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禮拜六晚上他爸爸一直打電話給我，說他（兒子）要辦理轉學的手續。」退休教師葉亞寧曾指導多個問題學生，他認為下班後處理學生事務已是常態，包辦學生照顧責任的教師，似乎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包袱。 學生團體「鉛筆藍圖」、教育工會及家長團體，2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為教師爭取「離線權」，意即教師下班後應擁有不必在線上即時回覆學生與家長訊息的權利，以維護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黃譯瑩解釋，現在社會需要討論教師離線權的主要原因是通訊軟體讓現代父母更容易透過訊息、電話傳遞他們的焦慮給教師。「現在每個學生都是家庭的寶，帶一個班等於帶了許多家庭，下班後還須繼續服務，家長的焦慮變成了教師的焦慮。」 有別於一般勞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東原認為教師被視為一種「志業」，需要有遠大的抱負。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逸飛解釋，「志業」的包袱讓加班或其他額外工作被視為教師「應該要做」的事情，形成一種道德壓力。在這種體系下，教師如果試圖改變現狀，反而會受到輿論的約束。 楊逸飛表示教師常被賦予「專業父母」的角色，學校教育幾乎要取代家庭教育的功能，許多的課後困擾來自家長對學生過於在意，因此會為了一些瑣事，頻繁聯繫教師，甚至期望立即得到答案。高雄某國小教師小花（化名）認為因為通訊的便利，家長覺得凡是只要問教師就能獲得解答，使學生對教師依賴度變高，導致教師需要應付更多的瑣碎事情。 台北市私立再興中學教師呂佳儒感同身受，他說：「有些家長什麼事都會打電話，忘記帶水瓶或藥品這樣的小事也會聯絡導師。」在網路與通訊軟體普及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時間及地點被延伸，下班後仍須隨時、隨地待命。這樣的狀況，也讓離線權成為教育現場愈來愈重要的討論議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張民杰認同離線權的必要性，「從教育本質思考，主張教師離線權對父母和學生也是好事，讓教師有充足時間休息，才能用心陪伴、教導和引導孩子。」小花認為離線權可以讓學生更獨立，承擔自己的學習責任，「這樣孩子會知道不能因為忘了帶東西就靠家長傳訊息問教師，必須在學校就把事情搞清楚。」 研究指出教師下班後越頻繁使用通訊軟體處理工作事務，工作壓力越大，且工作倦怠感越深。鉛筆藍圖總召傅瀚柏觀察到，「有教師害怕被究責而選擇回覆訊息，如果因忙碌漏看訊息，會被家長視為失職或不關心，結果家長就用1999或向教育局投訴。」傅瀚柏解釋立法可以提供一個保障，「透過法律訂定教師離線權的核心目的是讓教師有權力選擇是否回覆訊息，而不是絕對必須回覆。」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召集委員葛如鈞針對目前離線權的政策推行狀況，他苦笑道：「還沒有看到我們政府包括行政院、教育部有更明確的態度或方針。」他解釋離線權的具體實施會牽涉到細節，如是否加給、如何區分工作時間、不同學校類型的界定，都需要行政單位先有初步看法。 鉛筆藍圖提議，推動離線權立法會先有大的原則性規範，而具體的細節和實施方式則交由各個學校內部去制定符合其自身狀況的規定。傅瀚柏進一步說明，「國小、國中、高中的情況都不一樣，公私立學校的需求也不同，所以需要客製化。」 張民杰表示離線權的最終目標是讓親師生三方都能受益，但也指出透過立法主張離線權可行性低，因為「教師的上下班時間不像勞工那樣明確，有些教師沒課就離開了。」台北某私立中學人事主任林建中也以實際情況說明，「教師的工作時間不像公司上班族是機器必須持續運轉八小時，教師沒課時，可能在辦公室趴著休息，這在一般公司不會發生。」他解釋教師工作時間安排上的彈性或非連續性，與傳統嚴格界定的工時制不同，其界線很難拿捏。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小校長林啟誠也認為「離線」的界定對於教職來說仍有困難之處，「教師的工作對象畢竟是人，所以他跟勞工所謂純粹對事物或產品的生產線這方面的認定，會稍微有一點模糊空間。」 界線模糊外，蕭東原認為，教師工作性質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下班後會需要處理班級或學校的事務是難免的，「家長白天要上班，那我如果有什麼事，可能只有晚上才有時間聯絡教師。」針對此情形，蕭東原也建議家長需要有限度，他認為時間太晚，除非緊急情況，否則不需要打擾教師。 蕭東原認為緊急狀況的判定會因為教師與家長的立場不同，而很難界定，他說：「家長遇到緊急情況再聯絡合理，但當小孩忘帶聯絡簿，你不問（教師）作業內容，隔天沒交怎麼辦？」呂佳儒也認同未來離線權實施，可能會增加教師和家長之間的對立，「我要明確界定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很困難，有時候家長認為的大事對教師而言只是小事。」 呂佳儒認為處理家長打來的緊急事件是無法完全避免的，至於如何界定緊急情況，他分享自身準則，「我會將傷害到自己或傷害到別人的事情視為嚴重的，作為是否處理的取捨。」他解釋教師可以先思考事情最糟的結果，如果無法承受才回應，以免後續處置更勞心勞累，「既然選擇了教師這份職業，應有這種認知，即時處理反而能減輕負擔。」 