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楊柏以之作品〈匍匐〉，以現成物蝸牛殼、龍蝦殼，結合雕塑創作而成。　圖／詹晶雅攝【記者詹晶雅綜合報導】藝術家以雕塑和繪畫的形式，將不存於現實空間的「夢境」和「遊戲」陳列於展場中。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雕塑學系的楊柏以，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學生曹育愷攜手推出展覽《夢遊》，11日起在平谷試誤所展出。人類以跪姿蜷縮於龍蝦殼中，被兩頭蝸牛用一條鬆垮的金鍊拖曳前行。楊柏以運用雕塑手法製成蝸牛的腹足與人類的下肢，結合現成的龍蝦殼和蝸牛殼呈現作品〈匍匐〉。「即便我們嘗試脫離了框架，也只是再找一個比較符合自己期待的世界躲藏而已，但這又如何呢？」他進一步解釋，當我們面對社會的壓力與束縛時，往往會束手無策而渴望躲藏，但這也正是人類獨有的特質。一名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 NPC）看著眼前荒涼的風景與巨大的雞，身旁是逐漸被簡化與模塊化的樹叢，面對如此荒謬的場景，NPC在遊戲規則的束縛下無法動彈也無可奈何，這是曹育愷的作品〈加載對話〉，看似說明NPC存在於遊戲世界的功能，實則揭示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其實（作品）影射著我們現實生活的剪影，當我們看著不可理喻的社會，世界的運轉只為少數人服務，而身為非少數人的我們，是不是只剩下社會給我們的功能呢？」他說。 藝術家曹育愷之作品〈加載對話〉，透過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思人類存在的意義。　圖／詹晶雅攝兩位藝術家雖然均以超現實的手法，將看似日常的事物營造出強烈反差感，但是夢和遊其實分別是兩人與社會對話的不同視角。楊柏以認為，夢境廣闊無邊，人們可以自由自在盡情遨遊在夢中，因此選擇以夢這個概念回應現實。曹育愷表示，遊戲的核心即是規則，當我們受不了現實規則的束縛時，即可藉由遊戲創造一套屬於自我的規則。不過，無論是夢境還是遊戲，其實都存在一種可以讓人暫時逃離現實、留有喘息空間的意味。楊柏以表示，儘管展覽欲呈現的議題略顯沉重，但夢遊應該是一種輕鬆、自在的狀態，他們希望觀眾能在舒服、無壓力的情況下慢慢體會每一件作品。他也希望，這個展覽可以帶領著觀眾展開一場如夢似幻的旅程，「或許在生活的角落還有一個地方允許我們繼續夢遊。」他說。 《夢遊》位於平谷試誤所的展覽空間概況，包含繪畫和雕塑等作品。　圖／詹晶雅攝觀眾王暉蒽道：「凡事都有對立面，有夢便有現實，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藉由創作去盡情想像。」他認為，「夢遊」是最符合藝術家現今狀態的關鍵詞。「從作品完成、找空間、展場動線規劃一系列的過程，感受到藝術家全方位成長。」曹育愷友人吳沁頤說。

【記者羅子恆台北報導】雨水滴答聲充斥於漆黑的展間，觀眾身上的衣物隨螢光海呈現截然不同的色彩。今年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畢業的謝佑承舉辦《自然序列─謝佑承個展》，以螢光材料創作反思現實與虛擬的矛盾議題，作品於25日起在「YIRI ARTS 伊日藝術計劃」展出，展期至民國111年1月23日。 在陰暗的環境中，透過紫光燈的照耀，呈現螢光的各種樣態，牆面上還同時撥放者雨水的投影。　圖／羅子恆攝展間右側牆面上投影著水滴緩慢滑落的影像，謝佑承以投影作為展覽的引言，藉由雨水放大螢幕上的顏色及格點，呈現數位影像的真實樣態。他也將空間中央向前延伸的平台打造成碼頭，他說：「我認為地面上的螢光點更像水平面的狀態，所以做一個碼頭，讓人能更在空間當中。」觀展民眾王小姐說：「之前看就是一整個畫面，是有一個介面的距離，但這次我能走進去，就好像可以沉溺於其中，這個空間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 透過雨水的投影，呈現數位螢幕中的各項組成元素，讓觀眾能了解數位影像的真實樣態。　圖／羅子恆攝紫光燈向下映照於展場中，地面上整齊劃一的螢光點映入眼簾，呈現出彷彿被序列安排後的圖像。謝佑承表示，打光看會發現螢光點由串珠材料、塑膠碎片及具螢光反應的廢棄塑膠組成。他解釋道：「我就去模擬單點小顏色的方式，在地面上呈現電視的視覺空間，希望觀眾能有一種熟悉的科技視覺，但又是以物質方式達成。」觀展民眾周曼農說：「一方面是物質的，但那種隨機偶然排列又很呼應數位的某種想法。」 趴下地面觀察，一大片螢光海隨之映入眼簾，彷彿按照著某種規律在排列，但同時又具有隨機的感覺。　圖／羅子恆攝謝佑承透過實際物質產生的螢光模擬數位螢幕，反思現實與虛擬之間的距離，謝佑承說：「主題會叫自然序列，是因為我都在用類比的方式處理數位的視覺，而數位視覺不是直接投影，而是透過數字去組成眼前所看到的圖像。」 以各種具螢光反應的材質整齊劃一的排列於地面，隨著紫光燈的的映照似乎呈現著某種圖像，又或是某些序列的組合。　圖／羅子恆攝 打光看會發現地面上的螢光亮點，全都是由串珠材料、塑膠碎片及具螢光反應的廢棄塑膠料組成。　圖／羅子恆攝謝佑承表示，展間地板上的顆粒皆由人力完成，因此耗時許久，但也呈現出數位影像世界的時間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謝佑承說：「我就是很刻意地用人為的方式，去凸顯數位快速的時間，從以前的作品到現在，我都會刻意用很多人力或是勞動的方式，去做到一個超常見的畫面。」周曼農說：「這裡面有很強的手工感，身體一定要介入，這個作品才能被完成，這就能探討到數位到底是如何與身體這個概念在一起的事情。」 白色牆壁上的雨水投影，與底下螢光交相輝映，創作者謝佑承透過光的作品反思實體與虛擬、真實與數位的矛盾關係。　圖／羅子恆攝「光」一直是謝佑承重要的創作來源，他認為，螢光材質其實距離人們生活很近，希望能透過螢光元素來重現人們與螢幕的距離。他也進一步表示，未來可能會藉螢光的特性，去發想一些生活的狀態及議題的關聯。

【專題記者蕭淳云、駱芷萱、崔兆慧、周佩怡綜合報導】生命走到盡頭之際，你希望陪伴自己的是冰冷的儀器，還是熟悉的家庭？當醫療行為已無法挽回病人生命，安寧緩和醫療是讓病人善終的選擇之一，其中，「安寧居家療護」（以下簡稱居家安寧）便是讓病人回歸家庭，在熟悉的環境下，走完生命最後一哩路。居家安寧的宗旨，是讓病人能在家庭的愛中安詳離去，讓「等待死亡」不再冰冷。居家安寧病人家屬楊詠梅回憶父親離世前幾天，父親的雙腿開始漸漸水腫，卻還是嚷著要打牌，與其他日子無異。當父親感受到自己即將離開，他喚了妻子來到身邊，緩緩閉上眼，陷入永遠的睡眠。「那三個月讓家庭的愛凝聚在父親身上。」楊詠梅補充，一天天走向死亡雖然不捨，但他們早已明白父親時日不多，只希望他能夠走得平穩、毫無掛念。爲減少病人治療中所受的痛苦，實施居家安寧時，醫師僅給予病人止痛藥或必要藥物，居家護理師程子芸說明：「不要過度去使用這些治療，而是幫助他（病人）接受自然的死亡。」大多數病人都希望能夠在最熟悉、安全的家中離開，而對家屬而言，在家陪伴親人死亡，也能免於來回醫院時急躁不安的情緒，程子芸說：「自然的（死亡）過程讓病人和家屬都能事先調適好心情。」 居家安寧強調讓病人的痛苦降至最低，為緩解病人長期臥床的不適，護理師程子芸正在為病人做淋巴按摩，舒緩病人下半身麻、痛、鈍、脹的徵狀。　圖／全程安寧居家護理所提供家屬盼病患善終 然恐懼致居家安寧比例低 依照現行居家安寧收案規定，末期病患必須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並由兩位醫師判定已無醫療行為可對病人產生積極療效，且病人需具移動能力，清醒時有一半時間可臥床、臥椅。居家安寧地點也需距離醫院或配合機構30分鐘車程之內，以因應需要緊急就醫的情況。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統計，截至民國109年，實施安寧療護的人數共有6萬1458人，而居家安寧僅有1萬4158人，占比不到1/4。其實，居家安寧除了對病人及家屬有益，也能減少醫療資源負擔，但民眾大多對死亡存有疑慮和恐懼，間接導致在推廣居家安寧時受阻。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說：「救人本是醫者的天職，但對於醫學上已經知道無法救治的病人，（治療）反而成為臨終必經的折磨。」他進一步說明，隨著社會逐漸高齡化，在地老化、返家善終是多數人的心願。病家面對死亡困境多　心理支持與硬體資源成關鍵若病患、家屬能夠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反而能使生命的最後一哩路走得更加從容。「我們家不避諱談死亡，在爸爸被診斷出肺癌後就開始有心理準備。」楊詠梅緩緩地說道：「所以在過世那天，沒有特別的感覺。」楊詠梅提到，在父親實施居家安寧期間，父女倆偶爾會討論父親對於死亡的想法。篤信佛教的楊媽媽也會時常提醒父親默念阿彌陀佛，以利死後靈魂有所皈依。因為心靈有所寄託，父親在離世前沒有太多恐懼。楊詠梅有感而發地說：「大家害怕死亡是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信仰會讓人安心，會讓人對死後有想像。」許多居家安寧醫療團隊配有社工師、心理師、宗教師等心靈支持者，協助病友反思生命、做好面對死亡的準備。同時，心靈支持也可以撫慰照護家屬，幫助他們面對痛失親屬的負面情緒和照顧病人的壓力，協助他們儘早走出傷痛。然而，楊詠梅提到，親友離世這種較為私密的情緒，很難藉由外人輔導，「可能還是要靠親屬之間的相互支持。」 居家安寧讓病人得以在最舒服、熟悉的環境中，與親人共度最後時光。楊爸爸更曾時常在飯後邀請親友一起打牌同樂。　圖／楊詠梅提供選擇居家安寧除了需要家屬做好心理建設，居住環境也有一定的要求。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林怡吟舉例，有個案希望在家走完人生，卻因為窗外電線交織、滿佈天空，讓人無法放鬆心情，且公寓沒有電梯，往生後難以運送身體下樓，最後只好接受安寧病房，「但病房會努力營造不亞於家裡舒適度的環境。」此外，臨終的病人有時狀況比較多，會需要氧氣機、化痰機、拐杖等設備輔助，不過多數病友家中沒有這些器具。目前正在進行居家安寧的病人林秉諭也提到，雖然能夠在家養病還不錯，但家裡不像醫院，缺乏許多設施，像是衛浴、醫療器材等，「我還是比較想在醫院安寧，因為醫院有可以把人吊起來洗澡的設備，比較方便。」安寧緩和療護志工及家屬張曉玲表示，自己也擔任過輔具（註一）中心志工，所以當時照顧父親前，有事先租借設備，爾後幫助其他案例時，亦會告知家屬租借輔具的資訊。但若沒有志工幫助，或許會有家庭因為沒有器材，而放棄居家安寧。註一：任何能夠增加、維持、改進或促進使用者個人自立生活能力的項目、設備或產品系統，如手推車、輪椅、拐杖、馬桶增高器、洗澡椅、浴缸扶手。相較於醫院體系內有24小時資源協助，居家安寧的病家更容易因突如其來的病況感到不安。