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所以你要準備的話，就沒什麼方向，很像賭博一樣。」剛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畢業的黃暘，回憶起準備特殊選才（以下簡稱特選）的經驗，仍歷歷在目。 喜愛當代藝術的黃暘，擅長透過新媒體如影像、聲音等進行創作，高中時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舉辦的「金聲獎」中橫掃多屆獎項，也因為得獎的緣故，有機會參與廣播節目製作，累積豐富傳播經歷與作品。在老師與家長的鼓勵下，成為他下定決心走上特選的濫觴。然而這條看似專為奇才開闢的捷徑，卻潛藏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特選通常於10、11月公布簡章並開放徵件，12月開始進行面試或筆試，無須參考學測成績。由於黃暘不擅長面試與包裝自己，使得他儘管有豐富的經歷仍落榜。落榜後他被迫匆忙回頭準備學測，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承受巨大壓力。 在特選中失利的打擊讓他體會到，面試必須揚長避短，主動展現自信與優勢，「不要等那些老師自己發現你的才華。」他也分享，特選制度充滿變數，千萬不能抱持「All in」的心態而荒廢學測準備，以免承擔極高的落榜風險。 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的公開資訊，特選從2015年開始試辦，旨在發掘學生的獨特天賦。教育部認為原有的入學制度，如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較難辨別出具有特殊才能或是有別於一般學經歷的學生，因此決定推動特選。經過三年的試辦後，於2018年納入正式管道，並逐年小幅度的擴增名額。2026年名額擴增至2453名，占大學招生名額2.5%，相較前一年度增加了297名。 「我們前一兩年遇到很大的困擾，就是我們覺得選進來的學生並沒有那麼特殊。」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蘇文鈺分享，在試辦期間只有透過書審資料以及面試作為篩選標準，未能有效選出真正特別的學生，學科考試也並非他們擅長，部分學生成績甚至在被退學的邊緣，「學生的資料不誠實，我們覺得被騙了。」 起初成大資工系與他校選拔方式相同，以面試及書審為主，容易發生學生資質不一、難以應付大學考試等問題，在考量科系特性後，進行多次改革，最終確立取消具主觀性的面試，改以資料審查佔20％、上機考試佔80％的審查方式，並設計特別的考題找出對系統軟體有熱忱的考生，降低誤判的機率。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上的。」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越文組的彭苡寧困惑道。他分享在補習班遇到同樣準備申請越文組的學生，曾在越南擔任過志工，比起他有更豐富的經歷，最終該同學反而落選，凸顯出特選審查制度模糊的問題。 特選並非屬於入學三大管道（繁星、學測、分科），高中校方對其多不重視，若遇到熟悉並支持特選的教師，準備上就能如魚得水；但若學校不鼓勵學生參與特選，便容易缺乏協助資源，甚至因此受壓迫。「單純的興趣，有時候跟學校的課業算是衝突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學生許云馨無奈的表示，高中時學校風氣以讀書為導向，學生僅能運用課餘時間培養興趣，他也分享其他特選生朋友的經驗，「（朋友的）學校不允許學生請假去校外做比賽，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決定轉學繼續參加競賽。」 為了解決高中生特選資源稀缺的問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的周鈺傑，2018年與其他特選生共同創立「長浪計畫」，透過實體座談會，邀請學長姐與高中生們交流及分享個人的特選經驗。周鈺傑回憶，此計畫在創立之初，收到許多高中生正面回應，促使他每年持續舉辦分享會，「（分享會的）重點是盡量弭平校系實際狀況和想像間的落差。」 細究特選生會遇到的困難，開設特選準備課程的47雲端輔導室老師黃仕親分析過往經歷，首先獨立招生使得資訊不統一，難以查找及統整；再者，學校資格認定標準模糊，學生不確定自己是否足夠「特殊」、能夠得到教授青睞；此外學生常將不相關的資料放進書審中，反而易使內容變得籠統。 彭苡寧選擇參加特選補習班，協助他累積經歷與製作書審資料。在準備特選前期，他發現由網路查找到的資訊，只提供大方向的準備建議，卻沒有特別針對越南語相關科系的策略，在準備書審資料時也缺乏明確方向。「不知道要做什麼，就是空白，我希望有第二顆腦袋來幫我想。」彭苡寧直白的說。由於小眾科系可以參加的活動比大科系少，只能靠自己大海撈針，因此他認為需要找一位經驗豐富的特選顧問，協助他掌握備審呈現的方向，相較高中老師難以給予備審建議，補習班便成為他的不二之選。 特選學生進入大學後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在學科學習跟不上其他人，需經歷一段痛苦的適應期。許云馨坦言，特選生大部分較擅長實作課程，大學多數課堂又都以紙筆測驗為主，準備考試時常面臨不知從何著手的窘境。 周鈺傑回憶，在進入臺大後明顯感受到程度有極大落差，「我英文學得很痛苦，經濟學的數學就很難了，然後又是英文授課。」他進一步指出，臺大校內雖有學習諮詢服務，供全校學生預約特定科目的輔導，但核心問題仍在於校方能否提供特選生即時協助，「我們就不是考學測進來的，沒有經過學科能力測驗的篩選過程，多少有一些特選生的單科會需要被輔導。」 