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林婕宇、邱楷淇、陳世軒、梁家柔、張倩怡綜合報導】一大早，回收場外熙熙攘攘，有人戴著斗笠推著推車，有人騎鐵馬載著重物，有人則是上班前騎機車順路過來，他們同樣都在這間回收場前停下，排隊將手上的紙箱及廢鐵等物品變賣為銅板。而場內的工作也不停歇，怪手在卡車與地面之間不斷來回，將一疊疊民眾丟棄的紙類抓進車廂準備運走。一位穿梭在回收物與機器之間的身影，是經營者涂先生（化名），他最後停在機器前處理手中的廢鋁容器，「來，高砸扣（台語：90塊）」也一邊幫客人秤重算價錢。然而這樣看似日常的生活，還有多長？「我知道我們早晚會被淘汰， 我心裡是有底的」涂先生無奈說道，身後的機器持續轟隆作響，蓋過了他的聲音⋯⋯ 民間回收場業者從民眾取得回收物後，再將其打包，由卡車送往更大型的中盤商回收場，從中賺取利潤。　圖／林婕宇攝<b>老回收場遭勒令停業　民間回收業陷存亡危機今年二月中，於台北市萬華區經營了50年的回收場「光耀五金行」，因違反1983年上路的《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而遭政府勒令停業。條例中明訂，回收場僅能設在農業區、工業區及保護用地，不得設置在住宅區，而涂先生所經營的回收場位於住宅區內因此正面臨同樣的風險。該回收場早在1975年便已開業，目前是由第三代的涂先生掌門，「當時從南部上來很窮，會選擇落腳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便宜。」然而， 他口中的「在排水溝旁很便宜的土地」，經過40多年後的今日已被劃為第三種住宅區（註），讓涂先生一家子賴以為生的事業瞬間淪為非法。加上回收場旁邊正在進行都市更新，捷運站也在建設中，未來觀光人潮勢必會增加，「對我來講是困擾，」他也擔憂自己被檢舉，「要是人家來這邊吃個點心，然後順便打卡一下我就完蛋了。」註：第三種住宅區是一種土地分區類別，為維護中等之居住環境，供設置各式住宅及一般零售業等使用。 台北市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回收場設址違法，因開設在住宅區中。然而，回收場仍能在社區中狹縫生存，除了因為政府寬鬆的取締標準，也顯示出都市中實際存在這項需求。　圖／張倩怡攝「關掉我就沒飯吃啊！」吳阿姨（化名）邊説邊推著一車的回收物。吳阿姨的回收物主要從市場撿來，然後再走二十分鐘的路程來這裡變賣，雖然現在的回收價格比幾十年前低上許多，但為求溫飽，吳阿姨耐著辛勞也堅持每天撿回收物，「能撿十塊，就十塊啊！」吳阿姨直率說。除了業者擔憂回收場的未來，也有一群拾荒者不希望回收場關閉。拾荒者通常以貧窮者或年長者佔多數，因為工作時間及地點彈性大，且入行門檻低，不需要一技之長也能從事，因此是許多都市貧困者迫不得已的工作選擇。今年已七十多歲的嚴阿姨（化名），當初因為得在家中照顧行動不便的丈夫，看準回收業的工時較為彈性才來從事，如今已做了20年回收業的他坦言：「我這個年齡再去打工，也沒人要了。」加上嚴阿姨不識字，要申請政府補助十分困難，因此每個月只能依靠做回收業的微薄收入生存。 都市發展的趨勢下，更新後的社區市容可能不再容得下回收場，因此象徵「鄰避設施」的回收場只得被迫關閉，或是遷址到都市中更邊陲的地區。民間回收產業儼然已成為夕陽產業。　 圖／林婕宇攝<b>北市過半回收場仍違法　狹縫生存難逃民怨然而，同為六都的新北市與桃園市依據《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已允許經輔導的回收站設在住宅區，而高雄市更已納管住宅區內、未達1000平方公尺的小規模回收站，相較之下台北市政府的處理態度消極許多。台北地狹人稠，不同區域的建築物主要用途各有差異，而每個使用區緊湊在一起容易互相影響，難以像其他縣市一樣放寬規定。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張學聖解釋，避免用途矛盾的建築物之間產生衝突，是劃分不同使用區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像是住宅區是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因此活動若是違背寧靜、安全、跟衛生問題就不被法令允許，而在人口密集的台北，回收場甚至緊鄰著住宅，大大影響周圍民眾的生活。居住在回收場隔壁四十年的林小姐（化名）就認為自己的居住品質大受影響，「髒亂之外還有交通很亂，這裡經常會發生車禍。」由於此回收場旁邊就是大馬路，當回收的人較多並需要排隊時，裝滿回收物的推車經常會佔用道路，有些拾荒者甚至會無視紅綠燈或是逆向行駛，讓附近民眾深受困擾。 住宅區內的回收場因位於人口密度較高之處，較容易對外部造成影響。圖中的回收場位於大馬路旁，龐大的車流量不僅使拾荒者面臨險境，對駕駛者而言，也可能造成交通上的不便。　圖／張倩怡攝根據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今日台北市有約55%的回收場設址違法。然而，寬鬆的取締標準，使得目前社區中的回收場仍能在狹縫中生存。