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蓁言、丘旻軒報導】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以下簡稱康大）學生民主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Cornell，以下簡稱康學盟）與多個學生組織於當地時間5日共同發起「為倖存者聲討公道」（Justice For Survivors）聲援活動，要求康大校方對涉及集體性侵案的7名ChiPhi兄弟會（註一）成員採取進一步行動。 註一：兄弟會是常見於美國大專院校的學生社團，分為社交、人脈建立、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或公益服務等不同性質，而女性組成的對應組織稱為姐妹會 。 抗議當天逾3000名師生與居民齊聚康大，手舉標語、高喊「沒有正義，沒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自何氏廣場（Ho Plaza）出發，步行前往行政大樓（Day Hall）。康學盟代表撒雅．阿比蓋爾（Saya Abigail）表示，本次遊行的主要目的包括要求校方開除涉案學生或撤銷其學位、增設學生對於性侵防治的教育，並呼籲校方啟動外部機構調查等。「我們（康大學生）要求為Jane Doe（註二）伸張正義，也要求學校確保未來不再有任何倖存者、抗議者或學生承受這腐敗的制度。」阿比蓋爾說。同在現場響應聲援的學生欣蒂（Xindi）（化名）也指出，此事件不僅展現校方多次淡化、掩蓋性侵通報的弊病，更反映出學生經歷重大創傷事件後，校方無法提供足夠的制度性支持。 註二：美國司法體系專有名詞，代指身份不明或須保密的女性，此處指Chi Phi兄弟會成員集體性侵案的倖存者。 阿比蓋爾表示校方有處分抗議學生的先例，形成抗議等同非法的氛圍，因此這次龐大的參與人數令他感到意外，「這代表學生不再容忍校方管控我們的聲音。」阿比蓋爾說。欣蒂則表示，抗議行動使康大校園成為各界關注焦點，此時身處事件核心的康大生若站出來發聲，便能順勢推動制度改革。他進一步指出，這些面對困境的人並非個案，「這讓人看見性侵是一個多麼普遍、跨越國界的問題。」 在康大的實體抗議前，社群網路上早已形成「I am Jane Doe」的跨國聲援行動。這股網路聲援浪潮持續發酵，同時也增長康大校園的抗議聲勢，阿比蓋爾說：「網路上持續擴散的消息對校方形成壓力，這將迫使他們正視並回應我們的訴求。」深耕性別傳播的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康庭瑜則指出，以「Jane Doe」這一受害者代號為焦點的聲援，翻轉了「羞恥在倖存者身上」的既定印象，也能更有效地保護受害者。康學盟等團體仍持續組織實體對談、靜坐，結合網路聲浪傳達決意改革的聲音，「我相信，真正的改變正在到來。」欣蒂期盼地說。

【記者蘇悅台北報導】世新大學校方於本學期實施新制，包含裁撤各系所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新增多項硬體休閒設備，卻因未事先通知與考量師生權益而引發質疑。針對近期風波，學生會9月30日邀請校方舉行「學生權益師生對談會」，要求校方說明行政改組原因與資源配置問題，持續引發輿論反彈。 會議上，副校長賴正能強調行政改組是為了改善人力配置及服務流程，但無正面回應教學資源不足的問題。「只要被問到資源配置的背後因素，他們就會集體沉默。」身為對談會學生代表的新聞系大四學生吳佩容分享在會議上的觀察，學生每個提問幾乎都只得到校方重複的回應。世新教授闕（化名）則指出， 以往遇到狀況只要向系辦即時反應便能迅速處理，但本學期教室空間過小的問題，向校方反應後至今仍未被解決，「對於沒有座位的學生，只能不好意思地跟他們說要坐地上。」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大四學生鄭世芬也表示， 原先教師上課使用的筆電可以直接跟系辦借用，系辦裁撤後筆電資源都集中到圖書館，借用程序變得繁冗，圖書館員更勸說以後盡量不要借用學校的筆電，「（他說）因為不一定借得到。」鄭世芬無奈地說。 在新制上路前，就已有部分學習資源缺失的問題。針對Adobe等軟體的使用訴求，校方回應教室內的電腦皆有安裝軟體，學生可以利用課餘時間使用。