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似乎我的每個感受那些主持人都懂。」戴上耳機，亨利（化名）彷彿打開一扇通往空中的大門，耳機內悠悠傳來Podcast節目主持人閒話日常的笑聲，「就像老朋友在跟我聊天。」這股熟悉感，填補了一天中他獨自感到疲憊的時候。 「我最近分手，常常覺得特別寂寞。」亨利坦言，「但現實生活中朋友不可能永遠都有空陪你。」 當他自己一人出門，卻突然想要找人說話時，他就會找熟悉的Podcast收聽。他表示，即使和主持人身處的時空不同，Podcaster在節目中揭露自己過去較黑暗、隱私的情緒和經驗，反而能提升他對他們的信任，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亨利也分享平常他愛聽《劭中胤翔》，「他們的心得讓我覺得很有共鳴。」當他遇到生活難題時，他會參考Podcaster提出的建議。聽眾Lauren（化名）亦分享，每次聽到別人有類似經驗時，「好像自己的內心被安撫到了。」 不少年輕聽眾像亨利和Lauren一樣有收聽Podcast的習慣，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4年度傳播市場調查結果報告中指出，16到25歲收聽的人數比例佔27.9%為最高。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黃葳威指出，聽眾在收聽Podcast時具有自主性，可以選擇播放的速度和集數，而其低社交需求的特性也成為Podcast迷人的地方，「Podcast不會過度干涉我們的生活。」諮商心理師海苔熊（化名）亦說明，Podcast具有「穩定更新」和「可重複收聽」的兩項性質，能夠給予聽眾缺乏的陪伴。而諮商心理師杜珝萌則從依附理論的角度解釋，聽眾可能在收聽時產生「原來世界上有人跟我擁有相同」的想法，或者聽眾渴望收聽Podcaster分享他們所欠缺的生命經驗，兩者皆容易讓聽眾跟Podcaster產生連結。 而亨利也認為，因為戲劇會預先撰寫好腳本，相比之下，Podcaster在節目中的互動方式自然且真實，因此當他感受到寂寞時，他傾向從Podcast中尋求溫暖。Amanda（化名）則分享自己在失眠時會聽《台灣最好睡的Podcast》助眠，他表示，「如果是用YouTube，我可能會被其他影片分心。」Podcast相較YouTube，其僅有聲音、沒有畫面的特性，讓聽眾反而可以更專注在Podcaster的聲音呈現方式。 Podcast的影響力，往往從節目融入聽眾的日常生活開始。由劇場演員皓嵐（化名）、原慶（化名）共同主持的《善嵐慶女》節目內容圍繞如拜拜、星座等生活大小事，皓嵐形容它是「陪伴感很強」的節目。依兩人觀察與後台數據，節目聽眾年齡多落在25歲至40歲之間，並以女性、男同志為主。皓嵐認為，節目氣質會吸引對應的受眾，「不同的Podcast節目養出來的聽眾會跟主持人很像。」基於這種相似性，加上長期聆聽節目，聽眾逐漸對主持人產生信任感。皓嵐提到，聽眾常透過私訊Instagram等社群，把他們當成「樹洞」，分享自己在身心狀況不佳、失去父母等黑暗時刻，如何靠著節目的陪伴暫時撐過現實；原慶則記得，有聽眾在美國生活將近一年，透過節目排解鄉愁；也有聽眾在徒步行走西班牙「朝聖之路」期間，靠著收聽節目撐過漫長旅程。皓嵐說，做節目時從未想過，自己的聲音有天能成為「空中支持的力量」。 這種支持之所以能成立，除節目內容本身所致，也和Podcast作為聲音媒介的特性有關。《告白那一刻》主持人內克（化名）自廣播電台發跡，進入Podcast後，他發現不能只複製廣播訓練裡「主持人負責引導、來賓負責輸出」的模式。內克分析，廣播依附於電台組織，主持人多半扮演服務受訪者的角色；但Podcast以創作者為核心，聽眾留下與否，主持人的個人魅力變得舉足輕重。「做Podcast可以更肆無忌憚，因為我的服務性可以完全拉掉，我們可以對等地交流。」內克說，主持人的風格、自我揭露與觀點，都是吸引穩定受眾的關鍵。因此在內克的節目裡，主持人不再只是把話題交給來賓的人，「我的主持比例會拉到45％，甚至55％都有可能。」 除了主持人角色的改變，收聽Podcast的情境，也進一步拉近聲音與聽眾身體之間的距離。內克觀察，廣播過去常仰賴清楚咬字與較誇張的聲音表情，因為聲音多半經由車用廣播、收音機傳出，和聽眾之間存在距離；但 Podcast 多透過耳機收聽，聲音更加貼近身體，若主持人過度表演，反而容易讓聽眾覺得不真實。此外他認為，Podcast之所以更容易建立信任，正在於它能讓人有脈絡地聽完一段想法或情緒，「我們常說聲音是一個很深情的媒介，它親密性很高。」諮商心理師胡安然（化名）解釋：「當這個主持人與我們之間有某些特定的共同性，我們就會傾向與他連結，並且把他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也正因如此，Podcaster不只是傳遞資訊的人，其語氣、觀點與生命經驗，都可能成為聽眾投射情感的依據。而當這種信任逐漸形成，Podcaster如何揭露自己，便成為影響力能否延續的關鍵。 杜珝萌指出，Podcast中的自我揭露之所以容易打動聽眾，與團體治療中的「普同感」（註一）有關。當主持人在節目裡說出失戀、低潮、家庭創傷或其他難以啟齒的生命經驗時，聽眾可能因此感覺「原來不是只有我在經歷這種痛苦」。他也提到，這類分享還牽涉到「存在性因子」（註二）：聽眾不只是在聽別人的故事，也是在觀看他人如何面對生命中可怕、討厭或難以承擔的議題，並從中看見希望。 註一：普同感（universality）：團體心理治療中的療效因子之一，指個體在他人相似經驗中，意識到自身困境並非孤例。 註二：存在性因子（existential factors）：團體心理治療中的療效因子之一，指個體覺察自由、孤獨、死亡等限制，並承擔自身責任。 然而，越要讓聽眾覺得自然，Podcaster越需要判斷哪些情緒可以留下，哪些段落必須剪掉，哪些自我揭露能推進對話，哪些只是情緒宣洩，因此真實感不代表毫無設計。皓嵐表示，兩人在節目中分享的故事皆是親身經歷，不會刻意為了效果編造；原慶也補充，若聽眾覺得誇張，「那都是我們的本性。」即使如此，他們設計訪綱時，會思考每集如何帶入氣氛、起承轉合與結尾，只是題材大多仍從生活出發。內克甚至認為自我揭露「有點企圖性」，他舉例，主持人的揭露不能只是「我最近有點沮喪」，還要說出自己走過的路、得到的體悟；但揭露的目的仍落在聽眾身上，「我的自我揭露能不能引起共鳴？」 其他Podcaster也有類似的思維。《指南錄一段》主持人Ryan（化名）會思考故事怎麼講更吸引人，是否加入吐槽或笑話；另一位共同主持Terry（化名）則說，自己在節目上會更認真聽別人說話，思考如何提問。《傷心酸辣粉》主持人大豆（化名）也表示，他不會為點閱編故事，後製時若發現情緒太滿、太自溺，就會剪掉，因為他想分享的是「我們一起走過的坑」，而非把傷口撕開供人觀賞。這些看似自然的聊天，其實都帶有對節目節奏與情緒分寸的意識。 Podcast能提供情緒安慰，但當節目被反覆收聽、主持人的話逐漸累積成信任，其影響也隨之擴大。諮商心理師海苔熊指出，由於現代人長時間活躍於網路，線上人際互動的品質會影響個人線下生活滿意度與心情。 當線上陪伴逐漸養成信任，創作者說出口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對聽眾造成影響。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專任教授葉蓉慧也指出，許多Podcaster並非傳統媒體工作者，創作時可能只從自身經驗出發，未必意識到社會責任。她說：「現在Podcast很多時候就是素人，他就單純只是講他自己的想法，沒有去考慮到他的社會責任。」她也提醒，Podcaster的資訊來源通常難以確認，節目中的看法也不一定適合每一位聽眾。聽眾E小姐（化名）便舉例，有些節目中的發言，聽起來更像朋友私下聊天時會出現的評論，搬到Podcast上公開播出未必妥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沈宗倫進一步表示，Podcast目前尚無專法可管，只能以節目內容作為判斷罪責的主要依據，例如是否涉及引人犯罪、侵害他人隱私與權益等。 因此，關鍵不只在於外部規範是否足夠，也回到創作者如何看待自身逐漸擴大的影響力。皓嵐表示，當意識到自己「成為小小的公眾人物」後，便明白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發言也更加謹慎。內克也坦言，當聽眾開始依賴節目，甚至把主持人的話當成重要參考，「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在他看來，自媒體創作者一旦擁有影響力，就更要提醒聽眾，主持人的觀察有限，不能完全採信單一論點。 其中，心理與創傷相關內容尤其需要更高的敏感度。諮商心理師吳至潔認為，Podcaster在製作創傷或自傷相關內容時，應避免過度描述細節，也不應將特定行為浪漫化。他說：「這些原則本來是給媒體記者的，但我認為Podcaster同樣需要了解。」杜珝萌也提到，Podcaster除了加上基本警語，也可提醒聽眾尋求其他支持，「心理諮商未必是唯一的資源（支持方式），有些人可以是一趟旅行，或者是去跟他信任的親朋好友談一談，這些自我照顧的方式也是Podcaster可以提醒的。」 但單靠創作者自律仍不足以建立完整的安全網。諮商心理師楊舒雲指出，Podcast平台可在相關節目頁面附上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1925、生命線1995、張老師1980等專業資源，並明確提醒聽眾，節目內容不能取代專業協助，他說：「這樣一句簡單的提醒，可能就會讓某個正在猶豫的聽眾真的拿起電話。」另外，沈宗倫也建議，Podcast產業應建立法律之外、眾人能共同遵守的產業慣例，而非僅由各平台各自推出獨立規範。 除了創作者與平台，聽眾也需要意識到Podcast陪伴的邊界。聆聽Podcast多半是單向接收，現實人際互動則包含回應、修正與關係修復。胡安然指出，與親友傾訴時，雙向互動能讓人看見自身盲點，也能在過程中重新融入人群。吳至潔提醒，人們在真實關係中，才得以學習表達脆弱、接住他人，以及從衝突中修復關係，「用Podcast陪伴自己的人並沒有錯，但可以時常提醒自己，這是我現在能做到的，但這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全部。」 因此，判斷Podcast是否仍是合適的情緒支持，關鍵不只在於聽完是否舒服，也在於它是否幫助聽眾重新回到生活。楊舒雲指出，Podcast主持人實際上並不認識每一位聽眾，因此能提供的是普遍性的理解，而非客製化建議。他說：「Podcast是很好的工具，但工具不能取代關係，它可以讓你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但真正的修復還是要靠人。」當Podcast的安撫效果愈來愈差，或使得聽眾只能躲進節目中、逐漸切斷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時，就可能需要尋求更直接的支持。 「雖然我還是渴望有一個真實的人陪我啦！」亨利笑著說道，在他看來，這個時代裡，孤單和寂寞似乎變得愈漸普遍，人們卻未必有餘裕全心陪伴彼此；Podcast提供一種無壓力的陪伴，也讓渴望連結的人暫時找到歸屬。「我想，Podcast會在這個時代這麼流行，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吧。」亨利總結道。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音樂響起，伴隨俏皮幽默的步伐，曾經的秀場天王豬哥亮竟緩緩從側台走出，再次登上了螢光幕 。2026年除夕夜晚上節目「民視第一發發發」，主辦方運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技術重現已逝主持人豬哥亮的影像，讓現場主持人能夠與影像中的豬哥亮展開跨時空交談。影像中的豬哥亮，不但重現了他經典的主持風格，就連說話的神情、幽默風趣的主持口吻都栩栩如生地被復刻。這樣高度擬真的再現與近年逐漸盛行的「數位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概念相互呼應。 打開手機，離世多年的親人站在手機螢幕裡和你打招呼，數位永生透過收集逝者生前留下的影像和語音，讓AI模擬親人的語氣、性格與記憶，將逝者的神韻重現，形塑成螢幕裡的「數位人」，讓生者有機會再一次與逝者聊天。數位永生帶來新的「對話」，讓對逝者還抱有遺憾與思念的人，獲得一個重新整理情感、尋求安慰的機會。 「很多客戶在家人往生后，來找我說他們很想做數位人，希望至親能在婚禮或告別式上與他們講話。」目前臺灣少數提供數位永生服務的上丘智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丘智能）總經理陳柏言說道，客戶主要期望透過創造數位人，彌補逝者無法參與人生重要時刻的遺憾。現實生活中，數位永生更多被用來陪伴，像是著名音樂製作人包小柏利用中國數位人的技術，讓不可能復活的女兒包小容，以數位的形式重新「回到」自己身邊。 這份思念不只停留在逝者家屬，逝去明星也因此有機會「重返」娛樂現場。去年4月好萊塢男星方·基墨（Val Kilmer）因肺炎逝世，曾出演《蝙蝠俠3》、《捍衛戰士》等知名電影，讓許多影迷深感不捨。其實基墨在生前曾因罹患喉癌造成發聲困難，早在《捍衛戰士：獨行俠》時，即利用AI科技模擬基墨本人聲線。今年的《As Deep As the Grave》利用AI技術讓基墨重回大螢幕，電影演繹了基墨在人生各個階段的角色，技術利用年輕時的照片、晚年的鏡頭和基墨的聲音，讓基墨「出演」了這部電影。 