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孟祥宇、丘羨陶、邱柏翔、黃千艾報導】在父親過世約十年後的某一天，陳妮妮發現父親的Facebook帳號遭人駭入盜賣，對方找上她勒索，要他付錢才肯歸還。他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買我先父的帳號，裡面有很多珍貴回憶……」，在親友的從旁幫助下，最終帳號緊急轉為平台的「紀念帳號」，照片與往日貼文算是保住，但那個被竄改的名字與大頭貼，卻再也無法更改。 註：紀念帳號是指Facebook平台在用戶去世後，帳號姓名旁將標註「緬懷」字樣以示區別，用以保存用戶生前分享的相片、貼文等原始資料讓親友留言悼念。 社會大眾對於遺產的想像，往往停留在房產、存款、物件，但陳妮妮的案例，凸顯一個人的身後事已不再限於實體遺物。律師陳業鑫表示，傳統遺產往往與金錢價值連結，但社群媒體等數位遺產價值因人而異，他解釋：「遺產不一定要旁人覺得有價值才有意義。」 這類由文字、圖像與對話組成的數據足跡，承載著逝者的情感與記憶，已成為生者對抗遺忘、尋求慰藉的新形態載體。 在小R（化名）記憶裡，父母親早已分房，這段婚姻似乎只是為了孩子才苦撐著。直到父親因癌逝世，在整理遺留的手機與通訊帳號時，才發現父母並非如他想像中那般貌合神離，他說：「我原以為爸媽的感情已十分疏離，直到整理他手機時，才發現原來爸爸默默保存媽媽在家族群組分享的每張照片。」這才讓他意識到父親未曾說出口的情感。 除了照片外，小R也在整理過程中看到與父親互動的遺憾。翻閱LINE通訊紀錄時，與他的對話框裡有許多未接來電，以及一張張過保存期限、再也點不開的照片。他表示：「回去看聊天紀錄，我其實還蠻難過的，會覺得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好好的接他每一通電話。」小R也意外發現，父親曾在Facebook發表貼文分享過他國小時的畫作，文中還寫著：「這是我大女兒畫的圖喔！」他感嘆：「看到才想起來，原來爸爸以前是會這樣發文的人，但我後來都忘記了。」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名譽教授王以仁分析，這種透過數位遺產拼湊出親友另一面的過程，在心理學上具有補償作用。他解釋，生者對逝者生前的認知往往存在斷層，「我們很多人對親人的了解並不全面，也並不清楚他具體的生命樣貌。」 他指出，數位遺產中的故事或經歷，能協助家屬將遺失的記憶碎片拚湊完整，使緬懷的對象變得更加具體且真實。當逝者的形象從模糊變得立體，家屬往往能從中獲得慰藉，緩解死亡帶來的終極離別感。 對於逝者的認識，有時並非一次完成，而是隨著生者自身的成長，一讀再讀，每次都有新的發現。年幼時便失去姊姊的林家羽回憶，姊姊在世時曾與他傾訴畢業與找工作時的徬徨，當時無法體會姊姊所面臨的壓力，直到近年自己也經歷相同處境。重新翻閱姊姊留下的聊天紀錄，才從那些訊息中讀懂姊姊當時的情緒，他表示：「到現在自己也面臨了一樣的選擇，就會覺得當時不夠體諒他、沒有給他足夠的情緒支持。」 此外，林家羽姊姊離世時，由於其社群帳號已全數設為隱私，只留下兩人LINE的聊天紀錄。讓他遺憾的，是一支姊姊生前傳來的家人之間的搞笑影片，因當時未及時下載存檔，如今已因超過期限而無法讀取。即便如此，那些文字訊息仍是她偶爾翻看的寶貝，他表示：「（這些訊息）算是一種證明，你確確實實跟這個人相處過，然後他確實存在在你生命裡過。」 實體遺物或許留下了形體，但數位遺產卻捕捉了逝者生前的思考軌跡，當生者在步入與逝者相同的生命階段時，這些文字往往能跨越生死，提供更深的體悟與理解。 「可以從不同面向認識家人的過往，我覺得蠻有趣的。」陳妮妮時常在Facebook貼文中標註過世父母親的帳號，透過Facebook的標籤機制，陳妮妮的貼文會同步出現在父母親的個人版面上，因此在母親過世後，他的國中同學主動聯繫上陳妮妮，此前素未謀面的他們甚至親自出席他的畢業製作展覽。「一直以來有很多奇妙的緣分，讓我跟媽媽的好朋友們也能互相認識、聚餐。」陳妮妮在貼文中寫道。 除了心理慰藉，數位遺產更能轉化為生者的社會支持。疫情期間了凡（化名）的丈夫驟逝，他生前在重機與賽車社群十分活躍，頻繁透過Facebook與LINE群組與同好互動。儘管丈夫已離開五年，但他留下的數位帳號與社群，成了家屬維繫情誼的橋樑，好友們至今仍維持每年聚會、邀請家屬一同包棟度假的傳統。 了凡提及，丈夫剛過世時，這群社群的好友主動提出要分擔旅費，只為了確保他與孩子能如常參與聚會。此外在這幾年間，許多丈夫的好友也成為他工作上的客戶。他認為，丈夫生前在社群媒體經營的信用與人際網絡，已轉化為守護家庭的無形力量，了凡表示：「數位遺產帶來的人脈現在為我所用，這不只惠及我，甚至未來連我的孩子都可以受用。」 王以仁分析，這類由數位遺產轉化的社會連結，同樣具備心理學上的補償作用，對於逝者好友而言，與逝者後代建立聯繫同樣是思念的延續與情感補償。他強調：「面臨親朋好友的死亡以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在沒有他的時空之下，如何跟過去一樣活得很好，或者比過去還活得更好。」這種互動能將故人生前的信用轉化為守護家庭的實質資源，並協助雙方在共同的懷念中繼續前進。 數位遺產對家屬而言是哀悼的媒介，但對逝者而言，可能是最後一道隱私防線。 「我會想告訴他們不要打開。」林家羽在經歷姐姐離世後，深刻體會到數位隱私的重量。當時父母曾試圖聯繫Apple解鎖姐姐的手機，卻因法律與契約限制無功而返。林家羽表示：「手機就是隱私，本來就不是給別人看的東西。」他認為，強行解鎖是對逝者的一種侵犯，受此影響，會定期刪除自己的數位紀錄，甚至希望社群軟體能在心率停止時自動銷毀隱私資料。他主張，人們應在生前清楚交代遺囑，即便內容只是簡單的一句「不要打開」。 對於林家羽父母的案例，陳業鑫解釋，Google、Meta等平台的帳號服務本質上類似「私人契約」，條款多強調帳號權限僅限本人。若逝者生前未交代密碼，家屬在尋求警方或法律協助時，常會因事件非涉及刑事犯罪且警方無權干涉私人契約，導致處理過程處處碰壁。他坦言，目前台灣法律對於數位資產繼承尚無專門規範。 從制度面來看，相關規範仍有待建立，陳業鑫指出，現代人高度依賴社群媒體，數位遺產立法已具急迫性。他提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期公布的虛擬資產服務法草案，主要著重於防制洗錢，尚未觸及個人數位遺產的繼承問題。相較於虛擬貨幣等可量化的數位資產已有初步規範，私人數位帳號的繼承權仍缺乏明確法律依據。 他也建議，在相關制度尚未完善前，民眾應透過生前立遺囑，將數位資產納入規劃，才能確保在身後得以依意願處理與傳承。 在經歷父親社群帳號被盜的事件後，陳妮妮意識到：「不整理，不代表沒事。」隨即將父親所有的照片和貼文下載備份，也將逝世母親的Facebook帳號設定為紀念帳號，確保那些珍貴的紀錄不再暴露於風險之中。 陳妮妮表示：「我希望這些資料可以被好好妥善保存，然後信任的人可以擁有這個權限。」因此一年花費數千元購買Google雲端的儲存空間存放數位資料，並與哥哥溝通好，設定哥哥為自己的Facebook紀念帳號代理人，希望保存自己存在的痕跡，留給在世親屬作為紀念。 對於這類數位遺產的保存與交接，專業整理業者建議，除了像陳妮妮這樣定期備份，更要建立定期遷移資料的意識。 除了傳統的實體整理服務，提供數位整理服務的「ReLife整理收納」創辦人Blair（化名）指出，數位產品隨著時代演進，可能面臨設備淘汰或格式不相容的問題，使過往資料難以開啟或轉移。他認為：「提早整理數位遺產能讓後人少一分負擔，也減輕後人整理時的壓力。」 身為殯葬業者，了塵（化名）則認為數位遺產與實體遺產同等重要，應在生前妥善規劃，但他也指出，目前大多數殯葬產業尚未介入數位遺產相關業務，「遺產是有價的，只要跟錢有關，我們（業者）都沒有辦法介入。」另一方面，Blair觀察，民眾在數位整理服務的預約率並不高，多數人雖然認為這件事情很重要，卻因不具急迫性而遲遲未付諸行動，他表示：「大家會把這件事放在心裡，但真正要做卻很難執行。」 隨著數位生活逐漸成為日常，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民眾如何預先規劃、清楚交代，或許正是現代人面對生命終點時，不得不學會的一門新課題。

