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經常看演唱會的 Jennie（化名），在2024年參與了偶像美國巡迴演唱會所有場次中的三分之二以上，也看了很多拼盤演唱會，總花費加起來將近新台幣100萬元。他會為了坐到較好的位置拉高預算，也會為了提高拍攝偶像的照片品質而升級攝影器材。 喜歡參與簽售會的Aerin（化名）在近期的回歸上花了近新台幣200萬元，其中與偶像的單獨合照花到13萬元，兩次回歸花了近400萬元。比起購買周邊商品，他更喜歡和偶像一對一互動，目前參加簽售會的次數已經多到跟偶像如朋友般自然。 粉絲邱比（化名）在追星時期最大宗的支出是買偶像小卡，每天下課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臉書，反覆查詢小卡價格、刷新貼文、跟單、找代購，少則一、兩個小時，多的時候甚至會花上三個小時，希望自己能「集齊全套」或是搶到一張要價新台幣上千元的稀有卡。 上述這些龐大開銷，都來自年僅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為了更接近偶像或表達對偶像的支持，許多粉絲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隨著韓國流行音樂（K-POP）的成功，各大娛樂公司也順勢推出許多服務和產品，試圖吸引粉絲持續投入，儘管滿足粉絲的情感需求，卻也在無形中「綁架」了他們。 「從首爾回美國待不到兩天又飛首爾，連續兩次。一年飛了七十多個航班，雖然很累，但見到我喜歡的偶像就感到很幸福，他知道我為了追他很累，所以（偶像）也會加倍關心我。」粉絲Abby（化名）幸福地說道。像Abby這樣願意投入大量金錢追星的粉絲並不少見，在本次的訪問中，粉絲的追星花費從新台幣一、兩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為了能與偶像近距離接觸甚至互動，他們甘願付出龐大金額。對粉絲而言，投入的從來不只是金錢，更是情感的投注與對偶像回應的渴望。對此，諮商心理師李家雯表示，人們會想找尋歸屬感與自我價值，「投入一些金錢在周邊商品，就好像跟偶像可以同在，或者是有連結感。」他說道。 另一位粉絲 Sun （化名）也詳細地向我們介紹自己與偶像認識的過程，「剛開始他還是一名需要粉絲的練習生，而我給了他所需要的支持、他給予我對生活的滿滿動力。」他說道。對於 Sun 來說，花錢與偶像見面是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正因為他曾被偶像閃閃發光的模樣所照耀，所以認為花一點錢在偶像身上也無傷大雅，「透過他的眼裡，我看見了豐富多采的世界，看見他次次逆境中開出燦爛的花，如果他幸福的話我會比他先流淚，這樣愛一個人的情緒我想只有追星可以帶給我。」他感性地說道。 「在消費的過程當中，粉絲們能夠得到一種正向的情緒補償，或者是正向的情感連結。」李家雯補充，粉絲之所以投入大量時間與金錢，背後原因雖多，但核心不外乎是將自身的情感與感受投射在偶像身上，進而驅使持續性行動——越追越多，最終演變為一種循環。 當代偶像產業的商業模式不再單純依賴音樂作品本身，而是結合許多精密設計的消費機制，將粉絲的愛「商品化」。從專輯附贈的隨機款式小卡、特典與簽售抽選，到私訊應用程式「泡泡」等，皆為娛樂公司經過層層設計創造出的情感交換關係——購買越多，參與越深，與偶像間的關係就更加緊密。這些機制為偶像產業製造稀缺性與不確定性。然而，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就能突破門檻，這樣的稀缺性對多數人而言是限制，卻同時為少數人打開以金錢換取「被看見」機會的捷徑。粉絲購買的不僅是作品本身，更是展現投入程度的象徵性資本。 代購Kpop.fashion.tw說明，過去粉絲會購買偶像推出的一般專輯，有些人甚至會一次性蒐集官方發行的所有版本。然而如今，除了專輯內固定附贈的小卡外，還出現來自不同通路的特典小卡，導致大量購買特典專輯的風潮日益明顯。「因為小卡是官方隨機給，他（粉絲）可能會為了拿到比較想要的款式，一次買個十本、二十本，甚至有可能買到一百本，就是為了那張特典小卡。」Kpop.fashion.tw補充道。此外，Kpop.fashion.tw也提及，有些粉絲願意花費新台幣四、五萬元購買簽售專輯，為的是增加中籤機率，以獲得跟偶像面對面交談的機會。 「因為愛是很虛無的，要怎麼展現你真的很愛他呢？