廣電系電影組大四學生陳同學（化名）對此則表示不認同，「有安裝軟體的教室平時幾乎都是滿堂的，能用的時間只有中午的一個小時。」他分享在大一時，曾面臨到有課程需使用Adobe軟體製作期末作業，卻無處操作的處境； 廣電系教授林承宇也指出，校方提供的課後資源不足，學生就只能用盜版軟體練習作業。除了軟體之外，攝影器材也同樣缺乏。曾就讀廣電系的陳子揚表示，在攝影實務課程學生難以取得完整的影音設備，「一個假日同時借的人就有十幾組，器材根本借不到。」闕認為，儘管學生繳交了學費，受教權卻未受到保障，「學生已無法得到基本的公平對待。」 世新大學7日發表聲明，執行新制並非不重視教學資源，而是透過資源配置達到提高行政效能與維護學生權益等目標。臺灣學生聯合會秘書長蕭正傑強調，行政調整是常事，重點是決策之前並沒有跟學生盡好溝通的義務與前置作業。林承宇認為校方分配資源的依據不明，最基本的教學資源沒有補齊，反而將經費投入其他地方，「校方若持續以效益為主要考量，教學成本只會轉嫁到老師身上。」他也坦言， 因《大學法》的規範，容易使校務會議中的教師代表由其他與會者兼任，導致教師缺乏直接管道表達需求。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張志綸指出，學校多數決策實質是由董事會決定，現有管道如校務會議、對談會等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吳佩容說道：「董事長本人必須親自出席與師生對話。」他表明化解爭議需要與決策者溝通。 8日，學生聚集在廣場聆聽宣講，世新學權前進陣線聯盟宣布啟動「舍我學運」行動，要求校方程序透明，並邀請更多學生參與爭取訴求。鄭世芬直言，面對學校制度不斷變動，學生對未來教學的方向感到不確定，充滿不安的情緒，「每次都是被校方告知結果，學生需要的是一個原因。」蕭正傑認為如今世新校務治理趨於封閉，校方與董事會不該持續抹煞學生在大學校園的主體性。

【記者蘇悅報導】東吳大學7月9日正式移置校內的蔣介石銅像，從開放的行政大樓中庭移至平時封閉的文物典藏室。東吳島社社長林思愷表示，歷經12年的抗爭、提案、公聽會等程序，移置銅像是停止在校園內紀念獨裁者、也是校內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蔣介石作為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核心決策者，其銅像被歸為威權象徵，「調整是必要的行動。」東吳政治學系副教授陳方隅指出，蔣介石的功過並不能相抵，國家暴力發生已是事實，「學校不能持續以崇拜銅像的方式去紀念他。」根據《中央社》報導，校方表示銅像最初為校友捐贈，屬於校內資產，不會隨意棄置。然而東吳學生會長、同時也是銅像移置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康平皓表示，現今銅像雖已移除，但部分同學仍擔憂未來將被移回，「校方只是把銅像放進倉庫，我們不能保障未來換校長會不會又放回原處。」 銅像消失後，校園仍有不同歷史論述的爭辯與對話。根據東吳大學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蔣介石除了是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撰句者，也對東吳在台復校有多次直接或間接的協助，「銅像或許可以不用完全移走，而是透過降低（基座）高度等方法去除威權崇拜。」政治學系大二生周子淵認為蔣介石不只代表國家暴力，對東吳也具有校史意義，不應完全抹除。林思愷則指出移除銅像倡議期間的學生遊行、潑漆行動也是重要歷史，應予紀錄，「12年的抗爭史是我們希望大家記得的。」 「校園空間的安排展現了我們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具有民主教育的責任。」陳方隅認為校園不只是公共空間，更是世代思想、價值展現的地方，學生也應積極參與校園場所的規劃。康平皓呼籲校方在銅像原址設立紀念碑，完整的呈現東吳大學的歷史，包含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系黃爾璇案件（註）。「移除並非完整的轉型正義。」林思愷則認為校方應持續正視校園內仍存在的威權象徵，針對中正圖書館改名啟動公開、透明且具學生參與的檢討程序。 註：1983年國民黨、教育部等情治系統，透過「春風會報」要求東吳大學解聘政治系副教授黃爾璇，最終遭校方以「不予續聘」方式解聘。

