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塑膠字卡正面寫著中文『西瓜』，背面則標示注音『ㄒㄧ ㄍㄨㄚ』與圖片。」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達達（化名）回憶，自己11歲返臺、降級就讀國小時，在沒有專業教師陪伴下，只能由志工哥哥姊姊協助，靠著字卡學習。他坦言，光是注音就學了三個月。 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高中以下新住民在學子女共26.5萬人，佔全體學生6.7%。而在新二代學生中，有一群人的處境更複雜──他們被稱為「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 所謂「跨國銜轉」，乃指新住民子女在臺灣之外的國家生活一段時間後再度返臺就學，並因華語能力不足，在生活與學習上遭遇困難。這類學生的家庭背景大致有兩種：雙親皆為外籍，或一方為臺籍、另一方為外籍。教育部自109年推動「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註一）計畫以來，近六年累計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跨轉生2,878人，其中逾六成自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孩子大多在幼年便被送回父母其中一方的母國由親戚照料，之後再因居留期限屆滿等各種因素回到臺灣。 註一：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2017年合作建構，目前已邁入第三期。旨在推動跨轉生相關政策及「跨轉生線上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的建置。 他們帶著在母國生活多年的記憶與習慣踏上臺灣，迎面而來的卻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曾在越南完成小學教育、返臺後從五年級重新銜接的跨轉生王宜靜回憶，自己當時幾乎沒有中文能力。她聽不懂老師上課，看不懂考卷內容，第一份中文考卷掛零，但老師又難以單獨為他調整授課方式，「我就只能一個人消化。」他說。同樣來自越南、返臺後也曾降級就讀的達達則認為，「最困難的問題是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課堂上，他只能發呆，或在筆記本上畫畫。由於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處境，他只能一再告訴自己：「算了。」 對跨轉生來說，進入臺灣校園後，語言、教材，甚至老師與同學聊天的方式，都可能變成新的門檻。在此方面，各縣市並非全無因應。以台北市為例，跨轉生申請入學後，學校須召開「習得會議」，由跨處室人員與家長共同討論個別方案；若涉及降轉，尚有專家列席評估。會後，學校再進行編班，並安排後續適性輔導。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跨轉生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可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每班最高可獲244節免費的扶助課程（上、下學期至多各72節、暑假80節、 寒假20節），112學年度共計439名學生申請。 制度設計上，華語教學者以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為優先，或由曾受過華語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者擔任。這意味著，制度本就期待相關師資兼具華語教學的專業能力，且需能理解孩子在生活與學習上的適應困難。然而，走進第一線，情況往往不是如此。王宜靜提到，最早負責教她中文的並非正式華語教師（註二），而是校內一名替代役男，利用早自習與午休用字卡帶他認字、發音；然而役期結束後，便無人接手教他中文。達達的經歷也相去不遠：起初，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正式協助，僅有志工「哥哥姊姊」教他注音；再後來，才有大學生進到校園，將他抽離原班另行教學。這些人確實在不同時期提供幫助，但支援從哪來、由誰承接、能維持多久，始終缺乏穩定清楚的安排。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校長吳勝學坦言，學校並無專為跨轉生設置固定編制教師，華語教學師資多屬「外加、彈性的」人力。他指出，很多時候學校只能自行設法補足師資缺口，也只能利用午休或其他零碎空檔排課。