不只國外產業有數位永生的應用，臺灣也逐漸引入相關技術。《高雄有顆藍寶石》於2026年4月10日上映，該紀錄片重現南臺灣秀場文化，透過數位永生技術重現豬哥亮、高凌風等已故藝人，讓原本不可能再次同台的經典人物聚集，帶領大家回到1960年，全民齊聚在藍寶石歌廳開懷大笑的時代。不只運用在娛樂產業，上丘智能也在陪伴層面提供「AI數位人」服務，讓逝者家屬能透過手機模擬和逝去家人對話的功能，「數位人讓客戶感受到家人還沒過世，藉以延長接受喪親之痛的時間。」陳柏言分享數位人存在的意義，讓接受死亡不用在當下接受，而是可以透過數位永生技術自訂緩和年限。 「數位永生並非由單一技術完成，而是透過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開發介面）整合多種應用來實現。」陳柏言說明，製作一個數位人，需要客戶提供逝者的影像與至少一分鐘的語音素材，當事人直接對鏡頭錄製影像與聲音，將有助於AI更精準地捕捉其表情與語氣特徵。不僅如此，製作數位人還需要建立專屬知識庫，個人背景資訊、個性與說話習慣等。在這樣的基礎上，這些素材會被導入多項技術系統，包括嘴型同步、臉部動作同步、聲音克隆、語音辨識（ASR）、文字轉語音（TTS）以及大語言模型（LLM）等，並透過串接整合，最終創造出具有互動能力的數位人。先前提到豬哥亮的案例中，《高雄有顆藍寶石》的導演楊力州於鏡週刊的訪問中提到，讓豬哥亮再次返回螢幕的方法為，蒐集豬哥亮生前訪問、報導和相關文字，累積一筆筆的資料，輸入給AI後，才建立起豬哥亮的意志模型。 台灣超級頭腦資訊科技工作室負責人周子豪亦指出，「語言模型的擬真度會直接影響使用者的真實感受。」他表明，即使能夠直接導入中國的語言模型，但仍可能因文化與慣用語的差異，讓使用者產生明顯的落差感，影響服務的使用體驗感。此外，陳柏言進一步說明，「國語的語言系統還能透過中國的技術進行語法上的調整，但台語的語言系統訓練才是最大的挑戰。」由於台語屬於冷門的語言，目前市場上缺乏相關開發資源，臺灣也沒有廠商在進行開發，進而限制了臺灣推動數位永生技術的發展。 「中國在數位科技的發展非常快速，所以他們逐漸的有很創新的服務，為了有更多的商機，所以他們的殯葬企業結合了這種數位科技的方式提出更新的服務。」國立政治大學實驗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兼執行長徐勇康說道，中國數位永生產業可以有很好的發展，除了他們本身很支持科技產業，在信仰上也屬於無神論者，不會有害怕復活死者及鬼神的問題。徐勇康指出，當時中國在推出相關技術時，引起了日本、韓國的模仿，進而產生了許多商機。至於日本，徐勇康說：「由於他們少子化和高齡化的社會屬性，導致他們會擔心孤獨、死亡。」有了數位人的陪伴，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 韓國科幻電影《夢境》講述未來人類將研發出「Wonderland」虛擬世界，讓人們能與思念的人重逢。「如果能訂製一個逝去摯愛一模一樣的替身，你會願意嗎？」AI科技蓬勃發展引來倫理上的討論。​​劇中角色白李是一位因為意外去世的母親，外婆為了不讓孫女傷心，隱瞞白李離世的消息，利用Wonderland計畫，讓白李每天透過視訊和女兒互動，假裝她只是出差。「媽媽之後就回去了。」女兒逐漸長大，卻也等不到媽媽回來的那天，這樣「善意的謊言」，是給予更多的安慰？亦或是更多的痛苦？ 「人格權（註）只保障有生命的人，若是人過世，就沒有辦法使用人格權來規範數位永生技術的運用。」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沈宗倫教授說明道，以臺灣法律來說，數位永生運用逝者在世時的所有影片、照片或聲音皆不受「人格權」保障。臺灣目前唯一可以保障數位永生所使用到的資料，只能以影像的著作權來確保數位人不會被濫用。「如果在自己離開後，讓在世親屬繼承自己的人格權，親屬就可以幫忙主張如何使用這項權利。 」沈宗倫談及對保護數位人的權益，認為當人死亡前先主張是否願意將自己的人格開放於公眾使用，避免死後自己人格被濫用的可能。 註：人格權指關於人的價值與尊嚴的權利，我國民法明定的人格權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姓名、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等。 「數位永生不該只用於復活往生者。」徐勇康表示，臺灣數位永生產業若只停留在復甦死者，會讓市場只停留在少數客群，除了懷念逝者，也能成為生活中的陪伴，「目前公司正朝向智慧陪伴的方向去服務在世者，因為有些家屬希望數位人能夠陪伴獨居老人 ，讓他們感受到有人陪伴。 」陳柏言說明，團隊目前將技術轉向長照項目，除了數位人聊天功能，更預計整合健康提醒、即時精神狀態分析及智慧通報，為數位永生市場開創新的可能。 而娛樂產業，除了復活已故的明星，今年4月中國愛奇藝在發表會當中提到未來將會開發可通過三維掃描生成數位分身拍戲的功能，而愛奇藝CEO龔宇提及有多名藝人已授權該功能，並表示：「藝人庫在於高效遴選，便於AI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直接從庫中挑選最合適的藝人，快速建立連結創作者。」發言一出受到藝人抨擊，並未與愛奇藝方進行授權；更有網友留言：「若AI生成一切，文藝作品將失去溫度。」雖然負面消息不斷，但愛奇藝所推出的AI藝人庫讓演員不用親自上刀山下火海，並且可以更有效率地進行產製，也不妨是一種新的嘗試。 在未來「數位人」將不僅是人的專利，NIUSIA推出PetMemory.ai服務，讓飼主能與離世的毛小孩透過AI頭像進行交流，「回憶是一種紀錄，不應該只有最後悲傷的回憶，它可以是陪伴你從小長大的狗狗，你可以把它保存到相簿裡，讓它變成永遠的。」柏口之宏與我們分享，希望這項技術可以幫助將毛小孩視如己出的飼主們能夠得到慰藉。 數位永生與數位人為社會提供了多種發展，徐勇康也表示道：「此項技術就像多了一個選擇，人們可以不用它，但有需要的時候可以作為你的選擇。」該如何運用仍就取決於我們本身。

【記者孟祥宇、邱柏翔、丘羨陶、黃千艾報導】「我不打算告訴房東自己有在養貓，如果告訴房東可以想像會面臨到什麼問題。」在租屋處偷偷養貓的喬琪（化名）說道。由於房東已長達八年未曾到訪租屋處，連簽約都是線上完成，但在禁寵的規定下，讓他萌生了隱瞞飼養寵物的念頭；為了避免貓叫聲干擾鄰居，在房門外加裝隔音簾，甚至長期在房間播放Podcast試圖蓋過貓叫聲，一切都是為了降低風險，避免被發現。 隨著現代生活型態的轉變，都市中飼養寵物的比例逐漸提高。根據農業部動物保護資訊網資料，114年雙北地區家犬與家貓總數達907,849隻，相較112年的770,431隻，增加約17.8%。 都市中飼養寵物的人數增長，並未同步反映在租屋市場供給上。以591租屋網為例，雙北地區可接受寵物入住的租屋物件僅約6,500間，約占整體房源的25%；即使部分飼主是自有房屋，但整體租屋市場仍難以滿足需求，也讓部分租客（如喬琪）被迫採取「檯面下養寵物」的灰色策略。 許多飼主反映，房東拒絕的核心理由多半是擔心寵物破壞家具、造成髒亂，或留下難以去除的氣味。在陽明山出租可養寵物套房的房東老霖（化名）則表示，身邊不少房東其實也是喜歡動物，「但他們不願意租給養寵物的房客，主要還是擔心租客不夠負責任，導致環境變得髒亂。」 在台北出租一層四間雅房的房東小思（化名）表示，因為自身飼養貓咪，當初就開放租客可養寵物，對他而言，對於環境維護上，關鍵在於租客的生活習慣，而非寵物，「我身邊沒養寵物的朋友，房子也可以住得很髒。」若要出租給飼養寵物的租客，家具選擇上就不會選太精細的款式，讓損害風險盡量降低，配置上則會有所調整，「不會附沙發，但書桌椅、衣櫥等基本家具還是會提供。」 房客石學儒認為，真正影響房屋狀況的關鍵在於飼主的管理方式，「以貓砂來說，如果每天都有清理，其實不太會產生異味。」寵物若影響到鄰居，仍可能引發糾紛。喬琪提到：「隔壁鄰居的貓曾在共用廁所的浴缸裡排便，但飼主沒有即時清理。」引發其他住戶不滿，甚至在群組中表達抗議。 目前已經開放房客寵物入住一年多的老霖，起初並未在租約中允許飼養寵物，卻有房客私下將流浪貓帶回套房，透過其他房客的反應、以及走廊上突然多出的寵物用品，才察覺這件事。老霖坦言，發現此事後一度相當苦惱，「但我想到，不斷去限制某些東西，可能也只是讓人去鑽漏洞。不如就開放，訂出相對的政策去防範，比較能真正規範這些狀況。」 開放至今尚未出現嚴重糾紛，老霖篩選房客的標準一向相同，包括：工作是否穩定、生活習慣是否整潔，以及寵物的習性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房客；會將房客是否主動提出相關措施，列入他審核的考量之一，「今天如果（租客）他有主動說想要增加這些防護設備，我就覺得他是會去考量這些問題的，可以列入讓他簽約。」 對於其他房東擔心的整潔問題，他強調，生活習慣是看個人，跟有沒有寵物無關，他認為：「沒寵物也可能把環境搞得很髒亂，有寵物只要愛乾淨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東森房屋研究中心葉沛堯經理也分享案例：一名租客同時養了三隻貓，因為深知貓會抓東西，在找房時便主動要求仲介「一定要跟房東溝通，能接受（我的寵物）的，再幫我們介紹」。這名租客最終租了三年，不僅把房子維持得跟入住時幾乎一樣，中間還自行幫房東補修了貓抓痕跡，甚至粉刷牆面。「屋況是否整潔如初，其實取決於個人素養。」葉沛堯說道。 一旦發生損壞，只要房客第一時間主動通知，並展現解決的誠意，老霖通常不會堅持要求賠償。「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小事。」他說：「我篩選出來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房客，出了事情他們自己也願意去處理，有這份誠意，我覺得就夠了。」他強調，真正難以收拾的糾紛，往往源於事前沒有做好篩選，而非寵物本身造成的問題。 市場供需失衡，也讓「可寵」逐漸成為房東的競爭優勢，老霖觀察到，自從591租屋網上標示「可寵」之後，房源的詢問量明顯提升，而且前來詢問的房客往往比一般租客更積極、更快下決定。 老霖表示，有養寵物需求的房客看房的節奏與一般租客不同，「他們都非常積極，可能我後面幾天有安排別人看房，他們都會想要提前來。」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有一位房客在591租屋網上看到物件後直接致電，第一句話就說「我來就是來簽約的」，讓老霖自己也相當驚訝，堅持要求對方先來實地看過再做決定。 此外，老霖也分析寵物房客與一般房客在租約穩定度上的差異。「確實在這個市場，要找能養寵物的房子，資源非常非常少，那如果今天他們找到一個環境能接受他們，他們一定會繼續續約。」他更指出：「相對於一般學生租客，可能一學期、一年就搬家了，飼養寵物的房客確實相對穩定。」 對此，寵物友善房東newone （化名）指出，少子化浪潮與單身經濟的崛起，正在加速租屋市場的洗牌。在少子化極為嚴重的狀況下，未來租客的選擇只會越來越多，市場也將轉為買方市場，他說明：「理論上來講，沒有用心的房東慢慢都會被淘汰掉。相反地，越貼心、越能提供多元服務的房東，在市場上的存活率才會提高。」他也表示，房東若能敏銳捕捉這一點龐大的帶寵求租需求，主動向毛孩家庭敞開大門，會是較為理想的策略。 台北房仲文姐（化名）亦認為，「可寵」的租房市場目前呈現「需大於供」的現象，他同樣觀察到在同樣的房型與價格條件下，具備「可寵」條件的物件成交速度會明顯提升。 葉沛堯則以趨勢的角度向房東提供建議：「現在養寵物的客群越來越多，你如果排除了，你可能就是篩掉一群完全接觸不到的人。」他透露，東森房屋網站上也有提供「寵物宅」的搜尋選項，一方面方便有需求的租客篩選，另一方面也是對房東的提醒，這個市場正在壯大，而願意開放的房東，將能接觸到其他人觸及不到的客群。 葉沛堯觀察，目前台灣租屋市場上，租金並不會因為可寵而明顯提高，「我之前自己還沒有遇過那種房客非得要加價不可的狀況。」押金部分則較常見以一到兩個月為基準，少數房東會額外多壓一筆作為寵物保證金，「他可能心態上是把這個東西先預防在那裡，萬一真的弄壞了，我拿這筆錢去修。」 老霖解釋，押金的差異化設計，是為了讓有養寵物帶來的額外清潔需求有所對應，而非懲罰飼主，「我不會因為可寵就調整租金，但退租的時候，有養寵物的確實需要做更深度的清潔，包括冷氣裡面的毛髮、空氣、床墊等，所以（合約中押金扣除的）2,000元是針對這個部分。」他也特別強調，不針對有無寵物單獨提高月租，是為了避免房客之間產生不公平的感受，「統一調整，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好管理的做法。」 台北房仲文姐的做法也類似，他指出，退租點交時，若有貓味或需要特殊清潔，才會另外請清潔公司，費用由房客負擔。小思也選擇事先不收額外清潔費，他表示：「房客退租時再根據現場狀況決定是否需要根據寵物條款賠償。」 小思也遇過最常見的困擾——寵物噪音。他分享，某位租客的貓咪叫聲影響到隔壁鄰居後，他給予對方善意提醒，租客也配合改善，介入調和後，其他房客未再提出相關反應，事件也就此平息。「由於合約中明確載明寵物條款，房客通常在被提醒後會較為自制。」小思說道。 房仲在媒合過程中也扮演關鍵的資訊篩選角色。葉沛堯觀察到，許多房東確實不是絕對禁止寵物，而是希望採取「先看情況」的保守策略。他建議，飼主應化被動為主動，為這類房東做足準備，「主動把自己寵物的資料準備好，不要等房東問了再補，因為你（租客）是提出需求的人。」 台灣尚未有一套「寵物行為標準」客觀的認證，來消除房東疑慮，犬研室寵物訓練師小善（化名）認為，日本推行已久的「優良家庭犬認證」（Good Citizen Test, GCT）為台灣提供了良好的參照，這套包含多行為測試的系統，不僅在日本民間具備公信力，更獲得環境省認可作為專業技術證明。小善期待台灣能由公信單位推動類似認證，為社會提供一個標準化的參考尺度。也能從根本解決房東的疑慮。 此外，對於房東往往擔心寵物會發出噪音與破壞家具，小善指出，常見的犬隻行為問題，例如因分離焦慮吠叫，透過8到16週的正向引導與環境調整，能大幅降低寵物對鄰里的干擾，也能讓房東感受到飼主的解決誠意。 小善分享，自己曾幫助飼主到府寵物訓練，第一堂課飼主安排了里長、管委會主委等在場旁觀，向他們展現飼主在改善寵物吠叫問題的決心，「同時也是在跟他們説行為調整不會是立即見效的，請大家再給我一點時間。」 除了行為認證，個人財務保障更是房東最實質的考量。房客石學儒建議，保險公司可開發專門的「寵物租屋責任險」，讓保險公司承擔部分家具修繕風險，提供房東實質的安心保障。 保險業務員阿瑜（化名）指出，市場現有的寵物保險尚未涵蓋到這方面。阿瑜解釋，現有的寵物侵權責任保險中只包括寵物造成的第三人傷亡與財務損害，而在租賃契約中的租客與房東則不適用此條款。他認為，寵物租屋責任險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在租屋損害責任界定不易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對此仍持審慎態度。 從老霖的經驗來看，開放寵物入住帶來的，是詢問量提升、租約穩定等相應的好處，老霖說：「與其把期望放在政府政策，不如自己跟房客制定出一個相對應的制度，建立信任，讓租客有被理解的感覺；相對地，他們也會互相尊重這個環境，這比等政府推政策來得更有效率。」 隨著少子化與毛孩數量的黃金交叉，透過更細緻的租約寵物條款、房產仲介的居中溝通，以及未來可期的專門租屋責任險和「寵物行為標準」的推廣，讓台灣有更多房東能將寵物需求視為經營優勢，而非潛在風險與麻煩時，租屋市場才能真正擺脫檯面下隱匿的灰色循環，走向房東與飼主雙贏的友善新住宅生態。

