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蘇悅報導】東吳大學7月9日正式移置校內的蔣介石銅像，從開放的行政大樓中庭移至平時封閉的文物典藏室。東吳島社社長林思愷表示，歷經12年的抗爭、提案、公聽會等程序，移置銅像是停止在校園內紀念獨裁者、也是校內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蔣介石作為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核心決策者，其銅像被歸為威權象徵，「調整是必要的行動。」東吳政治學系副教授陳方隅指出，蔣介石的功過並不能相抵，國家暴力發生已是事實，「學校不能持續以崇拜銅像的方式去紀念他。」根據《中央社》報導，校方表示銅像最初為校友捐贈，屬於校內資產，不會隨意棄置。然而東吳學生會長、同時也是銅像移置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康平皓表示，現今銅像雖已移除，但部分同學仍擔憂未來將被移回，「校方只是把銅像放進倉庫，我們不能保障未來換校長會不會又放回原處。」 銅像消失後，校園仍有不同歷史論述的爭辯與對話。根據東吳大學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蔣介石除了是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撰句者，也對東吳在台復校有多次直接或間接的協助，「銅像或許可以不用完全移走，而是透過降低（基座）高度等方法去除威權崇拜。」政治學系大二生周子淵認為蔣介石不只代表國家暴力，對東吳也具有校史意義，不應完全抹除。林思愷則指出移除銅像倡議期間的學生遊行、潑漆行動也是重要歷史，應予紀錄，「12年的抗爭史是我們希望大家記得的。」 「校園空間的安排展現了我們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具有民主教育的責任。」陳方隅認為校園不只是公共空間，更是世代思想、價值展現的地方，學生也應積極參與校園場所的規劃。康平皓呼籲校方在銅像原址設立紀念碑，完整的呈現東吳大學的歷史，包含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系黃爾璇案件（註）。「移除並非完整的轉型正義。」林思愷則認為校方應持續正視校園內仍存在的威權象徵，針對中正圖書館改名啟動公開、透明且具學生參與的檢討程序。 註：1983年國民黨、教育部等情治系統，透過「春風會報」要求東吳大學解聘政治系副教授黃爾璇，最終遭校方以「不予續聘」方式解聘。

【記者覃翰報導】單一校區佔地面積為全台之首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於2025年4月與10月發生兩起學生騎機車死亡事故後，隨即實施道路安全改善工程，並於本月開學前完工。但在14及15日，校內便連續發生六起車禍，共造成四人受傷送醫。 屏科大校方為因應車禍問題，長期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每年也邀請縣政府與專業團隊進行校園交通安全勘探與改善。唯本次工程減速丘遭拆除引起部分爭議，「漢堡坡（減速丘）被拆掉了，測速又還沒開始造（落實），騎車的整個速度又提起來了。」休閒運動健康系的羅同學（化名）說。此次改善工程同步新增18處的YouBike站點，但由於校地遼闊且坡多路陡，自行車騎行門檻偏高；校內公車也受限於班次與站牌分散等問題，因此使學生多數仍依賴機車移動。 「校內騎車風氣（具）攻擊性，應該就是我們學校最大的問題。」休閒運動健康系羅同學（化名）表示，路上幾乎每十台機車就有兩到三台曾改裝排氣管或傳動系統，讓機車起步與行車速度普遍偏快。部分機車也頻繁在車陣中鑽車縫，與校內公車、汽車、自行車等車種爭道。根據食品科學系廖同學（化名）觀察，多數學生騎車時速動輒飆至7、80公里，遠超該路段設立的40公里限速；路口處不減速禮讓、闖紅燈等情況也屢見不鮮，「遇到有行人想要過馬路，一樣是直接衝。」廖同學說道。除機車駕駛外，其他道路使用者亦需保持警惕。國立政治大學總務長兼地政系教授蔡育新表示，學生必須建立正確的用路觀念，「只是因為強調我有路權，但忘記去保護自己，其實就是一種遺憾。」他強調，交通路況十分複雜，因此自身也必須注意周遭環境。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警察無法在校園內取締交通違規，然而屏科大針對交通違規的罰則也相對寬鬆，因此可能導致校內汽機車使用者忽略違規情況。蔡育新則表示，若要讓駕駛自覺減速，便須在道路設計上做多種改良，例如透過設置抬高式人行穿越道與減速條、車道窄化與小型圓環的設計、路口人行道外擴等道路物理調整，使汽機車於關鍵路段放慢速度。校方說明，未來將從「教育、管理、設施」三面向同步推動改善道路安全，相關規劃定案後將交由專業團隊審查，並在正式招標前召開校園說明會，向全校師生說明具體細部規劃。校方常設的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也已納入學生代表席次，讓學生常態參與審議與監督，具體落實學生需求與保障全體師生安全。蔡育新認為，校園也應該導入「完整街道」（註）規劃，在有限的空間下，兼顧多元道路使用者的利害關係，並讓不同道路使用者參與規劃，瞭解彼此需求。 註：是一種交通政策與設計方法，讓街道能確保使用者無論採哪種交通方式，都能安全、方便、舒適出行與使用。