【記者陳少凡、陳雙、顏貝恩、黃暐喬報導】41歲的小華（化名）在去年中風後，被診斷為血管性失智症，成為年輕型失智症患者（註1），他每週都會前往向上清活小屋（註2）參與失智照護課程。「我還是想要工作啊，但是他們都不希望我去公司上班，擔心我沒辦法勝任。但我也沒辦法拿出證據反駁他們。」小華嘆氣後無奈地說道，比起每天前往失智照護課程，他更希望自己還具備社會生產力，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 註1：年輕型失智症是指65歲以前發病的失智症患者。與常見以「忘記事情」為主的失智症不同，年輕型患者往往先出現情緒、行為或語言上的變化，且疾病類型多元，導致每位患者的狀況差異大，也讓照顧方式難以一致。 註2：向上清活小屋全稱為，失智照護服務計劃分項二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明德里－向上清活小屋。 雖然公司並未解雇小華，而是將他的職務從原本身處第一線的居服員，調整為在家處理排班工作與行政事務。他仍領有薪資，也維持著員工身分，只是工作方式與過去截然不同。離開原本的工作節奏後，小華多半待在家中，看網路小說、滑手機，或打電動。「我現在在家裡就是這樣，很擔心、閒得發慌。」對他來説，爲了避免生活逐漸失去重心，他更想要出外工作，藉此打發時間。 對小華而言，問題不只是有無工作或收入來源為何，而是能否回到以往熟悉的生活節奏。 「（失智症）沒有傷到我任何的肢體、語言跟行為能力，所以我都覺得我可以正常上班啊！」他語氣篤定地說，也隱約透露出他對自身狀態的理解。在他的認知裡，既然仍能行動、溝通，就代表自己具備工作的能力。 然而，現實卻不如他所想。在醫療診斷與制度評估之下，是否能回到職場，仍需經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職業重建評估，判斷其是否適合回到原職或勝任新的工作。即使他積極投遞履歷、期待重返職場，最終仍需等待制度與企業的同意。在「自認仍有能力」與「需經評估才能工作」之間的落差，也讓患者在重返職場的過程中，面臨更多不確定與限制。 向上清活小屋中傳出優美的旋律，學員們配合著節奏唱出優美的歌謠，突然一聲「幹Ｘ娘！」打破了原本溫馨的氣氛。 61歲的喜哥（化名）曾因車禍罹患血管性失智症，儘管透過復健逐步恢復，語言與肢體控制能力仍受到影響。只要情緒出現起伏，他便容易出現激動的言語與動作，有時甚至會爆出髒話，眉頭緊皺開始出現恐懼的眼神、神情緊繃，甚至伴隨衝動的肢體反應，嚴重時可能傷及他人。 在向上清活小屋參與電影賞析分享會時，喜哥展現出較為穩定的一面。當其他患者提及他感興趣的議題時，他也會主動回應，甚至透過握手、拍手等動作表達認同。然而，一旦情緒出現波動，他的表達方式也會隨之轉變——內心的真實感受，難以透過語言或面部表情順利傳達，有時會出現想表達的事與外在表現相反的情況。 罹患血管性失智症18年的邱孟暉，擺盪在現實與記憶裏，時間感也偶爾出現錯亂。當被問及年齡時，他的回答從「70幾歲」到「66歲」，數字反覆更動，直到太太在一旁輕聲提醒，才又改口為「69歲」、「70歲」，語氣中帶著遲疑與反覆修正。 不只是在年齡判斷上，當被問起今天是星期幾、做過哪些事，他有時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或妻子以動作或手勢提醒。兩人就在這樣一來一往、近似拌嘴的互動中，慢慢拼湊出日常的記憶。 Young咖啡館志工劉鳳蓮，同時也是患者林善仁的家屬。林善仁過去經營公司，習慣處理各項決策與事務，卻在確診後，逐漸失去判斷與行動的能力。有一次深夜，家中的水龍頭突然漏水。過去總是負責修理家中大小事的他，仍習慣走上前嘗試修補。那晚接近十點，他反覆檢查水龍頭，不像以往能果斷修理，水龍頭持續漏水，他只能默默回到房間，隻字不提。意識到能力不如從前，林善仁內心湧現無助與失落。 隨著病情發展，林善仁在工作上也逐漸無法做出決策，公司營運因此受到影響。曾被誤以為只是壓力過大或情緒不穩，實際上，是失智症正在改變他看待與處理事情的方式。從過去能獨當一面，到如今臥病在床，他曾含淚對劉鳳蓮說：「本來我要照顧你的，但現在變成要你照顧我。」面對這樣的轉變，劉鳳蓮沒有責怪命運，而是試著調整心態，學習與疾病共處。 當社會停留在既有印象、缺乏對「年輕型失智症」的理解時，患者一旦出現異於常人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便會產生距離，甚至不被社會所理解與接納。 年輕型失智症在初期的變化往往來得更早、也更不易察覺——有人先從情緒與性格改變開始，有人逐漸出現語言障礙，也有人在空間與距離判斷上出現偏差。患者們多處於中年打拼及承擔家庭責任的階段，疾病卻讓他們逐漸偏離原本的位置。 向上清活小屋工作人員王姿懿説道：「他們患上失智症後，還是有病識感的，所以他們會覺得對家裡有愧疚感，可是明明生病不是他的錯。」在患者的心理狀態中，常擔心自己是否造成他人的困擾，甚至懷疑自身能力。對輕度失智者而言，他們需要的往往不只是被照顧，而是被肯定、找回自身價值。 然而，現行長照體系多以高齡者為主要設計對象，服務內容偏向照顧導向，對仍具行動與工作能力的年輕型失智症患者而言，往往難以適應與接受，也因此在進入日照中心後，常出現格格不入的情形，劉鳳蓮提到，因工作關係，有時需將罹患失智症的林善仁帶到日照中心。但離開前，劉鳳蓮總會特別交代工作人員：「把他當成工作人員就好，當作正常人用，不用特別照顧他。」在這樣的安排下，林善仁透過協助他人，在中心裡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劉鳳蓮坦言，對失智者而言「被需要」的感覺仍然重要。 將理解患者自我價值與尊嚴的同時，家屬也承受現實的壓力。當喜哥被醫生確診為失智症時，對於妻子而言宛如晴天霹靂。「在接受這個事情的過程中，心裡非常掙扎與疲憊，情緒也近乎崩潰。」喜哥的妻子說道，在丈夫確診之前，他失去了原先的社交生活，生活主軸都只能圍繞著喜哥。喜哥妻子表示，轉換成照顧者身份後，他的身體狀況曾好幾次亮起紅燈，甚至動了兩三次手術。剛開始的他幾乎自我封閉，每當談及丈夫的現況，他都會情緒崩潰。「如果自己家人都不願意照顧他、不願意為他著想，那麼誰會願意來幫助他？」喜哥主治醫生的這句話，讓喜哥妻子開始重新反思——如何去適應與接受喜哥確診後的生活，找到與喜哥溝通交流的方式。 「那一次活動結束後，非常多的家屬告訴我們，那是他們生病後，第一次離開台中。」向上清活小屋工作人員王姿穎提及，前年曾經帶患者到高雄出遊，活動結束後家屬對他們表達感激。多數家屬不敢輕易帶患者外出，因為患者在行動與語言上較難自我控制，外出時常面臨他人異樣的眼光；加上照顧者多為配偶，若在公共空間找不到無障礙或身心障礙廁所，兩人甚至必須分開如廁，也增加失智症患者走失的風險。對照顧者而言，這類活動讓他們得以在長期高壓且循環的照顧日常中稍作喘息。對於失智者而言，則是走出原有生活範圍、獲得重新與社會互動的機會，也有助於延緩身心和認知功能的退化。 「失智症據點透過設計認知訓練與多元活動課程，結合社交互動與刺激，協助患者維持認知功能，進而延緩病情惡化。」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部兼任醫師邱銘章表示。透過參與工作與課程，有助於失智症患者延緩腦部退化、維持基本功能。失智症據點目前相關服務以課程與職務安排為主，但實際提供此類支持的據點僅有台北與台中兩處。以向上清活小屋為例，其課程內容涵蓋分享與對話活動、手作課程（如繪畫與拼貼）、觀影、瑜珈與音樂課，透過多元安排，讓患者接觸不同領域的活動，豐富日常生活。 在工作支持上，Young咖啡館每周一日，讓失智症患者參與咖啡廳內運作的活動，他們負責沖煮咖啡、點單與送餐等基本服務。雖然此活動不是真正的在職場中工作，但在實際勞動過程中，他們得以重新建立與他人的互動連結，和顧客互動的過程中，逐步找回被需要的感受。 除此之外，政府目前也提供職業重建與職務再設計等措施，依據失智症患者的個別狀況，協助其媒合返回職場。然而，實際成效仍有限。王姿穎指出，政府一直希望能出現失智症患者成功重返職場的案例，但截至目前，仍缺乏穩定的成功個案，雖然政府有專門媒合工作的管道，但是患者在職場的去留仍是企業端的決定。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副教授郭慈安則表示，在高度講求效率的勞動環境下，企業願意提供年輕型失智症患者工作的場域仍相當有限。