【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覺得自己第一次跟電影中的那種末日情境這麼靠近。」原本是代課老師的漫畫家卓芭子，在疫情期間面臨職涯轉變，「那時候只能在家線上上課，家人就希望我換一個正式的工作。」 卓芭子本就有在畫二創同人誌，但因為臺灣不夠完善的創作環境，使他對於踏入原創圈躊躇不前，「過去看到一些原創漫畫家太辛苦了，作品常常會斷尾或沒有辦法持續下去。」不過也受疫情影響，激發出新的創作靈感，使他想賭一把申請文策院的漫畫輔導金，因而決定辭掉教職，專心投入創作喪屍末日主題的原創漫畫《即使世界末日也要閃閃發光》。 看似豪賭的選擇，卻為卓芭子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收穫，「CCC追漫台的編輯來問我，有沒有興趣把它發展成連載漫畫。」他的第一篇原創作品也成為他進入商業體系的敲門磚。 市面上由出版社出版、進入正式通路販售的作品，通常被歸類為商業漫畫（以下簡稱商漫）；由創作者自行獨立出版的作品則稱作同人誌。相較於商漫，同人誌的題材與形式更為多元化，許多難以放入商業出版的特殊劇情設定，反而能在同人誌中完整呈現。卓芭子指出同人市場具有高度自由性，「不一定是以賺錢為導向，平常的生活很勞累，但在那可以難得展露自己的真實心情。」當某些題材遭出版社否決時，他便會改以同人誌形式創作，延續自己的創作理念。 同人誌的創作形式大致可分為「原創」與「二創」，二創是以既有作品的角色或世界觀為基礎進行再創作。開拓動漫祭執行長蘇微希表示，二創同人誌多源於創作者的興趣，「是因為你熱愛那部作品，而原作者沒有畫，所以自己把想看的東西畫出來。」而完全由創作者自行建構故事與角色，並以個人名義出版的作品，則屬原創同人。 台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總幹事蕭怡瑩認為 ，原創同人誌的特性在於藝術及表達上具高度自由，是孕育臺灣漫畫多樣性的養分，「是臺漫生態鏈的一個新手村，非常重要的新手村。」而為鼓勵同人創作者多產出原創作品，除了商漫外，政府對獨立出版的原創作品同樣設有補助獎勵機制。以作品《蝙蝠》申請並通過審核的原創同人漫畫家王葳表示，補助對作品題材並無特別限制，「我覺得只要你有一個好故事、好畫風，就有機會通過。」 「獨立出版很吸引我的是，他們想要把事情用漫畫講出來的那種生命力。」原創同人漫畫家cc作務眼神堅定的說。他約從七年前開始全力投入創作，初嘗試是在高中時期，卻因同學評價「角色沒有特色」而一度被澆熄熱情，直到一次偶然走進位於公館的獨立漫畫書店Mangasick，接觸到許多不同於主流商漫的獨立出版作品，店中陳列的同人誌畫風與題材多元，「畫得好不好不是重點。」他意識到創作者有沒有透過作品傳達出自己的聲音，反而更為重要。 「我有太多的想法想去講。」建築業出身的原創同人漫畫家伯爵C’s取材日常生活，推出《Miranda and Lisa》和《JELDA》兩部作品，並常在其中融入空間語言進行創作。《Miranda and Lisa》以貓為主角，首次發表時吸引不少貓咪愛好者，使他決定將角色IP化經營。不過他並不打算藉機進入商業市場，「同人誌跟商業漫畫的區別是，創作者面對的是市場還是自己。」對他而言，同人誌最大的吸引力是能夠「自由創作」，因為進入商業體系後，創作者需承受的壓力除了來自編輯與出版社，更還有廣大的漫畫市場。 蕭怡瑩以刺球比喻商業漫畫市場的運作邏輯，中心是大數據決定的主流選擇，外圍的「尖刺」則是同人誌，「那些被排擠掉的創意、比較尖銳的議題，就是能夠在同人誌市場當中生存的東西。」現為全職原創同人漫畫家的蛤仔就是典型例子，「我喜歡以一種看的人會覺得有點不舒服，但是繼續看又會覺得有點好笑的方式繪畫。」然而此種遊走在不適與幽默間的風格，與商業市場的偏好有所落差，使蛤仔在出版體系中難以找到對應位置。 「我其實很焦慮，因為（一邊打工）會很累，很難專心畫圖。」蛤仔直言，經濟壓力是獨立出版最大的困難。他提到，自己在一年前毅然辭掉工作全心投入創作，但目前收入仍無法支撐基本生活，這也是某些原創同人漫畫家轉向商業市場的原因之一。有動畫製作背景的王葳也認同表示，即使他獲得了獎勵金，但收入來源仍是以額外接動畫案為主。 儘管商漫帶來一定的限制，仍有創作者想擠身商業領域，除了經濟來源較為穩定，追求個人成就與知名度也是理由之一。現為商業漫畫家的依萊分享，小時候因為喜愛日本漫畫，便有了想製作大型漫畫的夢想，於是他在金漫獎舉辦的線下交流活動，主動向出版社毛遂自薦，進而促成商業合作。伊萊分享說，這種模式其實在漫畫圈十分常見，例如臺灣漫畫基地每年定期舉辦的「ACG產業合作交流會 」，就提供創作者與出版社媒合的機會。除了透過媒合活動外，也常有創作者在同人場上被編輯發掘。著有《黎明前的回聲》的商業漫畫家狼七分享，當時有出版社的編輯前來攤位購買作品，活動結束後就收到對方來信詢問能否合作。 進入出版社後，漫畫家便需開始與編輯合作。出身於同人誌創作、並跨足商業的漫畫家咖哩東比喻，兩者的關係就像是並肩作戰的「戰友」，編輯更是作品的第一位觀眾，「出版社願意出你的書，代表他們願意花資源在你身上，等於說已經被第一個人認同了。」商業漫畫家Bili則指出，編輯著重的面向分為數個層面，例如故事是否偏離核心、分鏡流暢度、對話用詞與畫面留白等，且會適時給予漫畫家建議，讓作品有更順暢的閱讀體驗。透過與編輯合作，Bili體會到自己在視覺引導的繪畫技巧上進步許多，「一開始沒有人點出來，就不會那麼注重。」此外，出版社亦具備更完整的行銷模式與各大書店的通路資源，甚至也有被國外出版社代理的媒合機會，能把作品推廣至更大的平台。 面對龐大的商業市場，編輯在決策時勢必要顧及公司定位與讀者需求，使得作品在題材與內容上容易受限。商業漫畫家Kokai回憶，過去曾承接製作原住民傳說的改編兒童漫畫，但編輯常依個人意見調整故事，如故事中男女私奔並生子的畫面分鏡，就遭到編輯以不適合兒童為由否決，他笑說：「有一幕女主角抱著嬰兒的畫面，就被硬生生改成抱麻糬了。」狼七則以《黎明前的回聲 》為例，坦言該作若完全依直覺創作，會容易變成充滿個人美學的成人向作品，便與原先以年輕讀者為目標客群的設定不同。在和編輯討論過後，重新調整了故事與角色樣貌，「比如主角被砍掉大量的抽菸鏡頭，但保留了最關鍵的幾格，那幾格內能最大保留我的畫面表達。」 不少從同人誌起家的漫畫家在跨足商業領域後，仍會選擇兩者並行的方式創作，如狼七與依萊皆是此類創作者。對狼七而言，同人誌可以嘗試各種藝術性的表達、安放自己內心的創作能量；商業創作則是社會化的歷練與溝通，並在客觀市場裡釐清自己的定位。「以個人來說，我無法只選擇其中一個，兩邊對我同等重要。 」狼七直言不諱地說。依萊也抱持相同想法，並分享至今依然會參與同人場的擺攤，儘管時間上忙不過來，仍會希望可以兼顧兩者。 不論是初出茅廬還是小有名氣的同人誌創作者，都常面臨外界對其職業的誤解。同人誌漫畫家YoliYoli身兼兩份工作，當別人問起時，他往往會回答他的另一份職業，「我不會說自己是漫畫家。」他表示曾說過自己是同人誌漫畫家，卻引來打量的眼神，並被追問是否在畫「18禁」或「色色的」內容。卓芭子也坦言若當初自己沒有拿到補助，就會考慮再轉職，除了經濟考量之外，也顧慮到親友的觀感，「可能會覺得你是無業遊民之類的。」除了大眾的偏見，既定的階級劃分也成為待打破的窠臼，「在社會地位上面，商業漫畫家一定高於同人誌漫畫家。」台灣ACG研究學會常務理事李衣雲表示，大眾會把商業漫畫家當成是「正式」且有專業背書的工作，同人誌只是為愛發電的業餘嗜好。 然而原創同人誌與商漫一樣具有不可取代性，除了創作內容與形式的自由度外，與讀者的接近性也是同人圈獨特的一環。cc作務認為與讀者近距離互動，能更好的講述創作理念，「有些書設計的沒有那麼直觀，就會蠻需要介紹的。」因此相比書店寄售與網路販售，他更傾向實體擺攤。王葳的許多作品不透過對白呈現劇情，因此常常在攤位上遇到讀者來跟他對答案，「他們問什麼我通常都會說：『對，就是這樣！』。」不論讀者的解讀與他設想的是否一致，能得到回饋對他來說就是充滿力量的事。蘇微希則認為，毫無隔閡的與讀者互動，使得他們成為台漫史上最接地氣的一群創作者，「因為他們跟讀者之間只隔著九十公分寬的桌子。」 原創同人誌與臺灣商漫雖然各自面向不同的讀者群，在臺灣漫畫產業中卻是共生共存的關係，「同人誌在臺漫中是一個充滿無限希望的種子。」Mangasick經營者黃廷玉同時也是滿滿漫畫節的主辦，闡述漫畫節的初衷，便是希望能拉近傳統漫畫讀者與實驗型漫畫創作者間的距離，並讓創作者更容易被大眾看見。現今主打原創作品的販售場域如IF創集繪、台創祭P.C.F、草率季等持續蓬勃發展，一般同人誌販售會的原創區也越來越受重視，皆提供創作者更多嶄露頭角的機會。 「臺漫亟需一部現象級的作品來扭轉產業局面。」蘇微希以電影《海角七號》為例，在該片橫空出世後，打破國片皆為票房毒藥的印象，向市場證明了國片的商業價值。臺漫目前在商業和同人領域已累積許多優秀的創作者，但在產業面皆尚未能自給自足，獨立出版的創作者難以單靠同人誌養活自己，商業出版的漫畫多數也得仰賴政府補助。若有一部足以撼動市場的漫畫作品出現，便能吸引資金流入，使臺漫從政府補助走向成熟自主的生態鏈，「希望能讓臺灣漫畫的場景更開闊。」這除了是黃廷玉的願景，也是廣大創作者不言而喻的心聲。

【記者李若水、劉倚瑄、蔡孟安報導】「辛苦了！今天走了ＸＸＸ步。在睡覺前，先來跟皮克敏們回顧今天吧。」 深夜裡，手機螢幕跳出這則提醒。對許多玩家而言，這不只是遊戲系統的例行通知，更像是替疲憊一天收尾的固定儀式。原本單調的返家路，因為想多種幾朵花而有了繞遠路回家的理由；過往枯燥的街頭，變成了玩家鑽研探測器位置的「尋寶圖」。在這股熱潮背後，玩家們開始發現，自己看待城市和生活的方式，竟在不知不覺中被這群彩色小生物重新改寫。 由任天堂與《Pokémon GO》開發商 Niantic 合作開發的《Pikmin Bloom》（以下簡稱皮克敏），其實早在 2021 年便已上線。在台上線四年多後，卻在近幾個月突然翻紅，不僅在今年二月問鼎 App Store 免費遊戲排行榜冠軍，更在社群媒體上迅速擴張「皮友」（註一）社群。無論是玩家們在 Threads 上分享自己獲得的特殊飾品、明信片，還是規模達 15 萬人的臉書社團，都顯示皮克敏正在快速擴張版圖。 不同於多數需要長時間專注與操作的手遊，皮克敏將遊戲任務拆解進玩家日常行動中——走路。玩家藉由累積步數培育新的皮克敏，同時還要餵食皮克敏不同花朵的精華，才能蒐集相應的花瓣；接著透過移動灑下花瓣，累積獎勵賺取金幣和花苗。此外，還可以與其他玩家合作摧毀蘑菇，藉此蒐集更多道具、明信片來推進遊戲進度。 如果說「走路」是讓玩家打開遊戲的理由，那充滿未知的「飾品造型」才是讓玩家深陷遊戲的關鍵。皮克敏會根據取得地點戴上相應的飾品，例如漢堡店紙盒、車站票券，以及每月活動跟節慶限定造型，這些都是玩家熱衷蒐集的目標。對玩家而言，這不只是單純的數值累積，更像是一種「抽盲盒」的過程。 而提到「走路」遊戲，許多人腦中浮現的或許是 2016年席捲全球的《Pokémon GO》（簡稱寶可夢），因結合經典「神奇寶貝」IP 與 AR 擴增實境技術，讓玩家得以在真實街道中捕捉虛擬怪獸，當時台灣也隨處可見「抓寶」（註二）的民眾。然而，同樣是強調「走路」的任天堂作品，皮克敏的玩法卻大不相同。身為兩款遊戲的資深玩家陳冠賓分享，寶可夢需要玩家隨時盯著螢幕捕捉精靈，他甚至在高二時因過度投入而不慎發生車禍。「玩寶可夢只是從在室內看手機，變成在室外看手機。」陳冠賓對比道，皮克敏只需要紀錄步數便可以獲得獎勵，更適合想從事戶外活動的人。 正因為皮克敏不需要高強度的操作，還能自然融入日常生活，讓這款遊戲不再只是短暫的娛樂，而演變成一種生活習慣。目前就讀於天主教輔仁大學，遊玩經歷約一年的張馨予，在皮克敏上投入了大量時間。翻開他的手機使用時間，除了通訊軟體外，皮克敏長期佔據榜首。張馨予坦言，自己的日常生活已在不知不覺中與遊戲融合，例如他會為了每月推出的活動任務，設定嚴格的進度表，並要求在每月 15 日前完成活動任務。 當皮克敏從個人的日常習慣，進一步在社群平台上形成集體共鳴時，這款遊戲便不再只是小眾遊戲，而是正式走向大眾視野，並在今年迎來爆發式的成長。 