負責新住民教育業務的濱江國小專案教師李璿瑞也直言，具證照的華語教師並不好找，「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找志工媽媽、找退休老師。」不過，教學現場仍多以新住民家長、學校內既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老師）（註三）等非專業華語教學人才協助。 註二：華語教師乃指通過「對外華語能力認證考試」，具有華語文教學專業者。 註三：108學年度政府正式將新住民語文列入語文領域後，國民小學將從本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則列為選修課程。政府為因應各級學校本土語言教學需求，培養具特定領域、科目專長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培訓合格後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專長於新住民語文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指稱。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專員鄭雅文指出，華語教學專業具有難度，「你會注音符號，你英文也很好，但是你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學生準確發出『ㄆ』的音。」然而，通過「對外華語能力測驗」並不容易。他說明，測驗共分五個部分，其中口語表達較難通過，必須顧及到發音、文意流暢度及內容是否貼切等問題，「連本國籍的老師要通過認證考試都很難，找新住民語老師（教支老師）是迫不得已。」 教支老師黃怡貞是其中一例。他平時在學校教授泰語，後來接觸跨轉生華語教學的領域，卻連指導學生寫字都覺得困難。此外，也有部分跨轉生曾因教支老師的發音不夠標準，而不信任其華語輔導能力，這也凸顯跨轉生教育對華語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對這些非華語教學專業出身的老師而言，華語教學並非其本業；然而，基於照顧同鄉、心疼孩子的角度，他們卻還是選擇咬牙接受挑戰。只是，政府卻未保障相應的工作權益，致使工作負荷與待遇失衡。 由於來自同鄉，教支老師有時身兼「橋樑」的角色。學生面對陌生環境，較容易向他們敞開心房，訴說生活困難。柬埔寨語老師孫雅雯坦言，「他（學生）不知道怎麼跟班導師溝通，我就會幫忙。」印尼語老師麋鹿（化名） 也表示，因有些跨轉生的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孩子，他們有時得充當陪伴的角色，在假期時帶孩子出門，滿足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提供孩子缺乏的心靈支持。 然而，教支老師若同時協助教學華語，其報酬計算方式是以「教支老師的支給基準」規定，按鐘點給付，而不是如正式老師以月薪計算。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提到，過去曾有教支老師抱怨，有學校的正式教師在面對跨轉生時，把課本一塞，就要他全權接手。 此外，教支老師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奔走於不同學校之間，只為了上一節短短的課；且聘用情況並不穩定，難以確定新學年度是否仍有案件可接。種種現象皆反映，現行體制不僅尚未完善跨轉生的銜轉教育品質，也較無法保障非華語專業教學者的工作權益，反而要求他們承擔義務之外的教學工作。 孫雅雯表示，自己對這些工作仍有熱忱，也願意投入幫忙，「但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每個人都會受不了。」像教支老師這類非華語教學專業的人員，雖擁有特殊身分，也長期被政府用來填補華語教學專業師資的缺口，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未被社會看見，「不是因為（師資）稀少而珍貴，是稀少而不受重視。」他坦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新住民子女華語學習扶助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不過中央撥款後，地方政府仍可自行修改補助各級學校的方式，導致各縣市針對跨轉生申請扶助課程的作業程序不盡相同。 以台北市為例，學校為跨轉生申請華語教學扶助課程的申請時，申請表須清楚列明各項經費支出，包含教材費、交通費等。然而，在申請核准前，難以確定實際授課的華語教師人選，且常面臨跨轉生於學期中才突然轉入學校的情況。李璿瑞老師解釋，「寫計畫不難，但當很多事項的前置作業都要先確定，就會被卡住。」 另外，地方政府執行跨轉生教育的承辦人員幾乎年年異動，相關行政知能（註四）難以延續。鄭雅文補充道：「若各縣市的專責單位能正視議題，或許能爭取到更多的經費，挹注在學生學習需求上。」 