居家安寧醫師陳英詔回憶經手的個案，指出病人及家屬在居家安寧期間，最大的恐懼是能否得到即時的醫療照護。陳英詔舉例：「像是病人突然喘起來、痛起來，醫護能否24小時在線上告知如何處理，或是立刻來到現場。」他認為雖然醫院的病房環境對病人不盡友善，但至少能確保即時被救助，因此他覺得，居家安寧的首要重點是提供病人如同在醫院般的安全感。此外，陳英詔點出家屬的另一疑慮——病人離世後可能無法立即開立死亡證明。他以一位進行居家安寧的腦癌患者為例，這位老先生並非他的病患，但因過世時沒有醫師及時到場開立死亡證明，陳英詔才趕到現場。陳英詔無奈地轉述家屬的怨言：「叫我們不要去醫院，但醫師又不來。」他解釋，病人往生後需要有醫師到家裡開死亡證明書，家屬才能辦後事。關於開立死亡證明的情況，他認為日本發展居家安寧較為成熟，「他們很重視醫師必須出門，幫病人開死亡證明， 就像是人生的畢業證書。」醫療制度成阻力　居家安寧團隊難運行在台灣，居家安寧難以快速推廣，除了病人、家屬畏懼談論死亡，以及無法及時得到醫療照護的不安全感，健康保險制度（以下簡稱健保）給付偏低也是原因之一。服務於安寧體系的醫護人員所得到的個案給付，和付出不成正比。依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修正項目」，在基層院所門診診察費點數最高可達358點，居家安寧則是1709點。同樣的一天，在醫院的醫師可以替較多病人看診，然若是居家安寧，醫師須前往個案住處，平均下來病人數比待在門診診療還少，總所得也較少，讓居家安寧的美意，在現實層面給予醫師沈重的一擊。陳英詔解釋：「一天只能看幾個病人，錢本來就很少，像做這個（居家安寧）本來就比較犧牲奉獻。」除了醫師薪水問題，難以取得嗎啡類藥物（註二）也是推行居家安寧的阻力之一。為了緩解病人喘、痛等身體不適症狀，醫師在評估後通常會開立嗎啡處方箋，病人家屬則需攜帶處方箋至社區藥局領藥。但屬於管制藥品的嗎啡，因為政府稽查程序繁瑣，再加上病人需求量不多，造成願意提供的社區藥局屈指可數，居家安寧病患若要順利取得藥品，就必須跑到較遠的大醫院領藥。註二：嗎啡類藥物為一種止痛藥物，會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改變人體對疼痛的感覺，屬於管制藥品。 藥局管制嚴格使民眾買藥難上加難，住在偏遠地區的病人為獲得管制藥物，必須每兩週到市中心的大醫院取藥。　圖／全程安寧居家護理所提供陳英詔解釋，為防範鎮痛、麻醉等管制藥品被濫用，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管局）採取較嚴謹的管制措施，會不定期抽查地方藥局是否詳實登記藥品流向與數量。藥師高瑞陽認為，以嚴格的稽查制度管制藥品固然重要，但也會讓藥師因為害怕高昂罰款而望之卻步，他解釋：「一張處方箋才賺50多塊，但一筆帳務登記疏失，罰款就是6萬元起跳。」另一方面，病人需求量較少，也是鮮少藥局願意提供嗎啡的原因之一。以高瑞陽在宜蘭經營的藥局而言，一個月大概只會收到10幾張嗎啡類藥品處方箋，但為了取得一、二級管制藥品，藥師必須親自到位於南港的管管局購買，或是在郵局當場對點簽收。他表示：「量少，很難形成經濟誘因。」因此許多社區藥局索性不提供相關藥品。另外，居家安寧醫療團隊的培訓制度並未落實，也間接影響人力投入。健保署規定，甲類居家安寧人員（註三）必須接受40小時的基礎安寧療護教育訓練、40小時的臨床見習，並每年定期訓練20小時，才可從事居家安寧。然而，為讓更多醫療人員願意投入培訓，健保署下修甲類人員的培訓標準，另立乙類社區安寧人員（註四）培訓制度，以13小時教育訓練及8小時臨床訓練作為標準。註三：以醫院安寧緩和療護團隊為主。註四：以基層診所為主，如有需要，再尋求具安寧緩和醫療服務的醫院協助。且在廣義上來說，離開病院的安寧緩和療護，即為社區安寧療護。林怡吟表示，乙類社區安寧人員培訓制度的確吸引更多人參與，但通過培訓的人員並未確實導入需求市場。他說明，部分通過乙類培訓的安寧人員不敢進入臨床，「因為覺得自己受到的訓練不足夠，但越不照顧就越生疏，漸漸比較少人投入居家安寧。」盼與親人共度生命尾聲　居家安寧普及化的漫漫長路 即使政府致力於推動居家安寧，在醫療人力缺乏、硬體設備不甚完備、藥品取得不易、以及照護者承擔龐大壓力等困難夾擊之下，要讓居家安寧在台灣普及，仍有一大段路要走。李伯璋說明，目前先進國家都在推動安寧社區化，政府為落實安寧醫療照護普及化，推動建構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體系，「讓老人可以在地安老，這是安寧療護未來的趨勢，也是本署持續推動的方向。」 而全民健保自99年將安寧療護納入給付以來，後續更在105年透過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鼓勵醫事機構間相互合作，共同推動居家安寧服務，依照患者的病程，讓病患在家裡就能得到完整的照護，最後有尊嚴、沒有遺憾地走完人生最後旅程。在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剎那，若是能沐浴在熟悉的愛與關懷之中，那是再好不過。居家安寧的理想崇高，卻很難盡善盡美，即便如此，無論是病人還是家屬，心裡冀望的仍是一切歸於寧靜。楊爸爸離世的那天，雙腳已經開始水腫，全家人應爸爸要求一起打了場麻將，楊詠梅形容，父親雙手漸漸無力，不再像以往一樣靈活地疊牌。一場麻將結束後，楊爸爸開始進入迷迷糊糊的睡眠狀態。「他抱了抱我媽媽，要我媽陪他午睡。」楊詠梅語氣平靜地說道。那晚，楊媽媽誦了一整晚阿彌陀佛。楊詠梅描述：「父親的心跳愈來愈慢，漸漸地就聽不太到，那時我就知道了。」直到隔天入殮的那一刻，楊爸爸始終面色紅潤，安詳平靜。居家安寧使父親得以善終，留給楊詠梅一家人最美的祝福。

【專題記者阮珮慈、吳曼嘉、張佳琪、徐品蓁綜合報導】「同學我們再唱一次，唱到你的數字就要舉起來喔！Satu、Dua、Tiga...」北新國民小學的馬來語老師手拿數字教具，唱著輕快的歌曲，學生也聚精會神地聽著指示，合力「舉」出一首完整無誤的數字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108課綱）於去年8月正式上路，其中國小的語文領域，除了原有的本土語文外（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新增七國東南亞地區官方語言供學童選修。如今新住民語文課程開設即將屆滿一年，其成效為何？新二代可以順利學習「母語」嗎？東南亞移民比例高　新住民語首入國小必選修隨著全球化趨勢，東南亞各國與其他國家新住民成為台灣社會的重要成員。根據教育部「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計」，民國108年新二代國小學生數為9萬1388人，扣除使用中文的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二代以父母一方為東南亞籍居多，比例高達91％，尤以越南、印尼籍人數位居前兩名。因此教育部依據108課綱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希望建立新住民子女傳承家庭語言，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學習環境，也幫助孩童認識、接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素養。每年5月下旬，學校會發放「語文選修意願調查表」，作為校方辦理下一學年度本土語言課程之參考。去年因應108課綱上路，語言類別從原本的閩、客、原住民族語，擴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緬甸、印尼等七種東南亞語，提供國小新生選擇，一週開設一節課，國中生則可依興趣於彈性學習課程選修。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撰的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去年已完成編輯七國語言，共126冊之教材。　圖／張佳琪攝除了紙本教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也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製作新住民語文數位學習教材，目前已完成第一至八冊，內容包含七國教材的課文雙語配音、互動問答及歌曲吟唱等數位化內容，建置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平台的數位課程專區。新住民語文課程提供新二代學習母語的機會，而為避免教育資源落差，教育部將新住民語教師資源比照本土語言辦理，只要有一名小學生選修，學校便須開課，師資經費則由教育部補助。至於師資部分，目前採雙軌制，以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人員）為主，正式師資為輔。至於偏鄉小學不易招聘教師，教育部也與「小校聯盟」合作，提供雲端共學、線上學習等服務。新住民語學習路阻礙多　家長意識和應用環境成關鍵為使新住民子女能更融入台灣社會，雖學校開設東南亞語言選修課，部分新住民家長仍希望孩童選修客語、閩南語。在台生活的印尼新住民媽媽蓮雅如表示，自己通常使用中文與家人溝通，而不會使用母語，加上他的孩子未來沒有打算在印尼發展，因此認為不需要學習印尼語。南投縣新媳婦關懷協會理事長、同時也是立法委員羅美玲舉例，客家莊的跨國婚姻家庭中，長輩會希望孩子選修客語，而家裡主要也是以客語溝通，一旦缺乏使用該語言的環境，新二代便不一定會學習新住民語。台越文化協會理事長蔣為文指出，在初期推廣新住民語時，有些長輩無法適應多元文化，導致新住民配偶及其子女沒有機會接觸新住民語。他表示從小學習兩種語言對孩子較沒有負擔，且能讓孩子在小時候就在雙語或三語的環境下成長，無須等到國中才修習第二外語，因此應以鼓勵的方式讓家中長輩接納外來文化。近年來，隨著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家中成員也逐漸以較為正面的角度看待新住民，但蔣為文表示仍有進步空間，還有賴政府營造接納多元文化的社會氣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大會學生代表委員、同時也是新二代的劉千萍說：「在我童年的時候，家裡並沒有很鼓勵我接觸跟越南有關的事情，就連食物也是，所以整個大氛圍並沒有覺得學媽媽母國的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小時候他只要發脾氣、情緒不好的時候，其他長輩也會開玩笑地認為是他吃太多越南菜的緣故，導致劉千萍排斥接觸跟越南有關的東西。直到大學時期一門通識課上所播放的紀錄片《失婚記》，劇情使他看見媽媽的影子，也讓劉千萍萌生學習越南語的念頭，並開始接觸新住民的議題，甚至以新住民身份主動競選課審會代表。倘若新二代順利獲得家長支持選修母語，劉千萍指出，「環境」是跨國婚姻家庭的孩子學習母語最大的阻礙，因為該語言通常不會是家庭常用的溝通工具。