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禮拜六晚上他爸爸一直打電話給我，說他（兒子）要辦理轉學的手續。」退休教師葉亞寧曾指導多個問題學生，他認為下班後處理學生事務已是常態，包辦學生照顧責任的教師，似乎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包袱。 學生團體「鉛筆藍圖」、教育工會及家長團體，2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為教師爭取「離線權」，意即教師下班後應擁有不必在線上即時回覆學生與家長訊息的權利，以維護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黃譯瑩解釋，現在社會需要討論教師離線權的主要原因是通訊軟體讓現代父母更容易透過訊息、電話傳遞他們的焦慮給教師。「現在每個學生都是家庭的寶，帶一個班等於帶了許多家庭，下班後還須繼續服務，家長的焦慮變成了教師的焦慮。」 有別於一般勞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東原認為教師被視為一種「志業」，需要有遠大的抱負。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逸飛解釋，「志業」的包袱讓加班或其他額外工作被視為教師「應該要做」的事情，形成一種道德壓力。在這種體系下，教師如果試圖改變現狀，反而會受到輿論的約束。 楊逸飛表示教師常被賦予「專業父母」的角色，學校教育幾乎要取代家庭教育的功能，許多的課後困擾來自家長對學生過於在意，因此會為了一些瑣事，頻繁聯繫教師，甚至期望立即得到答案。高雄某國小教師小花（化名）認為因為通訊的便利，家長覺得凡是只要問教師就能獲得解答，使學生對教師依賴度變高，導致教師需要應付更多的瑣碎事情。 台北市私立再興中學教師呂佳儒感同身受，他說：「有些家長什麼事都會打電話，忘記帶水瓶或藥品這樣的小事也會聯絡導師。」在網路與通訊軟體普及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時間及地點被延伸，下班後仍須隨時、隨地待命。這樣的狀況，也讓離線權成為教育現場愈來愈重要的討論議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張民杰認同離線權的必要性，「從教育本質思考，主張教師離線權對父母和學生也是好事，讓教師有充足時間休息，才能用心陪伴、教導和引導孩子。」小花認為離線權可以讓學生更獨立，承擔自己的學習責任，「這樣孩子會知道不能因為忘了帶東西就靠家長傳訊息問教師，必須在學校就把事情搞清楚。」 研究指出教師下班後越頻繁使用通訊軟體處理工作事務，工作壓力越大，且工作倦怠感越深。鉛筆藍圖總召傅瀚柏觀察到，「有教師害怕被究責而選擇回覆訊息，如果因忙碌漏看訊息，會被家長視為失職或不關心，結果家長就用1999或向教育局投訴。」傅瀚柏解釋立法可以提供一個保障，「透過法律訂定教師離線權的核心目的是讓教師有權力選擇是否回覆訊息，而不是絕對必須回覆。」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召集委員葛如鈞針對目前離線權的政策推行狀況，他苦笑道：「還沒有看到我們政府包括行政院、教育部有更明確的態度或方針。」他解釋離線權的具體實施會牽涉到細節，如是否加給、如何區分工作時間、不同學校類型的界定，都需要行政單位先有初步看法。 鉛筆藍圖提議，推動離線權立法會先有大的原則性規範，而具體的細節和實施方式則交由各個學校內部去制定符合其自身狀況的規定。傅瀚柏進一步說明，「國小、國中、高中的情況都不一樣，公私立學校的需求也不同，所以需要客製化。」 張民杰表示離線權的最終目標是讓親師生三方都能受益，但也指出透過立法主張離線權可行性低，因為「教師的上下班時間不像勞工那樣明確，有些教師沒課就離開了。」台北某私立中學人事主任林建中也以實際情況說明，「教師的工作時間不像公司上班族是機器必須持續運轉八小時，教師沒課時，可能在辦公室趴著休息，這在一般公司不會發生。」他解釋教師工作時間安排上的彈性或非連續性，與傳統嚴格界定的工時制不同，其界線很難拿捏。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小校長林啟誠也認為「離線」的界定對於教職來說仍有困難之處，「教師的工作對象畢竟是人，所以他跟勞工所謂純粹對事物或產品的生產線這方面的認定，會稍微有一點模糊空間。」 界線模糊外，蕭東原認為，教師工作性質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下班後會需要處理班級或學校的事務是難免的，「家長白天要上班，那我如果有什麼事，可能只有晚上才有時間聯絡教師。」針對此情形，蕭東原也建議家長需要有限度，他認為時間太晚，除非緊急情況，否則不需要打擾教師。 蕭東原認為緊急狀況的判定會因為教師與家長的立場不同，而很難界定，他說：「家長遇到緊急情況再聯絡合理，但當小孩忘帶聯絡簿，你不問（教師）作業內容，隔天沒交怎麼辦？」呂佳儒也認同未來離線權實施，可能會增加教師和家長之間的對立，「我要明確界定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很困難，有時候家長認為的大事對教師而言只是小事。」 呂佳儒認為處理家長打來的緊急事件是無法完全避免的，至於如何界定緊急情況，他分享自身準則，「我會將傷害到自己或傷害到別人的事情視為嚴重的，作為是否處理的取捨。」他解釋教師可以先思考事情最糟的結果，如果無法承受才回應，以免後續處置更勞心勞累，「既然選擇了教師這份職業，應有這種認知，即時處理反而能減輕負擔。」 楊逸飛提醒，離線權並非時間到就完全停止工作，而是要將時間用在真正需要的工作上，「特別是在對某些家庭功能確實需要協助的同學，教師一定是要付出那個時間的。」他表示如果未來在法規上設定太過僵化的時間界線，可能會讓真正有困難的學生擔心尋求協助。 林建中也認同離線權針對緊急情況應保有彈性，他建議家長，「如果事情真的很急，家長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教師，我相信教師看到來電也會覺得是急事而處理。」屏東縣某國中導師陳姊（化名）認為涉及學生人身安全等緊急狀況，在下班後，處理責任應該回歸家長，但他也提醒教師們，「許多緊急狀況是我們憑藉專業應該在平常就能觀察或處理，而非等到下班後變成嚴重事件才緊急聯繫。」 