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杰倫一連四天登上臺北大巨蛋開唱，他睽違七年再次舉行演唱會，一票難求，進而使長久以來的黃牛問題在此次更顯猖獗。據媒體報導，截至11月底，文化部檢舉黃牛專區收到逾3000件檢舉，台北市文化局則查獲逾百件黃牛票案。黃牛大肆搜刮票券，並協助代購或以高額轉賣，票價炒至上萬元，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 文化部為遏止黃牛，於2023年6月修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文創法》第10-1條裁罰加價轉售者，以及以不正當方式取得票券者。此外，文化部於2023年8月頒布《文化部鼓勵流行音樂現場演出實施票券實名制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實施實名制的主辦單位及售票平台，鼓勵業者實名制售票。實名制售票指的是購買者必須在購票時填寫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入場時出示證件確認身分，核對後才可進場。同時，實名制也可限制購買張數，防止黃牛大量購票。 可惜的是，即使有文化部補助，但對業者來說，要在入場時嚴格執行實名制查驗流程，此舉將大幅增加人力及時間成本，降低業者執行實名制的意願。而且，網路平台上也不乏以「代搶協助」購票為名，向消費者收取高昂費用的黃牛，可見實名制未必能全面防堵黃牛，仍存在漏洞可鑽。 不過，台灣也在實名制之下，試圖增加其他措施以杜絕黃牛，如近期蘇打綠《二十年一刻》巡迴演唱會，消費者進入購票頁面之前，須先填答測驗題目。這些「考題」由蘇打綠親自出題，而且不與過往考題重複，若非樂迷實難在短時間內通過測驗。 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韓國為防黃牛，採取「購票、取票、入場三階段實名制」。與台灣不同的是，韓國民眾須在演唱會現場出示購票頁面及身分證件，經核對後方能成功取得印有個人身分資料的票劵，以利之後入場查驗。日本則將實名制結合系統隨機抽選，即民眾實名登記後，唯有中選者獲得購票資格，但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付款。據媒體報導，日本天團YOASOBI之後的台北小巨蛋演唱會，也採行此種「實名抽選制」，維護購票公平性。 反觀台灣，現有《文創法》難以全面防止黃牛，而依靠民眾檢舉，恐怕是「船到江心補漏遲」，政府若想防範未然，應修法並建立嚴格的售票制度。針對黃牛買賣的行為，目前台灣以高額罰金與刑罰懲處賣票者，但僅「罰賣不罰買」，且法條中也未明確規範黃牛定義。因此，政府仍須完善法規，才能真正維護消費者權益及演唱會市場秩序。

「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這恐怕是感情曖昧時最難回答的問題之一。在曖昧期結束後，下一步無非是雙方確立關係、成為戀人，亦或是回到原點做回朋友。然而，一種介於兩狀態之間的情感類型逐漸受到討論。感情雙方互動與情侶無異，卻始終沒有正式確立關係，這種情感類型被稱之為「Situationship」。 Situationship由「Situation」與「Relationship」二字組合而成，逐漸成為一種「情感狀態」選項。美國心理學家Paulette Sherman稱其為「一種不確定的浪漫關係，在這段關係中沒有明確的承諾和定義」。根據Tinder在2022發布的「Year in Swipe」，Tinder會員在自己簡介中添加Situationship標籤的人數較前一年增加49%。這些會員普遍認為Situationship能讓自己與對方更自在地互動與相處，較無實現承諾的壓力。 無須承諾的情感關係或許能賦予個人更多彈性與自由，但也可能產生缺乏安全感或難以發展長久關係等問題。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Sternberg曾於1986年提出「愛情三角論」，指出愛情是由激情、親密及承諾三元素所組成，唯有此三者達成平衡，才能發展長久、穩固的情感關係。