楊逸飛提醒，離線權並非時間到就完全停止工作，而是要將時間用在真正需要的工作上，「特別是在對某些家庭功能確實需要協助的同學，教師一定是要付出那個時間的。」他表示如果未來在法規上設定太過僵化的時間界線，可能會讓真正有困難的學生擔心尋求協助。 林建中也認同離線權針對緊急情況應保有彈性，他建議家長，「如果事情真的很急，家長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教師，我相信教師看到來電也會覺得是急事而處理。」屏東縣某國中導師陳姊（化名）認為涉及學生人身安全等緊急狀況，在下班後，處理責任應該回歸家長，但他也提醒教師們，「許多緊急狀況是我們憑藉專業應該在平常就能觀察或處理，而非等到下班後變成嚴重事件才緊急聯繫。」 由於教師上下班時間及緊急事件的界定模糊，對於教師離線權落實的方式各方看法不同。黃譯瑩表示，若是要用法律約束教師離線，會讓原本彈性的親師溝通時間僵化，因此持反對態度。他說明，「立法最大的難點在於界定情境和查核狀態，教師如何證明真的離線或在工作。」他認為離線權的界線模糊，應交由教師自行決定其界線，不應該以法律進行管制。 林啟誠從校方觀點出發，他說：「我們也會希望導師不要因為有離線權這樣的主張，然後就變成切割得很清楚，因為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生。」林啟誠進一步解釋即使立法，學校仍會與教師建立默契，只要是緊急、必要、關乎學生安全、輔導或學習的事務，教師仍應依個案情況協助。 若要保障教師離線權，除了立法外，楊逸飛認為，內部機制的完善才是首要目標，學校應該設立其他管道，讓家長在緊急狀況時可以使用。張民杰提議，學校可以提供彈性回應窗口或AI客服，讓家長在緊急事件發生時能隨時聯絡。張民杰指出，善用好校安電話，可以由值班校安人員處理學生生命安全的部分，而不需要完全由導師處理。 為保障教師的休息權益，葛如鈞提出學校可以設立驗證教師是否有真正離線的系統。他舉例，台大的線上課程平台NTU　COOL提供私訊功能，因此教師可要求僅在此平台做聯繫，學校也較容易追蹤教師是否在下班後回覆學生訊息。林啟誠也表示，新竹市擁有提供教師上傳學生例行性上課資料的電子聯絡平台，鼓勵家長透過網站了解聯絡簿、考試、學生傷病、班級事務公告和孩子入班入校等資訊，不佔用導師下班後的時間，也可以達到親師之間的溝通平衡。 小花認為學校應該降低班級人數，因為一個教師帶二十幾個學生太多，班級人數少，教師才可以給予更多關注。陳姊最希望的是減少導師的授課節數，讓導師在白天有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或輔導學生，減少下班後聯繫的必要。對辛勤工作的導師，小花認為可以以提升導師費作補償，「導師費十幾二十年來都是新台幣 3000 元，和科任教師相比，導師工作多很多，卻只多賺 3000 元很不合理。」 除了制度上的改進，教師自身也能透過主動規劃與設定界線來保障自己的休息權益。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退休教師古教師（化名）表示，在他任教時，多半會在親師座談會時，就告知家長自己的管教準則，並與家長達成共識。陳姊也分享他與家長溝通的現行做法，「在一開學和家長溝通好交流方式，我不會給家長私人聯繫方式，而是以聯絡簿作為溝通管道，這樣未來有甚麼事情，也可以留下證據。」他也表示，若家長真的需要和導師電話聯繫，可以透過上班時間撥打辦公室電話。 林建中則認為教師自己需要建立強大的抗壓性，他呼籲教師應學會看淡很多事情，不要把所有工作都看得極端重要或認為自己不可取代。他相信，如果教師能自己判斷和拿捏事件的重要性，無形中就能建立自己的「離線權」，即使沒有法律規範，也能維持良好的下班生活品質。 林建中表示剛開始當教師時，很有成就感，覺得像牧羊人一樣引導學生。葉亞寧分享道：「我相信有很多教師剛進入到教學現場，抱持著熱忱，僅管被半夜打電話騷擾，仍秉持著教學本意，不厭其煩的回覆，但事後才發現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熱情被澆熄。」談及過去擔任新北割頸案加害者班導時，他為處理家長與學生的問題，來回溝通數次，這種無形的工時，往往不被納入正式的工作範疇，卻實實在在地消耗著教師們的精神和時間。 教師額外的付出和溝通，模糊工作與私人生活的界線，推動「離線權」背後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教師們在非工作時間，能夠真正地休息和恢復精力。離線權不論是否進入法律層面，現今仍需社會、教師及家長更多的對話，互相體諒，營造友善的教學環境。

【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臺灣青年民主協會辦公室裡，充斥成堆的標語布條和貼紙。「作為學生，我們應該要突破這個社會對『學生』兩個字的限制跟想像。」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副理事長許靜玟說。他娓娓道來投身政治參與的歷程，從香港反送中運動帶給他的啟發，到2020年罷免高雄前市長韓國瑜時和朋友籌組「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再到如今在臺灣青年民主協會擔任幹部。「我覺得我作為青年會有一個使命感，或是說一個責任感。」他說道。 學生的身影穿梭在台灣歷史中的每個政治現場，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因交通紀律與日本警察爆發衝突，促成台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事件。