【記者吳欣嬡報導】世新大學本學期推動行政整併與升級硬體休閒設備，卻未事先通知與考量學生權益，此舉引發學生對經費使用的優先順序、教學資源縮減及溝通機制失靈的質疑。 世新校方於圖書館內安裝新型遊戲主機與電話亭KTV，也興建噴水池及美妝用品店面。過去學生所熟悉的獨立系所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與系辦秘書（以下簡稱系秘）多數也遭裁撤，轉型為AI知識庫服務系統。根據太報報導，校方表示此次調整是希望建立專業分工與數位系統，將各系業務轉交回教務處、學務處等行政單位，並引進AI工具協助處理，同時也強調沒有解僱任何行政同仁。但眾多學生認為，校方在實施前完全未進行預告與說明配套措施，使新舊制度的過渡產生落差和不便。 新制上路後，過去負責選課加簽、借教室及提供系所協助的專責系秘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AI系統也無法處理個別狀況，「它連教室在哪都無法回答，直接叫我去承辦處室處理。」身為轉學生的廣電系三年級學生Jun（化名）分享，自己對校園環境與選課流程本就不熟悉，失去系秘後更是求助無門。另外，校方優先將資源與經費投入娛樂設備與景觀工程，被認為忽視了學生基礎的學習需求。傳管系四年級學生A（化名）坦言道：「實務課程的硬體設備短缺又老舊，學校卻拿錢興建噴水池。」他認為校方在資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導致設備老舊、正版軟體不足等問題遲遲無法被解決。 「發生這些事之前，學校完全沒有任何通知。」吳同學（化名）指出，校方完全未徵求學生的意見，在缺乏溝通討論的情況下就推動變革。同時，學生會在初期也被質疑缺乏積極作為，儘管已於22日公開聲明將於當週與校方召開會議，但吳同學強調，學生會作為體制內唯一的溝通橋梁，應發起連署、邀請媒體或舉辦公聽會，而非為校方背書。 面對校方的各種行為，世新的學生自主組成「世新學權前進陣線聯盟」，提出「教學資源到位、行政回歸專業、捍衛受教權利、校務治理當責」四大訴求，要求校方於一個月內召開全校公聽會，並規劃於30日舉辦現場宣講遞交陳情書。 對此，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訓部主任張志綸分析，光靠網路聲量並不足夠，也應聯合教師與職員共同商討對策，「可直接召開實體記者會讓更多媒體報導，引起更多社會輿論。」世新學生期盼校方能正面回應溝通訴求，回歸教學本質，還給學生受教權利具保障的學習環境。

【記者黃蓁言台東報導】「返校日全員集合：都蘭部落文化體驗」由國立體育大學、健行科技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三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合辦，於19日起一連四日在台東縣都蘭部落展開。活動召集七校學生齊聚都蘭，讓學生認識都蘭部落文化，並實際深入族人的生活場域。 活動邀請各族原民生與漢人學生，一同準備與慶祝阿美族一年最大的祭典——豐年祭，以山林採集、海邊捕撈、風味餐製作等體驗讓參與學生理解都蘭文化。帶領活動的都蘭國遊程組長蘇傳翔表示，希望學生從循序漸進的任務中，理解豐年祭對部落的重要性，「能意識到豐年祭需要經歷一個過程，而不是隨意地開展。」明志科大原資中心助理周季玫表示，活動期間校方儘量不介入學生與族人的互動，讓不同族群的學生在這片土地上從零開始學習，「不管是好的、壞的（文化），都讓學生放手去體驗。」他說道。 學生跟隨該階層青年的安排，按各自的責任分工合作。最年長階層「拉薩崠」的學生擔起手工的責任，女生以採集的椰子葉為材料，葉片一交一疊編織出緊密的形態。負責製作扇子的國立中央大學排灣族學生藍昊均感嘆，「一切（材料）都是取於自然，而且製作完全不用膠水黏起來。」男生則與族人到山林伐竹，鋸子沿著竹節來回切割，「Kaka（阿美語，意指長輩）」固定竹筒、學生一手將裂口往外撐開，一個個酒杯就此成形。從小生活在北部的中原大學阿美族學生吳兆鑫欣喜道：「這種階層間的互助精神，在我的家庭裡能看到，在這裡則是很明顯地被放大。」學生與部落青年的投入，全是為即將到來的模擬豐年祭作準備。歷經兩日的學習後，學生們在最後一夜的豐年祭盡情揮灑汗水，築起篝火、載歌載舞，表達對都蘭青年的感謝。 與族人交流過後，學生也逐漸發現各族群間的異同。