美國心理學家Carla Manly建議，Situationship的本質是利己，因此關注當下，注重這段關係是否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才能降低在感情中受到傷害的機率。 Situationship提供現代人不同的情感關係選項，給予更多的彈性討論空間。在感情雙方達成共識的前提下，能讓彼此免於承諾，保留對關係的解讀權力，更得以降低終止關係的成本。Situationship沒有壓力、束縛，以及對未來沒有限制的狀態，反而讓單身者更加珍惜相處的當下，並擁抱關係中各式發展的可能。

擁有一間溫馨小屋，可能是許多社會新鮮人的夢想。根據內政部統計，2023年全台15坪以下的小宅交易量占比逾15％，創下自2009年以來的新高。永慶房產集團彙整實價登錄資料則顯示，七都25坪以下中古屋交易占比，從2020年的15.7％升至2024年的22.9％。不過，這股小宅熱潮，究竟是反映年輕人的夢想實現，還是在現實下的折衷？ 這些在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小宅雖小，但對社會新鮮人來說，卻高不可攀。根據591房屋交易網，2023年全台新屋平均成交價約每坪54萬元。以20坪小宅來算，總價約1,200萬元，若在七都高房價地段，甚至超過1,500萬。以主計總處發布的經常性薪資平均數4萬6,751元來看，獨自奮鬥的社會新鮮人須不吃不喝20多年，才能完成他們的小宅夢。 在高房價壓力下，政府推出的優惠政策成為許多人試圖圓購屋夢的重要依靠。去年8月上路的《新版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以下簡稱新青安），貸款年限最長可至40年，貸款額度也從800萬元提高至1,000萬元，還款寬限期則從3年延長至5年，期間只需繳交1.775％的利息。許多人趁著新青安的利多條件舉債買房。聯徵中心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新增房貸中，20至25歲的大學學歷者，高達1,821筆，創5年來新高。 青年人有因新青安「安心」購屋嗎？說到底，新青安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過了5年寬限期，借款人需連本帶息還款，屆時壓力大增，還不出來就有可能違約或轉賣。因此，新青安不過是分散還款的時間壓力，沒有解決根本，青年依舊很難跨過房價的高牆。 此外，根據媒體報導，不少投資客申請新青安，大舉入侵房市，導致房價上揚。據政大永慶房價指數，全台房屋成交價從去年第3季到今年同期上漲10％，新青安似乎成為房價上升的推手，加重青年的購屋負擔。 在資本市場衝擊下，房屋已不再是單純的居住空間，而成為投機逐利的工具。政府若真有心解決高房價問題、協助青年，應該全面修正土地與房地產制度，建設長效社會住宅體系，同時嚴懲囤房與炒作行為，以利空屋釋放且抑制房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小宅如今成趨勢，源於房市長久一來的高房價問題，政府須配合多方管理措施，才能讓居住正義不再淪為口號，為台灣創造更公平的居住環境，給青年一個逐夢踏實的機會。

今年度的黑豹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冠軍戰中，上演新北市私立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穀保）與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平鎮）兩所高中棒球強校的對決戲碼。穀保在二局上半以4：2領先時，靠著曾聖恩的左外野方向全壘打再添兩分。這支黑豹旗冠軍戰史上的第一支「過牆」全壘打，瞬間讓穀保休息室的球員情緒沸騰。不過，曾聖恩繞過一壘後不斷狂吼，甚至「倒退走」，引發球迷討論。 賽後的網路討論分成兩大派：「太過火」vs「做自己」。前者強調，曾聖恩身為學生球員，擊出全壘打後，應低調跑壘，「做好自己的本分」即可；後者則認為，擊出全壘打的球員有權在當下做出自己的慶祝動作，只要避免挑釁即可。 