一部分是透過掌握具體的物質，就是你可以展現給別人看的東西。」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王淑美說道。除了購買商品支持偶像外，另一項要價不菲的追星途徑為「追線下」——即粉絲親自參與線下活動。王淑美表示，歌曲、影像皆可以複製，但實體演出卻無法複製，粉絲能實際見到偶像的時間極其有限，娛樂公司正是利用這點，透過見面會、演唱會，製造出獨一無二的時刻，吸引粉絲投入大筆金額，只為爭取來自偶像的稀缺注意。 正在研究粉絲與偶像親密關係的政大傳播碩士學位學程三年級學生王孟肜解釋，現今的消費模式反映出一種娛樂公司將偶像作為情感商品，並大量被販賣的現象。粉絲透過消費獲得「類戀愛」的情感體驗，讓投入金錢成為他們換取情感的一種方式，「粉絲經常會說：『我之所以花錢，都是因為我愛你們啊。』」王孟肜笑著說道。 「娛樂公司在宣傳偶像時，也會為粉絲跟偶像的連結下定義，如果你（粉絲）愛我（偶像），你就要做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粉絲社群的潛規則。」王淑美也指出，由於粉絲都聚集在一起，社群凝視的力量強大，迫使粉絲在不知不覺中去滿足娛樂公司的消費要求。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柯裕棻補充，社群媒體也容易讓粉絲之間的比較與炫耀被放大，「比如一場演唱會的參與者大概幾萬人，可是一旦放到網路上不斷傳播，馬上就被全世界的粉絲看到了，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事件）。」正因如此，在這樣的情感消費模式下，粉絲們有時也會感到負擔與壓力。 在商業化的偶像產業中，粉絲因深厚情感而投入大量金錢與心力，以換取與偶像更深的連結。想到可能連續三個月見不到偶像，Jennie感到近乎窒息。為了緩解與偶像分離引發的不安，他毅然決定前往美國，跟著偶像一起巡演。這樣的舉動在外人眼中或許瘋狂，但對Jennie來說，這段旅程成為他人生中難得又珍貴的回憶，「我從不後悔做出這樣的選擇。」他坦言。 對於Sun而言，追隨尚未正式出道的練習生，也是一場漫長等待。他為了幫助偶像提升銷量，經常會大量購買各種周邊商品。「每次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購買，但從下單到真正拿到商品，需要經歷近四個月的等待，而真正感到開心的，只有拆開包裹的那一刻。」他也在採訪中坦承，大量的周邊堆積在家，不僅佔據空間，更時常讓他感到苦惱。 Abby也表示自己有時會因為飯圈文化而有壓力，「因為想成為最愛他的人，所以一直不停的去（參與）活動。」他補充，自己在社群上經營粉絲帳號，記錄參加過的活動點滴，不料卻因此引來網友造謠他「為了追星不念書」，甚至遭受無理謾罵，使他感到困擾和委屈。粉絲ww（化名）則坦言，偶爾會羨慕分享很多稀有收藏或中籤高額簽售的粉絲，「但我通常會轉念思考自己有沒有其他參與或支持的方式，而不是讓自己陷入比較的情緒中。」他說道。 「粉絲們會用這種消費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情感的本真性，就是用買很多，或者是對他的事情瞭若指掌，來證明我對他的愛是真的。」柯裕棻解釋道。他提及不管是情感勒索，或是某一種競爭比較，都是在區隔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李家雯則說明，人類習慣用量化來看待自己的價值，而花錢是最容易量化的方式。他認為，每個人的資產和消費觀皆不同，花費金額多寡不能完全代表愛的程度，因此用量化來比較「愛」是沒有意義的。 談到粉絲即使面對壓力仍甘願為偶像付出的心態，王孟肜認為，娛樂公司大多以異性戀視角進行企劃和設定，因此常出現將偶像想像為男友的「女友粉」，或視偶像為兒子的「媽粉」，「粉絲會被困在這種關係裡面，會一直認為自己是像女友、像媽媽的關心，所以就要更加付出或是犧牲。」他說道。 各娛樂公司為了盈利不斷包裝藝人、推出多樣周邊商品與服務，粉絲則為了量化自己對偶像的愛、拉近與偶像之間的距離等原因而願意消費。當花錢支持成為習慣，也讓這種以消費為驅動的追星文化，難以被撼動或中止。邱比以粉絲的角度期望道：「希望整個的產業能夠往更健康的方向發展，娛樂公司不要再單純把偶像商品化，而是願意傾聽粉絲的聲音。」ww也補充，希望產業整體的節奏可以慢一點，不用總是趕著參與每一件事，或害怕錯過什麼。 