另一方面，家人對於「在家裡講外國話」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孩子對於學習該語言必要性的判斷。北新國小新住民語指導教師林綺琴也補充，有些家長深怕孩童學習新住民語後，會耽誤英語的訓練。他鼓勵家長不妨將學習多元語言當作興趣的種子，讓孩子未來欲深化特定語言能力時，有更豐富的選擇。 學習新住民語需要生活化的情境，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指導教師林綺琴認為，假如爸媽一方是新住民的話，老師會鼓勵學生在家裡盡量開口說，從最基本的吃飯、問候開始，將語言學習融入生活中。　圖／張佳琪攝邁向混齡教育　各校發展大不同除了環境和家庭因素外，新住民語文課程雖才實行一年，不少學校已經預見後續推動的問題。教育部針對教學分組模式並未有明確規定，各校可視情況進行混齡教學。已經推行新住民語課程多年的北新國小，一直以課後社團方式開設新住民語學習課程。新課綱上路後，林綺琴說：「教支老師一直在反應，完蛋了，我的教室二年級開始會加入一年級沒有上，等到二年級才來學的人，我要怎麼上？」北新國小每年會重新調查學童欲選修之語言類別，但學生不一定會在六年裡完整學習一種語言，不同學齡的兒童，學習能力也不一樣。面對不能增聘老師，也無法強制學生從一而終地學習某種語言的現況，北新國小目前還在琢磨未來課程的實行方式。同樣開設新住民語課程已有八年的東安國民小學則是依照「學習程度」進行混齡分班。東安國小校長、也是新住民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委員的黃木姻則表示，新住民語文課程勢必走向混齡教學，老師須因應班上不同年級的孩子，有「差異化教學」的能力。他建議透過分組合作式學習，或是給予每個孩子不同的學習目標，提升學習效果。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王大修舉例，過去他曾觀察到一位越南語老師實際進行混齡教學時，學生除了能學習語言，同時能直接應用於文化情境。因越南注重長幼輩分秩序，混齡教學便能讓學生實際應用敬語。 新住民語文教師以字卡輔助，增加孩童對語言的理解與課堂趣味性。　圖／徐品蓁攝站上教學第一線　教支人員聘任方式仍待議即便解決上述教育制度問題，教學品質也難以把關。由於具正式新住民語教學資格的人員不足，為了趕上各地方師資需求，新住民語文課程的師資初期規劃以教支人員為主。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要點》，只要年滿20歲，並符合相關規定，即可報名參與培訓課程共36節，一節一小時。完成培訓課程，並經過教學演示評定合格者，便可取得教支人員資格，但其取得證書的過程卻屢遭質疑。蔣為文認為經過36小時的課程便可考取證書的規畫，其實不夠完善。他以在台教授外國人華語為例，在台灣若要正式教授外國人華語，必須先修習大學設立之華語教學學程，除了修習20個學分外，還要接受二至三年的實習，才可取得證書。蔣為文建議新住民語教學證書培訓辦法應比照辦理，若培訓課程不夠完整扎實，將造成教師程度參差不齊。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創會長麥玉珍表示，不少已經拿到教支證書的姊妹在母國沒有語言教學背景，較無法掌握文法正確性和教學靈活度，導致許多新住民媽媽對現有的母語教學品質存疑，讓孩子選修母語的比例自然不高。他提出，教育部應擬定更嚴謹的教支人員篩選標準。 社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創會長麥玉珍期盼教育部未來能夠建立篩選教學支援人員之標準，以達到穩定的教學品質。　圖／張佳琪攝對於相關質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民特教組新住民子女及少數族群教育科科長陳碧玉回應，目前政府有相關配套措施，如在暑假期間開設職前教育研習，以及每班新住民語文課程配置一位由校內正式教師選出的教學指導教師，針對新住民語文教學教師提供諮詢輔導。另外，政府也持續開設進階班與回流教育班，希望加強教支人員在課程教學、班級經營與危機處理的能力。　目前全台共有2746名新住民語文教支人員，因教育部規定每所小學一週只能開設一節該語言課程，因此教支人員需在不同學校兼課，甚至擁有其他兼職工作，才能維持生活所需。黃木姻說：「教支人員收入真的太低，國小鐘點費每節320元，他如果要上15節，一個禮拜要東奔西跑15所學校，月收入甚至沒有2萬塊，是很可怕的事情。」教授越南語的教支人員洪金枝認為，每週老師來回奔波教學，不但辛苦也浪費時間，「在這樣的過程中耗費體力，也會影響到教支人員的教學意願，無法提供孩子良好的教學品質與師生互動。」針對前述狀況導致教支人員教學意願不高，陳碧玉也說明未來新住民語文課程將逐年級實施，政府也會督導縣市主動媒合教支人員與協調跨校排課，並完備跨校共聘作業，以增加教支人員的授課節數和穩定收入。學習不受限　遠距教學盼消弭城鄉教育資源落差為解決偏鄉小學新住民語師資不足問題，使全台各地的新住民學生皆能享有學習平權，由資策會教育研究所創建的「小校聯盟」，打破地域限制，發展遠距互動的教學模式。自106年9月起，國教署與資策會教研所合作，試行「新住民語文課程遠距教學計畫」，推動新住民語言的直播共學課程。108學年度全國有110校參與遠距教學，開設雲端班88班，共計303位學生修習。而資策會教研所從近兩年的觀察發現，當不斷有新學生加入課程時，學生程度、年齡不一，會造成老師在教學上的困難。資策會教研所助理規劃師陳奕華表示，若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將會需要增加班數與師資，會造成聘請實體師資的學校很大的負擔。陳奕華進一步補充，實體教學在聘請師資時，需處理教支人員的教師證、勞健保及共聘，程序複雜。若參與資策會建立的直播共學模式，由他們負責師資聘用，學校只需提供教學設備及學習環境即可，較能減輕校方負擔。透過科技學習的直播課程也曾遭外界懷疑無法帶來良好的學習效率和互動性，「遠距也可以做得非常活潑，手作東西也會有，比如老師會帶學生做越南斗笠、國花、泰國水燈。」陳奕華補充，只要事先與隨班助教準備好教材，教支人員以線上直播也能進行手作教學。資策會教研所創新學習中心副分析師蔡政穎也指出，根據107學年試行教育學生與教師的期末回饋問卷結果，多數學生喜歡此種學習方式，也有繼續修課的意願。他也分享，曾有老師提到，學生戴上耳機後，因外在因素影響力降低，在課堂中反而更專心，因此遠距帶來的學習樣態也是資策會教研所會繼續觀察的方向。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研究所創新學習中心副分析師蔡政穎說明，此次疫情帶來的影響也提升大眾對於遠距教學方式的接受度。　圖／阮珮慈攝「遠距跟實體應該是要相輔相成的。」蔡政穎說明，遠距僅是解決偏鄉聘師不易的一種方式，實體教學對老師與學生的班級經營仍十分重要。因此資策會教研所目前也會安排學生與老師見面互動的機會，如期末的實體成果會或圖文競賽等活動，希望能融合遠距與實體兩種教學方式，也期待未來各縣市可規劃直播共學的學習方式，不只由資策會教研所推行，以擴展各方教學資源。新住民語課程傳達文化價值　盼建多元友善社會曾有新住民孩子對麥玉珍提出疑問：「為什麼外國人的小孩叫做混血兒，我們叫做新二代？」當時是他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不過他鼓勵孩子以平常心面對，並為母親離鄉來台的勇氣感到驕傲。麥玉珍認為許多新二代家長對於東南亞近期經濟發展不夠理解，也不知道學習東南亞語可能帶來的經濟優勢。為解決新住民家長因為語言不同、資訊來源管道較少或是政策宣傳不足等問題，教育部也採取加強社會宣導的行動，如要求各校在家長日、入學通知上宣導新住民語課程，落實調查家長意願，也鼓勵家長讓子女修習新住民語言課程。自109學年度起，教育部更將課綱文宣翻譯成七國語言，與語文選修意願調查表一起發送，讓家長們都能充分了解政策。麥玉珍強調，新住民語文課程政策還需仰賴學校、家長和老師相互溝通才能有更多發展，唯有建立新住民對自身族群的認同，在台灣的他們才願意傳承自己的文化。 每周二是北新國民小學的「母語日」，除了語言教學，也會藉由安排活動讓孩子體驗該國文化。　圖／張佳琪攝新住民語文課程協助學生增加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的能力，並深化新二代自身的跨國文化成長背景優勢，提升競爭力。黃木姻認為，新住民語文課程不僅讓孩子學習語言、作為一項溝通工具，同時也能擴展他們的文化視野和國際觀，「他（學生）會發現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特色，沒有誰落後、誰比較進步的問題。」他也提到，台灣人在選擇第二外語時會以國家區別語言的等級，但是語言從來沒有高低級之分。他期盼藉由新課綱的推動，改善台灣對東南亞長期的文化偏見，讓台灣成為一個包容尊重的多元社會。

【記者蔡淳宇台北報導】灰階的畫面中，半開的門與窗，彷彿在呼喚觀者踏入，一同探索未知的空間。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版畫藝術碩士班的劉佩瑜，2日起於展覽空間「瀰謎思memes」舉辦創作個展《空間冒險》，他以自身精神遊走的經驗為靈感，帶領觀眾穿梭在想像的空間中。劉佩瑜憶起年幼時，他常以雨傘及外套搭起小帳篷，有時整晚待在裡面，不願回到與家人共用的房間，他說：「那種被空間包圍的感覺讓我很安心。」隨年齡增長，劉佩瑜發現自己常被外在環境影響，導致他無法專注，長期累積之下，這種狀況轉化為內在的焦慮，使他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此同時，他開始對現實空間產生想像，在腦中建構出超現實的「精神空間」。  劉佩瑜因為長期缺少自己的私密空間，使他十分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進而透過創作呈現對空間的各種想像。　圖／蔡淳宇攝科幻電影也啟發劉佩瑜對空間的想像，他時常猜想，水溝蓋、牆面、管狀物或是任何孔洞的後面，是否正在發生什麼事，他說：「若是人們能像靈魂般自由穿越這些通道，那麼空間就不再只是封閉的立方體，而是可以任意遊玩的場所。」並且，想像空間已成為劉佩瑜的日常，他常幻想將整棟屋子打掉重建，而如此構思空間的過程，也像在建構自己的城堡，不僅能自由地發想作品，更能使他全然投入在創作。「當觀眾沿著畫面中的路徑探索，就像是走在我的腦袋中。」劉佩瑜說。他以版畫為媒材，呈現出腦中的精神空間。系列作品《組織秘密空間》是他幻想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進而建造一棟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而畫面中不合尋常邏輯的空間，正如同他的精神空間，虛幻而無限寬闊。觀眾吳孟庭形容，劉佩瑜的作品如夢中所見，儘管知道構成畫面的物件都真實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但創作者錯置這些元素，能讓觀者產生虛實交錯的感覺。 劉佩瑜在〈組織秘密空間-6〉建構出一座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他在黑白畫面增添些許色彩，讓觀者能透視空間，也提高畫面的層次感。　圖／劉佩瑜提供劉佩瑜想像中的空間也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如畫面中沒有固定方向的門和房間，以及不知通往何處的階梯。他期盼觀者以不同角度凝視作品，啟發他們的想像力，也帶領他們探索自己的精神空間。作品〈私空間範圍-3〉便包含兩種不同形式的階梯，一種為一路向下的直向梯子，另一種則是可以從各角度觀看的立體樓梯，至於它們通往何處，劉佩瑜則希望觀者自行想像多元的可能性。  作品〈私空間範圍-3〉，畫面中不只是樓梯沒有固定方向，就連各個空間也都能以不同角度觀看。　圖／劉佩瑜提供每到一個新場所，劉佩瑜都會產生對於空間的各種想像，即便是相同空間，他也會隨時間變換想法，因此，他的作品總在不斷修改構圖後，才成為最終的樣貌。瀰謎思空間負責人于佳琳則指出，劉佩瑜以版畫呈現空間與幾何造型，是相對少見的創作方式，特別之處也在於，作品雖以黑白畫面為主，卻能展現出空間的透視與層次。