註一：皮友，皮克敏遊戲玩家。 註二：抓寶，在遊戲中利用精靈球捕捉野生寶可夢。 2025 年 11 月，皮克敏迎來四週年活動，數據表現卻跌破眾人眼鏡：單月新增下載量高達 66.7 萬次。這份成績單不僅創下上市首月後的歷史新高，更讓這款手遊在台灣街頭「遍地開花」。究竟這股皮克敏熱潮是從何而起？ 「我認為是行銷策略的成功促使皮克敏在台灣爆紅。」遊戲產業評論觀察家吹著魔笛的浮士德（化名）分析道。根據他的觀察，皮克敏在 2025 年 8 月以前下載排名約落在百名左右，直到與高雄合作舉辦活動後，排名逐漸上升，社群平台上的討論也開始增加。但真正引爆大眾好奇心的轉捩點，是喜劇演員樂咖在 Instagram 上發布皮克敏重度玩家的影片，該影片收穫超過 300 萬次播放，讓皮克敏在當日瞬間衝進下載榜前 50 名。 當越來越多玩家在社群上分享皮克敏的資訊時，便容易吸引更多民眾下載。玩家木星小傘（化名）表示，自己就是因為在 Threads 上看到「有人派皮克敏出國拿禮物要 100 天」的串文，才對遊戲產生興趣並入坑。後來，木星小傘也透過插畫記錄遊戲過程，並分享攻略給更多玩家。這種由玩家自發產出的內容，讓皮克敏的討論不斷在社群中擴散。吹著魔笛的浮士德推測，任天堂精準利用演算法推波助瀾，讓皮克敏不斷出現在大眾視野，維持遊戲討論熱度。 除了社群推力，皮克敏本身低壓、可愛且貼近日常的遊戲設計，也是吸引玩家持續留下的原因。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黃奕晨表示，自己一開始是因為想與身邊朋友有共同話題，但後來發現皮克敏最吸引人的，是玩家可以自由決定遊玩時間。黃奕晨說：「我在玩皮克敏時不會被遊戲綁住，而且過程中不會有廣告干擾，更是吸引我一直玩下去的原因。」 而對喜歡記錄生活的玩家而言，皮克敏提供了一種新的日常紀錄方式。遊戲中的「每日回顧」功能，會在每晚統整玩家當日步數、移動軌跡、種花成果與當日心情，並建立在生活記錄中加入照片的功能，替玩家的一天留下簡短生活日誌。資深玩家盧莉恩也分享說：「當初會開始玩這個遊戲，是因為我去年到日本交換，想要記錄自己去過哪些地方，而皮克敏能記錄我當天所拍下的照片。」 對此，吹著魔笛的浮士德指出，皮克敏與傳統 LBS 遊戲（註三）的關鍵差異，在於其促進了跨越國界與地域的文化互換。各地區審美的異質性誘發全球用戶跨域交流，例如在台灣司空見慣的變電箱，在日本玩家眼中卻成了充滿異國情調的風景。像玩家小周，他便曾為了特定縣市的美景明信片，在週末展開一場說走就走的蒐集之旅。吹著魔笛的浮士德說：「這就是走路遊戲有趣的地方，它會帶你去可能這輩子都不會走進的巷子，帶領用戶發現世界可愛、有趣的角落。」 註三：LBS遊戲，Location-Based Service，適地性服務遊戲，為結合 GPS 定位與現實地圖的虛擬遊戲。 當玩家真正投入到遊戲中，皮克敏帶來的影響便不再只是「玩遊戲」本身，更逐漸滲透進生活習慣，例如鍾佳俊會為了達成每日任務指標，刻意增加日常步行的里程；木星小傘也發覺，自己每日行走的步數相較以往平均增加約 2000 步。張馨予也分享，為了提升遊戲進度，他學會騎腳踏車的技能，「騎腳踏車種花速度會變快！」此外，平常會選擇搭乘計程車的他，如今會為了累積種花所規定的步數，選擇步行或騎車。呈現日常行動與遊戲緊密結合的現象。 隨著皮克敏深入玩家的日常，那些原本在捷運上、公車站牌前等待的通勤空檔，開始被遊戲填滿。對此，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林日璇表示，手機遊戲本身的定位，即是以填補零碎時間為主，屬於短時間的娛樂。「與其說是影響生活，不如說是增加玩家日常行動的動機。」林日璇指出，遊戲中的回饋機制，例如行走過程中開啟「種花」功能並獲得金幣，會促使玩家以步行取代其他交通方式。透過這類即時且具體的回饋設計，玩家在無形中強化行動動機，使原本平凡的移動過程轉化為具有目標與回報的行為。 儘管皮克敏產生了不少正面影響，卻也在無形中對玩家的日常生活產生制約，甚至牽動情緒。張馨予表示，由於「種花」十分耗電，若當日忘記攜帶行動電源，他便會感到非常自責，「這代表今天能種花的時間有限。」他表示，當遊戲進度受到影響時，會讓他感到懊惱與焦慮。對此，林日璇補充，遊戲是否對玩家產生負面影響，關鍵取決於個人的使用程度與投入狀態。以皮克敏這類較為輕鬆的遊戲而言，其核心機制建立在日常行走之上，整體對生活造成失衡的情形相對有限。 皮克敏不只重塑個人的生活節奏，更在無形中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例如不少玩家會在他人分享的海外明信片貼文下方留言，表示希望能共同參與打蘑菇取得戰鬥獎勵，進而蒐集不同地區的明信片。這樣的互動模式，使遊戲內容延伸至社群平台，進一步強化玩家之間的連結。 「我覺得很多人是為了社群接觸皮克敏，也為了跟朋友交換明信片。」陳冠賓指出，皮克敏「交換明信片」逐漸成為一種日常問候方式，拉近了玩家之間的距離，更顯示這股橫掃社群的風潮核心在於渴望具備共鳴的社交連結。他分享，他與友人時常相約騎車漫遊社區，一起開啟種花功能，將原本僅限於螢幕中的散步遊戲，延伸至與同伴並肩同行的實體行動。同樣沉浸於遊戲的鍾佳俊則分享，皮克敏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地理隔閡。每當好友發出「打蘑菇」的邀請，他總會第一時間加入，這樣的互動不僅維繫了跨城市的友誼，也讓他在校園中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針對這樣的社交影響，林日璇形容遊戲為一種「社交潤滑劑」，「即使不強調即時對話，透過共同任務等方式，仍能加強玩家之間的連結。」他表示，這類低負擔的互動形式，使遊戲成為人際關係中的另一種交流媒介。吹著魔笛的浮士德亦觀察到，皮克敏不僅促進玩家之間的互動，也對家人關係產生影響，長輩與在外發展的子女之間，不再僅止於關心近況，而是能透過打蘑菇或寄送明信片等方式，延伸互動與對話內容。 從通勤路上的一步一花，到與朋友家人共享的明信片互動，皮克敏重新定義我們觀看日常生活的視角。當這群小生物跳出螢幕，娛樂與生活的邊界隨之消融。皮克敏的火紅或許正說明，人們不再只是在生活中尋找娛樂，而是在娛樂之中，重新理解生活。

【記者熊子萱、王翊丞、呂詠倢、林家慶報導】 「其實我們當班人員配置應該要平日二到三位，假日要四位，但我們人手不足，所以會比較辛苦。」烏石港海灘救生員廖家君說。從泳池、溪流到海邊，迴盪著民眾的嘻笑喧鬧，現場卻不見救生員身影，抑或廣大場域僅有兩三位救生員看顧。默默守護這些笑容的救生員面臨嚴重缺工，敲響了水域安全的警鐘。 救生員考證制度原是由政府認定之訓練機構自行訓練並發證，且僅以監督形式介入，但在2019年修訂《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後，體育署（現運動部）改推動公辦檢定及兩證合一制度。「公辦檢定」意即由政府統籌救生員考試與證照發放，目的在提升檢定品質，持有運動部救生員證書才可在臺灣從事救生工作；而「兩證合一」制度則是將游泳池和開放水域救生員證書合併，擁有證書即代表救生基礎能力通過核可。 然而，新制實施初期卻過於嚴苛。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考試官兼國際組長許金德指出，「考試的考官抓得很嚴格，一點點的小動作錯誤就會被扣分，其實跟真正救人無關。」台灣游泳池事業協會理事長范清樂也持相同看法，他舉例現今泳池環境已不同以往，多數場館水深僅約150公分，池長以25公尺或50公尺為主，與早期深水、長距離的救援場景存在明顯差異，「對角處有人溺水時，考官卻還要求應試者不能直接跑過去，要用游的，是違背直覺的做法。」他補充，如長背板救援項目屬團隊協作項目，需三個人齊心協力配合完成，「但大家互不熟識、缺乏默契，很難一次成功。」而過往該項目只要任一環節未達標準，便會一次扣除32分，幾乎等同直接宣判檢定不合格。長此以往，考生平均通過率僅有四成。 現行救生員證書效期為四年，因此救生員需於期滿前再次參與共16小時以上的複訓才可展延證書，更須參與安全講習活動以取得證明。對此，台灣游泳池事業協會秘書長劉家豪指出，「會去考的都是四五十歲的救生菁英，但複訓制度耗時耗成本，反而阻礙他們的續職意願。」他說明，現行制度留不住具備長期實務經驗的資深救生員，變相使救生員產業多由短期打工兼職的學生或臨時人力填補，不僅提升人員流動率，也使第一線救援經驗難以累積與傳承。 根據監察院2024年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救生員檢定自公辦化後，相關檢定預算大幅攀升；然而，合格人數卻呈現明顯下滑。在2018年以前，我國合格救生員人數每年約三千至四千人；自2019年修法後，每年僅剩下不到一千人合格。合格人數的斷崖式下跌，反映出救生員培育量能明顯萎縮，也使全國各地游泳池及開放水域面臨救生人力嚴重短缺的困境，第一線水域安全維護壓力隨之升高。 由於原先分為兩項的游泳池與開放水域救生檢定，過度限縮通過者的執業範圍，難以回應市場用人需求，再加上臺灣地貌多樣，溪、河、湖、海各具不同水域特性，開放水域檢定也難以發展出一套能全面適用各地情境的獨立測驗科目，因此體育署於2019年改制為兩證合一，期盼能擴大救生員從業的彈性。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近一年內發生的519起水域案件中，游泳池溺水案件僅有九起，而溪流、海洋、湖潭等開放水域則為499起。政府卻將多數的訓練資源與法規重點，投放在意外率僅佔不到百分之二的泳池環境中；而面對佔比超過九成、死亡率極高的開放水域，卻僅要求最低限度的增能，不僅讓考照制度流於形式，更是與安全需求產生嚴重矛盾。 現行檢定規劃以游泳池環境為主，測驗內容分為體能需求和基礎急救能力：前者如應試者需在六分鐘內完成200公尺的救生四式（註一），後者則包含拖帶假人、長背板救援與拋繩救援等技巧實測。乍看之下面面俱到，但劉家豪坦言，「我能確定目前臺灣訓練出來的救生員，沒有辦法直接在開放水域執業。」他進一步舉例，若救生員想在海水浴場等開放水域執業，還必須接受額外訓練如長距離體能耐力、操作救援無人機以及駕駛橡皮艇等專業技能，「這些項目要怎麼在泳池考？不可能啊！」中華民國運動訓練協會廖國盛教練，也說明過往開放水域專項救生檢定與現行檢定制度的極大差異，「以前我們是要背著魚雷浮標跑到海裡，在海中穿蛙鞋，再游出去兩、三百公尺救人，把溺者固定在浮標後再拉回岸邊。」相比之下，現行以泳池為核心的檢定制度，雖能建立基礎救援能力，卻難以涵蓋海流、浪況、裝備操作與長距離救援等開放水域的真實情境，形成訓練內容與執業現場間的明顯落差。 註一：指抬頭捷、抬頭蛙、側泳、基本仰泳。 因現行考照制度對開放水域救援技巧的要求相對不足，許多民間機構隨之調整訓練內容。許金德點出有些民間訓練班是為檢定而設立，「（協會）隨便上課而且時數都很短，就只針對考試的項目上，不會上得很完整。」中華民國水適能訓練協會理事長江柏億也補充，當檢定考試缺乏開放水域項目 ，以通過考試為主要目的學員自然也不會想花錢進行開放水域培訓，「訓練是制度需要，但當你這個（開放水域）的證照供應都沒有，我怎麼可能會有額外培訓的需求？」 除了民間訓練內容的減少與更動外，訓練品質更存在良莠不齊的疑慮。國立政治大學游泳館救生員王筱渝分享，「我有聽過考生反應：『可是我協會的老師不是這樣教我的』，但官方教學影片就是很明顯放在那邊了。 」而曾擔任過公辦檢定甄審人員的林智明，一看考生的動作就能分辨其出自哪個協會，「很多協會教的不是體育署考試的動作，他們還會融合一些自己覺得對的動作。」他認為真正需要改革的是訓練班的教學方式，統一且標準的訓練才能提升考生的游泳和救生能力。 檢定中對開放水域訓練的不足，實際上是將培訓責任間接轉嫁到開放水域業者身上。范清樂說明，開放水域各自多具有獨特條件，每地的潮汐、海流、風浪強度與地形結構都會影響救援方式，「像秀姑巒溪的激流，就需要去學橡皮艇操作方法，要因地制宜。」他補充，每地條件不同，所需專業訓練也不同，政府端難在標準化制度下發展出適宜各地水域特性的培訓內容，因此由業者自行安排增能課程才是正確之道。然而，政府對業者後續應實施的人力訓練尚未建立完整監管措施。中華民國運動訓練協會理事長林智明點出箇中原因，「開放水域的管理機關是交通部，它不會去管這類運動的東西。」救生員培訓與開放水域管理各自為政，雙軌分治導致現場救生實務僅能倚靠業者自行把關。 以第一線救生人員的角度出發，曾擔任海邊救生員三年的蕉哥（化名）認為，「他本身是否有常態性在開放水域玩水，這件事情很重要。」若救生員有衝浪、溯溪與潛水等遊玩經驗，對於遊客常見的意外狀況會相對熟悉，也進而能擁有救援技能的基本背景知識。烏石港衝浪店業者Benny（化名）分享過去招募救生員的經驗，「我之前請有證照不會衝浪的救生員，他們會自豪自己有證照，可是實際出動救援時，他還被其他衝浪的人救上來。」救生員若沒有開放水域相關經驗，不僅增加民眾從事水域活動的安全風險，更會讓救生員陷於危險職場中。 談及救生員缺工主因，薪資水準是一大關鍵。目前兼職救生員的時薪落在200至250元，月薪超過四萬的更是少之又少，部分水域還會有淡旺季之分，讓救生員的工作生態也因此越趨季節性，除影響留任意願，也進一步導致臺灣難以如法炮製國外常見的救生員檢定分級制度。劉家豪無奈地說：「臺灣連考出一張證照都有問題，更何況是不同級數的好幾張？」臺灣的救生員也缺乏升遷管道，蕉哥提出他的觀察，「因為救生員再往上做，你可能只能做救生主管，並沒有太往上的發展空間。」因此許多救生員選擇跨足教學領域，或是直接轉職當游泳教練，也讓救生員的需求產生缺口。 「因為這個行業，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你沒事坐在那邊，我幹嘛花那麼多錢請你？比較把救生員看成是保全吧。」國立政治大學游泳館管理員芳姐（化名），道出社會大眾對救生員的觀感。