亞洲棒球文化較推崇低調行事與球場禮儀。曾聽聞或者體驗過學生棒球的人們應該對於教練們的諄諄教誨感到不陌生，進場前要向球場致意、打擊前向裁判問候以及投出觸身球後要脫帽等基本禮儀。例如廣受球迷喜愛的中職球星彭政閔，便是以謙虛聞名。他認為打者擊出全壘打後的誇張慶祝動作，是不尊重對方投手的行為。也因此，「太過火」派的言論：「這樣的態度沒資格進職棒」、「這樣進到職棒該怎麼辦」，或「在職棒就會被因為太囂張被觸身球伺候了」，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過，除了上述前者基於對身邊環境表達尊重之意的舉措外，近年不少球迷開始質疑球場上較為負面的「潛規則」。例如根據《Go Baseball 夠棒網》的球迷投票，最該被廢除的前三大潛規則中，「場上有虧，就用觸身球討公道」與「擊出全壘打後不能大肆慶祝」便占其二。這些被球迷視為不合時宜的潛規則，呼應球員「做自己」的想法，認為不應以「道德野球」束縛球員行為，在投打之間的對決中，勝者享受成功的喜悅，為比賽增添一些「秀味」，而敗者討回顏面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下一次的交手中堂堂正正解決對方，只要不挑釁，不做不良示範，又有何不可？ 回歸學生棒球的環境，在場上大肆地展現喜悅，並不是一件該被綑綁的事。但當部分人士執著於對棒球的陳舊思想，並將選手的真情流露視為一種禁忌，對學生球員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解讀。教練們該做的，是在學生球員的激昂情緒背後給予正確的價值觀，不讓振奮變成囂張，不讓自信變成自大，也讓這些可能的棒球之星們放下潛規則的束縛，讓將來的賽事精神更為純粹，不僅無需動用到可能造成生理傷害的觸身球來進行報復，避免產生無謂的衝突，也更能體現運動家的精神。

「讀文組，沒『錢』途。」近年貶抑文組價值的言論層出不窮，從網友在Dcard上的發言可見一斑：「文組除了走學術之外根本一無是處」、「窮人還讀文組是什麼操作」、「文組沒有權利活著」。諷刺的是，這些看法與台灣教育改革強調的多元發展與適性學習，背道而馳。 根據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Robin Swain於1984年提出的生涯金三角理論，父母期望、環境氛圍及社會趨勢等因素，會影響學生升學及職涯選擇。前述的「文組無用論」，若再加上家長鼓勵子女選擇出路較廣、較有「錢」途的理組，便可能使學生忽略個人才能或興趣，「棄文從理」。根據教育部統計，自109至112學年，高中理組穩定維持40萬人左右，但文組學生人數卻從32.3萬降至27.9萬人。文、理組學生人數差距逐年擴大，呈現「理盛文衰」的趨勢。 理組畢業生比文組更有「錢」途，或許是事實。勞動部2023年公布的初任人員薪資表顯示，醫藥衛生、物理、化學及地球科學學門的後段薪資，高過藝術、餐旅、新聞與圖資等學門的前段薪資。對此，許多網路流言解釋：「文組低薪就是因為不被市場需要」，或「不是別人不懂得尊重專業，是你的專業不值錢」。將各行各業的「前途」與「錢途」畫上等號。 然而，文組人才對社會的重要性、價值與貢獻，與理組人才毫無二致。人際溝通、組織管理、文化創意等領域，都仰賴文科人才的創造性思維、洞察力等軟實力。尤其當今社會，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快速，仰賴技術技能、高度重複或較少情意交流的工作面臨被機器取代的危機，未來職場更需要具備批判性思考及跨領域整合能力的人才。事實上，具備人文素養的專業人才有更強的適應力與領導力，故美國頂尖大學鼓勵學生修習人文領域課程，其中工學院更推動學生跨領域學習。而以教育體系著稱的北歐國家如瑞典、芬蘭，也格外重視學生的人文素養。 反觀台灣，在「重理輕文」的社會氛圍中，不少學生因現實壓力或父母期待，從而選擇理組，卻因不適應引發心理健康問題。當前社會過度強調薪資收入，相對忽視學生的能力偏向、人格特質或興趣。但多項心理學與教育學研究已指出，專長與職業的匹配程度是影響人們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 「如果叫一條魚去爬樹，牠一定一輩子都充滿挫折感。」愛因斯坦說。適性教育的目的及意義是依循每位學生的個別特質和需求，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其潛能發展和自我實現。所謂「行行出狀元」，這個諺語充分展現對不同職業的肯定與尊重，望當代社會也能實踐此精神，別讓「文組無用論」阻礙學生的適性發展。