台灣的學生運動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野百合學運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學生抗議行動，聚集上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野百合學運」不但影響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更培養出一群走入政治圈的「野百合世代」，掀起改革的浪潮。當時廣場上巨大的野百合塑像，至今仍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鮮明的符號。 這股改革的動能，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再次爆發。為反對立法院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抗議者翻過圍牆，佔領立法院靜坐，直至立院停止審議該協議。此後學生關懷社會、參政形成一股風潮，各所大學、高中相繼成立關心社會運動及公共議題的異議性社團，如國立臺灣大學濁水溪社、國立政治大學野火陣線、國立成功大學零貳社等。 雖然十載光陰後的今日，青年社運和異議性社團的熱潮逐漸消散，但仍有大學生願意投身公共事務。今年4月，政大及多所大學的學生因應「2025年大泛藍立委罷免」，在校園中擺攤設置連署站，掀起政治與校園間界線的討論。 政大社會系教授黃厚銘認為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參與是公民責任的一環，而對這群學生而言，大學提供了更多接觸與學習政治參與的機會，讓他們能進一步實踐公共參與。然而，政治是否應該出現在校園內、進入校園的方式是否恰當等問題仍具爭議。政大學生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活動，並在臉書社團「NCCU政大學生交流板」發布訊息，就有網民留下「這沒領錢真的不信」等質疑言論。 「在校園內，不管是討論政治還是舉辦相關活動，都是在培養學生與社會接軌的能力。」政大野火陣線前社長李喻哲說道。他提到，許多大學生認為政策對自己沒有直接的影響，從而容易忽略關注社會的重要性，但一畢業進入社會，就會明顯意識到政策帶給自己的直接影響。「只是希望學生能花個一兩分鐘，了解今天台灣或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他認為，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投身政治，也應培養基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關懷。 黃厚銘分析，大學生的行動往往動機單純，且敢於挑戰權威與發聲，這些特質正是進入社會後難以維持的寶貴資產。大學生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擁有更多時間和自由，也較少背負養家糊口的壓力，「就是 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他說道。 許靜玟認為，如今所有群體關注政治比例皆降低，不只出現在年輕人當中。他指出，社會沒有創造好的環境去讓大眾進行討論，他們表達立場往往會招致批評，甚至怨懟。「所以他其實是害怕，而不是不想。」許靜玟說。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年滿20歲的學生即已具備完整的公民權利，理應與社會大眾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空間。學生不只是學生，他們同時也是選民、公共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黃厚銘指出，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台灣社會對學生的政治角色，總帶有一層難以抹去的不信任。 目前就讀於臺大政治學研究所，也加入國民黨青年團的徐致遠認為，大學生的聲音常被貼上「沒有判斷能力、社會經驗不足、見識的不夠多」的標籤。他表示，社會大眾以政治骯髒、政黨洗腦學生等理由將學生隔絕於政治，這些發言背後隱含著對學生群體的不信任，將他們幼體化，認為學生沒有成年人的判斷力和政治知識。 李喻哲提及，他在進行公共倡議時被幼體化的經驗已經數不勝數，他無奈地說道：「做什麼都會被人家說『學生懂個屁？』」。 他認為社會應給青年的聲音更多空間，不應一方面期望學生將寶貴的一票投給利於國家未來的候選人，另一方面排斥學生談論政黨政治與社會議題。「這是自相矛盾的。」李喻哲分析道。 徐致遠表示，「有沒有（政治）判斷能力不是任何人可以去認定的，也不是國家可以去認定的。」徐致遠認為，政治判斷能力跟年齡或學生身分無關。「倡議或是公共參與並沒有分很多的身份，你無論是誰都可以進行這些行為。」許靜玟解釋。許靜玟說明，社會認為學生還在學習的階段中，是尚未完整的人，但學生其實是一個思想完整的人，與其他公民並無不同，同樣具備理性思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不應該矮化學生討論議題的聲音。 除了參與公共事務外，也有學生透過參與政黨來接觸政治。平時就相當關注政治的涂彥謙，去年暑假剛加入民進黨，他說：「我覺得民進黨是目前（政黨）價值觀裡面（和我）最相近的，我就想要抱持著試試看的態度加入。」民進黨青年部的活動組負責發想、協辦活動。涂彥謙認為辦活動能讓更多人認識自己想推廣的議題，是提出自己觀點的好機會。