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選生連佩妤則因為偏科，在大一時曾出現學業適應的問題。不過他對自身有極高的要求，最終仍努力克服，「特選生入學後只有兩種狀況，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幾乎沒有中間值。」已經四年級的連佩妤面帶苦笑地感慨道。 連佩妤向我們解釋，校內雖設有學習規劃辦公室，讓全校學生能諮詢修課及畢業規劃等問題，不過校方對於特選生存在的規範卻不甚了解。他舉例，曾有一位特選生向辦公室尋求協助，卻發現諮詢人員因不清楚特選生擁有的特殊限制，反而提供僅適用於一般生的錯誤建議，使特選生難以獲得實際幫助。 當特選逐漸成為一條穩定的升學管道，制度原先的目標也面臨考驗。特選要如何真正實現其「招來特殊才能學生」的效果？周鈺傑說明，特選制度在高中校園並非主流，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學生往往需要自行摸索申請資訊。這也正是長浪計畫的初衷——透過學長姐的經驗，讓特選制度的準備過程更加透明。 然而，個人的主動性更是關鍵。「不要把你的人生外包給別人。」蘇文鈺直言，準備特選時，學生自發探索各校申請條件與系所特色才是最有效的對策。他舉例，有學生在準備時間明顯落後、甚至錯過多數資工系要求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APCS）下，仍透過仔細比對多校特選標準，在有限時間內加緊準備，最終成功錄取成大資工系。 作為臺灣教育改革的重要轉折，特選試圖打破以成績為核心的升學體制。成大資工系為此歷經4次改制，當被問到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時，蘇文鈺坦言其實沒有遭遇什麼困難，「重點是學校有沒有用心要將這件事做好。」他也進一步提醒，校方若要推動特殊選才，應先確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 此外，學生或許能夠靠自我探索，以特選管道成功入學，但周鈺傑指出，校內制度在特選生入學後仍存在疏漏，許多學生會因缺乏系統輔導而感到孤立無援。成大資工系的經驗提供了一套值得參考的做法：為特選生配備專門的輔導老師，並且鼓勵教師提供紙筆及上機考兩種形式，避免出現學生即使懂原理，卻不會書面考試的狀況。蘇文鈺表示雖需準備兩種試卷，但多數教師都願意給特選生表現專長的機會，不讓他們被傳統考試束縛，「所有評鑑方式都跟一般生一樣的話，即使原來很特殊，在這邊待4年後也不特殊了。」 那麼，特選制度未來究竟該做出什麼改變才能達到它「特殊」的目標？「不知道。」蘇文鈺思索片刻再度開口，「時代變化很快，我們（教育者）要一直去反覆檢討，並不斷思考要怎麼讓學生進來的時候『特殊』，畢業後也一樣『特殊』。」

【記者林家慶、熊子萱、王翊丞、呂詠倢報導】「我簽了第一個名字在牆上，從按下噴漆的那一瞬間，我就直接黏住了。這就是我為什麼塗鴉，就是那一瞬間我發現，哇靠，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塗鴉藝術家CreepyMouse說道。 之於多數創作者來說，對塗鴉的熱愛以及渴望被關注的嚮往，是他們踏入塗鴉世界的初衷。牆面、橋下或城市角落，是創作與交流的場域；獨樹一幟的圖樣、豐富的色彩及個人化的簽名，則是讓世界看見自己存在的媒介。 塗鴉不僅在街頭以顯眼的記號抓住眾人目光，將作品結合藝術策展以擴延至更多元的社群，也是拓展其能見度的重要途徑。2021年朱銘美術館舉辦台灣首個美術館與塗鴉的大型聯展《無限－塗鴉俱樂部》；2025年在文化部的支持下，由多位臺灣知名塗鴉術家組成的「塗鴉俱樂部」與泰國River City Bangkok 合作，帶來《Graffiti Social Club》展覽，匯聚國際塗鴉藝術家共同創作，皆為塗鴉邁向主流藝術打下良好基礎。 散佈於城市各處的塗鴉，在既定印象中常被視為街頭與反叛文化的象徵，較難與主流藝術有所掛勾。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過去被視為是非法塗鴉的世代，開始朝向主流藝術領域發展。塗鴉藝術家BOUNCE說：「我覺得我現在有這些感受跟風格，是因為當初這些東西在街上畫，你才會有所感受。」他認為即使無法常在街上塗鴉，過去累積的經驗仍化為跨領域發展的基礎，能衍生創作出像公仔、手錶與手機殼等商品。 塗鴉逐漸邁向主流，其過去對抗權威、倡議發聲的反抗本質未隨之褪去。CreepyMouse分享，「原本在街上是為了讓大眾知道；但進入藝廊是讓高端的人知道。不同的事情，但我的精神一樣在。」對他們來說，媒介與環境的變遷並不會抹去塗鴉既有的特質。 並非所有塗鴉人都嚮往踏入主流，但其共同目標都是把這個文化帶到眾人眼前。塗鴉工作室Mess-age studio創辦人Faso說：「在台灣可以看到非法塗鴉，帶來很直接的街頭創作能量，也能看到商業合作或合法區非常完整的呈現作品樣貌。」地下塗鴉寫手賴冠廷也認為，仍會有創作者從事非法塗鴉，藉由塗鴉表達對社會的不滿，文化初衷並不會就此消逝，而是持續兼容並進。他進一步表示：「一個文化不是永遠維持原樣就是好事，重點是這個文化的變化過程裡是否被人記得。」 僅將塗鴉作為嗜好的ZEOL分享，「其實會走向主流的塗鴉人一部分還是不得不向生活妥協吧，或許是年紀到了，也或許是有了家庭等等各種因素。」當在街頭創作塗鴉的代價提高，不少創作者開始將創作經驗轉為發展穩定經濟收入的基礎。 「我覺得不錯的圖，就會拿來用在自己的衣服或品牌，畢竟還是要生存。」