【專題記者謝佩旻、李卓朗、曾楷傑綜合報導】「為什麼不用上學？」「不上學，以後跟不上別人怎麼辦？」近年來，教育方法越來越多元，除了體制內學校、實驗教育外，「在家自學」也逐漸成為教育界的新焦點。如數位政務委員唐鳳、高爾夫球女將曾雅妮皆是自學出身。究竟為何這些學生要捨棄一般學校教育，走一條和他人不一樣的道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教育差異為何？自學學生的未來會面臨什麼困難與挑戰？<b>從四人至數千人　自學制度的進程與革新台灣在家自學要追溯至民國87年，四位從美國返台的家長在台北市開始試辦自學，並間接影響政府，在88年修正《國民教育法》，授權各縣市自行訂定相關辦法。直到10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實驗教育三法》（註1），由上而下整合了過去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的實驗教育實施辦法。教育部因此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成立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後文簡稱中心），希望由專業人士主導、推動實驗教育的發展，並促進台灣的教育改革與創新。中心的計畫主持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鄭同僚表示，中心成立之初只針對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進行改革，但時任教育部長潘文忠希望能擴大實驗教育的對象，因此又將範圍拉大至全台各地的學校。《實驗教育三法》之一的《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實施條例》使高中自學合法化，而且也可以和在校生一樣，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享有推甄與考試入大學的權利。實施兩年後，為了將兒童及少年相關權益規範等體制教育內對學生的保護擴及至自學的學生，通過修正草案（註2），並於107年1月開始實行。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數（即自學人數）由100學年的1651人，至106學年已增至4786人，成長近2倍，但占總學生人數的比率仍只有0.19%。另外，根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國小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統計，台北市在106學年度計有1,681位學生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比105學年度的1,247位學生，成長35%，超過全台自學人數的三分之一。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在臺灣的正式名稱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共分為個人、團體與機構自學三種型態。「要如何申請自學？會不會很麻煩？」是許多初步接觸自學領域的家長與學生最擔心的問題，導致許多學生因為未能充分了解而卻步。致力於舉辦自學相關座談會及講座的「拆框工作坊」創辦人蔡伊婷表示，申請自學並不困難，只要在每年四月及十月的申請期間提出「實驗教育計劃」等申請文件，經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查通過後，即可開始在家自學。在自學期間，有些縣市會需要成果發表，呈現執行狀況並分享經驗，同時在計畫結束後，還需提交「學習報告書」以檢驗學習成效。註1：實驗三法包含「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註2：107年1月修正之條例為《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實施條例》第 25 條。<b>自學方式百百種  多元樣貌大不同隨著法源完備，不只在家自學學生人數快速成長，教學模式也比過去更活潑多樣。慕真在家教育協會秘書長熊慧媛表示，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天職，不應由政府或學校負擔所有的責任。 熊慧媛為慕真在家教育協會創辦人之一。　圖／李卓朗攝參與慕真在家教育人文學堂課程的呂乃源正準備升上大學，對資訊及科技抱有極大興趣，平時也會協助線上數位課程的拍攝及架設。他和弟弟妹妹都是自學長大的，媽媽甘憲平認為，自學最重要的是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有了穩固的信心，做任何事情也能比較順利。 參與人文學堂課程的學生認真聽講。　圖／李卓朗攝另一個在家自學的家庭，媽媽林芳宇十多年前在美國認識一群在家自學家庭，了解他們的理念與方法，決定讓孩子用此方式學習。她認為培養品格是首要之事，只要幫助孩子建立「學習是本份」的觀念，他們就可以建立自己學習的方式。「既然放棄了一個當時所謂的鐵飯碗，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全職媽媽。」住在新竹的邱淑娟，在二十三年前為了孩子放棄高薪工作，在接觸有關教養的訊息與書籍後，第一次在報紙上知道「自學」這個名詞。邱淑娟家中的三個孩子都從學齡前便開始在家自學，至今兩個兒子分別就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女兒鄭羽今年 14 歲，預計持續自學至高中。 鄭羽和其他年齡相仿的孩童在家中參與共學課程。　圖／邱淑娟提供曾出版書籍、十五歲起就至各地演講的陳慧潔有「全台灣最年輕演說家」之稱，陳慧潔的姐姐在低年級時曾進入學校就讀，但因為父母工作時間大多以假日及晚間為主，為避免犧牲和家人相處的機會，夫妻倆決定讓四個女兒在家自學。體制內學校不符期待　學生另尋出路來自台中的劉冠廷原先有進入高中就讀，但學校的教育方式不符合他的期待，因此與家人討論過後決定在家自學。劉冠廷透露，他對農業較感興趣，平時都是利用網路資源去自學，空閒時間則會到農場打工，甚至會到大學課堂上旁聽，「自學的好處就是想學什麼就學什麼。」Taylor（化名）和 Ricky（化名）目前是拆框工作坊的志工，兩人皆因為在學校曾遇困難而選擇自學。今年 18 歲的 Taylor 在小學階段都生活得非常順遂，但自從國中開始，課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升上高中之後，學科更加困難，再加上他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在高二時提出自學申請。Ricky 原先循正規的教育體制進入小學就讀，但在校期間遭到老師體罰而心生畏懼，轉學之後又被全班排擠，於是他開始排斥上學，種種考量之下，父母決定讓Ricky在家自學。 Ricky 在國小離開學校後，變得開朗又有自信。　圖／曾楷傑攝<b>團體自學　共創教學新可能人稱「綠豆粉圓爸」的趙介亭，在兩位兒子出生後成為全職奶爸。因為妻子是幼稚園老師，她認為小孩進入幼稚園會受到很多限制，有許多科目是在幼兒發展階段不需要的，造成「幼兒園小學化」，因此決定讓孩子與年齡相仿的家庭組成學齡前成長團體（playgroup）。然而，他認為只有個人自學是不夠的。為此，趙介亭在2012年創辦「可能非學校」，讓國中小階段的學生能以「團體自學」的方式學習，並以「先育後教」、「多學少教」的教學方法，實驗各種教育的可能。「團體自學」提供選擇自學但無法全日教養兒女的雙薪家庭一個新的選擇。另一個自學團體「宸恩自學團」成立於今年四月，對象是國中生，基礎學科的老師都擁有實驗教學的背景。主持人李銘洋表示，他們重視培養學生的基礎課程，因為大部分加入宸恩自學團的學生，在高中都會繼續進入體制內升學，如果學生沒有打好基礎，將會影響日後修讀其他學科。 趙介亭為了兩個兒子成為全職奶爸。　圖／謝佩旻攝<b>生活即教學　處處皆教室<b>個人自學有別於坐在教室內單方面吸收，在家自學的學生需要透過不同管道與媒材學習。林芳宇和邱淑娟不約而同的表示，讓孩子從小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邱淑娟的三位孩子在國小階段都未曾讀過教科書，三位孩子的數學皆是由母親教導，也會有其他自學家庭的孩子至家中共學；而針對英文、國文等語言，便是藉由演講口說、廣泛閱讀等訓練來培養。在課外的方面，邱淑娟說：「通常都是孩子發現自己的需要，才會尋找資源。」她會依照不同孩子的興趣選擇游泳、桌球、羽球、圍棋以及樂器等課程，也時常以經濟實惠的露營方式旅遊，向大自然學習。 鄭羽的數學課由媽媽邱淑娟教導，以繪製海報的方式加深對觀念的印象。　圖／邱淑娟提供國小六年級簡瑩瑩（化名）和國中一年級簡軒軒（化名）從去年起開始在家自學，母親在他們兩姐妹自學的路上擔任輔助的角色，自學的過程全靠他們的自主學習。簡瑩瑩說：「在家自學，都是發展有興趣的東西，不會有科目是一定要學，也不會有課本，都是自己找資源。」平時兩姐妹以主題式的方法學習，並不會刻意分科目學習和安排科目時間表。他們的學習資源大多來自網路和其他的免費資源，簡瑩瑩對舞蹈、烘焙及英語的興趣較大，透過網路的教學影片學習舞蹈和烘焙，並上網學習英文單字。姐姐簡軒軒則是透過「均一教育平台」學習數學，他們也會運用大學的學習資源，向國立東華大學借閱歷史及自然等領域的書籍並參與大學的社團。