他認為，勞動部應建立專門指引與配套培訓機制，並加強對企業的宣導與支持，提升業界接納年輕型失智症患者的意願。 談及工作意願，小華說道：「我喜歡工作，因為沒有工作的話，我每天都待在家裡。」 41歲的他，正值體力仍充沛、還具有生產力的年紀，卻因失智症被迫離開原本的工作崗位，生活節奏瞬間被打亂。他外表與常人無異，甚至直言：「只要我自己不說，其他人都看不出來，我有失智症。」然而，疾病帶來的影響並非全然不可見。據志工轉述，家屬曾觀察到他出現偷竊後圓謊、遭詐騙、手機使用過度等情況，甚至曾在賣場內出現偷吃未購買物品等異常行為。 在中風導致失智後，原任居服員的他，遭主管以安全疑慮為由調整為居家辦公。對此，小華難以認同，他認為自身能力並未喪失，仍具備回到第一線工作的條件，「醫生都說我沒問題，然後神經內科、外科都說我沒有傷害到腦袋。」因此，他持續投遞履歷、參與面試，也配合職業評估流程，試圖重新接軌職場，但多數機會最終仍無下文。 臺北醫學大學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學系主任邱惠玲指出：「透過一些簡單的『職務調整』，比如把複雜的指令變簡單，或是用數位工具提醒，他們（患者）其實還能發揮價值。」他認為，年輕型失智症患者在就業上並非全然失去可能，關鍵在於職場是否願意提供相應的支持與調整。 在現行制度下，患者往往在「能工作」與「被允許工作」之間出現落差。對小華而言，他所等待的，不只是一次面試機會，更是一個重新證明自己、被社會接納的位置。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有些人喜歡透過參加比賽追求刺激或成就感，但是我剛好不是這一類人。」談起最初如何接觸全國語文競賽（以下簡稱語文競賽）寫字組，現任職於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的教師吳翠娟回憶，當年在各校「強制派員」的壓力下，他獲推代表參賽，沒想到一寫就是11年。 語文競賽的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舉辦的「臺灣省第一屆全省國語演說競賽會」。該競賽初期配合戰後政府推動國語政策設立，歷經數次制度調整，並於2000年更名為「全國語文競賽」。 賽程方面，多由各級學校先行辦理校內賽，晉級者代表學校參與區賽，進一步投入市（縣）賽爭取代表權，最終各地選手會師全國賽，競逐最高榮譽。 由於具官辦性質且行之有年，語文競賽逐步成為書法教育的重要支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主任蔡介騰指出，競賽提供明確的書法入門途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彭雅玲則強調，官辦競賽具有權威性，並透過建立標竿與升學誘因帶動參與，「當書法被訂為一個項目時，學生就會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項目）去投入」，否則在缺乏課程與比賽的情況下，書法教育恐難以維繫。 然而，制度在帶動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形塑出特定的學習樣態。大會訂有統一且嚴格的書寫規範：競賽時間為50分鐘，選手須於時限內將題目以毛筆謄寫至統一發放的宣紙上；字體限用楷書，書寫內容亦須與試題完全一致。若出現帖寫字、錯別字或漏字等情形，皆依規定重扣分數。此外，為確保公平性，作品不得落款，僅於右上角標示選手資訊，並於評審時彌封，全程匿名。 在上述多重規範與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備賽與競賽過程皆負荷沉重。因此回顧參賽經驗時，吳翠娟坦言壓力極大。他表示，在參賽的11年間，日常生活往往圍繞訓練運作——平日下班後須固定練習一至兩小時，每週至少兩天接受書法指導，假日不敢安排外出活動，甚至連寒暑假出國，也需隨身攜帶書寫用具，以維持手感。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教師陳思瑩亦形容，「這是一個耐力賽，是心理素質跟技術的磨練」，選手需在反覆修正中逐漸建立自我檢視能力，「你看得懂美醜、看得懂優劣，你自己才有辦法知道你要修正自己的哪一個位置。」 除精神層面外，選手亦須調整訓練方式因應語文競賽的眾多規範。吳翠娟舉「50分鐘寫50個字」的規定為例，其不僅要求速度，也要求精準，不容出現錯字或敗筆。早期他使用歐陽詢字體參賽，由於筆畫結構嚴謹、書寫速度較慢，在限時賽制下格外吃虧，「就只能狂練、狂練、繼續練。」陳思瑩亦認為，這不僅考驗書寫速度，還考驗了選手的穩定性。 曾任語文競賽寫字組國賽評審的鄭國瑞直言，語文競賽以「實用」為導向，審美要求反而退居其次，「就像是古人參加科舉考試，一定要符合闈場的要求。」即便同屬楷書，不同書風仍可能因評審標準與偏好而產生差異，「甚至影響參賽者的書寫走向。」長年擔任新北市語文競賽集訓老師的鄭聰明分析，早期盛行「胖胖的」顏真卿、「活潑亂跳」的陰符經，如今已罕見其蹤；而歐陽詢、褚遂良與虞世南等相對秀雅的「唐楷」則後來居上，間或蔚為風潮，「這幾年又變成（流行）智永。」 在書體選擇上，教師的介入亦深刻影響學生的訓練方向。長期指導學生參賽的教師張麗蓮回憶，早期在成績導向下，教師常替學生挑選較有勝算的字體，「變成是以利益導向」，直到締造一定成績後，才不再需要自我證明，轉向尊重學生偏好，不再一味追求得獎。 另一方面，曾於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指導校代表的教師莊姿音指出，語文競賽紙張的設計亦會影響書寫方式。以學生七公分、成人八公分見方的格子尺寸為例，字需控制在相應比例內，「如果大於格子七成，超過八成，第一眼就被打掉了。」此外，比賽傾向要求選手重現特定書家的風格，因此練習時須反覆臨帖，「把它練到非常像，幾可亂真，那你就會脫穎而出。」 莊姿音直言，過於講求規正，使書法的其他可能性與藝術性相對被排除。他進一步說明，為避免影響備賽狀態，選手多半長期專注於單一字體。陳思瑩也坦言，長期參與語文競賽「某種程度會扼殺你去接觸其他書體的機會。」 此外，在統一題目與標準字形的限制下，語文競賽亦排除了「帖字」的使用。所謂「帖字」，指歷代書家墨跡或碑帖中的異體字形，未必與當代用字一致。陳思瑩指出，帖字在結構與筆畫安排上往往更具美感，反而是標準字「很難寫得漂亮」，且無法真實還原碑帖原有的佈局方式。 換言之，競賽規範要求選手以「正確」與「一致」為優先，限縮書寫空間；如同當寫生時，被要求只能依照實際光影描繪，無法參照既有畫派中的經典技法呈現。 除此之外，選手若通過市賽，多須參加由各縣市政府舉辦的「專業語文集訓」。以新北市2025年的做法為例，選手每週六、日從上午8時至下午4時進行訓練，並另於國賽前安排連續三日的密集課程，且明文規定「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吳翠娟回憶實際集訓現場指出，選手多在教室內自行練字，指導老師則不定時巡視予以指導。練習告一段落後，現場即進行「PK」，選手在同一時間、同一題目下依比賽規格書寫，完成後統一張貼於黑板上。隨後，由多位老師依其專長書體分區講評，提供即時修正建議，整體流程循環往復。 然而在集訓制度下，選手的實際處境往往更複雜。在國賽集訓期間，社會組選手李佳芳曾一度陷入低潮。那時他剛上臺藝大書畫藝術學系在職專班，學校課程多安排在假日，與集訓時間完全重疊，只能不斷請假參與訓練，導致課業嚴重落後。選手黃麗娜則形容，集訓過程如同斯巴達式教育，直言「對於一般學校老師太辛苦了。」他指出，集訓不只緊湊且時間長，教師難以兼顧原有教學工作。他回憶，當年每週需參與四、五、六的訓練，「我還身兼導師，我的班怎麼辦？學校很頭大啊。」 過去，類似吳翠娟「被推入賽場」的情況並不罕見。「算一算已經50年了！」莊姿音回憶，當時教育部規定各校皆須推派老師、學生參與各項目競賽，自己於是被指派出征。 隨著社會發展，語文競賽已不再強制學校派員參賽，功能亦逐漸轉變。儘管如此，彭雅玲指出，各校仍多會先行辦理校內選拔，以爭取更好成績，「能代表學校的一定是箇中好手。」 