現今也有越來越多粉絲呼籲大眾健康、理性的追星，李家雯表示，健康的追星應該要在過程當中感覺到被滋養、有量能，且不取代真實的生活，追星可以帶來快樂，但它不該成為唯一的快樂來源。Sun便是這樣的例子，他認為自己是理性的追星，「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標，只是我的人生目標鑲嵌著有關他的一切，以前考大學的時候因為偶像很優秀所以一直把他當目標前進，得到了滿滿的動力也沒有荒廢人生，最後得到了很好的成果。」 同樣身為粉絲的李家雯也分享幾個健康追星的方法，首先要保持自主意志——購買周邊、參加活動應該出於真心喜歡，而不是因為大家都在做。另外，除了演唱會、看相關影片等較單一的追星活動，李家雯也建議粉絲可以拓展追星行為，「比如偶像喜歡爬山，我也跟著去爬山，這過程當中好像在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最後李家雯提醒，追星可能不是一時，而是追一輩子的長久連結，因此更需要練習適時地「登出」。當偶像暫時沒有消息的時候，或許他正在為工作而努力，粉絲也該把握這段時間，專注在自己的生活與成長。行動上的抽離，不代表心理不愛了。唯有在愛與自我之間找到平衡，才能讓追星成為一種持續而健康的陪伴。

【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2024年10月23日，周杰倫台灣場演唱會門票開賣瞬間售票網站隨即卡頓，粉絲只能看著螢幕「轉圈圈」，隨後票券便在短短5分鐘內銷售一空。當粉絲數度刷新網站時，高價黃牛票卻已在各個演唱會買賣社團流通，根據聯合報報導，甚至出現一張要價30萬元的票券，引發社會對票務市場公平性與黃牛行為的討論。即使票券被炒到天價，市場上卻仍有一群為了見到偶像演出，不惜支付高價的粉絲。這一現象不僅顯示台灣現行票券市場失衡，也反映粉絲對參與演唱會的渴望心理。 「黃牛」指的是透過高價轉售票券或商品，以獲取利潤的非正式或非法仲介人。該詞源自於20世紀的上海，由於當時的票販子時常為搶購票券成群結隊、場面混亂，有如「黃牛群之騷動」，故稱其為黃牛。 台灣知名售票平台拓元售票系統執行長邱光宗說明，黃牛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他們賺取消費者願付價格與原價格的差價，「當票被搶光，而且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價買票的時候，表示票價是被低估的。」他進一步指出，關鍵問題不在於轉售行為本身，而是供需失衡。邱光宗提到，曾有一場一萬個座位的演唱會，系統卻擋了數百萬個搶票機器人。 除了演唱會場地不足外，場館資源的分配亦是一大難題。邱光宗舉例，有些大型場館票券賣不完，熱門演唱會卻被擠到較小的場地，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公部門資源分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審議小巨蛋檔期的臺北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長李岱穎提及，如果一個檔期同時有韓國和台灣的藝人，政府會優先考慮本國歌手的演出機會，因此在審核檔期時，評估標準不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擁有高票房實力的藝人也未必都能在小巨蛋演出。此外，場次過少也是隱憂。邱光宗解釋，售票公司有時會建議主辦方加開場次，但經評估後多只加一到兩場，仍無法解決票券稀缺性。因此，當熱門藝人被安排在較小的場館演出、場次不足，座位數量無法滿足粉絲需求時，黃牛票的出現便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 「我本來就一直有在看票務，我有加微信的群組，裡面都有很多票。當時看到一個台灣人在小紅書上面出（票），我想說滿便宜的，就收了。」鄭先生（化名）說道。而另一位粉絲小林（化名）在受訪時，也坦承自己買過黃牛票，「在疫情解封後演唱會陸續變多，大家開始熱衷於看演唱會，整體需求變多，搶票也更加困難。」他表示。 