簡媽媽說：「老大學習歷史時，對二二八事件感興趣，一般的教科書不足以了解事情的全貌。」簡媽媽認為生活到處都是資源，透過接觸身邊的人，也能學到各種知識。Taylor 在自學的初期接觸了泰語課程，因而激發了他心中對語言學習的熱愛，關於自學教材的來源，他說自己主要是透過網路獲取學習資源，真的有興趣的項目則會選擇參加共學課程。Taylor 表示，因為課堂上的同學有些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有些是進入職場許久的中年男子，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人生閱歷，所以和這些人交流相處可以讓自己擁有不一樣的視野。相較於前者的專才教學，陳伯杰較重視基礎知識的培養。他表示，夫妻倆平日都待在家中陪著孩子，教材仍以學校的課本為主。陳伯杰強調，他們更關心孩子們使用知識落實生活與運用能力，例如煮飯、打掃等。他說：「考試不是最好的學習驗證方式，現實生活運用與專題製作報告，才能塑造真實帶著走的能力。」目前陳慧潔大學休學至澳洲打工度假，因為這樣的成長經驗，使他能學習妥善規劃時間並體驗異地生活。&nbsp; 中年級的學生正專心的計畫環遊世界旅行的路線。　圖／謝佩旻攝<b>自學只是金字塔上層的專屬？由於教育部的經費支持，公立國民小學及中學的學習成本相對低廉。此外，自學的師資、教學環境及教材，相較於體制內教育，並沒有既有的資源可以使用，需要付出額外的時間蒐集並準備教材，增加成本。因此，許多人認為自學或許只限制在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家庭中才能進行，間接排擠了部分有心自學卻無力負擔的學生。然而，劉冠廷和另一位自學生語樂（化名）都認為經濟條件並不會造成自學的阻礙，因為在現階段的年紀，他們都有能力透過網路取得自學的資源，不需要花錢購買昂貴的教材或是至才藝班學習其他技能。但他們也坦言，因為身為高中生，有些事情已經可以自我打理，因此平日都是自己獨處居多。若是國小或國中的自學生們，還沒有完全獨立自主的能力，父母親可能就必須花費時間和精力在孩子身上。申請自學時選擇高中職藝術群的范怡在外參加了不少才藝課程，包括漫畫課、色鉛筆課程、街舞課，也有英文課和國文寫作。雖然才藝課程每學期都必須付出高額開銷，但政府每學期都有為藝術群的自學生提供大約3萬元的補助，他也會盡量控制課程上的開銷，所以課程的花費大多都能以政府的補助來負擔。在撰寫自學申請書時，林芳宇發現教育部十分鼓勵自學學生多方面嘗試。因為沒有固定的學科限制，自學學生平常有更多時間與機會接觸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相較於同年齡者也更有國際觀。林芳宇認為，現今台灣的學習資源過多，有些自學家庭會依照孩子的興趣，每天去上不同的課程，但孩子在還沒有辨別能力時接觸過多資訊，可能反而會降低他們的專注度，也無法擁有規律的生活。曾接觸多個自學家庭的熊慧媛也表示，一些家庭習慣把小孩往外送到各式式樣的自學團體，不但耗時耗力，還會造成家庭的負擔。他認為自學不應該是「餵食教育」，而是幫助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發掘優勢和興趣，進而主動學習。熊慧媛認為自學是一種價值的選擇，經濟成本不會比體制內教育高，但父母需要承擔起教育者的身分，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孩子的身上。《在家自學的四個孩子》的作者許惠珺則認為，如果在家自學是指聘請別人來教，必然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在家自學最大的意義和精神，是由家長親自帶領孩子自學。」他認為教育不只是知識層面，還有生活層面和品格層面，後兩者由家長以身作則來執行，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許惠珺讓四位兒女從小自學，他認為自學能提升學習效率。　圖／許惠珺提供相對於個人自學，團體自學由於需要聘請老師與場地使用的費用，家長的負擔也較高。李銘洋認為，為了支出這些必要成本，團體自學每學期的學費一般都偏高，對於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造成門檻。趙介亭則表示可能非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雙薪家庭，但由於台灣社會福利仍不夠完善，中產階級看似選擇很多，但是學費上還是很有壓力。邱淑娟表示，現今的網路資源豐富，家長需要守住原來的初衷，以免流於所謂的「菁英教育」，「若課表被各式各樣的活動填滿，學習便可能失去方向性。」對此，鄭同僚則認為目前台灣的實驗教育確實是一種菁英教育，畢竟政府資源沒有真正投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也導致進入實驗教育的經濟門檻居高不下，中產階級以上或許還有能力負擔，但勞工階級恐怕力有未逮，他說：「假如政府不增加資源投入至非學，實驗教育就會變成有錢人家的遊戲。」此外，自學資源也存在著地區間的差異。住在桃園的范怡表示，台北無論是自學人數和資源都較多，因此大部分的才藝課程都要特意來台北上課。鄭同僚建議，各縣市政府應成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源中心」，協助學生及家長整合區域內資源，並透過辦講座、課程等主動的方式給予支持，「目前教育部的重點還是在學校系統，各縣市非學系統性的輔導確實不足」。 范怡除了在家自學，也在外擔任志工和參加各種藝術類的課程。　圖／李卓朗攝鄭同僚指出，各縣市政府的審議委員未必都是實驗教育的專業人士，有些人純粹只審查申請資料，但卻缺乏輔導能力給予家長與學生申請上的協助，這樣的做法也間接造成申請者亟欲想進入實驗教育，卻缺乏專業諮詢而無法通過。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中心透過面試與培訓建立一套審議委員的候選名單，各縣市如有需要則可由名單中尋找適當的人選，另外每年也都會辦審議委員跟政府行政人員的共識營，透過推廣與宣傳期盼減少自學申請的問題。 鄭同僚為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的計畫主持人，致力於推行實驗教育、促進台灣的教育改革。　圖／曾楷傑攝<b>步履維艱的自主學習<b>個人自學的難處「不念書，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家中長輩關懷的眼神、周圍親友的疑問都是剛開始自學的家庭可能面臨的挑戰。邱淑娟表示，在最初「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時，她的父母親擔心孫子女的未來發展，因此非常不認同。在充分了解與觀察後，周遭親友越來越能接受，甚至請教他教養孩子的方法。甘憲平認為家長也需培養自學的能力，「最大的學習者其實不是孩子，而是家長。」他過去曾以為能將自己的成長經驗和原生家庭背景套在兒女身上，但因時代及環境不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課題須面對，他也在過程中學習更認識自己的孩子。范怡也坦言，在自學並不是那麼順利，畢竟在家自學的過程十分仰賴個人學習的主動性，過程中曾多次經歷低潮期，因失去動力而停滯不前。范怡表示在低潮期間「一打開書，就跑去做別的事情。」范怡說：「有半年都這樣，不知道要做什麼，很痛苦，家長也沒有辦法幫你，只能一直提醒你。」最後透過重新規劃自己學習的時間表讓自己走出低潮，換一個學習的模式。許多自學生提到在自學初期容易分心，難以將專注力完全放在學習身上。鄭同僚將問題的主因歸咎於政府的輔導能力疲弱，無法適時了解每個自學生的學習情況。另外家長也必須負擔一部份的責任，他們應該審視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帶著孩子自學，而不是只有三分鐘熱度。依據教育部107年1月31日頒布修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10條規定，審議會委員人數為9至21人。而審議會由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等不同領域的人士組成。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國小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業務聯絡人陳冠燁表示，台北市107學年度審議會委員共 21 名，體制內的校長或教學人員共7名，且均有實驗教育經驗。在台灣，「在家自學」發展至今已逾二十年，有了法源依據後，自學人數逐漸增加，不過比例仍只占總學生數很少的一部分。在家自學雖然不像體制內擁有固定來源的教育資源，但其實只要善用資源，包含線上課程、自組共學團體、團體自學班等，處處都可以是學習的管道。走出體制，自學學生可以更自由地適性發展，還有機會提早發覺自身興趣。自學也不一定是金字塔上層的專屬，根據情況不同，經濟因素通常並不是自學最主要的門檻，但對部分家庭來說，仍是難以捨棄體制內學校的原因之一。<b>體制教育與自學的抉擇　升學銜接和想法差異陳恩雅目前計畫大學後自美國就學，因此每年都會做美國的分齡程度測驗，用多元且較客觀的方式檢視學習成效。關於未來的升學道路，林芳宇認為學歷並不是最重要的，「在國外只要有實力就可以被用，在台灣則一定要有文憑。」語氣中也道出對台灣人學歷至上的無奈。由於自學生比較早學習如何規劃自己的時間，進大學後與體制內的學生形成差異。目前於拆框工作坊擔任教師的曾維瑩說：「大一的同學都剛從高中的束縛放出來，自學生早已習慣了，也比較知道怎麼安排。」范怡表示，他的哥哥在自學期間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遊戲設計，參加學測後，最終如願就讀相關科系。哥哥認為大學跟自學很相似，都是要自己規劃時間，體制內的學生反而比較不知道怎麼安排。&nbsp;