商家老闆Fatty不想成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此選擇創業將塗鴉結合服飾，讓大家知道靠塗鴉也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同樣從事塗鴉創作許久，近年將塗鴉思維投射在影像、公共藝術等多元媒材的Candy Bird也苦笑著表示，文化與藝術演進的過程中，創作者必定會面臨該如何將作品變現的問題，這時審美品味和技術差異就成為能否在創作路上走得長久的關鍵。隨著年紀增加，Candy Bird也產生不同感觸，「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路徑，講白一點就是我們用各自的方法活下去。」 其中，專注於塗鴉推廣的CityMarx塗鴉藝術團創辦人鄭子靖觀察到，「不少創作者會同時使用兩個名字，非法、合法各一個。」換言之，一個是用作街頭非法塗鴉的Tag（註），另一個則作為合法創作或公開展覽時使用的別名，這樣既可維繫地下反叛精神、同時也能獲得營收。 註：在地下塗鴉圈中，寫手常為自己取上專屬的簽名符號（Tag），如同其在圈中的藝名，進而避免被發現真身。 幼兒塗鴉教育老師Scottie從過去推廣的經驗分析，大眾對塗鴉的印象仍然模糊，未曾深入了解，「很多人都覺得塗鴉這個詞很親近，但在大眾眼中又過於簡單，塗鴉不就是那樣嗎？事實上超難。」塗鴉寫手Orange1解釋，觀眾與創作者的審美和認知有出入，當大家看不懂塗鴉字體的風格與變形，便形成隔閡，「塗鴉字在大眾的接受度偏低，大家還是喜歡畫一些寫實的或可愛的，偏向看得懂的東西。」 曾主導《無限－塗鴉俱樂部》展覽的朱銘美術館長賴素鈴表示，每個美術館的定位不同，因此塗鴉未必能吻合各館的策展取向。他也點出觀者對於美術館中塗鴉作品的疑問，「假設這個塗鴉它是畫在紙上的，那我們可能會去想說，這個還是塗鴉嗎？」如果搬離街頭，可能使塗鴉失去原有的精神和故事。 相較於美術館，以獲利為本質的畫廊則較有彈性，在街頭與藝術展覽間取得平衡的阿波羅畫廊負責人張凱迪認為，可以透過放入草稿或文字記載來聚焦創作脈絡，調整策展方法，盡量取得畫廊與街頭的平衡。但畫廊仍舊存在許多限制，張凱迪說：「 可是他終究不是街頭空間，在街頭我們會跟藝術不期而遇，可是進入到畫廊，你就已經有一個目的存在了。」Candy Bird也認為塗鴉策展僅是展覽性質，是與畫廊討論後形成的，雖提供了觀眾比較友善的接觸環境，但仍與街頭塗鴉的創作模式有所差異。 除了美術館對於塗鴉藝術的本質存在疑慮，政府也未能妥善了解創作者的需求。塗鴉藝術家Aserk便對本該平易近人的合法區空間配置提出質疑，雙北的合法區多為偏遠的河濱公園，長達數百公尺的牆面卻只開放些許空間給民眾創作，而公館寶藏巖的合法區更是令人詬病。「（合法區）後面都有一條溝，甚至以前大概有一半都是樹，根本不能站，那請問你要給誰畫？」Aserk屢次向政府寫信檢舉，來回多次後才有了今日的塗鴉區。但開放合法區域的同時，BOUNCE卻認為政府屢次在捷運廣告中大力宣傳「檢舉塗鴉」、「反對塗鴉」，政府矛盾的作為，讓他認為並不尊重有心想創作的藝術家。 然而，協會作為居中協調資源、媒合合作計劃以及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的重要角色，卻常面臨藝術家對其信任度不足的困境。花蓮縣花蓮街頭文化教育推廣協會總幹事黃弘舜，自2020年起即在當地推廣塗鴉藝術。他以自身經驗，點出若難以整合單位與藝術家的共識，長久下來便可能增加訊息上的落差，單位容易被誤解為動機不單純，「可能被認為說單位只提供微薄材料費，就要藝術家去特定地方創作，但後續媒體價值都只留在單位身上。」 塗鴉文化漸漸在主流藝術圈中站穩腳跟的同時，教育也成為關鍵一環，若能讓全民皆能理解、欣賞且實際投入創作，便能讓其文化價值受到多元社群的肯認，持續遞延。 致力於將塗鴉推廣為全民藝術的台灣塗鴉藝術協會理事長李士妤，指出幼兒自一歲半起便可接受塗鴉教學，「幼兒剛開始拿筆可能畫出的是一個點、一條線，就算是亂七八糟的樣子，但我們透過給予相關的色彩、媒介和元素，也可以讓他作畫。」他也表示今年即將舉行正式展覽，期盼讓更多人領略塗鴉的魅力。教育工作者Scottie同樣認為，現行教育環境尚不完善，家長較少主動讓孩子學塗鴉，若能有系統化的教學與展演平台，將有助於文化的普及與創作交流。 CreepyMouse根據自身經驗觀察，認為臺灣可以試著將塗鴉文化內化，形塑出我們獨有的風格，並把握更多機會將藝術家推往國外，讓台灣的塗鴉創作者被世界看見。「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的個性就是不夠有自信。我還不夠格、我去畫我畫不好要怎麼辦？這是一回事。敢衝就是有機會！」 隨著塗鴉創作逐步被看見，曾經的刻板印象悄然洗刷著，懷抱憧憬的創作者們，拿起手中的噴漆罐，繼續在藝術、商業又或是純粹的街頭，留下一個個嶄新的圖樣，記錄塗鴉文化的足跡。

【記者李若水、劉倚瑄、蔡孟安報導】「各位觀眾晚安，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位於台中一中的水利大樓。」校園內，一名女高中生模仿新聞記者語氣，對著鏡頭一本正經描述眼前的馬型雕塑。話說到一半，他突然爬上馬背，轉成荒謬吐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馬，好像是落枕了。」嚴肅與搞笑的反差，讓身旁的朋友忍不住笑出聲。 短短幾十秒的影片，在社群平台上迅速累積超過百萬次觀看，也讓影片中女高中生——現就讀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的黃河豚（本名黃禾群），意外踏入「內容創作者」的世界。 黃河豚的第一支影片是在生日當天拍攝，「那天和朋友在外面玩鬧，他們就把我模仿主播的樣子隨手紀錄下來。」他回憶，當時朋友們建議他將影片上傳到網路，或許有機會「被流量眷顧」。