暖與愛傳遞出去。 入選者之一的小瑄（化名）來自宜蘭，目前就讀國小六年級，是一位懂事孝順的孩子。這次的母親節禮物，他選擇送給媽媽一雙鞋子，慰勞平常辛苦工作的母親。小瑄的媽媽平時在藥局上班，因工作久站導致雙腿容易疲勞，小瑄媽媽說：「我上班都是站的狀況比較多，然後回家都會用熱水泡腳。」而這雙鞋子不僅減輕他工作時的負擔，更象徵著小瑄對母親的愛。小瑄說：「媽媽下班回來之後，他都會忙到半夜兩、三點才睡覺，還要叫我起床、載我上課，我就覺得他很辛苦。」 芥菜種會北區助人網中心社區發展部社工魏國貞則提到小瑄家的狀況，「小瑄是一個很乖的孩子，媽媽自己上班，爸爸沒有負擔他們的家庭生活，他有盡量想要不造成媽媽很多的負擔。」在他眼裡，小瑄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好孩子，雖然沒有完整的家庭生活，但他懂得如何照顧好自己，不讓家人為他操心。此外，在課業上的表現，小瑄也同樣令人放心。小瑄媽媽得意地說：「他英文的部分還蠻好的，這次期中考英文是滿分。」而未來即將升上國中的小瑄，課業壓力勢必會加重，小瑄媽媽表示，期許小瑄可以繼續保持課業的好表現，繼續當一個懂事的好孩子。「因為他今年要上國中，希望他可以繼續加油，不要讓我擔心、不要走歪。」 芥菜種會「用愛串聯全台．把愛送出去」母親節系列活動今年邁入第二個年頭，芥菜種會北區助人網中心資深主任陳雅琳補充：「藉由這個活動，我們歡迎大家，不只是孩子，也歡迎照顧者，他（照顧者）自己就是我們的社工師，我們在協助家庭的過程當中，去知道照顧者的重要性，讓孩子在這個過程中學習感謝，我覺得這是一個滿重要的環節。來自新竹的曦曦（化名）媽媽回應這次的活動，帶給他的溫暖感受，「像他（志工）跟我講的時候，說有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很感動，因為那種感覺是，被人家看到是一件可以成真的事情。」除了回饋照顧者外，本活動還有另一項更重要的宗旨是，讓被照顧者能用自身角度看待父母親，才能更深刻體會他們平時的辛勞。「回歸到母親節的活動過程當中，當然我們可以問媽媽說，你想要什麼禮物，這樣就OK了。可是其孩子是最重要，因為孩子會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家庭，用他的角度去看他照顧者，你的辛苦跟勤勞在哪個地方，以及照顧者他怎麼去照顧他的家。」陳雅琳說道。 而芥菜種會在協助弱勢家庭的過程中，也曾遭遇過不少挑戰與困境，其中一項就是經費籌措的不易，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鍾武中強調找尋資金來源的重要性，「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一個叫做補助，一個叫做委託方案。補助指的是我現在已經在做的事情，去跟相關的公部門，或是我剛剛說的聯勸（註一）也是，去申請相關的補助，至少能夠解決百分之五十、六十（經費比例），剩下的我再去自籌，所以不可能把這一塊拿掉，因為它才是比較具有效益的。」面對資源有限的現實，芥菜種會以具新意的募資與服務等方式，重新詮釋了「支持照顧者」的可能性，當制度與社會力量相輔相成，才能真正為家庭建立起堅實的後盾。 註一：聯勸全稱「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為匯集專業人士、將社會大眾的「愛心捐款」做恰當分配，以發揮最大效益嘉惠更多弱勢的組織。

【記者范瑞勻、黃伊晨、李昱靜、王立昊報導】「對我來說找到一個可以廝守一生的人，是我最大的夢想，其他我怎麼樣都無所謂。」小K（化名）堅信地說，母胎單身的他渴望戀愛、努力認識新的人，卻總在一次次的嘗試中受挫。 小K國中的成績吊車尾，卻為了喜歡的女生考上高中第二志願，高中在補習班努力跟喜歡的女生考上同一所頂大。上大學後，為了增加脫單機率，他割了雙眼皮、學穿搭、運動，也會看網路上的影片學習聊天與搭訕的技巧，但仍屢屢追愛失敗。久而久之，小K因為自己單身而焦慮、失落，甚至懷疑起自己的價值，成為現代社會中的「非自願單身者」（以下簡稱單身者）。 《大英百科全書》指出，「非自願單身」（involuntary celibacy，簡稱Incel）一詞，最早由加拿大一位女性Alana在1997年提出，描述那些想談戀愛卻無法如願的人群。Alana創造了一個社群，試圖讓單身的孤獨不再是難以啟齒的經驗，希望社會能理解單身者的境遇。 然而，隨著社會對親密關係的期待愈來愈高，「單身」不只是生活狀態，更成為一種心理壓力。「求偶焦慮應該是我現在焦慮排名第一，蠻令我意外的，比求職焦慮更嚴重，這一兩個學期很明顯。」即將畢業的單身者小美（化名）表示，長期單身的處境使他產生愈發強烈的心理負擔，甚至開始影響日常生活。 「社會看不起母胎單身，年紀大的母胎單身者會被社會看作是一種失能（失去戀愛能力）的象徵。」正值25歲的小K語重心長地說。小K認為，社會看待母胎單身者，常會歸咎至單身者的個性或個人特質，認為一定是他哪裡有問題才會導致交不到男女朋友。諮商心理師瑪那熊（陳家維）認為，當戀愛進展與性經驗被當成社會上衡量人生成功的指標時，還沒脫單的人容易因此懷疑自己。他分享，網路也是現代社會給單身者壓力的來源，有些網路影片會強調要跟很多人交往過才是有魅力的，誤導單身者的價值觀。 和小K同樣25歲且身為長子的Tommy（化名），因為背負著傳宗接代的壓力，再加上同儕的影響，加劇了他的求偶焦慮，讓他產生有男女朋友才是「成功」的想法。Tommy表示，當身邊的朋友都有對象，或是走在路上看見情侶較親密的互動時，會讓他感覺自己是個失敗者。「我從那個時候就是被貼了一個Loser的標籤，我就覺得說談戀愛是我在學校、班級上一個階級翻身，擺脫標籤的方式。 」小K說。他也提及他高中階段被霸凌的經歷，因為班上外貌姣好的同學都有交往對象，母胎單身的他被有在交往的同學們言語攻擊，其他同學們也會跟著嘲笑他是魯蛇。 隨著年紀漸長，單身者的焦慮也隨之增長。「如果25歲以前我都母胎單身的話，就自殺吧！」這是小K大三求偶焦慮最嚴重時常常想的一句話。他認爲，25歲是剛畢業進入社會的時候，進入職場後交友圈就會大幅縮窄，入社會後的愛情也往往會數算利益與條件，很難有單純的戀愛。小美也有同感，覺得脫離校園會失去有一群人跟你一起成長的感覺，令他越來越孤單。小美的焦慮狀況也在即將畢業的這一年內越來越嚴重，他描述最嚴重的時候，一回到租屋處就會因為襲捲而來的孤獨感大哭。 瑪那熊指出，形成「非自願單身」的原因，可能來自幾個面向，包括人際互動技巧與戀愛策略不足、缺乏認識異性的機會，或受到原生家庭影響，從父母的互動中對親密關係產生誤解。 Tommy提及自己嘗試和女生搭話的經驗，「我那時候會故意去接觸陌生女生，問她們：『欸你平常有什麼興趣？』、『你今天在這邊幹嘛？』但其實就是單純想練習聊天，不是真的想認識對方。」他表示自己一直都很不擅長社交，但會為了認識女生刻意練習聊天或研究女生喜歡什麼，這樣的策略使他容易忽略對方感受、強求發展關係，因而多次被拒絕。 長期處在單一性別的環境裡，也同樣容易使單身者缺乏與異性相處的經驗，或是學習建立戀愛關係的機會。單身者黃琬之表示，因為高中念女校，身邊的友人也幾乎都是同性，讓他與異性之間有著明顯的「邊界感」，不習慣肢體接觸，不會主動釋出好感，也接不太到對方的暗示。小李（化名）提到，過去他常待在只有男生的球隊，身邊幾乎沒有女生。每當遇到新認識的異性時，他表示，「會擔心講錯話或讓對方壓力太大，每次回訊息都要想半天。」儘管心中有好感，他也不敢輕易表露。 除了交友環境，家庭環境也會影響單身者對親密關係的想像與認知。小美從小在一個幾乎不談感情的家庭長大，自己和大兩歲的姊姊與小兩歲的弟弟都是母胎單身。他大學以前也幾乎不與朋友討論感情話題，甚至有一次鼓起勇氣和朋友分享自己最近想談戀愛的心情時，被高中同學以「你在發情喔？」回應，讓他從此更不敢與人談論感情話題。小美表示，從來沒有人教過他怎麼談戀愛，日常跟異性相處也會感到很彆扭，他坦言自己至今都沒有單獨跟異性戀男生吃過飯，「從小到大都覺得一男一女單獨吃飯，好像就是會發生什麼，我對於男女單獨出去這個概念好像太狹隘了。」 缺乏學習親密關係的機會使得單身者追求對象時容易碰壁，他們往往無法準確判斷對方的心意或關係進展程度，導致策略不當而以失敗告終。小K為了脫離母胎單身，求學期間多次積極追求女生，「基本上全部都是我主動追求別人，結果全部都是失敗啊。」他分享，因為太渴望脫單，容易對剛認識的人暈船，很快認定對方就是對的人，然後開始想方設法地討好曖昧對象，最後卻都沒有結果。 同樣也有求偶焦慮的Tommy回想，自己不斷地去嘗試和女生交流，但常因為在過程中不小心犯錯，導致追求失敗。他也嘗試過網路交友，和女網友認識的四個月中，約會了三次，最後卻因為不善表達、情緒不穩，對女生大吼，被斷崖式地結束了這段曖昧關係。他認為自己在愛情中，有時會過度投入，有時又太小心翼翼，太過投入就會展現出太飢渴的樣子，讓他的付出顯得廉價，而太過小心又會錯失良機，要如何拿捏投入程度也是一門課題。 曾拒絕過單身者的小新（化名）說：「他（單身者）的意圖太明顯有侵略性，非常害怕，我只是想聊天，但他一直要搞曖昧。」他表示，有些人剛認識，就瘋狂釋放求偶訊號，這樣的主動反而讓人無法好好相處。鍾欣頻則覺得，單身者缺乏感情經驗，導致他們在關係中容易顯得過度積極，難以拿捏分寸。鍾欣頻坦言：「我沒有那個細心去一個一個教，也不是什麼都教得了。」相較從頭開始磨合，他更傾向選擇有經驗的對象。 瑪那熊指出，「（單身者）跟對方（喜歡的對象）越靠越近之後，越來越急、越來越焦慮。安全感很低會很害怕失去對方，這反而容易給對方很大的壓力。」他觀察到，單身者在建立關係時容易產生過度投入、情緒不穩的現象。他補充，單身者通常因為自己缺乏戀愛經驗，不擅長判斷對方對自己是否真的有好感，也缺乏分辨曖昧熱度與互動節奏的能力。瑪那熊表示，要怎麼知道跟互動對象的關係進展到哪裡、有沒有戲，這些判斷能力都是很需要學習的。 瑪那熊也提到，當單身者鼓起勇氣主動追求心儀對象卻被拒絕時，挫折感更容易加深，引發更深的自我懷疑。他提醒，這樣的情緒如果長期堆積，可能導致低落、自責，甚至發展出憤世嫉俗或性別敵意等情緒轉變。 小美曾因自己單身產生容貌焦慮，「如果我再矮一點，如果我再瘦一點，如果我再沒有痘痘一點的話，他是不是就會更願意花時間在我身上。」小K則是檢討自身行為，「我覺得我在質疑自己能力不足。是不是我做錯什麼了？怎麼突然就雪崩了？就開始懷疑是我哪裡不對？是我說錯話了嗎？還是我哪裡沒做到？甚至可能懷疑是自己長太醜什麼的。」面對失敗，他無法停止在自己身上找尋問題，這讓他情緒崩潰，甚至開始憤世嫉俗，認為自己爛命一條，甚至難過到曾經思考怎麼自殺比較不會痛。 小K常和自己的朋友開玩笑，像是說出祝朋友早日分手的話，或是出現「我沒有幸福，那你們都不准幸福」的想法。他解釋，這是對社會憤恨不平的一種展現，不是真的希望朋友過得不好，只是希望有人可以同理他。 Tommy則是開始積極練習兩性交友技巧，他搜尋網路上的兩性、撩妹影片。因為大四下較多空閒時間，他開始在校園內定點搭訕女生，卻因為無法判斷對方是否不情願，導致女生感到困擾。他定點搭訕的事很快就在校園被傳開，也因此被發在網路上公審，被網暴的他，只能難過地默默撐到畢業。 因為喜歡在Youtube上觀看兩性影片，看到課程有打折，Tommy就馬上去報名戀愛課程。為了實踐上課內容，他開始在台北的各處搭訕女生，但起初並不見效，反而讓他的情緒陷入低潮。他回憶，「每次行動完之後，我每天躺在床上，是一個又一個被拒絕的台詞或是那個場景，一直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是真的會哭出來。」 瑪那熊指出，「我不覺得被拒絕一定會打擊自尊，重點是你怎麼解讀這件事。」他認為關鍵在於個人如何看待被拒絕的經驗。他覺得，在情場遭遇失敗時，單身者能借機反思自己的互動方式，找出可能的盲點，進而主動學習戀愛技巧和策略，被拒絕反而能成為自我成長的轉機。