教育部近日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補助項目包含使用政治檔案進行學術研究、拆除威權象徵物後的空間重建等，每案最高補助30萬元。不過國民黨立委葉元之質疑，政府是藉此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推動台灣民族主義等特定意識形態。 教育部此計畫主要依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據此，轉型正義所稱之「正義」，乃是站在確認人權為普世價值之基礎，要求國家統治權[遵守法治原則；「轉型」乃指國家從結束威權統治、殖民統治或武裝衝突，過渡至民主和平期間 ，承認與平復前一時期大規模人權侵害造成之歷史傷痕。「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鼓勵大專院校「運用多元形式推廣，以傳遞轉型正義價值文化」，包含舉辦讀書會傳達轉型正義理念、參訪不義遺址以反思威權統治，或以拆除蔣公銅像等威權象徵，否定威權統治之合法性。然而，這樣的補助計畫真能讓大專校院師生充分理解，並將轉型正義付諸實行嗎？ 相較於德國、南非等威權轉型國家，台灣的轉型正義教育起步較晚。台灣政府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開始規劃轉型正義，包含處理不當黨產和人權教育問題，例如保留並修繕白色恐怖期間關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和「綠島監獄」，並將之作為人權教育的展示基地。可惜當時朝野並未對轉型正義形成共識，致使許多關鍵法案無法順利通過，轉型正義進展緩慢。 但過去的歷史如果因今天的政治角力而無法還原，將非常遺憾，因此在談論轉型正義時不該混淆政黨政治立場，推動轉型正義不在報復仇恨，而是建立在和解的精神。2021年，國家教育研究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首次舉辦「教科書轉型正義」研討會，並將國家暴力和轉型正義議題納入108課綱。至此，國高中生得以透過正式課程，了解人權議題，並反思歷史。而如何在大專院校持續推動轉型正義教育，並讓未接觸過108課綱的大專校院師生也能深入理解轉型正義，則是當前教育政策面臨的挑戰。 教育部的補助計劃立意良好，但若要避免教育政策流於形式，在鼓勵大專校院師生實地走訪不義遺址、去除威權象徵之前，應先著力於不義遺址保存運動。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定義不義遺址意指曾經作為威權體制服務的場所，用以拘禁、酷刑、偵訊、處決、掩埋該時期政治受難者，它們不僅是具體的物理空間，也代表特定時空的事件背景。 然而隨著環境變遷，不義遺址因各種開發案而逐漸失去原貌。此外，在所剩為數不多的不義遺址保存運動過程中，民眾很難能實際參與保存的規劃，經常遇到政府資訊不公開、無法取得足夠檔案的問題；另一方面，不義遺址的調查研究工作缺乏足夠的可近用資源，也使得在地的民間團隊難以形成、延續。保存不義遺址與去除威權象徵的工作密不可分，不義遺址若難以辨識，也表示該歷史事件的記憶再無物質憑依，也將使「去除威權象徵」的討論更加無以為繼。 因此，除了補助大專校院師生走訪不義遺址，也應鼓勵他們深入思考不義遺址的保存方案，甚至親身參與這些保存運動。透過實際參與，師生才能夠更具體地理解不義遺址保存運動中的困境，以及其留存對社會與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參訪活動則可參考「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模式，邀請政治受難者現身說法，帶領青年實地走訪白色恐怖等歷史場景，將這些經歷與現代人權議題連結，促使學員自發反思歷史，並持續關注台灣的轉型正義。唯有透過這樣的方式，大專校院師生方能理解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並賦予轉型正義更深遠的教育價值，進而實現承認與修復過往大規模人權侵害所留下的歷史傷痕，最終達到和解的目的。

