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你都在這份工作待這麼久了，你應該要找更穩定的工作，公務人員或是工程師都很棒啊。」當春節團圓飯桌上的長輩關切化作職涯質疑，身為Z世代的新創公司經理Yun（化名）回應道：「父母其實沒有很支持我的職業，他們有時會不懂我到底在做什麼。」Yun分享，父母會因看到自己工作辛苦，收入卻不符預期，建議他找更穩定的工作，但對他而言，所謂成功是自己能把事做好並從中得到成就，而非父母想的那麼狹隘。這樣的世代隔閡不是個案，反而是Z世代與過往世代職場價值的衝突。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科長謝佳璁指出每個世代都有其特點，但隨著時代變遷，不同世代重視的面向也不同。他說明，現今準備步入或已步入職場的青年多屬於Z世代（約為1997年至2010年區間出生），對比過往的Y世代（約為1980年代至1990年代區間出生）甚至X世代（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區間出生），高等教育普及與科技的發展，讓Z世代確實展現出有別以往的價值觀與就業觀。 這些出生、成長於網路迅速發展的Z世代青年被稱作「網路原住民」，善於利用網路媒介。藝珂人力派遣及中階人才招募事業部金融產業組副理Tim Chen（化名）觀察到，Z世代求新、求變、求快。他評價：「他們擅長使用科技工具，像是AI、數據分析等，具有快速學習的能力。」 然而，康和證券副總經理楊光程認為，求快容易導致工作缺乏精細度。益登影音品牌經營者吳長益以自身經驗舉例，他曾與大學生合作拍攝專案，「拍攝前我問他們要不要使用外接螢幕，他們拒絕，結果我回去檢查發現影片根本沒有對到焦。」他認為這些細節都反映了Z世代工作態度的問題。《鏈新聞》主編Wade（化名）也認為，Z世代普遍在工作上不夠嚴謹，「大家可能對時間沒辦法做到很準時，常常遲到，再（以）晚下班彌補。」他表示Z世代員工有許多工作上的觀念與傳統價值相異，「主管必須為所有事情提供合理化的理由來說服Ｚ世代，並且這些理由還要符合他們的價值觀。」 剛入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發暨可靠性工程師陳芝伃將公司是否提供額外學習機會作為主要考量因素，他說：「公司不會覺得說我只要給的錢夠多，你（Z世代）就會要做這些工作。」Yun也認為，剛步入社會時，薪資不會是Z世代的首要考量，但這不代表薪資不重要，而是這個世代的人更願意先投資自己或專注在其他目標，等步入需要買車買房的年齡時，才會逐漸增加薪資對於選擇工作的比重。Tim指出，他們對於工作收入可能就不會有非常高的渴求，在工作跟生活中可以取得平衡的情況下，會先以過得去的薪水（為目標）。Tim觀察，這些Z世代較不重視薪資的原因可能是高房價時代下，買房變得困難而遙不可及。 謝佳璁以數據指出，薪資雖然已不再是Z世代選擇工作的首要因素，但排序仍在前幾順位，不過相較於上個世代主要考量工作薪資與未來發展性，Z世代在選擇工作時會多考量工作價值。在半導體產業擔任一線主管的小陳（化名）則認為薪資才是企業想留住Z世代人才最直接的考量。他假設在離職協商過程中，若能給員工比外商多50%的薪水，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划算的。 陳芝伃補充，他遇到的面試官分享Y世代通常會把薪資排在第一名，但近幾年的員工可能會把成就感或成長機會排在前面。身為財務人員的阿飛（化名）說明，過去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每日花費大量時間撰寫不同公司的報告。他無奈地說：「做到要死，東西也沒人看，浪費了一堆紙，會覺得看不到產業的未來，也看不到這份工作的意義。」為此，他選擇轉換一份可以接觸到不同部門，對整體公司運作更有影響力，也可以讓他不斷成長及學習的工作。 除了成長機會外，Z 世代也傾向彈性工作模式，謝佳璁認為過去沒有那麼重視彈性自由，但因為疫情和工作模式的改變，彈性工作在現代變得特別重要。「我可以完全在家遠距工作，也沒有所謂的上線時間的要求。」身在區塊鏈產業的潘柏承坦言。他指出，幣圈產業24小時運作的特性，使得工作時間極具彈性，雖然他可能需要隨時待命，但他認為這樣的工作方式相對自由，也是他喜歡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 「他們不需要你發光發熱，他們只要你穩定地執行這些事情就好了。」《鏈新聞》的文案編輯珊珊（化名）一針見血地說。他認為，傳統企業重視資歷和階級，難以讓年輕員工充分發揮，與他自身追求挑戰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他直言：「在傳統公司連看到老闆都很難，更何況是提出有趣的合作或提案。」 珊珊同時認為自己不擅長「刷臉」（提高存在感），但這在傳統公司文化中卻又非常重要。「你的老闆需要看到你有在工作，才會在未來有合作接洽時想起你。」他說道。說起此事，珊珊坦然笑道：「因為我的個性是默默做事情的，所以可能比較不容易被老闆看見。」他覺得自己缺乏這項技能，不太適合傳統公司的文化。 「我之前的公司文化氛圍是屬於比較傳統的大廣告公司，他們的工作環境就是一間間隔間，氣氛沈悶，讓我很想睡覺。」珊珊認為環境是選擇工作的重要因素。楊光程提出相同看法，比起薪資，Z世代更在意上班環境是否舒適、開心。他以公司分部的一名後勤為例，因為該分部人力短缺，工作量增加，主管也難以即時提供協助，該後勤久而久之產生離職念頭。