徐致遠也表示，走進政黨體制可以接觸到政治權力和資源，「他會把你當自己人，你如果要去推議題也比較容易。」 不過徐致遠也指出，加入政黨容易被外界貼標籤。「不管你自己本人的立場是什麼，你都會被這個黨的立場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徐致遠說道。徐致遠舉例分享，有人會因為國民黨親中親共的標籤，而懷疑他加入國民黨是否就是支持中共統一台灣。涂彥謙也澄清，身邊大部分的人都不會盲目支持黨團決策，例如民進黨當政執行死刑時，便有許多黨內青年在社群平台上表態反對。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提及，台灣過去在黨國體制下，校園內不但設有國民黨黨部，更監視師生是否有反黨反國的言行，解嚴後的「政治退出校園」運動，便是希望校園能擺脫黨政軍的監管。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解釋，現今《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即是為了還給師生政治自由，因為校方不中立，等於在校園空間內扼殺政治自由，然而該條法律的內涵經常遭到誤解。政大學生在校內自主發起罷免連署收件時，學校便以行政中立為由，拒絕學生借用場地公開倡議。對此黃厚銘澄清道，《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的中立原則，規範對象是學校，而非學生，因此不能支持或限制學生的政治立場。 林佳和說道：「在民主時代，不要把學校想像成純淨不受外界影響的封閉式無菌室。」他表示只有在威權統治下，才會將「乾淨」的校園視為理想，不允許師生在校園內表達政治意見。「不是黨和政不能在校園裡，而是不能像過去只允許單一政黨的活動。」林佳和語帶堅定地詮釋學校機關的「中立」原則。 政大野火陣線社員游博安則指出校園容許不同立場的重要性，如果為了讓學生理解不同政見而允許政黨入校宣傳，就要平衡各個黨派的聲音。「中立不會存在於真空之中，勢必要在多元並陳的狀態下，（才能）接近所謂理想中的中立狀態。」游博安說道。 針對校園內出現政治活動，政大學生阿茗（化名）擔憂，夾帶政黨利益的政治行動出現在校園內，可能操作學生的意識型態，拉攏學生加入特定立場，抹殺個人自主思考的空間。李酉潭反對校內有政黨組織，他說：「台灣政治文化跟制度都還不太足夠，過去的歷史脈絡、黨國體制遺毒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好，還有中共因素。」他認同政黨勢力退出校園有「矯枉過正」的必要，以避免政黨意識型態干預校園運作。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劉嘉薇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的必然，「學校不可能禁止（政黨進入校園）。」他說道：「最好的管理就是讓所有言論都可以在校園內發生。」徐致遠則補充，政黨應該要透過正當的官方程序存在於校園，如透過發函給校方申請公開政黨青年活動資訊，藉此提供學生理解政黨運作的機會。 「（民主）不需要動輒得咎，但也不應該毫無顧忌。」林佳和說。他認為，師生可以於課堂上自由談論政治，但必須在合理的界線內，例如教師不能以立場不同為由，藉扣分等方式侵害同學權益；學生亦不得因政治意見相左，便干擾教學秩序。「沒有一種民主或意見交換是沒有界線的。」林佳和說道。他更補充，言論自由以民主為前提，須建立在尊重人性尊嚴之上，應避免辱罵他人、鼓吹武力統一台灣等踩到民主紅線的言論。 「我自己的理想狀態，應該是大家都可以很自然而然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許靜玟說。不過他認為，台灣過去曾有白色恐怖的集體歷史創傷，導致社會氛圍不鼓勵相異立場之間交流，因此校園中的討論風氣，需要時間推動。許靜玟感性地分享，他看見台灣許多前輩為民主制度打下地基，激勵了自己守護台灣的真心。身為大學生的他認為，年輕公民是舉起火把照亮社會的人，將火把舉起，大家才會看到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記者潘慧芳報導】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以下簡稱口傳系）4日在系週會說明，將滾動式修改課程地圖，並於下學期開始實行。系方將原訂於大四上學期的畢業專題課程，提前至大三下學期開始修習，導致學生需要重新考量大學規劃，嚴重影響雙主修及預期出國交換的學生。世新大學表示對此說明，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製作畢業專題，因此更改課程時間，針對受影響學生也將設計配套措施。 對於系方臨時修改課程時間，口傳系學生神同學（化名）表示，因課程提前，導致學生在出國交換時，需要同時修習畢業專題，定期與老師線上開會，「但是這就很考驗去交換的國家，然後跟時差的調整與精力的分配，這就與原本對於交換的期許不同。」除了影響學生出國交換以外，也導致學生需重新規劃實習與課程安排，口傳系雙主修新聞系學生W同學（化名）說：「課程調整後，導致我整體時間規劃需要重新考量，而且原定的事情也沒辦法做，因為這樣整體負擔太大，所有事情都擠在一起。」口傳系學生Olaf（化名）則提到，他原定規劃大三下學期將申請學程，「但因為這個變動，導致我必須花更多時間投入畢業製作，也因此打亂原本申請學程的計劃。」 提及校方做法，神同學認為系方應提前在學期初公告，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調整學期規劃。