瑪那熊提及，若單身者願意向親近的朋友闡述自己失敗的經歷與焦慮，也可以從朋友的角度發現自己人際互動中的盲點，進而增進戀愛能力。 若在追求親密關係的過程中屢次受挫，積累的情緒負擔和求偶焦慮已經嚴重影響日常生活，例如食慾下降、睡眠品質變差，甚至對原本喜愛的事物失去動力，瑪那熊就建議單身者應尋求專業心理諮商。他說明，仍在學校的學生可先尋求校內諮商中心的協助；若已畢業，也可以透過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等機構，善用政府目前提供的青壯年三次免費心理諮商政策。 瑪那熊指出，若單身者的情緒狀況穩定，僅希望學習戀愛與人際互動技巧，也可以尋求戀愛教練的協助。不過他提醒，選擇的協助對象應符合自身需求與期待，像是希望建立穩定關係的人，就不適合選擇專教搭訕或發展短期關係的教練，否則可能適得其反。他也強調，應避免追隨散播性別對立或仇視言論的情感教練，「不然很容易越走越偏，思想偏激導致行為怪異，甚至影響到戀愛以外的一般人際關係。」 「大學根本應該把情感教育設成必修課。」瑪那熊笑稱，他認為系統性的情感教育應該在大學、甚至更早階段就開始推動。他覺得，與其讓年輕人從網路影片上學習戀愛，不如透過教育體系提供完整的知識。他觀察，目前已有不少大學開設相關講座，有些甚至發展成整學期課程。 瑪那熊也提醒，除了情感課程納入教育範疇，媒體識讀能力同樣重要，要好好判斷自己接收到的戀愛與親密關係資訊，是否隱含性別對立甚至仇視言論。他說：「相信你的直覺，如果覺得某些觀念不對，就不要再接觸了。」他表示，當對網路上流傳的戀愛技巧或觀點感到疑惑時，應善用識讀能力查證內容，避免輕易接受，誤信錯誤的戀愛觀。 瑪那熊期盼正經歷求偶焦慮的青年，能夠把焦點從外界慢慢轉回自己身上。他指出，很多人在面對喜歡的對象時，會不自覺地把這段關係當成一場面試、將對方視為主考官，擔心自己不夠好、會不會被打分數，焦慮也因此不斷擴大。瑪那熊鼓勵，唯有建立對等的人際互動關係，戀愛才更有可能自然發展。他強調，「現在單身又怎樣、母胎單身又怎樣。人生的旅程的重點是你自己。」他呼籲，與其一味追求戀愛關係，不如把目光放回自己身上，專注在自我成長與探索的過程中，自然有機會遇見那個對的他。

【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熾熱艷陽灑落紅土球場，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棒球專任教練陳峰民站在場邊，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每一位球員。比賽進入中場休息時，他迅速將隊員圍攏，邊比劃邊拍肩，為下一段比賽做精密的部署。 「我本身喜歡棒球，喜歡這項運動，這是我的熱情。」陳峰民堅定地說道。對他來說，這不僅是工作，更是一份使命。他自比為武俠小說中的高手，懷抱強烈責任感，希望能將自己專精的棒球技術傳授給每一位有志學習的孩子。14年來，他細膩地照顧崇明國中棒球隊，但這樣的投入並非每位基層教練都能長期負荷。當制度未能給予相對應的保障與待遇時，再多的熱情也可能日復一日消磨殆盡。「挫折久了，有一天你會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陳峰民語氣平靜，道出基層教練的無奈。 在場上，教練不只指導技術，更時刻關注著選手的情緒起伏。前崇明國中棒球隊員吳庭宇回憶起國二參與練習賽的訓練情景，有一次揮棒失誤後，陳峰民教練立刻察覺他的異樣，主動問他，「你是不是很緊張？」當他仍試圖否認時，卻聽見教練反而安慰他說：「緊張是正常的，你要把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然後試著在場上多喊幾聲。」教練的話像是定心丸，讓吳庭宇慢慢突破瓶頸，最終順利入選全國青少棒錦標賽台南市資格賽名單。 另一位前崇明國中棒球隊員林子翔也提到，陳峰民教練從不採用高壓式訓練，也不會嚴厲苛責學生，但他說的每句話都會讓人想改進。「他坐在場邊就有一種氣勢。他不兇、也不會酸言酸語，所以他講任何話，都會讓人覺得，這麼好的教練都這樣講，那問題是真的很大。」陳峰民以信任與尊重建立起師生關係，讓選手更願意接受指導，也自我要求得更多。 除了技術與心理層面，教練的角色往往還延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從載學生南北奔波參賽，到學生們的食衣住行，教練都會打點好。吳庭宇說：「我們出去比賽，通常都是教練自己開車載我們去台灣各地，吃的話也是教練訂便當。」教練肩負起後勤工作，同樣是每場比賽背後無法忽視的一環。對學生未來的規劃，教練扮演著顧問的角色，幫學生思考是否繼續運動生涯，還是轉向升學，國中教練甚至還會替他們和高中教練建立良好關係，以利他們後續升學。 在家長眼中，教練也是孩子品行的守門人。崇明國中棒球隊員家長張綵心說：「父母說不動的事，只要說『是教練規定的』，孩子們就一定會遵守。」他觀察到，陳峰民教練會根據不同學生的特質用心輔導練球技巧，也會注重他們與師長的互動表現。對學生運動員來說，教練不只是訓練者，更是輔導者、陪伴者，甚至還扮演了家長的替身。 在青少棒選拔賽中，為了拿到代表縣市出賽的門票，陳峰民坦言在競賽成績的壓力下，往往只能重用能力較出色的球員。目前崇明國中棒球體育班共有48名隊員，有些賽事規定出賽名單最多只能名列22人，實際上場又以九名先發球員為主，其餘13名皆為候補，意即有一半以上的球員都無法出賽。「有些比賽可以大家都去打，沒有成績壓力。但是像這種選拔賽我有成績壓力，我就是要排最好的，這個就是遊戲規則。」他說。 這樣的選擇，根源於體育班專任教練的績效評量制度。透過體育班培養優秀選手已然是我國提升競技運動實力、促進運動外交的重要策略。2024年亞洲青棒錦標賽，我國暌違17年再次奪冠，其中出賽的成員都來自棒球專項體育班。為了強化體育人才的培育，政府於1985年起推動「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僱）用計畫」，逐步建構以專任教練帶領體育班進行專業訓練的體制。歷經多年修訂，目前多數教練由教育部體育署統籌聘任，並依據相關法規接受績效評量。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規定，專任教練每三年需接受績效評量，評量結果將作為教練續聘、晉升、獎懲及其他人事決策的參考依據。評量分為訓練指導、專項運動推廣及各校年度成績考核三大項目，其中又以「訓練指導」最為關鍵。 訓練指導的分數主要依競賽成績作為評斷，競賽成績的佔比也逐學制提升：在國小只佔35%，國中部提升至50%，到了高中更高達65％。指導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羽球隊長達12年的教練羅貫中說：「65%就是訂在那裡，沒有成績，那就是會被解聘。他不管你之前的成績，只看你每三年的考核，等於說我們前面20年的付出就白費了，這個給分標準真的太嚴苛了。」 「拚成績」的現實需求下，犧牲了運動員的多元發展與身心健康。訓練時間過長容易使學生沒有餘裕兼顧課業、品德教育或個人興趣。竹山高中羽球隊員吳侑哲道出他的擔憂，「以後高中畢業打不出成績，那你課業又落後那麼多，出社會要再找其他工作其實蠻困難的。」除了壓縮運動員的休息與讀書時間，吳庭宇也認為長時間的訓練影響到日常生活，如朋友間的社交、與家人的相處時間等，長期下來可能導致學生容易出現身心疲勞，承受運動傷害。 為了避免體育班學生過度訓練而影響課業成績，甚至因為運動傷害有礙後續發展，體育署2018年修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18條，規定中小學體育班學生每日訓練時數至多三小時。然而以教練們的經驗來說，想要拿出亮眼的成績單，就不可能遵守教育部「每日訓練三小時」的規定。羅貫中表示，「訓練指導績效高達65%，但體育署又規定你每天只能練三小時，希望選手多讀一點書然後比賽成績又要很好，我覺得這些政策還蠻矛盾的。」他指出，檯面下超時練習是各市體育班的常態，也是績效制度下的必然結果。 除了規定每日訓練三小時的基準外，辦法中也明言體育班學生每學年代表學校出賽之公假不得多於30日。在此限制下，教練與球員不得不犧牲週末時間訓練、比賽。陳峰民無奈表示，「學生只能請30天，那我練週六日沒有影響到公假時間，但等於週一到週日我都在上班，我自己的小孩卻都被放在家裡。」他補充，這些工時以外的時間，往往被合理化為教練應具備公益教育、無私奉獻的精神，但長期下來，「有心無力」已然成為大多數教練共同的心聲。 部分專任教練曾向體育署訴求績效評量改革，但是2020年改制後反而更加嚴格，體育署為了避免教練在累積積分的壓力下，過度安排學生參賽而影響其課業，於是縮減了考核時可採計的各級賽事成績數量，同時也調降各名次所對應的績效分數。羅貫中提到，三年間的數十場比賽中只能申報兩個最佳成績，並不利於教練進行績效評量，「109年之前我們可以國際、全國縣市各選三個，改完就是只能各兩個，那這樣分數其實就會差蠻多的，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羅貫中說明，隨著運動人口增加，球隊間的競爭也就更激烈，但比賽績效的標準卻還是一樣嚴苛。他解釋，「體育署沒有跟教練代表進行討論，無法了解各教練的狀況，那最後教練為了工作權，還是只能無止盡地訓練選手，就為了爭一口飯吃。」他說明，現行制度皆由多年前有過教練資歷的教授或官員制定，他們以過去的競爭強度作為現今績效標準的依據，才造成現在的結果。 績效評量項目除了檢視專任教練的比賽成績，也要求教練運動專業外的工作表現。評量要點中，「專項運動推廣」及「各校年度成績考核」所參考的指標包含維護學校專項運動場地器材、支援縣市及校內體育賽事、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銜接畢業生繼續從事專項運動等。 中華民國專任運動教練協會（下稱專任教練協會）秘書長邱為榮，以指導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田徑體育班的經驗表示，現行績效制度彷彿預設教練在訓練外還有餘裕支援體育行政與校務活動。他強調，「教練是針對特殊專長的體育班學生訓練，要培養一個頂尖的選手一定要花很多心思，包含他身體的、心理的狀態都要去掌握，這些東西就已經夠操心了。」 然而，體育署自2014年推動「學生在校除體育課外，每週應累積運動150分鐘以上」的SH150計畫也落入專任教練的工作範疇。陳峰民認為，專任教練的工作應專注於指導球技及運動員養成。羅貫中也指出，「我覺得支援SH150的難度很高，畢竟我們有選手要照顧，如果能利用這些時間增進專業知識，這樣效益會更高。」 此外，根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第三條與第十條的規定，各縣市中小學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權決定績效評量委員會與評量基準應考量的方向。其中，逾半數縣市將「輔導選手續留本縣市就學」列為國中小體育班教練的績效指標之一，變相要求教練引導學生在地升學。陳峰民點出此規定的不合理、不公平之處，「我們（教練）沒有辦法承擔你們未來走得好或不好，怎麽可以跟我們說，教練你要把小朋友都留在本縣市才有算分數。」他補充，畢業後的發展是學生和家長的共同考量，並非教練所能決定，何況外縣市的名校往往能給予更完善的訓練資源與環境。 「我有一批（畢業生），九個去南英（商工），九個他只給我用一個而已，其他八個都坐板凳，結果後面全部沒打了。