他分享，後來那名後勤選擇到新竹貨運當簿記員，「他說那邊上班輕鬆，沒有那麼多壓力。」楊光程坦言，現今企業的管理模式勢必要隨之改變，更需要不斷關心員工狀況。他說：「這類型（在意上班環境輕鬆）的人每個世代都會有，可是這個世代（Z世代）的比例特別高，他們遇到瓶頸退縮的機率還蠻大的。」 Z世代不同意傳統職場對工作時長的規定，身為財務人員的阿飛，過去常常為了加班而加班。他控訴：「下午沒事做，下班卻跟我說晚上回去加班，就會覺得是很沒有意義的加班。」小陳以自身公司為例，「由於生產線一年二十四小時都在運作，公務機隨時會接到電話，因此上下班的界線變得很模糊。」他指出，這種無形中的責任制壓力，使公司裡的Z世代員工提出反對意見，認為下班後應該要有個人生活。 聚芳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張瑞明從大環境及家庭層面分析Z世代的對職場的期望。他解釋，台灣言論環境開放，塑造Z世代善於表達個人意見的人格特質。他也補充，網路普及與全球化則讓Z世代想法更為多元，相較於過去世代的內斂，更樂於展現自我。從家庭層面剖析，張瑞明認為現代父母更重視孩子的自主性和個人發展，Z世代在尊重與鼓勵下成長，有自信、有主見便成為他們的標籤。 Tim則建議，Z世代進入職場初期，應保持虛心學習的態度，同時注重溝通和人際關係的建立。他說道：「勇於提出想法與爭取權益，不要讓自己淪為只會抱怨或是拒絕，但卻不願意嘗試去改變的人，才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世代。」他認為，Z世代的高流動率和特質對勞動市場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企業需要積極調整管理方式，以因應Z世代的需求。 Wade也曾因如何管理Z世代員工感到掙扎，亦會為了員工溝通或工作上的問題而煩惱。後來他轉念一想，為了適應未來的社會趨勢，在不違背公司目標的前提下，他願意嘗試用Z世代員工能接受的方式管理。Wade說：「傳統的管理方式，或者是迎合新世代的管理方式，不一定會導向不同的結果。」他分享自身經驗說：「我選擇輕鬆的方式，就是改變我自己，然後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成果。」Wade認為基於產業特性及年輕世代員工的特質，採取較為輕鬆的管理方式，並非完全否定傳統管理的可行性。 吳長益認為好的老闆要懂得用人、用資源，如果X世代或Y世代都無法改變Z世代的思想，公司不如培養一個Z世代主管來管理同世代的員工。他提出說：「既然他（Z世代）自己沒辦法同理我們，那找個Ｚ世代當中最成熟的（作為管理階層）。」張瑞明也認為面對Z世代的崛起，傳統企業應調整管理模式，以更開放、彈性的態度與他們相處。他覺得，尊重Z世代的個人價值觀、提供發展空間、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才能吸引並留住這些未來的棟樑。

【記者張恩爾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6日舉辦「心智障礙者轉銜方案」成果說明會，發表自今年二月起實施該方案的試辦成果。此計畫由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主辦，結合專業的團隊與社區資源，提供心智障礙者（以下簡稱智青）體驗大學生活的機會，培養其社會適應的能力。 心智障礙者轉銜方案的內容分為三階段，包括提供智青旁聽大學部課程、加強其社區適應及生活管理的特殊教育課程，完成兩階段學習後會將其送至職場，實際體驗職場生態，實踐前兩階段的學習內容。 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同時也是此計畫的發想者胡心慈表示，特殊教育學系開設三門課供智青旁聽，他們可以從中選擇有興趣的課程，「透過旁聽的方式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不過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就業和社區適應上面。」該系學生也會在課程中從旁輔助。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黃允成分享，上課時由六名特殊教育學系學生搭配兩名智青，分組討論課程內容，學生也製作易讀本協助智青學習，「他們會蠻踴躍回答問題，答案也不一定是錯的，頂多只要幫他們組織語言，可是他們的答案真的都還不錯。」 談及方案的發想緣由，胡心慈說明，對於智青來說，就讀大學的過程相當辛苦，因此只有約五成的智青會選擇就讀大學，「他們時常會發生跟不上的情形，老實說學校也只能透過放水讓他們通過課程，所以讀大學對他們的實質幫助是不大的。」校方參考已在歐美行之有年的Think College（註一），讓心智障礙者透過旁聽進行學習，胡心慈說：「就是很自由的，不是像我們一進去，你就是要把128個學分修完，才能拿到畢業證書。」希望藉此能讓智青培養自己的專長，並協助其未來就業。 註一：Think College 是一個致力於為有智力或發展障礙的學生提供高等 不過，此計畫並非一帆風順，胡心慈指出，最大的困難是經費不足。為了提供智青完善的資源，校方聘請復健諮商管理師及多位特教老師，然而，由於方案尚未取得政府認同，因此未獲得補助，經費來源除了智青的學費外，其餘只能由臺師大自行吸收。