【專題記者謝佩旻、李卓朗、曾楷傑綜合報導】「為什麼不用上學？」「不上學，以後跟不上別人怎麼辦？」近年來，教育方法越來越多元，除了體制內學校、實驗教育外，「在家自學」也逐漸成為教育界的新焦點。如數位政務委員唐鳳、高爾夫球女將曾雅妮皆是自學出身。究竟為何這些學生要捨棄一般學校教育，走一條和他人不一樣的道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教育差異為何？自學學生的未來會面臨什麼困難與挑戰？<b>從四人至數千人　自學制度的進程與革新台灣在家自學要追溯至民國87年，四位從美國返台的家長在台北市開始試辦自學，並間接影響政府，在88年修正《國民教育法》，授權各縣市自行訂定相關辦法。直到10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實驗教育三法》（註1），由上而下整合了過去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的實驗教育實施辦法。教育部因此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成立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後文簡稱中心），希望由專業人士主導、推動實驗教育的發展，並促進台灣的教育改革與創新。中心的計畫主持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鄭同僚表示，中心成立之初只針對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進行改革，但時任教育部長潘文忠希望能擴大實驗教育的對象，因此又將範圍拉大至全台各地的學校。《實驗教育三法》之一的《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實施條例》使高中自學合法化，而且也可以和在校生一樣，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享有推甄與考試入大學的權利。實施兩年後，為了將兒童及少年相關權益規範等體制教育內對學生的保護擴及至自學的學生，通過修正草案（註2），並於107年1月開始實行。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數（即自學人數）由100學年的1651人，至106學年已增至4786人，成長近2倍，但占總學生人數的比率仍只有0.19%。另外，根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國小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統計，台北市在106學年度計有1,681位學生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比105學年度的1,247位學生，成長35%，超過全台自學人數的三分之一。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在臺灣的正式名稱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共分為個人、團體與機構自學三種型態。「要如何申請自學？會不會很麻煩？」是許多初步接觸自學領域的家長與學生最擔心的問題，導致許多學生因為未能充分了解而卻步。致力於舉辦自學相關座談會及講座的「拆框工作坊」創辦人蔡伊婷表示，申請自學並不困難，只要在每年四月及十月的申請期間提出「實驗教育計劃」等申請文件，經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查通過後，即可開始在家自學。在自學期間，有些縣市會需要成果發表，呈現執行狀況並分享經驗，同時在計畫結束後，還需提交「學習報告書」以檢驗學習成效。註1：實驗三法包含「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註2：107年1月修正之條例為《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實施條例》第 25 條。<b>自學方式百百種  多元樣貌大不同隨著法源完備，不只在家自學學生人數快速成長，教學模式也比過去更活潑多樣。慕真在家教育協會秘書長熊慧媛表示，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天職，不應由政府或學校負擔所有的責任。 熊慧媛為慕真在家教育協會創辦人之一。　圖／李卓朗攝參與慕真在家教育人文學堂課程的呂乃源正準備升上大學，對資訊及科技抱有極大興趣，平時也會協助線上數位課程的拍攝及架設。他和弟弟妹妹都是自學長大的，媽媽甘憲平認為，自學最重要的是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有了穩固的信心，做任何事情也能比較順利。 參與人文學堂課程的學生認真聽講。　圖／李卓朗攝另一個在家自學的家庭，媽媽林芳宇十多年前在美國認識一群在家自學家庭，了解他們的理念與方法，決定讓孩子用此方式學習。她認為培養品格是首要之事，只要幫助孩子建立「學習是本份」的觀念，他們就可以建立自己學習的方式。「既然放棄了一個當時所謂的鐵飯碗，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全職媽媽。」住在新竹的邱淑娟，在二十三年前為了孩子放棄高薪工作，在接觸有關教養的訊息與書籍後，第一次在報紙上知道「自學」這個名詞。邱淑娟家中的三個孩子都從學齡前便開始在家自學，至今兩個兒子分別就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女兒鄭羽今年 14 歲，預計持續自學至高中。 鄭羽和其他年齡相仿的孩童在家中參與共學課程。　圖／邱淑娟提供曾出版書籍、十五歲起就至各地演講的陳慧潔有「全台灣最年輕演說家」之稱，陳慧潔的姐姐在低年級時曾進入學校就讀，但因為父母工作時間大多以假日及晚間為主，為避免犧牲和家人相處的機會，夫妻倆決定讓四個女兒在家自學。體制內學校不符期待　學生另尋出路「上學好日子」是一個位於中部的教育組織，創立至今還未滿一年，成員主要是高中生。他們不滿意學校教育，於是透過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宣傳他們的理念，並舉辦講座及座談會推廣實驗教育。創辦人之一劉冠廷原先有進入高中就讀，但學校的教育方式不符合他的期待，因此與家人討論過後決定在家自學。劉冠廷透露，他對農業較感興趣，平時都是利用網路資源去自學，空閒時間則會到農場打工，甚至會到大學課堂上旁聽，「自學的好處就是想學什麼就學什麼。」Taylor（化名）和 Ricky（化名）目前是拆框工作坊的志工，兩人皆因為在學校曾遇困難而選擇自學。今年 18 歲的 Taylor 在小學階段都生活得非常順遂，但自從國中開始，課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升上高中之後，學科更加困難，再加上他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因此在高二時提出自學申請。Ricky 原先循正規的教育體制進入小學就讀，但在校期間遭到老師體罰而心生畏懼，轉學之後又被全班排擠，於是他開始排斥上學，種種考量之下，父母決定讓Ricky在家自學。 Ricky 在國小離開學校後，變得開朗又有自信。　圖／曾楷傑攝<b>團體自學　共創教學新可能人稱「綠豆粉圓爸」的趙介亭，在兩位兒子出生後成為全職奶爸。因為妻子是幼稚園老師，她認為小孩進入幼稚園會受到很多限制，有許多科目是在幼兒發展階段不需要的，造成「幼兒園小學化」，因此決定讓孩子與年齡相仿的家庭組成學齡前成長團體（playgroup）。然而，他認為只有個人自學是不夠的。為此，趙介亭在2012年創辦「可能非學校」，讓國中小階段的學生能以「團體自學」的方式學習，並以「先育後教」、「多學少教」的教學方法，實驗各種教育的可能。「團體自學」提供選擇自學但無法全日教養兒女的雙薪家庭一個新的選擇。另一個自學團體「宸恩自學團」成立於今年四月，對象是國中生，基礎學科的老師都擁有實驗教學的背景。主持人李銘洋表示，他們重視培養學生的基礎課程，因為大部分加入宸恩自學團的學生，在高中都會繼續進入體制內升學，如果學生沒有打好基礎，將會影響日後修讀其他學科。 趙介亭為了兩個兒子成為全職奶爸。　圖／謝佩旻攝<b>生活即教學　處處皆教室<b>個人自學有別於坐在教室內單方面吸收，在家自學的學生需要透過不同管道與媒材學習。林芳宇和邱淑娟不約而同的表示，讓孩子從小養成大量閱讀的習慣是非常重要的。邱淑娟的三位孩子在國小階段都未曾讀過教科書，三位孩子的數學皆是由母親教導，也會有其他自學家庭的孩子至家中共學；而針對英文、國文等語言，便是藉由演講口說、廣泛閱讀等訓練來培養。在課外的方面，邱淑娟說：「通常都是孩子發現自己的需要，才會尋找資源。」她會依照不同孩子的興趣選擇游泳、桌球、羽球、圍棋以及樂器等課程，也時常以經濟實惠的露營方式旅遊，向大自然學習。 鄭羽的數學課由媽媽邱淑娟教導，以繪製海報的方式加深對觀念的印象。　圖／邱淑娟提供國小六年級簡瑩瑩（化名）和國中一年級簡軒軒（化名）從去年起開始在家自學，母親在他們兩姐妹自學的路上擔任輔助的角色，自學的過程全靠他們的自主學習。簡瑩瑩說：「在家自學，都是發展有興趣的東西，不會有科目是一定要學，也不會有課本，都是自己找資源。」平時兩姐妹以主題式的方法學習，並不會刻意分科目學習和安排科目時間表。他們的學習資源大多來自網路和其他的免費資源，簡瑩瑩對舞蹈、烘焙及英語的興趣較大，透過網路的教學影片學習舞蹈和烘焙，並上網學習英文單字。姐姐簡軒軒則是透過「均一教育平台」學習數學，他們也會運用大學的學習資源，向國立東華大學借閱歷史及自然等領域的書籍並參與大學的社團。簡媽媽說：「老大學習歷史時，對二二八事件感興趣，一般的教科書不足以了解事情的全貌。」簡媽媽認為生活到處都是資源，透過接觸身邊的人，也能學到各種知識。Taylor 在自學的初期接觸了泰語課程，因而激發了他心中對語言學習的熱愛，關於自學教材的來源，他說自己主要是透過網路獲取學習資源，真的有興趣的項目則會選擇參加共學課程。Taylor 表示，因為課堂上的同學有些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有些是進入職場許久的中年男子，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人生閱歷，所以和這些人交流相處可以讓自己擁有不一樣的視野。相較於前者的專才教學，陳伯杰較重視基礎知識的培養。他表示，夫妻倆平日都待在家中陪著孩子，教材仍以學校的課本為主。陳伯杰強調，他們更關心孩子們使用知識落實生活與運用能力，例如煮飯、打掃等。他說：「考試不是最好的學習驗證方式，現實生活運用與專題製作報告，才能塑造真實帶著走的能力。」目前陳慧潔大學休學至澳洲打工度假，因為這樣的成長經驗，使他能學習妥善規劃時間並體驗異地生活。&nbsp; 中年級的學生正專心的計畫環遊世界旅行的路線。　圖／謝佩旻攝<b>自學只是金字塔上層的專屬？由於教育部的經費支持，公立國民小學及中學的學習成本相對低廉。此外，自學的師資、教學環境及教材，相較於體制內教育，並沒有既有的資源可以使用，需要付出額外的時間蒐集並準備教材，增加成本。因此，許多人認為自學或許只限制在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家庭中才能進行，間接排擠了部分有心自學卻無力負擔的學生。然而，劉冠廷和語樂都認為經濟條件並不會造成自學的阻礙，因為在現階段的年紀，他們都有能力透過網路取得自學的資源，不需要花錢購買昂貴的教材或是至才藝班學習其他技能。但他們也坦言，因為身為高中生，有些事情已經可以自我打理，因此平日都是自己獨處居多。