出身排灣族的藍昊均指出，排灣族、阿美族的階層制度內涵大不相同，「排灣族的階層體現在社會層面上，像頭目、平民及靈媒等階層，但現在只有在祭典才會彰顯一些。」他也就大眾對豐年祭「不斷飲酒」的刻板印象思考，「雖然酒現在很容易取得，但釀造、取得酒在以前是非常珍貴的，他們只是希望向祖靈獻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而身為返鄉青年的蘇傳翔觀察，不論是原住民或漢人，不少人對自身的身分並不了解，「找尋自我、族群這件事情，不單是原住民，漢人也需要。」而活動中與族人交流時產生的情感與反思，也引領學生理解、探問自己的根源。 學生走進部落，看見都蘭文化的本質，也聆聽都蘭青年的心路歷程，「讓學生反過頭來思考自己的部落是怎麼做，也想未來可能回到原鄉，可以怎麼做一個領頭者。」蘇傳翔說道。健行科大原資中心助理胡雅雯則憧憬，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會對原民文化產生好奇，進而打破既往的誤解，增進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更願意投入原民文化的推廣行列，「他們會成為一個個文化種子，繼續散播在不同的地方。」

【記者王子佩台北報導】第三屆為野生動物而走遊行於19日在立法院旁舉行，此次遊行由為野生動物而走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為野行動）主辦，盼以「野生動物難等待，公共政策納生態」為核心提出的四大訴求，向政府表達完善生態法規的重要性。 約3000名民眾手上拿著倡議標語，激昂的喊著對野生動物議題的訴求。「要讓野生動物處境變得更好，重要的是推動政策改革，因為政策能夠最直接、全面的為生態帶來影響。」活動總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森環系）學生莊博鈞說明，本次訴求希望健全遊蕩動物管理與科學評估制度，完善安置及福利措施，釐清生態治理權責等，盼透過政策的設立，改善目前野生動物的困境。 為野生動物而走遊行凝聚大學生的力量，盼能用青年優勢帶來更多影響力。莊博鈞分享，此次遊行及籌備的多數工人都是大一或大二的學生，過程中團隊常被質疑年齡小,只要做出實際行動，年紀小的人也能為野生動物議題帶來改變。遊行現場人數超出預期，也讓長期關注野生動物議題的臺大人類學系學生、野生動物疾病協會臺灣學生分部成員傑瑞（化名）感嘆道：「看到這麼多人一起參與，讓我覺得自己長期關注的問題其實有在引起討論。」短講環節也邀請到臺大森環系學生張瀚柏分享小燕鷗的保育議題，以青年的角色分享在前線的理解與經驗，讓野生動物的生存危機走入大眾視野。 財團法人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行動教育組長黃育文說道：「一般民眾不是都能像我們一樣，每天第一線工作接觸到這些議題。」藉由設置簡單的野生動物問答遊戲，讓民眾更容易認識野生動物，也能讓前線觀察到的問題能夠放在大眾面前。「透過不同的NGO設置攤位，能夠讓參與民眾更仔細的了解不同野生動物的困境。」莊博鈞說道。攤位規劃人臺大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林緯謙也補充，讓不同的NGO來設攤，不但可以讓他們表達自己的理念，也能呼應到本次活動主題，讓野生動物議題能在兼顧深度和廣度的情況下，不會失去焦點。 談及野生動物法規現況，莊博鈞表示，訂定政策流程和法規過於複雜，到最後越難與大眾有連結，因此公共政策的改變仍須民眾持續的倡議。他也期望，這次的活動，能在結束後讓參與民眾能將對野生動物議題的關注化作實際行動，讓因為法規缺席造成的野生動物生存危機能夠改善。

【記者丘旻軒報導】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 USyd，以下簡稱雪大）學生議會組織雪大教育小組（ USyd education group），聯合學生於14日展開「反對OpenAI合約」（Oppose the OpenAI deal）的抗議與演說活動，呼籲雪大管理層停止與美國科技公司OpenAI達成夥伴協議 事發導火線源自雪大在14日正式宣布與OpenAI簽署合約，公文指出未來一年內將陸續引進AI代理工具，並分階段提供校內教職人員及學生使用免費ChatGPT Edu版本［註1］。就讀雪大的李承諺表示，目前身邊的同學很常使用AI輔助課業學習，教授在課堂上也相當鼓勵學生使用AI。談及本次合作，雪大的藍天羽表示支持簽約，他認為學校此舉對學生研究方面無疑具備正向幫助。他補充，學校為防學術作假，除額外設置AI檢測工具Turnitin外，同時訂定使用規範，「學校規定學生須揭露AI使用過程，以及軟體選擇。」他說道。 ［註1：一款由OpenAI打造專屬大學或教育機構提供包括學生，研究者以及行政人員使用的AI模型，其特點是：更高階的運算能力和工具、提高使用者聊天的限制和更嚴格的資訊安全機制等］ 儘管校方強調AI帶來的多項優勢，仍有學生感到擔憂。