同時，競賽亦與升學制度逐步連動，成為大學入學的參考條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林政榮表示，若學生具備書法能力，「會稍微多加分」；蔡介騰亦補充，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的特殊選才制度中，競賽得獎一定是有幫助的，「語文競賽當然也包含在其中。」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一銘則認為，競賽提供學校參考標準，是學生展現能力的重要場域。 此外，制度本身亦持續調整。自2019年起，語文競賽取消過往的名次制，改採等第比例制，取各組總分前25%為特優。以寫字組為例，每年約有七個特優名額，且得獎者不得再次參加該組別競賽，在書法界俗稱「畢業」。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說明，此舉在於回歸教育本質，擴大獎勵範圍，淡化競爭。彭雅玲則指出，「（過去）成績只差一點點，名次就可能被拉開」，等第制有助於減少因名次差距引發的賽後申訴與評審爭議。 縱使各界多肯認語文競賽對於推廣書法教育發揮關鍵作用，隨著影響力擴大，其侷限與爭議也逐漸浮現。如在2020年「畢業」的李佳芳便認為：「以得獎為目的，過程中反而減損了比賽的藝術性，我覺得這樣反而得不償失。」 現行制度是否調整，仍有討論空間。其中，「是否放寬帖字使用」的討論已延續多年。反對者認為，若貿然開放，恐因評審標準不一而影響評分公平性。對此，鄭國瑞傾向開放帖字，如此有助於增加書法的藝術性與柔軟性，「如果在結構上更為優美，何樂不為？」鄭聰明則分析，參賽字體多源自經典碑帖，帖字認定不致造成爭議；他亦指出，新北市等地早已於市賽開放帖字多年，可作為國賽的參考。 除了內容與形式限制外，時間壓力亦是競賽不可忽視的一環。黃麗娜回憶，早期須在40分鐘內寫完50字，需練出「飛毛手」；雖現已延長至50分鐘，吳翠娟仍認為「一字一分鐘」過於急促，建議再略增至一小時，可以讓選手更好地發揮。 另一方面，書法課程於現行課綱的缺席，亦使競賽與教學脫節。開設書法工作室，現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吳啟禎指出，「書法都要利用課堂之外的時間指導」，因此多數參賽學生實際上是已經在校外長期接觸書法的菁英。張麗蓮亦認為，語文競賽難以促進普及，只能「穩定培養精英」，仍須仰賴這些精英回到基層推廣，才有可能帶動整體發展。 在反思語文競賽限制的同時，另一套官方競賽體系──「全國美術展」則呈現截然不同的取向。鄭聰明指出：「國語文（競賽）大家有一個基準點來比較，那美展是『我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所以（兩者）審美觀的差異還蠻大的。」 新北市板橋區溪州國小教師張麗蓮認為，兩項競賽本質上即屬不同路線。他以舞蹈形式比喻，「你不能用跳街舞的標準，去批評古典、芭蕾」，強調兩者培養的人才與目標不同，不需以同一標準衡量。 當書法離開競賽場域，回歸純粹藝術的同時，亦解放出許多可能。橫山書法藝術館主任陳俋佐表示，希望能透過展覽，使書法成為常民文化。他認為，書法藝術館的用意是先引發觀眾對於書法的興趣，「我們把你先帶進美術館來，等你對書法產生興趣後再去慢慢的學。」 相較於美術館透過策展拓展書法可能性，「竇樂書法」創辦人竇文駿則選擇以更貼近日常的方式推廣書法。他走入市集擺攤，並積極經營社群平台，持續分享創作，並表示，「我期待寫書法能成為一件日常的事情。」 校園端亦努力為書法開闢新的入口。陳思瑩指出，樂利國小「校訂課程」近年增設寫字課，以此奠定學生書寫能力的基礎。此外，他也經營校內社團推廣硬筆書法，如今已有約40名成員，「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進步。」他說道。 然而，若語文競賽既是當代推廣書法的重要機制，卻同時成為限制其發展的框架，那麼問題或許不在於「是否存在另一套體系」。從規範標準字、限時書寫，再到評審標準與其所形塑的教學取向，競賽不僅提供舞台，亦在無形中劃定學習書法的路徑。 「被比賽束縛了將近11年，我覺得這是一段很辛苦的路程。」吳翠娟坦言，這段歷程「有所得，也有所失」，制度在提供學習動機的同時，也伴隨高度身心耗損，「其實人生會放棄很多種也許還不錯的、有趣的機會。」 當書法教育逐漸淡出課綱，語文競賽成為少數仍具規模的場域，其所承載的，究竟是文化的承傳，或是僅呈現特定框架下的樣貌，仍有待思索。

【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所以你要準備起來的話，就沒什麼方向，很像賭博的感覺。」剛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畢業的黃暘，回憶起準備特殊選才（以下簡稱特選）的經驗，仍歷歷在目。 喜愛當代藝術的黃暘，擅長透過新媒體如影像、聲音等進行創作，高中時也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舉辦的「金聲獎」中橫掃多屆獎項。也因為得獎的緣故，有機會參與廣播節目製作，累積豐富傳播經歷與作品。在老師與家長的鼓勵下，成為他下定決心走特殊選才的濫觴。然而，這條看似專為奇才開闢的捷徑，卻潛藏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特選通常於10、11月公布簡章並開始徵件，12月開始進行面試或筆試，無須參考學測成績。由於黃暘不擅長面試與包裝自己，使得他儘管有豐富的經歷仍不慎落榜。落榜後他被迫匆忙回頭準備學測，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承受巨大壓力。 在特選中失利的打擊讓他體會到，面試必須揚長避短，主動展現自信與優勢，「不要等那些老師自己發現你的才華。」他也分享，特選制度充滿變數，千萬不能抱持「All in」的心態而荒廢學測準備，以免承擔極高的落榜風險。 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的公開資訊，特選從2015年開始試辦，旨在發掘學生的獨特天賦。教育部認為原有的入學制度，如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較難辨別出具有特殊才能或是有別於一般學經歷的學生，因此決定推動特選。經過三年的試辦後，於2018年納入正式管道，並逐年小幅度的擴增名額。2026年名額擴增至2453名，占大學招生名額2.5%，相較前一年度增加了297名。 「我們前一兩年遇到很大的困擾，就是我們覺得選進來的學生並沒有那麼特殊。」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蘇文鈺分享，在試辦期間只有透過書審資料以及面試作為篩選標準，未能有效選出真正特別的學生，學科考試也並非他們擅長，部分學生成績甚至在被退學的邊緣，「學生的資料不誠實，我們覺得被騙了。」 起初成大資工系與他校選拔方式相同，以面試及書審為主，容易發生學生資質不一、難以應付大學考試等問題，在考量科系特性後，進行多次改革，最終確立取消具主觀性的面試，改以資料審查佔20％、上機考試佔80％的審查方式，並設計特別的考題找出對系統軟體有熱忱的考生，降低誤判的機率。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上的。」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越文組的彭苡寧困惑道。他分享在補習班遇到同樣準備申請越文組的學生，曾在越南擔任過志工，比起他有更豐富的經歷，最終該同學反而落選，凸顯出特選審查制度模糊的問題。 特選並非屬於入學三大管道（繁星、學測、分科），高中校方對其多不重視，若遇到熟悉並支持特選的教師，準備上就能如魚得水；但若學校不鼓勵學生參與特選，便容易缺乏協助資源，甚至因此受壓迫。「單純的興趣，有時候跟學校的課業算是衝突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學生許云馨無奈的表示，高中時學校風氣以讀書為導向，學生僅能運用課餘時間培養興趣，他也分享其他特選生朋友的經驗，「（朋友的）學校不允許學生請假去校外做比賽，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決定轉學繼續參加競賽。」 