由於教師上下班時間及緊急事件的界定模糊，對於教師離線權落實的方式各方看法不同。黃譯瑩表示，若是要用法律約束教師離線，會讓原本彈性的親師溝通時間僵化，因此持反對態度。他說明，「立法最大的難點在於界定情境和查核狀態，教師如何證明真的離線或在工作。」他認為離線權的界線模糊，應交由教師自行決定其界線，不應該以法律進行管制。 林啟誠從校方觀點出發，他說：「我們也會希望導師不要因為有離線權這樣的主張，然後就變成切割得很清楚，因為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生。」林啟誠進一步解釋即使立法，學校仍會與教師建立默契，只要是緊急、必要、關乎學生安全、輔導或學習的事務，教師仍應依個案情況協助。 若要保障教師離線權，除了立法外，楊逸飛認為，內部機制的完善才是首要目標，學校應該設立其他管道，讓家長在緊急狀況時可以使用。張民杰提議，學校可以提供彈性回應窗口或AI客服，讓家長在緊急事件發生時能隨時聯絡。張民杰指出，善用好校安電話，可以由值班校安人員處理學生生命安全的部分，而不需要完全由導師處理。 為保障教師的休息權益，葛如鈞提出學校可以設立驗證教師是否有真正離線的系統。他舉例，台大的線上課程平台NTU　COOL提供私訊功能，因此教師可要求僅在此平台做聯繫，學校也較容易追蹤教師是否在下班後回覆學生訊息。林啟誠也表示，新竹市擁有提供教師上傳學生例行性上課資料的電子聯絡平台，鼓勵家長透過網站了解聯絡簿、考試、學生傷病、班級事務公告和孩子入班入校等資訊，不佔用導師下班後的時間，也可以達到親師之間的溝通平衡。 小花認為學校應該降低班級人數，因為一個教師帶二十幾個學生太多，班級人數少，教師才可以給予更多關注。陳姊最希望的是減少導師的授課節數，讓導師在白天有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或輔導學生，減少下班後聯繫的必要。對辛勤工作的導師，小花認為可以以提升導師費作補償，「導師費十幾二十年來都是新台幣 3000 元，和科任教師相比，導師工作多很多，卻只多賺 3000 元很不合理。」 除了制度上的改進，教師自身也能透過主動規劃與設定界線來保障自己的休息權益。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退休教師古教師（化名）表示，在他任教時，多半會在親師座談會時，就告知家長自己的管教準則，並與家長達成共識。陳姊也分享他與家長溝通的現行做法，「在一開學和家長溝通好交流方式，我不會給家長私人聯繫方式，而是以聯絡簿作為溝通管道，這樣未來有甚麼事情，也可以留下證據。」他也表示，若家長真的需要和導師電話聯繫，可以透過上班時間撥打辦公室電話。 林建中則認為教師自己需要建立強大的抗壓性，他呼籲教師應學會看淡很多事情，不要把所有工作都看得極端重要或認為自己不可取代。他相信，如果教師能自己判斷和拿捏事件的重要性，無形中就能建立自己的「離線權」，即使沒有法律規範，也能維持良好的下班生活品質。 林建中表示剛開始當教師時，很有成就感，覺得像牧羊人一樣引導學生。葉亞寧分享道：「我相信有很多教師剛進入到教學現場，抱持著熱忱，僅管被半夜打電話騷擾，仍秉持著教學本意，不厭其煩的回覆，但事後才發現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熱情被澆熄。」談及過去擔任新北割頸案加害者班導時，他為處理家長與學生的問題，來回溝通數次，這種無形的工時，往往不被納入正式的工作範疇，卻實實在在地消耗著教師們的精神和時間。 教師額外的付出和溝通，模糊工作與私人生活的界線，推動「離線權」背後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教師們在非工作時間，能夠真正地休息和恢復精力。離線權不論是否進入法律層面，現今仍需社會、教師及家長更多的對話，互相體諒，營造友善的教學環境。

【記者陳樂怡、周依恩、鄭孟佳、吳恒儀綜合報導】「他會有點類似自殘 ，會咬自己的（手）、打自己的頭， 所以我們為了讓他不要咬，就會去買那種塑膠的棒子。」提起自閉症兒子面對聲音刺激時的激烈反應，林士雄無奈說道。 他苦笑著形容，兒子的情緒如同未馴化的孫悟空，幾乎每天都在爆發，「哪一天沒有爆，那應該是燒好香了。」 林士雄回想起兒子出生那年，是他人生的巔峰， 重考7年後終於考上建築師執照、結婚生子，一切都看似很順利。然而，兒子2歲9個月時，被診斷出自閉症，讓他與太太的人生出現了轉折。 林士雄為了照顧兒子，放棄了原本穩定的建築師工作，轉而投入保險業，只為擁有更彈性的時間來照顧孩子。他與太太也積極尋求各種療法，不僅定期看醫生、做復健，就連求神問卜、民間偏方都不放過，甚至花好幾萬台幣去作法，想要把兒子靈魂「叫」回來，「就我看來大家（這些方法）都沒用，（最後）就是覺得是接受，接受最重要。」他說。 看一場電影，發發呆，或許是最平凡不過的日常。然而，對於自閉症者的家人來說，卻可能是種奢侈。 「基本上就很像你在顧一個2歲小孩的概念，他無時無刻都要在你的視線裡。」翁禹平說道。他有一個患有中度自閉症的弟弟，每天從弟弟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必須要有人全程陪伴，不僅吃飯、玩耍需要關注，就連刷牙、洗臉等基本生活動作也需要協助。 談及外界的異樣眼光，翁禹平坦言他早已習以為常。他說道，弟弟撞到別人不會主動道歉，且因著弟弟的情緒行為障礙，出門在外弟弟若是不順心還會大發脾氣。「有些家長會跑來跟我媽說：『你怎麼這樣教小孩啊？』。」翁禹平說道。 自閉症一般會伴隨其他併發症，如情緒障礙、語言障礙等，因此需要長期的觀察與照顧。「我們真的有（患有自閉症的）服務對象，他有自傷的行為，可能會去撞牆或是攻擊別人、去抓人。」在成人心智障礙照護機構任職的Lucia（化名）說。 長期承受極端壓力的照護者，需要喘息的時間與空間。「我們不是照顧一天兩天啊，是一輩子。」自閉症照護者陳怡如感嘆。「喘息服務」，是一種讓照顧者可以獲得片刻休息的措施。一天八小時的日間照護或是照護機構舉辦的一日夏令營，可以讓家庭和小孩暫時分開，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將瀕臨崩潰的家庭從懸崖邊拉回。「很少人會跟你說，照顧者其實也需要協助，需要喘息。」陳怡如說。 自閉症者的表現特徵各不相同。自閉症常見的特徵為情緒反應較單一，或偏執於特定的表達方式，因此無法正常進行社會互動和溝通。