註四：行政知能指教師兼任或兼辦學校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針對跨轉生的華語教育，專業人士普遍認為，華語教師的必要條件不在需要會跨轉生的母語，而在應具有華語教學的專業背景。鄭雅文表示，教支老師雖熟悉跨轉生的母語，雙方卻因此容易直接使用母語溝通，且未必具有華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反而可能降低學生的華語學習速度。然而，他認為教支老師依然是潛在師資，若教支老師能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中級，其字彙量介於2500至5000之間，「這樣就比較具有華語教學的能力。」 因此，面對臺灣華語教學人力不足的現況，具有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便成為官方補足缺口的可能人選。李璿瑞說明，退休教師投入跨轉生華語扶助教育的優勢在於，他們原本就具備教學經驗、瞭解學校生態，「可能會比較知道一些教學方法。」鄭雅文也強調，「擁有證照的老師不一定有現場教學的經驗。」他認為，若退休老師再經培訓補足華語教學專業，是現階段扶助跨轉生學習華語最適合的人選。 吳勝學也進一步指出，華語扶助教學的老師不同於正職的教師工作，每周授課時數不多，且單周報酬僅幾千元。他坦言：「這項工作跟正職領月薪的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太會有意願專門來上課。」相較之下，退休教師有退休金作為收入基礎，較能接受這類低時數的教育工作。 目前除了具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能夠投入教學現場，抱持教育熱忱的學生志工亦逐漸成為增進跨轉生華語學習的重要助力。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的跨轉生志工微零（化名）分享他選擇擔任跨轉生志工的原因：「相較於正式、規範較多的教學體系，志工給予我更大的彈性，讓我不需要完全依照制式流程進行教學工作。」以新生國小為例，志工每周僅需進行40分鐘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穩定參與。林麗蟬亦認同，應鼓勵學生志工投入跨轉生的華語扶助教育，「讓學生在還沒進入教育職場之前，就先去接觸現場，是一件好事。」 台灣越裔總會長陳凰鳳曾接觸多位跨轉生，他指出：「如果是由學長姊來帶領，因為大家都在經歷學習的過程，所以就可能比較容易親近。」跨轉生達達則表示，與20到25歲左右的年輕陪伴者互動時，自己最容易感到自在，「因為這些陪伴者的思考方式就像七分熟的牛排一樣。」他們能共享同齡人間的話題，又成熟到可以提供有效的建議。 為使跨轉生更順利融入同儕與學校環境，並發展多元興趣，政府也藉由舉辦營隊鼓勵其參與，擴大接觸的人群。以台北市為例，教育局於2025年曾舉辦「小小外交官暑期體驗學習營」，由濱江國小及台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承辦，課程內容包含科學實作、創課體驗及校外參訪等。濱江國小新住民專案老師黃晨華解釋，跨轉生在交朋友、語言溝通上常會遇到困境，因此課程設計特別重視活動協作，希望學生能在其中打開心房、認識朋友，也進一步提升語文及社會溝通能力。 第一線教學現場努力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政府端則仍有改善空間。自2024年8月《新住民基本法》修正後，跨轉生對象已從東南亞七國擴大至更多國家，且無論父母是一臺一外或雙外籍，其子女皆可申請華語扶助課程。不過，現行政策仍未納入父母皆為臺籍的跨轉生，鄭雅文解釋：「臺灣年輕人到海外工作，在國外與臺灣人結婚後想回來定居，他們的孩子華語能力不見得夠好。」全球化影響之下，人口移動現象越漸普及；若政策能更全面且完善地開放，才能保障更多不同型態的家庭，減少銜轉教育的制度漏洞。 跨國銜轉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政府目前已確立大致政策方向，也持續與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相互交流；然而，基層單位對此未必已有一致認識。「課堂上的老師常把跨轉生誤認為一般新住民子女。」鄭雅文直言，若要擴充華語教學專業師資，仍須持續開設研習、推廣，讓更多學校教師理解並正視跨轉生的教育問題，「跨國銜轉學生這一議題由來已久，然而在教學現場卻不一定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他認為，唯有累積經驗，才能及早修正問題，避免困境於第一線教育現場持續擴大。