為試圖了解民眾對黃牛票的看法，本報記者於3月28日至4月2日，以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在臉書各大粉絲交流社團、Dcard（狄卡），以及Instagram發放網路問卷，共回收548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中，18歲以下佔10.4%（57人）、18–22歲 60.9%（334人）、23–29歲 21.0%（115人）、30歲以上 7.7%（42人）。 數據顯示，雖然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從未購買過黃牛票，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仍有近半數民眾表示願意購買。這些人當中，包含了願意花高價購票的忠實粉絲，以及對黃牛票本身並不排斥的民眾。 平時會購買黃牛票券的粉絲Y（化名）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黃牛，因為只靠自己也難以搶到好位子，「今天如果我接受這個價錢，那你也可以提供我想要的東西的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市場交易。」他說道。現行政府對票券市場的介入，多著重於管制供給面，較少針對需求進行調整。因此鄭先生認為，與其責怪購買黃牛票的人，不如思考為何市場機制無法滿足需求，「我後來的想法是，與其花大量時間刷票，不如直接支付符合自己願付價格的票價——這並不是對黃牛的支持，而是對自己熱愛事物的一種選擇。」他說道。 「老實說如果真的買不到票，且在經濟情況許可的狀況下，我還是會考慮找黃牛。」沒有買過黃牛票的粉絲小菜（化名）說道。他表示，雖然自己不認同黃牛抬價銷售的作為，且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票價，然而要是經濟能力許可，他會考慮購買黃牛票。 雖然政府修法嘗試管制黃牛，但是只要市場需求存在，黃牛仍會源源不絕地出現。知名黃牛N先生（化名）表示，台灣的黃牛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註一）修法後確實逐漸減少，然而這反而讓國外的有心人士看準機會，迅速填補了市場缺口。「例如2024年周杰倫演唱會，大部分票源其實掌握在大陸跟香港的黃牛手上，由於地緣跟語言，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是最快的。」N先生說道。 註一：文創法新增第10-1條，凡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價格轉售者，將依票面價的10倍至50倍處罰鍰。若使用虛假資料或科技工具（如搶票程式、AI程式）大量購票，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最高300萬元罰金。 2023年修訂的《文創法》已明確規範黃牛，將加價轉售票券、利用搶票程式大量購票等行為定為違法。同時，文化部也設立了黃牛檢舉專區，提供民眾申訴黃牛的平台。然而，民眾要成功檢舉黃牛其實並不容易。雖然文化部設有黃牛檢舉專區供民眾申訴，但檢舉人仍須提供詳細票券資訊，如票券來源、座位號碼及具體事證等，但黃牛往往只在交易成功後才會給這些資訊，導致民眾若不與黃牛實際交易就難以檢舉。 台北市議員陳宥丞也表示，根據臺北市文化局統計，在《文創法》修法後截至2024年11月8日，台北市共收到黃牛檢舉案件1805件，其中有1021件不成案、784件成案，但成案中又只有24件開罰，約僅占成案數的3%，顯示黃牛檢舉門檻高，成功率也低，導致民眾想檢舉也無能為力。李岱穎無奈地說：「（檢舉）無法成案是因為大多數案件沒有詳細資訊，查不下去就斷掉了。」本報記者也曾透過黃牛檢舉專區試圖檢舉黃牛，親身體驗到程序的繁瑣與限制，且由於無法提供座位號碼，最終以失敗告終。 李岱穎進一步說明，目前黃牛交易多在臉書、Instagram等平台進行，要確認黃牛真實身份並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查找對方的住址與戶籍資料。小菜也認為檢舉黃牛本身存在動機上的落差，因為想要舉報黃牛的人通常不會購買黃牛票，而願意購買黃牛票的人更沒有理由去舉發對方。為了因應檢舉困難與執法落差，臺北市政府也開始從制度與預算層面著手加強防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周杰倫演唱會的票務市場亂象後，特別編列500萬預算，加強「藝文消費爭議及黃牛票券防治」項目。