【記者閔相慈報導】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於16日正式公告，116學年度碩士班一般生招生將全面改採100%書面審查（以下簡稱全書審）。至此，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在內的頂大材料系，碩士班一般入學考試已全面走向全書審招生。這項高教選才機制的重大變革，引發學生社群熱烈討論，「無法靠筆試取勝」也成眾多考生的擔憂。 受AI與半導體先進製程的快速發展影響，115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材料系首度衝進二類組前十大熱門志願。成大材料系主任許文東說明，系上希望碩士班學生具備學術研究能力，「這個能力不是僅止於動手做，而是對於學術問題的解決具有規劃到執行的能力。」他認為相較筆試，書審更能考察學生是否具備實驗規劃與落實能力。台大材料系主任蔡豐羽也指出，書審資料呈現的是學生在每次作業、考試與課程表現累積出來的完整成果，「對於考生能力的判斷上，書審的取樣誤差遠小於筆試。」 全書審打破了「靠一次考試翻盤」的傳統，將考驗延長至大學四年的成績維持與專題累積。成大材料系學生王柏喻表示，突然改制讓系上考生無所適從，「無法靠筆試彌補平常成績或專題經驗的不足。」全書審也影響王柏喻的學習規劃，改為以維持系上必修成績、選修分數高的通識學分為重心。陽明交大土木工程學系大四學生何家寶認為，書審偏重在校成績，有可能導致學生選修給分高、內容輕鬆的課程，反而本末倒置影響學習成果。對此，許文東指出，在全書審時代單靠「甜涼課」衝高 GPA 已非良策，若能在其他科系的必修課程中展現跨領域整合能力，反而更受青睞。 頂大研究所一般生招生的全書審化，也不再侷限於材料系所，逐漸成為全台第二類組研究所的普遍趨勢。欲報考電子工程所的何家寶表示，書審無疑加重了跨系與跨校報考的門檻，非本科系學生本就難以獲得做專題和參加科展的經驗，非頂大學生便更難取得相關資源，「畢竟（我）還是在陽明交大，我可以去敲電子所、材料所的教授的門，請教他們。」中原大學化學系材料組大四學生金同學（化名）說：「全書審導致頂大研究所更具封閉性，這種制度會進一步影響到高中生申請大學的考量。」他認為，高中生可能會優先申請頂大其他科系，再經由轉系、申請研究計畫或相關學程，提升未來錄取研究所的機會。 針對學生對於資源取得的疑慮，許文東教授說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每年核定超過4000件大專生研究計畫，並對所有學校開放資源申請，「審核委員也會更加關注非頂大學生的研究計劃，盡量平衡名額。」他認為，非頂大學生若能在大學期間累積專題發表、國科會計畫、跨領域修課甚至社團與國際交流經驗，展現出良好的規劃與實務能力，在全書審制度下反而更能凸顯個人特色與競爭優勢。

【記者吳欣嬡報導】世新大學本學期推動行政整併與升級硬體休閒設備，卻未事先通知與考量學生權益，此舉引發學生對經費使用的優先順序、教學資源縮減及溝通機制失靈的質疑。 世新校方於圖書館內安裝新型遊戲主機與電話亭KTV，也興建噴水池及美妝用品店面。過去學生所熟悉的獨立系所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與系辦秘書（以下簡稱系秘）多數也遭裁撤，轉型為AI知識庫服務系統。根據太報報導，校方表示此次調整是希望建立專業分工與數位系統，將各系業務轉交回教務處、學務處等行政單位，並引進AI工具協助處理，同時也強調沒有解僱任何行政同仁。但眾多學生認為，校方在實施前完全未進行預告與說明配套措施，使新舊制度的過渡產生落差和不便。 新制上路後，過去負責選課加簽、借教室及提供系所協助的專責系秘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AI系統也無法處理個別狀況，「它連教室在哪都無法回答，直接叫我去承辦處室處理。」身為轉學生的廣電系三年級學生Jun（化名）分享，自己對校園環境與選課流程本就不熟悉，失去系秘後更是求助無門。