【記者鄭丞傑報導】美國阿拉巴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以下簡稱阿大）於1日的校務會議上，以聯邦政府於近期反對多元公平共融（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DEI）的相關法律指引為由，宣布停止出版有關黑人學生與女性議題的兩本校內學生雜誌《Nineteen Fifty-Six》和《Alice》。此舉引發學生對言論、出版自由及校園多元價值遭打壓的疑慮。 《Nineteen Fifty-Six》的互動編輯海文・湯瑪斯（Heaven Thomas）指出，校方在會議中引用美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ela Jo Bondi）於7月29日發布的《聯邦資金受款單位有關不法歧視之指引》（Guidance For Recipients of Federal Funding Regarding Unlawful Discrimination），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為特定種族或性別提供專屬的資源。該法令將影響弱勢及少數族群，減少其發聲的管道。湯瑪斯表示，校方並未給予雜誌編輯修改和轉圜的機會，僅有告知他們兩份以黑人與女性為主體的雜誌，被認定違反指引，因此決定撤銷刊物。校方也預告將另出版一份新刊物，內容涵蓋了更廣泛的學生群體。 「我對阿大的作法感到非常失望。」《Nineteen Fifty-Six》雜誌創刊人蒂安娜・泰特（Tionna Taite）說道。他說明，雜誌在2020年創刊初期，便獲得校方對種族多元的肯定，並承諾會提供經費，期盼這本雜誌能延續數十年。「如今阿大停刊雜誌的決定，反映出現今美國的政治氛圍，屬於特定族群與多元性別的空間已逐漸減少。」泰特說道。阿大校友林賽・塔特曼（Lindsay Tatman）認為，雜誌創造了學生互相交流與創作的機會，「看到一項對學生有正面影響的事物就這樣消失，令人感到惋惜。」 泰特認為校方的決策，已經侵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所保障的自由權利。湯瑪斯表示，儘管校內有些許聲音支持雜誌的存續，但多數學生依然不願公開評論學校停刊雜誌的決策，「沒有人知道下一個遭殃的會是哪個組織。」他說道，雖然目前尚未公布雜誌未來的走向，但學生不能停止為自身的權益發聲。塔特曼也建議學生尋找理念相近、且能夠理性交流的社群平台，希望仍可以持續建立在校園內的討論空間。

【記者黃暐喬報導】香港浸會大學（以下簡稱浸大）學生會1日在校內民主牆張貼「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懇請政府從善如流、回應公眾需求、公益得到伸張」等標語，悼念香港宏福苑大火的受難者，然而隔日校方卻以工程圍板阻擋民主牆的標語。4日，校方突然以電郵通知浸大學生會將無限期暫停運作，並接管學生會議室、影印室及告示板等設施，要求學生會在48小時內清空物品，引發學生對校園自治與發聲的擔憂。 香港大埔宏福苑於11月26日，發生半世紀內最致命的大火，截稿前累積159死、79傷並有31人失蹤。浸大學生會於1日在民主牆張貼哀悼標語，但隔日便遭校方以圍板封擋相關內容。浸大學生Denise（化名）表示，民主牆是浸大在校園內少數能讓所有同學都能發佈文宣、自由表達言論和關心時事的地方。浸大學生會指出，宏福苑大火為香港重要社會議題與大型意外，身為香港的一份子，適當且理性的發聲是學生會的義務。浸大學生Andy（化名）說道，民主牆本應保障學生的自由表達，校方迅速遮擋相關內容，影響學生的表達言論權利。浸大學生Brian（化名）認為，校方擔心學生會此舉恐將引起白紙運動，因此才快速的封鎖民主牆。「現在政府害怕任何能夠將人們團結起來的行為或活動，擔心2019年的『黑暴』（註1）再度重演。」Andy說道。 註1：「黑暴」為2019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期間，親政府媒體用以指涉示威中的破壞與暴力行動。 浸大學生會於4日接獲校方無限期暫停學生會營運的通知。針對停運的決定，校方給出的理由為學生會人數過少，進而缺乏正當性，無法代表全體學生；其次是學生會未盡提供學生福利的義務、且無意遵守學校各項指引。校方同時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幹事於6日下午五時前撤出會議室。對此學生會在公開聲明中指出，校方所提出的停運理由與現況並不相符，且未與學生會事前溝通，只以電郵與公告單方面通知。「即使學生會停運審查具備正當性，也應在事前與學生進行充分協商，並在停運理由改善後恢復其運作。」Denise說道。談及近年營運狀況，學生會表示，校方過去兩年已陸續停止代收會費、接管福利合作社並收回會議室，權限早已被逐步削弱。Andy說明，早已聽說學生會受校方多方掣肘，現今一切決策均需經由校方批准，「學生會恐怕完全消失，校內學生自治不再存在。」Brian認為，校方此次作為是為了阻止學生集會，而如今學生已失去發表意見的權益，「這足以影響未來香港青年的思維，把他們變成不會自我思考的機器。」 Brian表示，希望學校能公開交代關閉學生會的來龍去脈，而目前僅以行政理由停運學生會，此舉已被絕大部分學生質疑。「校方應該建立透明的溝通渠道，讓學生可以和校方討論停運的決策與後續的安排。」Andy說道，期盼校方能以公正且服眾的理由做出決策，而非在缺乏與學生溝通的情況下，解散學生會。