「我認為雪大與 OpenAI的合作，顯示校方更重視利益而非教育。」學生倡議限制AI協會（Students for AI Regulation）創辦人馬荻爾達・珂洛弗 （Matilda Crowe）説道。他更進一步質疑，包含選課紀錄、成績等資料的取用，是否經過學生同意。學生反AI協會（Students Against AI）總召羅賓（Robin）則強調學習應是考驗學生思考的過程，若學校鼓勵AI協作，只會養成學生依賴AI工具的習慣，並對學習逐漸倦怠。 談及校方做法，珂洛弗強調校方簽訂企業合作前須先通知學生，並提供學生投票機會，而學生則必須與行政方積極對話。針對學生如何應對AI趨勢，藍天羽則說：「我覺得大學生需要去克服求快的學習心態。」他期盼，在面臨AI便利的同時，人類仍能保持批判性思考，嘗試尋找解決問題之道。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塑膠字卡正面寫著中文『西瓜』，背面則標示注音『ㄒㄧ ㄍㄨㄚ』與圖片。」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達達（化名）回憶，自己11歲返臺、降級就讀國小時，在沒有專業教師陪伴下，只能由志工哥哥姊姊協助，靠著字卡學習。他坦言，光是注音就學了三個月。 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高中以下新住民在學子女共26.5萬人，佔全體學生6.7%。而在新二代學生中，有一群人的處境更複雜──他們被稱為「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 所謂「跨國銜轉」，乃指新住民子女在臺灣之外的國家生活一段時間後再度返臺就學，並因華語能力不足，在生活與學習上遭遇困難。這類學生的家庭背景大致有兩種：雙親皆為外籍，或一方為臺籍、另一方為外籍。教育部自109年推動「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註一）計畫以來，近六年累計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跨轉生2,878人，其中逾六成自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孩子大多在幼年便被送回父母其中一方的母國由親戚照料，之後再因居留期限屆滿等各種因素回到臺灣。 註一：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2017年合作建構，目前已邁入第三期。旨在推動跨轉生相關政策及「跨轉生線上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的建置。 他們帶著在母國生活多年的記憶與習慣踏上臺灣，迎面而來的卻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曾在越南完成小學教育、返臺後從五年級重新銜接的跨轉生王宜靜回憶，自己當時幾乎沒有中文能力。她聽不懂老師上課，看不懂考卷內容，第一份中文考卷掛零，但老師又難以單獨為他調整授課方式，「我就只能一個人消化。」他說。同樣來自越南、返臺後也曾降級就讀的達達則認為，「最困難的問題是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課堂上，他只能發呆，或在筆記本上畫畫。由於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處境，他只能一再告訴自己：「算了。」 對跨轉生來說，進入臺灣校園後，語言、教材，甚至老師與同學聊天的方式，都可能變成新的門檻。在此方面，各縣市並非全無因應。以台北市為例，跨轉生申請入學後，學校須召開「習得會議」，由跨處室人員與家長共同討論個別方案；若涉及降轉，尚有專家列席評估。會後，學校再進行編班，並安排後續適性輔導。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跨轉生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可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每班最高可獲244節免費的扶助課程（上、下學期至多各72節、暑假80節、 寒假20節），112學年度共計439名學生申請。 制度設計上，華語教學者以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為優先，或由曾受過華語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者擔任。這意味著，制度本就期待相關師資兼具華語教學的專業能力，且需能理解孩子在生活與學習上的適應困難。然而，走進第一線，情況往往不是如此。