為了解決高中生特選資源稀缺的問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的周鈺傑，2018年與其他特選生共同創立「長浪計畫」，透過實體座談會，邀請學長姐與高中生們交流及分享個人的特選經驗。周鈺傑回憶，此計畫在創立之初，收到許多高中生正面回應，促使他每年持續舉辦分享會，「（分享會的）重點是盡量弭平校系實際狀況和想像間的落差。」 細究特選生會遇到的困難，開設特選準備課程的47雲端輔導室老師黃仕親分析過往經歷，首先獨立招生使得資訊不統一，難以查找及統整；再者，學校資格認定標準模糊，學生不確定自己是否足夠「特殊」、能夠得到教授青睞；此外學生常將不相關的資料放進書審中，反而易使內容變得籠統。 彭苡寧選擇參加特選補習班，協助他累積經歷與製作書審資料。在準備特選前期，他發現由網路查找到的資訊，只提供大方向的準備建議，卻沒有特別針對越南語相關科系的策略，在準備書審資料時也缺乏明確方向。「不知道要做什麼，就是空白，我希望有第二顆腦袋來幫我想。」彭苡寧直白的說。由於小眾科系可以參加的活動比大科系少，只能靠自己大海撈針，因此他認為需要找一位經驗豐富的特選顧問，協助他掌握備審呈現的方向，相較高中老師難以給予備審建議，補習班便成為他的不二之選。 特選學生進入大學後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在學科學習跟不上其他人，需經歷一段痛苦的適應期。許云馨坦言，特選生大部分較擅長實作課程，大學多數課堂又都以紙筆測驗為主，準備考試時常面臨不知從何著手的窘境。 周鈺傑回憶，在進入臺大後明顯感受到程度有極大落差，「我英文學得很痛苦，經濟學的數學就很難了，然後又是英文授課。」他進一步指出，臺大校內雖有學習諮詢服務，供全校學生預約特定科目的輔導，但核心問題仍在於校方能否提供特選生即時協助，「我們就不是考學測進來的，沒有經過學科能力測驗的篩選過程，多少有一些特選生的單科會需要被輔導。」 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選生連珮妤則因為偏科，在大一時曾出現學業適應的問題。不過他對自身有極高的要求，最終仍努力克服，「特選生入學後只有兩種狀況，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幾乎沒有中間值。」已經四年級的連珮妤面帶苦笑地感慨道。 連珮妤向我們解釋，校內雖設有學習輔導單位，讓全校學生能諮詢修課及畢業規劃等問題，不過校方對於特選生存在的規範卻不甚了解。他舉例，曾有一位特選生向單位尋求協助，卻發現諮詢人員因不清楚特選生擁有的特殊限制，反而提供僅適用於一般生的錯誤建議，使特選生難以獲得實際幫助。 當特選逐漸成為一條穩定的升學管道，制度原先的目標也面臨考驗。特選要如何真正實現其「招來特殊才能學生」的效果？周鈺傑說明，特選制度在高中校園並非主流，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學生往往需要自行摸索申請資訊。這也正是長浪計畫的初衷——透過學長姐的經驗，讓特選制度的準備過程更加透明。 然而，個人的主動性更是關鍵。「不要把你的人生外包給別人。」蘇文鈺直言，準備特選時，學生自發探索各校申請條件與系所特色才是最有效的對策。他舉例，有學生在準備時間明顯落後、甚至錯過多數資工系要求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APCS）下，仍透過仔細比對多校特選標準，在有限時間內加緊準備，最終成功錄取成大資工系。 作為臺灣教育改革的重要轉折，特選試圖打破以成績為核心的升學體制。成大資工系為此歷經4次改制，當被問到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時，蘇文鈺坦言其實沒有遭遇什麼困難，「重點是學校有沒有用心要將這件事做好。」他也進一步提醒，校方若要推動特殊選才，應先確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 此外，學生或許能夠靠自我探索，以特選管道成功入學，但周鈺傑指出，校內制度在特選生入學後仍存在疏漏，許多學生會因缺乏系統輔導而感到孤立無援。成大資工系的經驗提供了一套值得參考的做法：為特選生配備專門的輔導老師，並且鼓勵教師提供紙筆及上機考兩種形式，避免出現學生即使懂原理，卻不會書面考試的狀況。蘇文鈺表示雖需準備兩種試卷，但多數教師都願意給特選生表現專長的機會，不讓他們被傳統考試束縛，「所有評鑑方式都跟一般生一樣的話，即使原來很特殊，在這邊待4年後也不特殊了。」 那麼，特選制度未來究竟該做出什麼改變才能達到它「特殊」的目標？「不知道。」蘇文鈺思索片刻再度開口，「時代變化很快，我們（教育者）要一直去反覆檢討，並不斷思考要怎麼讓學生進來的時候『特殊』，畢業後也一樣『特殊』。」

【記者林家慶、熊子萱、王翊丞、呂詠倢報導】「我簽了第一個名字在牆上，從按下噴漆的那一瞬間，我就直接黏住了。這就是我為什麼塗鴉，就是那一瞬間我發現，哇靠，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塗鴉藝術家CreepyMouse說道。 之於多數創作者來說，對塗鴉的熱愛以及渴望被關注的嚮往，是他們踏入塗鴉世界的初衷。牆面、橋下或城市角落，是創作與交流的場域；獨樹一幟的圖樣、豐富的色彩及個人化的簽名，則是讓世界看見自己存在的媒介。 塗鴉不僅在街頭以顯眼的記號抓住眾人目光，將作品結合藝術策展以擴延至更多元的社群，也是拓展其能見度的重要途徑。2021年朱銘美術館舉辦台灣首個美術館與塗鴉的大型聯展《無限－塗鴉俱樂部》；2025年在文化部的支持下，由多位臺灣知名塗鴉術家組成的「塗鴉俱樂部」與泰國River City Bangkok 合作，帶來《Graffiti Social Club》展覽，匯聚國際塗鴉藝術家共同創作，皆為塗鴉邁向主流藝術打下良好基礎。 散佈於城市各處的塗鴉，在既定印象中常被視為街頭與反叛文化的象徵，較難與主流藝術有所掛勾。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過去被視為是非法塗鴉的世代，開始朝向主流藝術領域發展。塗鴉藝術家BOUNCE說：「我覺得我現在有這些感受跟風格，是因為當初這些東西在街上畫，你才會有所感受。」他認為即使無法常在街上塗鴉，過去累積的經驗仍化為跨領域發展的基礎，能衍生創作出像公仔、手錶與手機殼等商品。 塗鴉逐漸邁向主流，其過去對抗權威、倡議發聲的反抗本質未隨之褪去。CreepyMouse分享，「原本在街上是為了讓大眾知道；但進入藝廊是讓高端的人知道。不同的事情，但我的精神一樣在。」對他們來說，媒介與環境的變遷並不會抹去塗鴉既有的特質。 並非所有塗鴉人都嚮往踏入主流，但其共同目標都是把這個文化帶到眾人眼前。塗鴉工作室Mess-age studio創辦人Faso說：「在台灣可以看到非法塗鴉，帶來很直接的街頭創作能量，也能看到商業合作或合法區非常完整的呈現作品樣貌。」地下塗鴉寫手賴冠廷也認為，仍會有創作者從事非法塗鴉，藉由塗鴉表達對社會的不滿，文化初衷並不會就此消逝，而是持續兼容並進。他進一步表示：「一個文化不是永遠維持原樣就是好事，重點是這個文化的變化過程裡是否被人記得。」 僅將塗鴉作為嗜好的ZEOL分享，「其實會走向主流的塗鴉人一部分還是不得不向生活妥協吧，或許是年紀到了，也或許是有了家庭等等各種因素。」當在街頭創作塗鴉的代價提高，不少創作者開始將創作經驗轉為發展穩定經濟收入的基礎。 「我覺得不錯的圖，就會拿來用在自己的衣服或品牌，畢竟還是要生存。」商家老闆Fatty不想成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此選擇創業將塗鴉結合服飾，讓大家知道靠塗鴉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同樣從事塗鴉創作許久，近年將塗鴉思維投射在影像、公共藝術等多元媒材的Candy Bird也苦笑著表示，文化與藝術演進的過程中，創作者必定會面臨該如何將作品變現的問題，這時審美品味和技術差異就成為能否在創作路上走得長久的關鍵。