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學生許媛翕則認為，現階段的課程對於智青的負擔過重，他建議未來可以開放相對較輕鬆有趣的課程，供智青選擇，提升他們對課程的興趣。 談到此方案的不足，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綜合職能科教師詹惠鈞分析，這類課程僅能供住家位處交通便利地段的智青使用，由於智青自主生活能力較低，較難適應住宿生活，因此必須通勤上課，「以南投為例，最近的國立大學是彰師大，如果學生要去上課就必須住宿。」除了交通問題，詹惠鈞也補充，台灣智青的就業率約四成，許多智青接觸就業輔助課程後，在就業上仍有困難，「即使這個方案有職場體驗的課，可是智青未來脫離這個方案後，是否真的有工作能力了？我持保留的態度。」至於如何解決智青工作問題，詹惠鈞認為，社會應提升對智青的包容度，政府也能幫助企業，增加輔導智青就業的相關措施，才能有效提升智青就業率。

【記者林以晴 陳樂怡台北採訪報導】由學生發起的「台灣反霸凌護吹哨遊行」，於11月29號齊聚勞動部前示威，表達對職場霸凌文化的關注與不滿。抗議成員手持「反霸凌，護吹哨」的標語牌，呼籲政府重視吹哨者的權益。遊行發起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李超群說：「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有心中的善良，我也看到很多人這幾天打電話告訴我，他吹哨了，他很害怕，他也分享他以前被霸凌的經驗。那如果今天沒有人站出來，沒有人喊出來，大家都會忘記這件事情。」 團體提出三大訴求，第一，要求徹查霸凌事件真相，公開事實並追究加害者責任；第二，呼籲政府加速制定《吹哨者保護法》，保障吹哨者免受報復；第三，推動完善揭弊者保護機制，確保揭弊者的基本權益。參與民眾趙頌穎說：「我覺得起碼以台灣現在的環境，應該保護吹哨者是最重要的，等到他的情緒已經到極限，只能透過自殺的方式來吹哨的時候，對雙方都是傷害。」 吹哨者是指，為了阻止不公或危害發生，舉報貪污、欺詐、環境破壞、職場霸凌的人士。然而，吹哨者往往面臨重大風險，可能遭到報復性解僱、威脅、職場孤立，甚至法律訴訟等不公對待。吹哨者洪瑞壕分享他的經驗：「我曾經在疾病管制署做政府採購，那個時候疾管署的長官就是對我施壓，要把不合格的廠商，透過補件的方式來讓它變成合格。但是事實上我拒絕了。那我拒絕的結果就是，不僅調離採購職務，而且還在短期內，就是大概在兩年的時間之內，換了三次位置。」 為避免吹哨者受到不當對待，立法院已在11月7號初審揭弊者保護法草案，通過以下兩項條文。一，揭弊機關接到檢舉後，應展開調查，並可要求揭弊者或相關單位提供證據協助。相關人員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配合。二，如果揭弊者依照法律程序檢舉的內容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或其他依法保密的事項，則不會因此承擔洩密的法律或倫理責任，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及職業上的懲戒 但洪瑞壕仍擔憂道：「其實我並沒有辦法相信，在目前的法制下，可以保護我這個吹哨者。他們完全可以對我做更多的職務調動，或者是阻擋我休假，甚至影響我調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林志潔分析道：「我覺得值得討論的就是，不同的人他需要的保護不一樣，你到底要開放到怎樣的揭弊。那到底應不應該內部揭弊先行，是不是也應該以公司的大小， 來區隔揭弊的對象。」 台灣推動吹哨者保護法已行之有年，仍有許多立法細節待專家討論，民眾期待政府盡快完善相關法規，讓吹哨者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下發聲。

【專題記者王華琳、黎昕俞、張雅媜、邱昭華、李雨羲綜合報導】睽違14年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正式將融合教育（註一）納入法條。而2024年初新北市高中發生特教生與教師衝突的事件，也顯示目前仍需更多特教資源注入，以協助一般教師。長期以來，特殊教育師生比失衡的問題備受討論，但同樣站在教育第一線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以下簡稱特教助理員）面臨的壓迫與困境卻時常被忽略。註一：指特殊生與一般生在班級中共同學習的教育模式，強調提供每個孩子非隔離式的學習環境。隨著上課鐘響起，任職於新北市國小的特教助理員小雯（化名）走入教室。這堂課他要服務的是患有自閉症與過動症的學生羊羊（化名）。一進到教室，小雯開始尋找羊羊的身影，查看他有沒有乖乖回到座位上，隨後在他身邊坐下。「你知道今天星期幾嗎？」「那這節課要上什麼課呢？」「那你要做什麼？」「上數學課要用什麼課本？」小雯透過漸進式問句，將羊羊的思緒拉回課堂，逐漸跟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對反應較緩慢的羊羊來說，少了特教助理員的協助，要融入班級中學習，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努力。小雯說道：「特教助理員與學生之間都要靠長時間的相處與經驗累積，彼此認識、了解需求。」