Meta自2023年7月推出社群平台Threads，上架臺灣已滿一年，網友將其戲稱為「脆」。根據統計，臺灣的Threads主要使用者集中在16到24歲的Z世代，每日平均使用時長高居全球之冠。不少人認為，Threads逐漸超越Instagram和Dcard，將成為臺灣社群媒體的新寵兒。 Threads滿足了現今Z世代滿足隨手發「廢文」，在社群媒體上隨時更新生活日常訊息的習慣。與現有社群媒體相比，Threads 尚未被網軍或廣告入侵，使用者也更易接觸陌生人的發文，故成為網友談論政治的新天地。也因此，許多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紛紛加入Threads。使得Threads的註冊人數在2024臺灣總統大選期間，大幅提升。諷刺的是，使得Threads在臺引發話題的契機之一卻是Meta曾表明將不主動推送的「政治」內容。 Threads以文章留言數量為優先的推薦標準，使得網友若想在Threads獲取大量關注，就必須讓自己的發文能吸引眼球，進而引發共鳴與討論。因此，能在短時間以單一發文引爆話題的「流量密碼」，例如與獵奇、虐心、公審等有關的主題發文，便成為許多網友熱衷追隨的類型。然而，匿名性所帶來的自由討論空間，也讓部分使用者在互動中失去了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導致一系列脫序行為的發生。雖然Threads為台灣網友提供了另一個多元意見交流的平台，許多發文卻逐漸偏離公共討論的核心議題。隨著情緒在對話中蔓延，理性討論的界線常常被情緒化的發言取代，使Threads成為情感宣洩的場域。社群媒體上的公共論壇變得破碎，甚至令人感到焦慮或挫折。 Threads作為公共空間，用戶在發表任何言論時，必須謹慎考量其潛在影響以及應承擔的責任。而對社群平台而言，如何劃清言論自由與濫用之間的界限，以及在管理上取得自由與管制的平衡，是亟待解決的挑戰。平台應避免過度限制，以免壓制言論自由，然而也必須有效防止言論暴力和網路霸凌的蔓延。當涉及仇恨言論或獵奇內容等可能對個人或群體造成心理傷害的情況時，平台需明確界定與用戶之間的責任，確保雙方在管理與使用的過程中各自履行應有義務。

近日中華職棒球星周思齊在台北大巨蛋舉辦引退賽。根據中信兄弟球團，兩日賽事皆湧入4萬名球迷進場，創下台灣棒球比賽單場最多觀眾紀錄。挺過多次假球風波，中華職棒儼然是台灣最具規模、最成熟的職業運動賽事，加上近年國際賽、大巨蛋啟用、第六隊、啦啦隊等諸多亮點，中華職棒熱度再攀巔峰。可惜的是，台灣整體運動文化仍需提升。 我國拳擊好手林郁婷和羽球好手李洋在2024巴黎奧運勇奪金牌，卻因代言麻將手遊掀起爭論。有人認為此舉恐不利運動選手的正面形象，但也有其他奧運選手指出，奪牌選手因為國爭光，吸引廠商注意，才獲得代言機會。這多少反映了台灣社會對運動的關注並不持久，可能僅四年一次，體育尚未融入一般民眾生活的現況。 為了拿到更多獎牌，政府的補助預算大多投入亞、奧運的運動項目。教育部體育署自2018年啟動「黃金計畫」，以賽事成績將運動員分級，依照級數分配經費。最頂尖、有望奪牌的第一級選手可獲得1500萬的補助，並享有最佳的訓練環境。政府的目光始終放在獎牌，這種看得見、摸得到的目標，無怪乎近年網路出現「台灣的國球是贏球」的說法，而過度著眼於運動賽事的輸贏，對提升台灣運動風氣未必有益。 政府投入體育發展的預算年年提高，今年更預吿成立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每年將編列200億預算，欲打造屬於台灣的國際賽事。不過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台灣運動產業發展綱領》，我國規律運動人口僅33.6%，且運動相關產品與服務付費的觀念有待提升。