口傳系學生Gianna（化名）則指出，校方此次作風強硬，「雖然我們有表達我們的意見，但學校不會因為我們的意見，而改動他們的決定，基本上沒有溝通的存在，學生只是被告知。」此外，Olaf建議變革之前，應與學生充分討論與溝通，他說：「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了，我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己要上什麼樣的課，不要再讓以後的學生有手足無措的感覺。」 針對校方在課程安排上的作法，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林國楨分析，理想情況下，至少應在一學期前公告通知，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調整學習計劃，「若涉及畢業要求等重大變動，則更應提前告知，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規劃或因應。」他說。對於平衡課程與學生生涯規劃的關鍵，他建議校方透過問卷調查、學生座談等方式，了解學生的想法，並將其納入課程規劃的考量。

【記者黃伊晨報導】中國社群軟體微博近日多則貼文指出，大學生更換性別後的個人資訊遭校方公示，事件在各大社群平台展開論戰。該篇貼文指出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護理學院一名王姓同學（以下簡稱王同學）日前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向學校申請更換性別由男變女。校方自5日起，將王同學的個人資訊，包括姓名、系級、學號、身分證字號等，張貼於校園內，公示時間長達五天。王同學個人隱私和該校其他同學的知情權之間的衝突引發廣泛討論。支持校方公示的網友在微博留言表示，該校其他女同學有權利知道同學更換性別的相關資訊，避免後續更換宿舍時造成誤會。此外，他們也主張，校方將個人資訊公佈出來能避免跨性別同學騷擾女學生。反對者則認為，更換性別是個人選擇，不需要公示給全校師生，且將身分證號等資訊都張貼出來已嚴重侵犯學生隱私，希望校方儘速撤除公示。 根據中央社相關報導，護理學院辦公室相關負責人回應公示確實存在，且是依程序辦理，但未對身分證字號等敏感訊息的處理方式作進一步說明。該校學生小菜（化名）表示不認同學校的回應。「若真是依程序辦理，學校所有信息（訊息）變更都需要公示嗎？」小菜說道，他表達反對學校對跨性別學生的差別待遇，希望學校一視同仁的對待每個學生。 小菜認為，更換性別的程序不需要經過公示，只需由相關訊息管理部門掌握即可。他強調，身分證字號等敏感個人訊息更不應公開，以免侵害學生隱私。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Ikun（化名）同樣認為，更換性別不應公示，更改學校系統中的資訊屬於個人自由，自己知情同意並告知學校即可，不需要張貼在校園中。微博上的部分網路輿論指出，剛更換性別的王同學在使用廁所或宿舍時，可能對他人造成不便，他們也質疑，校方並沒有調查校內女同學能否接受與王同學同住宿舍。Ikun同樣表達他的疑慮，擔心未來有人惡意利用性別更換後的訊息差進行不當行為，因此他希望學校設立相應的規範措施。「雖然我覺得這種事情如果要靠法律和規章的話還是蠻難解決的，但學校還是需要一定的懲罰機制防範更換性別學生可能的惡意行徑。」Ikun指出。 非二元性別的中國大學生247（化名）則表示，他支持學校的公示行為，認為其他在校學生有權知曉同學更換性別的現況。然而他也指出，以張貼紙本公告的方式通知全校學生，可能會讓王同學感到不適。247指出，未來在遇到類似情況，應避免這麼長時間的公示期，或可以簡單在班級群組中通知即可。甚至可以用開班會的方式進行，由老師帶動全班同學參與討論，以促進對不同性別群體的理解和尊重，避免校園充斥歧視的目光。他也期許學校用正確的言語和尊重的眼光，處理中國剛開始發展的多元性別議題。

【記者林以晴報導】南韓國會14日表決通過對總統尹錫悅的彈劾案，但尹錫悅仍未完全被解除總統職務，須待南韓憲法法院審理後，才能確定總統職務去留。為了向外界發聲，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學生會12日於首爾新村校區草坪廣場召開學生總會（註一），針對「因宣布緊急戒嚴而決議要求尹錫悅總統辭職」的提案進行表決，並同時召開「延世人時局聲明大會」。 註一：學生會的最高決策機構，由延世大學新村校區及國際校區所有學士班學生構成。 學生總會需達到學生總數十分之一以上參與才能召開，高門檻的設立導致延世大學長期無法舉行學生總會。延世大學上一次成功舉辦學生總會是2006年，距今已有18年之久。2016年學生會曾試圖提出召開提案，但由於參與人數未達標準，仍以散會作收。此次共有2733人參加，突破人數門檻，讓學生總會得以重新召開。延世大學經營學系學生趙賢修感動道：「我感到非常自豪，這證明延世大學還是擁有討論公共議題的力量。」在最終表決結果中，學生總會以2704票贊成、8票反對、21票棄權的結果（98.9%贊成率），通過對尹錫悅總統的辭職提案。延世大學學生A同學（化名）分享，當天學生們成熟地表達了意見，即使在討論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但其他學生並沒有指責，而是以尊重態度反駁，展現理性的討論氛圍。 在學生總會召開前，學生會舉辦了「延世人時局聲明大會」，為學生提供自由表達對國家時局看法的平台。延世大學醫學系學生朴泰雄表示，他原本無意發言，但他希望能帶出讓大家感同身受的議題，而不僅限於政治討論。因此朴泰雄以自身故事，及身邊朋友在戒嚴令後的心情為切點，強烈譴責政府發布戒嚴令的決定，他說：「我之所以會站在這裡，是為了阻止當前局勢破壞我的日常生活，讓我珍愛的人痛苦。」 