羊羊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忘記當下該做的事，甚至忽略上課鐘聲。因此小雯剛與羊羊接觸時，不僅要理解他的需求，在約法三章後讓他明白上課規矩，更需要建立信任感，在相處的過程中培養獨有的默契，引導他做出正確的行為。 面對注意力不集中的特教生，特教助理員會藉由漸進式提問，引導他做出正確的行為。　 圖／阿比媽媽提供在小雯的引導下，羊羊已經可以大致跟上班級的教學活動。小雯表示，目前只需要在羊羊分心時給予口頭或簡單的肢體引導，他便可重新專注於課程，獨立完成作業與課堂要求。「我們同時成為特教生與其他小朋友之間的橋樑。」小雯說道。羊羊因自閉症的關係常常單獨行動，同學會主動邀請羊羊一起玩，但羊羊並不理解他們表達的意思。小雯就會重述同學的邀請，鼓勵他親自回覆。特教助理員幫助特教生練習與他人共處，班上同學也藉此學習如何與特教生接觸。「特教助理員可以幫助全班，減輕教師負擔，就像一個螺絲釘，幫忙特教生融入。」特教生阿比（化名）的媽媽表示，第一線的特殊教育不只有大眾熟知的特教老師，「特教助理員」的存在讓情況差異大的特殊生得以融入一般教育場域，保障他們的受教權，也減輕一般教師的負擔。不起眼的校園助力　誰是特教學生助理員？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處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高中職以下就讀一般學校特教生總數已破12萬。教育部依照《特殊教育法》制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經過鑑定為特殊生，可申請特教助理員陪同就學，並根據個別需求，提供生活自理、學習參與和處理突發行為等服務，協助其適應在校生活及學業。另外，小雯提到：「特教助理員多半是特教生家長、年紀大的媽媽或是之前待過特教班的老師擔任。」本身是特教生家長的特教助理員安琪（化名）說：「當小孩進入小學後，有嘗試申請過助理員，但政府認為症狀不符合規定。」所以安琪選擇辭去原先工作，應徵該國小的特教助理員職缺，雖不能直接照顧，但至少可以就近關心小孩在校的狀況。當老師需顧及全班學生，無法立即處理特教生的突發狀況時，特教助理員能安撫特教生情緒並間接維持班上秩序。曾擔任特教老師的特教助理員林一心說：「像情緒障礙的小孩有時會突然激動，可以摸摸他的手、幫他按摩來平復情緒。」在特教助理員的協助下，特教生的情緒管理可能有所改善，小雯說：「羊羊以前因為得不到老師給的獎勵而鬧脾氣時，我就常跟他說生氣沒有用，應該要盡力爭取下一次得到糖果的機會，後來他就真的會努力表現。」經過一個學期，小雯觀察到羊羊已不太會特別執著於某件事，情緒較以前穩定。柔柔也談及，部分特教生因為肌肉張力低，控制肢體較他人吃力 ; 也有個案無法行動，甚至沒有生活自理能力，「必須要幫忙餵食，上廁所也要協助他。」林一心則舉例：「許多特教生沒辦法做出較精細的動作，所以美勞課要剪紙的時候，要先示範剪弧線或圓形等較高難度的線條給他看，最後再讓他親手做。」 特教助理員的工作內容除協助特教生適應課堂，也需要因應不同障礙級別的學生提供餵食、如廁等生理輔助。　圖／王華琳攝目前我國採時薪制聘用特教助理員，校方會在每學期開學前，向政府申請全校特教生所需的特教助理員總時數。阿比媽媽表示，政府審核後，會核准全部或部分時數給學校，接著校方再根據各學生的需求，聘請、分配這些時數給特教助理員。 助理員會根據所分配到的時數，依照不同特教生的需求，在其需要協助的課堂入班。　圖／黎昕俞攝依照規定，特教助理員只需服務經鑑定的特教生，林一心表示，有些家長不願幫小孩鑑定身份，「因為老實說可能會被貼標籤。」這些孩童實際上需要更多關注，卻因未受鑑定而無法獲得足夠資源，還容易與特教生相互影響，當雙方同時情緒失控時，特教助理員往往分身乏術。任職於桃園市幼兒園的特教助理員張蕙伊也提到，很多具障礙特徵的孩童因未受鑑定，只能以一般生的身分進入非營利幼兒園，「我曾經遇過疑似是自閉症類群的小孩，上課時會掙扎或跑走，我就要去抓住他。」特教助理員人數有限，如果又要額外分心照顧其他學生，就會無暇顧及原先負責的特教生。職權定位不明確　特教助理員常身兼多職「我們像是學校的工讀生。」小雯提到，因為部分一般教師不清楚特教助理員的職務內容，身邊經常有特教助理員被派去做其他不在其工作範圍內的事務。學生也可能因為這些本不屬於特教助理員的工作，而對助理員的存在感到困惑，導致特教助理員無法完全發揮效用。此外，還有一種常與特教學生助理員搞混的職位——教師助理員，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六條中明確條列出「教師助理員」與「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的工作職責，前者為配合班導師教學，後者則主要協助個別或少數學生等支持性服務。而法條也說明兩者在必要時，應互相協助雙方工作。 特教助理員根據教師授課內容，依特教生能力狀況協助其參與課堂活動。　圖／邱昭華攝對此任職於新竹縣的何姓教師助理員（化名）表示，校方礙於招聘人力不足，在分配助理員時，經常讓特教助理員進行教師助理員的職務，「即便招進來的職位是特教學生助理員，還是要照顧整班。」柔柔也說道，自身所應聘的職務雖為特教助理員，不過工作時仍需聽從班導師安排，彈性服務不同學生，工作範疇更傾向教師助理員，對他而言負擔過重，總是需要維持緊繃狀態無法喘息。低薪且多職傷   特教助理員缺乏就業保障部分特教生具攻擊性行為，特教助理員的控制能力有限，因此在工作上常有職業傷害，柔柔表示，「有次因為校車晚到，班上一位身形較高的同學突然生氣亂抓，我只能跑給他追，幸虧當時有其他同事協助才解決。」