隨著年紀增加，Candy Bird也產生不同感觸，「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徑，講白一點就是我們用各自的方法活下去。」 其中，專注於塗鴉推廣的CityMarx塗鴉藝術團創辦人鄭子靖觀察到，「不少創作者會同時使用兩個名字，非法、合法各一個。」換言之，一個是用作街頭非法塗鴉的Tag（註），另一個則作為合法創作或公開展覽時使用的別名，這樣既可維繫地下反叛精神、同時也能獲得營收。 註：在地下塗鴉圈中，寫手常為自己取上專屬的簽名符號（Tag），如同其在圈中的藝名，進而避免被發現真身。 幼兒塗鴉教育老師Scottie從過去推廣的經驗分析，大眾對塗鴉的印象仍然模糊，未曾深入了解，「很多人都覺得塗鴉這個詞很親近，但在大眾眼中又過於簡單，塗鴉不就是那樣嗎？事實上超難。」塗鴉寫手Orange1解釋，觀眾與創作者的審美和認知有出入，當大家看不懂塗鴉字體的風格與變形，便形成隔閡，「塗鴉字在大眾的接受度偏低，大家還是喜歡畫一些寫實的或可愛的，偏向看得懂的東西。」 曾主導《無限－塗鴉俱樂部》展覽的朱銘美術館長賴素鈴表示，每個美術館的定位不同，因此塗鴉未必能吻合各館的策展取向。他也點出觀者對於美術館中塗鴉作品的疑問，「假設這個塗鴉它是畫在紙上的，那我們可能會去想說，這個還是塗鴉嗎？」如果搬離街頭，可能使塗鴉失去原有的精神和故事。 相較於美術館，以獲利為本質的畫廊則較有彈性，在街頭與藝術展覽間取得平衡的阿波羅畫廊負責人張凱迪認為，可以透過放入草稿或文字記載來聚焦創作脈絡，調整策展方法，盡量取得畫廊與街頭的平衡。但畫廊仍舊存在許多限制，張凱迪說：「 可是他終究不是街頭空間，在街頭我們會跟藝術不期而遇，可是進入到畫廊，你就已經有一個目的存在了。」Candy Bird也認為塗鴉策展僅是展覽性質，是與畫廊討論後形成的，雖提供了觀眾比較友善的接觸環境，但仍與街頭塗鴉的創作模式有所差異。 除了美術館對於塗鴉藝術的本質存在疑慮，政府也未能妥善了解創作者的需求。塗鴉藝術家Aserk便對本該平易近人的合法區空間配置提出質疑，雙北的合法區多為偏遠的河濱公園，長達數百公尺的牆面卻只開放些許空間給民眾創作，而公館寶藏巖的合法區更是令人詬病。「（合法區）後面都有一條溝，甚至以前大概有一半都是樹，根本不能站，那請問你要給誰畫？」Aserk屢次向政府寫信檢舉，來回多次後才有了今日的塗鴉區。但開放合法區域的同時，BOUNCE卻認為政府屢次在捷運廣告中大力宣傳「檢舉塗鴉」、「反對塗鴉」，政府矛盾的作為，讓他認為並不尊重有心想創作的藝術家。 然而，協會作為居中協調資源、媒合合作計劃以及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的重要角色，卻常面臨藝術家對其信任度不足的困境。花蓮縣花蓮街頭文化教育推廣協會總幹事黃弘舜，自2020年起即在當地推廣塗鴉藝術。他以自身經驗，點出若難以整合單位與藝術家的共識，長久下來便可能增加訊息上的落差，單位容易被誤解為動機不單純，「可能被認為說單位只提供微薄材料費，就要藝術家去特定地方創作，但後續媒體價值都只留在單位身上。」 塗鴉文化漸漸在主流藝術圈中站穩腳跟的同時，教育也成為關鍵一環，若能讓全民皆能理解、欣賞且實際投入創作，便能讓其文化價值受到多元社群的肯認，持續遞延。 致力於將塗鴉推廣為全民藝術的台灣塗鴉藝術協會理事長李士妤，指出幼兒自一歲半起便可接受塗鴉教學，「幼兒剛開始拿筆可能畫出的是一個點、一條線，就算是亂七八糟的樣子，但我們透過給予相關的色彩、媒介和元素，也可以讓他作畫。」他也表示今年即將舉行正式展覽，期盼讓更多人領略塗鴉的魅力。教育工作者Scottie同樣認為，現行教育環境尚不完善，家長較少主動讓孩子學塗鴉，若能有系統化的教學與展演平台，將有助於文化的普及與創作交流。 CreepyMouse根據自身經驗觀察，認為臺灣可以試著將塗鴉文化內化，形塑出我們獨有的風格，並把握更多機會將藝術家推往國外，讓台灣的塗鴉創作者被世界看見。「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的個性就是不夠有自信。我還不夠格、我去畫我畫不好要怎麼辦？這是一回事。敢衝就是有機會！」 隨著塗鴉創作逐步被看見，曾經的刻板印象悄然洗刷著，懷抱憧憬的創作者們，拿起手中的噴漆罐，繼續在藝術、商業又或是純粹的街頭，留下一個個嶄新的圖樣，記錄塗鴉文化的足跡。

【記者李若水、劉倚瑄、蔡孟安報導】「各位觀眾晚安，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位於台中一中的水利大樓。」校園內，一名女高中生模仿新聞記者語氣，對著鏡頭一本正經描述眼前的馬型雕塑。話說到一半，他突然爬上馬背，轉成荒謬吐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馬，好像是落枕了。」嚴肅與搞笑的反差，讓身旁的朋友忍不住笑出聲。 短短幾十秒的影片，在社群平台上迅速累積超過百萬次觀看，也讓影片中女高中生——現就讀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的黃河豚（本名黃禾群），意外踏入「內容創作者」的世界。 黃河豚的第一支影片是在生日當天拍攝，「那天和朋友在外面玩鬧，他們就把我模仿主播的樣子隨手紀錄下來。」他回憶，當時朋友們建議他將影片上傳到網路，或許有機會「被流量眷顧」。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黃河豚將影片發布到社群帳號上，沒想到短短一天內便突破70萬次觀看。這次突如其來的流量，成為黃河豚經營社群的契機。 點進黃河豚的Instagram（簡稱IG）主頁，可以看到生活Vlog和充滿搞笑元素的Reels短影片。與刻意營造形象的網紅不同，黃河豚不走常規路線，反而以朋友間誇張的語氣、情緒與互相吐槽的互動為主軸， 讓身為高中生的他吸引超過22萬名粉絲追蹤。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發佈的《2025年台灣兒少網路安全調查》，約有 84% 的台灣青少年每日使用社群，可見社群媒體已成為年輕世代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青少年不再只是社群平台的使用者，也開始嘗試成為內容的創作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齊殷說：「當青少年發現經營帳號的回饋是正向的，會更願意在網路上創造出一個符合內心需求的形象。」 另一位高中生創作者是來自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的江語喬。他在IG經營著自己的音樂創作帳號，而在眾多作品中，「MBTI 寫歌系列」是他帳號裡最具辨識度的企劃。江語喬依照不同人格類型發想歌詞與情境，其中以 INFP 人格為主題的歌曲，更收穫 43.3 萬的播放量。他以近似自白的歌詞，描繪出 INFP 敏感、內向且容易陷入自我對話的特質，成功將抽象的人格分類，轉化成一首首容易引發共鳴的創作歌曲。 「我喜歡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被大家看見。」江語喬說，一開始只是單純喜歡欣賞他人的影音作品，直到後來他才察覺到自己對出鏡與表演的興趣。於是，國三的他加入創作者的行列在 IG 上持續發表原創詞曲，並在鏡頭前自彈自唱，此後一路持續創作到高二，讓他逐漸在平台上累積 1 萬名粉絲。江語喬認為，在高中階段獲得 1 萬粉絲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因為意識到這件事情，我覺得最近寫的歌有變好聽，我也變得更有自信。」 然而，當創作者逐漸被更多人看見，經營帳號也成為他們日常的一部分。每一則 Reels 上清楚顯示的觀看次數，無形中帶來流量壓力。在高度競爭的社群環境裡，這種對數據的在意，逐漸轉化成創作者普遍面臨的焦慮。 黃河豚說：「如果今天想不到內容，我就會開始擔心大家會不會忘記我。」對他而言，經營社群令人擔憂的不是按下錄影鍵的那刻，而是盯著眼前空白的企劃書，卻怎麼也想不出新內容的焦慮感。為了維持關注度，黃河豚會參考近期社群平台流行的迷因或短影音，並將熱門元素融入到自己的影片中。