然而「從上到下」的推行方式終究難顧及產業的所有方面，若想全面推動民眾參與運動，需要民間企業共同投入。近年愈來愈多企業冠名贊助路跑活動，以及富邦、中信、台新等大公司爭相競逐台灣職業籃球舞台，便能看出運動產業的發展潛力。 運動賽事能讓全台民眾團結一心，尤其每逢國際賽，我們為了台灣選手加油、吶喊，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但若想要台灣的運動風潮不只四年颳一次，政府可先從維護、升級社區和學校的運動場地做起，讓民眾能輕易地接觸運動。藉由增加規律運動人口，增加民眾在運動相關產業的消費意願，進而擴大產業規模。此外，政府也該正視亞、奧運以外的運動項目，投注更多資源。而民間企業除了找明星選手代言、拍廣告，也可試圖投資尚待開發的運動賽事與產業，甚至贊助資源較少的基層選手，既可節稅也能幫助台灣的體育環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以今年巴黎奧運為例，其首創「全民馬拉松」與「線上馬拉松」，合計共約8萬8000人參與。此種不限於運動選手，讓一般民眾也能實際參與體育活動的方式，充分體現主辦國對普及運動的意識。此外，巴黎政府也在本次奧運嘗試環保、降低碳排放的永續措施，像是盡量使用原有場館、提供低碳餐點，以及使用艾菲爾鐵塔翻修剩下的鐵片製作獎牌等。另外，巴黎政府也試圖延長奧運帶來的影響與效益，例如將奧運選手村轉變為當地的社會住宅。上述巴黎政府的種種做法，讓其他不同領域的價值觀透過運動賽事被實踐，並毫無保留地向世界展現在地文化，將影響力擴及至全球，足以顯現運動產業的潛力不僅限於運動本身，更能附載多元的價值，達到推廣本土文化的效果。 台灣要實現《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願景，或許我們需要先跳脫奪牌迷思，藉由公私部門共同努力，厚實運動文化底蘊，讓運動成為民眾的日常，而不僅是轉瞬即逝的激情。

台灣計劃與印度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勞動部長許銘春也於11月13日核實，消息一出即在國內引起爭論，更有「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遊行。處於大缺工時代的台灣，真的非得透過引進印度移工才能解決此問題嗎？倘若未來印度移工真的來台，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強調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否藉此近一步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3日「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遊行提出四項訴求：一、暫緩新增移工來源國；二、增設人民發聲平台；三、增訂移工管理辦法，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四、改善台灣勞動環境，根本解決缺工問題。他們雖再三聲明活動絕無帶有種族歧視，僅盼政府重視此議題，且從四項訴求觀之也的確偏向中性。但實際從現場民眾的論述，仍可看到不少對印度移工乃至不分國籍移工的偏見。例如，在第三點訴求中，遊行群眾即指出若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回流到勞動市場的移工可補足部分勞動缺口，仔細觀察，現場民眾的用詞卻有「失聯」與「逃逸」移工之分。所以，究竟是失聯移工還是逃逸移工？儘管遊行主辦方多以失聯移工稱之，但在不少新聞片段中仍可聽到民眾以「逃逸」一詞說明移工的失聯情況。事實上，過去移民署就曾公開呼籲，移工失聯的原因百百種，有時也並非勞方個人因素而「逃逸」，可能是在勞資不平等下，因資方的不合理對待而採取的最後手段。 「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12月3日於凱達格蘭大道遊行，抗議引進印度移工來台一事。　