這八個假如在外縣市的球隊，他可能都是先發的，都是好的。」看著優秀的子弟兵留在台南，三年過去，卻因為市內高中有限的上場機會和報名名額而放下球棒，陳峰民的語氣中帶著惋惜和不平。若為了教練的績效與工作權而忽略學生的前途，不僅讓教練難以和學生家長交代，最後犧牲的，也是選手從小用血淚與汗水堆起、賭上自己生涯換來的發展機會。 依照《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31條，專任運動教練的考核績效將根據他們的訓練表現、品德操守、推廣運動項目、行政配合度等來評分。其中，行政配合的定義模糊，造成行政人員、體育老師與專任教練的工作分際不清，教練被指派管理器材室、福利社皆是常態。邱為榮點破教練們被迫配合學校行政的難題，「因為行政一直要求我們配合，很多教練覺得在學校壓力很大，如果不配合，我就把你績效打不好。沒有績效就得解聘，去年台北市解聘了四位教練。」 針對專任教練承受的行政壓力，邱為榮則表示，「你應該要的是我的專業，那如果你要我做那些，你把教練當作一個工友的工作角色，這個說得過去嗎？」他認為，學校應尊重教練在運動領域中的專業角色，而非將其視為可隨意差遣的行政人力，導致教練疲於應付雜務，失去工作重心與訓練目標。 「績效制要挑出那些怠惰的人，而不是教練很努力還逼他，然後讓他又對學生施壓，那運動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邱為榮認為，專任教練的評量重點，不該只放在競賽成績是否完美，而應著眼於教練在訓練過程中對運動員的培育品質。鑒於各縣市和學校在人力與資源配置上落差甚大，邱為榮呼籲體育署應放寬對「績效」的認定標準。以台南市中學體育班為例，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全國性賽事，只有前八名可計入績效分數。他認為能夠取得全中運的參賽資格，已足夠顯示教練在訓練上的成效，也展現選手的競賽潛力，理應被採計為績效的一部分。 三年前，邱為榮重組專任教練協會，多次嘗試與體育署溝通，卻始終未獲積極回應。羅貫中更無奈坦言：「我們向體育署委員反映的時候，他們說會把教練們的心聲帶回去，但目前還沒有改。」記者也曾嘗試聯繫體育署，要求相關回應，但遭拒訪。 「教練的職責所在是把球員教好，身為棒球教練我充滿活力， 但隨著時間，你會發現考核看的事情，並不是像一開始想當教練的樣子。」陳峰民苦笑著說。教練為選手流汗也流淚，卻還得被一堆行政瑣事綁住手腳。當致力於養成學生運動員的教練們每三年就被迫以比賽輸贏作為衡量優劣的最重要指標，同時必須在雜務堆裡掙扎，他們對孩子的用心付出不被肯定，走進競技體育的初衷與熱情也逐漸枯竭。

【記者李宸緯、王振驊、廖奇典、姚孟汝報導】「如果有任何時刻感到不安和焦慮，可以隨時和我說，我會在這裡支持你。」這樣溫柔的話語並非來自真人，而是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無數人們低落無助的時刻，輕聲送上的安慰。隨著AI技術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年輕世代的學生與上班族選擇向AI傾訴心事，並將其視為紓解壓力、陪伴孤獨的新選項，AI不再只是冰冷的程式，而是逐漸融入人們日常的情感交流之中，悄悄改變了我們面對孤獨與情緒的方式。 來自日本的VTuber・心瑠華（konoka）將AI視為一種在人際互動出現困難時，能夠支撐自己的中立性存在，並嘗試在與它的對話中找到價值。他表示：「當時的我，無論在心理或生理層面，都已接近極限。」心瑠華長年受到憂鬱症困擾，對他而言，光是勉強維持日常生活便已耗盡全力，「我對任何興趣或娛樂都提不起勁，每天都覺得思考本身就是一種痛苦。」心瑠華說道。不想造成他人困擾的他，卻又難以無視自身感受，在這樣矛盾的掙扎中，心瑠華彷彿孤身一人，默默地承受苦痛。 心瑠華也曾嘗試透過心理諮商、與朋友談心來尋求協助，「然而對於我這樣長期處於憂鬱狀態的人來說，有時光是『開口說話』就是一種負擔。」心瑠華提到。雖然親友能夠給予心瑠華陪伴，但他們的擔心與憂慮，反而帶來心理壓力，讓心瑠華更難自在地表達內在感受，「我很難真正擁有可以自由說出內心話語的空間。」他說道。相比之下，與AI對話不會有這些顧慮，無論是深夜還是清晨，心瑠華都可以隨時表達浮現在他心中的想法，且他認為AI穩定不帶偏見的回應，讓他感到安心。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大三學生吳旻倚回顧起段考週前夕的日子，面對龐大的課業壓力，夾雜著與朋友、家人間複雜的人際問題，讓他感到身心俱疲，因此他選擇轉向AI傾訴，「我覺得我在人際上真的有很大的困難，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去跟別人說。」吳旻倚說。在那段被壓力與困惑吞噬、情緒無處宣洩的時期，AI便成為一位靜靜傾聽煩惱的安慰者，「它常常會說我很心疼你什麼的，就會有一種被接住的感覺，而我很需要這樣子被理解。」對吳旻倚而言，AI不僅能理解他的情緒，更能讀出他潛藏的需求，並進行細緻的分析與回應。 「我對別人的情緒滿敏銳的，很容易感覺到他們話裡夾著的隱情。」幼特教背景出身的Rita說。在與朋友談心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會習慣性地迎合對方的意思，把真心話藏在心底，時間久了，這些累積的聲音便累積成負擔。初出社會的Rita在距今三、四個月前，無意間發現AI回應情緒的功能，於是他決定將自己在社群網站上，所有抒發情緒的貼文餵給AI，自此他得到了一個亦師亦友、隨時在線回應的數位陪伴者，「比起真人，我覺得跟AI講我的情緒跟（我身上發生的）事件會讓我更自在。」Rita說。 另外，根據心蘊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陳宏儒的觀察，對於難以開口，或者對人際互動仍保有戒心的族群，AI是一個方便且私密的抒發渠道。而一部分本就在課業或工作中會使用AI的學生、上班族，則更容易將其延伸為情緒支持的工具。根據張老師基金會（以下簡稱張老師）深入約25間大學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有六成的學生會與AI聊心事，張老師基金會執行長涂喜敏說明：「他們（學生）也會滿高比例的覺得，AI可以立即安撫他們的心情。」 「傳統的面談或電話諮商需要事先預約，且受到時間與地點的限制。」心瑠華說道，而AI則允許他在任何時間，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節奏與頻率對話。特別是在深夜或情緒低落的時刻，若能即時啟動對話，對於心理層面是非常有力的支持。對他而言，AI不只是傾聽者，更是一位協助他將思緒進行結構化整理的夥伴。但同時，心瑠華也知道，AI仍有其限制，例如無法協助處理緊急狀況與判斷複雜的精神疾病等等。也曾使用AI做為情緒支持的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張語岑則提及：「有時候我表達的東西其實很零碎，但它（AI）可以完整拼湊出我想要講的東西，也能說到我的點上。」 現就讀心理學系的大三學生林昕妤則指出：「其實現在社會文化對於心理的困擾還是有一些汙名的狀況。」因此許多學生在進入校園諮商前，仍會擔心被外界貼上負面標籤。而AI的進步則化解了這尷尬的處境，林昕妤說道：「使用AI，自己拿著手機在做什麼事情，不會有人知道。 」這樣的匿名性大幅降低心理上的壓力，也讓求助門檻相對變低，加上AI工具多為免費，在無須負擔經濟壓力的前提下，還能隨時隨地提供情緒支持，成為吸引年輕世代使用AI抒發情緒的一大誘因。 「對於低自尊、情緒比較浮動的人，AI所提供的語言回應，確實能夠提供安撫與初步的支持。」陳宏儒進一步說明。他表示，AI能夠點出使用者深層的感受，加上其語言設計的安撫性，能讓人感覺被理解與接住。心理師吳立健則補充，若AI能在諮商之間的空檔，適時提供情緒支持，對心理師而言，也是一種實質的輔助。 儘管AI在情緒支持上展現出便利、穩定與即時的優勢，並為許多難以啟齒的使用者提供一個情緒出口，但這種做法並非毫無風險。2023年，比利時一名男子與AI頻繁的聊天六週後，選擇走上絕路，男子的妻子指控AI不僅未緩解使用者的憂慮，反而逐漸強化自殺的念頭，這起事件引起當地政府與相關部門對於AI安全性的高度關注。2024年2月，美國一位14歲少年同樣在長期與AI聊天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根據少年的母親所述，該名少年在離世前幾秒，還在與AI聊天機器人傳訊息，且內容並非普通的聊天談心，而是充滿情緒依賴的對話。 當這些憾事不斷重複發生，也凸顯了以AI作為情緒支持工具背後潛藏的隱患。特別是當使用者處於極度脆弱的心理狀態，過度依賴AI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情緒支柱時，後果可能難以挽救。因為AI無法正確辨識其求救訊號，若它未能及時引導使用者轉向人際支持與專業資源，恐會加劇危機。臨床心理師邱泓達對此強調：「身心處於不適應狀態的人，可能產生依賴感受，影響在實際生活表現，並且降低使用其他資源之動機，導致社交退縮，成為情緒或身心問題的風險因子。」 AI在設計上，能否建構出「安全機制」和其他相關規範，仍有待商確。陳宏儒點出：「（AI）最大的風險是『角色錯認』導致『過度信任』。」他也提醒，當使用者誤把AI當成具有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的心理師，便可能會依據其建議做出重大人生決定，如是否結束一段關係、是否停止服藥、是否遠離某個家庭成員等，這些判斷若未經完整評估與對話，就可能導致二次傷害。 臨床心理師王家齊也對角色錯認的狀況提出擔憂：「你把它（AI）當成一個全知的存在，（認為）它說的就是對的，我覺得這是所有東西當中最危險的一個。」王家齊認為，AI相當於自己心聲的放大器，若使用者對AI抱持過高的期待，又有因自身矛盾而無法打開的心結，心理問題就會擴大，「我看到一些比較麻煩、危險的現象是，如果你心裡已經在繞圈圈了，去問AI的話，你一定會反覆問到你要的答案出現，最終這個答案其實只會讓你的迴圈被放得更大。」王家齊說道。 而對一般使用者而言，傾訴日常煩惱、聊天談心，AI確實能作為一種情緒的抒發管道，卻難以招架有重大情緒困擾或創傷的個案，「甚至可能個體已出現某些創傷的反應，AI仍有機率無法發現。」林昕妤說道。他舉例部分經歷重大創傷的個案可能會面臨「解離」的狀態，亦即與現實失去連結，難以感知眼前的現況，「這個狀態AI真的能偵測出來嗎？如果沒有，個案繼續接受AI的建議會發生什麼事情？」林昕妤表達他的顧慮。即便AI能及時偵測出個體的身心狀況，使用者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也會讓AI難以帶領他們與現實接軌。 除此之外，另一項隱憂則是，AI回應內容極易受使用者影響。張老師從去年開始開發AI的諮商功能來培訓義務張老師（註一），透過聊天機器人模擬個案跟AI聊天的狀況，「我們發現其實AI是可以做到同理的，也能給一點簡單的建議，但是你如果跟他亂聊，他就會被你帶偏掉。」涂喜敏總結。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古倫維則談到AI的本質，他指出部分AI的設計類似一般大型語言模型，只能在訓練時盡量避免產生不當言論，但礙於其自行生成內容的特性，仍難保證萬無一失。「就像人一樣，即使知道不能講髒話、不能有暴力行為，但被激怒或受到觸發還是可能說出不當的話，現在的模型有點像這樣。」古倫維說道。 