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黃河豚將影片發布到社群帳號上，沒想到短短一天內便突破70萬次觀看。這次突如其來的流量，成為黃河豚經營社群的契機。 點進黃河豚的Instagram（簡稱IG）主頁，可以看到生活Vlog和充滿搞笑元素的Reels短影片。與刻意營造形象的網紅不同，黃河豚不走常規路線，反而以朋友間誇張的語氣、情緒與互相吐槽的互動為主軸， 讓身為高中生的他吸引超過22萬名粉絲追蹤。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發佈的《2025年台灣兒少網路安全調查》，約有 84% 的台灣青少年每日使用社群，可見社群媒體已成為年輕世代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青少年不再只是社群平台的使用者，也開始嘗試成為內容的創作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齊殷說：「當青少年發現經營帳號的回饋是正向的，會更願意在網路上創造出一個符合內心需求的形象。」 另一位高中生創作者是來自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的江語喬。他在IG經營著自己的音樂創作帳號，而在眾多作品中，「MBTI 寫歌系列」是他帳號裡最具辨識度的企劃。江語喬依照不同人格類型發想歌詞與情境，其中以 INFP 人格為主題的歌曲，更收穫 43.3 萬的播放量。他以近似自白的歌詞，描繪出 INFP 敏感、內向且容易陷入自我對話的特質，成功將抽象的人格分類，轉化成一首首容易引發共鳴的創作歌曲。 「我喜歡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被大家看見。」江語喬說，一開始只是單純喜歡欣賞他人的影音作品，直到後來他才察覺到自己對出鏡與表演的興趣。於是，國三的他加入創作者的行列在 IG 上持續發表原創詞曲，並在鏡頭前自彈自唱，此後一路持續創作到高二，讓他逐漸在平台上累積 1 萬名粉絲。江語喬認為，在高中階段獲得 1 萬粉絲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因為意識到這件事情，我覺得最近寫的歌有變好聽，我也變得更有自信。」 然而，當創作者逐漸被更多人看見，經營帳號也成為他們日常的一部分。每一則 Reels 上清楚顯示的觀看次數，無形中帶來流量壓力。在高度競爭的社群環境裡，這種對數據的在意，逐漸轉化成創作者普遍面臨的焦慮。 黃河豚說：「如果今天想不到內容，我就會開始擔心大家會不會忘記我。」對他而言，經營社群令人擔憂的不是按下錄影鍵的那刻，而是盯著眼前空白的企劃書，卻怎麼也想不出新內容的焦慮感。為了維持關注度，黃河豚會參考近期社群平台流行的迷因或短影音，並將熱門元素融入到自己的影片中。即使如此，影片流量的走向依舊難以預測，「有時候覺得普通的影片反而很紅，但自己很喜歡的內容卻沒什麼人看。」黃河豚說。 就讀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以日常為題材經營帳號的捏我鴨（化名）也分享，他隨時都會想打開社群帳號，關注自己的按讚數和追蹤人數有沒有持續增加。他也擔心太久沒發布影片會難以掌握流量走向，使內容曝光充滿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帳號的成長。這樣的狀態逐漸成為日常，讓他難以完全抽離，長期受數據表現所牽動。 在演算法主導的平台上，內容的擴散程度似乎無法由創作者掌控。針對這樣的現象，吳齊殷提醒，青少年首先需要了解社群平台的「虛擬性」，由於虛擬社會中的人際互動往往比現實世界不穩定，因此更不應將網路回饋作為評價自我的唯一依據。「如果你嘔心瀝血拍了一支影片，結果只有很少人看到，就很容易開始懷疑自己。」他說道。如果創作者在經營帳號時抱持過高期待，一旦實際回饋不如預期，隨之而來的是心理落差，甚至被流量綁架自己情緒。 在流量壓力之下，高中生創作者不僅需要持續構思新題材，還必須投入大量心力經營社群，而為了填補額外投入的時間缺口，往往只能壓縮原本用於課業的讀書時間。黃河豚回憶經營社群初期，他會煩惱自己的更新頻率，擔心一旦放慢腳步就追不上流量的變化，同時他也心繫課業，一度難以在學生與創作者兩種身份間取得的平衡。直到後來，他逐漸摸索出「一週集中一天拍攝、一天剪輯」的模式，才讓創作與學業有了較穩定的分配。 就讀於雪梨大學先修班，並以分享澳洲生活日常為帳號主軸的宋以琳，在經營社群帳號過程中也面臨到課業與創作時間分配的考驗。不過，相較於優先處理課業，他選擇先完成頻道相關的工作。「如果我沒有把頻道的事情處理好，其實很難靜下心來讀書，反而變得更沒效率。」因此，他會在平日先完成拍攝，週六進行剪輯，週日與平日晚上則專心投入課業。他認為安排出明確的時間規劃，才能在創作與學業之間取得相對穩定的平衡。 經營社群帳號對高中生創作者而言，是一場時間管理和自我成長的考驗，而當創作不再干擾生活節奏，經營社群的經歷便會轉化為成長的養分。 「經營帳號讓我成長很多，包括抗壓能力、拓展視野，以及學習商業合作的經驗。」經營讀書帳號的蔡包包（本名蔡佳娟）說，這不僅是記錄生活的方式，還能成為未來申請大學時與眾不同的經歷。 同樣擁有商業合作經驗的還有黃河豚，回想起第一次接到業配時，他興奮地分享：「我居然可以用這個帳號賺錢嗎？太厲害了！」儘管當時對業配報酬的行情不熟悉，他仍在一次次合作中慢慢摸索，如今他已能將業配流程系統化，並可以詳細描述商務開發、創意腳本到繁瑣的後期修正與結案的流程。 捏我鴨也分享，由於父母表明大學後不再提供生活費，因此他更加期待能透過接案與業配，來減輕未來的經濟壓力。「比起去外面打工、重複機械式的工作，剪片和創作更能發揮創意。」他分享道，若大學時期能靠這份收入自給自足，生活將更具彈性，「我也會覺得比較自由，不必一直被固定的工作時間綁住。」 