另外，校方優先將資源與經費投入娛樂設備與景觀工程，被認為忽視了學生基礎的學習需求。傳管系四年級學生A（化名）坦言道：「實務課程的硬體設備短缺又老舊，學校卻拿錢興建噴水池。」他認為校方在資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導致設備老舊、正版軟體不足等問題遲遲無法被解決。 「發生這些事之前，學校完全沒有任何通知。」吳同學（化名）指出，校方完全未徵求學生的意見，在缺乏溝通討論的情況下就推動變革。同時，學生會在初期也被質疑缺乏積極作為，儘管已於22日公開聲明將於當週與校方召開會議，但吳同學強調，學生會作為體制內唯一的溝通橋梁，應發起連署、邀請媒體或舉辦公聽會，而非為校方背書。 面對校方的各種行為，世新的學生自主組成「世新學權前進陣線聯盟」，提出「教學資源到位、行政回歸專業、捍衛受教權利、校務治理當責」四大訴求，要求校方於一個月內召開全校公聽會，並規劃於30日舉辦現場宣講遞交陳情書。 對此，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訓部主任張志綸分析，光靠網路聲量並不足夠，也應聯合教師與職員共同商討對策，「可直接召開實體記者會讓更多媒體報導，引起更多社會輿論。」世新學生期盼校方能正面回應溝通訴求，回歸教學本質，還給學生受教權利具保障的學習環境。

【記者丘旻軒報導】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 USyd，以下簡稱雪大）學生議會組織雪大教育小組（ USyd education group），聯合學生於14日展開「反對OpenAI合約」（Oppose the OpenAI deal）的抗議與演說活動，呼籲雪大管理層停止與美國科技公司OpenAI達成夥伴協議 事發導火線源自雪大在14日正式宣布與OpenAI簽署合約，公文指出未來一年內將陸續引進AI代理工具，並分階段提供校內教職人員及學生使用免費ChatGPT Edu版本［註1］。就讀雪大的李承諺表示，目前身邊的同學很常使用AI輔助課業學習，教授在課堂上也相當鼓勵學生使用AI。談及本次合作，雪大的藍天羽表示支持簽約，他認為學校此舉對學生研究方面無疑具備正向幫助。他補充，學校為防學術作假，除額外設置AI檢測工具Turnitin外，同時訂定使用規範，「學校規定學生須揭露AI使用過程，以及軟體選擇。」他說道。 ［註1：一款由OpenAI打造專屬大學或教育機構提供包括學生，研究者以及行政人員使用的AI模型，其特點是：更高階的運算能力和工具、提高使用者聊天的限制和更嚴格的資訊安全機制等］ 儘管校方強調AI帶來的多項優勢，仍有學生感到擔憂。「我認為雪大與 OpenAI的合作，顯示校方更重視利益而非教育。」學生倡議限制AI協會（Students for AI Regulation）創辦人馬荻爾達・珂洛弗 （Matilda Crowe）説道。他更進一步質疑，包含選課紀錄、成績等資料的取用，是否經過學生同意。學生反AI協會（Students Against AI）總召羅賓（Robin）則強調學習應是考驗學生思考的過程，若學校鼓勵AI協作，只會養成學生依賴AI工具的習慣，並對學習逐漸倦怠。 談及校方做法，珂洛弗強調校方簽訂企業合作前須先通知學生，並提供學生投票機會，而學生則必須與行政方積極對話。針對學生如何應對AI趨勢，藍天羽則說：「我覺得大學生需要去克服求快的學習心態。」他期盼，在面臨AI便利的同時，人類仍能保持批判性思考，嘗試尋找解決問題之道。

【記者鄭丞傑、陳筱雯、方凱琪、林婷妤報導】「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所以你要準備起來的話，就沒什麼方向，很像賭博的感覺。」剛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畢業的黃暘，回憶起準備特殊選才（以下簡稱特選）的經驗，仍歷歷在目。 喜愛當代藝術的黃暘，擅長透過新媒體如影像、聲音等進行創作，高中時也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舉辦的「金聲獎」中橫掃多屆獎項。也因為得獎的緣故，有機會參與廣播節目製作，累積豐富傳播經歷與作品。在老師與家長的鼓勵下，成為他下定決心走特殊選才的濫觴。