【記者林家慶台北報導】舉手投足剛柔交錯，隨著音樂質感流動；態度眼神又像揮舞利刃，向對手發起猛烈攻勢。第二十一屆College High全國大學街舞高峰會6日、7日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體育館登場。比賽分為經典團體賽與世界大學街舞高峰會World Cup（以下簡稱國對國賽事），經典團體賽的項目包含HipHop、Popping和Locking三個舞風。國對國賽事邀請了法國、日本與南韓三組國外隊伍，加上兩組臺灣隊，進行五人團體對戰，採雙敗淘汰賽制，最終，冠軍由日本隊拿下。 雖然臺灣一、二隊輸掉第一場，但臺灣一隊在敗部復活賽時，成功挺進四強。代表臺灣一隊，來自臺北市立大學的大雨（王宏宇）擅長HipHop，是國內常勝軍，在敗部復活賽時，用細膩的音樂性和身體律動，帶領團隊打敗韓國隊。大雨談到最興奮的時刻，「自己在台上，聽到全部人幫你吶喊，身為舞者嚮往舞台的那種感覺。」另外，代表臺灣二隊，來自國立臺灣大學的HuRUEi（胡睿宏）同樣是HipHop舞者，第一輪上場時，DJ剛好播放節奏感強烈的Disco舞曲〈Get It On-Funky Diamonds〉，契合他快速有力的Lite feet（註一），讓觀眾全面沸騰，不過HuRUEi坦言：「我覺得我的氣場跟能量很夠，但在音樂細節和技巧上還有很多可以著墨的地方。」 註一：是HipHop中的一種風格，輕盈快速的動作適合節奏快速的音樂，表現出碎拍和快速變化的音效，常見舞步如：Bad one、Tone wop。 舞者或許能激起觀眾共鳴，但評判的門道藏在舞者的文化涵養，街舞發源自嘻哈文化， 不只是純粹的競技。來自舞團Formosa crew、擔任評審的Aya說道：「從舞蹈、動作、歷史、音樂去了解文化的底蘊是什麼，你知道的愈多，你就有可能愈做愈好。」從國對國賽事可以發現，東、西方國家不同的文化脈絡，也影響實力呈現。HuRUEi表示，歐洲國家街舞文化發展較久，擁有深厚的底蘊，「在音樂性和自然度上，不太需要特別去教導大家該怎麼做。」大雨分享他對不同國家的觀察，「日本很有職人精神，會把專注跟認真的態度放到街舞上，韓國有自己的質感，在臺灣就是很自由。」他補充，舞者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不同文化，再從中淘選出適合自己的。 國與國的實力差距也體現在技術層面，各國皆競相提升技術難度。身為Bboy（註二）的Aya以Breaking為例，「以前光練一招就很累，以後會變成大單拋、手轉兩圈是基礎。」雖然文化底蘊是街舞的骨架，但還要透過磨練身體素質，提升舞蹈技術，精益求精。大雨提到國內外舞蹈質感的差異，「國外舞者很知道音樂結構，臺灣很多舞者喜歡跟著感覺走，有時散發的能量很夠，但跳舞的質感差了些。」 註二：跳Breaking的舞者稱為Bboy或Bgirl。 「以前要很用力才有可能碰到國外一點點，但新一代的孩子很厲害，臺灣舞者有實力和他們比拚。」Aya分享他在比評國對國賽事時的感動，並點出未來努力方向，「新一代的舞者們可以更專心去理解音樂，多聽不同音樂，應該要追求brand new old school（嶄新的經典），而非stick in old school（墨守經典）。」無需將不同國家的文化、新舊風格視為對立，反而要在傳統中創造新意，帶著經典隨時代向前走。

【記者劉倚瑄報導】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於11月27日向魁北克國民議會提交《第九號法案：強化世俗主義法案》（Projet de loi n° 9 : Loi visant à renforcer la laïcité de l’État，以下簡稱《九號法案》），旨在打造世俗國家，保持宗教中立，不偏袒或排斥任何宗教，並確保公共機構免於受宗教影響。《九號法案》嚴格限制高等教育機構的宗教活動。 2019年，魁北克省政府通過《國家世俗化法》，內容包含禁止特定公職人員穿戴有宗教象徵的配件，如十字架、穆斯林頭巾、猶太小帽等；《九號法案》為此法的延伸，將管制範圍延伸到更多教育機構，包含幼兒園、高等教育機構，並額外禁止校內設立祈禱室與集體祈禱、提供宗教專用飲食，以及限制受政府補助的學校教授宗教相關課程。面對政府提出《九號法案》，來自魁北克省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康大）的穆斯林學生A同學（化名）說：「我認為《九號法案》表面上以世俗為名，聲稱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但實際上新增的限制都針對穆斯林群體。」《九號法案》中最受爭議的規定為禁止校內設立祈禱室與提供專用飲食，引發魁北克學生廣泛討論。 