然而，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患者，在受刺激時可能產生自傷、攻擊他人等行為，因此需要更密切的照護，不適於一般社區式服務。然而全天式機構卻往往因額滿拒收，家屬只好將患者留在家中自行照顧。 令照護者提心吊膽的是，熟悉且舒適的生活規律或環境如果有一絲一毫改變，都足以令自閉症者陷入崩潰。每一位患者對於感官刺激的敏感程度不同，也會有不同的固著行為。患者習慣的規律被改動，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細節，如擺放鉛筆的角度，都可能令他們大腦超載、抗拒。有時自閉症者執著於完成某件事，不安與焦慮不斷地累積下，他們只能透過嚎叫與肢體動作來宣洩壓力與情緒。「（固著行為）沒有一個轉圜的狀態，會讓家人都不知道怎麼幫他。」心理諮商師林佳蓉解釋道，「這也是家人有時候會耗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針對自閉症者不同程度的生活自理能力，照顧者可選擇的喘息管道也不一樣。輕度自閉症者適合進入社區日間作業設施（以下簡稱小作所），接受社交訓練與職業培訓，支持未來就業。中度自閉症者可選擇身障社區長照機構（以下簡稱日間照顧），進行結構化學習與生活輔導。然而，重度自閉症者急需高密度的支持服務，因此需要進入專門的照護機構，接受24小時專業照護與醫療支持。其中，患有嚴重情緒行為障礙的自閉症者，會因為無法調節自己的情緒而自傷或是使用暴力攻擊家人。「如果你力氣比他小就壓不過他，搞不好還會被他咬。」林士雄說。他們的家庭往往承受更大的壓力，喘息服務成為這些家庭的迫切需求。 隨著自閉症者的人數逐年增加，照護需求隨之上升，但機構能提供的照護量能終究有限。Lucia分享，有些個案在機構一待就是二、三十年，隨著個案老化，可能合併其他疾病與失智症狀，機構就需要更多人力來支持個案需求。自閉症合併情緒行為障礙的個案身為最需要被專業照護支持的群體，此時此刻卻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回家，再度將照護者與自閉症者拉入互相消磨精神的深淵。 翁禹平每天要和家人輪班陪著弟弟，出門時要全家一起行動、看電視時也陪在旁邊為弟弟解釋劇情。對於沒有同儕的弟弟而言，家人就是他的全世界。一周四次，每次八小時的日間照顧，成了翁禹平和家人的喘息時間。日間照護機構除了讓家人有完整放鬆自主的時間，也透過課程活動、手作體驗等，讓弟弟有接觸家人以外人群的機會。 但並非每個家庭都如此幸運，有嚴重情緒障礙的個案往往容易被機構拒絕，或是進到機構後又被「退貨」。「因為服務量能是固定的。」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總幹事蔡嘉華指出，有情緒行為的個案需要高密度的人力陪伴，機構必然需要篩選個案，「要不然就是要大家一起爆炸。」 為實踐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下稱「CRPD」）的平權精神，政府自2014年推行「去機構化」政策，鼓勵機構發展社區式服務。蔡嘉華形容，機構式服務就像是把身心障礙者關在培養皿裡，外界看不到自閉症者、自閉症者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去機構化」的社區式服務，旨在協助使用者學習運用社區的資源，知道附近公車怎麼搭、餓的時候知道去哪裡買飯，期望透過社區參與逐漸打破藩籬，增進障礙者與社區互動的可能。 儘管政策立意良善，卻變相加重了一線服務人員的困境。Lucia指出，有別於機構式管理，社區式服務需要的人力比更高。與此同時，既有的機構服務項目也持續運作，卻因不受政策重視，失去政府補助，機構只好想盡辦法自籌經費，資源與人力更形吃緊。 蔡嘉華說明，CRPD的理想，是社區的服務足夠之後，能逐漸取代機構。然而他也指出，機構是否需要被取代，目前還備受討論。社區式服務為融入社區，據點規模較機構小，「有情緒的個案勢必要夠大的場域，擺明就是進不去社區，但他們要進機構，進得去嗎？」蔡嘉華說道。Lucia分享，重度障礙及多重障礙、或提早老化合併阿茲海默的個案，往往需要隨時有人在一旁看著，提供即時的照護或協助，這是社區式服務暫時無法取代機構的原因。 「真正的去機構化，是我們重視他們的人權跟尊嚴。」Lucia說道。CRPD的精神很理想，然而機構即便將平權精神融入機構服務中，帶著服務使用者走入社區，但若不是設置小作所等有形的社區據點，就無法受到政策支持。Lucia感嘆，每年自閉症家庭照護的需求增加，機構轉型，在專業人力不足、政府資源少的現況下，機構處處面對照護與營運的兩難。 然而，也有家長選擇跳脫現有的機構體制，與其他身心障礙者家庭共同創辦屬於自己的「家園」。社團法人臺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理事長孫中光，聚集7位自閉症者與15位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兒女，在台東建立「共伴家園」。 共伴家園的成員透過手作工坊，販售台東著名的池上米維繫經濟收入，加上募款和政府補助，讓家園得以營運，同時學會自力更生的技能。「我們可以陪他們走一輩子嗎？不可能啊。」孫中光說道。多年前罹患肺腺癌的他，正因為明白家長總有一天會老去、離開，所以他毅然決然地創立共伴家園。孫中光認為，部分機構作為管理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等。然而共伴家園裡的「家人」們一起生活、食宿、在協會的手作工坊工作，沒有誰應該被誰管理，彼此享有平等和尊重，落實CRPD中平權的理念。 「很多家長來我這邊取經，我也是把我的Know-How（技術訣竅）全部告訴他們怎麼做。」孫中光說。然而至今孫中光在台東打造的家園，仍是台灣唯一一個據點，再無其他。維繫家園運作處處都需要經費支持，更需要強大的決心，到處籌措資金的孫中光不禁戲稱自己「把公益當作生意做」。 龐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對共伴家園，還是機構而言，都是沉重的負擔。機構光是開發「服務社區化」所需的照護場域，就吃上不少閉門羹。社區式據點必須有良好的生活機能，以及方便的交通條件，身心障礙者才能有效地接觸社區資源。「偏偏那些地方，它的地價、它的房租估計是高的。」Lucia無奈地補充，政府的補助往往不足以支應開發社區式據點的新成本。