此外，也鼓勵票務業者採用「實名制」（註二）與「抽選制」（註三），以限制黃牛高價轉售門票及大量囤票的可能性。 註二：購票者在購票時綁定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入場時核對身分為本人才可入場。 註三：購票者在購票前登記抽籤，中籤後再付款購票。 目前台灣演唱會已逐漸開始採用實名制、抽選制，以及兩者並用的混合制（註四），試圖緩解黃牛現象。陳宥丞提到，根據其團隊調查，無實名制的演唱會，黃牛檢舉件數高達百餘件，相較之下，實施抽票制搭配實名制的檢舉件數僅為個位數，顯示遏止黃牛的效果較佳，「我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做到抽票加實名制，讓未來台北市，甚至台灣的演唱會買票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跟管道。」他說道。 註四：實名制及抽選制同時實施。 然而黃牛N先生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實名制、抽選制的確會稍微增加轉賣黃牛票的難度，「但是我覺得對整個市場來說，是增加主辦的難度更大。」邱光宗則認為抽選制不僅無法有效遏止黃牛，反而還可能增加黑箱作業的機會。此外，若抽中票的粉絲因故放棄資格，將導致主辦單位需多次進行清票與重抽，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主辦方與經紀公司採行實名制、抽選制的意願。由此可知，如何在防治黃牛的同時，兼顧主辦方、售票平台與粉絲的權益，仍是當前制度設計的一大難題。此外，在推動實名制與抽選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來自粉絲端的質疑。粉絲小林（化名）說道：「粉絲如果沒能在第一搶票時間購買到票券，後期收票的機率基本上為零，會讓真正想入場的粉絲在後期連一點入場機會都沒有。」 市場的供需失衡讓黃牛成為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對黃牛的檢舉與追查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執行上的困難。「在理想的票務市場中，真正喜愛該活動的人都能以公定的售票價購票入場。」小菜認為，不只政府要更積極處理檢舉案件、購票平台加強防制機器人購票，主辦單位也應該多向消費者宣導正規購票網站，並採用如會員優先購票、限購張數等方式，以提升票務公平性。 為了確保粉絲購票的公平性，陳宥丞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輔導民間或者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換票平台，透過實名會員制度，讓已購票的粉絲能安心地進行票券交易，避免高價轉售與詐騙風險。「有合理的交換機制，才能比較保障歌迷、球迷的權益。」他說道。同時，陳宥丞也主張實施結合實名制與與抽選制的混合制，不僅能提高黃牛搶票的門檻，也更有利於政府追蹤市面上流通的加價票券。陳宥丞表示，台灣的演唱會文化中，粉絲沒有辦法接受額外加價費用，甚至是票券被機器人買走後賺取的暴利行為，因此才會訂定實名制、抽票制。「我覺得推混合制的原因不是保證可以買到，而是大家公平地一起買票，這才是這個文化制度下我們要確保的。」陳宥丞說道。 儘管粉絲購買黃牛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時常藉由買黃牛票取得更理想的座位，但多數人仍期待票務市場能回歸公平、有序。即使粉絲不得不接受市場機制與黃牛現象的現實，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親臨現場，與偶像共享那段珍貴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樣的願望，有賴政府與主辦單位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票券環境，減少不正當行為，才能讓粉絲在支持偶像的過程中，享有更平等的機會。