王宜靜提到，最早負責教她中文的並非正式華語教師（註二），而是校內一名替代役男，利用早自習與午休用字卡帶他認字、發音；然而役期結束後，便無人接手教他中文。達達的經歷也相去不遠：起初，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正式協助，僅有志工「哥哥姊姊」教他注音；再後來，才有大學生進到校園，將他抽離原班另行教學。這些人確實在不同時期提供幫助，但支援從哪來、由誰承接、能維持多久，始終缺乏穩定清楚的安排。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校長吳勝學坦言，學校並無專為跨轉生設置固定編制教師，華語教學師資多屬「外加、彈性的」人力。他指出，很多時候學校只能自行設法補足師資缺口，也只能利用午休或其他零碎空檔排課。負責新住民教育業務的濱江國小專案教師李璿瑞也直言，具證照的華語教師並不好找，「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找志工媽媽、找退休老師。」不過，教學現場仍多以新住民家長、學校內既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老師）（註三）等非專業華語教學人才協助。 註二：華語教師乃指通過「對外華語能力認證考試」，具有華語文教學專業者。 註三：108學年度政府正式將新住民語文列入語文領域後，國民小學將從本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則列為選修課程。政府為因應各級學校本土語言教學需求，培養具特定領域、科目專長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培訓合格後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專長於新住民語文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指稱。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專員鄭雅文指出，華語教學專業具有難度，「你會注音符號，你英文也很好，但是你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學生準確發出『ㄆ』的音。」然而，通過「對外華語能力測驗」並不容易。他說明，測驗共分五個部分，其中口語表達較難通過，必須顧及到發音、文意流暢度及內容是否貼切等問題，「連本國籍的老師要通過認證考試都很難，找新住民語老師（教支老師）是迫不得已。」 教支老師黃怡貞是其中一例。他平時在學校教授泰語，後來接觸跨轉生華語教學的領域，卻連指導學生寫字都覺得困難。此外，也有部分跨轉生曾因教支老師的發音不夠標準，而不信任其華語輔導能力，這也凸顯跨轉生教育對華語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對這些非華語教學專業出身的老師而言，華語教學並非其本業；然而，基於照顧同鄉、心疼孩子的角度，他們卻還是選擇咬牙接受挑戰。只是，政府卻未保障相應的工作權益，致使工作負荷與待遇失衡。 由於來自同鄉，教支老師有時身兼「橋樑」的角色。學生面對陌生環境，較容易向他們敞開心房，訴說生活困難。柬埔寨語老師孫雅雯坦言，「他（學生）不知道怎麼跟班導師溝通，我就會幫忙。」印尼語老師麋鹿（化名） 也表示，因有些跨轉生的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孩子，他們有時得充當陪伴的角色，在假期時帶孩子出門，滿足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提供孩子缺乏的心靈支持。 然而，教支老師若同時協助教學華語，其報酬計算方式是以「教支老師的支給基準」規定，按鐘點給付，而不是如正式老師以月薪計算。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提到，過去曾有教支老師抱怨，有學校的正式教師在面對跨轉生時，把課本一塞，就要他全權接手。 此外，教支老師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奔走於不同學校之間，只為了上一節短短的課；且聘用情況並不穩定，難以確定新學年度是否仍有案件可接。種種現象皆反映，現行體制不僅尚未完善跨轉生的銜轉教育品質，也較無法保障非華語專業教學者的工作權益，反而要求他們承擔義務之外的教學工作。 孫雅雯表示，自己對這些工作仍有熱忱，也願意投入幫忙，「但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每個人都會受不了。」像教支老師這類非華語教學專業的人員，雖擁有特殊身分，也長期被政府用來填補華語教學專業師資的缺口，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未被社會看見，「不是因為（師資）稀少而珍貴，是稀少而不受重視。」