然而，這條看似專為奇才開闢的捷徑，卻潛藏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特選通常於10、11月公布簡章並開始徵件，12月開始進行面試或筆試，無須參考學測成績。由於黃暘不擅長面試與包裝自己，使得他儘管有豐富的經歷仍不慎落榜。落榜後他被迫匆忙回頭準備學測，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承受巨大壓力。 在特選中失利的打擊讓他體會到，面試必須揚長避短，主動展現自信與優勢，「不要等那些老師自己發現你的才華。」他也分享，特選制度充滿變數，千萬不能抱持「All in」的心態而荒廢學測準備，以免承擔極高的落榜風險。 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的公開資訊，特選從2015年開始試辦，旨在發掘學生的獨特天賦。教育部認為原有的入學制度，如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較難辨別出具有特殊才能或是有別於一般學經歷的學生，因此決定推動特選。經過三年的試辦後，於2018年納入正式管道，並逐年小幅度的擴增名額。2026年名額擴增至2453名，占大學招生名額2.5%，相較前一年度增加了297名。 「我們前一兩年遇到很大的困擾，就是我們覺得選進來的學生並沒有那麼特殊。」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蘇文鈺分享，在試辦期間只有透過書審資料以及面試作為篩選標準，未能有效選出真正特別的學生，學科考試也並非他們擅長，部分學生成績甚至在被退學的邊緣，「學生的資料不誠實，我們覺得被騙了。」 起初成大資工系與他校選拔方式相同，以面試及書審為主，容易發生學生資質不一、難以應付大學考試等問題，在考量科系特性後，進行多次改革，最終確立取消具主觀性的面試，改以資料審查佔20％、上機考試佔80％的審查方式，並設計特別的考題找出對系統軟體有熱忱的考生，降低誤判的機率。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上的。」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語文學系越文組的彭苡寧困惑道。他分享在補習班遇到同樣準備申請越文組的學生，曾在越南擔任過志工，比起他有更豐富的經歷，最終該同學反而落選，凸顯出特選審查制度模糊的問題。 特選並非屬於入學三大管道（繁星、學測、分科），高中校方對其多不重視，若遇到熟悉並支持特選的教師，準備上就能如魚得水；但若學校不鼓勵學生參與特選，便容易缺乏協助資源，甚至因此受壓迫。「單純的興趣，有時候跟學校的課業算是衝突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學生許云馨無奈的表示，高中時學校風氣以讀書為導向，學生僅能運用課餘時間培養興趣，他也分享其他特選生朋友的經驗，「（朋友的）學校不允許學生請假去校外做比賽，但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決定轉學繼續參加競賽。」 為了解決高中生特選資源稀缺的問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的周鈺傑，2018年與其他特選生共同創立「長浪計畫」，透過實體座談會，邀請學長姐與高中生們交流及分享個人的特選經驗。周鈺傑回憶，此計畫在創立之初，收到許多高中生正面回應，促使他每年持續舉辦分享會，「（分享會的）重點是盡量弭平校系實際狀況和想像間的落差。」 細究特選生會遇到的困難，開設特選準備課程的47雲端輔導室老師黃仕親分析過往經歷，首先獨立招生使得資訊不統一，難以查找及統整；再者，學校資格認定標準模糊，學生不確定自己是否足夠「特殊」、能夠得到教授青睞；此外學生常將不相關的資料放進書審中，反而易使內容變得籠統。 彭苡寧選擇參加特選補習班，協助他累積經歷與製作書審資料。在準備特選前期，他發現由網路查找到的資訊，只提供大方向的準備建議，卻沒有特別針對越南語相關科系的策略，在準備書審資料時也缺乏明確方向。「不知道要做什麼，就是空白，我希望有第二顆腦袋來幫我想。」彭苡寧直白的說。由於小眾科系可以參加的活動比大科系少，只能靠自己大海撈針，因此他認為需要找一位經驗豐富的特選顧問，協助他掌握備審呈現的方向，相較高中老師難以給予備審建議，補習班便成為他的不二之選。 