【專題記者許容瑄、黃俐榛、林奕辰、莊珺茹、謝承學綜合報導】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於今年四月底對紐西蘭一間公司提告，臉書平台執法及訴訟主任潔西卡・羅梅洛（Jessica Romero）於部落格貼文表示，該公司向臉書旗下社群網站IG（Instagram）用戶販售不實「讚」數及追蹤者，這類行為雖違反IG服務條款，但沒有觸犯任何法律。「我們透過提出訴訟釋出訊號，告訴大家我們的服務不容許這類欺詐行為。」羅梅洛表示，臉書與其他社群網路平台都正面臨防堵詐騙與假資訊的壓力。隨著網路的普及程度與日俱增，追蹤人數與讚數已成為民眾衡量品牌可信度的指標之一。不論個人或是品牌，都必須在網路世界建立聲望。然而，虛擬世界中的追蹤者十分容易造假，社群帳號擁有者只需小額花費，便能獲得期望的粉絲數、讚數，甚至留言數。這些販售粉絲的商家，不論是盜用別人帳號，或是創建假帳號，都在社群世界造成一定的影響，且範圍超乎想像。 隨著社群網站蓬勃發展，民眾時常仰賴社群媒體取得消息，網路宣傳成為品牌或個人行銷不可或缺的手段。　圖／黃俐榛攝見招拆招 粉絲賣家與IG公司的資訊戰社群網站的假帳號快速增加，使IG公司作出應對，根據<b>《科技新報》報導，義大利分析公司Ghost Data在2015年曾針對IG進行研究，發現IG的假帳號多達9千500萬個。對此，IG官方發佈新政策《消滅非真實帳號行動（Reducing Inauthentic Activity on Instagram）》，確保社群平台用戶能有更真實的互動。IG官方表示，公司現已構建「機器學習工具」識別帳號真偽，若系統發現帳號曾被第三方應用程式取得個資，則會要求用戶更改密碼，並斷絕該帳號與第三方程式的連結。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假粉絲賣家總有對策。網路粉絲賣家蘇崑銘表示，國外假帳號製造商的伺服器可能每週都在變換，「就像諜對諜，若這個服務器今天被IG抓到，公司可能今天馬上下架暫停供應，並開始去找其他可以恢復方式，若成功就會重新上架。」買賣粉絲的商機隨著社群網站的蓬勃逐漸擴大，但IG的社群守則中其實明文禁止買粉絲的行為：「請不要以人工方式收集讚、追蹤者或分享次數。」蘇崑銘也坦言，「這個東西（買賣粉絲行為）違反社群規範，社群規範雖然不在法律裡面，但的確違反他們的遊戲規則。」粉絲多寡可能影響帳號的公信力，若此帳號為店家、直銷從業人員的商業性帳號，假粉絲「灌水」的方式可能有廣告不實的嫌疑。 蝦皮購物平台上，有許多賣家販售IG粉絲，除了追蹤數，甚至能購買留言、愛心、與直播互動。　圖／截自蝦皮拍賣網站製造假粉絲手法多樣  殭屍帳號有跡可循目前，販售粉絲的賣家所賣的IG帳號分為兩種：盜用他人的真實帳號與創建假的殭屍帳號。蘇崑銘表示，台灣目前尚未有賣家擁有盜用他人真實帳號的技術。國外的假帳號製造商會利用釣魚網站與互惠網站，吸引會員輸入社群網站的帳號密碼，再透過金鑰（註）取得資料後架設服務器，成為「真人粉絲追蹤數」的來源，但這樣的手法可能違反《刑法》的「妨害電腦使用罪」。蘇崑銘解釋，東南亞地區的網路防護較歐美寬鬆，容易取得真人帳號，而台灣賣家大多為代理商，透過網路向國外源頭賣家、網站購買假帳號，再販售給台灣客戶，因此難以界定這樣的作法是否合法。蝦皮拍賣IG粉絲賣家h店（化名）也表示，許多可管理IG粉絲、追蹤或是號稱免費增加粉絲的應用程式，都會要求使用者登入其帳號密碼。若是開發者不懷好意，使用者不只增加粉絲不成，還可能成為別人買來的粉絲之一，「當自己的帳號若是無故增加一些奇怪的追蹤，就要盡快修改密碼，並回想自己曾在哪裡輸入過相關資料。」利用技術大量創造假帳號則是另一種假粉絲的來源。這些製造源頭帳號的賣家大多來自中東與東南亞，他們利用服務器整合資源，便能一次創建大量的各國假帳號販售至各國代理商，蘇崑銘提到，這種方式雖未涉法，但依舊違反社群規範。「這些東西都是違反IG跟臉書的社群規範，都屬於黑科技，所以不能拋頭露面，也不能高調。」蘇崑銘說，創建假帳號不限國籍與地域，各地都能辦，若需不同國籍的帳號，只需調整語言與照片即可，「去他們國家（欲創建假帳號的國家）網站拉幾句文字就可以辦帳號了，圖片就是網路隨機的圖片。」他表示，由於Google會比對網路照片，防止它們遭盜用，因此假帳號的製造者通常會將圖片加上泛黃、泛白、黑白等特效，防止被偵測。（註）金鑰：指某個用來完成加密、解密、完整性驗證等密碼學應用的秘密信息。粉絲數量如門面 網紅政商求「粉」若渴 即便違反社群規範，仍有不少客戶與供應商買賣粉絲，許多行銷公司也會將買粉絲作為行銷管道。蘇崑銘說，除了一般民眾、網紅外，「跟我們買的客戶訂單裡面，有九成都是行銷公司。」