除了職業傷害，台灣特教工作專業人員協會林老師（化名）也提及，導致現今特教助理員人力市場推力大於拉力，最大的主因其實是工時不穩定，「將特教助理員當成正職工作的人，通常一個禮拜會想要做滿20個小時。」但在政府未能給予足夠時數的情形下，整間學校的特教生必須共享少量且零散的時數，也讓特教助理員的收入無法獲得保障。「特教助理員這份工作非常不穩定，一遇到寒暑假我們就會沒有收入，更別提能延續勞保。」小雯表示職場環境並不友善，不僅保險制度不夠完善，面對學校放假或所帶學生畢業時，也可能面臨失業 風險。小雯也說明，特教助理員必須配合校方安排個別學生的時數，且不一定能集中於同一時段，這樣的分配方式導致特教助理員的工作時段呈現零散分布，難以招聘到合適人選，最終只得請求志工協助。除此之外，特教助理員因故被拖欠薪資的問題也時有所聞。小雯說：「1月份的薪水，我到3月初才拿到。這對於急需用錢的助理員是很大的困擾。」對此，林老師補充：「政府甚至出現未按時調撥薪水，並要求校方先行墊付薪資的問題。」在正規的行政流程當中，預算早已編列好，且要求額外提撥經費墊付拖欠帳款，對於偏鄉或收入拮据的學校實屬困難<b>。職前溝通與訓練安排不完善 未從助理員角度出發零散的時段分配讓特教助理員面臨一學期要接觸多位特教生的狀況，因此如何迅速了解並掌握特教生的需求相當重要。但當學校招聘到特教助理員後，時常因人力不足而需滾動式調整，班表甚至要到開學前幾天才公布，導致校方難以事先告知特教助理員所服務學生的情況。「學校不會主動通知我們這學期要負責的孩子狀況，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困擾。」小雯表示單靠入班之後自己摸索孩子的能力與需求，讓新入職的特教助理員不知所措。林一心提及：「我們都會事先訓練特教助理員，進班前先告訴他該怎麼與學生建立關係。」不過，此做法端看特教助理員的適應能力，並非每位特教助理員皆能立即吸收並反應，因此校方應充分考量特教助理員與特教生的適配性。對此，小雯建議：「校方、班級導師應與特教助理員建立有系統的溝通管道，不能單靠特教組長聯繫特教助理員。」除此之外，政府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特教助理員應接受由校方或主管機關籌辦的36小時職前訓練，且每年至少需參加9小時的在職訓練，希望可以讓助理員在入職前對工作內容有基本認識。然而法規卻沒有提供特教助理員參加職前訓練的津貼。林老師表示：「對於特教助理員的職前訓練，我會希望是聘任後去上課且支付津貼，否則這太壓榨了。」儘管有研習課程，特教助理員有時卻無法參加，小雯提出，若連續開課時間太長或是在上課日舉辦，負責在第一線照顧學生的特教助理員就必須留守課堂看顧。在目前特教助理員多由特教生家長兼職的狀況下，假日更會因為需要照顧孩子而無法參與研習。他說：「之前參加的研習是連著6天上課，這對中間有班表的人就非常困擾。而這一次的研習排出來都是六日，只要是家長通常都沒辦法參加。」小雯也表示，足夠的訓練不僅讓特教助理員了解自己的責任及工作內容，建立照顧特教生的專業知識，還能避免特教助理員踰矩參與班導師的職務，產生額外的摩擦，「大部分特教助理員都還是想再多學一點，增進自己的能力。」民團推重症照護訓練及薪資分級 提升照護品質培訓課程內容可能不足應付特教助理員的職場需求。台北市腦性麻痺暨重症兒童家長互助會創辦人小青蛙媽媽（化名）無奈的說：「我女兒就是需要一直抽痰，就算有特教助理員，他們沒有受過相關訓練，也沒辦法做這樣的工作。」為了讓特教助理員具備照護重症學童的醫療技能，小青蛙媽媽推動衛福部編設「失能重症兒童照顧服務員特殊訓練課程」計畫，以提升特教助理員的專業能力。除了醫療照護相關的基本理論，計畫更要求學員實際操作，完成8小時的醫療實習，通過考核後的特教助理員可取得合格證書。而為提供特教助理員參與課程、主動精進專業能力的誘因，部分特教生家長也提倡薪資分級制度。在小青蛙媽媽的倡議下，目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各校（園）兼任鐘點特殊教育助理員實施計畫」已明定，達特定聘用年限或具特定專業研習結業證書、相關證照之特教助理員應給予不同等級的薪資加給。鍾正信也認同，若要鼓勵特教助理員額外進修，則應有對應津貼。不過，他認為目前薪資分級制提供的加給金額與職業要求不符比例，「分級最高時薪也只有229元，你還要他有護理師證照，這樣誰要來做。」民間盼建立人力資料庫　改善助理員就業環境 「特教助理員要協助不同障礙別的小朋友，應該是專業的職業，不該將助理員視為臨時人力。」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秘書長周淑菁說。他提出「人力資料庫」的概念，盼改善助理員的產業結構。鍾正信對此也認同，他提到目前各校獨立公告招聘，沒有統一媒合管道，導致校方招不到人，助理員也不知從何應聘，人力資源無法被妥善分配、運用。若能將特教助理員資料建檔成資料庫，則可供家長或校方查找符合需求的人力資源，同時也讓特教助理員有機會在不同職場間流動，增加就業保障。鍾正信舉例：「接受過特教助理員的培訓，就有媒合相關工作的機會，像Ａ校特教助理員下班後就可以去Ｂ校協助課後輔導。」同時，他也提出結合專業證照的運作方式，「中央應該訂定專業課程指引，讓地方機構開設課程、核發證明，且這個證明要是全國通用的。」特教助理員取得證明並呈現於人力資料庫中，有助校方篩選合適人才，特教助理員也更有機會媒合到與自身專長相關的工作。