蕉哥投入此行業多年，也分享身邊親友的看法，「他們會覺得你在這邊曬太陽、看風景、看很多人在玩水，很愜意的樣子。」在這樣的社會觀感基礎上，江柏億認為媒體環境對救生員不甚友善，導致他們懷抱救人理想的初衷逐漸被消磨。「大家會有英雄夢，覺得救援很帥，覺得我有社會責任當這個角色，但其實這塊一直沒有被重視。」顯示救生員與同樣擔起救生責任的消防、醫護人員相比，普遍難認為是「英雄」。 「如果你的薪水跟一般服務業相比差不多，但人家不用背法律責任，那我為什麼要做一個有法律風險的工作？」蕉哥認為救生員肩上背負的責任是讓很多人卻步的主因。投入救援時，除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外，若是沒成功救溺，更會面臨延伸的官司。他分享，「每個個案實際的法律責任不太一樣，但不管如何，救生員的賠償金額可能都是七位數起跳。」在低廉的薪資面前，賠償金就如同天文數字，讓救生工作不僅是體力與技術的考驗，更需承擔極高的心理壓力。 多重因素交織下，開放水域救生員缺工問題日益嚴重。林智明觀察，目前開放水域救生員出現明顯的人力斷層，逐漸浮現年齡結構失衡的現象，「老一輩知道要怎麼拉風浪流的警戒線，但沒有年輕人可以傳承。」雪上加霜的是，救生員需定期展延證照的制度，不斷降低實務工作者的續職意願，讓整體人力更加吃緊。當缺工問題反映在現狀上，中華海浪救生總會第七屆理事長張中銘點出，「業者如果不鋌而走險違法超收遊客，或是降低救生員比例來維持營運，就只能選擇暫停營業。」廖國盛也進一步說明，「結果就是很多地方連只有協會證照的救生員都拿來用。」 「通過率降低其實也有好處，現在很多地方的時薪已經開到250元以上了。」林智明苦笑地說。但據他觀察，最有效的誘因仍是提升薪資水準，「只要錢到位了，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即使某些場域開出的時薪高達300元，卻還是徵不到人。 撇除薪資結構的問題，劉家豪點出，救生員一旦踏入場館值班，即具備法律上的「保證人地位」（註二）。不過，他主張救生員若在救援過程中已施以標準救援程序，就不應使其獨自承擔涉訟風險，他說：「可以跟醫護人員一樣有合理免責的機制，或是政府替我們啟動專屬的保險制度。」他也補充，AI工具結合現有設備可成為救生員的有力輔助，如開放水域則可安排無人機裝備去定位追蹤，「事先設定好系統去評估、分析與追蹤游泳者的動作，當有超過指標的動作出現時，救生員就能馬上被通知。」如此一來，便有可能降低求職者對於安全的疑慮，減緩缺工問題。 註二：指法律上因特定職務或身分，而負有防止他人生命、身體法益受侵害之義務；若未履行該義務而導致損害發生，可能需負刑事責任。 除了法律的改制，蕉哥也提出可以從教育著手，他認為學習游泳是臺灣孩子們的常態，但教學和實務上仍存在落差。因此他創立「像一條魚LikeAFish」品牌，以自身經驗推廣防溺教育。蕉哥指出，「就是因為學校沒有做或者做得不夠，才需要我們。」由於現有的國中、小游泳教學僅在游泳池進行，因此張中銘建議能參考澳洲融入海邊課程的模式，「讓你不害怕海水，在海邊練習入水然後帶著簡易的救援器材往外游，藉此養成習慣。」他希望能讓開放水域安全受到普遍重視，如此能降低溺水事故的發生率，同時也能減緩救生員的負擔。 「不是說要在救生這方面賺到多少錢，我只是想不要再讓這麼多年輕人因為不懂自救，無辜浪費生命。」廖國盛娓娓道來他的從業理念。然而，救生員不該只是單純仰賴個人使命感支撐的行業，江柏億說：「（政府與民間）應該提高待遇留人，再改善環境穩人，再建立制度育人，最後透過正面形象擴大招募。」救生員肩負了生命的重量，而政府也應建立完善保障，成為他們願意在險峻水域中投入生命的後盾。

【記者孟祥宇、丘羨陶、邱柏翔、黃千艾報導】「我並不是為了領養一個小孩而去領養，而是因為剛好遇到我女兒。」坐在自家經營的藥局內，貝貝媽（化名）回想起十八年前與女兒貝貝相遇的過程。當時，他在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擔任週末的寄養家庭義工，他們將才四個月大、因生父母藥癮而成為毒寶寶的貝貝帶回家過週末，直到週一早上再送回機構。 直到後來，貝貝的生母過世，在安養院接受照護的外公（法律監護人）不希望孫女在機構長大，最終決定授權出養。貝貝媽回憶，當時外公在病床上對著他先生說：「貝貝需要一個爸爸，也需要受教育，請你們讓他受教育。」隨即簽下出養同意書，完成多項收養程序後，貝貝在一歲十個月大時，正式成為了他們的女兒。 雖然貝貝順利在國內找到了家，但對於目前許多在機構等待出養的特殊需求孩子來說，往往面臨困難的收養現狀。 究竟什麼樣的孩子會被歸類為「特殊」？小天使家園收出養組長蘇淑霞指出，這個定義比外界想像得更廣，不僅包含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亦涵蓋三歲以上的大齡兒童、毒寶寶、父母入監服刑者，甚至僅有血管瘤或外貌受損的孩子。在小天使家園中，特殊需求兒少比例高達91%，而「三歲」更成為收養媒合的重要分水嶺。蘇淑霞說：「三歲以後收養就很困難，但如果不幫他們找家，孩子只能在機構長大。」 在收養小孩之前，收養家庭往往在「能接受多特殊」之間反覆衡量。準備收養的玟玟（化名）表示：「我可以接受的特殊，是像語言遲緩這類，可以透過早療處理的狀況。」然而，他與先生對於生母孕期有藥物或毒癮的個案想法產生分歧，「我先生（因為職業背景）看過很多孩子正常的案例，認為應該給他們機會；但我覺得毒癮一定會有影響，只是明不明顯而已。」收養決策中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評估，也進一步影響特殊兒童的媒合機會。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收出養媒合服務概況表，2025年身心障礙、發展遲緩或疾病等特殊兒童，出養至國外的比例高達83%，遠高於一般兒童的35%。勵馨基金會台北分所賴沂錚督導表示：「我們在國內都會先試幾輪媒合，但最後卡關的幾乎都是健康議題。」他指出，這幾年跨國出養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主因在於國內媒合日益困難，許多孩子即便在國內媒合數次，最終仍因健康條件被排拒在外。 賴沂錚進一步分析，國外家庭對於原生背景與特殊需求的接納度遠高於台灣，許多在國內被視為特殊的孩童，在國外收養者的價值觀裡，只是生命的另一種樣貌，而非不可踰越的障礙。 近五年整體收養媒合成功率雖有所提升，背後反映的卻是國內收養偏好健康篩選的現象——多數家庭傾向選擇低風險個案，而將高照顧成本的特殊兒童推向國際收養。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21條，跨國收養應為最後手段，各國應優先促成國內收養，以確保兒童在熟悉的文化環境中成長。台灣目前特殊需求兒童出養至國外的比例，與公約精神產生落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林宜輝指出，國內優先收養的核心價值在於維護兒童的認同發展與心理健全，以中國為例，自1992年起因安置體系不足，至2024年約有十六萬名兒童被送往海外，其中半數前往美國。這些跨國收養者成年後，往往面臨身分認同與文化歸屬的拉扯。他解釋：「隨著年紀增長，他們會發現膚色與養父母不同，產生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卻也回不去原生文化的矛盾，永遠在尋根與感恩之間掙扎。」 林宜輝強調，台灣不能把跨國出養當成解方，「必須先處理好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國內收養這些關鍵環節，而不是把問題丟給國外，再假裝問題解決了。」 對於收養特殊兒童的家庭而言，接住孩子的那一刻，才是挑戰的開始。貝貝第一次進家門那天正好是母親節。貝貝媽發現，這個在機構裡被社工形容「隔兩條街都能聽到哭聲」的孩子，一進到家裡卻變得安靜。「一般嬰兒在背巾裡會軟軟地靠在大人胸口，但貝貝的背總是挺得筆直，身體和我有個明顯的距離。」貝貝媽回憶，無論是肚子餓、尿布濕或是寒冷，貝貝從不發出一聲啼哭。 「他半夜會一直吸手指，吸到早上拇指又紅又腫，（因為他）其實是有餵食的需求，但不會表達，只能靠吸手指來自我安撫。」為了重建信任，貝貝媽開始每晚設下鬧鐘，在孩子還沒發聲前就主動餵奶、換尿布。直到收養程序啟動、生活環境徹底穩定後住進貝貝媽家，貝貝才開始每天都放聲大哭。 擔任新竹縣中繼家庭的陳冠昇，也見過類似的孩子。他照顧過一名毒寶寶，來到家庭時一歲半，連基本的抓握、表達都不會。他描述，孩子幾乎不哭，不是因為不餓，而是「哭了也沒人理，所以知道哭沒有用」。陳冠昇和家人陪伴這個孩子兩年多，從嚴重遲緩，一路追上同齡孩子的生長曲線，最終成功出養。他說，這些孩子只要有人好好陪，進步是很快的，「最有用的，就是讓他們去跟一般的孩子直接接觸，他們會觀察、會模仿。」 貝貝在三歲時取得身心障礙手冊，診斷為自閉症，對他來說，規律與秩序十分重要，一旦現實與腦中的準則不符，就會陷入近乎強迫的焦慮。貝貝媽描述，在學校，若門平時從這一側打開，某天換成另一側，貝貝就無法進入教室；甚至連老師請假換成代課老師，這樣的改變都會讓他整個人「卡」在門口，焦慮到無法上課，需要特教老師協助。 十八年來，貝貝媽陪女兒看心智科、面對各種情緒爆發。他也分享，某個上班日在基隆路上的對峙。當時貝貝在銀行實習，因為塞車，貝貝媽建議在距離銀行五十公尺處提前下車，但這細微的變動對貝貝而言卻是巨大的衝擊。「他拒絕下車，認為那裡是紅線、認為會遲到，最後在銀行門口情緒全面爆發，衝上來拉住我的皮包。我嚇一跳，下意識的尖叫，引發貝貝的情緒爆炸。」貝貝媽坦言，那天看著警察與路人的目光，他獨自走在基隆路上一邊走一邊哭，深感無力。 但這樣的「卡住」，也並非沒有轉變的機會。貝貝媽說，進步的定義要跟自己的過去比：「一年前他還做不到在非固定地點下車，現在他已經可以應對不同的紅綠燈、在不同的路口下車，獨自去實習了。這就是他的進步。」 就溝通障礙的早療而言，學界整體持樂觀態度。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助理教授高婕指出：「家長最擔心的是孩子一輩子無法獨立，但只要及早介入，絕大多數孩子的語言發展都能進步。」他也提醒，早療不應只依賴醫院每週三十分鐘的門診，更重要的是家長在居家環境中的持續投入，才能盡早達到獨立生活的目標。 貝貝媽為了應付高昂的療育費用，並騰出時間提供孩子所需的長期陪伴，她與先生決定自行開業經營藥局，試圖以創業換取更高的經濟收入與工作彈性。弔詭的是，最需要支持的這些家庭，卻往往得不到與付出相稱的資源。 收養先天性心臟病童的蔡峰肇表示，雖然台灣健保減輕了先天性心臟病童的手術負擔，但長期的醫療耗材與後續支出仍讓他們感受到壓力。提及補助現狀，蔡峰肇指出：「收養先天疾病的小孩並沒有特別的補助，在托育或是幼兒園費用上，都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他也補充，在尋找相關支持的過程中，家長往往處於被動狀態，很多資源都必須自己去找，政府能給予的幫助其實很有限。 目前台灣的補助並未區分一般兒童與收養兒童，兩者的資源與金額大致相同，難以反映在照顧成本與需求上的差異。對於涉及醫療復健、心理支持與教育輔導的特殊兒童而言，這樣的制度設計無疑加重了收養家庭的負擔。蘇淑霞指出，現行收養制度缺乏相應配套，難以回應實際需求，他說道：「在國外收養特殊兒童，反而是一種優勢，因為整個社區與政府都會一起分擔照顧責任。」 相較之下，美國針對身心障礙與 18 歲以下兒童設有政府公立保險Medicaid，來支援家庭照護費用。高婕解釋：「在美國，只要有醫生證明孩子確實有發展遲緩或溝通障礙，這類語言治療的早療課程就可以申請保險給付，家長不必像在台灣得完全仰賴家庭自費，或在健保門診中漫長排隊。」除了醫療資源，美國聯邦政府亦提供雙軌的經濟支持。首先是根據「Title IV-E」法案，政府會與符合資格的家庭簽署協議，提供等同該州寄養費率的每月津貼。其次是針對特殊需求兒童的收養稅額抵免制度，以2025年為例，完成收養的家庭可申請每名孩子最高17,280美元的稅額抵免，且不論實際花費多寡均可全額申請，顯著減輕了家庭的財務壓力。 「在台灣現行制度下，收養家庭的定位尚未明確——究竟應被視為一般家庭，還是執行永久安置功能、需要國家特別支持的家庭？這個問題若無法釐清，補助政策便難以對症下藥。」勵馨基金會台北分所主任陳玉楨如此說道。 他更進一步指出，若台灣希望特殊需求兒童能留在國內，收養家庭應獲得更多制度支持，「這些特殊需求兒童本來就需要支持，那願意收養他們的家庭，政府也應該多給他們一些幫助。」 除了經濟壓力，現行的職場支援法規也讓收養家庭感到疲於奔命。目前台灣的育嬰留職停薪僅適用於三歲以下的幼童，但許多大齡兒童在媒合成功時往往已超過三歲，這導致家長在孩子最需要建立依附關係的初期，卻無法請假陪伴。蘇淑霞建議，制度應將基準從生理年齡改為「收養入籍後的前三年」。他指出：「收養大齡或特殊需求的孩子，要建立信任關係本來就比一般孩子困難。入籍後的前三年是他們感受安全感的黃金期，政府應該支持家長在這段時間專心陪伴，而不是卡在孩子的生理年齡。」 針對這項制度，賴沂錚指出，據了解衛福部、勞動部等政府部門正討論修法，將育嬰留停年限放寬至六歲。他認為，這項政策上的轉向對大齡兒童的媒合具有正面影響，並期待亦能納入共同生活期的收養家庭。陳玉楨補充：「大齡收養的孩子進到新家，要建立依附關係非常有挑戰性。這項政策若能落實，等於是國家在背後告訴家長：我們看見了你的難處。」這會讓家長不那麼害怕接納這些孩子。 高婕則從早療的執行層面，肯定了職場彈性的必要性。他認為，家長能在收養初期取得彈性，最大的幫助有兩點：一是能有充足的精神與孩子建立連結，而非下班後才疲憊地相處；二是在選擇早療資源時能更有主動權。高婕剖析：「家長有時間，才能有餘裕去挑選最適合孩子的治療師，而不是因為趕著上班，只能就近在住家附近隨便找間診所將就。」 