《九號法案》第 10.1 條明文禁止在教育機構內進行宗教活動，如大學、大學預科，包含使用校園中的祈禱室。「祈禱室對我們至關重要，能讓我們在課堂間按時完成禮拜，而不必奔波到清真寺或在校園四處尋找安全、安靜的空間。」就讀康大的穆斯林學生瓦卡爾．阿巴斯．拜格（Waqar Abbas Baig）說道。A同學表示，取消校園中的祈禱空間，讓穆斯林學生無法在公共場域擁有安心祈禱的空間，迫使他們為完成每日必行的祈禱，來回往返家、清真寺與學校，造成穆斯林學生遲到或缺課。17.1條則規定，禁止在校園空間內提供單一宗教飲食。拜格認為，若學校取消清真食品，穆斯林學生的飲食將受限，「這將讓我們難以融入校園，認為自己不再屬於這個社群。」拜格進一步補充道。A 同學也表達類似的擔憂，他說：「康大一直以多元和包容著稱，但法案的實施會使穆斯林學生感受到宗教自由被剝奪，也與校園價值背離。」 就讀魁北克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喬伊絲．張（Joyce Zhang）則認為《九號法案》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源自社會對宗教群體的刻板印象，將伊斯蘭教、猶太教等與恐怖主義聯想在一起，張說：「當一個人的信仰或身分無從辨識時，宗教間的偏見也較難被觸發，可能降低潛在的宗教衝突。」但他也表示，政府此舉可能會削弱宗教群體原有的文化與社交功能。 據《環球新聞》（Global news）報導，魁北克省政府說明，國會將在未來幾個月詳細審議《九號法案》，政府預計在明年春天前通過該法案。拜格表示，政府應優先解決大多數人民的困境，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而非限制非西方宗教的活動。

【記者蔡孟安報導】印度尼西亞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韋洛爾理工學院（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T）（以下簡稱韋院）於11月25日深夜至26日清晨，在塞霍雷（Sehore）校區因供水水源污染，導致約200名學生罹患黃疸病，學生為此舉行和平示威。示威過程中，一名教職員對學生施暴，導致衝突情勢升溫，現場湧入千名學生，並發生學生縱火以及破壞校舍的行動。事件發生後，校方宣布停課至8日。 「我們集結住在宿舍的抗議者，並決定在11月25日晚上10點發動抗議。」參與抗議的韋院學生Abhi（化名）說道。他表示，黃疸病於學校蔓延後，上百名學生染病，更有三名學生不幸死亡，促使抗議者集結，透過呼喊口號表達訴求。韋院學生X（化名）則回憶示威演變成衝突的過程，「衝突過程中，教職員和警衛強迫我們安靜，甚至動手毆打了五、六名學生，徹底引爆大家的怒火。」他說道。Ｘ補充，現場參與者將毆打畫面錄影並分享至校內群組，在短時間內召集更多學生加入，最終，抗議演變為縱火與破壞校舍的激烈行動。 「學生因水資源污染問題多次向學校反應，這次示威本是希望校方在找到污染源前，先改成線上授課的訴求，然而教職員動手毆打學生引發暴力衝突。」韋院學生108ke（化名）針對衝突的起因說道。108ke進一步指出，此次示威之所以演變成暴動，源於學校長期忽視飲食與供水衛生。他身邊不乏因校內供水衛生問題而染病的案例，包含他的室友。此外，他認識的五位學生也同時發病，並有落髮的症狀。另一名韋院學生Shaan（化名）則表示，周遭的朋友也因水質問題感染皮膚疾病。「學校的基礎設施衛生條件很糟糕，直接影響到了我的消化健康。」Shaan說道。 Abhi補充，校方在此次衝突後，試圖阻擋校內爆發黃疸疫情的消息，甚至急於清除相關證據。Shaan期盼校方停止以開除學籍等手段威脅在社群媒體發聲的學生，並將學費投入學生真正關切的衛生安全問題。

【記者蔡孟安報導】印度尼西亞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以下簡稱印大）學生於18日上午，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議會大廈（Kompleks Parlemen Republik Indonesia）進行示威抗議。學生質疑當天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訂草案》（RUU KUHAP），將可能擴大偵查相關人員的權力，並降低逮補犯罪嫌疑人等行為門檻。 印大學生指出《刑事訴訟法修訂草案》中第五條第二項明定「經過偵查官命令下，調查官可對一般民眾採取類似偵查階段之強制處分」，及第九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偵查官可向檢察官申請將羈押期間由20天延長至40天」將可能擴大警方在社會治理上的裁量，以及在偵查時動用強制措施的權力。此外，草案將降低搜索與逮捕門檻，並延長羈押時間。參與抗議的印大學生迪亞洛．胡詹比魯（Diallo Hujanbiru）表示，學生早已對修法提出質疑並試圖與政府溝通，但仍無法阻止草案通過。