特選學生進入大學後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在學科學習跟不上其他人，需經歷一段痛苦的適應期。許云馨坦言，特選生大部分較擅長實作課程，大學多數課堂又都以紙筆測驗為主，準備考試時常面臨不知從何著手的窘境。 周鈺傑回憶，在進入臺大後明顯感受到程度有極大落差，「我英文學得很痛苦，經濟學的數學就很難了，然後又是英文授課。」他進一步指出，臺大校內雖有學習諮詢服務，供全校學生預約特定科目的輔導，但核心問題仍在於校方能否提供特選生即時協助，「我們就不是考學測進來的，沒有經過學科能力測驗的篩選過程，多少有一些特選生的單科會需要被輔導。」 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選生連珮妤則因為偏科，在大一時曾出現學業適應的問題。不過他對自身有極高的要求，最終仍努力克服，「特選生入學後只有兩種狀況，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幾乎沒有中間值。」已經四年級的連珮妤面帶苦笑地感慨道。 連珮妤向我們解釋，校內雖設有學習輔導單位，讓全校學生能諮詢修課及畢業規劃等問題，不過校方對於特選生存在的規範卻不甚了解。他舉例，曾有一位特選生向單位尋求協助，卻發現諮詢人員因不清楚特選生擁有的特殊限制，反而提供僅適用於一般生的錯誤建議，使特選生難以獲得實際幫助。 當特選逐漸成為一條穩定的升學管道，制度原先的目標也面臨考驗。特選要如何真正實現其「招來特殊才能學生」的效果？周鈺傑說明，特選制度在高中校園並非主流，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學生往往需要自行摸索申請資訊。這也正是長浪計畫的初衷——透過學長姐的經驗，讓特選制度的準備過程更加透明。 然而，個人的主動性更是關鍵。「不要把你的人生外包給別人。」蘇文鈺直言，準備特選時，學生自發探索各校申請條件與系所特色才是最有效的對策。他舉例，有學生在準備時間明顯落後、甚至錯過多數資工系要求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APCS）下，仍透過仔細比對多校特選標準，在有限時間內加緊準備，最終成功錄取成大資工系。 作為臺灣教育改革的重要轉折，特選試圖打破以成績為核心的升學體制。成大資工系為此歷經4次改制，當被問到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時，蘇文鈺坦言其實沒有遭遇什麼困難，「重點是學校有沒有用心要將這件事做好。」他也進一步提醒，校方若要推動特殊選才，應先確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 此外，學生或許能夠靠自我探索，以特選管道成功入學，但周鈺傑指出，校內制度在特選生入學後仍存在疏漏，許多學生會因缺乏系統輔導而感到孤立無援。成大資工系的經驗提供了一套值得參考的做法：為特選生配備專門的輔導老師，並且鼓勵教師提供紙筆及上機考兩種形式，避免出現學生即使懂原理，卻不會書面考試的狀況。蘇文鈺表示雖需準備兩種試卷，但多數教師都願意給特選生表現專長的機會，不讓他們被傳統考試束縛，「所有評鑑方式都跟一般生一樣的話，即使原來很特殊，在這邊待4年後也不特殊了。」 那麼，特選制度未來究竟該做出什麼改變才能達到它「特殊」的目標？「不知道。」蘇文鈺思索片刻再度開口，「時代變化很快，我們（教育者）要一直去反覆檢討，並不斷思考要怎麼讓學生進來的時候『特殊』，畢業後也一樣『特殊』。」

教育部在2023年頒布「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並根據指引於2024年編列2.5億預算，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希望照顧到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不過，落實到大學校園，相關經費被納入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而根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及設備基準」，大專院校僅需在健康中心備有生理用品，即可符合規定。