「我們光是在找這個地點，人家都會覺得我們是在乞討。」Lucia說。同時，地方居民對身心障礙者並不熟悉，甚至指責機構設立據點會讓當地房價下跌。 CRPD「去機構化」政策中，「機構」的定義究竟為何，至今連第一線從業者都回答不出。有的單位雖有機構之名，但努力將社區式的服務引入，讓服務使用者被社區接納，有尊嚴地生活，卻因著「機構」的身分，成為政府忽略的對象。身心障礙照顧者急迫的喘息需求，如今更難被接住。 「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間的悲劇。但對我們這種父母來講，是最好的結局。」林士雄說著讓人椎心刺骨的台詞，臉上卻帶著淡淡的微笑。類似的說詞，在自閉症者父母對話之間屢見不鮮。 林士雄點開手機，分享螢幕上每天與兒子爬山的合照，與這些年來二人一同早起運動的紀錄。「1640次差不多。」林士雄仔細計算與兒子一起運動的次數，未來還有多少個1640次要計算，他並不曉得。一般孩童在成年、獨立之後，可以脫離父母展翅飛翔，但照顧自閉症的孩子，是林士雄，也是照顧者們一輩子的工作。「真的好累的時候，會突然有一種想法：如果能脫離現在環境，不管是小孩走丟，或是突然有一張機票把你送到關島（都好）。」蔡嘉華道出照顧者們在長期壓力下，偶爾不切實際的心情寫照。照顧之路沒有盡頭，照顧者對自閉症孩子的愛和包容，也需要社會資源的支持，才能走得長久。

【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在狹小的動物醫院中，醫事人員忙碌地穿梭於診間與病房，步伐從未停歇。根據農業部「全國家犬、家貓飼養數量電訪調查」，全台犬貓寵物數量從2009年的155萬隻成長至2023年的279萬隻，增長了約142%。然而，獸醫人力的增幅卻未及寵物數量的快速增長，台灣的執業寵物獸醫師數量在這15年間僅增長了10%，目前只有3,993名。 當飼主對動物醫療的需求持續攀升，獸醫師身肩行政業務與醫療工作雙重壓力，診療品質與量能難免受到影響。「（獸醫）不可能又去做檢驗，又去打針，又去照護，應該要有分工的狀況。」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理事長譚大倫說道。因此，一群「動物醫事助理（下稱獸醫助理）」的工作者走入動物醫療體系，他們就像動物界的護理師，成為獸醫師的重要支援。 「對我們來說，獸醫助理就是一個什麼都要做的雜工。」具有14年從業經驗的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獸醫助理工作繁雜的現況，他們是獸醫院中的行政人員，負責櫃台接待、預約掛號、文書處理、環境清潔；同時扮演獸醫師的得力助手，照護動物、協助門診、手術備台、調配藥品等。譚大倫強調獸醫助理對獸醫師的重要性時說：「獸醫師真的很需要獸醫助理協助部分的醫療行為，絕對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掛號、坐櫃台、打掃。」 「第一個需要櫃台，第二是醫生看診的時候，需要助理保定（穩定動物）動物，看診完需要配藥，還要跟飼主講解處方，同時醫生已經開始進行下一個門診，所以勢必要兩個助理比較理想。」有四年工作經驗的獸醫助理彭怡雯娓娓道來獸醫師與助理緊湊的日常分工，一位獸醫師最少需要兩位助理，才能確保每一個案都能獲得充分的照顧，並維持診所的運作效率。 動物醫院對助理的需求極高，但這份工作卻很難讓人長期留任。「我們開業兩年多，已經換了六批助理。不外乎是身體累，精神也很折磨，但薪水最多也才40K。」在動物醫院工作近兩年的助理榛果（化名）說道。他指出，長工時、低薪資已是常態，「我一天上班十小時、週休三日，但常常加班，一天工時可能拉長到11到12小時。」 除了勞動條件嚴苛，獸醫助理還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法。「醫生下醫囑後，要我們去做（醫療行為），比如說醫生叫你去配藥。我們沒有侵入性治療，頂多打皮下。」這是獸醫助理陳浩恩在獸醫師指示下執行醫囑的日常。然而，根據《獸醫師法》第30條，未取得獸醫師資格者，若執行施藥、量測、注射、包紮、抽血等醫療行為，將面臨新臺幣10萬至50萬元的罰鍰。許多助理只是按照獸醫師的指示行事，卻未必意識到這些行為已經逾越法律界線。當獸醫師無法獨立完成所有醫療工作，助理卻又在法規與現實之間進退兩難，動物醫療品質該由誰來承擔？ 在台灣，獸醫助理這個角色並非近年才出現。2009年以前，政府曾開放技職相關科系學生考取「獸醫佐」執照，並將其定位為「獸醫護理師」，不過後續因為相關制度導致獸醫佐和獸醫師的權責難以區分而廢除。但實際上，許多動物醫院為了降低獸醫師的工作負擔，仍聘用獸醫助理協助醫療業務。 由於過去《獸醫師法》未訂定助理的從業資格，應聘者不需具備相關學經歷就可應徵，院方則透過試用期評估其適應能力與學習意願。一線獸醫師觀察，許多人抱持喜愛小動物的熱情投遞履歷，但其實院內大多是受傷、虛弱、甚至瀕死的動物。對此陳浩恩說：「有時被咬過可能就會怕，或是怕開刀，甚至到安樂死的部分可能會沒辦法接受，還要邊工作邊學，其實對抗壓性較低的人會有影響。」未經正規培訓的助理若缺乏對工作的認知，高壓環境容易導致留任率低。 過去《獸醫師法》規定動物醫院中一切醫療行為只能由具有執照的獸醫師執行，但醫院仍讓獸醫助理協助動物的基本照護，其中包含餵藥、包紮傷口等簡單醫療處置。不過在2015年，高雄卻有獸醫助理因協助虛弱犬隻進食，被飼主提告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而面臨訴訟。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動物防疫組科長許家寧說明，「過去獸醫助理沒有法律賦予他一個身份，所以近年才修正《獸醫師法》，把獸醫助理納到獸醫師法裡面，協助獸醫師執行相關業務時有法律的依據。」 農業部防疫檢驗署（下稱防檢署）於2023年制定《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及認證機構認可辦法》，除了正式確立獸醫助理的法律地位，也委託全聯會擔任認證機構，建立「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平台」。獸醫助理需先參加全聯會認證的訓練課程，通過檢定取得證照。防檢署希望透過證照制度，讓獸醫助理能夠在合法的範圍內執行工作，同時提升動物醫療品質。 