除了帳戶裡的實質收益，網路更打破了校園與地域的侷限，為高中生創作者提供珍貴的人脈資產。蔡包包分享，儘管高中前就讀的是較偏遠的南投學校，他卻已透過讀書帳號與其他縣市的創作者建立聯繫。「那時候不同縣市的讀書帳版主會一起開 Google Meet 讀書、聊天，讓我讓我認識很多北一女、建中的學長姐。」對蔡包包而言，帳號的成立不僅是分享筆記與生活的空間，更讓他有機會建立原本難以接觸的跨校人際網絡，與不同創作者交流、互動。 江語喬也有類似經驗。成立 IG 帳號讓他接觸到曾撰寫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畢業歌的音樂人及其他校外創作者，拓展人脈之餘，也為音樂創作帶來新的靈感。此外，社群頁面如同一張鮮活的名片，「有些人在認識我之前就看過我的影片，所以會比較容易開始聊天。」這也讓江語喬在競選班聯會主席時獲得優勢 對這些仍在成長中的高中生創作者而言，經營社群不一定是最終的職涯選擇，而是在網路提供的廣大舞台上，看見更多未來發展的可能。吳齊殷表示，若是青少年清楚自己經營社群帳號的目標，有機會越走越遠。 從小熱愛表演的黃河豚，將社群平台視為半個公眾舞台，他坦言：「經營帳號對我來說也算是在圓夢，讓自己成為半個公眾人物。」黃河豚希望未來能運用目前的知名度，正式朝職業演員的夢想邁進。江語喬則為自己設下今年暑假舉辦演唱會的短期目標，並提高更新影片的頻率，希望藉此獲得更多觸及率，為演出做準備。 對於計畫長期經營帳號的創作者們，學習調適社群帶來的焦慮與負面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課題。吳齊殷教授表示，在社群平台上，粉絲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具有高度流動性，「網路上可以關注的人太多了，粉絲不會永遠只關注一個人。」理解這種平台特性，對創作者而言反而是一種心理上的保護。 黃河豚的經驗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回顧一路以來經營社群的過程，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內容，「不要怕尷尬，想拍什麼就拍。」黃河豚說，興趣本身就是創作的起點，「但最重要的一步，是先將影片從自己的帳號發出去。」

教育部在2023年頒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根據指引於2024年編列2.5億預算，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希望照顧到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不過，落實到大學校園，相關經費被納入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而根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大專院校僅需在健康中心備有生理用品，即可符合規定。有急需的學生無法及時就近取用，讓教育部的美意打了折扣。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補助經費進入大專校院後，被納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生活助學金，提供弱勢學生申請。因此，校方若想在校園中設置多元生理用品取用點，只能仰賴自籌經費。例如北部某國立大學目前每年自籌近八萬元購買生理用品，提供全校逾6,500名的女性教職員生使用。換言之，缺乏專款的支持，大專校院要做到「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給「急需者」，僅能憑校方誠意。 此外，生理用品的供應量與取用點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些大學因擔憂生理用品保存不易，或可能被校外人士大量取用，故將取用點集中在行政人員辦公區域，無法照顧到可能突有急需的學生。即使願意擴大取用點範圍，生理用品補充又成為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時不免出現生理用品僅剩空盒的現象。 簡言之，缺乏專款的直接支持，教育部旨在打造「無壓力取用環境」的美意，卻讓大專校院飽受壓力，望「盒」興嘆。教育部應提供專款協助大專校院維持取用點的運作，並明確規範取用點的基本要求，落實保障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如此，大專校院方能跳脫「空盒」困境，實現「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中所說的，無壓力及友善的取用環境。