有急需的學生無法及時就近取用，讓教育部的美意打了折扣。 「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補助經費進入大專校院後，被納入「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的生活助學金，提供弱勢學生申請。因此，校方若想在校園中設置多元生理用品取用點，只能仰賴自籌經費。例如北部某國立大學目前每年自籌近八萬元購買生理用品，提供全校逾6,500名的女性教職員生使用。換言之，缺乏專款的支持，大專校院要做到「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給「急需者」，僅能憑校方誠意。 此外，生理用品的供應量與取用點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有些大學因擔憂生理用品保存不易，或可能被校外人士大量取用，故將取用點集中在行政人員辦公區域，無法照顧到可能突有急需的學生。即使願意擴大取用點範圍，生理用品補充又成為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有時不免出現生理用品僅剩空盒的現象。 簡言之，缺乏專款的直接支持，教育部旨在打造「無壓力取用環境」的美意，卻讓大專校院飽受壓力，望「盒」興嘆。教育部應提供專款協助大專校院維持取用點的運作，並明確規範取用點的基本要求，落實保障未隨身攜帶生理用品而有急需者。如此，大專校院方能跳脫「空盒」困境，實現「校園及部屬場館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指引」中所說的，無壓力及友善的取用環境。

【記者鄭丞傑報導】美國阿拉巴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以下簡稱阿大）於1日的校務會議上，以聯邦政府於近期反對多元公平共融（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的相關法律指引為由，宣布停止出版有關黑人學生與女性議題的兩本校內學生雜誌《Nineteen Fifty-Six》和《Alice》。此舉引發學生對言論、出版自由及校園多元價值遭打壓的疑慮。 《Nineteen Fifty-Six》的互動編輯海文・湯瑪斯（Heaven Thomas）指出，校方在會議中引用美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ela Jo Bondi）於7月29日發布的《聯邦資金受款單位有關不法歧視之指引》（Guidance For Recipients of Federal Funding Regarding Unlawful Discrimination），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為特定種族或性別提供專屬的資源。該法令將影響弱勢及少數族群，減少其發聲的管道。湯瑪斯表示，校方並未給予雜誌編輯修改和轉圜的機會，僅有告知他們兩份以黑人與女性為主體的雜誌，被認定違反指引，因此決定撤銷刊物。校方也預告將另出版一份新刊物，內容涵蓋了更廣泛的學生群體。 「我對阿大的作法感到非常失望。」《Nineteen Fifty-Six》雜誌創刊人蒂安娜・泰特（Tionna Taite）說道。他說明，雜誌在2020年創刊初期，便獲得校方對種族多元的肯定，並承諾會提供經費，期盼這本雜誌能延續數十年。「如今阿大停刊雜誌的決定，反映出現今美國的政治氛圍，屬於特定族群與多元性別的空間已逐漸減少。」泰特說道。阿大校友林賽・塔特曼（Lindsay Tatman）認為，雜誌創造了學生互相交流與創作的機會，「看到一項對學生有正面影響的事物就這樣消失，令人感到惋惜。」 泰特認為校方的決策，已經侵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所保障的自由權利。湯瑪斯表示，儘管校內有些許聲音支持雜誌的存續，但多數學生依然不願公開評論學校停刊雜誌的決策，「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遭殃的會是哪個組織。」他說道，雖然目前尚未公布雜誌未來的走向，但學生不能停止為自身的權益發聲。塔特曼也建議學生尋找理念相近、且能夠理性交流的社群平台，希望仍可以持續建立在校園內的討論空間。