他坦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新住民子女華語學習扶助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不過中央撥款後，地方政府仍可自行修改補助各級學校的方式，導致各縣市針對跨轉生申請扶助課程的作業程序不盡相同。 以台北市為例，學校為跨轉生申請華語教學扶助課程的申請時，申請表須清楚列明各項經費支出，包含教材費、交通費等。然而，在申請核准前，難以確定實際授課的華語教師人選，且常面臨跨轉生於學期中才突然轉入學校的情況。李璿瑞老師解釋，「寫計畫不難，但當很多事項的前置作業都要先確定，就會被卡住。」 另外，地方政府執行跨轉生教育的承辦人員幾乎年年異動，相關行政知能（註四）難以延續。鄭雅文補充道：「若各縣市的專責單位能正視議題，或許能爭取到更多的經費，挹注在學生學習需求上。」 註四：行政知能指教師兼任或兼辦學校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針對跨轉生的華語教育，專業人士普遍認為，華語教師的必要條件不在需要會跨轉生的母語，而在應具有華語教學的專業背景。鄭雅文表示，教支老師雖熟悉跨轉生的母語，雙方卻因此容易直接使用母語溝通，且未必具有華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反而可能降低學生的華語學習速度。然而，他認為教支老師依然是潛在師資，若教支老師能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中級，其字彙量介於2500至5000之間，「這樣就比較具有華語教學的能力。」 因此，面對臺灣華語教學人力不足的現況，具有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便成為官方補足缺口的可能人選。李璿瑞說明，退休教師投入跨轉生華語扶助教育的優勢在於，他們原本就具備教學經驗、瞭解學校生態，「可能會比較知道一些教學方法。」鄭雅文也強調，「擁有證照的老師不一定有現場教學的經驗。」他認為，若退休老師再經培訓補足華語教學專業，是現階段扶助跨轉生學習華語最適合的人選。 吳勝學也進一步指出，華語扶助教學的老師不同於正職的教師工作，每周授課時數不多，且單周報酬僅幾千元。他坦言：「這項工作跟正職領月薪的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太會有意願專門來上課。」相較之下，退休教師有退休金作為收入基礎，較能接受這類低時數的教育工作。 目前除了具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能夠投入教學現場，抱持教育熱忱的學生志工亦逐漸成為增進跨轉生華語學習的重要助力。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的跨轉生志工微零（化名）分享他選擇擔任跨轉生志工的原因：「相較於正式、規範較多的教學體系，志工給予我更大的彈性，讓我不需要完全依照制式流程進行教學工作。」以新生國小為例，志工每周僅需進行40分鐘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穩定參與。林麗蟬亦認同，應鼓勵學生志工投入跨轉生的華語扶助教育，「讓學生在還沒進入教育職場之前，就先去接觸現場，是一件好事。」 台灣越裔總會長陳凰鳳曾接觸多位跨轉生，他指出：「如果是由學長姊來帶領，因為大家都在經歷學習的過程，所以就可能比較容易親近。」跨轉生達達則表示，與20到25歲左右的年輕陪伴者互動時，自己最容易感到自在，「因為這些陪伴者的思考方式就像七分熟的牛排一樣。」他們能共享同齡人間的話題，又成熟到可以提供有效的建議。 為使跨轉生更順利融入同儕與學校環境，並發展多元興趣，政府也藉由舉辦營隊鼓勵其參與，擴大接觸的人群。以台北市為例，教育局於2025年曾舉辦「小小外交官暑期體驗學習營」，由濱江國小及台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承辦，課程內容包含科學實作、創課體驗及校外參訪等。濱江國小新住民專案老師黃晨華解釋，跨轉生在交朋友、語言溝通上常會遇到困境，因此課程設計特別重視活動協作，希望學生能在其中打開心房、認識朋友，也進一步提升語文及社會溝通能力。 第一線教學現場努力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政府端則仍有改善空間。自2024年8月《新住民基本法》修正後，跨轉生對象已從東南亞七國擴大至更多國家，且無論父母是一臺一外或雙外籍，其子女皆可申請華語扶助課程。不過，現行政策仍未納入父母皆為臺籍的跨轉生，鄭雅文解釋：「臺灣年輕人到海外工作，在國外與臺灣人結婚後想回來定居，他們的孩子華語能力不見得夠好。」