【記者熊子萱、王翊丞採訪報導】遊客站在鐵軌上開心合影，看著手中的天燈緩緩升空，這是平溪地區再普通不過的日常。但根據《鐵路法》第57條和第70條規定，行人及車輛不得侵入鐵道路線，違規者將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當面對大量遊客，警方想管卻礙於量能，心有餘而力不足，應該嚴格執法的界線，在這裡似乎變得難以執行。 依據現有《新北市天燈施放管理辦法規定》，天燈的合法施放範圍，從十分遊客中心一路延伸到一坑橋周邊，沿著基隆河範圍的200公尺內。這個合法施放範圍，剛好也包含平溪線鐵道在內。而自2023年至今，僅累積23件平溪線鐵道違規案件，其中10件為警方現場取締，另外13件則是被拍照檢舉。針對開罰規範，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瑞芳派出所長姜義政說：「通常警方接獲民眾檢舉或臺鐵通報時，警方到場而行為人還在現場，確定有違反鐵路法時會予以取締。」他補充，若僅提供警方照片或在網路上截圖，違規時間不明確時，則會有取締上的困難。 除了執法困難，在鐵道放天燈已成為當地文化，目前臺鐵平溪線受豪雨影響全面停駛，立法委員廖先翔邀集臺鐵與市府等相關單位，利用這段修復期間，共同推動「平溪天燈施放示範區」試辦計畫。到明年1月4號前，只要是假日特定時段，將開放十分、平溪等三站路段讓民眾可以合法走上鐵道。談到計畫初衷，廖先翔說：「既然它的運輸強度沒有那麼大，那它又是以觀光為主的鐵路支線，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在符合安全的情況下，做適度的放寬。」 這項「適度放寬」的背後，反映的是平溪特殊的生存型態。天燈與鐵道共存，是觀光招牌也是經濟命脈，根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統計，平溪去年湧入超過400萬人次朝聖。但龐大的商機卻撞上腹地狹小的現實，遊客擠爆街道、被迫溢出到鐵軌，天燈業者也陷入生存兩難。遇見幸福天燈老闆郭秉鑫說：「因為你人行道不夠寬，我們在那裡放，那行人走哪裡。十分也是會碰到這個問題。」對於試辦計畫，新北市平溪鄉魅力商圈協會理事長潘隆章則說到，「以商業利益跟文化傳承來說，當然是希望可以稍微開放給店家方便一點，然後遊客也可以取到他需要的畫面。」 這次的試辦經驗，將成為未來修法的關鍵參考。目前相關單位已達成初步共識，將朝修訂《鐵路法》第57條邁進，目標是讓法規能因地制宜，在設有安全指引的特定路段，有條件地將穿越鐵路合法化，在避免事故的同時，也能兼顧地方產業發展。世新大學觀光學系主任林長郁也補充，政府可以有特許活動的方案，將鐵道放天燈限制在特定的時段或是劃設特定的區域。 平溪有全臺唯一的鐵道天燈文化，此次試辦，正是為了在法規與現實間，尋找共存之道。讓這項在地觀光招牌，擺脫長期的違法標籤，而能獲得明確的保障。

【記者陳雙報導】「他們在心中反覆試探彼此意圖，就像踩著只有兩人知道的舞步。」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盧國聰舉辦個展《寂寞歌舞廳》，透過觀察二二八和平公園（以下簡稱二二八公園），以攝影、影像與繪畫呈現他對老年男同志的感受。展覽自6日起，於鬧工作室展出。 《寂寞歌舞廳》共分三個展區。盧國聰認為，第二站區中的錄像裝置〈寂寞歌舞廳〉是最能代表展覽核心的作品。他說明，錄像裝置模仿七、八零年代的音樂風格，並重新拍攝歌手鄧麗君的音樂影片《何日君再來》。盧國聰指出，在當時的年代，男同志難以公開抒發自身的傷感與對情人的思慕，只能聆聽鄧麗君的歌曲寄托情緒。「《何日君再來》描繪女生思慕與期待情人回到身邊的心境。雖然其中部分情感相通，但性別終究不同。」盧國聰表示，他以男性為主角重新演繹音樂影片，引導觀眾從男同志的情感出發，理解不同角度的思念與渴望。 作者白先勇曾在小說《孽子》中，描寫出二二八公園入夜後同志聚集的情景，形成社會對同志公園的既定想像。談及以男同志為展覽主題的動機，盧國聰表示，靈感源自他對同志公園中人群互動的好奇。然而，當盧國聰實際走入同志公園後，發現白天並無特別之處，夜間也未察覺異樣，但在經過長期觀察後，他發現年輕族群多聚集於陰暗角落進行情慾交流，而年長同志多獨自坐在固定位置，「因為年長者的肉體已不如年輕人般具有吸引力。」他補充道。盧國聰回憶與老年同志接觸時，一位老先生對他說：「我也曾經28歲。」這句話讓他深刻意識到，老年同志在公園尋求的並非僅是情慾，而是對青春與過往自我的追憶。 〈寂寞歌舞廳〉象徵老年同志在二二八公園中的渴望，而步入空間較為封閉的第一與第三展區，情緒則轉為老年同志回到家後的孤寂感。在第一展區中，盧國聰使用數位相機與過期的底片相機，模仿七、八零年代的拍攝風格，呈現當代真實存在的故事。作品〈Item#4〉是一個空相框，盧國聰表示，空相框讓觀眾想像那段被抽離的關係，並逐步推向老年同志的寂寞心境。而第三展區則展出盧國聰以炭筆完成的寫生作品，他刻意將畫面處理得較幽暗，以呼應路人行經公園時，多順著光亮前行，忽略陰暗中的景象。 觀眾 HW（化名）表示，起初未立即感受到展覽中的寂寞氛圍，但在逐步探索後，逐漸體會到老年同志缺乏情感支持的孤獨與無力感。而觀眾Michelle（化名）提及，第二展區的歌舞廳令他印象深刻。他說：「展區內的燈光昏暗且播著鄧麗君的歌曲，使空間瀰漫著神秘而略帶壓迫的氛圍。」盧國聰表示，展覽多著重於感受的傳遞，因此他保留作品的想像空間，使觀眾得以自行感受當代男同志的心境。

【記者方凱琪高雄報導】「Are you ready？」、「Attention！」、「Go！」發令員一聲令下，鼓聲與口號整齊響起、水花四濺。2025高雄「城市盃」龍舟錦標賽於5至7日重返蓮池潭舉行，本次賽事增設100公尺10人級競技龍舟，短距離考驗速度與爆發力，齊聚港臺85隊，其中有真理大學、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與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龍舟隊參與，每隊由一名鼓手、八名槳手和一名舵手組成。 首屆城市盃於2011年在蓮池潭登場，而後因水域發展及觀光考量，競賽場地長年移至愛河舉辦，直到今年第15屆才重回舊地。長期籌備城市盃賽務的賽事經理林必寧說明，蓮池潭是北高雄重要的水域活動地，「高雄的水域從西邊大港橋來到愛河，再到蓮池潭，最後東至美濃湖，蓮池潭就是整個高雄在辦理水域活動的串聯水域。」他回憶第一屆空間有限，隊伍不多，歷經多人努力才打開名聲，甚至吸引香港、澳門等隊伍參與。