延世大學生會長咸炯辰表示，他收到來自各單位學生會及學生們的請求，加上當前時局嚴峻，他決定召開此次學生總會暨時局聲明大會。雖然時間緊迫，但學生會僅用一週便完成公告、組織，並達成與會人數門檻。他補充道：「這證明了一直被批評對政治冷漠的10、20世代，其實對政治具高度關心，希望這兩世代能成為引領社會改革的主導力量。」活動當天，雖然天氣寒冷，但學生會準備了暖暖包、咖啡等物資，讓活動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朴泰雄分享，現場氣氛冷靜而理性，學生們以實際行動展現民主參與的力量。 此次學生總會能成功召開，激勵了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趙賢修期望這次總會能成為契機，減輕大學生對討論政治議題的顧慮，讓更多人願意投身於公共議題。朴泰雄則提醒，應適度參與活動、把政治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避免過度沉溺而影響情緒。

【記者吳恒儀報導】山東濟南大學（以下簡稱濟大）校內第六食堂內一攤位販售的泡麵僅售3.5元人民幣（約新台幣16元），代煮泡麵僅收0.5元（約新台幣2元），攤商價格實惠又親切的服務成為學生口中的「泡麵大叔」，並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近期第六食堂旁的濟大超市也推出泡麵業務，售價卻高出泡麵大叔攤位的一倍以上。據《極目新聞》的報導，濟大超市老闆聯合校方要求泡麵大叔漲價，與濟大超市的售價保持一致。然而，大叔拒絕妥協，因此被迫退出食堂。8日，大叔的攤位正式結束營業，此事引發學生對超市壟斷物價的強烈不滿。濟大超市老闆對此並沒有正面回應，反而是在顧客群組轉移話題，表示自己的兒子是「清華研究生」所以「清者自清」。避重就輕的態度讓學生難以接受，此事也引發校內外熱議。 濟大超市的煮泡麵價格遠高於泡麵大叔的攤位，「濟大超市單煮泡麵44台幣，加菜9台幣，泡麵大叔檔口選擇某種類再加蛋，也只要22台幣，（這樣的價差）是誰都要生氣的。」濟大舜耕校區學生奶龍（化名）不滿地說道。他說明，泡麵大叔撤出食堂當天，不少同學自發排隊，將泡麵大叔攤位上的存貨一掃而空，並以「不購買商品」的方式抵制濟大超市。「我是絕對不會在裡面買任何東西的，我寧可美團（中國外送平台）送到學校，和室友拼團（合購）在網上買文具。」濟大舜耕校區學生小魚（化名）說道。 泡麵大叔被迫撤離後，濟大超市的價格問題也成為學生討論的焦點，學生認為濟大超市漲價不停且標價不清。「比起食物，日用品更貴。比外面要貴10%到20%。」濟大學生小王（化名）說道。他指出，超市定價皆由老闆自己決定，結帳價格也與定價不一致，且從不提供發票。即使曾經歷學生申訴，但濟大超市老闆仍未改善高定價的問題。 面對輿論壓力，濟大校方於網路申訴平台「接訴即辦」（註）上表示，濟大後勤處未來會與濟南市市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一同改善超市的問題，包含下架全部的熱食、嚴格監管商品明碼與標價等。不過，校方還未實現整改承諾，便直接關閉濟大超市，造成學生減少購買日常用品與食物的通路，帶給學生生活上的困擾。對於泡麵大叔的撤離，校方僅於聲明中提到是「個人原因」，但學生仍質疑校方說辭，認為校方未能妥善維持商戶之間的平等競爭。 註：濟南大學微信小程序上的「接訴即辦」為處理學生投訴問題的平台。 濟大超市哄抬物價導致雙輸局面，更對學生的生活環境造成衝擊。學生希望校方能夠引入價格合理、服務公正的商家，減少超市獨大、價格壟斷的情形再度發生。濟大學生ra表示，學生不只期盼著泡麵大叔回來第六食堂，亦認為濟大超市應徹底改善經營方式，以公正、合理、穩定的價格和服務面對學生和其餘校內攤商，共同打造一個友善的消費環境。

【記者林宜婷、吳妤潔採訪報導】《學生輔導法》睽違十年首次大幅度修法，為因應日前校安事件頻傳以及校園輔導量能不足等問題，立法院於11月29日三讀通過部分修正條文，期望透過補足專業輔導人力缺口以及強化校內三級輔導制度，改善各級學校輔導系統的運作與服務品質。立法委員柯志恩說道：「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大家的一個身心健康是非常的重要，我們也很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人力增加之外呢能夠讓大家能夠接住每個小孩。」 目前高中以下學校採取三級輔導制度，第一級發展性輔導，由導師針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如若學生狀態不佳，導師將與輔導室專任輔導教師合作，實施第二級介入性輔導，提供個別化諮商資源。專任輔導教師也會進行個案管理，評估學生情況。若狀況更為嚴重，則會啟動第三級處遇性輔導，將學生轉介至輔導諮商中心，接受進一步的服務。而在專任輔導老師的配置上則以班級數作為標準，國小階段每24班設置一名專任輔導老師；國中每12班；高中則以每15班設置。如若校內總班級數超過55班需至少額外設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大專院校則以師生比1：1200的標準配置。然而，目前輔導系統運作上仍面臨多重挑戰，包含輔導人力嚴重不足、專輔師資區域化，以及主管專業性等問題，造成學生權益受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理事長何俊彥說明：「以目前來看的話，專任輔導教師來講，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城鄉差距分布不均的一個現象，那根據我們統計全國的國小裡面大概有2/3，那國中大概有四到五成的學校是全校只有一位（專任）輔導老師。」