在立委陳培瑜辦公室負責教育相關法案的助理洪翊軒則認為，比起建立媒合管道，更應先改善特教助理員的薪資待遇。他表示，教育部去年9月提出「提升高中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品質計畫」，增設以年薪制聘用的專任特教助理員，「沒有全年聘請的話，大家不太願意來做，但預算有限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專題記者王華琳、黎昕俞、張雅媜、邱昭華、李雨羲綜合報導】患有自閉症的羊羊（化名）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忘記當下該做的事。此時「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以下簡稱特教助理員）小雯（化名）就會及時出現，用漸進式問句引導他融入課程。而當羊羊情緒失控時，小雯也會傾聽他的需求，協助平穩情緒。「我們同時成為特教生與其他小朋友之間的橋樑。」小雯說道。羊羊常常單獨行動，同學會主動邀請羊羊一起玩，但羊羊並不理解他們表達的意思。小雯就會重述同學的邀請，鼓勵他親自回覆。「特教助理員可以幫助全班，減輕教師負擔，就像一個螺絲釘，幫忙特教生融入。」特教生阿比（化名）的媽媽表示。第一線的特殊教育不只有大眾熟知的特教老師，「特教助理員」的存在讓情況差異大的特殊生得以融入一般教育場域，保障他們的受教權，也減輕一般教師的負擔。台灣近年受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持續減少，但特教生數額卻不斷攀升，相關服務和資源需求也隨之變大。長期以來，特殊教育師生比失衡的問題備受討論，但同樣站在教育第一線的特教助理員面臨的壓迫與困境卻時常被忽略。想了解特教助理員正經歷著什麼困難嗎？點擊下方圖片，一起體驗特教助理員的一日生活吧！

【記者王華琳綜合報導】工作場域中粉塵濃度不僅影響職場安全更可能危害勞工的健康。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授張大元帶領團隊研發「運用人工智慧演算法與低成本感測器以估計工作場所的可呼吸性粉塵濃度（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and low-cost sensors to estimate respirable dust in the workplace）」，將微型檢測器結合AI與物聯網技術，提高職場粉塵濃度的即時監控精準度。此研究成果登上國際科學期刊《國際環境》（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中國醫教授張大元團隊，針對職場粉塵濃度檢測進行研發，研究成果刊登於國際科學期刊《國際環境》（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圖／張大元提供目前法規針對工作場域的可呼吸性粉塵濃度監測標準，為每半年進行一次工作日八小時的空氣樣本採樣與濃度分析。惟依照現行規定的採樣方式與頻率，無法完全顯示工作場域下實時的粉塵濃度變化。張大元說道：「若能即時顯示工作環境中的粉塵暴露濃度，便可在不影響工作進行的情況下，提升對於勞工健康與職場安全的保障。」為了解作業場域中24小時的粉塵濃度，特別是因生產數量改變所導致的濃度變化。研究團隊將微形檢測器融合AI技術，利用演算模型分析各式影響檢測器誤差的環境因素，如溫度、濕度、風向等，針對獲得的採樣數據進行篩選分類。參與研究的中國醫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碩士生陳靖傑說明道：「挑選出最符合當下環境的運算模型，進行數值校正。」降低微型檢測器在採樣上的誤差值，減短現今測量方式在計算相關數據所需時間。 微型檢測器結合AI演算法與物聯網技術，改善採樣數據的資訊處理能力。　圖／張大元提供研究團隊在研發中結合物聯網技術，將微型檢測器所得粉塵資料，即時傳送至伺服器當中進行AI運算與校正，並將運算所得數據統合至資料庫中。企業與檢測方便可藉由雲端平台，遠端監看粉塵濃度。系統也加入警示機制，當數據達一定標準時，傳送訊號回到檢測器，完善職場的風險溝通。陳靖傑進一步補充：「甚至可以在工廠裡面設看板，告訴勞工或是管理者當前的狀況，協助業者建立改善方式。」 此項技術能即時檢測工作場域中的粉塵濃度變化，以加強勞工健康與職場安全保障。　圖／張大元提供一般民眾與勞工難以輕易理解粉塵濃度背後所代表意義，張大元說：「在數據呈現上，以視覺化的方式，提供實時粉塵濃度折線圖，讓大家更容易理解當下的狀態。」研發團隊強調未來也將持續針對AI演算部分進行研究，強化粉塵數據的應用。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教授陳志傑對此說：「微型檢測器會受到環境因素影響，導致採樣誤差的問題。若無法完全改善，所得數據的可信度與使用價值就值得令人思考。」