圖／胡王子行攝此外，針對遊行團體提到，解決失聯移工即可解決一部分缺工需求也可能並非絕對。誠如上述所言，在台移工與資方關係常處不對等。移工儘管失聯，但大多留在台灣形成地下勞動市場。許多雇主也會聘用這些俗稱的「黑工」，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今年10月失聯移工人數已超過8萬5000人，約佔在台移工人數11%。因此，失聯移工雖未算入勞動力，但實際上仍補足不少台灣的缺工問題。現實來看，政府的確需解決失聯移工問題，但解決失聯移工後，回流的勞動力能否抵銷對印度移工的需求，此因果關係有待更精準地計算才能得知。回歸問題本身，我們真的需要印度移工嗎？根據勞動部今年公布的第四次人力需求調查，比較民國113年1月底與112年10月底人力需求增減，其中製造業與營建工程業的人力需求最大。而這正好也是外籍移工來台，排名第二與第三的職業類別。此外，移工來台從事最多的職業為家事移工（看護工），然對比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看護工，後者受《勞基法》保障，雇主的聘用成本落差可想而知。因此，從台灣的缺工需求與來台移工的職業推論，我們對移工的需求應該是存在的。然而，印度文化與我們同樣大不同，印度人多信仰印度教，再來則是伊斯蘭教。前者視牛為聖獸而不吃牛，後者視豬為污穢的牲畜而不能吃。兩項肉類在台灣家戶或日常餐廳都是常見的肉類之一，未來若印度家事移工進入家中，雇主對移工的文化敏感度顯得更重要。但進一步了解目前勞動部施行的「雇主聘前講習」，僅透過網路觀看影片即可完成。但文化的了解是需日積月累學習的，一小時的講習顯得非常流於形式。倘若真如政府所規劃引進印度移工，那我們又該注意什麼？也許可以試著回溯印尼移工來台的經驗。民國78年台灣開放印尼移工來台，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兩國間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我們可以看到，從過去人們覺得穆斯林開齋節「佔據」台北車站，到現今台鐵會為開齋節慶典事先預備，以利活動與乘客雙方的順利進行，可見移工帶來的文化，能讓整體社會形成一個大型教室，同在其中的台灣民眾皆有機會一同在此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因此，在真有引進印度移工需求的前提下，不妨將印度移工的引進視為我們學習多元文化的機會。現今台灣，不同族群間的互動愈趨和諧。以新住民為例，過去常稱他們為外籍新娘，如今以新住民稱之，除不以「外籍」稱之，更期待新住民的來到能將其母國特色注入台灣。儘管接觸多元文化的過程中難免有摩擦，或出現過於本位主義的評論，但若沒有人與人的交流、文化之間碰撞，是無法建立民眾的多元文化意識。且在文化教育學中，「體驗」（erleben）即一項很重要的概念，對於一個文化的學習，不能單靠書本了解，而需藉由實際接觸，才能達到下一個「了解」（verstehen）的層次。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重視多數，但也要保護少數；我們維護自身文化，同時更要嘗試擁抱多元文化，方能有更寬闊的眼界領略世界。而在現今的缺工浪潮下，倘若印度移工真能為我們補足勞力缺口，同時也還有機會讓我們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真諦，那引進印度移工一事似乎是可期待的。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創系於民國24年，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科系領域具領導地位，但近年來學生人數卻不斷縮減。　圖／梁家柔攝國立台灣大學近日傳出將增設新聞傳播相關學系，對此，台大新聞所長洪貞玲也在11月初證實，新聞所內部已通過設立大學部，並正式向社會科學院提案。在媒體不景氣、少子化的衝擊下，身為第一學府的台大逆勢設立人文社會科學系，立刻引發各界對於增設必要性的熱議。以目前新聞相關系所的報考狀況與人數，便可以發現有逐年遞減的趨勢。