台北市環保局解釋，基於維護整潔環境立場，若屢次接獲民眾檢舉回收場周邊的環境衛生問題，且經多次輔導及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後，仍無法有效改善，才會將其移送台北市都市發展局，並依《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處理原則》勒令停業。「雖然是非法使用，但仍可以在民眾之間的默契下運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鄭安廷説。現存的社區型回收場大多都設在人口老化、收入較低的老社區，區內不少老年人依靠拾荒維生，而周圍居民早已習慣回收場的存在，部分居民更會主動提供回收物給拾荒者，形成居民與回收場共融的現象。<b>民間回收業處理量能仍高　民團籲北市府重視與納管當政府限縮回收場生存空間，也意味著拾荒者的工作和生活權益成了問題。不僅讓拾荒者難以溫飽，被忽視的工作權益，也使得本就處於弱勢的他們一再被社會邊緣化。對都市而言，回收場有紓解垃圾量、提高回收物再利用的功能。「拾荒者跟回收場能做非常細緻的分類，讓這些回收物能夠好好地被再利用。」長期關注拾荒者議題的非營利團體五角拌指出，例如紙類若在前端就藉拾荒者人工分類、處理地越精細，那麼他們的回收、再利用率也會更高。五角拌的議題研究者廖宏翊以光耀五金行為例，指出雖然清潔隊每月處理300噸的回收物，但民間回收產業鍊的處理量也能達到清潔隊的三分之一，可見貢獻不小。「如果台北市149家的回收業者通通收起來，台北市政府自己下來做，沒有足夠人力與器材，所以政府還是要放給民間做。」另外一家回收場老闆陳先生（化名）表示，如果民間回收場消失，政府的清潔隊恐難以消化台北市的回收物，造成可再利用的回收物淪為垃圾。「我們必須要重新檢視拾荒族群對環境、環保的貢獻。」廖宏翊認為，儘管拾荒族群是環境永續的關鍵，但他們還是不夠被重視。「回收場和拾荒者是服務大眾、有公共利益價值的單位。」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林奕均認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民間回收業不公平。他表示，若台北市的農地、工廠有污染情形，政府會輔導他們使其合法化，反觀回收場卻只能面臨熄燈命運。<b>不符土地使用效益　回收場成都市化犧牲品隨著老舊社區更新，回收場與都市景象格格不入，透過修法保護都市回收場顯然與趨勢有所牴觸。鄭安廷提到，都市回收場的經濟收益不被政府重視，規劃時易被忽略，「都市規劃不會處理到這麼小的東西，就像路邊擺個攤子來賣鹹水雞一樣，政府單位難以列管。」而談及土地劃分新增都市回收區的可能性，張學聖表示，土地分區需經過精密的計算與考察，新增劃分選項難度過高。從利益面來看，張學聖認為，為回收場新增都市回收區，會降低土地利用的價值，除非政府強勢介入，否則地主應無法接受，「所有人都拼命想把自己的土地從工業區變住宅區，住宅區變商業區。現在把土地變成資源回收區，土地價值就崩盤。」回收場髒亂、惡臭的形象讓民眾退避三舍，政府的不作為也進一步導致回收場對環保態度更為消極，進入惡性循環。立委洪申翰辦公室長期關注都市回收場存廢議題，他點出，台北市並未針對回收場設立環保規範，回收場被取締時，政府也並未積極給予輔導，而是以退場處分。「一旦民眾檢舉就會被查掉，所以他們（回收業者）就抱持一種隨時要逃難的心情。」都市回收場不受法律規範，業者自然也不願花經費跟精力維護環境。對此，涂先生也無奈道：「惡法亦法嘛，我們只是存著僥倖的心。」事實上，政府曾在2004年嘗試修法，提出回收場可設立在部分住宅區，但最後遭議會否決，胎死腹中。時隔近20年，針對是否有修法的可能性，記者致電至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僅得「不方便回答」的回應。「你沒有辦法阻擋都市開發，這是螳臂擋車。」鄭安廷認為，都市發展是必然過程，所以與其修法阻止回收場退場，思考該如何「安全下莊」才是目前應該關注的方向。「如果回收場收掉，我也就失業了。」從事回收業的小七阿姨（化名）淡淡地說完，便駝著背將清空的推車推離回收場。隨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終在都市盡頭消失成為一個黑點。都市難以阻攔的擴張與政府的忽視，讓這些第一線為民眾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場，一步步被推往都市外圍。而當法律出現灰色地帶，各方也無法取得共識，民間回收業終將只能隨著都市的發展黯然退場嗎？ 社會中有一群人只能依靠變賣回收物補貼家用，勉強維持生計。儘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2019年推動「資收關懷計畫」，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資收個體戶收受高於市價的回收物。然而，此計畫未能包含到全部有需要的拾荒族群。　圖／林婕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