即使如此，影片流量的走向依舊難以預測，「有時候覺得普通的影片反而很紅，但自己很喜歡的內容卻沒什麼人看。」黃河豚說。 就讀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以日常為題材經營帳號的捏我鴨（化名）也分享，他隨時都會想打開社群帳號，關注自己的按讚數和追蹤人數有沒有持續增加。他也擔心太久沒發布影片會難以掌握流量走向，使內容曝光充滿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帳號的成長。這樣的狀態逐漸成為日常，讓他難以完全抽離，長期受數據表現所牽動。 在演算法主導的平台上，內容的擴散程度似乎無法由創作者掌控。針對這樣的現象，吳齊殷提醒，青少年首先需要了解社群平台的「虛擬性」，由於虛擬社會中的人際互動往往比現實世界不穩定，因此更不應將網路回饋作為評價自我的唯一依據。「如果你嘔心瀝血拍了一支影片，結果只有很少人看到，就很容易開始懷疑自己。」他說道。如果創作者在經營帳號時抱持過高期待，一旦實際回饋不如預期，隨之而來的是心理落差，甚至被流量綁架自己情緒。 在流量壓力之下，高中生創作者不僅需要持續構思新題材，還必須投入大量心力經營社群，而為了填補額外投入的時間缺口，往往只能壓縮原本用於課業的讀書時間。黃河豚回憶經營社群初期，他會煩惱自己的更新頻率，擔心一旦放慢腳步就追不上流量的變化，同時他也心繫課業，一度難以在學生與創作者兩種身份間取得的平衡。直到後來，他逐漸摸索出「一週集中一天拍攝、一天剪輯」的模式，才讓創作與學業有了較穩定的分配。 就讀於雪梨大學先修班，並以分享澳洲生活日常為帳號主軸的宋以琳，在經營社群帳號過程中也面臨到課業與創作時間分配的考驗。不過，相較於優先處理課業，他選擇先完成頻道相關的工作。「如果我沒有把頻道的事情處理好，其實很難靜下心來讀書，反而變得更沒效率。」因此，他會在平日先完成拍攝，週六進行剪輯，週日與平日晚上則專心投入課業。他認為安排出明確的時間規劃，才能在創作與學業之間取得相對穩定的平衡。 經營社群帳號對高中生創作者而言，是一場時間管理和自我成長的考驗，而當創作不再干擾生活節奏，經營社群的經歷便會轉化為成長的養分。 「經營帳號讓我成長很多，包括抗壓能力、拓展視野，以及學習商業合作的經驗。」經營讀書帳號的蔡包包（本名蔡佳娟）說，這不僅是記錄生活的方式，還能成為未來申請大學時與眾不同的經歷。 同樣擁有商業合作經驗的還有黃河豚，回想起第一次接到業配時，他興奮地分享：「我居然可以用這個帳號賺錢嗎？太厲害了！」儘管當時對業配報酬的行情不熟悉，他仍在一次次合作中慢慢摸索，如今他已能將業配流程系統化，並可以詳細描述商務開發、創意腳本到繁瑣的後期修正與結案的流程。 捏我鴨也分享，由於父母表明大學後不再提供生活費，因此他更加期待能透過接案與業配，來減輕未來的經濟壓力。「比起去外面打工、重複機械式的工作，剪片和創作更能發揮創意。」他分享道，若大學時期能靠這份收入自給自足，生活將更具彈性，「我也會覺得比較自由，不必一直被固定的工作時間綁住。」 除了帳戶裡的實質收益，網路更打破了校園與地域的侷限，為高中生創作者提供珍貴的人脈資產。蔡包包分享，儘管高中前就讀的是較偏遠的南投學校，他卻已透過讀書帳號與其他縣市的創作者建立聯繫。「那時候不同縣市的讀書帳版主會一起開 Google Meet 讀書、聊天，讓我認識很多北一女、建中的學長姐。」對蔡包包而言，帳號的成立不僅是分享筆記與生活的空間，更讓他有機會建立原本難以接觸的跨校人際網絡，與不同創作者交流、互動。 江語喬也有類似經驗。成立 IG 帳號讓他接觸到曾撰寫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畢業歌的音樂人及其他校外創作者，拓展人脈之餘，也為音樂創作帶來新的靈感。此外，社群頁面如同一張鮮活的名片，「有些人在認識我之前就看過我的影片，所以會比較容易開始聊天。」這也讓江語喬在競選班聯會主席時獲得優勢。 對這些仍在成長中的高中生創作者而言，經營社群不一定是最終的職涯選擇，而是在網路提供的廣大舞台上，看見更多未來發展的可能。吳齊殷表示，若是青少年清楚自己經營社群帳號的目標，有機會越走越遠。 從小熱愛表演的黃河豚，將社群平台視為半個公眾舞台，他坦言：「經營帳號對我來說也算是在圓夢，讓自己成為半個公眾人物。」黃河豚希望未來能運用目前的知名度，正式朝職業演員的夢想邁進。江語喬則為自己設下今年暑假舉辦演唱會的短期目標，並提高更新影片的頻率，希望藉此獲得更多觸及率，為演出做準備。 對於計畫長期經營帳號的創作者們，學習調適社群帶來的焦慮與負面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課題。吳齊殷表示，在社群平台上，粉絲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具有高度流動性，「網路上可以關注的人太多了，粉絲不會永遠只關注一個人。」理解這種平台特性，對創作者而言反而是一種心理上的保護。 黃河豚的經驗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回顧一路以來經營社群的過程，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內容，「不要怕尷尬，想拍什麼就拍。」黃河豚說，興趣本身就是創作的起點，「但最重要的一步，是先將影片從自己的帳號發出去。」

教育部在2023年頒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根據指引於2024年編列2.5億預算，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希望照顧到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不過，落實到大學校園，相關經費被納入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而根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大專院校僅需在健康中心備有生理用品，即可符合規定。有急需的學生無法及時就近取用，讓教育部的美意打了折扣。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補助經費進入大專校院後，被納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生活助學金，提供弱勢學生申請。因此，校方若想在校園中設置多元生理用品取用點，只能仰賴自籌經費。例如北部某國立大學目前每年自籌近八萬元購買生理用品，提供全校逾6,500名的女性教職員生使用。換言之，缺乏專款的支持，大專校院要做到「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給「急需者」，僅能憑校方誠意。 此外，生理用品的供應量與取用點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些大學因擔憂生理用品保存不易，或可能被校外人士大量取用，故將取用點集中在行政人員辦公區域，無法照顧到可能突有急需的學生。即使願意擴大取用點範圍，生理用品補充又成為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時不免出現生理用品僅剩空盒的現象。 簡言之，缺乏專款的直接支持，教育部旨在打造「無壓力取用環境」的美意，卻讓大專校院飽受壓力，望「盒」興嘆。教育部應提供專款協助大專校院維持取用點的運作，並明確規範取用點的基本要求，落實保障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如此，大專校院方能跳脫「空盒」困境，實現「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中所說的，無壓力及友善的取用環境。