【記者陳婕柔屏東報導】「近年屏東女性勞力人數提升，且愈能看見跨性別、同性戀青年步入職場，希望能讓大眾更認識他們，減少性別歧視。」 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以下簡稱勞青處）處長李雨蓁說明第一屆「2023屏東我們生活節」活動目的，19日以「講唱會」形式演出，透過故事與音樂的力量，期望提升職場性別平權意識。會場上的投影幕播著四組表演者在職場與社會上遇到的不公平對待，歌手藉講唱會描述個人生命經驗，帶出每首歌曲背後的意涵。李雨蓁表示，以往的講座、音樂會僅能吸引特定群體；而這次邀請青年樂團在「公園」裡開講演唱，較有機會改變年長者的想法，也更能拉近青銀距離。 民眾被曾宇辰的熱情和歌聲感染，隨著音樂一起在會場上搖擺，享受愉快的氛圍。 圖／勞青處提供「我不敢在公司上廁所，還差點被公司辭職，幸好遇見搖滾。」P!SCO樂團團長兼吉他手Rachel（化名）講述著自己變性後的職場遭遇，坦然地向觀眾訴說這些差別待遇。歌曲〈光圈〉末段唱出社會遇到的阻礙，「長大後我學習面對人群／這世界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表達職場性少數角色面對惡意時的無力感，同時希望他們能意識到社會上仍有許多人在支持著自己。同樣是同志族群的大仁科技大學學生謝文欣感動地說：「雖然自己還沒出社會，但歌詞和我過往的遭遇很像，還好有人願意伸手拉住我。」 Rachel提及，以前表演只希望觀眾開心，但傾向用講唱會呈現是受到一名結束自我生命的憂鬱症粉絲影響。　圖／勞青處提供「以前投宴會打工履歷都沒問題，但到現場老闆卻叫我去洗碗，後來才知道是怕我的長相嚇到顧客。」歌手曾宇辰表示，因為是女人而曾被認為做不起苦力，加上自己患有先天性唇顎裂，交疊的身份讓他在職場受到更多歧視。曾宇辰靠著宏亮的嗓音吸引許多散步路過的民眾，紛紛佇足聆聽他在低潮期譜出的〈光〉。歌詞裡提到，「我從來不曾遺忘／不在溫室裡隱藏／堅強地聲張」，他希望用最引以為傲的歌聲，為正處黑暗的觀眾帶來一絲微光。「很佩服曾宇辰能用歌聲摘掉自己身上的標籤。」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邱宜娟也補充，自己是個沒自信的人，講唱會後希望能用自己的優勢面對恐懼。 曾宇辰希望藉由歌聲與故事，傳遞正能量給每位觀眾，告訴他們沒有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　圖／勞青處提供「我們透過講唱會的舞台螢幕，呈現出職場不同的性別標籤。」李雨蓁表示，希望民眾能反思自己是否無意識間對這些族群產生性別偏見。除了辦理軟性活動帶出職場性別議題外，勞青處為了有效提升職場性別平權，在今年成立第一屆「屏東縣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規定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數一定要達標，鼓勵多元性別青年族群參與，捍衛自己權利。 講唱會上，有許多年長者帶著孫子坐在大草坪上，靜靜地觀賞每組青年歌手的演出。　圖／勞青處提供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黎昕俞、王華琳、李雨羲台北採訪報導】民眾變裝成不同角色走上街頭，高喊心中的不滿。眾多醫療人員於22日集結於立法院前，舉辦醫療勞權大遊行。活動結合萬聖節，將高壓的工作環境比喻為地獄，控訴現今的醫療亂象，爭取勞工權益。台灣醫療工會聯合會副理事長郭蕢瑩表示：「如果是像一般的遊行方式，我們覺得有些人他是不敢出來的，所以希望用比較輕鬆、有趣的方式，鼓勵大家一起站出來。」護理師、醫檢師、放射師等第一線醫事人員，於此次遊行提出四大訴求。希望政府正視醫療人員過勞的問題，明定三班護病比與制定合理工作量，同時期望確保職場安全，改革輪班與跨科支援亂象。更呼籲政府重視醫療專業，提供執業保障與合理薪資待遇，最後要求公部門依法履行健保制度，並在會議中納入醫療勞工代表。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周佳欣說：「《職能治療師法》已經10幾年沒有修法了，但是修法沒有成功，我們很多事情不能做。其實我們要服務很多的民眾和個案，可是卻會變成是違法的行為，這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權益。」自疫情以後，醫療體系因過勞、低薪等問題未能改善，加上成效不佳的改革政策，使職場環境持續惡化，讓基層人員離職率再創高峰。臺大企業工會理事長楊心慧補充：「護理人員的薪水幾乎是沒有長進的，近30年來甚至是持平的狀況。而我們也會遇到很多職場霸凌，或是醫療環境上跟病人有一些醫療糾紛。那其實整體來說實習生都看的出來，我們的工作CP值真的很低，並不是新進人員會想要選擇的行業。」低薪、工時長的職場現況，除了造成醫護人才大量流失，更間接影響學生就讀相關科系的意願。長庚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學生劉柏均提到：「現在對醫護有興趣的人，反而不敢去做，因為看到這麼慘的待遇跟工作環境，反而就卻步了。」醫療前線人員惡劣的職場環境，政府若無法改善，留不住舊人，新人也不願進入職場，惡性循環之下，危害的依舊是廣大民眾的健康。