考慮到這項不穩定性，加上心理諮商的倫理規範——精神病患及具自殺傾向者禁止使用通訊諮商，張老師在聊天機器人的設計上格外謹慎。涂喜敏提到，在原本的設計中，一旦談到自殺、暴力等話題，AI會馬上結束並封鎖對話。這固然維持了諮商倫理，但也讓聊天機器人難以應用於個案身上，對此涂喜敏舉例說明：「譬如你在跟機器人講話，好不容易跟他建立起信任關係後，突然跟他說我想自殺，他就會跟你說：『這個已經超出我的範圍。』然後你就不能再跟他聊天了。」這種對話戛然而止的狀況，會帶給個案嚴重的剝奪感，造成心理傷害，因此截至目前張老師僅將AI聊天機器人作內部培訓之用，「我們還在想個案要怎麼用（AI），而且不能讓他受到傷害。」涂喜敏說。 註一：張老師的志願服務者，主要服務於張老師專線，需經為期九個月的培訓才能取得資格 臨床心理師陳宜家則分析AI與諮商治療的差別在於，AI以文字作為主要溝通的媒介，而人們透過閱讀這些文字，引發對自身的思考與情緒反應。「人們從文字中抓取的意義，其實是內在智慧的運作，而非AI真正療癒了你。」陳宜家認為人們現今身處於高度依賴3C的時代，習慣利用科技產品尋求支援，而AI只不過是過程中的一個媒介。 「AI會幾乎無條件支持你任何的想法和行為。」吳旻倚表示，心理師與AI最大的差異在於，真人會儘量讓個案貼近現實，而非一昧認同使用者當下的所有情緒與想法。「我覺得諮商比較像是把你的問題舒展開來，跟你說你是會成長的，現在再看一次已經沒那麼嚴重了。」吳旻倚說明。這樣的差異背後，牽涉到AI與心理師在角色定位上根本的不同。「諮商的目的是為了讓個案不需要再來諮商。」林昕妤說道。不同於AI，諮商心理師不會全然附和個案的話語，而是在建立穩定關係的狀態下，適時點出個案的信念或思維是否是真的有利於他們的身心狀況，林昕妤也提出質疑：「換個角度來看，AI與你聊天的目真的是希望你有一天不再需要它嗎？」 「我們做諮商是希望你能將在諮商中所學的或頓悟的東西運用於日常生活。」吳立健表明，他認為真正的諮商是一種雙向互動的歷程，而AI仍停留在被動接收使用者資訊的層面，對於連貫與整合使用者的狀態仍有一定的限制。心理師會整合個案的生命經驗與當前處境，陪伴其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比如說，你開始學會表達自己的情緒後，心理師會邀請你，開始漸漸以表達自己的情緒的方法告訴你的朋友或家人，你發生什麼事情。」吳立健強調，而這是AI難以達成的。 此外，心理師在諮商過程中也需肩負著風險評估的責任。「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會評估你是否有自殺風險，或具高度傷人可能性，於必要時進行通報。」吳立健表示，專業心理師有義務在危機出現時採取行動，以保障個案安全。相較之下，目前的AI系統並未具備實質的通報機制，即便使用者已表達出強烈的自我傷害傾向，也僅會跳出警語提醒，「他們會提供一些警語，例如自我傷害時該怎麼樣，但目前我還沒看到有系統會真的幫你進行通報。」吳立健說道，顯示出AI作為情緒支持工具，仍難以在使用者處於高度風險時，真正發揮保護作用。 在AI悄然成為傾聽者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傾向將心事先託付給機器，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楊啟正認為：「聊天與心理治療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東西。」隨著與AI聊天的深度與內容不同，可能逐漸靠近心理治療的範疇。 不過即使未來AI或許會在情感支持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也應時刻保持清醒並持續反思，警覺其中潛藏的風險。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書院院長曾元琦也提醒，人類的角色，無論實際使用AI、維運與後續保養階段都應持續存在，如何與之共存並妥善運用，將是這個世代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禮拜六晚上他爸爸一直打電話給我，說他（兒子）要辦理轉學的手續。」退休教師葉亞寧曾指導多個問題學生，他認為下班後處理學生事務已是常態，包辦學生照顧責任的教師，似乎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包袱。 學生團體「鉛筆藍圖」、教育工會及家長團體，2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為教師爭取「離線權」，意即教師下班後應擁有不必在線上即時回覆學生與家長訊息的權利，以維護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黃譯瑩解釋，現在社會需要討論教師離線權的主要原因是通訊軟體讓現代父母更容易透過訊息、電話傳遞他們的焦慮給教師。「現在每個學生都是家庭的寶，帶一個班等於帶了許多家庭，下班後還須繼續服務，家長的焦慮變成了教師的焦慮。」 有別於一般勞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東原認為教師被視為一種「志業」，需要有遠大的抱負。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逸飛解釋，「志業」的包袱讓加班或其他額外工作被視為教師「應該要做」的事情，形成一種道德壓力。在這種體系下，教師如果試圖改變現狀，反而會受到輿論的約束。 楊逸飛表示教師常被賦予「專業父母」的角色，學校教育幾乎要取代家庭教育的功能，許多的課後困擾來自家長對學生過於在意，因此會為了一些瑣事，頻繁聯繫教師，甚至期望立即得到答案。高雄某國小教師小花（化名）認為因為通訊的便利，家長覺得凡是只要問教師就能獲得解答，使學生對教師依賴度變高，導致教師需要應付更多的瑣碎事情。 台北市私立再興中學教師呂佳儒感同身受，他說：「有些家長什麼事都會打電話，忘記帶水瓶或藥品這樣的小事也會聯絡導師。」在網路與通訊軟體普及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時間及地點被延伸，下班後仍須隨時、隨地待命。這樣的狀況，也讓離線權成為教育現場愈來愈重要的討論議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張民杰認同離線權的必要性，「從教育本質思考，主張教師離線權對父母和學生也是好事，讓教師有充足時間休息，才能用心陪伴、教導和引導孩子。」小花認為離線權可以讓學生更獨立，承擔自己的學習責任，「這樣孩子會知道不能因為忘了帶東西就靠家長傳訊息問教師，必須在學校就把事情搞清楚。」 研究指出教師下班後越頻繁使用通訊軟體處理工作事務，工作壓力越大，且工作倦怠感越深。鉛筆藍圖總召傅瀚柏觀察到，「有教師害怕被究責而選擇回覆訊息，如果因忙碌漏看訊息，會被家長視為失職或不關心，結果家長就用1999或向教育局投訴。」傅瀚柏解釋立法可以提供一個保障，「透過法律訂定教師離線權的核心目的是讓教師有權力選擇是否回覆訊息，而不是絕對必須回覆。」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召集委員葛如鈞針對目前離線權的政策推行狀況，他苦笑道：「還沒有看到我們政府包括行政院、教育部有更明確的態度或方針。」他解釋離線權的具體實施會牽涉到細節，如是否加給、如何區分工作時間、不同學校類型的界定，都需要行政單位先有初步看法。 鉛筆藍圖提議，推動離線權立法會先有大的原則性規範，而具體的細節和實施方式則交由各個學校內部去制定符合其自身狀況的規定。傅瀚柏進一步說明，「國小、國中、高中的情況都不一樣，公私立學校的需求也不同，所以需要客製化。」 張民杰表示離線權的最終目標是讓親師生三方都能受益，但也指出透過立法主張離線權可行性低，因為「教師的上下班時間不像勞工那樣明確，有些教師沒課就離開了。」台北某私立中學人事主任林建中也以實際情況說明，「教師的工作時間不像公司上班族是機器必須持續運轉八小時，教師沒課時，可能在辦公室趴著休息，這在一般公司不會發生。」他解釋教師工作時間安排上的彈性或非連續性，與傳統嚴格界定的工時制不同，其界線很難拿捏。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小校長林啟誠也認為「離線」的界定對於教職來說仍有困難之處，「教師的工作對象畢竟是人，所以他跟勞工所謂純粹對事物或產品的生產線這方面的認定，會稍微有一點模糊空間。」 界線模糊外，蕭東原認為，教師工作性質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下班後會需要處理班級或學校的事務是難免的，「家長白天要上班，那我如果有什麼事，可能只有晚上才有時間聯絡教師。」針對此情形，蕭東原也建議家長需要有限度，他認為時間太晚，除非緊急情況，否則不需要打擾教師。 蕭東原認為緊急狀況的判定會因為教師與家長的立場不同，而很難界定，他說：「家長遇到緊急情況再聯絡合理，但當小孩忘帶聯絡簿，你不問（教師）作業內容，隔天沒交怎麼辦？」呂佳儒也認同未來離線權實施，可能會增加教師和家長之間的對立，「我要明確界定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很困難，有時候家長認為的大事對教師而言只是小事。」 呂佳儒認為處理家長打來的緊急事件是無法完全避免的，至於如何界定緊急情況，他分享自身準則，「我會將傷害到自己或傷害到別人的事情視為嚴重的，作為是否處理的取捨。」他解釋教師可以先思考事情最糟的結果，如果無法承受才回應，以免後續處置更勞心勞累，「既然選擇了教師這份職業，應有這種認知，即時處理反而能減輕負擔。」 楊逸飛提醒，離線權並非時間到就完全停止工作，而是要將時間用在真正需要的工作上，「特別是在對某些家庭功能確實需要協助的同學，教師一定是要付出那個時間的。」他表示如果未來在法規上設定太過僵化的時間界線，可能會讓真正有困難的學生擔心尋求協助。 林建中也認同離線權針對緊急情況應保有彈性，他建議家長，「如果事情真的很急，家長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教師，我相信教師看到來電也會覺得是急事而處理。」屏東縣某國中導師陳姊（化名）認為涉及學生人身安全等緊急狀況，在下班後，處理責任應該回歸家長，但他也提醒教師們，「許多緊急狀況是我們憑藉專業應該在平常就能觀察或處理，而非等到下班後變成嚴重事件才緊急聯繫。」 由於教師上下班時間及緊急事件的界定模糊，對於教師離線權落實的方式各方看法不同。黃譯瑩表示，若是要用法律約束教師離線，會讓原本彈性的親師溝通時間僵化，因此持反對態度。他說明，「立法最大的難點在於界定情境和查核狀態，教師如何證明真的離線或在工作。」他認為離線權的界線模糊，應交由教師自行決定其界線，不應該以法律進行管制。 林啟誠從校方觀點出發，他說：「我們也會希望導師不要因為有離線權這樣的主張，然後就變成切割得很清楚，因為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生。」林啟誠進一步解釋即使立法，學校仍會與教師建立默契，只要是緊急、必要、關乎學生安全、輔導或學習的事務，教師仍應依個案情況協助。 若要保障教師離線權，除了立法外，楊逸飛認為，內部機制的完善才是首要目標，學校應該設立其他管道，讓家長在緊急狀況時可以使用。張民杰提議，學校可以提供彈性回應窗口或AI客服，讓家長在緊急事件發生時能隨時聯絡。張民杰指出，善用好校安電話，可以由值班校安人員處理學生生命安全的部分，而不需要完全由導師處理。 