雖然已經明確訂定獸醫助理的業務內容及相關罰則，但是目前防檢署尚未開始稽查坊間的獸醫助理有無考取證照。許家寧解釋，防檢署目前仍以宣導為主，若是發生醫療糾紛，主管機關收到檢舉時才會進行查核。至於未來是否有具體的稽查時程，許家寧說：「今年下半年的重點規劃之一，就是會請縣市的主管機關要開始出來進行查核。 」 對多數獸醫助理而言，考照前所要耗費的成本遠不及持證後的效益，所以多數人目前對於是否考證仍處於觀望狀態。一間動物醫院的管理者X先生（化名）說：「這個（認證課程的）學費其實可能就佔了獸醫助理薪水的80%左右，那他到底願不願意花錢去上課？這也是一個問題。」目前獸醫助理的平均月薪為台幣三至四萬元，但訓練課程的參加費用也是台幣三至六萬元。一名獸醫助理小馥（化名）提出了他對考照費用的看法時說：「我覺得多花一點時間去學新的東西是好的，但價格就是稍微貴了一點。」榛果也表示，「（醫院）願意出錢讓我們進修，但上完課程要綁約二至三年，也不會漲薪很多 ，對我來說太不划算就不想考。」 另外，考照所需的時間成本也是獸醫助理們卻步的原因之一。完成訓練課程需耗時近半年，且大多需要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進行，更不用說他們平常的工時已長達10至12小時，陳浩恩坦言：「我覺得上班已經夠忙了，我們請假，醫生都會講話（抱怨），所以基本上連休假去上課其實都很難。」 除了時間和金錢成本，課程內容與工作現場所學高度重疊，也使獸醫助理考證意願降低。過往獸醫助理的醫療知識主要由獸醫師傳承，如今訓練課程對於助理們在實務上能起到多少幫助也令他們質疑，陳浩恩說：「醫生教的就差不多夠了，而且我覺得考證有點浪費時間。」X先生指出，院方也認為，比起用證照來衡量助理能力，技術與資歷才是支薪多寡的依據。他補充，任何加薪對醫院的經營都是額外的壓力，「人的醫院不太會倒，因為它是財團、社團法人或公立的，可是動物醫院不一樣。」因此在徵才網上可以發現，許多動物醫院發佈的獸醫助理徵才公告，並無規定應聘者需持有證照。 此外，部分獸醫助理也質疑檢定考題和實務所需脫軌且缺乏實用性。彭怡雯舉例：「像有一題考題問哪種烏龜最難保定，其中一個選項是忍者龜，大家都以為是送分題，沒想到忍者龜真的是一種烏龜，但它寫別名誰會知道？」由於目前考題不符臨床所需知識，助理為增加考試通過率，會購買全聯會在官網販售的模擬題，但其正確性也引發爭議。獸醫助理劉思萍指出，全聯會的模擬題有誤，檢附佐證資料回報給全聯會，他們也拒絕更正，「（他們）跟我們說你要就買就做，要不然就不要買、不要做。」不僅如此，記者向譚大倫核實，這些考題由全聯會的出題小組負責，但設計過程不透明公開，沒有公告委員名冊、製題來源、審題機制。彭怡雯補充，考題正確性爭議可能降低助理投入認證的意願，他期望未來能在更合理、完整的認證規劃下應考。 針對現行制度，許家寧表示，新制度尚處推行初期，考照人數較少、認證機制持續調整等狀況皆屬正常情形。對於獸醫助理關心的課程費用問題，他認為應交由市場機制調節，隨著開課單位數量增加，價格自然會下降。譚大倫也回應道：「全聯會不會去介入各個單位收費的標準。」他直言，學員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接受度，選擇適合的開課單位。 目前，獸醫助理的認證主要由民間機構推動，相較之下，護理師或藥師等醫療相關職業皆設有國家考試，由國家統一確保從業人員的專業性，也能提升大眾對職業的信任。許家寧認為，「如果未來有需求，政府也樂見推動獸醫助理資格的國家考試，就像畜牧業有畜牧技師的資格考試一樣，獸醫助理也能設立相應的國家考試與證照，來認證其專業能力。」 「我們曾與考試院接洽，希望推動國家考試。」譚大倫說明，但由於獸醫助理未進入學校體系，缺乏畢業人數、報考人數和訓練學校間數等具體數據，因此考試院無法支持設立國家考試。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寵物業經營管理學系主任王宥婷也提出建議，現行規範雖能讓獸醫助理的角色制度化，但要進一步提升發展性，應考慮開設專門的動物護理相關科系。 在制度逐步滾動調整下，獸醫助理的勞動權益問題仍未獲得足夠重視。全國總工會秘書長温宗諭說：「如果獸醫助理連一個工會都沒有的話，內部的勞動權利受損，或者工作環境不佳等都很難被重視。」他認為，獸醫助理目前尚未組織工會，勞方缺乏話語權與集體議價能力，行業的發展完全由市場決定，可能使助理的職涯充滿不確定性。 「希望未來醫院會有加薪的行為，畢竟認證後我們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提供給醫院和醫生更多實質上的幫助。」彭怡雯道出第一線人員的心聲。相較於護理師等其他醫療相關職業，在取得證照後通常享有明確的薪資增幅或職涯發展保障，但在獸醫助理的職場環境中，取得證照並不一定能帶來相應回報。已取得證照的助理小馥說：「我的薪水在考證前後沒有變動，差不多就是台幣三萬四到三萬六之間。」在證照價值尚未獲得市場認可前，助理們會因考證成本不及效益而卻步。「如果能有較多（獸醫輔助）人力，就可以輔助獸醫師（滿足）動物醫療的需求。」許家寧強調，若未來能有更多獸醫助理投入考證，有助於形成更健全的動物醫療體系。

【記者張傳儀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0日成立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客語中心），客語中心教學組長廖芳瀅表示，此次和客家委員會合作，期望在臺師大的師資培育體系下，加強客語師資培育系統，也促進大眾接觸客語。 臺師大自113學年度起，為了配合國家語言政策發展，設立客語中心，並開設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以下簡稱客語學程）。廖芳瀅表示，客語中心的目標除了培育客語師資外，也希望加強學生的客語能力，並讓大眾更加認識客家文化。「學程的學生並不一定未來要當老師，但是至少他們會客語了，然後也知道客家文化，如果進而對於教職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培育他們的第二專長。」他說道。 目前取得客語教師資格的管道多元，除了師資培育生直接考取客語科教師資格證外，也可以透過考試成為客語支援教師，再修習相關課程並參加考試。廖芳瀅說明，臺師大預計以第二專長加科的方式培育學生，「你本身就是正式有拿到中等教師證的老師了，那你可以去加入第二專長班，你就可以修習客語，用加科專長的方式（取得教師證）。」