若是國小或國中的自學生們，還沒有完全獨立自主的能力，父母親可能就必須花費時間和精力在孩子身上。申請自學時選擇高中職藝術群的范怡在外參加了不少才藝課程，包括漫畫課、色鉛筆課程、街舞課，也有英文課和國文寫作。雖然才藝課程每學期都必須付出高額開銷，但政府每學期都有為藝術群的自學生提供大約3萬元的補助，他也會盡量控制課程上的開銷，所以課程的花費大多都能以政府的補助來負擔。在撰寫自學申請書時，林芳宇發現教育部十分鼓勵自學學生多方面嘗試。因為沒有固定的學科限制，自學學生平常有更多時間與機會接觸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相較於同年齡者也更有國際觀。林芳宇認為，現今台灣的學習資源過多，有些自學家庭會依照孩子的興趣，每天去上不同的課程，但孩子在還沒有辨別能力時接觸過多資訊，可能反而會降低他們的專注度，也無法擁有規律的生活。曾接觸多個自學家庭的熊慧媛也表示，一些家庭習慣把小孩往外送到各式式樣的自學團體，不但耗時耗力，還會造成家庭的負擔。他認為自學不應該是「餵食教育」，而是幫助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發掘優勢和興趣，進而主動學習。熊慧媛認為自學是一種價值的選擇，經濟成本不會比體制內教育高，但父母需要承擔起教育者的身分，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孩子的身上。《在家自學的四個孩子》的作者許惠珺則認為，如果在家自學是指聘請別人來教，必然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在家自學最大的意義和精神，是由家長親自帶領孩子自學。」他認為教育不只是知識層面，還有生活層面和品格層面，後兩者由家長以身作則來執行，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許惠珺讓四位兒女從小自學，他認為自學能提升學習效率。　圖／許惠珺提供相對於個人自學，團體自學由於需要聘請老師與場地使用的費用，家長的負擔也較高。李銘洋認為，為了支出這些必要成本，團體自學每學期的學費一般都偏高，對於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造成門檻。趙介亭則表示可能非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雙薪家庭，但由於台灣社會福利仍不夠完善，中產階級看似選擇很多，但是學費上還是很有壓力。邱淑娟表示，現今的網路資源豐富，家長需要守住原來的初衷，以免流於所謂的「菁英教育」，「若課表被各式各樣的活動填滿，學習便可能失去方向性。」對此，鄭同僚則認為目前台灣的實驗教育確實是一種菁英教育，畢竟政府資源沒有真正投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也導致進入實驗教育的經濟門檻居高不下，中產階級以上或許還有能力負擔，但勞工階級恐怕力有未逮，他說：「假如政府不增加資源投入至非學，實驗教育就會變成有錢人家的遊戲。」此外，自學資源也存在著地區間的差異。住在桃園的范怡表示，台北無論是自學人數和資源都較多，因此大部分的才藝課程都要特意來台北上課。鄭同僚建議，各縣市政府應成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源中心」，協助學生及家長整合區域內資源，並透過辦講座、課程等主動的方式給予支持，「目前教育部的重點還是在學校系統，各縣市非學系統性的輔導確實不足」。 范怡除了在家自學，也在外擔任志工和參加各種藝術類的課程。　圖／李卓朗攝鄭同僚指出，各縣市政府的審議委員未必都是實驗教育的專業人士，有些人純粹只審查申請資料，但卻缺乏輔導能力給予家長與學生申請上的協助，這樣的做法也間接造成申請者亟欲想進入實驗教育，卻缺乏專業諮詢而無法通過。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中心透過面試與培訓建立一套審議委員的候選名單，各縣市如有需要則可由名單中尋找適當的人選，另外每年也都會辦審議委員跟政府行政人員的共識營，透過推廣與宣傳期盼減少自學申請的問題。 鄭同僚為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的計畫主持人，致力於推行實驗教育、促進台灣的教育改革。　圖／曾楷傑攝<b>步履維艱的自主學習<b>個人自學的難處「不念書，以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家中長輩關懷的眼神、周圍親友的疑問都是剛開始自學的家庭可能面臨的挑戰。邱淑娟表示，在最初「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時，她的父母親擔心孫子女的未來發展，因此非常不認同。在充分了解與觀察後，周遭親友越來越能接受，甚至請教他教養孩子的方法。甘憲平認為家長也需培養自學的能力，「最大的學習者其實不是孩子，而是家長。」他過去曾以為能將自己的成長經驗和原生家庭背景套在兒女身上，但因時代及環境不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課題須面對，他也在過程中學習更認識自己的孩子。范怡也坦言，在自學並不是那麼順利，畢竟在家自學的過程十分仰賴個人學習的主動性，過程中曾多次經歷低潮期，因失去動力而停滯不前。范怡表示在低潮期間「一打開書，就跑去做別的事情。」范怡說：「有半年都這樣，不知道要做什麼，很痛苦，家長也沒有辦法幫你，只能一直提醒你。」最後透過重新規劃自己學習的時間表讓自己走出低潮，換一個學習的模式。許多自學生提到在自學初期容易分心，難以將專注力完全放在學習身上。鄭同僚將問題的主因歸咎於政府的輔導能力疲弱，無法適時了解每個自學生的學習情況。另外家長也必須負擔一部份的責任，他們應該審視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帶著孩子自學，而不是只有三分鐘熱度。依據教育部107年1月31日頒布修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10條規定，審議會委員人數為9至21人。而審議會由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等不同領域的人士組成。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國小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業務聯絡人陳冠燁表示，台北市107學年度審議會委員共 21 名，體制內的校長或教學人員共7名，且均有實驗教育經驗。在台灣，「在家自學」發展至今已逾二十年，有了法源依據後，自學人數逐漸增加，不過比例仍只占總學生數很少的一部分。在家自學雖然不像體制內擁有固定來源的教育資源，但其實只要善用資源，包含線上課程、自組共學團體、團體自學班等，處處都可以是學習的管道。走出體制，自學學生可以更自由地適性發展，還有機會提早發覺自身興趣。自學也不一定是金字塔上層的專屬，根據情況不同，經濟因素通常並不是自學最主要的門檻，但對部分家庭來說，仍是難以捨棄體制內學校的原因之一。<b>體制教育與自學的抉擇　升學銜接和想法差異陳恩雅目前計畫大學後自美國就學，因此每年都會做美國的分齡程度測驗，用多元且較客觀的方式檢視學習成效。關於未來的升學道路，林芳宇認為學歷並不是最重要的，「在國外只要有實力就可以被用，在台灣則一定要有文憑。」語氣中也道出對台灣人學歷至上的無奈。由於自學生比較早學習如何規劃自己的時間，進大學後與體制內的學生形成差異。目前於拆框工作坊擔任教師的曾維瑩說：「大一的同學都剛從高中的束縛放出來，自學生早已習慣了，也比較知道怎麼安排。」范怡表示，他的哥哥在自學期間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遊戲設計，參加學測後，最終如願就讀相關科系。哥哥認為大學跟自學很相似，都是要自己規劃時間，體制內的學生反而比較不知道怎麼安排。&nbsp;

【專題記者薛若儀、吳旻蓁、顏麗家、江殷年、鄭順祥、龐家姍綜合報導】繼今年1月《52赫茲我愛你》賣出四千萬票房後，3月上映的《目擊者》也在十天內突破兩千萬票房，數字亮麗之外，也是國內近年少見的音樂劇和類型片，這兩部片在去年分別獲得電影輔導金新台幣1500萬元和2000萬元補助。2月初《帶我去月球》卻引發爭議，按規定已領有輔導金且未結案者不得再申請，因導演謝駿逸去年已獲得1200萬元補助，所以申請文件上以拍攝花絮的王威翔為導演，遭質疑詐領輔導金800萬元。《帶》片最後被以撤銷補助資格，電影輔導金議題也掀起一波討論。<b>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台灣電影吊點滴　1980年代，隨著外匯管制的開放，外片投資及進口逐漸增加。新聞局在1986年取消外片配額，造成外片大量進口，國內電影不景氣，製作公司及戲院相繼倒閉。1990年政府開始發放電影輔導金補助電影產業；然而，1990年代好萊塢大量輸出至全球，不只影響台灣觀眾口味，更占據廣大票房收入，台灣電影雖有侯孝賢、楊德昌等人才輩出，市場仍由外片主導。以1994年為例，外片市場的票房總佔有率高達88%。　1996年後，國片年產量更下降至20部以內、市占率僅1～2％。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陸續取消外片輸入拷貝數限制、映演場所數限制、向進口片徵收國片輔導金，更刪除國片映演比例等保護政策，外片可以無上限的大舉進攻台灣市場，使原本已經積弱不振的台灣電影更加不堪一擊。國片票房不佳，投資必然縮手，籌措拍攝資金更加困難。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提供資金補助，成為有志拍片者極力爭取的第一桶金。 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歷年總金額及補助影片總數圖表。 製圖／顏麗家<b>縣市補助促觀光　中央輔導金著眼產業發展電影輔導金屬於中央層級，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發放，分為長片、短片輔導金。從1990年開始發放，從一年1200萬元逐漸增加，2014年後每年約發出兩億的輔導金。縣市政府也提供類似的影視補助來提升城市能見度、促進觀光；限定需以在地為主題，或是要求當地景點要有一定比例的曝光度，澎湖就明文規定在本縣取景之部分，不得少於影片總長度之四分之一。 2011年起，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每年兩期補助金額共新台幣2500萬元，每一部片有150萬至400萬經費不等。台中市一樣一年補助兩期，也會給名導特別優待，例如2011年補助李安《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5900萬元。