為保障教師的休息權益，葛如鈞提出學校可以設立驗證教師是否有真正離線的系統。他舉例，台大的線上課程平台NTU　COOL提供私訊功能，因此教師可要求僅在此平台做聯繫，學校也較容易追蹤教師是否在下班後回覆學生訊息。林啟誠也表示，新竹市擁有提供教師上傳學生例行性上課資料的電子聯絡平台，鼓勵家長透過網站了解聯絡簿、考試、學生傷病、班級事務公告和孩子入班入校等資訊，不佔用導師下班後的時間，也可以達到親師之間的溝通平衡。 小花認為學校應該降低班級人數，因為一個教師帶二十幾個學生太多，班級人數少，教師才可以給予更多關注。陳姊最希望的是減少導師的授課節數，讓導師在白天有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或輔導學生，減少下班後聯繫的必要。對辛勤工作的導師，小花認為可以以提升導師費作補償，「導師費十幾二十年來都是新台幣 3000 元，和科任教師相比，導師工作多很多，卻只多賺 3000 元很不合理。」 除了制度上的改進，教師自身也能透過主動規劃與設定界線來保障自己的休息權益。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退休教師古教師（化名）表示，在他任教時，多半會在親師座談會時，就告知家長自己的管教準則，並與家長達成共識。陳姊也分享他與家長溝通的現行做法，「在一開學和家長溝通好交流方式，我不會給家長私人聯繫方式，而是以聯絡簿作為溝通管道，這樣未來有甚麼事情，也可以留下證據。」他也表示，若家長真的需要和導師電話聯繫，可以透過上班時間撥打辦公室電話。 林建中則認為教師自己需要建立強大的抗壓性，他呼籲教師應學會看淡很多事情，不要把所有工作都看得極端重要或認為自己不可取代。他相信，如果教師能自己判斷和拿捏事件的重要性，無形中就能建立自己的「離線權」，即使沒有法律規範，也能維持良好的下班生活品質。 林建中表示剛開始當教師時，很有成就感，覺得像牧羊人一樣引導學生。葉亞寧分享道：「我相信有很多教師剛進入到教學現場，抱持著熱忱，僅管被半夜打電話騷擾，仍秉持著教學本意，不厭其煩的回覆，但事後才發現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熱情被澆熄。」談及過去擔任新北割頸案加害者班導時，他為處理家長與學生的問題，來回溝通數次，這種無形的工時，往往不被納入正式的工作範疇，卻實實在在地消耗著教師們的精神和時間。 教師額外的付出和溝通，模糊工作與私人生活的界線，推動「離線權」背後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教師們在非工作時間，能夠真正地休息和恢復精力。離線權不論是否進入法律層面，現今仍需社會、教師及家長更多的對話，互相體諒，營造友善的教學環境。

【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辦公室裡，充斥成堆的標語布條和貼紙。「作為學生，我們應該要突破這個社會對『學生』兩個字的限制跟想像。」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副理事長許靜玟說。他娓娓道來投身政治參與的歷程，從香港反送中運動帶給他的啟發，到2020年罷免高雄前市長韓國瑜時和朋友籌組「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再到如今在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擔任幹部。「我覺得我作為青年會有一個使命感，或是說一個責任感。」他說道。 學生的身影穿梭在台灣歷史中的每個政治現場，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因交通紀律與日本警察爆發衝突，促成台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事件。台灣的學生運動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野百合學運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學生抗議行動，聚集上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野百合學運」不但影響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更培養出一群走入政治圈的「野百合世代」，掀起改革的浪潮。當時廣場上巨大的野百合塑像，至今仍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鮮明的符號。 這股改革的動能，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次爆發。為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抗議者翻過圍牆，佔領立法院靜坐，直至立院停止審議該協議。此後學生關懷社會、參政形成一股風潮，各所大學、高中相繼成立關心社會運動及公共議題的異議性社團，如國立臺灣大學濁水溪社、國立政治大學野火陣線、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等。 雖然十載光陰後的今日，青年社運和異議性社團的熱潮逐漸消散，但仍有大學生願意投身公共事務。今年4月，政大及多所大學的學生因應「2025年大泛藍立委罷免」，在校園中擺攤設置連署站，掀起政治與校園間界線的討論。 政大社會系教授黃厚銘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參與是公民責任的一環，而對這群學生而言，大學提供了更多接觸與學習政治參與的機會，讓他們能進一步實踐公共參與。然而，政治是否應該出現在校園內、進入校園的方式是否恰當等問題仍具爭議。政大學生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活動，並在臉書社團「NCCU政大學生交流板」發布訊息，就有網民留下「這沒領錢真的不信」等質疑言論。 「在校園內，不管是討論政治還是舉辦相關活動，都是在培養學生與社會接軌的能力。」政大野火陣線前社長李喻哲說道。他提到，許多大學生認為政策對自己沒有直接的影響，從而容易忽略關注社會的重要性，但一畢業進入社會，就會明顯意識到政策帶給自己的直接影響。「只是希望學生能花個一兩分鐘，了解今天台灣或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認為，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投身政治，也應培養基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關懷。 黃厚銘分析，大學生的行動往往動機單純，且敢於挑戰權威與發聲，這些特質正是進入社會後難以維持的寶貴資產。大學生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擁有更多時間和自由，也較少背負養家糊口的壓力，「就是 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他說道。 許靜玟認為，如今所有群體關注政治比例皆降低，不只出現在年輕人當中。他指出，社會沒有創造好的環境去讓大眾進行討論，他們表達立場往往會招致批評，甚至怨懟。「所以他其實是害怕，而不是不想。」許靜玟說。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年滿20歲的學生即已具備完整的公民權利，理應與社會大眾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空間。學生不只是學生，他們同時也是選民、公共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黃厚銘指出，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台灣社會對學生的政治角色，總帶有一層難以抹去的不信任。 目前就讀於臺大政治學研究所，也加入國民黨青年團的徐致遠認為，大學生的聲音常被貼上「沒有判斷能力、社會經驗不足、見識的不夠多」的標籤。他表示，社會大眾以政治骯髒、政黨洗腦學生等理由將學生隔絕於政治，這些發言背後隱含著對學生群體的不信任，將他們幼體化，認為學生沒有成年人的判斷力和政治知識。 李喻哲提及，他在進行公共倡議時被幼體化的經驗已經數不勝數，他無奈地說道：「做什麼都會被人家說『學生懂個屁？』」。 他認為社會應給青年的聲音更多空間，不應一方面期望學生將寶貴的一票投給利於國家未來的候選人，另一方面排斥學生談論政黨政治與社會議題。「這是自相矛盾的。」李喻哲分析道。 徐致遠表示，「有沒有（政治）判斷能力不是任何人可以去認定的，也不是國家可以去認定的。」徐致遠認為，政治判斷能力跟年齡或學生身分無關。「倡議或是公共參與並沒有分很多的身份，你無論是誰都可以進行這些行為。」許靜玟解釋。許靜玟說明，社會認為學生還在學習的階段中，是尚未完整的人，但學生其實是一個思想完整的人，與其他公民並無不同，同樣具備理性思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不應該矮化學生討論議題的聲音。 除了參與公共事務外，也有學生透過參與政黨來接觸政治。平時就相當關注政治的涂彥謙，去年暑假剛加入民進黨，他說：「我覺得民進黨是目前（政黨）價值觀裡面（和我）最相近的，我就想要抱持著試試看的態度加入。」民進黨青年部的活動組負責發想、協辦活動。涂彥謙認為辦活動能讓更多人認識自己想推廣的議題，是提出自己觀點的好機會。徐致遠也表示，走進政黨體制可以接觸到政治權力和資源，「他會把你當自己人，你如果要去推議題也比較容易。」 不過徐致遠也指出，加入政黨容易被外界貼標籤。「不管你自己本人的立場是什麼，你都會被這個黨的立場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徐致遠說道。徐致遠舉例分享，有人會因為國民黨親中親共的標籤，而懷疑他加入國民黨是否就是支持中共統一台灣。涂彥謙也澄清，身邊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盲目支持黨團決策，例如民進黨當政執行死刑時，便有許多黨內青年在社群平台上表態反對。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提及，台灣過去在黨國體制下，校園內不但設有國民黨黨部，更監視師生是否有反黨反國的言行，解嚴後的「政治退出校園」運動，便是希望校園能擺脫黨政軍的監管。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解釋，現今《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即是為了還給師生政治自由，因為校方不中立，等於在校園空間內扼殺政治自由，然而該條法律的內涵經常遭到誤解。政大學生在校內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收件時，學校便以行政中立為由，拒絕學生借用場地公開倡議。對此黃厚銘澄清道，《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中立原則，規範對象是學校，而非學生，因此不能支持或限制學生的政治立場。 