給特殊兒一個家，或許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許多收養人在面對特殊兒童的標籤時會感到焦慮。高婕指出：「我們很難保證收養一個目前健康的孩子，他一輩子都能這麼健康。與其追求一個完美的目標，不如回歸到家庭的韌性夠不夠——我們是否能有足夠的彈性，去接下生命中那些預測不到的『黑天鵝事件』（註）。」 註：黑天鵝事件是指極為罕見、難以預測，但一旦發生會帶來巨大影響的突發事件。 這份韌性，建立在收養人對自己能力的清晰認識與坦承上。勵馨基金會在實務中觀察到，願意開放心胸接納特殊兒的家庭，第一步往往是先了解自己。賴沂錚指出：「家長要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了解自己的有限跟有能力的點是什麼。當家長願意坦承接納自己的有限，才有機會看見許多可能性。有很多家庭在與社工討論時，會突然發現，原來這個孩子的健康、教養議題，沒有他想像中這麼困難，那麼承擔不來。」 「那（些挑戰）就是我們的生活啊，一個家庭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樣貌。」貝貝媽說。當家長願意坦承自己的有限，也願意給自己和孩子一個機會，在與社工的真實對話中，往往能具備比一般家長更大的韌性。唯有先建構完善的制度環境與支持體系，能接住收養家庭，收養的意願才會提高，讓這群特殊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歸屬。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塑膠字卡正面寫著中文『西瓜』，背面則標示注音『ㄒㄧ ㄍㄨㄚ』與圖片。」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達達（化名）回憶，自己11歲返臺、降級就讀國小時，在沒有專業教師陪伴下，只能由志工哥哥姊姊協助，靠著字卡學習。他坦言，光是注音就學了三個月。 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高中以下新住民在學子女共26.5萬人，佔全體學生6.7%。而在新二代學生中，有一群人的處境更複雜──他們被稱為「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 所謂「跨國銜轉」，乃指新住民子女在臺灣之外的國家生活一段時間後再度返臺就學，並因華語能力不足，在生活與學習上遭遇困難。這類學生的家庭背景大致有兩種：雙親皆為外籍，或一方為臺籍、另一方為外籍。教育部自109年推動「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註一）計畫以來，近六年累計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跨轉生2,878人，其中逾六成自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孩子大多在幼年便被送回父母其中一方的母國由親戚照料，之後再因居留期限屆滿等各種因素回到臺灣。 註一：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2017年合作建構，目前已邁入第三期。旨在推動跨轉生相關政策及「跨轉生線上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的建置。 他們帶著在母國生活多年的記憶與習慣踏上臺灣，迎面而來的卻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曾在越南完成小學教育、返臺後從五年級重新銜接的跨轉生王宜靜回憶，自己當時幾乎沒有中文能力。她聽不懂老師上課，看不懂考卷內容，第一份中文考卷掛零，但老師又難以單獨為他調整授課方式，「我就只能一個人消化。」他說。同樣來自越南、返臺後也曾降級就讀的達達則認為，「最困難的問題是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課堂上，他只能發呆，或在筆記本上畫畫。由於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處境，他只能一再告訴自己：「算了。」 對跨轉生來說，進入臺灣校園後，語言、教材，甚至老師與同學聊天的方式，都可能變成新的門檻。在此方面，各縣市並非全無因應。以台北市為例，跨轉生申請入學後，學校須召開「習得會議」，由跨處室人員與家長共同討論個別方案；若涉及降轉，尚有專家列席評估。會後，學校再進行編班，並安排後續適性輔導。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跨轉生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可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每班最高可獲244節免費的扶助課程（上、下學期至多各72節、暑假80節、 寒假20節），112學年度共計439名學生申請。 制度設計上，華語教學者以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為優先，或由曾受過華語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者擔任。這意味著，制度本就期待相關師資兼具華語教學的專業能力，且需能理解孩子在生活與學習上的適應困難。然而，走進第一線，情況往往不是如此。王宜靜提到，最早負責教她中文的並非正式華語教師（註二），而是校內一名替代役男，利用早自習與午休用字卡帶他認字、發音；然而役期結束後，便無人接手教他中文。達達的經歷也相去不遠：起初，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正式協助，僅有志工「哥哥姊姊」教他注音；再後來，才有大學生進到校園，將他抽離原班另行教學。這些人確實在不同時期提供幫助，但支援從哪來、由誰承接、能維持多久，始終缺乏穩定清楚的安排。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校長吳勝學坦言，學校並無專為跨轉生設置固定編制教師，華語教學師資多屬「外加、彈性的」人力。他指出，很多時候學校只能自行設法補足師資缺口，也只能利用午休或其他零碎空檔排課。負責新住民教育業務的濱江國小專案教師李璿瑞也直言，具證照的華語教師並不好找，「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找志工媽媽、找退休老師。」不過，教學現場仍多以新住民家長、學校內既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老師）（註三）等非專業華語教學人才協助。 註二：華語教師乃指通過「對外華語能力認證考試」，具有華語文教學專業者。 註三：108學年度政府正式將新住民語文列入語文領域後，國民小學將從本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則列為選修課程。政府為因應各級學校本土語言教學需求，培養具特定領域、科目專長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培訓合格後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專長於新住民語文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指稱。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專員鄭雅文指出，華語教學專業具有難度，「你會注音符號，你英文也很好，但是你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學生準確發出『ㄆ』的音。」然而，通過「對外華語能力測驗」並不容易。他說明，測驗共分五個部分，其中口語表達較難通過，必須顧及到發音、文意流暢度及內容是否貼切等問題，「連本國籍的老師要通過認證考試都很難，找新住民語老師（教支老師）是迫不得已。」 教支老師黃怡貞是其中一例。他平時在學校教授泰語，後來接觸跨轉生華語教學的領域，卻連指導學生寫字都覺得困難。此外，也有部分跨轉生曾因教支老師的發音不夠標準，而不信任其華語輔導能力，這也凸顯跨轉生教育對華語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對這些非華語教學專業出身的老師而言，華語教學並非其本業；然而，基於照顧同鄉、心疼孩子的角度，他們卻還是選擇咬牙接受挑戰。只是，政府卻未保障相應的工作權益，致使工作負荷與待遇失衡。 由於來自同鄉，教支老師有時身兼「橋樑」的角色。學生面對陌生環境，較容易向他們敞開心房，訴說生活困難。柬埔寨語老師孫雅雯坦言，「他（學生）不知道怎麼跟班導師溝通，我就會幫忙。」印尼語老師麋鹿（化名） 也表示，因有些跨轉生的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孩子，他們有時得充當陪伴的角色，在假期時帶孩子出門，滿足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提供孩子缺乏的心靈支持。 然而，教支老師若同時協助教學華語，其報酬計算方式是以「教支老師的支給基準」規定，按鐘點給付，而不是如正式老師以月薪計算。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提到，過去曾有教支老師抱怨，有學校的正式教師在面對跨轉生時，把課本一塞，就要他全權接手。 此外，教支老師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奔走於不同學校之間，只為了上一節短短的課；且聘用情況並不穩定，難以確定新學年度是否仍有案件可接。種種現象皆反映，現行體制不僅尚未完善跨轉生的銜轉教育品質，也較無法保障非華語專業教學者的工作權益，反而要求他們承擔義務之外的教學工作。 孫雅雯表示，自己對這些工作仍有熱忱，也願意投入幫忙，「但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每個人都會受不了。」像教支老師這類非華語教學專業的人員，雖擁有特殊身分，也長期被政府用來填補華語教學專業師資的缺口，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未被社會看見，「不是因為（師資）稀少而珍貴，是稀少而不受重視。」他坦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新住民子女華語學習扶助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不過中央撥款後，地方政府仍可自行修改補助各級學校的方式，導致各縣市針對跨轉生申請扶助課程的作業程序不盡相同。 以台北市為例，學校為跨轉生申請華語教學扶助課程的申請時，申請表須清楚列明各項經費支出，包含教材費、交通費等。然而，在申請核准前，難以確定實際授課的華語教師人選，且常面臨跨轉生於學期中才突然轉入學校的情況。李璿瑞老師解釋，「寫計畫不難，但當很多事項的前置作業都要先確定，就會被卡住。」 另外，地方政府執行跨轉生教育的承辦人員幾乎年年異動，相關行政知能（註四）難以延續。鄭雅文補充道：「若各縣市的專責單位能正視議題，或許能爭取到更多的經費，挹注在學生學習需求上。」 註四：行政知能指教師兼任或兼辦學校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針對跨轉生的華語教育，專業人士普遍認為，華語教師的必要條件不在需要會跨轉生的母語，而在應具有華語教學的專業背景。鄭雅文表示，教支老師雖熟悉跨轉生的母語，雙方卻因此容易直接使用母語溝通，且未必具有華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反而可能降低學生的華語學習速度。然而，他認為教支老師依然是潛在師資，若教支老師能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中級，其字彙量介於2500至5000之間，「這樣就比較具有華語教學的能力。」 因此，面對臺灣華語教學人力不足的現況，具有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便成為官方補足缺口的可能人選。李璿瑞說明，退休教師投入跨轉生華語扶助教育的優勢在於，他們原本就具備教學經驗、瞭解學校生態，「可能會比較知道一些教學方法。」鄭雅文也強調，「擁有證照的老師不一定有現場教學的經驗。」他認為，若退休老師再經培訓補足華語教學專業，是現階段扶助跨轉生學習華語最適合的人選。 吳勝學也進一步指出，華語扶助教學的老師不同於正職的教師工作，每周授課時數不多，且單周報酬僅幾千元。他坦言：「這項工作跟正職領月薪的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太會有意願專門來上課。」相較之下，退休教師有退休金作為收入基礎，較能接受這類低時數的教育工作。 目前除了具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能夠投入教學現場，抱持教育熱忱的學生志工亦逐漸成為增進跨轉生華語學習的重要助力。