以台大新聞所為例，103學年之前報考人數將近兩三百人，但十年後的今日，報考人數僅有76人。而老字號的政大新聞系，在103學年度改為大三才分流新聞系後，隔年大三大四共有214位學生，現在則銳減至80位左右，一屆平均只有40位學生，由此可知，學生對於新聞系的興趣大不如前。學生對新聞系的就讀意願，最直接的影響便是近幾年台灣媒體環境的變革。隨著網路興起，社會大眾開始透過網路管道、社群平台獲取新聞，讓電視台、紙媒等傳統媒體的收入也跟著縮減。媒體不景氣，就影響到記者的勞動環境，陷入低薪、高流動率的惡性循環，人才也因此不斷流失。除了大環境影響新聞系的人數，許多人也認為，當記者不一定要讀新聞系，反而擁有跨領域的知識更能觸類旁通。當大家只關注社群網紅，忽視新聞記者專業，有些網友甚至直接說乾脆廢掉新聞系。然而，新聞系作為培育未來新聞人才的搖籃，若受到大眾忽視，媒體業少了優秀的新血進入，我們怎麼能期待有更好的台灣媒體，又如何能有更好的台灣社會？在民主社會中，專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除了是站在權力者對立面的「第四權」，也是作為溝通的橋樑角色，提供公眾交流意見的平台。政大新聞系創系系主任馬星野就曾說過：「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民主政治」，他認為培養負責任、尊重自由、有修養、道德高、觀察力強、 能正確反映民意的新聞記者有助實施民主。（轉引自《新聞專業的新視野：媒體實踐與台灣的問題》，蘇蘅）此外，以台灣目前的獨立媒體《報導者》每年所發表的「影響力報告書」來看，當記者發掘議題引起社會關注後，便有機會促成政府做出回應，甚至因而修正法律、改變政策。可見，一個文明社會需要進步的媒體，才能促進社會進步，同時也能提供更多元的觀點，引起大眾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綜觀社會科學相關學系，也可以發現新聞系是少數有對應行業的科系。我們認為，因新聞具有一定公共性，在學校除了技術方面的訓練，更重要的是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的新聞教育。學者Wilensky的研究指出，當一個職業是全職工作、擁有專業訓練學校、專業組織、專業倫理，以及從業人員受法律保護，表示該職業已發展成為專業。因此，當歐美各大學早在百年前開始有了新聞相關學院，表示新聞已被視為一項專業，並有其對應的科系。新聞系除了要研讀媒體相關理論外，也有實務課程。在學校裡，不講求業界最重要的速度，而是在意有沒有「新聞價值」。下標時也是以簡潔明瞭、不浮誇不吊胃口為主，與時下網路媒體最愛的釣魚標相差甚遠。在新聞系裡學到的理論與實務，儘管看似與業界有著明顯隔閡，但卻是讓學生能培養獨立思考的機會，學習看事物時以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新聞系的培養，除了技能，更重要的是「軟實力」。此外，新聞系的訓練也不一定是當記者。不管是在產製新聞一開始的資料搜集與彙整，還是溝通技巧，都是新聞系學生應具備的能力，而這也是未來在工作場域上相當加分的軟實力。在面對新聞現場時，資源、人脈都相對不足的學生記者，更是考驗著他們的危機應變與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這樣的特質，就算未來不在新聞媒體業，選擇轉換跑道也能擁有不斷調整自我的韌性，進而開創不一樣的人生道路。新聞系仍有存在的必要，而台大終於也意識到新聞傳播學系的重要性並有志增設，若成功設立新聞媒體相關系所，無疑能對媒體環境注入新的力量。然而，目前台大新聞所僅表示希望結合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領域，訓練能符合當前趨勢，且善用數位科技的國際傳播人才，未來的課程走向也必須思考，該如何與現今的其他大專院校新聞傳播科系做出區別與特色。我們也期盼透過台大對新聞傳播的新投入，能帶動其他學校進一步思考目前新聞傳播訓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