對於學生來說，加註第二專長也可以在未來參與教師甄試時，達到加分的效果。 對於此次和臺師大合作設立客語中心，客家委員會語言發展處長孫于卿表示，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從117學年度開始，一般地區國中24班以上、高中22班以上至少要有一位客語正職教師。他指出，臺師大作為重要的師資培育大學，從學齡前至高中教育都有完善規劃，因此希望透過培育客語專業學生，補足目前客語師資不足的狀況。 臺師大地理學系學生李語宸認為，以學程的方式開課，給予不同系所學生彈性的修課選擇，也讓學生可以更有系統地學習客家文化，不再只是仰賴自身經驗汲取。臺師大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學生吳克文則指出，目前客語學程的師資和推廣不夠完善，僅有五位教師，且一位教師負責開設多門課程，「其實也不是說真的不會教還是怎麼樣，只是就是一個人的專長，還是有一定的天花板。」此外，他認為客語學程缺乏宣傳，導致修習人數少。他建議，應補足不同課程的師資，也希望客語中心可以帶動更多學生進入教職領域。 對於客家文化發展，臺北客家書院講師張淑玲樂見臺師大設立客語中心，但他認為，臺師大應嚴格篩選修課學生、加強學生客語學習的資源，並更嚴謹規畫師資培育課程，讓培育出來的學生能夠真正進入客語教職。「（希望透過課程）讓更多的學生能夠肯定他來選擇這個課程是值得的，他很可能因為這樣子以後在客語教學上，能夠真的是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張淑玲說。談及目前的困境，孫于卿認為客家文化正面臨族群認同感不足的問題，由於語言是傳承文化重要的載體，他期望以臺師大作為開端，未來讓更多大學加入客語師資培訓的行列，或開設客語相關課程，持續傳承客家文化。

【記者姚孟汝台北報導】「我以陶瓷作品表達自己在意的情感，也藉由創作將過去未完結的事整理清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碩士生李家儀舉辦個展《曬著月亮種花》，展出以不同手法窯製的陶瓷作品與器具，傳達人生不同的故事與理念，即日起在臺藝大北側藝術聚落展場展出。 談及個展名稱由來，李家儀說：「我大多在晚上甚至半夜、清晨的時候創作，所以這些作品都是在月光照耀下製作出來的。」他認為陶瓷與花朵都源於土壤，在捏塑、窯製到等待成品出爐的過程中，彷彿在細心照顧花朵。在作品《花神絮語》中，李家儀將瓷器擺放成神明壇的形式，展現他對寺廟的喜愛。「但我沒有很強烈的宗教信仰，便摒棄神明這個角色，改放被賦予美好和祝福意象的花卉。」李家儀補充道。 展覽二樓的空間被李家儀打造成一個病房場景，展出一系列與醫院相關的陶瓷創作，以第三人稱視角記錄生命衰敗的過程。提及創作動機，李家儀說：「前幾年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家人離開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臨到這麼接近自己的死亡 。」他認為死亡的殘酷在於，輝煌的過去和美好記憶會隨著肉體消亡而消散。為此，他在作品〈夢幻泡影〉中，選用易碎的陶瓷，製成大小、色彩不一的圓球散落於病床上，嘗試把生命美好但易逝的片段以泡泡的形式記錄下來。 此系列最後一件作品，描述人在生命最後一刻，逐漸步入死亡的過程。〈美好的結束與開始〉為一扇木製窗戶，窗外是李家儀繪製的風景，靜置於病床旁的牆壁上。「我覺得很遺憾沒有辦法見到家人最後一面。」李家儀說道，他因此希望所有已故之人，能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與自己最在意的人見面，或者至少轉頭凝望窗外時，能看見這世上最美好的風景。李家儀以燒製完成的瓷板為底，使用釉上彩繪製窗外景色，畫面中盛開的彼岸花象徵離去之人的道路上花朵綻放，也是李家儀對故人的祝福。觀眾楊貴棻說：「象徵死亡的彼岸花在唯美色調的畫面裡讓我感覺生命走到盡頭不是一件負面悲傷的事情，也讓人期待下一次的開始。」 「我的老師曾經跟我說過，唯有真實傳達自己的想法 ，作品才會有感動別人的力量。」李家儀說道。陶瓷是李家儀對生活感念的抒發，也是他真實面對觀眾，傳達人生不同感觸的媒介。參展民眾李定遠分享觀展心得時說道：「這是我第一次來看李家儀的個展，覺得藝術家能夠在大眾面前，赤裸裸地表達他最深層情緒的能力，是很難能可貴的。」觀眾楊舜智則說：「除了讚嘆藝術家精巧細緻的工藝以外，創作時的耐心與耗費的時間、精力更是讓我折服。」

【記者李昱靜、范瑞勻、張恩爾採訪報導】為符合《兒童權利公約》規定及國際主流意見，行政院會於11月28日通過《民法》第1085條修正草案。將原先父母可以在必要範圍內懲戒子女的規定修改為，父母在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時，應考量子女的年齡及發展程度，並尊重其人格，不得對子女實施任何身心暴力的行為。此舉引發家長團體憂心，認為政府剝奪適度管教的權利。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專員陳映竹表示：「現在這個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包含從WHO，他們其實有指出，體罰孩子的受暴經驗對他身心發展是有長遠的負面的影響。那國際上有很多實證研究，是看到說體罰或言語暴力，其實是會影響孩子的腦神經的發展。」 近年，臺灣家暴通報案件逐年上升。2021年，家暴通報案件為兒少保護類型的有2萬4481件、2022年2萬5193件、2023年2萬7133件。為了避免少數家長將合理懲戒誤用為暴力行為的藉口，政府期望透過修法，推動家長以正向教育取代不當的懲戒方式。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研發組副主任呂佳育說：「他（法條）在強調的只是說我們不應該用傷害孩子身體，或讓孩子感到痛苦的方式來懲罰他。那引導或者是教導 ，或者是給予孩子適當的支持跟協助，還一樣是身為父母的權利跟責任，那法規也沒有阻止這個部分。」 此次修正，將父母在適當範圍內懲戒子女的權力刪除。造成部分家長擔憂未來在管教的過程中，小孩若在缺乏適當教導之下作出危及生命安全或違法的行為，父母將承擔全部的法律責任。