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2024年10月23日，周杰倫台灣場演唱會門票開賣瞬間售票網站隨即卡頓，粉絲只能看著螢幕「轉圈圈」，隨後票券便在短短5分鐘內銷售一空。當粉絲數度刷新網站時，高價黃牛票卻已在各個演唱會買賣社團流通，根據聯合報報導，甚至出現一張要價30萬元的票券，引發社會對票務市場公平性與黃牛行為的討論。即使票券被炒到天價，市場上卻仍有一群為了見到偶像演出，不惜支付高價的粉絲。這一現象不僅顯示台灣現行票券市場失衡，也反映粉絲對參與演唱會的渴望心理。 「黃牛」指的是透過高價轉售票券或商品，以獲取利潤的非正式或非法仲介人。該詞源自於20世紀的上海，由於當時的票販子時常為搶購票券成群結隊、場面混亂，有如「黃牛群之騷動」，故稱其為黃牛。 台灣知名售票平台拓元售票系統執行長邱光宗說明，黃牛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他們賺取消費者願付價格與原價格的差價，「當票被搶光，而且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價買票的時候，表示票價是被低估的。」他進一步指出，關鍵問題不在於轉售行為本身，而是供需失衡。邱光宗提到，曾有一場一萬個座位的演唱會，系統卻擋了數百萬個搶票機器人。 除了演唱會場地不足外，場館資源的分配亦是一大難題。邱光宗舉例，有些大型場館票券賣不完，熱門演唱會卻被擠到較小的場地，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公部門資源分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審議小巨蛋檔期的臺北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長李岱穎提及，如果一個檔期同時有韓國和台灣的藝人，政府會優先考慮本國歌手的演出機會，因此在審核檔期時，評估標準不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擁有高票房實力的藝人也未必都能在小巨蛋演出。此外，場次過少也是隱憂。邱光宗解釋，售票公司有時會建議主辦方加開場次，但經評估後多只加一到兩場，仍無法解決票券稀缺性。因此，當熱門藝人被安排在較小的場館演出、場次不足，座位數量無法滿足粉絲需求時，黃牛票的出現便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 「我本來就一直有在看票務，我有加微信的群組，裡面都有很多票。當時看到一個台灣人在小紅書上面出（票），我想說滿便宜的，就收了。」鄭先生（化名）說道。而另一位粉絲小林（化名）在受訪時，也坦承自己買過黃牛票，「在疫情解封後演唱會陸續變多，大家開始熱衷於看演唱會，整體需求變多，搶票也更加困難。」他表示。 為試圖了解民眾對黃牛票的看法，本報記者於3月28日至4月2日，以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在臉書各大粉絲交流社團、Dcard（狄卡），以及Instagram發放網路問卷，共回收548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中，18歲以下佔10.4%（57人）、18–22歲 60.9%（334人）、23–29歲 21.0%（115人）、30歲以上 7.7%（42人）。 數據顯示，雖然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從未購買過黃牛票，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仍有近半數民眾表示願意購買。這些人當中，包含了願意花高價購票的忠實粉絲，以及對黃牛票本身並不排斥的民眾。 平時會購買黃牛票券的粉絲Y（化名）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黃牛，因為只靠自己也難以搶到好位子，「今天如果我接受這個價錢，那你也可以提供我想要的東西的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市場交易。」他說道。現行政府對票券市場的介入，多著重於管制供給面，較少針對需求進行調整。因此鄭先生認為，與其責怪購買黃牛票的人，不如思考為何市場機制無法滿足需求，「我後來的想法是，與其花大量時間刷票，不如直接支付符合自己願付價格的票價——這並不是對黃牛的支持，而是對自己熱愛事物的一種選擇。」他說道。 「老實說如果真的買不到票，且在經濟情況許可的狀況下，我還是會考慮找黃牛。」沒有買過黃牛票的粉絲小菜（化名）說道。他表示，雖然自己不認同黃牛抬價銷售的作為，且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票價，然而要是經濟能力許可，他會考慮購買黃牛票。 雖然政府修法嘗試管制黃牛，但是只要市場需求存在，黃牛仍會源源不絕地出現。知名黃牛N先生（化名）表示，台灣的黃牛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註一）修法後確實逐漸減少，然而這反而讓國外的有心人士看準機會，迅速填補了市場缺口。「例如2024年周杰倫演唱會，大部分票源其實掌握在大陸跟香港的黃牛手上，由於地緣跟語言，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是最快的。」N先生說道。 註一：文創法新增第10-1條，凡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價格轉售者，將依票面價的10倍至50倍處罰鍰。若使用虛假資料或科技工具（如搶票程式、AI程式）大量購票，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最高300萬元罰金。 