全球化影響之下，人口移動現象越漸普及；若政策能更全面且完善地開放，才能保障更多不同型態的家庭，減少銜轉教育的制度漏洞。 跨國銜轉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政府目前已確立大致政策方向，也持續與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相互交流；然而，基層單位對此未必已有一致認識。「課堂上的老師常把跨轉生誤認為一般新住民子女。」鄭雅文直言，若要擴充華語教學專業師資，仍須持續開設研習、推廣，讓更多學校教師理解並正視跨轉生的教育問題，「跨國銜轉學生這一議題由來已久，然而在教學現場卻不一定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他認為，唯有累積經驗，才能及早修正問題，避免困境於第一線教育現場持續擴大。

【記者鄭丞傑報導】美國阿拉巴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以下簡稱阿大）於1日的校務會議上，以聯邦政府於近期反對多元公平共融（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的相關法律指引為由，宣布停止出版有關黑人學生與女性議題的兩本校內學生雜誌《Nineteen Fifty-Six》和《Alice》。此舉引發學生對言論、出版自由及校園多元價值遭打壓的疑慮。 《Nineteen Fifty-Six》的互動編輯海文・湯瑪斯（Heaven Thomas）指出，校方在會議中引用美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ela Jo Bondi）於7月29日發布的《聯邦資金受款單位有關不法歧視之指引》（Guidance For Recipients of Federal Funding Regarding Unlawful Discrimination），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為特定種族或性別提供專屬的資源。該法令將影響弱勢及少數族群，減少其發聲的管道。湯瑪斯表示，校方並未給予雜誌編輯修改和轉圜的機會，僅有告知他們兩份以黑人與女性為主體的雜誌，被認定違反指引，因此決定撤銷刊物。校方也預告將另出版一份新刊物，內容涵蓋了更廣泛的學生群體。 「我對阿大的作法感到非常失望。」《Nineteen Fifty-Six》雜誌創刊人蒂安娜・泰特（Tionna Taite）說道。他說明，雜誌在2020年創刊初期，便獲得校方對種族多元的肯定，並承諾會提供經費，期盼這本雜誌能延續數十年。「如今阿大停刊雜誌的決定，反映出現今美國的政治氛圍，屬於特定族群與多元性別的空間已逐漸減少。」泰特說道。阿大校友林賽・塔特曼（Lindsay Tatman）認為，雜誌創造了學生互相交流與創作的機會，「看到一項對學生有正面影響的事物就這樣消失，令人感到惋惜。」 泰特認為校方的決策，已經侵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所保障的自由權利。湯瑪斯表示，儘管校內有些許聲音支持雜誌的存續，但多數學生依然不願公開評論學校停刊雜誌的決策，「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遭殃的會是哪個組織。」他說道，雖然目前尚未公布雜誌未來的走向，但學生不能停止為自身的權益發聲。塔特曼也建議學生尋找理念相近、且能夠理性交流的社群平台，希望仍可以持續建立在校園內的討論空間。

【記者黃暐喬報導】香港浸會大學（以下簡稱浸大）學生會1日在校內民主牆張貼「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懇請政府從善如流、回應公眾需求、公益得到伸張」等標語，悼念香港宏福苑大火的受難者，然而隔日校方卻以工程圍板阻擋民主牆的標語。4日，校方突然以電郵通知浸大學生會將無限期暫停運作，並接管學生會議室、影印室及告示板等設施，要求學生會在48小時內清空物品，引發學生對校園自治與發聲的擔憂。 香港大埔宏福苑於11月26日，發生半世紀內最致命的大火，截稿前累積159死、79傷並有31人失蹤。浸大學生會於1日在民主牆張貼哀悼標語，但隔日便遭校方以圍板封擋相關內容。浸大學生Denise（化名）表示，民主牆是浸大在校園內少數能讓所有同學都能發佈文宣、自由表達言論和關心時事的地方。浸大學生會指出，宏福苑大火為香港重要社會議題與大型意外，身為香港的一份子，適當且理性的發聲是學生會的義務。浸大學生Andy（化名）說道，民主牆本應保障學生的自由表達，校方迅速遮擋相關內容，影響學生的表達言論權利。浸大學生Brian（化名）認為，校方擔心學生會此舉恐將引起白紙運動，因此才快速的封鎖民主牆。「現在政府害怕任何能夠將人們團結起來的行為或活動，擔心2019年的『黑暴』（註1）再度重演。」Andy說道。 