對此，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瀚陽說明：「（懲戒權）必要範圍內你要去阻卻他去違法，避免他做壞事。那現在這個拿掉了變相的會告訴家長說這些東西你都不能做，本來我就不知道怎麼教了，那你現在告訴我什麼都不能教。」家長陳郁珺也說：「都是用語言上跟他說，不可以這樣，可是到後面他就是故意。那如果說久而久之啊都不能打，或者說不能管教他的話，那以後他會覺得說我做壞事，我也沒事啊。」 此次修法意見兩極化，但普遍認為現行的配套措施不足，如：親職教育缺乏資源、法規的定義不準確等，民眾期望政府能積極推廣親職教育，並清楚定義不當管教的範圍，建立完善配套措施後再修法會更為妥當。王瀚陽表示，政府要給予適當的、彈性的親職教育假，讓父母有正向教養的引導手冊，也要有相關的諮詢以便家長諮詢溝通。新北市私立純德幼兒園老師潘瑀瑄說：「我希望政府可以撥經費給學校，讓學校來辦理，家長透過家長日，他一邊來瞭解學校一邊又可以聽親職講座。」 此次《民法》修正草案雖然以保護兒少權益為初衷，但因法律定義不明確、缺乏與家長溝通，造成家長陷入管教與觸法的兩難困境，如何在保障兒少權益與支持家庭教育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此次修法後續推動的重要課題。

【記者張博媛台北報導】11月30日，國立政治大學搭蘆灣Talu’an社（以下簡稱搭蘆灣社）攜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舉辦原住民校友回娘家暨搭蘆灣社三十週年社慶，邀請已畢業和在學的社員於政大四維堂吃「婚宴流水席」，紀念社團成立以來走過的30個年頭，並聯繫不同世代社員間的情誼。 活動以婚宴的流水席作為主題，總召曾漢宇Yawi說道：「流水席在部落很常見，希望用流水席傳遞部落的生活感，給大家溫馨的感覺。」也藉30週年社慶聯絡跨世代社員的情感，並回顧社團成立以來，承載不同原民青年在校園生活中的故事。曾漢宇Yawi也表示，今年特色還有社友2CHANGE的饒舌表演，2CHANGE將原住民議題融入創作，譜出原民青年的境遇以及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希望藉此引起原民族群的文化認同，以及對原民議題的認識。 搭蘆灣社在流水席間準備了由花蓮聯合豐年祭公演曲所改編的歌舞表演，社員們身穿族服，展現不同部落的文化交融與活力，社慶活動組長cemelesay lja paculilj說道：「搭蘆灣社很少有歌舞演出，也可以藉由這次表演，讓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社員關係更密切。」活動尾聲，不同世代的社員們圍著圈唱社歌，並在畢業校友malang dapic的帶領下，跳著樂舞（註）繞四維堂歌舞。malang dapic回憶道：「以前社團沒有人教導社員如何跳樂舞，我在大三當社長那年將樂舞帶進搭蘆灣社，進行了社團首次樂舞展演。」他也藉由本次社慶，將在過去所學的樂舞傳承給學弟妹。 註：樂舞為原住民族傳統收穫祭、團結祭等年祭時所跳的舞蹈。 社慶活動以聯繫不同世代社員情感出發，cemelesay lja paculilj解釋道：「邀請哥哥、姊姊們回來是一種承先啟後，這個社團是他們成立、延續，再交到我們手上，不能忘記前人的付出。」因此邀請學長姐回到母校，見證搭蘆灣社的里程。malang dapic補充說明，部落十分重視年齡階級制度，遇到比自己年長的都會稱哥哥、姊姊，表示對他們的尊敬，也更有親切感。而對於本次創新的社慶形式，malang dapic說道：「學弟妹把部落常見的節慶慶祝型式帶來，大家能夠在四維堂一起吃飯、甚至喝酒，不會被外界拘束，我覺得很棒。」 搭蘆灣社成立之初是為了給予原住民族學生在校園的歸屬感，「然而近年除了原民學生，也有非原民、甚至外籍生的加入。」曾漢宇Yawi說道。搭蘆灣社、原住民族自主學習課程已不再局限於原民學生參與，鼓勵對原民文化感興趣的學生一起加入。曾漢宇Yawi道：「文化認同更看重個人本身想法，而不是你的種族。」今年適逢原住民族正名運動30週年，象徵著原住民族身份認同重建與台灣社會更加多元平等，搭蘆灣社也期待引領更多人加入，一同學習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記者廖奇典花蓮報導】原生家庭是人們生命中的第一個歸屬，所造成的傷害也最為深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生黃榆惠與謝明澄即日起在花蓮好地下藝術空間舉辦聯展《像蝸牛行走・名為家的場域》，透過攝影與裝置藝術探討家庭帶來的創傷。 黃榆惠父親年輕時為了養家糊口而放棄夢想成為一名焊鐵工人。父親的身份在兒時是黃榆惠不願面對的議題，長大後的他決定深入了解父親的工人職業，透過藝術尋求身份上的和解。謝明澄則想表達家庭中「束縛」與「解放」的矛盾，他在進入青春期後與母親的關係越發緊張，並發現童年時對家的想像與現實漸行漸遠，於是透過攝影尋求精神寄託。 黃榆惠將肉色的雪紡紗搭建成帳幕，組成〈工・父親・循序漸近〉，前後隔出五層空間，擺放與父親相關的各式物件，象徵其自幼兒園至大學五個階段與父親的關係，並由下至上割開裂縫作為通道，邀請觀眾鑽入帳幕，一起體驗這段時間線。「當初想用這種紗就是覺得它很像我跟家人的關係，可以看穿一層又一層，但卻是模糊不清的。」黃榆惠說，他也表示帳幕特別選用了工人階級常見的皮膚顏色，以加深與父親的連結。 焊鐵工人工作使用的焊錫也是黃榆惠在〈工・父親・循序漸近〉中表達家庭關係的素材。他將每層布幕撕開一道道裂縫，並將焊錫點焊在裂縫周圍，象徵關係中的傷痕與修復。「我爸為了賺錢養我受傷，給予我能量，我就把這份能量用焊錫填在傷口上返還給他」黃榆惠說。此外，黃榆惠刻意把錫條焊成不規則的形狀，呈現殘缺的外觀，象徵留下疤痕的傷口。 謝明澄的自拍照系列作品《落果》引用榮格心理學的理論詮釋自己的成長，他說：「成長的意義就是拋開童年的假象，同時不要變得憤世忌俗，但有時候我好像只是把那些東西推到一邊而已。」為此他在作品中褪去代表自己身份的衣物，以此代表家庭帶來的束縛與保護。同時畫面中細小的折紙作品，則象徵他擱置不管的童年幻想，表達既想解放卻無法徹底逃脫束縛的狀態。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困在一段關係裡太久，因為人會死，它終究會有一個結尾。」黃榆惠說。兩人透過各自的手法，展現他們與家庭各自的狀態，也讓觀眾回歸本身，去思考家庭對自己的傷害與和解之道。觀眾蕭宇佑說：「透過帳幕的裂口來呈現傷口和爸爸的面貌，是很有創意的做法。」 觀眾蕭祖華則表示自己和謝明澄兩年前曾修過同一堂課，「從那時到這個階段，有勇氣面對自己的傷口，把自己的內心向外展露我覺得很了不起。」