國立政治大學生小毛（化名）則說：「（有需求時）我沒有辦法及時地去找到幫助，就是我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等兩個禮拜後，它（校內心諮）的預約永遠都是滿的。」 《學輔法》此次著重修正以下五項內容：第一，將擴增校園專業輔導人力；第二促進三級輔導及跨專業合作；第三，健全輔諮中心統籌任務，單位主管人員應由專業背景者擔任；第四，為維護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只要經過學生本人同意，未成年學生可在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下進行輔導諮商；第五則為強化輔導人員多元在職進修和學校輔導主管的專業性。「校園裡面的青少年，他們在各方面來講，其實都很需要一些輔導跟關懷，所以人力的增加，對於校園現場一定是有幫助。」何俊彥說。 針對此次修正內容，民團表達擔憂，雖然修法後有助於增加校園二級輔導環節所需的專業輔導教師數額，但現階段專業人力資源恐難以充分補足配置需求，且二級輔導作為三級輔導制中最重要的一環，輔導教師若缺乏經驗，也無益於協助個案管理。此外，輔導人員的薪資待遇問題也仍待檢討與改善。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表示：「學生輔導法修法也是我們樂見的。我覺得建議當中這次修法要先看好就是過程的狀況，要按照個案還有學校的樣態去調整。」 儘管此次修法是為改善現今學生輔導資源的不足，但面對教育現場的狀況差異、專業輔導資源分配以及專業人員待遇等問題，未來校園輔導系統能否有效運作，有待社會各界共同檢視。

【記者鄭孟佳報導】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董事會於11月批准修訂一條有爭議的「表達活動政策」（Expressive Activity Policy），校方聲稱校園需要政策以維持秩序並確保夜間安全，因此不允許學生在晚間11時至凌晨6時進行抗議、演講、發請願書等活動。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生工會（Indiana Graduate Workers Coalition, IGWC）質疑，該政策侵害學生的言論自由，且意圖針對反戰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為向校方表達不滿，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生工會召集眾人於6日舉行抗議。 「表達活動政策」最初於8月推出，印第安納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Indiana, ACLU）隨後提出訴訟，指控該政策妨礙言論自由，其中威脅要開除學生、解僱教職員等，更違反美國憲法中的第一修正案（註一）。印第安納大學學生路易斯．加列戈斯（Louis Gallegos）分享，過度限制不但剝奪人民表達的權利，更將助長專制和暴政。「只要表達或實踐的行為不威脅其他公民的生命安全，任何機構都無權限制這項權利。」他說。 註一：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 針對政策的批評聲浪迅速擴散，除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生工會外，印第安納大學撤資聯盟（Indiana University Divest Coalition）及校內的巴勒斯坦聲援團體等，都曾發起抗議行動。而印第安納校方則公開澄清「表達活動」之定義，回應學生的疑義。然而，澄清內容僅允許自發或即時的集會、文字宣傳，卻禁止未經批准的抗議、演講、傳遞請願書等，讓學生對政策標準感到更加困惑。加列戈斯說：「（校方的）澄清反而使政策更不連貫，讓校園陷入混亂。」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生工會通訊官伊萊．比頓（Eli Beaton）強調，修訂後的政策仍非法限制言論自由，這便是工會舉行集會的原因。 「大學應該是個讓所有學生能表達言論自由的地方，他們應該能說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的佩頓．比特里（Peyton Bietry）說道。除了禁止張貼海報，該政策也禁止學生使用粉筆在地上書寫。比特里指出，過去每個學生組織都可以自由地從事這些行動，如今大學卻以保護校園安全為由，嘗試壓抑學生的聲音，限制學生討論議題的權利。 6日當天天氣冷冽，但集會現場的熱情高漲，比頓期盼這種能量能延續到未來的活動中。他認為，目前唯一的解決方案是集體談判。然而，目前印第安納大學校方拒絕與代表校內大數研究生的工會談判，許多學生進入董事會會議或在會議外靜坐以表達不滿，卻被驅逐或無視。比頓表示，印第安納大學的學生將持續透過集會或罷工等，迫使管理層坐進談判桌。