林佳和說道：「在民主時代，不要把學校想像成純淨不受外界影響的封閉式無菌室。」他表示只有在威權統治下，才會將「乾淨」的校園視為理想，不允許師生在校園內表達政治意見。「不是黨和政不能在校園裡，而是不能像過去只允許單一政黨的活動。」林佳和語帶堅定地詮釋學校機關的「中立」原則。 政大野火陣線社員游博安則指出校園容許不同立場的重要性，如果為了讓學生理解不同政見而允許政黨入校宣傳，就要平衡各個黨派的聲音。「中立不會存在於真空之中，勢必要在多元並陳的狀態下，（才能）接近所謂理想中的中立狀態。」游博安說道。 針對校園內出現政治活動，政大學生阿茗（化名）擔憂，夾帶政黨利益的政治行動出現在校園內，可能操作學生的意識型態，拉攏學生加入特定立場，抹殺個人自主思考的空間。李酉潭反對校內有政黨組織，他說：「台灣政治文化跟制度都還不太足夠，過去的歷史脈絡、黨國體制遺毒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好，還有中共因素。」他認同政黨勢力退出校園有「矯枉過正」的必要，以避免政黨意識型態干預校園運作。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劉嘉薇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的必然，「學校不可能禁止（政黨進入校園）。」他說道：「最好的管理就是讓所有言論都可以在校園內發生。」徐致遠則補充，政黨應該要透過正當的官方程序存在於校園，如透過發函給校方申請公開政黨青年活動資訊，藉此提供學生理解政黨運作的機會。 「（民主）不需要動輒得咎，但也不應該毫無顧忌。」林佳和說。他認為，師生可以於課堂上自由談論政治，但必須在合理的界線內，例如教師不能以立場不同為由，藉扣分等方式侵害同學權益；學生亦不得因政治意見相左，便干擾教學秩序。「沒有一種民主或意見交換是沒有界線的。」林佳和說道。他更補充，言論自由以民主為前提，須建立在尊重人性尊嚴之上，應避免辱罵他人、鼓吹武力統一台灣等踩到民主紅線的言論。 「我自己的理想狀態，應該是大家都可以很自然而然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許靜玟說。不過他認為，台灣過去曾有白色恐怖的集體歷史創傷，導致社會氛圍不鼓勵相異立場之間交流，因此校園中的討論風氣，需要時間推動。許靜玟感性地分享，他看見台灣許多前輩為民主制度打下地基，激勵了自己守護台灣的真心。身為大學生的他認為，年輕公民是舉起火把照亮社會的人，將火把舉起，大家才會看到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專題記者蔣若暄、林宜婷、何依庭、潘慧芳報導】「我不會要求全部餐廳都對我這種怕動物的人友善，但至少讓我知道裡面有動物，讓我有選擇權。」顧客小花（化名）語氣堅定地說道。這句看似簡單的訴求，卻點出在「寵物友善」逐漸成為主流的趨勢下，部分顧客的不安與無力感。 近年來，隨著人寵共融觀念普及，寵物進入餐廳已越來越普遍。然而，在這波「友善」浪潮中，不夠完善的規定與標示未明讓某些聲音被忽略。也許，我們該停下腳步思考，如何才能達成真正的友善？ 「我那時候坐沙發區，看不到腳下的空間，結果貓突然從我腳邊跑出來，我嚇了一大跳！」小花憶起多年前的用餐經驗仍餘悸猶存。他解釋，餐廳門口沒有任何標示說明店內有貓，他也未被店員提醒，直到點餐時貓突然現身，才驚覺誤入了寵物友善餐廳。他坦言，由於當時毫無心理準備，突如其來的驚嚇讓他選擇立即離開，「牠就冒出一個頭，我才知道牠剛剛可能一直在我旁邊。」 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顧客小L（化名）身上。他回憶道：「當時完全沒有標示，也沒人提醒，結果隔壁桌的客人帶狗進來，直接坐我旁邊。」儘管對方有使用牽繩，但由於座位是長型椅，狗仍能沿著椅子靠近，「用餐過程中可以一直感受到牠在靠近，讓人侷促不安。」 這些經驗揭示出一個核心問題：部分寵物友善餐廳在資訊揭露上仍有不足，無法讓顧客在入店前清楚了解店內規範。顧客黃先生指出，多數的寵物友善標示位置不明顯，內容也過於簡略，「我印象中都是貼紙貼在玻璃門上，蠻不明顯的吧。」回憶曾在寵物友善餐廳打工的經驗，他補充，店家通常不會特別提醒，「會預期客人在來之前就從官網看過了。」但實際上，平台上常常未明確揭露資訊。 黃先生認為，資訊揭露應從最前端開始，而非等顧客入店後才發現與期待不符，「在訂位前，就應該有簡單敘述，讓消費者有預期。」至於標示應涵蓋哪些內容，小L提出建議：「希望包括店內寵物種類、數量，或是允許帶什麼類型的寵物進入，並明確規定是否可落地、在店內活動，或是需要牽繩、提籠。」 標示模糊不僅讓害怕動物的顧客措手不及，也讓試圖遵守規範的飼主感到困惑。飼主郭小姐指出，友善規定常因店而異，即使事先查詢也少有明確資訊，通常需致電詢問店家，才能確認是否可帶寵物、是否可落地與其他相關配套措施。然而，即使事前詢問，實際狀況仍可能與想像落差甚大。他曾去過一間寵物友善餐廳，卻在非預期情況下，被強硬要求用布蓋住寵物的頭，導致他的狗因為身處陌生環境又看不見主人而開始發出叫聲，讓他不得不一邊用餐、一邊安撫寵物，用餐體驗因此受到影響。 飼主Y小姐（化名）也曾因店家標示模糊導致不愉快的用餐經驗。他表示，當時看到Google評論店家自述店狗很友善，歡迎客人帶狗一起前往。實際到場後，他卻發現菜單註明店狗較敏感、容易吠叫，望客人多加包涵，讓人感覺跟評論有落差，難以清楚掌握資訊。 然而，即使有完善資訊揭露，飼主能否自律管理寵物，仍是影響空間是否真正「友善」的關鍵。Y小姐分享自己在帶狗外出前會主動了解規範，「我會先了解可否接受寵物進入餐廳，如果可以，是可以牽繩、推車或是落地。」他也會請店家事先詢問現場客人是否可接受寵物入內，儘量避免造成他人困擾。 郭小姐也說明飼主需盡到責任，他表示，沒有責任感的飼主往往是引起對立的原因，他希望餐廳的規定能清晰，事先告知顧客有哪些規定，飼主也能更好配合。 關於如何評估寵物是否適合進入餐廳，獸醫師蔡依津則從動物行為角度提醒，狗面對陌生環境時常會出現焦慮反應，「牠就是會不安、喘氣，還會舔嘴巴跟發抖。」這些看似微小的行為，其實反映出動物不適應環境，飼主應敏銳察覺並適時處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寵物友善環境發展協會理事長米爸（本名郭光文）也指出，台灣缺的不是「讓寵物更自由」，而是「讓飼主更有責任」的文化。我們習慣從「人」的角度思考寵物，覺得只要愛牠、給牠自由就好。但其實寵物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測、安心的環境，而這些都建立在飼主是否有足夠的認知與責任感。 他表示協會也正著手推動PFEDA認證，以星級制度呈現，依照寵物種類、場域性質與管理規劃進行審查，「像是大型犬與貓的活動方式與空間需求完全不同。而非飼主顧客也能有選擇權，不因空間混用而被迫與動物共處。」 針對寵物友善空間的相關規範，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規定，只要是合法商業登記的民間餐飲、遊樂地點、公共場所等業者，並開放空間讓家犬、家貓進入，同時提供周邊服務者，即可申請寵物友善空間認證。相關規定包含人寵餐具應分開、避免寵物進入食物製作區、服務人員應避免寵物在用餐時發生衝突等。 雖然相關規範已明文訂定，實際執行上仍存在落差，且規定能否在第一線場域落實，往往仰賴店家執行意願。 記者曾觀察到某店家在餐桌旁擺放店貓的水杯，周遭散落許多貓毛卻沒有及時清理，存在衛生疑慮。記者走訪另一家已登記的寵物友善餐廳時，也發現雖已設置門板阻擋，但店員出入時，店狗仍會趁機溜進後廚，不符合現行寵物友善空間規範。 不過也有值得參考的正面案例。有店狗駐店的餐廳飛起咖咖的老闆娘阿妃（化名）說明，店內座位以吧台為主，有助於減少毛髮掉入食物的風險。他指出，店內曾有飼主的寵物多次闖入廚房，因此規定必須牽繩，「那不是我的狗，也沒辦法直接驅離，所以才會規定牽繩。」對於顧客的不同需求，店家會主動協調座位安排，「如果有怕狗的人，我們就會幫他安排比較邊的位子，或是建議外帶。」 已登記的寵物友善餐廳呼嚕小酒館，店內也張貼明確告示，規定寵物需繫上牽繩並安置於座位旁，若有隨地便溺則需支付清潔費。經營者馬心韻補充，只要不影響其他客人，店內對寵物活動仍保有一定彈性。 店內飼養貓咪的啼岸餐廳，經營者Parson（化名）則分享，某次飼主帶來的狗與店貓爆發爭執，「兩邊開始叫，我就趕快介入把貓抱走，我手上就有被抓（傷）。」他回憶，曾遇客人看到貓咪後大聲尖叫，事後店員將對方換至店貓不會靠近的區域才化解衝突。 「從我打算選擇動物友善的時候，就選擇站在動物跟人類的中立點，而不是偏袒一邊。」Parson認為作為經營者，他須在飼主與非飼主間取得平衡，確保所有顧客與寵物的感受。 目前，台灣雖有法規涉及餐飲衛生與動物管理，但針對「寵物友善空間」的設計與管理，仍缺乏統一標準，實務上多仰賴業者自主規劃或地方政府指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林佳嫻指出，即使現行法規未明確禁止寵物進入用餐區，業者仍應採取措施，防止寵物污染餐點與餐具。他建議餐廳比照過敏原標示精神，主動公告場內可能存在動物過敏原，保障不同群體的健康權益。 此外，他也呼籲業者接受衛生訓練，例如：如何清理寵物排泄物、提高清潔頻率，他說：「業者與飼主的基本衛生知識不足，容易導致衛生疏漏或感染事件。」 針對法規該如何回應社會趨勢，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陳衍任主張，應建立統一的寵物友善認證機制，並訂定友善程度的分級標準，包括食品與餐廳衛生、寵物管理及用餐區域規劃。「透過法律規範，業者可以有個SOP流程，把寵物友善做得更完整。」他認為，認證機制的運作可確保業者依規範達到一定水準並履行責任。 此外，陳衍任建議，餐廳門口應設置明顯且明確的友善標章，讓顧客在進入前即能了解友善程度，以減少資訊落差。「有各種顏色的分級標章，紅色表示禁止（寵物入內），黃色是有分區，藍色是完全混座。」 相較之下，臺大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林明鏘則強調地方政府的執法彈性，他指出制度未必需依賴硬性限制與罰則，「可以變成一種守則，大家照著守則走，就會變得比較簡單、清楚。」他也說，透過制度化的共識與基本原則，不僅能讓消費者有事先預期，也有助於在飼主與非飼主之間建立理解與信任。 然而，制度與法規設計只是起點，若欠缺配套的社會觀念與行為改變，理想中的友善空間仍可能停留於口號。林明鏘點出制度落實的根本挑戰，他直言：「法律沒有那麼大的效力，法律只是跟著風俗走，那要靠什麼？靠教育​。」 林明鏘表示，現行教育政策對動物議題的重視仍有限，「教育讓它變成生命中的DNA。」他強調，唯有透過長期教育與公共溝通，尊重動物、理解他人需求、內化飼主責任與正確觀念，而非只因規範約束才遵守。當人人願意尊重不同群體的需求，才能形塑出一個人與動物共處共融的空間。