2023年修訂的《文創法》已明確規範黃牛，將加價轉售票券、利用搶票程式大量購票等行為定為違法。同時，文化部也設立了黃牛檢舉專區，提供民眾申訴黃牛的平台。然而，民眾要成功檢舉黃牛其實並不容易。雖然文化部設有黃牛檢舉專區供民眾申訴，但檢舉人仍須提供詳細票券資訊，如票券來源、座位號碼及具體事證等，但黃牛往往只在交易成功後才會給這些資訊，導致民眾若不與黃牛實際交易就難以檢舉。 台北市議員陳宥丞也表示，根據臺北市文化局統計，在《文創法》修法後截至2024年11月8日，台北市共收到黃牛檢舉案件1805件，其中有1021件不成案、784件成案，但成案中又只有24件開罰，約僅占成案數的3%，顯示黃牛檢舉門檻高，成功率也低，導致民眾想檢舉也無能為力。李岱穎無奈地說：「（檢舉）無法成案是因為大多數案件沒有詳細資訊，查不下去就斷掉了。」本報記者也曾透過黃牛檢舉專區試圖檢舉黃牛，親身體驗到程序的繁瑣與限制，且由於無法提供座位號碼，最終以失敗告終。 李岱穎進一步說明，目前黃牛交易多在臉書、Instagram等平台進行，要確認黃牛真實身份並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查找對方的住址與戶籍資料。小菜也認為檢舉黃牛本身存在動機上的落差，因為想要舉報黃牛的人通常不會購買黃牛票，而願意購買黃牛票的人更沒有理由去舉發對方。為了因應檢舉困難與執法落差，臺北市政府也開始從制度與預算層面著手加強防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周杰倫演唱會的票務市場亂象後，特別編列500萬預算，加強「藝文消費爭議及黃牛票券防治」項目。此外，也鼓勵票務業者採用「實名制」（註二）與「抽選制」（註三），以限制黃牛高價轉售門票及大量囤票的可能性。 註二：購票者在購票時綁定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入場時核對身分為本人才可入場。 註三：購票者在購票前登記抽籤，中籤後再付款購票。 目前台灣演唱會已逐漸開始採用實名制、抽選制，以及兩者並用的混合制（註四），試圖緩解黃牛現象。陳宥丞提到，根據其團隊調查，無實名制的演唱會，黃牛檢舉件數高達百餘件，相較之下，實施抽票制搭配實名制的檢舉件數僅為個位數，顯示遏止黃牛的效果較佳，「我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做到抽票加實名制，讓未來台北市，甚至台灣的演唱會買票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跟管道。」他說道。 註四：實名制及抽選制同時實施。 然而黃牛N先生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實名制、抽選制的確會稍微增加轉賣黃牛票的難度，「但是我覺得對整個市場來說，是增加主辦的難度更大。」邱光宗則認為抽選制不僅無法有效遏止黃牛，反而還可能增加黑箱作業的機會。此外，若抽中票的粉絲因故放棄資格，將導致主辦單位需多次進行清票與重抽，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主辦方與經紀公司採行實名制、抽選制的意願。由此可知，如何在防治黃牛的同時，兼顧主辦方、售票平台與粉絲的權益，仍是當前制度設計的一大難題。此外，在推動實名制與抽選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來自粉絲端的質疑。粉絲小林（化名）說道：「粉絲如果沒能在第一搶票時間購買到票券，後期收票的機率基本上為零，會讓真正想入場的粉絲在後期連一點入場機會都沒有。」 市場的供需失衡讓黃牛成為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對黃牛的檢舉與追查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執行上的困難。「在理想的票務市場中，真正喜愛該活動的人都能以公定的售票價購票入場。」小菜認為，不只政府要更積極處理檢舉案件、購票平台加強防制機器人購票，主辦單位也應該多向消費者宣導正規購票網站，並採用如會員優先購票、限購張數等方式，以提升票務公平性。 為了確保粉絲購票的公平性，陳宥丞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輔導民間或者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換票平台，透過實名會員制度，讓已購票的粉絲能安心地進行票券交易，避免高價轉售與詐騙風險。「有合理的交換機制，才能比較保障歌迷、球迷的權益。」他說道。同時，陳宥丞也主張實施結合實名制與與抽選制的混合制，不僅能提高黃牛搶票的門檻，也更有利於政府追蹤市面上流通的加價票券。陳宥丞表示，台灣的演唱會文化中，粉絲沒有辦法接受額外加價費用，甚至是票券被機器人買走後賺取的暴利行為，因此才會訂定實名制、抽票制。「我覺得推混合制的原因不是保證可以買到，而是大家公平地一起買票，這才是這個文化制度下我們要確保的。」陳宥丞說道。 儘管粉絲購買黃牛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時常藉由買黃牛票取得更理想的座位，但多數人仍期待票務市場能回歸公平、有序。即使粉絲不得不接受市場機制與黃牛現象的現實，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親臨現場，與偶像共享那段珍貴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樣的願望，有賴政府與主辦單位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票券環境，減少不正當行為，才能讓粉絲在支持偶像的過程中，享有更平等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