「草案內容使學生擔心受刑事處分，進而降低表達批評、訴求的意願。」印大學生伊爾夏德・阿赫馬德・費爾道斯（Irsyad Achmad Firdau）說道。身為印大學生記者的迪瑪斯・阿齊齊（Dimas Azizi）則補充，法案審議過程並未邀請民眾參與，且僅進行兩天討論便通過，使學生只能在現場攔阻國會議員與官員的車輛，希望可以爭取他們對國會審議情況進行說明。 「我們擔心像是青年抗議者達艾爾佩德羅・馬爾海恩（Daelpedro Marhaen）於社群平台批評政策而遭警方逮捕的事件，在未來可能更加頻繁。」胡詹比魯說道。他表示，在草案通過後，此法可能成為政府限制公民監督的手段。依據草案內容，一般民眾被認定與刑事案件有關的標準將變得更低，即使沒有明確犯罪，也有可能涉及刑事程序。學生菲德利斯塔・希茲基亞・亞茲拉爾（Fidellista Hizkia Azareel）則認為，依據草案第五條第二項的內容，警方可在尚未展開完整調查前，就對民眾進行逮捕、限制行動甚至拘留，意味著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抗議場合中被波及。「代表身為學生的我們，未來在向政府提出批評與訴求以及上街抗議等，勢必要更加謹慎。」他分享道。 針對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建議，亞茲拉爾說道：「政府應舉辦聽證會與民眾一同做出決策。」他期盼，國會能撤回擴大警方權力的規定，並重新檢視警方在執法層面是否確實維護國家安全，並避免違反比例原則。亞齋大學（Syiah Kuala University, USK）學生穆克薩爾米那（Mukhsalmina）說：「印尼本來就是高羈押率的國家，減少逮補等限制並延長羈押，可能會增加偵查施暴與酷刑的發生機會。」政府若在執法上窒礙難行，應該優先提升警方能力以及偵查設備，而非透過修訂法案的形式解決執法困難。

【記者顏貝恩報導】根據奈及利亞媒體《前鋒報》（Vanguard）18日報導，奈及利亞大學術人員工會（Academic Staff Union of Universities, ASUU）（以下簡稱ASUU） 曾於10月向政府提出「為期一個月的最後通牒」（one-month ultimatum）（以下簡稱通牒），要求改善教師薪資、補齊各項扣款、以及提供充足經費以振興公立大學。然而通牒提出後，政府仍未在制度改革上採取具體行動，使協商進度持續停滯，引發社會強烈不滿。 自ASUU提出寬限期以來，政府在積欠教師薪資、基礎建設改善與研究資金分配等議題上，皆未提出明確方案。ASUU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NEC），於8至9日會議中表明，多名代表對政府遲遲未落實改革表達不滿，並討論是否全面展開罷工行動。就讀尼羅大學（Nile University of Nigeria）（以下簡稱尼大）學生阿達埃澤 （Ikeh-Asiegbu Adaeze）說：「政府沒有妥善履行職責，也未有效落實政策，而先前的罷工甚至拖延學校的課程規劃。」阿達埃澤認為，長期反覆的罷工使奈及利亞的教育體系難以穩定運作，而學生也因此成為最無從迴避的受害者。 尼大學生本尼（Benny）說：「長時間的學業停滯，不僅會打亂學生的生涯規劃，也提升延長住宿費與生活成本的經濟壓力。」若再度停課，阿達埃澤認為，校務將無法正常運作，學校行事曆勢必得調整，學生恐面臨延畢，使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再次陷入長期的不確定性。從大一開始就遇到長達八個月罷工的佐科阿赫邁杜貝羅大學（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應屆畢業生阿迪貢（Abdulrahman Soliudeen Adigun）說：「倘若罷工重啟，肯定會延長我在校的時間，原本落後的課業進度也將面臨更大的延宕。」他補充，雖然各校會依照學期進度做出必要調整，例如期末考或論文口試等環節，多會酌情處理，但罷工期間並不會安排補課，因為所有教職員皆須全面停止授課。 本尼建議，政府應建立一套固定且透明的協商機制，包括明確的協議時程、定期進度檢視，以及由第三方組成的監督制度，以確保承諾能確實落地。阿迪貢則認為：「ASUU必須理解，並非所有訴求政府都能滿足，應優先透過協商處理，而不是動輒訴諸罷工，讓學生成為最無力的受害者。」本尼補充，唯有資訊透明，學生才能重建對政府與 ASUU 的信任。