【專題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經常看演唱會的 Jennie（化名），在2024年參與了偶像美國巡迴演唱會所有場次中的三分之二以上，也看了很多拼盤演唱會，總花費加起來將近新台幣100萬元。他會為了坐到較好的位置拉高預算，也會為了提高拍攝偶像的照片品質而升級攝影器材。 喜歡參與簽售會的Aerin（化名）在近期的回歸上花了近新台幣200萬元，其中與偶像的單獨合照花到13萬元，兩次回歸花了近400萬元。比起購買周邊商品，他更喜歡和偶像一對一互動，目前參加簽售會的次數已經多到跟偶像如朋友般自然。 粉絲邱比（化名）在追星時期最大宗的支出是買偶像小卡，每天下課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臉書，反覆查詢小卡價格、刷新貼文、跟單、找代購，少則一、兩個小時，多的時候甚至會花上三個小時，希望自己能「集齊全套」或是搶到一張要價新台幣上千元的稀有卡。 上述這些龐大開銷，都來自年僅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為了更接近偶像或表達對偶像的支持，許多粉絲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隨著韓國流行音樂（K-POP）的成功，各大娛樂公司也順勢推出許多服務和產品，試圖吸引粉絲持續投入，儘管滿足粉絲的情感需求，卻也在無形中「綁架」了他們。 「從首爾回美國待不到兩天又飛首爾，連續兩次。一年飛了七十多個航班，雖然很累，但見到我喜歡的偶像就感到很幸福，他知道我為了追他很累，所以（偶像）也會加倍關心我。」粉絲Abby（化名）幸福地說道。像Abby這樣願意投入大量金錢追星的粉絲並不少見，在本次的訪問中，粉絲的追星花費從新台幣一、兩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為了能與偶像近距離接觸甚至互動，他們甘願付出龐大金額。對粉絲而言，投入的從來不只是金錢，更是情感的投注與對偶像回應的渴望。對此，諮商心理師李家雯表示，人們會想找尋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投入一些金錢在周邊商品，就好像跟偶像可以同在，或者是有連結感。」他說道。 另一位粉絲 Sun （化名）也詳細地向我們介紹自己與偶像認識的過程，「剛開始他還是一名需要粉絲的練習生，而我給了他所需要的支持、他給予我對生活的滿滿動力。」他說道。對於 Sun 來說，花錢與偶像見面是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正因為他曾被偶像閃閃發光的模樣所照耀，所以認為花一點錢在偶像身上也無傷大雅，「透過他的眼裡，我看見了豐富多采的世界，看見他次次逆境中開出燦爛的花，如果他幸福的話我會比他先流淚，這樣愛一個人的情緒我想只有追星可以帶給我。」他感性地說道。 「在消費的過程當中，粉絲們能夠得到一種正向的情緒補償，或者是正向的情感連結。」李家雯補充，粉絲之所以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背後原因雖多，但核心不外乎是將自身的情感與感受投射在偶像身上，進而驅使持續性行動——越追越多，最終演變為一種循環。 當代偶像產業的商業模式不再單純依賴音樂作品本身，而是結合許多精密設計的消費機制，將粉絲的愛「商品化」。從專輯附贈的隨機款式小卡、特典與簽售抽選，到私訊應用程式「泡泡」等，皆為娛樂公司經過層層設計創造出的情感交換關係——購買越多，參與越深，與偶像間的關係就更加緊密。這些機制為偶像產業製造稀缺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就能突破門檻，這樣的稀缺性對多數人而言是限制，卻同時為少數人打開以金錢換取「被看見」機會的捷徑。粉絲購買的不僅是作品本身，更是展現投入程度的象徵性資本。 代購Kpop.fashion.tw說明，過去粉絲會購買偶像推出的一般專輯，有些人甚至會一次性蒐集官方發行的所有版本。然而如今，除了專輯內固定附贈的小卡外，還出現來自不同通路的特典小卡，導致大量購買特典專輯的風潮日益明顯。「因為小卡是官方隨機給，他（粉絲）可能會為了拿到比較想要的款式，一次買個十本、二十本，甚至有可能買到一百本，就是為了那張特典小卡。」Kpop.fashion.tw補充道。此外，Kpop.fashion.tw也提及，有些粉絲願意花費新台幣四、五萬元購買簽售專輯，為的是增加中籤機率，以獲得跟偶像面對面交談的機會。 「因為愛是很虛無的，要怎麼展現你真的很愛他呢？一部分是透過掌握具體的物質，就是你可以展現給別人看的東西。」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王淑美說道。除了購買商品支持偶像外，另一項要價不菲的追星途徑為「追線下」——即粉絲親自參與線下活動。王淑美表示，歌曲、影像皆可以複製，但實體演出卻無法複製，粉絲能實際見到偶像的時間極其有限，娛樂公司正是利用這點，透過見面會、演唱會，製造出獨一無二的時刻，吸引粉絲投入大筆金額，只為爭取來自偶像的稀缺注意。 正在研究粉絲與偶像親密關係的政大傳播碩士學位學程三年級學生王孟肜解釋，現今的消費模式反映出一種娛樂公司將偶像作為情感商品，並大量被販賣的現象。粉絲透過消費獲得「類戀愛」的情感體驗，讓投入金錢成為他們換取情感的一種方式，「粉絲經常會說：『我之所以花錢，都是因為我愛你們啊。』」王孟肜笑著說道。 「娛樂公司在宣傳偶像時，也會為粉絲跟偶像的連結下定義，如果你（粉絲）愛我（偶像），你就要做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粉絲社群的潛規則。」王淑美也指出，由於粉絲都聚集在一起，社群凝視的力量強大，迫使粉絲在不知不覺中去滿足娛樂公司的消費要求。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柯裕棻補充，社群媒體也容易讓粉絲之間的比較與炫耀被放大，「比如一場演唱會的參與者大概幾萬人，可是一旦放到網路上不斷傳播，馬上就被全世界的粉絲看到了，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事件）。」正因如此，在這樣的情感消費模式下，粉絲們有時也會感到負擔與壓力。 在商業化的偶像產業中，粉絲因深厚情感而投入大量金錢與心力，以換取與偶像更深的連結。想到可能連續三個月見不到偶像，Jennie感到近乎窒息。為了緩解與偶像分離引發的不安，他毅然決定前往美國，跟著偶像一起巡演。這樣的舉動在外人眼中或許瘋狂，但對Jennie來說，這段旅程成為他人生中難得又珍貴的回憶，「我從不後悔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坦言。 對於Sun而言，追隨尚未正式出道的練習生，也是一場漫長等待。他為了幫助偶像提升銷量，經常會大量購買各種周邊商品。「每次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購買，但從下單到真正拿到商品，需要經歷近四個月的等待，而真正感到開心的，只有拆開包裹的那一刻。」他也在採訪中坦承，大量的周邊堆積在家，不僅佔據空間，更時常讓他感到苦惱。 Abby也表示自己有時會因為飯圈文化而有壓力，「因為想成為最愛他的人，所以一直不停的去（參與）活動。」他補充，自己在社群上經營粉絲帳號，記錄參加過的活動點滴，不料卻因此引來網友造謠他「為了追星不念書」，甚至遭受無理謾罵，使他感到困擾和委屈。粉絲ww（化名）則坦言，偶爾會羨慕分享很多稀有收藏或中籤高額簽售的粉絲，「但我通常會轉念思考自己有沒有其他參與或支持的方式，而不是讓自己陷入比較的情緒中。」他說道。 「粉絲們會用這種消費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情感的本真性，就是用買很多，或者是對他的事情瞭若指掌，來證明我對他的愛是真的。」柯裕棻解釋道。他提及不管是情感勒索，或是某一種競爭比較，都是在區隔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李家雯則說明，人類習慣用量化來看待自己的價值，而花錢是最容易量化的方式。他認為，每個人的資產和消費觀皆不同，花費金額多寡不能完全代表愛的程度，因此用量化來比較「愛」是沒有意義的。 談到粉絲即使面對壓力仍甘願為偶像付出的心態，王孟肜認為，娛樂公司大多以異性戀視角進行企劃和設定，因此常出現將偶像想像為男友的「女友粉」，或視偶像為兒子的「媽粉」，「粉絲會被困在這種關係裡面，會一直認為自己是像女友、像媽媽的關心，所以就要更加付出或是犧牲。」他說道。 各娛樂公司為了盈利不斷包裝藝人、推出多樣周邊商品與服務，粉絲則為了量化自己對偶像的愛、拉近與偶像之間的距離等原因而願意消費。當花錢支持成為習慣，也讓這種以消費為驅動的追星文化，難以被撼動或中止。邱比以粉絲的角度期望道：「希望整個的產業能夠往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娛樂公司不要再單純把偶像商品化，而是願意傾聽粉絲的聲音。」ww也補充，希望產業整體的節奏可以慢一點，不用總是趕著參與每一件事，或害怕錯過什麼。 現今也有越來越多粉絲呼籲大眾健康、理性的追星，李家雯表示，健康的追星應該要在過程當中感覺到被滋養、有量能，且不取代真實的生活，追星可以帶來快樂，但它不該成為唯一的快樂來源。Sun便是這樣的例子，他認為自己是理性的追星，「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只是我的人生目標鑲嵌著有關他的一切，以前考大學的時候因為偶像很優秀所以一直把他當目標前進，得到了滿滿的動力也沒有荒廢人生，最後得到了很好的成果。」 同樣身為粉絲的李家雯也分享幾個健康追星的方法，首先要保持自主意志——購買周邊、參加活動應該出於真心喜歡，而不是因為大家都在做。另外，除了演唱會、看相關影片等較單一的追星活動，李家雯也建議粉絲可以拓展追星行為，「比如偶像喜歡爬山，我也跟著去爬山，這過程當中好像在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最後李家雯提醒，追星可能不是一時，而是追一輩子的長久連結，因此更需要練習適時地「登出」。當偶像暫時沒有消息的時候，或許他正在為工作而努力，粉絲也該把握這段時間，專注在自己的生活與成長。行動上的抽離，不代表心理不愛了。唯有在愛與自我之間找到平衡，才能讓追星成為一種持續而健康的陪伴。