林必寧強調，這是一群人共同推動龍舟運動的成果，「這不辛苦，而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100公尺項目率先開賽，每次最多出發六隊，並在30秒間決勝。分組準決賽真理大學以27.65秒取得小組第一，公開組100公尺積分排名第七。真理龍舟隊長吳俊杰說：「起步之後，就要一路全力衝到結束。」極度考驗選手的爆發力，他坦言隊伍並不擅長此項目，真理選手陳宗鍚也指出，與其他常見的200公尺相比，短距離項目爭分奪秒，「沒有什麼統合時間就起跑，接著衝刺，彼此間的槳一沒跟好，就會亂掉。」最終成績甚至不到一秒之差，所以隊伍須在最短時間內保持穩定節奏與完全同步才能交出最好的成績。 至於海軍軍官學校副隊長全祐陞則表示，由於平時就包含該項訓練，所以隊伍其實較熟悉100公尺項目，「體力相對好一點，但缺點是力量可能不夠。」因此需更依賴合力與節奏彌補。在策略上，他們習慣讓槳在水中划得更長、更深，以增加推力提升船速。但隊長邱灝鼎解釋，近期隊上迎來大換血，「所以大家其實蠻緊張的。」分組成績中，海軍軍官學校多以零點幾秒的差距取得優勢，終局在100公尺公開組排名第九，成為學生隊伍中唯二進入前十者。 真理龍舟隊教練范良誌針對短距離項目分析道：「100 公尺很快就結束，觀眾容易看到結果，但對學生隊伍相對不利。」因短距離更挑戰選手肌力，學生選手比社會隊伍在體型上較小，若未來該項成為固定項目，訓練模式將從長距離耐力訓練轉向更多短距離爆發力與轉速練習。對此，身為裁判的林必寧補充，100 公尺短距離選手從開始就得全力衝刺，船體擺動幅度與槳頻都比中長距離更大，若航道太窄容易有碰撞風險，「這次每個航道配置12公尺，接近國際標準13.5公尺。」 賽制特別安排預賽、複賽與排名賽，確保每隊至少上場三次。林必寧說明，「排名賽會依秒數落位分組，讓六隊實力相近」，藉此提升場上競爭感，鼓勵選手積極參與。同時，林必寧指出目前高雄水域少有國際級比賽，競賽發展略顯落後，因此希望未來高雄能辦世界級龍舟賽，推動整體賽事的專業水準。

【記者鄭丞傑報導】美國阿拉巴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以下簡稱阿大）於1日的校務會議上，以聯邦政府於近期反對多元公平共融（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的相關法律指引為由，宣布停止出版有關黑人學生與女性議題的兩本校內學生雜誌《Nineteen Fifty-Six》和《Alice》。此舉引發學生對言論、出版自由及校園多元價值遭打壓的疑慮。 《Nineteen Fifty-Six》的互動編輯海文・湯瑪斯（Heaven Thomas）指出，校方在會議中引用美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ela Jo Bondi）於7月29日發布的《聯邦資金受款單位有關不法歧視之指引》（Guidance For Recipients of Federal Funding Regarding Unlawful Discrimination），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為特定種族或性別提供專屬的資源。該法令將影響弱勢及少數族群，減少其發聲的管道。湯瑪斯表示，校方並未給予雜誌編輯修改和轉圜的機會，僅有告知他們兩份以黑人與女性為主體的雜誌，被認定違反指引，因此決定撤銷刊物。校方也預告將另出版一份新刊物，內容涵蓋了更廣泛的學生群體。 「我對阿大的作法感到非常失望。」《Nineteen Fifty-Six》雜誌創刊人蒂安娜・泰特（Tionna Taite）說道。他說明，雜誌在2020年創刊初期，便獲得校方對種族多元的肯定，並承諾會提供經費，期盼這本雜誌能延續數十年。「如今阿大停刊雜誌的決定，反映出現今美國的政治氛圍，屬於特定族群與多元性別的空間已逐漸減少。」泰特說道。阿大校友林賽・塔特曼（Lindsay Tatman）認為，雜誌創造了學生互相交流與創作的機會，「看到一項對學生有正面影響的事物就這樣消失，令人感到惋惜。」 泰特認為校方的決策，已經侵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所保障的自由權利。湯瑪斯表示，儘管校內有些許聲音支持雜誌的存續，但多數學生依然不願公開評論學校停刊雜誌的決策，「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遭殃的會是哪個組織。」他說道，雖然目前尚未公布雜誌未來的走向，但學生不能停止為自身的權益發聲。塔特曼也建議學生尋找理念相近、且能夠理性交流的社群平台，希望仍可以持續建立在校園內的討論空間。

【記者陳雙報導】4日立法委員范雲、大學法改革陣線2.0、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全國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共同於立法院前召開《大學法》修法提案記者會。范雲與師生團體提出三大修法面向草案，其中第一訴求為「開放彈性新高教」，以盼臺灣未來能擁有更良好的高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環境。 立法委員范雲指出，在人工智慧時代，學生未必需要取得完整的大學學位。他認為，「若在學期間學生對人生方向產生轉變或遲疑，現行休學制度的兩年年限反而形成限制。」因此范雲主張可比照終身學習理念，讓修滿大學兩年者可取得副學士學位，並終身可返校完成學士學位。他認為，與其讓學生趕在期限內草率完成學程，不如讓其充分準備後再重返校園更合適。