從2004年至2016年，台中市共發出超過2億的補助金，比台北市多出約兩千萬元。各縣市政府意在行銷在地，中央的輔導金的用意則在拯救影視產業；中央發放的輔導金不限劇種【1】、主題，評審重點著重在鼓勵有開創性、多元的劇本。就申請上限而言，台中市一部片最高上限給予1000萬元補助；中央文化部的輔導金新人組上限為1500萬元，多元組及一般組甚至可以拿到3000萬元。 相較之下，輔導金不限劇種、不限主題，且具鼓勵性質，評審重點在有開創性、多元的劇本。 單一電影長片電影輔導金補助上限比較圖。　製圖／顏麗家　「所有新拍片的導演都會申請輔導金。」導演李中曾以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代表作《青田街一號》成功申請輔導金一般組1500萬元的補助。他肯定輔導金制度對新導演的友善，相較其他亞洲國家，台灣是相對用較大筆金額補助拍片的國家。李中認為輔導金不只給予導演機會，更提高了拍片成功的機率。導演李志薔指出也提到，輔導金是台灣許多創作型導演的出路，亦可減輕他們的籌資負擔。　許多新人導演即使有好劇本也等不到資金，但若有了輔導金加持，就能吸引投資，電影輔導金似乎成為一張影壇入場券。<b>輔導金成為投資標竿　成本占比卻不高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陳儒修指出，投資方往往會以導演申請到輔導金與否，來決定是否要投資。「現在的輔導金並不是拍片主要的資金來源，而是一種標竿。」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電影產業組組長楊秀玉指出，輔導金一直以來都是電影的製作公司重要的第一桶金；民間投資者不瞭解影視產業，不知道如何去判斷一個企劃案值不值得投資，獲得輔導金是一個被篩選過的象徵。　輔導金除了能提供拍片資金、也能吸引其他投資者，它的存在給予導演們一圓拍片夢的希望。然而楊秀玉表示，雖然規定最高可補助製作成本的一半，但實際補助平均是在10至20%之間，其他都要製作公司自己去籌募。台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仲光也表示，一部電影絕不是光用輔導金就能拍完，因為輔導金在電影製作成本中佔比不高，不論是輔導金或其他補助其實助益不大。　曾任輔導金評審、影評人鄭秉泓指出，電影產業不能單靠輔導金，輔導金一年的總補助不過幾億元。以目前台灣電影界面臨市場薄弱、年產量不多的狀況，在每一年補助有限、且一部片不能補助超過一半的情況下，如果都要靠輔導金才能運行，台灣電影恐怕也無法發展。<b>不能只靠輔導金：確認自我定位　積極爭取民間資金　觀察近年來申請輔導金的企劃，其實案子類型仍屬多元，但國片回收率低也時有所聞，對此楊秀玉指出許多企劃案缺乏完善的市場分析；「在拍攝前應該要把自己這部片的類型和市場主打想清楚，才能定位自己的市場策略。」她舉例，藝術片由於較為冷門，策略上多採取參加國內外影展爭取曝光度；商業片若要成功，前置期就需分析市場定位以及主要觀眾群，「我們觀察到電影產業的前置工作非常重要，在前期就要想好怎麼回收成本。」從往年成功的輔導案例來看，問題不是在於類型片本身的客群多寡，而是這個企劃能否將未來的製作、行銷、營運模式思考清楚。　「評審的過程是幫助提案團隊想清楚企劃，這是一種互動的過程。」輔導金發放前申請團隊需與評審面對面溝通，而這個步驟同時也是前置作業的審核。楊秀玉指出，輔導金並不是發錢了事；有時候這個團隊還沒有準備好就給他輔導金，其實是害了他。在繁複的評選過程中透過評委和團隊的多次問答，提升企劃完整度，未來作品的完成度才能逐步提高。　台灣國片常遇見籌資困難，民間欲投資的單位與電影團隊間常存在認知上的鴻溝。楊秀玉表示，投資主目的在創造利益，而創作團隊不希望過多的干涉，因投資主不了解影視產業不敢貿然投資，造成輔導金成為投資標竿，「最近我們計畫成立影視投融資專案協力辦公室，就是想讓投資者更了解影視產業，然後讓創作者更了解投資者在想什麼。」希望藉此增進投資與創作雙方的溝通，讓民間資金能夠進入影視產業，帶動正向循環。<b>後續審查可為公帑把關　評判標準待細緻討論　補助的款項一旦撥下來，基本上不太會收回，除非無法如期完成拍攝，團隊就會被撤銷資格，兩年內不得再申請輔導金。鄭秉泓指出，有些片拿到輔導金拍完後，因為重心放在外銷，故只在少數幾間戲院上映，並不符合比例原則。應該著重後續的審查機制，從發行、映演等多各方面評估，留作紀錄提供給下一任評審。　鄭秉泓認為後續審查機制應更加嚴謹，未來若能更細膩的評估每部輔導作品的成果，或許對於影視產業能帶來更大的助益。曾拿過各式輔導金的李志薔則卻認為，相較其他單位的補助，文化部的輔導金制度算是最嚴格進行審查的單位，假設要透過後續審查去評斷一部作品的好壞，無法有一個客觀標準，「我們只能說你作品跟原來的企劃精神離多遠，但如果不是量化的數據，很難直接說你違反規定。」他認為應先討論出可行的判斷機制，再來談後續審查的多元及可能性。楊秀玉認為後續審查有實施的可能性，但不能成為一項審查的必要條件，頂多只能當作參考。因為每次電影團隊都是不同的人才組成，並不固定，無法主觀認定某些人拍出來的片不佳，下一次也依然會是不佳的狀況。<b>補助還是投資？　應規劃多元基金來源　現行的電影輔導金提供「補助」功能，創作者領取補助後，僅需對剩下的自籌款項負責。然而若要電影基金能夠長久運作，將輔導金的概念轉為「投資」或許是可行的方式。「因為現在普遍都會認為1000萬是國家給我的錢，就好像認為不用付政府那1000萬的責任，也許政府改成投資，而非補助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鄭秉泓認為輔導金改成國家投資的形式，不論最後是賺是賠，都要還給國家固定的金額。高雄市文化局現行電影輔助金便分為「投資」及「補助」兩項目，獲准「投資」的創作者在開拍前便能請領全額資金，並在上映後逐步收回投注成本，這樣除了能有效維持基金穩定運作外，由於資金來自高雄市文化基金會，便不會產生因票房不佳而損失人民公帑的問題。　「實際上是不是有差異？」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指出，「這是補助比例的問題，不是在形式。」他認為拍片本來就需承擔較高風險，比起用補助或是投資的形式，投注金額實際上佔整體製作費用的比例多寡更接近問題核心，「其實輔導金的問題在於整個總額太小。」馮建三認為政府應主動制定長遠的政策鼓勵國片發展。胡仲光也指出，除了輔導金之外仍有許多可行的政策，例如在每個人進戲院看電影時做政策補貼，吸引人看國片、或是從電影票中抽出固定金額當作基金，或許能提供更為正向的循環。註：【1】：輔導金不限任何劇種皆可申請，依照申請者自行認定。另外，紀錄片由於產業結構的差異，因此另外設立紀錄片製作補助要點。

【記者翁芊儒台北報導】駐唱歌手忘情演奏，營造出酒吧迷離氛圍。「好聽！」曲畢，飾演上班族的演員喊了聲，從後方移步舞台前，為整場演出拉開序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學生尤騰輝與「觀察者劇團」，17日晚上攜手演出音樂互動實驗劇《犄角Ji Jiao》。將音樂與戲劇組合成線性故事，演繹年輕人追尋夢想時被迫「社會化」的過程。「我的犄角，就像一個三塊的雞腳，一點也不值錢。」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學生王志維飾演到酒吧飲酒的上班族，用犄角比喻初生的夢想。台上的歌聲呼應演員心情，「你是如此年輕，可是你卻有一顆老的靈魂。」歌手與演員各司其職，儘管互動不多，卻又巧妙相合。「作為一個歌手我已經放棄了，我現在只能做一個聽眾，拍手最大聲。」以悲劇收尾，劇中演員選擇認命、穿回上班服。編導、文大戲劇系學生呂謀（化名）以此為警惕，「不要活著，卻輸了生活。」《犄角Ji Jiao》鼓勵年輕人堅持夢想，而非像劇中人與現實妥協。《犄角Ji Jiao》並非音樂劇，歌詞並不等同台詞，每首歌都可獨立成曲。劇本和樂曲各自獨立製作，從王志維與尤騰輝的創作歌曲中選擇五首歌，融入原先構想劇情，讓音樂與戲劇不成為彼此的附庸。〈犄角〉則為尤騰輝發想自鯨向海的詩集，歷時四年完成之曲。觀眾陳德政表示，自己目前生活已較穩定，但這部劇使他憶起從前徬徨的心情。觀眾涂嫚芸則認為，音樂互動實驗劇的呈現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也讓她回想起小時候天真的夢想。

（左起）中華攝影藝術交流學會秘書長洪志傑、評審郭英聲、傅爾得、沈昭良、策展人鄧博仁在新銳獎評選前合影。圖／鄧博仁提供【記者李恩台北報導】「2016台北國際攝影節」攝影新銳獎12日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展出入圍作品。其中，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不分系學生羅唯芳在14項作品中脫穎而出，以《飄浮女孩》系列作品榮獲特別獎。她也是此次攝影獎中唯一的台灣得獎者。 羅唯芳《飄浮女孩》系列作品於 2016台北國際攝影節榮獲評審特別獎。圖／羅唯芳提供羅唯芳找來親朋好友協助拍攝，同時也進入鏡頭成為被拍攝者，在高架橋、公園、屋子等空間，透過跳躍營造飄浮感。「在拍攝的時候，卻發現飄浮這個狀態其實因人而異的。」羅唯芳認為，飄浮是尋求一種解脫，在輕飄飄的感覺下逃離世界，也因此以為會帶來負面、無奈的影像訊息；但拍攝過程中，卻發現飄浮的狀態下，大家感受到的是快樂與趣味，羅唯芳也因此領悟到攝影當下不同角度的情緒與感受。 羅唯芳走進鏡頭，親自感受飄浮的片刻。圖／羅唯芳提供 「飄浮原本對我而言是負面的。」羅唯芳攝影時卻在捕捉飄浮之際，體驗到跳躍的愉悅。圖／羅唯芳提供羅唯芳表示，《飄浮女孩》的靈感來自香港歌手王灝兒（JW）的同名歌曲〈飄浮女孩〉。其中一段歌詞寫著「無感覺定比空虛更空虛，吃飽氫氣飄出去。」羅唯芳認為，面對人生中像死結一般的事，是否也可以像這樣吸飽後飄出去，再也不管一切。因此希望透過飄浮的狀態反映對人生的無奈，並藉由攝影捕捉跳躍瞬間飄浮的既視感。 羅唯芳《飄浮女孩》系列作品以懸掛呈現，透過光影交錯展現靜態中的「飄浮感」。圖／鄧博仁提供「透過飄浮的狀態宣示年輕人對社會的看法，用新一代的幽默表達情緒是很有趣味的。」評審郭英聲認為，羅唯芳的作品代表新一代台灣人的情感，也與此次攝影節主題中「痕跡」的元素不謀而合。在台灣攝影各世代的軌跡，展現現代學子的攝影風情與厚度。入圍展覽中也展出中國與台灣的院校學生作品。評審傅爾得表示，中國近年來在社會、政治以及生態環境上都有巨量的改變，因此攝影作品多會著重於探討社會及國家本身的樣貌；台灣則主要展現自身內心的情緒及對人生的感受，透過作品也可看見兩國在不同環境下的時代差異。此次攝影獎突破先例讓社會組與院校組作品共同競爭，策展人鄧博仁認為，攝影不該受制於年齡與經歷，期許以作品來做平等的藝術展現。「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鄧博仁引用魯迅〈故鄉〉的一段話作為此次展覽的開場語，他認為路是人走出來的，就如同攝影不該是依循著同樣的模式，而是努力開創自己的攝影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