【記者陳妍如綜合報導】穿上漂亮的高跟鞋，是許多女孩的兒時夢想。然而，當穿高跟鞋成為義務，你依然嚮往嗎？日本女演員石川優實6月提交連署書至厚生勞動省（註1），呼籲政府禁止企業強制女職員穿高跟鞋上班。然而，前任厚生勞動省大臣根本匠9月時回應，為了因應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他認為企業指定女員工穿高跟鞋屬於「必要的業務範圍」。註1：厚生勞動省（日語：厚生労働省／英語：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簡稱為厚勞省，是日本中央省廳之一，主掌雇用、勞動、年金、健康、醫療、兒童、育兒、福祉、看護等政策領域。石川優實發起的連署運動名為「Kutoo」，是從2017年在全球各地興起的反性騷擾運動「Metoo」延伸而來，與日文中的「鞋子（kutsu）」以及「苦痛（kutsū）」諧音。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石川優實在3日召開的記者會上，批判職場中男女性在儀容規定上受到的差別待遇，「穿高跟鞋本來是為了愛漂亮，但不顧個人的喜好、將穿高跟鞋的規範強加於女性身上，這是對女性的侮辱。」穿高跟鞋已證實對健康有害、也容易降低工作效率，然而許多企業仍將此視為「職場上的禮貌」。神戶大學學生長嶺亞美則解釋道：「我不覺得這是種禮貌。但不知不覺中，在工作場合穿高跟鞋的習慣已根深蒂固。」 部分日本企業會強制女性上班時必須穿著高跟鞋，其中3至5公分的鞋跟被認為是最具職場禮貌的。　圖／取自PhotoAC事實上，日本的女大生從大學階段開始，就逐漸被形塑「穿高跟鞋才禮貌」的原則。在學校正式場合如始業式、畢業典禮等，師長也常鼓勵女大生穿高跟鞋。金澤大學學生大倉朋子提到，她曾在學期初的開學典禮時換上高跟鞋，「因為我平常沒有這個習慣，所以要特地穿高跟鞋的時候，真的很辛苦。」更有許多求職中的女大生，必須穿著高跟鞋到處奔波找工作，「如果不穿高跟鞋，面試就會落選」的觀念使她們必須承受更多身體及精神上的壓力。廣島大學學生篠原理奈解釋，雖然大眾認同穿高跟鞋會造成不便，「但這已經成為求職時的既定習慣，如果沒有遵照的話，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也許會降低。」「Kutoo」運動持續延燒的同時，企業「禁止女性戴眼鏡」的規定也造成軒然大波。不少女性質疑，為何企業以「觀感不佳」為由規定女員工不可配戴玻璃眼鏡，然而同樣的限制卻不適用於男性？兵庫教育大學學生寺西圓提到，自己曾被要求出席學校正式場合時應戴隱形眼鏡，「我覺得不應該以外在打扮來認定一個人的形象，這對我而言很不方便。」來自台灣的筑波大學交換學生劉怡萱則表示，日本社會對女生的打扮存在許多台灣人難以想像的潛規則，「她們穿高跟鞋、戴隱形眼鏡是為了迎合社會價值觀，希望能展現出『女子力（註2）』。」為配合日本的習慣，有近視的她也在參加學校的國際學生交流會時，特地改戴隱形眼鏡，「總覺得還是要入境隨俗。」註2：「女子力」一詞來自日文，主要指生理女性從內在到外在，對妝容、時尚、品味及人格特質的追求（如溫柔、美麗、優雅等特質）。 日本企業多要求職場女性不可配戴眼鏡，但對男性卻沒有大多沒有限制，差別待遇引起極大爭議。　圖／取自PhotoAC針對女性在職場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日本政府計劃於2020年6月推動《女性活躍暨性騷擾規制法》，而厚生勞動省也預定在年底前詳細制定與該法相關的性騷擾禁止事例。對於「禁止女性戴眼鏡」的規定，現任厚生勞動省大臣加藤勝信則給出正面回應，「從事同樣的工作時，男性可以戴眼鏡、女性卻不行，這與《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的理念背道而馳。」然而，厚生勞動省11月所列出的性騷擾禁止事例中，卻沒有包含服裝、儀容的規定。由於日本的求職季即將到來，促使「Kutoo」連署發起人石川優實在3日時提出緊急連署書，要求政府立法以改善企業對女性儀容的不合理要求。石川優實在記者會上解釋，媒體不斷向求職中的大學生宣傳「職場禮貌」的儀容打扮，在學校也被「求職禮節講座」所規範，「學生的立場相對弱勢，要求他們承擔風險、爭取改變是不容易的。」石川優實說。目前，日本的職場文化對女性的儀容規範仍存在不友善之處，她希望政府盡快採取法律措施，讓各方媒體和教育機構不再灌輸學生帶有偏見的價值觀。

【記者陳妍如、萬巧蓉綜合採訪報導】在捷運站旁、人潮聚集的地方，時常可以看見身障街賣者以兜售口香糖和衛生紙等物品維持生計。然而街賣者卻常被質疑是詐騙集團，或利用愛心來博取民眾同情。身障者街賣組織新巨輪協會為改善社會對街賣者的刻板印象，與贊助企業合作設計能自由調整工作台高度的攤車，使身障者即使坐在輪椅上，也能輕鬆做出美食。新巨輪服務協會理事長陳安宗表示，原本的街賣者處於受助局面，受社會大眾支持維生，但當協會的身障者開始學習製作餐食，相當於化受助為服務，讓街賣者得以反饋社會大眾。這項通用的設計不只適用於身障者，也能讓身障者家屬在旁陪同工作、就近照顧並共同維持生活所需。新巨輪服務協會秘書長吳黛青表示，「創造這樣的職場，可以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互合作，這就是我們的理想。」現今，身障者的就業情況並不理想，部分企業因為設置無障礙設施的成本高，較不願意聘雇身障者，許多身障者只好以街賣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然而，街賣商品的價格通常高於市價，也讓大眾對街賣留下暴利與詐騙的刻板印象。新巨輪協會為消除身障街賣者的污名，開始培訓他們的職業技能，透過在攤車上實際作餐、服務客人，期望能改變民眾對他們的看法。儘管街賣是最立即且能快速獲得收入的謀生方法，新巨輪協會仍希望身障者能有更多的職業選擇。除了目前實施的攤車試賣，協會未來也計劃打造無障礙行動胖卡車，提供更友善的職業環境。協會期待身障者能在工作中利用所學技能，獲得合理且穩定的收入，讓社會漸漸看見身障者不同的一面。https://youtu.be/i_gDjTDDd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