【記者黃暐喬報導】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 以下簡稱維大）學生聯合陣線、布萊克斯堡黑人聯盟於17日在校內學生活動中心、校園住宿中心和伯勒斯大樓發起抗議。學生指控，董事會在未與學生溝通的情況下，決議下一學年起將關閉主題學習型宿舍（Living–Learning Community），並認為此決策將削弱多元族群學生原有的支持系統與文化空間。 「840萬美元去哪了？」、「學校應該投資教育而非抱持偏見！」抗議學生舉牌喊口號，從學生活動中心一路走到伯勒斯大樓前聚集。抗議組織者、維大學生聯合陣線學生沙彥・喬德里（Shayan Choudhry）指出，校方以「審查合規的多元公平共融政策」為由，刪減經費840萬美元（約新台幣2.6億），影響包含解散主題學習型宿舍中的黑人主題烏吉瑪（Ujima）與LGBTQ+主題薰衣草之家（Lavender House）。沙彥強調，董事會未與學生溝通便強行推動變革，引發學生要求撤回校方對多元公平共融政策的調整。「我們要求透明、拒絕錯誤資訊，董事會應為缺乏學生意見便推動重大校園調整負起相應責任。」布萊克斯堡黑人聯盟共同創辦人、維大學生利奧內爾・齊・密爾提爾（Lyonel Zee Myrthil）說道。 「烏吉瑪是我作為一名黑人學生踏入維大的重要起點。」維大學生大衛・普羅布斯特（David Probst）說道。齊則說明，烏吉瑪是一個以社會與文化為核心的學習型宿舍，它補足了大學課程中缺失的教育內容，這裡規劃了具脈絡與學術性的課程，探索自身的黑人身份與文化。住在薰衣草之家的維大學生艾琳・麥克米利安（Erin McMillion）表示，對很多大一新生來說，那是他們第一次能在遠離家庭的地方自由展現自己的酷兒身份，「薰衣草之家不僅讓我能真實做自己，也讓我在一個普遍排斥酷兒的世界中找到成長與探索的空間。」艾琳說道。同樣住在烏吉瑪的蒂蔻（化名）則指出，許多學生並非在維吉尼亞長大，校外缺乏能讓學生自在表達與感到安全的空間，使得校內的多元文化支持空間成為他們重要的依靠，「我們很多人都需要仰賴這些空間，才能在校園裡找到真正的舒適感。」蒂蔻說道。 「烏吉瑪如果被取消，黑人學生在這裡建立的社群將被迫分散，不但更難舉辦活動，也更難討論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大衛說道。艾琳則分享，薰衣草之家的消失，變動可能讓酷兒學生失去原本表達的避風港；一旦新生在性別與性向的表達上受限，他們的大學生活將更受拘束，也減少自我探索的可能。沙彥說道：「不論學校的決策為何，我們不會退讓。我們會持續努力，爭取我們需要且應得的社群與安全空間。」

【記者黃千艾台北報導】空氣中彌漫著糕餅香氣，學生們在手作間交換故事，洋溢著融洽的氛圍。國立政治大學台德交流友會22日於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台北士林館舉辦鳳梨酥DIY活動，邀請台灣與德國學生一同製作台灣代表點心，並結合館內導覽與服飾體驗，期望深化跨國文化連結。 「鳳梨酥是台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點心，在傳統文化裡也具有重要象徵。」活動負責人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德文組學生汪吟樺說道。在台灣，早期的婚嫁習俗會準備鳳梨酥作為訂婚禮餅，因為鳳梨的閩南語發音近似「旺來」，有著子孫興旺、好運到來的寓意。汪吟樺表示，鳳梨酥不僅是日常小點，也承載著文化祝福，希望透過此次的交流活動，讓德國同學更理解其中的傳統意涵。談及台德學生互動的現況，汪吟樺說道：「學生在校園中實際接觸德國生的機會有限。」因此團隊特別採混合分組的方式，讓台德學生在共同製作糕點的過程中能夠自然展開對話。 本次活動由郭元益糕餅博物館的專業講師帶領學生從揉麵、包餡到壓模，親手完成專屬於自己的鳳梨酥。製作過程先將奶油切成小塊置於碗中，加入糖粉快速攪拌均勻後，再倒入蛋液與麵粉拌成麵團。學生在講師指導下不斷按壓、搓揉麵團，使其成形，接著壓扁、包入鳳梨餡後塑形，再送入烤箱烘烤。體驗期間，來自多國的參與者有機會與彼此對話，成為一個輕鬆而開放的交流場域。參與活動的逢甲大學德國交換生Yajaira（化名）說道：「我花了很多心力製作鳳梨酥，完成後很有成就感，也更理解台灣人在做點心時的用心。」政大日本語文學系學生鄭晏筠亦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嘗試製作鳳梨酥，在動手操作的同時能與外籍同學聊天，是認識和交流的好機會。 完成糕點製作後，導覽員接著帶領學生深入探索台灣傳統文化，介紹抓周、擲筊與求籤等民俗儀式，並說明其背後的文化意涵。來自早稻田大學的德國學生Isabel（化名）表示，過去對中華廟宇文化中擲筊的意義並不理解，然而透過講解，讓他得以更清楚其中所承載的文化脈絡與邏輯，「活動讓我更了解台灣社會的日常禮俗，例如嬰兒成長階段的抓周儀式，更加深了我對台灣生活文化的認識。」他說道。此外，館方也安排漢族古裝與多款原住民服飾體驗，讓學生實際感受不同族群的服飾特色。Isabel認為，台灣的傳統服飾非常特別，其繁複而多變的設計風格是他過去從未見過的，款式從長到短皆具特色，布料上更點綴花朵、紋路與動物等細緻圖案，呈現豐富的層次。 「目前友會舉辦的活動多由台灣學生主導，未來希望能由德國學生策劃活動，分享更多異國文化。」政大台德交流友會成員陳亭妤說道。Yajaira則表示，活動不僅讓他學到台灣糕餅、節慶與民俗等知識，也加深他對台灣日常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