【記者陳雙報導】4日立法委員范雲、大學法改革陣線2.0、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全國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共同於立法院前召開《大學法》修法提案記者會。范雲與師生團體提出三大修法面向草案，其中第一訴求為「開放彈性新高教」，以盼臺灣未來能擁有更良好的高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環境。 立法委員范雲指出，在人工智慧時代，學生未必需要取得完整的大學學位。他認為，「若在學期間學生對人生方向產生轉變或遲疑，現行休學制度的兩年年限反而形成限制。」因此范雲主張可比照終身學習理念，讓修滿大學兩年者可取得副學士學位，並終身可返校完成學士學位。他認為，與其讓學生趕在期限內草率完成學程，不如讓其充分準備後再重返校園更合適。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大專委員會主委楊逸飛則表示，「副學士制度雖具彈性，但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他指出，現今企業對學歷的認定介於「不看學歷」與「大學以上」兩極，且大眾普遍不了解此副學士制度與肄業在實際效應上相近。因此，楊逸飛認為，制度在推動前仍需審慎評估其社會影響。 此外，范雲提出，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應由校方在教育部原則性規範下自主訂定，並以內部監督機制保障師生權益。他強調，目前並無數據顯示較長學期帶來更佳學習成效，而既然國外已有更具彈性的制度供參考，臺灣亦可朝此方向進行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黃莨騰回應，學生只要修滿畢業學分並具備相應專業能力，校方理應予以畢業。他補充道，「大學沒有必要把你綁著4年。」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明，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確實可具備彈性，但前提是相關規範須經充分討論並由教育部監督。 「彈性開放必然是未來趨勢。」楊逸飛說道，現今科技與學習方式與時並進，傳統直線性學習模式需被檢視是否仍符合現代需求。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會副會長詹皇恩表示，具彈性的高教環境有助學生依興趣與職涯方向規劃課程，並能推動跨校合作。對於彈性高校政策是否會造成城鄉資源的落差，黃莨騰表示教育不平等必定存在，但他認為教育部更該思考的是如何提供大學支持並補強缺口。楊逸飛進一步表示，彈性高教不應僅限於課程，應延伸至國際交流與跨國學位等層面，更能契合現代高教發展趨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楊智傑說：「鬆綁應在法律監督下進行，以保障師生權益不受侵害。」他指出，若臺灣高教環境期望能與國際接軌，他建議可從「上課週數」與「遠距教學規範」兩方面著手。他表示，上課週數過長，不僅讓老師難以規劃更多國際學術活動或校外合作，也限制學生參與海外交流或業界實習。而楊智傑也點名，疫情後諸多國家大學已明文允許視訊或線上同步授課，但臺灣卻收緊遠距課程比例，限制教學彈性。他認為，適度開放遠距教學能節省師生通勤時間，並提升課程彈性，而校方亦可透過明確規範確保教學品質與維持師生間必要的實體互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曾新元表示，教育部對《大學法》修正持開放態度，且已彙整各團體意見並尋求共識，同時整理分歧之處。他說明，法案已進入立法院排審階段，而教育部預計於12月中旬再度與學生團體進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