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的跨轉生志工微零（化名）分享他選擇擔任跨轉生志工的原因：「相較於正式、規範較多的教學體系，志工給予我更大的彈性，讓我不需要完全依照制式流程進行教學工作。」以新生國小為例，志工每周僅需進行40分鐘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穩定參與。林麗蟬亦認同，應鼓勵學生志工投入跨轉生的華語扶助教育，「讓學生在還沒進入教育職場之前，就先去接觸現場，是一件好事。」 台灣越裔總會長陳凰鳳曾接觸多位跨轉生，他指出：「如果是由學長姊來帶領，因為大家都在經歷學習的過程，所以就可能比較容易親近。」跨轉生達達則表示，與20到25歲左右的年輕陪伴者互動時，自己最容易感到自在，「因為這些陪伴者的思考方式就像七分熟的牛排一樣。」他們能共享同齡人間的話題，又成熟到可以提供有效的建議。 為使跨轉生更順利融入同儕與學校環境，並發展多元興趣，政府也藉由舉辦營隊鼓勵其參與，擴大接觸的人群。以台北市為例，教育局於2025年曾舉辦「小小外交官暑期體驗學習營」，由濱江國小及台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承辦，課程內容包含科學實作、創課體驗及校外參訪等。濱江國小新住民專案老師黃晨華解釋，跨轉生在交朋友、語言溝通上常會遇到困境，因此課程設計特別重視活動協作，希望學生能在其中打開心房、認識朋友，也進一步提升語文及社會溝通能力。 第一線教學現場努力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政府端則仍有改善空間。自2024年8月《新住民基本法》修正後，跨轉生對象已從東南亞七國擴大至更多國家，且無論父母是一臺一外或雙外籍，其子女皆可申請華語扶助課程。不過，現行政策仍未納入父母皆為臺籍的跨轉生，鄭雅文解釋：「臺灣年輕人到海外工作，在國外與臺灣人結婚後想回來定居，他們的孩子華語能力不見得夠好。」全球化影響之下，人口移動現象越漸普及；若政策能更全面且完善地開放，才能保障更多不同型態的家庭，減少銜轉教育的制度漏洞。 跨國銜轉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政府目前已確立大致政策方向，也持續與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相互交流；然而，基層單位對此未必已有一致認識。「課堂上的老師常把跨轉生誤認為一般新住民子女。」鄭雅文直言，若要擴充華語教學專業師資，仍須持續開設研習、推廣，讓更多學校教師理解並正視跨轉生的教育問題，「跨國銜轉學生這一議題由來已久，然而在教學現場卻不一定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他認為，唯有累積經驗，才能及早修正問題，避免困境於第一線教育現場持續擴大。

【記者陳少凡、黃暐喬、陳雙、顏貝恩報導】「主人／大小姐，歡迎回家！」踏入女僕咖啡廳（以下簡稱僕咖），迎面而來的是女僕親切的笑容與問候。帶位入座後，女僕會輕輕靠在桌邊，細心介紹餐點，讓人彷彿瞬間進入了貴族莊園，女僕從旁服務顧客。桌上擺放著菜單與搖鈴，顧客隨時可以透過搖鈴呼喚專屬的女僕前來服務，這樣的設計，也讓互動多了一層儀式感。 僕咖源自日本秋葉原的御宅族文化，將ACG（Anime、Comic、Game）中對女僕角色的想像搬入現實。透過服裝、語言與互動，男性顧客被稱為「主人」，女性顧客則被稱為「大小姐」，女僕也因此成為從虛構世界走出來的獨特存在。這樣的空間，讓人得以短暫抽離日常生活，進入非現實的情境中。台灣女僕文化從早期的小眾同好聚集，演變為一種結合餐飲與互動體驗的娛樂型態。 提到僕咖的經典料理，蛋包飯往往是最具代表性的選擇。女僕會在一旁引導顧客一同念出咒語：「おいしくな〜れ！❤（變好吃吧，萌萌心動！❤）」，並搭配手勢，在蛋包飯上淋上番茄醬，完成所謂的「施魔法」儀式。這樣的過程，對初次到訪的客人而言，既新奇又有趣，也因為能夠與女僕產生互動，而顯得格外特別。 走進店內，女僕多半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女性，他們端起盤子、畫盤（用巧克力醬或番茄醬作畫）、施魔法、和客人招呼及聊天等等，當女僕七七（化名）細數工作內容時，他笑著說：「這對我來說很夢幻，也讓我很有熱忱。」 而各自選擇加入女僕咖啡廳的原因，他們答案也出奇地一致，「衣服很可愛，可以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排班很彈性，可以配合課表。」、「收入好像比一般餐飲業多一點。」對許多仍在就學的大學生而言，女僕咖啡廳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彈性，同時也能盡情展現自我風格的工作場域。 「因為喜歡動漫，看到有個喜歡的角色去女僕咖啡廳工作，覺得他的衣服好可愛，就想著自己也去試試看。」女僕可可（化名）笑容滿面地說起踏入女僕咖啡廳的契機，是因為動漫裡一個身著女僕裝的角色。 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入行，可可卻意外發現這份工作的種種驚喜：除了上述提到的優點外，還能拍下許多美麗的照片，甚至有人願意為此買單。並且店內不定期舉辦的特別表演活動，像是可以被指定上台唱歌跳舞，更讓他在過程中享受到萬眾矚目的感覺，也達成了與當初偶像動漫中一樣的情境。「我覺得很好玩，還能常常收到大家的禮物和甜點。」可可說，粉絲們總是帶著禮物與點心前來，用這份心意表達對女僕們的喜愛。 然而，這份「光鮮亮麗」的工作，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與接受。 小沙（化名）提及自己剛入職時的家庭衝突，「我18歲就開始當女僕，一開始爸媽知道之後非常反對，甚至為了這件事大吵了一架，還離家出走。」他說，家人將女僕咖啡廳視為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產業，與茶店、禮服店等工作產生聯想。對於不熟悉這類文化的人而言，女僕的服裝與顧客之間的親密互動，往往容易被誤解與放大檢視。 在外界眼中，這份工作既夢幻，也難免帶著爭議；女僕們在僕咖「服侍」的日常裡，其實也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困境。 僕咖常被形容為一個為顧客打造的「異世界」。「大小姐」、「主人」這些稱謂不僅營造出獨特的氛圍，也在建立起女僕與客人之間的「主僕關係」，讓顧客感受到自己處於被服務與關注的焦點。對此，幻戀女僕咖啡廳負責人璃茉（化名）表示：「僕咖本質上還是餐飲業，只是服裝比較精緻，空閒時間會和客人聊天，有點像偶像互動的感覺。」儘管這樣的關係設定強調互動，正統的僕咖會對女僕與客人的互動設下明確界線，例如：禁止顧客觸碰女僕、女僕也不得坐在顧客身旁、不能等待女僕下班等，以維持一定的距離與安全。 主僕角色關係的界線有時也會變得模糊。「有顧客會藉由「瘋狂搖鈴」強行吸引注意，趁機進行不當肢體接觸、試圖佔便宜。」可可說道，許多客人會用不當行為來吸引女僕的注意。女僕Nn（化名）表示，遇到這類情況，他會當下出聲制止，現場同仁也會協助介入，事後再向店長或老闆回報，透過調閱監視器，將相關顧客列入「出禁」（註一）名單。另外，女僕蘋果派（化名）分享，曾有同事在下班後由男友從台北接送回桃園住處，卻遭顧客一路尾隨，事後還收到私訊追問接送者的身分。這樣的舉動不僅打破了本應存在於店內的角色界線，也讓女僕的人身安全面臨潛在威脅。 曾有七年女僕資歷的璃茉也坦言，自己在剛入行、尚未熟悉如何拿捏與顧客的關係時，曾經會反覆自我懷疑：「顧客喜歡我，但我卻無法回應，是不是我自己的問題？」然而，隨著經驗累積，他逐漸學會劃清女僕與顧客的邊界，例如明確告知不接「戀愛客」，以免陷入與顧客產生難以收拾的情感糾葛。「僕咖是提供情緒價值的地方，但不要把裡面發生的一切當成真實。」璃茉強調，雖然女僕與顧客之間的親近程度可能影響業績表現，但他認為雙方仍須清楚理解這段關係的本質，才能避免讓自己越陷越深。 註一：出禁機制，指顧客若違反店內規範，經判定後將被禁止再次入店消費。但對於初次來訪或流動性高的客群，這樣的機制仍難以做到提前預防。 女僕提供的情緒價值，往往不只停留在店內，而是延伸至下班之後。為了維繫既有客群並吸引新客源，女僕必須在下班後的時間持續經營社群帳號，他們被迫隨時守著手機、保持在線，這種隱形成本已轉化為沉重的負擔。女僕小美（化名）坦言：「壓力就是你會覺得要一直盯著手機啊！就是一定要上線。」顧客的情勒讓女僕即便在下班後，仍難以抽離工作、需要繼續經營數位勞動：一旦未能即時回覆訊息，便可能遭受負面標籤，蘋果派指出：「有些客人會很在意你沒有回他訊息，這件事情可能他（顧客）會覺得你很功利、很現實，因為（他們會覺得女僕的服務）一定要到店裡要花了錢，才能跟你講到話。」在顧客的認知中，即時回訊息是女僕應盡的工作，若未達標即被視為失職。儘管女僕們能理解顧客對陪伴的渴望，但他們也強烈希望對方能理解勞動的界線。在脫下制服後，他們同樣需要享受純粹的休息時光。蘋果派表示，雖然這份工作的隱形壓力極大，但他選擇維持心理邊界。若顧客過於在意回訊頻率，他會禮貌地表示雙方「沒有緣分」，藉此過濾掉對私生活過度干擾的顧客。 壓力不只來自顧客的期待，女僕圈內的匿名社群「靠北女僕」，也成為許多女僕的壓力來源。由於這個圈子人員流動頻繁，女僕的工作表現、私下行蹤，都可能被人截圖上傳、討論。小美分享，曾有女僕與男友約會時遭人偷拍，照片流出後還被嘲諷「有男朋友還來當女僕」，反映出部分顧客對女僕「必須純淨、不能有私生活」的扭曲想像。這樣的輿論壓力，讓女僕即使下了班，也難以真正卸下包袱。 除了心理壓力，性騷擾與言語冒犯也是女僕長期面對的灰色地帶。小沙透露，常有顧客在社群私訊他：「一直回覆限時動態，甚至還會問我要不要賣原味襪子。」蘋果派說：「像我之前有跟顧客說過讀哪所學校，然後有天他突然私訊我：『那天在你學校附近，怎麼都沒看到你？』我就開始擔心，他是不是真的要來找我。」這種滲入日常生活的跟蹤，讓他在下班後仍難以放鬆。 「人事成本當然是經營時支出最大的項目。」天使ハート女僕咖啡廳老闆寶哥（化名）說明，僕咖產業的人事成本相較其他服務業高出許多。不少女僕當初正是因為較高的薪資入行，沒想到卻碰上欠薪問題，讓原本的期待落空。據報導，議員張志豪於2月13日揭露，某僕咖業主積欠員工薪資高達約560萬元。這樣的案例並非個案。「一開始只是拖半個月，後來乾脆不給薪水。」曾於欠薪僕咖工作過的可可說道。業者慣以「晚點再給」或「先給一部分」等方式拖延，許多女僕礙於情面或求職不易，往往選擇默默承受，待離職或轉往他店後才告一段落，真正被揭露的案例仍屬少數。欠薪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停留在勞資糾紛層面，更實質威脅到女僕的日常生計。 除了欠薪問題，職場內的不當對待同樣令人憂心。「聽朋友說，有老闆會搭女僕肩膀、手往下摸，然後可能還會摸一下頭，沒來由地動手動腳。」可可分享著從同業口中聽來的遭遇。僕咖雖明訂了與客人之間的互動界線，職場內部的規範卻仍所欠缺，形成灰色地帶。「因為是上對下的關係，有時候也不敢反抗。有些人會選擇離開，有些人選擇順從。」小美說，畢竟跟老闆關係不好，排班就會變少，薪水也會受影響，所以大多數人即使心裡不滿，還是會選擇忍下來。 「女僕咖啡廳是一個很健康的產業，在日本高壓社會下的上班族，常常會到女僕咖啡廳感受青春活力，並釋放壓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兼任X實驗學院教授林承毅說道，業者應該要去制定好女僕和客人的互動界線，讓僕咖產業維持在適當界線內，避免走向污名化。僕咖產業若要健全發展，建立友善、透明且安全的工作環境，才能讓更多人願意投身其中，也讓許多正值學生年紀的女孩獲得應有的保障。 璃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決心籌備屬於自己的店。「僕咖有很多欠薪、騷擾這些問題。我是女僕出身的，自然會站在女僕的立場，創造一個屬於大家的小家。」他說。有別於傳統僕咖仰賴ACG客群的模式，璃茉計畫透過與遊戲品牌合作、拓展業配等方式開源，同時確保女僕優渥的薪資待遇，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從業人員的基本權益。在他的藍圖裡，希望僕咖能成為一個讓女僕們真正感到安心的家。 「我的夢想是想要徵選地下偶像，我想在女僕咖啡廳先累積一些勇氣和經驗！」小沙說道，透過在僕咖表演的工作，也能增加他徵選上地下偶像的機會。「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偶像！」可可堅定的說，雖然不像真正的偶像需要經營演藝事業，但是畫拍立得、日常表演、生誕祭（注二）的演出，也讓他體會到為粉絲帶來快樂的感覺。 雖然僕咖產業存在不少亂象，但在這裡，是他們實現夢想和感受被喜歡的地方。小美分享：「我在這裡可以做自己，而且發現原來做自己也可以有很多人喜歡。」這份從僕咖獲得的喜悅，並不只停留在女僕身上，更透過互動傳遞給了每一位推開店門的顧客。「有些客人走進來的時候帶著心事，離開的時候是笑著的。」可可說道，這是讓他覺得這份工作值得做下去的原因。 註二：生誕祭（せいたんさい）指粉絲為偶像或角色舉辦、具應援與儀式性的生日慶祝活動。