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大專委員會主委楊逸飛則表示，「副學士制度雖具彈性，但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他指出，現今企業對學歷的認定介於「不看學歷」與「大學以上」兩極，且大眾普遍不了解此副學士制度與肄業在實際效應上相近。因此，楊逸飛認為，制度在推動前仍需審慎評估其社會影響。 此外，范雲提出，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應由校方在教育部原則性規範下自主訂定，並以內部監督機制保障師生權益。他強調，目前並無數據顯示較長學期帶來更佳學習成效，而既然國外已有更具彈性的制度供參考，臺灣亦可朝此方向進行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黃莨騰回應，學生只要修滿畢業學分並具備相應專業能力，校方理應予以畢業。他補充道，「大學沒有必要把你綁著4年。」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明，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確實可具備彈性，但前提是相關規範須經充分討論並由教育部監督。 「彈性開放必然是未來趨勢。」楊逸飛說道，現今科技與學習方式與時並進，傳統直線性學習模式需被檢視是否仍符合現代需求。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會副會長詹皇恩表示，具彈性的高教環境有助學生依興趣與職涯方向規劃課程，並能推動跨校合作。對於彈性高校政策是否會造成城鄉資源的落差，黃莨騰表示教育不平等必定存在，但他認為教育部更該思考的是如何提供大學支持並補強缺口。楊逸飛進一步表示，彈性高教不應僅限於課程，應延伸至國際交流與跨國學位等層面，更能契合現代高教發展趨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楊智傑說：「鬆綁應在法律監督下進行，以保障師生權益不受侵害。」他指出，若臺灣高教環境期望能與國際接軌，他建議可從「上課週數」與「遠距教學規範」兩方面著手。他表示，上課週數過長，不僅讓老師難以規劃更多國際學術活動或校外合作，也限制學生參與海外交流或業界實習。而楊智傑也點名，疫情後諸多國家大學已明文允許視訊或線上同步授課，但臺灣卻收緊遠距課程比例，限制教學彈性。他認為，適度開放遠距教學能節省師生通勤時間，並提升課程彈性，而校方亦可透過明確規範確保教學品質與維持師生間必要的實體互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曾新元表示，教育部對《大學法》修正持開放態度，且已彙整各團體意見並尋求共識，同時整理分歧之處。他說明，法案已進入立法院排審階段，而教育部預計於12月中旬再度與學生團體進行溝通。

【記者黃暐喬花蓮報導】歌聲響起，攤位人潮絡繹不絕，市集與舞台勾勒出喧鬧氛圍。2025 Radiw han ita × 文化好市集，由國立東華大學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與東華Sapah kari母語屋共同舉辦，6日在東華原住民族學院旁盛大展開。活動希望透過族語歌唱比賽與市集，領參賽者體悟族語之美，並更貼近原住民文化。 由東華母語屋舉辦的族語歌唱比賽已有多年歷史，今年則首次與原資中心合作，新增原住民文化市集。「希望觀賞族語歌唱比賽的所有人，可以在歌聲、原住民食物、手作攤位中好好認識原住民文化。」東華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專任助理潘麗娟說道。東華母語屋長Zepulj則說明，本次活動以比賽搭配市集的形式帶動人流，讓民眾更願意走進市集，體驗原民文化。參賽者東華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生Sayun表示，市集與比賽同步舉行，使經過的民眾在走逛之餘也能聽到族語演唱，同時品嚐原住民料理，讓這個場域自然形成一個能夠接觸與理解原住民文化的空間。 「學習歌曲是認識語言文化最快速的方式。」Zepulj說道。本次比賽首增新規定，要求所有曲目皆需以原住民族語言演唱，並開放不同國籍、族群的人參與。參賽者橫跨七種原住民族，含阿美族、排灣族、賽德克族、布農族、太魯閣族、泰雅族和賽夏族。在團體賽的準備過程中，成員亦需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與文化細節，使比賽不僅止於競爭，更具有交流的意義。「我們會仔細的認識跨族群間的詞彙、發音，甚至每首歌曲背後的故事。」參賽者東華語傳系學生Ziro分享道。Sayun則補充說明，這些歌曲往往依不同場合被吟唱，「包含阿嬤們常唱的生活歌、或婚禮中的儀式歌，其中許多沒有文字記錄，只能靠耳朵傳承。」他說道。 走進周邊市集，攤位從原住民在地飲食到手作工藝應有盡有。潘麗娟分享，民眾在市集中對物品產生興趣時，往往會主動向攤主詢問其來源與文化意涵，而這些自然發生的交流也是一種認識原住民文化的方式。巴萊瓦文化藝術團攤商 Tapang說：「我們的商品多是部落婦女的作品，他們平常較少有機會擺攤或讓作品被看見。」他盼透過市集接觸更多客群，讓喜愛手作的民眾能把具有部落特色的作品帶回家。Tapang也補充，除了婦女們製作的首飾外，文化藝術團的學員亦加入創作，例如以獸骨製成的飾品，皆由學員親自打獵、取材完成。 「現在的人還是對原住民有一些刻板印象，透過這次活動，我們希望可以讓一般學生更了解原住民族群的文化意涵。」談及籌辦活動的初衷，潘麗娟說道。東華母語屋副屋長Arik則希望藉由本次活動，讓參與民眾看見原民學生在族語歌謠上的學習與投入，進而鼓勵更多人走入部落，重新發掘並學習這些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