註1：「黑暴」為2019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期間，親政府媒體用以指涉示威中的破壞與暴力行動。 浸大學生會於4日接獲校方無限期暫停學生會營運的通知。針對停運的決定，校方給出的理由為學生會人數過少，進而缺乏正當性，無法代表全體學生；其次是學生會未盡提供學生福利的義務、且無意遵守學校各項指引。校方同時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幹事於6日下午五時前撤出會議室。對此學生會在公開聲明中指出，校方所提出的停運理由與現況並不相符，且未與學生會事前溝通，只以電郵與公告單方面通知。「即使學生會停運審查具備正當性，也應在事前與學生進行充分協商，並在停運理由改善後恢復其運作。」Denise說道。談及近年營運狀況，學生會表示，校方過去兩年已陸續停止代收會費、接管福利合作社並收回會議室，權限早已被逐步削弱。Andy說明，早已聽說學生會受校方多方掣肘，現今一切決策均需經由校方批准，「學生會恐怕完全消失，校內學生自治不再存在。」Brian認為，校方此次作為是為了阻止學生集會，而如今學生已失去發表意見的權益，「這足以影響未來香港青年的思維，把他們變成不會自我思考的機器。」 Brian表示，希望學校能公開交代關閉學生會的來龍去脈，而目前僅以行政理由停運學生會，此舉已被絕大部分學生質疑。「校方應該建立透明的溝通渠道，讓學生可以和校方討論停運的決策與後續的安排。」Andy說道，期盼校方能以公正且服眾的理由做出決策，而非在缺乏與學生溝通的情況下，解散學生會。

【記者林家慶台北報導】舉手投足剛柔交錯，隨著音樂質感流動；態度眼神又像揮舞利刃，向對手發起猛烈攻勢。第二十一屆College High全國大學街舞高峰會6日、7日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體育館登場。比賽分為經典團體賽與世界大學街舞高峰會World Cup（以下簡稱國對國賽事），經典團體賽的項目包含HipHop、Popping和Locking三個舞風。國對國賽事邀請了法國、日本與南韓三組國外隊伍，加上兩組臺灣隊，進行五人團體對戰，採雙敗淘汰賽制，最終，冠軍由日本隊拿下。 雖然臺灣一、二隊輸掉第一場，但臺灣一隊在敗部復活賽時，成功挺進四強。代表臺灣一隊，來自臺北市立大學的大雨（王宏宇）擅長HipHop，是國內常勝軍，在敗部復活賽時，用細膩的音樂性和身體律動，帶領團隊打敗韓國隊。大雨談到最興奮的時刻，「自己在台上，聽到全部人幫你吶喊，身為舞者嚮往舞台的那種感覺。」另外，代表臺灣二隊，來自國立臺灣大學的HuRUEi（胡睿宏）同樣是HipHop舞者，第一輪上場時，DJ剛好播放節奏感強烈的Disco舞曲〈Get It On-Funky Diamonds〉，契合他快速有力的Lite feet（註一），讓觀眾全面沸騰，不過HuRUEi坦言：「我覺得我的氣場跟能量很夠，但在音樂細節和技巧上還有很多可以著墨的地方。」 註一：是HipHop中的一種風格，輕盈快速的動作適合節奏快速的音樂，表現出碎拍和快速變化的音效，常見舞步如：Bad one、Tone wop。 舞者或許能激起觀眾共鳴，但評判的門道藏在舞者的文化涵養，街舞發源自嘻哈文化， 不只是純粹的競技。來自舞團Formosa crew、擔任評審的Aya說道：「從舞蹈、動作、歷史、音樂去了解文化的底蘊是什麼，你知道的愈多，你就有可能愈做愈好。」從國對國賽事可以發現，東、西方國家不同的文化脈絡，也影響實力呈現。HuRUEi表示，歐洲國家街舞文化發展較久，擁有深厚的底蘊，「在音樂性和自然度上，不太需要特別去教導大家該怎麼做。」大雨分享他對不同國家的觀察，「日本很有職人精神，會把專注跟認真的態度放到街舞上，韓國有自己的質感，在臺灣就是很自由。」他補充，舞者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不同文化，再從中淘選出適合自己的。 國與國的實力差距也體現在技術層面，各國皆競相提升技術難度。身為Bboy（註二）的Aya以Breaking為例，「以前光練一招就很累，以後會變成大單拋、手轉兩圈是基礎。」雖然文化底蘊是街舞的骨架，但還要透過磨練身體素質，提升舞蹈技術，精益求精。大雨提到國內外舞蹈質感的差異，「國外舞者很知道音樂結構，臺灣很多舞者喜歡跟著感覺走，有時散發的能量很夠，但跳舞的質感差了些。」 註二：跳Breaking的舞者稱為Bboy或Bgirl。 「以前要很用力才有可能碰到國外一點點，但新一代的孩子很厲害，臺灣舞者有實力和他們比拚。」Aya分享他在比評國對國賽事時的感動，並點出未來努力方向，「新一代的舞者們可以更專心去理解音樂，多聽不同音樂，應該要追求brand new old school（嶄新的經典），而非stick in old school（墨守經典）。」無需將不同國家的文化、新舊風格視為對立，反而要在傳統中創造新意，帶著經典隨時代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