【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不管人在哪裡，只要你還記得你們家這道菜，就很足夠了！」這是漫畫《手路菜》中，阿旺師對廚師江青雄說的話。在故事開頭，海外求學歸來的江青雄找上以「手路菜扛霸子」聞名的阿旺師拜師學藝，並請他代客料理「瓜仔肉」。在料理過程中兩人一邊閒聊，也逐漸揭露青雄的回憶，原來這道菜於他而言，不僅是媽媽在失智前經常煮的拿手菜，更乘載著兩人過往的衝突與情感。熱氣自蒸鍋中緩緩升起，開蓋瞬間濃郁的肉香便撲鼻而來。當青雄終於將瓜仔肉送入口中，隨之浮現的正是記憶中熟悉的味道，看似平凡的菜餚，背後卻隱藏著媽媽未曾說出口的牽掛。 曾擔任蓋亞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蓋亞文化）漫畫部企劃總監，現為自由撰稿人的陳怡靜指出，臺灣漫畫（以下簡稱臺漫）題材漸趨多元，其中以文史類為大宗，BL（Boys’ Love）、BG（Boy & Girl）等戀愛類型也是熱門之選 ，近年也開始出現更多如少女、科幻與生活類等不同風格。此外，陳怡靜也觀察到本土飲食元素在臺漫作品中的比例逐漸提升，漫畫家透過這些元素帶出角色與土地的故事，並呈現當時社會的生活樣貌，「大家都喜歡吃東西嘛，所以會常常藏一些東西進去（作品裡）。」 Openbook閱讀誌的一篇漫畫評論〈美食漫畫的台灣，與台灣的美食漫畫〉觀察到，早在1990年代，由沙朗原作、黃璁毅所繪的《我是大廚師》裡，便詳細呈現了臺灣料理的烹調過程與辦桌文化。現今作品中，《幸福調味料》藉由柑仔店的茶葉蛋、手工醬油等日常食材，揭開人物間的溫馨互動；《台灣特有種》則將新竹貢丸及米粉等在地名產擬人化，創作出獨特的世界觀與日常故事；以台南考古出土文物為主題的《鯨舟堂休業中》，甜點創作也融入於故事裡，在味覺饗宴中探索台南的歷史底蘊。近年多部以臺灣歷史為背景的作品，如《異人茶跡》、《Mararum：山間料理人》及《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等，也細緻還原了不同時代下的飲食特色。 飲食除了作為故事中重要的媒介，也常與漫畫家的自身經驗結合。漫畫家茜Cian製作以自身家鄉新竹為背景的《台灣特有種》，介紹許多新竹在地美食。他在創作過程中閱讀許多本土雜誌，從中獲得不少當地的文化知識，「我以為我很熟悉家鄉，但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發掘的地方。」出身於茶農家庭的漫畫家張季雅，則是從小耳濡目染，對茶葉產生濃厚興趣，激發他創作出《異人茶跡》，講述臺灣烏龍茶之父陶德與李春生的事蹟，「我透過爸爸認識到製茶的原理和方式，但他對臺灣為什麼要開始種茶就不太了解。」為了梳理臺灣的茶葉歷史，他在創作前便著手進行田調，並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合作，一同蒐集整理大量的傳統文獻及資料。 漫畫《手路菜》的誕生，是源於編劇鄭心媚在籌備影視劇本時，走訪各個家庭，並記錄下料理做法與背後的故事。過程中她體會到，「原來這道菜不只是一道菜，它不僅凝聚了家人間的感情，更與每個家庭的故事和歷史相關。」因緣際會下，鄭心媚決定將這些故事改以漫畫形式呈現，並邀請漫畫家安妮羊合作。安妮羊從20多道菜色中，精選出五道最可發展的料理作為故事主軸。這是安妮羊首次以食物為核心的創作，他認為食物雖然表面普通，但背後隱藏的情感連結能協助推進劇情，「食物背後牽繫著人情故事，也能表現出角色的個性，這正是吸引我挑戰的原因。」 《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則是以日治時期的日本料亭梅屋敷（註一）為故事背景，漫畫家洪一誠（清水）和編輯白詠煜（Haku）到大稻埕實地探訪，在創作初期便循著故事路線，記錄過往留存到現在的歷史建築，並實際測量步行所需的時間。故事也利用食物作為推動劇情的媒介，他們分享在探訪的過程中發現，在書中出現的「蟳丸」原本是高級的酒家菜，為了讓它更平易近人，才以荸薺、蛋黃等食材替換裡面的蟳肉，在普及化後也保留了原名，「有些東西是我們在探查的過程中，才會知道背後的意義。」 註一：料亭為日本傳統的高級料理餐廳，以精美的日式庭園造景與良好服務為特點；梅屋敷現名為國父史蹟館。 田調成為許多創作者的基本功課，然而面對海量的資料，常常需要作出取捨以符合故事主軸，「我們蒐集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資料，但用到的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張季雅表示雖然有許多內容沒有出現在作品裡，但這也成為了創作者的養分。以美食類型的漫畫而言，將料理食譜與歷史故事補充在休息頁或附錄裡，甚至是畫成小彩蛋藏在漫畫一隅，都是呈現這些田調心血的方式。 「美食漫畫與關於美食的漫畫是不一樣的。」阮光民舉例，《幸福調味料》便是關於美食的漫畫，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調味料作為引子，帶出富含風土人情的一篇篇故事。臺灣ACG（註二）研究學會常務理事李衣雲則將食物類型的漫畫分為兩類：飲食漫畫偏向於介紹料理製作及其背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如《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另一類是美食漫畫，如日本漫畫（以下簡稱日漫）《擁有超常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食家》著重在激發感官體驗與強調品嚐時的情感，「美食漫畫是強調它（美食）怎麼被感受。」 註二：ACG是指動畫（Anime）、漫畫（Comics）與電子遊戲（Games）等作品類型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相較於專注在料理對決的《中華一番》，或強調品嚐過程的《孤獨的美食家》等日漫，臺漫多數還是以飲食作為人文歷史故事的媒介，而非聚焦在料理或飲食體驗上。《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便是透過臺日的各式料理呈現文化差異，並勾勒出日治時期的族群衝突與社會融合，「臺灣蠻多的漫畫家會把臺灣的飲食文化放在作品裡面，帶出人物與土地的故事。」陳怡靜說道。 比較臺日兩地的漫畫產業，台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總幹事蕭怡瑩認為，臺灣不像日本有完整的產業鏈，有足夠的創作平台（如各種比賽與雜誌連載）可以訓練年輕漫畫家的畫技與敘事能力，他表示這也是美食類漫畫在臺灣不太盛行的間接因素，「這種漫畫的門檻其實蠻高的。」因為缺乏經驗累積，漫畫家很難只透過畫面就勾起讀者的慾望。張季雅分享在創作《鯨舟堂休業中》時，畫千層蛋糕耗費一整個下午的經歷，笑說：「在黑白漫畫裡只有線條跟網點，要把食物畫得很好吃，我覺得超級困難的。」這也是其他漫畫家的共同感觸，要如何透過紙張上的墨水表現出食物的色香味，是對漫畫家們的一大考驗。李衣雲也提及，臺灣的漫畫出版社相對缺乏強而有力的輔助團隊，也沒有專業的美食編劇，除非有中研院數位典藏資源或地方政府的協助，否則單靠漫畫家與出版社，很難創作需大量背景知識的美食題材。 除了創作上有難度，要如何在海外推廣也成為挑戰，「不只是美食題材，臺灣的漫畫、戲劇要推廣到國際上都很不容易。」鄭心媚感嘆。《異人茶跡》、《幸福調味料》等飲食題材漫畫雖有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海外出版，《Mararum：山間料理人》也獲得第19屆日本國際漫畫獎銀獎，但臺灣文化輸出比起日韓仍屬於弱勢，若漫畫故事只著重在臺灣的歷史上，會比較難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李衣雲則建議，比起講述臺灣在地的特色料理，若能以在國際上聞名的珍珠奶茶與手搖飲料為故事主軸，也許更能加深外國讀者的共鳴。 因此自2012年起，文化部便在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設置臺灣館，臺漫陸續也在義大利盧卡國際漫畫節、德國萊比錫國際動漫展等全球性展場亮相。2013年開始推動的「Books From Taiwan」計畫，也累積了數十本臺漫試譯版在海外書展宣傳，並與多國出版社積極接洽，盼臺漫能打入國際市場。 「現在是臺漫最好的年代。」臺灣ACG研究學會理事長羅禾淋直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長年積累大量臺灣史料與照片等典藏，2008年時，研究員突發奇想，希望將這些資料轉化成漫畫創作素材，因而孕育《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集》，並自2009年起廣邀本土圖文創作者，將漫畫題材結合臺灣議題，自主發想作品內容，並向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申請創作所需史料，中心則提供一般民間難以取得的珍貴文史資料，如《異人茶跡》、《Mararum：山間料理人》及《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等作品即採此方式進行創作。 此外，文化部於2016年發布《文化部漫畫出版發行及推廣行銷補助要點》，投入資源支持臺漫創作，2018年再改以《文化部漫畫創作及出版行銷獎勵要點》持續推動。蕭怡瑩說明，臺灣其實有學習韓國做法而陸續祭出漫畫補助，「第一屆獲得政府補助的作品真的是什麼都有，可以說是百無禁忌。」 隨著政策推動，主導文化內容產製的文化內容策進院對臺漫的規劃逐漸轉移重心，從單純支持創作，轉向強調漫畫與影視結合的產業潛力，不僅關注作品完成度，更重視其商業延伸的可能性。文策院主辦的金漫獎於2018年增設跨域應用獎，鼓勵漫畫與不同領域連結，引導臺漫朝向跨產業整合發展，形塑更完整的產業鏈。 不過，補助機制亦衍生出新的限制。因為臺漫出版大多仰賴政府補助，且補助主要以單行本為主，使創作者傾向規劃短篇作品，避免未來申請不到補助金，而使連載中作品面臨被迫腰斬的窘境。「只能出一集的話，選擇非虛構的文史題材比較好聚焦。」羅禾淋表示，相較於日本美食漫畫《深夜食堂》、《烘焙王》等作，皆有數十本的連載，臺灣美食漫畫在篇幅與連載條件的限制下，較常轉向以文史、生活為主的類型，也因為單行本能講述的內容有限，不僅難以深化角色塑造，更難以支撐影視改編或長期讀者經營，進一步限縮作品的市場擴散與商業轉化。在此背景下，文化部於2023年9月正式啟動「匯聚臺流文化黑潮計畫」，進行首次為期四年的中長期補助計劃，鼓勵創作者發展長篇連載作品。 在官方制度之外，出版社也從實務操作中尋找突破口。以蓋亞文化為例，其自2024年啟動的「日本計畫」，從電子書發行與臺日共製兩面向切入，嘗試不同以往的模式將臺漫推向市場：以「絆：百年前的臺灣」為主題，選擇具有日治時期背景的作品如《Mararum：山間料理人》等六部作品，翻譯並製作成日文電子書版本於當地31個平台上架；以及透過臺日共製機制，讓漫畫家在創作過程中與臺、日編輯進行三方協作，使作品在兩地同步線上連載。陳怡靜笑說：「（臺日共製）需要很多轉換與溝通，雖然很累，但也很有趣。」從創作初期即導入市場與編輯機制的作法，使得作品能逐步貼近不同市場的閱讀習慣。 相較日本、韓國成熟的產業結構，臺漫正處於萌芽階段。陳怡靜分享一位義大利讀者的回饋，他形容臺漫就像萬花筒般，小小的視野看進去，卻充滿多元繽紛的漫畫題材。羅禾淋對此表示認同，認為各國漫畫產業本就因文化與產業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臺灣不必以此作為單一比較標準。目前在官方及民間的協作下，臺漫逐步強化創作與市場間的連結，無論是補助機制、國際推廣或異界合作，都象徵著臺漫極大的成長與發展潛能。相較日本、韓國成熟的產業結構，臺漫正處於萌芽階段。陳怡靜分享一位義大利讀者的回饋，他形容臺漫就像萬花筒般，小小的視野看進去，卻充滿多元繽紛的漫畫題材。羅禾淋對此表示認同，認為各國漫畫產業本就因文化與產業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臺灣不必以此作為單一比較標準。目前在政府及民間的協作下，臺漫逐步強化創作與市場間的連結，無論是補助機制、國際推廣或異界合作，都象徵著臺漫極大的成長與發展潛能。 網路時代的來臨使紙本讀物式微，連同漫畫也受到衝擊，「其實漫畫競爭的已經不是類型了，漫畫要競爭的是別的媒介。」陳怡靜解釋，社群軟體、串流平台佔據市場中心位置，娛樂分眾化讓臺漫更難被看見，不過漫畫依舊存在特殊優勢。鄭心媚比較影視劇本和漫畫分鏡，「影像的限制是需要考量真實性，漫畫就可以天馬行空。」漫畫家可以使用誇大的手法，讓劇情更突出，影視製作上則相對困難。 然而，臺灣觀眾依舊偏好戲劇的呈現方式，若要讓臺漫「破圈」仍需要跨域合作。如《異人茶跡》便改編成桌遊，將漫畫中的茶葉製程、器具等元素融入遊戲中。而漫畫最常跨足的領域則是影視，如《用九柑仔店》、《神之鄉》等劇，皆為臺漫所改編，《五味八珍的歲月》則是從小說同步改編為電視劇與漫畫，近期《手路菜》也預計推出相關戲劇作品。透過戲劇能增加漫畫的知名度與受眾，進而有更多跨域的合作機會，期待能與超商聯名推出作品中的料理，甚至成為著名IP（Intellectual Property）。 臺漫歷史起起伏伏，經歷戒嚴、出版審查的階段後，才形成現今所見的臺漫，開始能夠表達漫畫家自身想法，融入在地議題，而在政府的長年推廣支持下提高了國際能見度，也讓臺漫產業能更加完善。玄奘大學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副教授胡覺隆長期投入臺漫產業，見證轉變的他提醒，臺漫不應全然以利益為導向，而應被視為文化的重要一環。阮光民則認為美食是穿越時空的鑰匙，「我們其實有一雙味蕾，一個在舌尖，另一個在心裡。」在看美食漫畫時，被牽動的不只是食物滋味的記憶，更多的是與那道菜餚緊緊相連的珍貴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