他認為粉絲人數以及讚數就像一個帳號的門面，好比餐廳裝潢，雖不會直接幫助提升業績，卻有機會能讓它變得更好。不只是商家經營者購買假粉絲，蘇崑銘透露，許多政治人物以及藝人都曾向他買專頁的粉絲追蹤數，以增加自身公信力，「這是必要的工具啊，因為現在網路時代臉書跟IG的評論最多人看了，人家在下面罵來罵去的時候你反而會認真看。」在大眾資訊取得越來越依賴社群網站的趨勢下，網路聲量成了最有力的武器，蘇崑銘說明，「我也有遇過大手筆買入粉絲的（政治人物），每個人都需要門面，門面也可能影響到結果。」政治人物能夠以假帳號客製化貼文的留言帶動有利自身的討論，不知情的選民便成了資訊不對稱的受害者。買粉絲的商機日漸上漲，讓販售粉絲的商家獲利良多，蝦皮賣家上亨國際超跑租賃公司所販售的普通華人粉絲定價為50元100名、普通全球粉絲35元100名。由於華人粉絲與台灣所使用的語言相同，對大眾而言真實度較高，因此較昂貴。上亨國際透露，粉絲價格看似低廉，但因市場需求龐大，日營業額約為兩萬五千至三萬元，一個月的銷售額更可高達75萬至90萬元。但蘇崑銘也提到，在IG演算法更新時，客戶會流失大量粉絲，若數量下降的速度太快，賣家必須額外替客戶增加粉絲。IG粉絲買家Naichi（化名）也表示，購買粉絲的價格很便宜，一般學生皆能負擔得起。他進一步補充，只要給予賣家好評，更可以再獲得500個粉絲。Naichi補充，曾出現購買的粉絲突然下滑的情況，但賣家會陸續將數量補回來。 假帳號經常在客戶或其他人的貼文底下留下不相關的評論，製造出互動熱絡的假象。　圖／截自Instagram網頁「現在的社會，網路的世界、網路的市場是很大的。」從事美妝保養的IG粉絲買家小佳（化名）表示，在自媒體時代要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他指出，購買IG粉絲之後，詢問度、工作邀約也跟著提高，「粉絲看到你今天用什麼、吃什麼，他可能也會想要試試看。」Naichi則因為好奇而購買粉絲，他認為在非商業用途下買粉絲只能提升自信心，賣家h店也說：「現代人幾乎都會透過社群行銷自己，不論是記錄生活或是滿足虛榮。」但Naichi不否認假粉絲能影響IG的演算法，為客戶增加曝光度或在業配時提高廣告主的滿意度。小佳舉例，自身IG分享許多美妝成果，買粉絲後確實吸引更多人來看，也達到當初預期的效益。造假恐損品牌誠信  粉絲買賣非行銷長遠之計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台北國稅局的臉書粉絲專頁有超過四成粉絲國籍來自印度、埃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啟人疑竇。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林芝璇表示，在行銷訊息比比皆是的環境下，數字成了推銷產品時簡單有力的依據，「這（買粉絲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行銷公司有些時候必須在時間很短、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抓住人們的眼球。」但林芝璇也提到<b>，一般大眾並不認可買粉絲的行為，且此種方式不是長遠之計。她表示，行銷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能使品牌受益，這些假粉絲、假追蹤者終究無法轉化成真的顧客或是使用者，且一旦被消費者發現粉絲或互動造假，會降低品牌誠信度，因此以買粉絲來提升觸及率是短視近利的。而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林芝璇認為應依據商家與行銷公司簽訂的合約，她補充，目前買粉絲並不違法，但對大品牌而言，若被IG官方發現其追蹤者中有假帳號，以及其他疑似造假的行為時，可能會被關閉帳號，這無非是對品牌聲望、誠信度極大的打擊，更會影響商家與行銷公司間的信賴關係。網路時代中，社群媒體的影響力日益明顯。檯面上的粉絲人數、讚數、留言數漸漸成為大眾評斷品牌乃至個人的標準。然而螢幕背後可能存在刻意的操弄，無論是網紅、政治人物、品牌專頁的粉絲人數皆可捏造。如同蘇崑銘所說：「這是口水戰的時代。」資訊的力量是把雙面刃，在這場真與假對抗的戰爭中，理解現況並時時保持自覺才是閱聽人捍衛自身權益的最佳防衛工具。&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