【記者楊凱傑報導】英國的社會關懷卓越研究院統計該國民眾對死亡地點的選擇，有70％的末期病患希望能在家善終。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陳宜清帶領環境工程學系博士生蕭于庭、黃勇融及戴碧玲參加2024第十五屆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以「AI居家臨終關懷照顧系統」獲得金牌佳績，透過人工智慧搭配遠距醫療，讓末期病人有尊嚴地在家中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司2015年統計，在台灣受到居家臨終關懷的比例僅12%。過去病患家屬缺乏專業照護技巧，難以處理病患的生理症狀，且家中沒有完善的醫療設備，無法提供如同醫院般的即時醫療照護。因此臨終關懷需要跨領域的專業團隊合作，包括醫生、護理師、社工等，然而長期缺乏人力，加上資源過度集中在都市地區，服務品質難以提升。團隊表示，專案構想來自於社區服務時觀察到的臨終照護困境，蕭于庭補充道：「我阿嬤當初在家治療，但我們缺乏醫療知識，錯過了黃金救援時期。」他分享因為想彌補當年奶奶的遺憾，且希望幫助其他相同困境的家屬。 為解決居家臨終照護的困境，研發團隊結合微型偵測與AI影像，希望能採用現代技術改善臨終照護的缺點。透過微型偵測器持續監控病患生命徵象，提供更精準的醫療數據，同時為減少患者孤獨感，團隊使用AI影像生成技術為病患創造人像，患者可以在螢幕裝置與其進行文字對話以舒緩焦慮。 為了讓家屬和醫生能更即時觀察患者情況，團隊研發不同的儀器，偵測患者體徵。如戴在手腕上的光學偵測器，持續監控病患心跳生命徵象，並將壓力感測器置於床墊或座椅下方，透過呼吸引起的壓力變化觀察患者的呼吸頻率，同時在床邊架設攝影機，以隨時拍攝患者的影像，透過演算法分析影像中的動作和表情變化，進而推算患者的睡眠狀態和情緒變化。陳宜清分享，儀器監測的所有生理數據會即時傳輸至雲端，讓醫療團隊能夠遠端監控患者，若有突發狀況，能夠及時聯絡家屬，引導後續步驟。 受到互動式影像啟發，團隊利用AI生成親友、寵物，或其他客製化影像螢幕呈現在螢幕上，為臨終病患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蕭于庭解釋：「家屬錄相關資料及圖片，之後生成他們想要講的話，透過AI影像來跟我們的病人來做對話。」他補充，未來希望AI會根據患者的語音內容生成回應，搭配觸控螢幕，讓患者藉由觸摸、滑動等動作與影像互動，使其更逼真。 團隊近期與員榮醫院合作，實際應用於臨終病患，並根據患者和家屬的回饋持續優化系統功能，未來也將尋求合作廠商協助，持續提升AI影像的真實性和互動性、開發更精準的微型偵測器。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洪志秀說明：「過去人力一直為居家臨終照護的一大阻礙，該專案如果可實際應用，會是一大幫助。」他補充，用親友圖像形成互動影像、被攝影機持續監控會引發倫理和隱私權的爭議，團隊仍需思考如何減少這方面疑慮。

【記者王保伶報導】教室飄來陣陣鳳梨香，空氣中夾帶著一絲酸甜的氣息。講師用熟練的刀功削著鳳梨，學員在一旁攪拌浸泡在水中的酸子，齊力完成南洋特調飲品。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以下簡稱中原服學中心）於9日舉辦「我有兩個家－來杯越式特調，來場新移饗宴」活動，與學員分享新住民家庭故事，並帶領他們製作越南特色飲品。主辦方希望，參與者能透過活動深入了解新住民文化，也讓他們打破對新二代的刻板印象。 中原服學中心職員盧永富指出，桃園地區族群組成多元，且新住民及新二代人口比例位居台灣前三名，但大眾往往因對他們不熟悉而產生偏見，甚至歧視。因此，中原服學中心以新住民、新二代為主角，舉辦「我有兩個家」系列活動，邀請講師講解、開設工作坊，期望加深學員對新住民群體的認識，幫助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無阻地交流。 講師杜金歡的故鄉在越南安江省，當地人在炎熱的天氣下，習慣在飲料中加入大量冰塊，冬天也不例外。由於冷飲是越南飲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杜金歡決定帶領學員製作一款越南傳統飲品。參與者在老師的指引下，將熬煮酸子後瀝出的深褐色液體，加入鳳梨與砂糖，製成酸甜解膩的酸子鳳梨飲。這款冷飲在台灣極為少見，成為這次活動的亮點。參與者品嚐飲品後點頭，表示一致好評。來自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小澤（化名）提到，講師在備料時展示越南人獨特的削鳳梨方式。越南人認為殘留於果肉的內刺不能食用，因此去皮後還需以橫切的方式去除內刺，與台灣常見的削法十分不同，使他印象深刻。 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的新二代學生張明騰則展示各階段的家庭合照，分享自己在印尼的童年經歷，以及回台後因環境陌生的焦慮狀況。但他強調這些經歷其實很普通，他期望翻轉新二代的生活充滿挫折、講話有口音等既定印象，「其實新二代只是一個中性標籤，不代表所有新二代的生活都不順。」他說道。盧永富也提及，藉由新二代同學的分享，台灣青年能了解無論來自何種文化，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的挑戰都是相似的。小澤談到，因為成長經歷中沒有遇到太多具新二代身份的同學，對新二代沒有太多想像，「但今天透過分享，讓我看到他們獨立、懂事的特質。」他說道。 杜金歡說：「希望台灣社會在認識新住民的文化、習俗、穿著、美食及語言後，能更包容新住民的文化差異。」張明騰也表示，不了解新二代文化的人容易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因此他希望透過分享，使大眾更熟悉東南亞文化，解開這些誤會。「我有兩個家」活動促進文化交流與理解，拉近不同族群間的距離，使台灣成為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