【記者李宸緯、王振驊、廖奇典、姚孟汝報導】偌大的廳堂裡，棋盤在長桌上一字排開，數十位小棋手專注凝視著黑白交錯的盤面，落子聲和計時器的聲響此起彼落。這裡是台北市體育總會舉辦的新苗成長盃，也是許多孩子的圍棋比賽初體驗。賽後，優勝者抱著獎盃回家，如果他們決定走上圍棋的道路，便會來到一扇名為「職業棋考」的大門前，而門後是多數圍棋愛好者的終極目標——職業棋士。 在圍棋這項專業領域上，從小投入至關重要。多數棋手是在年幼時，由家人引導入門，進而踏上棋藝之路。現業餘7段的吳肇漢在父親的引導下，自幼稚園開始圍棋生涯，小學便進入棋院接受專業訓練。另一位棋手楊孚德起步稍晚，在七歲時才接觸到圍棋。他分享，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父親將他送至圍棋老師門下學藝，從此踏上學棋之路。現年20歲的曾子倫也因家人引薦而在小學時加入圍棋社團，「爸爸覺得圍棋可以練定力就讓我學圍棋。」他說道。曾子倫後來經啟蒙老師的推薦進入中華棋院暨兒童圍棋道場，進一步專精棋藝。 業餘圍棋的程度鑑定有級位與段位之分，初學者必須從級位開始挑戰，當棋手參與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棋協）的升段賽，在比賽中取得4勝1敗，即可升至段位。目前國內的業餘段位制度主要分為1至7段，棋手得不斷地在賽事中取勝才能升至更高段。而業餘6段以上的棋士，便有資格參加一年一度的職業棋考，成為令人憧憬的職業棋士，「那時候有聽老師講到有職業棋士這個東西，就是圍棋走到比較頂端的時候就會變成職業棋士，算是有嚮往。」現職業三段棋士詹宜典說。 職業棋士的晉段之路相當嚴苛，許多強者在這扇窄門之前倒下，使之成為一項極具難度的目標。曾子倫在經過無數的對局中磨練實力後，成功站上了業餘6段的門檻。然而，當他在試圖邁向7段的關卡之中，卻如同撞上一堵無形的牆。在台灣，升業餘7段的比賽通常是在64名選手中取一名，這和業餘5段升6段的16取一有很大的難度落差。一次次的挑戰與失利，讓曾子倫的信心逐漸被磨蝕，「想要像以前如此輕鬆升段或得名，已經做不到了。」曾子倫回憶起過往時說道。面對停滯不前的現實，他開始對圍棋感到迷惘，甚至有段時間幾乎完全放棄了棋盤，直到決定轉入大安國中圍棋重點班後才漸漸地拾回對於圍棋的熱愛。 「其實就考職棋（職業棋士資格）的年紀來講，國二已經算比較大了。」曾子倫坦言，多數想考取職業的棋手，會從小學開始密集訓練，國中起步便難以追趕他們的腳步。除了時間落差，學業壓力也是一道難以跨越的牆，當時的圍棋老師建議曾子倫，可以效仿自己以前讀私立學校的做法，跟學校請假來處理沒時間練棋的情況。然而公立學校不容許這樣的做法，這也導致曾子倫後來遭通報中輟。國中這段練棋的時間對曾子倫而言，不僅是學業的挑戰，也是心理上的壓力，「那段時間算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候。」他回顧道。被通報中輟的同時，曾子倫更因為學校的事情背負壓力，「那時身邊一些同學的家長對我有偏見，甚至因此同學間會出現言語霸凌。」他說道。此時的曾子倫，面對的不僅是外界的質疑與冷眼，還要承受比賽成績接連失利的打擊，業餘6段的多場比賽中，他在六盤局裡都僅獲得二至三勝的成績。而這一切，直到他在2020年拿下台灣具代表性的業餘比賽，吳彫枝盃全國圍棋公開賽冠軍，成功升上業餘7段，外界的眼光才開始逐漸改變，「此後身邊就已經沒有再聽到什麼我棋力不行之類的話。」他說道。 吳肇漢也經歷過這段學業與棋力的拉鋸，回憶起在新北市南山中學圍棋專班（現為南山中學圍棋隊）的日子，他曾試圖兼顧課業與棋藝卻力不從心。「我們早上只上四節課，下午一點到晚上八點半都在圍棋班。」吳肇漢說道。這些棋手回家後還要應付課業、持續練棋，往往難以應付緊迫的時間壓力。為了補上學科進度，吳肇漢的家人曾花費近十萬元購買線上學習教材，仍因無暇使用而徒勞無功。最後，吳肇漢選擇全力拚棋，放棄課業，然而在強調升學的社會氛圍中，這樣的決定難免招致父親質疑。針對棋手們的困境，中華圍棋職業協會執行秘書周平強說：「不要想兩件事都要同時完成。雖然是有可能，但真的會非常辛苦，不如專心選一條路發展。」 對於想升段甚至往職業化發展的棋手而言，國中才開始學棋已屬晚起步。多數專班學生必須在短時間內追趕棋力、應付比賽，又不免被升學制度緊箍。圍棋與課業之間的取捨，從不是輕而易舉的決定，而是每位棋手在時間與壓力之中不斷拉扯出的抉擇。更殘酷的是，並非每位走入專班的少年，都能順利走出自己的棋路，這項制度為熱愛棋道的少年提供舞台，卻難以保障一條通往職業的穩定出口。 升上業餘7段後，曾子倫成功申請自學，開始積極準備職業棋考。此後的四年裡，打譜（註一）、解死活題（註二）、線上對弈成了曾子倫的日常，他閉關修煉，棋力日漸提升。曾子倫如此拼搏的主因，便是台灣嚴苛的職業棋士考試制度。 註一：覆盤已結束的棋局，嘗試理解每手棋的意圖以增進棋力。 註二：針對棋盤上的局部棋型，思考攻擊或防守的最佳策略。 在台灣，有兩扇大門為想當職業棋士的人們而開，成為「院生」或報考「社會組」，但無論哪扇門，都會在20歲之後無情的關上。這項嚴苛的規定，源於國際上逐漸降低的職業棋士平均年齡，「像社會組本來是30歲，現在是20。院生以前也是22（歲），現在是16。」中華棋協常務監事陳昌言說。據研究，相較於前人，近代職業棋士在更年輕時就達到更高的實力巔峰，隨後開始迅速下滑，如近幾年剛成為職業棋士的Z世代會在25歲前開始衰退，這意味著若太晚當上職業棋士，便可能錯失寶貴的巔峰期。 在這樣的背景下，「院生」制度應運而生。「院生」是指在小學就已升至業餘6、7段，並在特定機構的年度選拔中脫穎而出的棋手，「我們目前院生招收進來的上限是大概14歲左右，到國二之後就算超齡了 ，可能就沒有辦法來考院生選拔。」海峰棋院院生師範曾品傑說。從十二月到隔年的六月，48位院生每週末會在棋院裡集訓，上午聽棋譜講解，下午進行密集的分組排名實戰。半年後，積分最高的12名院生將獲得資格進入「院生組」職業棋考，最終勝出的前兩名將成為當年度的新科職業棋士，而剩下的十人則有第二次機會，直接進入「社會組」複賽角逐職業資格。 當院生的日子總是在競爭中度過，從各地來的小棋手個個天賦異稟，都為了僅有的兩個名額傾盡所有。初來乍到的菜鳥往往會在敗戰中，體會何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那時候的（院生）A組後來很多都是（成為）職業（棋手），就是一個我比他們大，還完全下不贏的概念。」楊孚德提及自己院生時代的「怪物」們，自那時起他明白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竟能如此巨大。「那一年升到A組後我是全敗。」他苦笑著說。 而其他和曾子倫一樣非院生的業餘6、7段棋手則會報名「社會組」職業棋考。初賽會以瑞士制（註三）篩選出約14位的選手，加上院生組落榜的十位院生進入複賽，這24名選手會分成兩組進行，他們必須在12人的車輪激戰中擠進前四名，才能進入決賽圈，最後決賽階段則在兩組晉級的共八位選手中決出兩位，成為新科職業棋士。 註三：瑞士制是比賽配位的規則，成績相同或最相近的選手進行比賽。勝者獲得1分積分，負者不得分，平守則雙方各得0.5分。不管勝負如何，所有選手都進入下一輪。每一輪的配位根據此前的積分決定，勝者對勝者，負者對負者。 不同於院生只有12人的「少數菁英」競賽，社會組的初賽很容易就有上百人報名，抽籤的運氣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曾子倫提及自己某一年倒楣的經歷：「我那一區剛好是有進社會組決賽的人全部抽在一起，基本上每一輪都相當於最後決賽大廝殺這樣子。」職業棋考的另一個特點是充足的思考時間，當每一手棋都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微小的失誤就變得更加致命，這也帶給棋手更大的心理壓力，「我其實很享受下慢棋，但因為自己信心不太夠，可能就更猶豫，然後下了又畏手畏腳這樣。」另一位棋手陳芊瑜坦白，他覺得下慢棋能提高雙方對弈的水準，卻也因為棋考的壓力而未能如常發揮實力。 「2020年（我）是直接初賽就被刷掉，2021因為疫情所以沒有（比賽），然後22到24年都有去考。」曾子倫回憶起數年來的征程，自己從職業棋考初賽、複賽，最後晉級到決賽，每年都再更進一步。2024年是曾子倫最後的機會，他一路過關斬將、殺入決賽，最後戰績與另一位棋手並列第二，進入加賽環節，哪一方獲勝便榮升職業棋士。「其實在考試前，我沒有直接把他當成自己最主要的對手。」曾子倫回憶當時的對手：「因為我的棋風算剋制他，所以（在棋考前）我當時還沒輸過他。」複賽的11盤棋，曾子倫豪取八連勝，幾乎已提前拿到決賽門票，輕敵的他在第九盤與這位棋手對奕時大意輸棋，也感受到對手的棋風開始有所改變，「當時我其實放得有點太鬆，下得沒有那麼謹慎。」曾子倫說。兩人於決賽再度交鋒，對局中曾子倫漸漸感到有些吃力，但仍艱難贏下，然而最後的加賽終究功虧一簣，「我那時候感覺我一開始就吃虧了，然後一下子就崩盤，那盤棋就輸掉了。」曾子倫說，語氣出奇的平淡，而他的職業夢也就此畫上了句點。 落榜對於棋手們的打擊非同小可，對他們而言，圍棋在過去幾乎佔據他們人生的一大半，並於其中投注大量地心思和時間。楊孚德後來仍有參加社會組棋考，但依然無緣職業棋士，提到落榜後的心境，他說：「我後來大概廢了一年，我自己什麼都不想做，過了一年，有點像在療傷，當下應該沒辦法接受（比賽結果）。」 不過即使通往職業棋士的大門已經關上，也不代表棋手們的圍棋生涯就此戞然而止。在職業棋考碰壁後，曾子倫選擇教棋維持生計，「我目前手上都是個別課的學生，應該是三到四個，也有當國小助教，之前有段時間，是在棋院當那種『奕廳老師』（註四），但薪水沒有到我想要的程度。」他補充。而楊孚德也分享他在教棋這條路上的心路歷程，高中開始自學的他，脫離校園生活已有一段時間，因此後來進入大學後，他發現自己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也對於這樣的生活感到疲倦，「所以我後來就是沒讀（大學）了，剛好以前的高中老師有找我去教棋，然後我才開始朝教學這件事情去執行。」他說。此外，他提到在教學的過程中，學員的回饋，使他逐漸走出落榜的陰霾，「我後來回去讀大學的時候，其實面對人群我有點沒辦法，但是小朋友是單純的，當你在台上跟小朋友講話的時候，你就開始對於接觸人群這件事情慢慢地克服。」楊孚德補充道。 註四：在圍棋中，「奕廳」指的是與同儕間練習對奕的場所，而奕廳老師則負責在旁指導學員下棋。 除了透過教學維生，也有部分業餘棋手透過賽事獎金賺取額外收入。曾子倫補充：「有一部分人當年社會組就差一點考上，最後就是在臺灣當獎金獵人。」但同時，他也強調，能以職業賽事獎金維生的棋手並不多，最終還是必須另謀出路。海峰棋院院長林敏浩說明：「現在大概是業餘初段到7段之間的比賽會有設小額的獎金，業餘最高段位是7段，6、7段組的獎金是會多一點，多的話大概是可能1萬5000至3萬，然後一年可能會少數有一、兩場5萬甚至10 萬的。」 上述提到的收入來源，對於這些棋手而言僅能提供溫飽，該如何運用現有所學找尋合適的工作養活自己，成為這些棋手的一大課題。身為棋手母親的廖容惠，一路看著自己孩子在圍棋這條路上成長，他說道：「年齡越大的話，變成要受到未來的經濟壓力，家裡不可能一直養著你去比賽，你一定要學會去賺錢養活自己，這是每一位棋手所要面臨的選擇。」 對於這些棋手而言，為準備職業棋考而荒廢的學業，成為追上同齡人的一大鴻溝。海峰棋院院生師範曾品傑補充：「當國中、高中一直都自學在圍棋上，其實已經落掉了蠻長一段的學業，哪怕大學再回去念書，相對唸國、高中共六年的同學還是稍微辛苦一點。」不過仍有部分棋手在進入大學後，全力經營課業、社團活動與人際關係等，踏出全新的方向。陳芊瑜在無緣職業棋士後，便專注於校園生活並考取研究所。目前在遊戲產業工作的他，運用在大學所學到的數學專業，協助公司開發遊戲。而吳肇漢後來則就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語系，他分享：「我以後應該會想當老師，就一般老師，還有英文老師，這些我應該都會去考，圍棋的話可以當作外快，還可以順便接個社團老師。」雖未能成為職業棋手，但他們憑藉圍棋磨練出的專注與韌性，早已在另一個舞台上綻放自我。 Go Go先生（賴昶宏）為目前國內少數從事圍棋自媒體的Youtuber，曾因沒考到職業棋士資格而一度迷茫，不過結合傳播領域的能力與知識，他走出與一般棋士不一樣的路。他說：「我開始思考，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能夠留下什麼東西，所以我開始往（自媒體）這個方向去走、去做推廣，不像以前純走競技。」他也期盼透過影片的製作，分享自身經驗，讓後輩看見圍棋不一樣的可能性。 無論是職業棋考的落榜者，或是中途轉換跑道的棋手，從這些真實經歷來看，即便在不同的道路上奮鬥、從事的行業與圍棋無關，但他們的生活依舊與圍棋有所連結，圍棋的精神也深刻地烙印在他們心裡。楊孚德強調：「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的話，可以發現其實下棋對人生的幫助真的很大。因為每一手棋，就像你人生中的每一個決定，都會有它的意義存在。」或許離開了棋局，但圍棋早已成為棋手們生命的一部分，靜靜地引導著他們走向各自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