【記者林以晴新北報導】淡江大學通識課程「身體語言與環境探索」攜手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音樂合作的藝術與實踐」課程，與猴硐礦工文史館三度合作，8日於猴硐瑞三整煤場演出三部曲的最終章《映魂》，用學生們創作的歌曲和舞蹈，帶領觀眾進入台灣經濟起飛的黑金時代，悼念並歌頌因公殉職的礦工，同時傳達他們對礦坑的掛念。 演出分為〈熄聲〉、〈晟晞〉、〈礦．望〉、〈徊想〉、〈煥魂〉五段曲目，淡江學生負責舞蹈編排，臺大學生則擔任音樂創作。淡江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奕安分享，舞蹈設計大多參考礦工的日常生活，先以抽象方式表現礦工的心境變化，再加入挖礦、敲打等具象化動作，呈現礦坑真實氛圍。他說：「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舞蹈表演，我們在用身體說故事。」而在音樂創作上，臺大學生融入了石頭敲擊、鐵道、樹枝等聲音元素。臺大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張全恩認為，他們所創作的音樂最主要目的在呈現情緒，把氛圍營造出來後，再搭配淡江同學創作的舞蹈，兩者配合之下才能精確表達想傳遞的訊息。 淡江俄國語文學系學生黃安麒在觀賞完演出後分享，大部分人來到猴硐只為了觀光，很少關注台灣礦工歷史，展演的主題別具意義。新北市礦業退休人員交流協會理事長周朝南在演後座談中哽咽說道：「那些死亡的兄弟現在都躲在角落和天花板上，看這場演出，但他們沒有哭，他們會笑著感謝他們的故事，能在台灣煤礦消失幾十年之後傳承。」新北市猴硐礦工文史協會理事長柯茂琳也表示，學生們很好地詮釋了礦工生活，他們看完演出後都深受感動，也感謝學生能用藝術形式推廣礦工歷史。 此次展演計畫在臺大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蔡佳芬、淡江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吳文琪，兩校老師的合作下誕生。吳文琪表示，在到猴硐參訪時，被當地礦工長輩的故事感動，因此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讓學生了解礦工們被遺忘的生命故事，並為礦工帶來慰藉。蔡佳芬也認同道：「希望學生知道，他們的創作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是很有力量和說服力的。」參與演出的學生都不是藝術專業科系出身，多數人是初次進行音樂與舞蹈創作。吳文琪認為，正因為學生沒有經驗，在他們創作的舞蹈中，能看見個人的生命歷練，是不同科系學生生命力的合成，呈現出更豐富的作品。 展演三部曲歷經過去兩年的《返照》與《迴望》，今年迎來最終章。吳文琪解釋，此次終章是給礦工長輩的獻禮，也是一種傳承。蔡佳芬補充，他無法肯定這次的展演是合作計畫的逗點或句點，更像是一個開放性結局，希望未來可以繼續發掘更多台灣其他的議題和故事，讓學生們有機會將對音樂和舞蹈的熱愛，與社會和在地文化相結合。

【記者林以晴 陳樂怡台北採訪報導】由學生發起的「台灣反霸凌護吹哨遊行」，於11月29號齊聚勞動部前示威，表達對職場霸凌文化的關注與不滿。抗議成員手持「反霸凌，護吹哨」的標語牌，呼籲政府重視吹哨者的權益。遊行發起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李超群說：「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有心中的善良，我也看到很多人這幾天打電話告訴我，他吹哨了，他很害怕，他也分享他以前被霸凌的經驗。那如果今天沒有人站出來，沒有人喊出來，大家都會忘記這件事情。」 團體提出三大訴求，第一，要求徹查霸凌事件真相，公開事實並追究加害者責任；第二，呼籲政府加速制定《吹哨者保護法》，保障吹哨者免受報復；第三，推動完善揭弊者保護機制，確保揭弊者的基本權益。參與民眾趙頌穎說：「我覺得起碼以台灣現在的環境，應該保護吹哨者是最重要的，等到他的情緒已經到極限，只能透過自殺的方式來吹哨的時候，對雙方都是傷害。」 吹哨者是指，為了阻止不公或危害發生，舉報貪污、欺詐、環境破壞、職場霸凌的人士。然而，吹哨者往往面臨重大風險，可能遭到報復性解僱、威脅、職場孤立，甚至法律訴訟等不公對待。吹哨者洪瑞壕分享他的經驗：「我曾經在疾病管制署做政府採購，那個時候疾管署的長官就是對我施壓，要把不合格的廠商，透過補件的方式來讓它變成合格。但是事實上我拒絕了。那我拒絕的結果就是，不僅調離採購職務，而且還在短期內，就是大概在兩年的時間之內，換了三次位置。」 為避免吹哨者受到不當對待，立法院已在11月7號初審揭弊者保護法草案，通過以下兩項條文。一，揭弊機關接到檢舉後，應展開調查，並可要求揭弊者或相關單位提供證據協助。相關人員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配合。二，如果揭弊者依照法律程序檢舉的內容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保密的事項，則不會因此承擔洩密的法律或倫理責任，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及職業上的懲戒 但洪瑞壕仍擔憂道：「其實我並沒有辦法相信，在目前的法制下，可以保護我這個吹哨者。他們完全可以對我做更多的職務調動，或者是阻擋我休假，甚至影響我調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林志潔分析道：「我覺得值得討論的就是，不同的人他需要的保護不一樣，你到底要開放到怎樣的揭弊。那到底應不應該內部揭弊先行，是不是也應該以公司的大小， 來區隔揭弊的對象。」 台灣推動吹哨者保護法已行之有年，仍有許多立法細節待專家討論，民眾期待政府盡快完善相關法規，讓吹哨者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下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