【記者熊子萱、王翊丞採訪報導】遊客站在鐵軌上開心合影，看著手中的天燈緩緩升空，這是平溪地區再普通不過的日常。但根據《鐵路法》第57條和第70條規定，行人及車輛不得侵入鐵道路線，違規者將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當面對大量遊客，警方想管卻礙於量能，心有餘而力不足，應該嚴格執法的界線，在這裡似乎變得難以執行。 依據現有《新北市天燈施放管理辦法規定》，天燈的合法施放範圍，從十分遊客中心一路延伸到一坑橋周邊，沿著基隆河範圍的200公尺內。這個合法施放範圍，剛好也包含平溪線鐵道在內。而自2023年至今，僅累積23件平溪線鐵道違規案件，其中10件為警方現場取締，另外13件則是被拍照檢舉。針對開罰規範，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瑞芳派出所長姜義政說：「通常警方接獲民眾檢舉或臺鐵通報時，警方到場而行為人還在現場，確定有違反鐵路法時會予以取締。」他補充，若僅提供警方照片或在網路上截圖，違規時間不明確時，則會有取締上的困難。 除了執法困難，在鐵道放天燈已成為當地文化，目前臺鐵平溪線受豪雨影響全面停駛，立法委員廖先翔邀集臺鐵與市府等相關單位，利用這段修復期間，共同推動「平溪天燈施放示範區」試辦計畫。到明年1月4號前，只要是假日特定時段，將開放十分、平溪等三站路段讓民眾可以合法走上鐵道。談到計畫初衷，廖先翔說：「既然它的運輸強度沒有那麼大，那它又是以觀光為主的鐵路支線，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在符合安全的情況下，做適度的放寬。」 這項「適度放寬」的背後，反映的是平溪特殊的生存型態。天燈與鐵道共存，是觀光招牌也是經濟命脈，根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統計，平溪去年湧入超過400萬人次朝聖。但龐大的商機卻撞上腹地狹小的現實，遊客擠爆街道、被迫溢出到鐵軌，天燈業者也陷入生存兩難。遇見幸福天燈老闆郭秉鑫說：「因為你人行道不夠寬，我們在那裡放，那行人走哪裡。十分也是會碰到這個問題。」對於試辦計畫，新北市平溪鄉魅力商圈協會理事長潘隆章則說到，「以商業利益跟文化傳承來說，當然是希望可以稍微開放給店家方便一點，然後遊客也可以取到他需要的畫面。」 這次的試辦經驗，將成為未來修法的關鍵參考。目前相關單位已達成初步共識，將朝修訂《鐵路法》第57條邁進，目標是讓法規能因地制宜，在設有安全指引的特定路段，有條件地將穿越鐵路合法化，在避免事故的同時，也能兼顧地方產業發展。世新大學觀光學系主任林長郁也補充，政府可以有特許活動的方案，將鐵道放天燈限制在特定的時段或是劃設特定的區域。 平溪有全臺唯一的鐵道天燈文化，此次試辦，正是為了在法規與現實間，尋找共存之道。讓這項在地觀光招牌，擺脫長期的違法標籤，而能獲得明確的保障。

【記者陳雙報導】「他們在心中反覆試探彼此意圖，就像踩著只有兩人知道的舞步。」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盧國聰舉辦個展《寂寞歌舞廳》，透過觀察二二八和平公園（以下簡稱二二八公園），以攝影、影像與繪畫呈現他對老年男同志的感受。展覽自6日起，於鬧工作室展出。 《寂寞歌舞廳》共分三個展區。盧國聰認為，第二站區中的錄像裝置〈寂寞歌舞廳〉是最能代表展覽核心的作品。他說明，錄像裝置模仿七、八零年代的音樂風格，並重新拍攝歌手鄧麗君的音樂影片《何日君再來》。盧國聰指出，在當時的年代，男同志難以公開抒發自身的傷感與對情人的思慕，只能聆聽鄧麗君的歌曲寄托情緒。「《何日君再來》描繪女生思慕與期待情人回到身邊的心境。雖然其中部分情感相通，但性別終究不同。」盧國聰表示，他以男性為主角重新演繹音樂影片，引導觀眾從男同志的情感出發，理解不同角度的思念與渴望。 作者白先勇曾在小說《孽子》中，描寫出二二八公園入夜後同志聚集的情景，形成社會對同志公園的既定想像。談及以男同志為展覽主題的動機，盧國聰表示，靈感源自他對同志公園中人群互動的好奇。然而，當盧國聰實際走入同志公園後，發現白天並無特別之處，夜間也未察覺異樣，但在經過長期觀察後，他發現年輕族群多聚集於陰暗角落進行情慾交流，而年長同志多獨自坐在固定位置，「因為年長者的肉體已不如年輕人般具有吸引力。」他補充道。盧國聰回憶與老年同志接觸時，一位老先生對他說：「我也曾經28歲。」這句話讓他深刻意識到，老年同志在公園尋求的並非僅是情慾，而是對青春與過往自我的追憶。 〈寂寞歌舞廳〉象徵老年同志在二二八公園中的渴望，而步入空間較為封閉的第一與第三展區，情緒則轉為老年同志回到家後的孤寂感。在第一展區中，盧國聰使用數位相機與過期的底片相機，模仿七、八零年代的拍攝風格，呈現當代真實存在的故事。作品〈Item#4〉是一個空相框，盧國聰表示，空相框讓觀眾想像那段被抽離的關係，並逐步推向老年同志的寂寞心境。而第三展區則展出盧國聰以炭筆完成的寫生作品，他刻意將畫面處理得較幽暗，以呼應路人行經公園時，多順著光亮前行，忽略陰暗中的景象。 觀眾 HW（化名）表示，起初未立即感受到展覽中的寂寞氛圍，但在逐步探索後，逐漸體會到老年同志缺乏情感支持的孤獨與無力感。而觀眾Michelle（化名）提及，第二展區的歌舞廳令他印象深刻。他說：「展區內的燈光昏暗且播著鄧麗君的歌曲，使空間瀰漫著神秘而略帶壓迫的氛圍。」盧國聰表示，展覽多著重於感受的傳遞，因此他保留作品的想像空間，使觀眾得以自行感受當代男同志的心境。

【記者方凱琪高雄報導】「Are you ready？」、「Attention！」、「Go！」發令員一聲令下，鼓聲與口號整齊響起、水花四濺。2025高雄「城市盃」龍舟錦標賽於5至7日重返蓮池潭舉行，本次賽事增設100公尺10人級競技龍舟，短距離考驗速度與爆發力，齊聚港臺85隊，其中有真理大學、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與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龍舟隊參與，每隊由一名鼓手、八名槳手和一名舵手組成。 首屆城市盃於2011年在蓮池潭登場，而後因水域發展及觀光考量，競賽場地長年移至愛河舉辦，直到今年第15屆才重回舊地。長期籌備城市盃賽務的賽事經理林必寧說明，蓮池潭是北高雄重要的水域活動地，「高雄的水域從西邊大港橋來到愛河，再到蓮池潭，最後東至美濃湖，蓮池潭就是整個高雄在辦理水域活動的串聯水域。」他回憶第一屆空間有限，隊伍不多，歷經多人努力才打開名聲，甚至吸引香港、澳門等隊伍參與。林必寧強調，這是一群人共同推動龍舟運動的成果，「這不辛苦，而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100公尺項目率先開賽，每次最多出發六隊，並在30秒間決勝。分組準決賽真理大學以27.65秒取得小組第一，公開組100公尺積分排名第七。真理龍舟隊長吳俊杰說：「起步之後，就要一路全力衝到結束。」極度考驗選手的爆發力，他坦言隊伍並不擅長此項目，真理選手陳宗鍚也指出，與其他常見的200公尺相比，短距離項目爭分奪秒，「沒有什麼統合時間就起跑，接著衝刺，彼此間的槳一沒跟好，就會亂掉。」最終成績甚至不到一秒之差，所以隊伍須在最短時間內保持穩定節奏與完全同步才能交出最好的成績。 至於海軍軍官學校副隊長全祐陞則表示，由於平時就包含該項訓練，所以隊伍其實較熟悉100公尺項目，「體力相對好一點，但缺點是力量可能不夠。」因此需更依賴合力與節奏彌補。在策略上，他們習慣讓槳在水中划得更長、更深，以增加推力提升船速。但隊長邱灝鼎解釋，近期隊上迎來大換血，「所以大家其實蠻緊張的。」分組成績中，海軍軍官學校多以零點幾秒的差距取得優勢，終局在100公尺公開組排名第九，成為學生隊伍中唯二進入前十者。 真理龍舟隊教練范良誌針對短距離項目分析道：「100 公尺很快就結束，觀眾容易看到結果，但對學生隊伍相對不利。」因短距離更挑戰選手肌力，學生選手比社會隊伍在體型上較小，若未來該項成為固定項目，訓練模式將從長距離耐力訓練轉向更多短距離爆發力與轉速練習。對此，身為裁判的林必寧補充，100 公尺短距離選手從開始就得全力衝刺，船體擺動幅度與槳頻都比中長距離更大，若航道太窄容易有碰撞風險，「這次每個航道配置12公尺，接近國際標準13.5公尺。」 賽制特別安排預賽、複賽與排名賽，確保每隊至少上場三次。林必寧說明，「排名賽會依秒數落位分組，讓六隊實力相近」，藉此提升場上競爭感，鼓勵選手積極參與。同時，林必寧指出目前高雄水域少有國際級比賽，競賽發展略顯落後，因此希望未來高雄能辦世界級龍舟賽，推動整體賽事的專業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