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林莉庭、徐卉馨、吳佩容、范莛威綜合報導】2019年3月，宜蘭南方澳的漁民捕獲一隻大白鯊，並經解剖發現其身懷十五隻幼鯊。消息一出，大部分民眾將砲口指向漁民，批評漁民不應捕撈大白鯊，發現鯊魚懷孕應立即放生，認為將鯊魚帶回漁港不合情理。然而，此事看在漁民眼裡，卻有說不盡的無奈與苦衷。搞不懂混獲 漁民與環團的對立大白鯊一事引發社會抨擊聲浪，其中常見的批評如「漁民愛捕、故意捕大白鯊」、「為什麼不放生」，類似言論可能源於未充分理解漁民捕撈行為。海洋漁業的運作過程無法隨意放生，漁民最常使用的漁法為延繩釣，在浮球中串起多個釣鉤，待魚鉤沉入海中數小時，再拉起繩索查看上鉤的魚類，若意外捕起非目標魚種，便是「混獲」。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莊守正表示，延繩釣漁法經常導致混獲，「延繩釣的主漁獲是鮪魚，但經常會混獲海洋哺乳動物，如海龜、海鳥、鯊魚等。」大白鯊事件中對漁民的質疑，亦不乏環保團體（後簡稱環團）的聲音。社團法人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執行祕書許馨庭說：「當下就會有很多人都覺得是漁民的錯，因為你那樣弄，所以牠（大白鯊）就掛了。」許馨庭解釋，許多人認為漁民是故意捕撈，環團也誤解漁民貪圖魚翅，但其實漁民並無違法，亦非有意捕撈大白鯊，而因誤會而生，都將加深彼此的對立。「漁民跟環保團體產生對立，是因為彼此沒有互相理解或良好溝通。」許馨庭表示，如同此次的大白鯊誤捕事件，部分環團在推廣保育時，會運用許多管道和政府溝通或陳情，相較之下卻與漁民實際接觸較少，因此有時會對漁民實際捕撈的規定和作業方式不太清楚。 南方澳漁港停泊著大小不一的漁船，出海距離和目標魚種皆不同。　圖／林莉庭攝政策複雜多變　盼能落實宣導漁民出海捕撈，偶爾會混雜預料外的魚種在網中，若其中有保育類魚種，多數船家因經濟價值低，並不會帶回港口，從事魩鱙漁業的漁民周采蘋說：「捕到反而是一種困擾，隨便帶回來還可能被罰錢。」台灣政府列入保育類的魚種數十種，但此清單幾乎每年都會因環境調查、國際法規等多種因素產生變動，因此，漁民能否即時得知並更新保育魚種的資訊，也是一大難題。 周采蘋與林濬淯為捕撈魩鱙魚的漁民，在休漁期時則以經營飲料店作為副業，維持生活開銷。　圖／ 吳佩容攝針對漁業署實施的限漁措施，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邵廣昭說：「針對不同的漁法、漁具、魚種、漁期、漁區的管制，或總量管制，限捕也是限漁的一種。」漁業署目前公告二十種禁捕的鯊魚及魟類物種，在細部管制方面，漁法、漁具規範易導致混獲的刺網和拖網，並對不同種類的漁業，訂出各自特定的漁期、漁區。以魩鱙漁業為例，管制內容包括：總容許漁獲量、作業漁場至少要距岸500公尺、每年5月1日至9月15日選定連續3個月為禁漁期。在捕撈過程中，漁業署亦規範特定漁業需填報漁撈日誌，並安排海巡及漁政機關人員登船檢查，或指派觀察員隨船。根據《沿近海漁船卸魚聲明書申報管理規定》，漁船回港後，也需將漁貨過磅登記，以利掌握總漁撈數量。即便漁業署有公告許多規範，但周采蘋說：「其實很多老一輩的都不認識字。」因此當政府有新的清單或政策公布，若只貼在漁會的布告欄，絕大多數漁民不會想到去看，一定比例的漁民因不識字，甚至連看懂都有困難，且漁會辦公和漁民回港時間常會錯開，許多漁民清晨出海，直至凌晨方才回港，根本無法進入漁會查看布告欄的內容。長期從事漁人紀實攝影的南方澳當地居民黃致鈞則認為，或許政府政策應再多加強宣導，而非只採用紙本，否則容易流於形式。 從事漁人攝影的黃致鈞，相當關注漁業議題，同時也在南方澳經營家中的雜貨店。　圖／ 范莛威攝法規與實務落差　學者、政府、漁民三方溝通在維持生計和海洋保育之間，漁民難以取得平衡。周采蘋表示，他們一年中有兩次休漁期，分別是五至八月和十一至隔年一月，捕撈小卷與透抽的漁民楊美玉點出休漁的主因：「因為東北季風增強不能出海作業。」黃致鈞補充：「我休漁了三個月，那我三個月的那些支出、我的收入怎麼辦？」政府於休漁期間會提供補助，但並不一定足夠。楊美玉說明，因聘請領月薪的外籍移工，無論有無出海，船員一個月的薪水加起來共需支付高達二十幾萬元。據《自願性休漁實施作業要點》規定，國內港口休漁日數若在一百二十日以上，而船的噸位數越高，則休漁的獎勵金額也愈高。然而，請領休漁補助三個月僅共四萬塊，在仍須負擔人事、器具維修等費用的情況下，明顯不敷成本。 整理著冷凍好的漁獲，楊玉美專門捕撈小捲和透抽，一趟出海可能就要二十幾天。　圖／吳佩容攝漁民自身其實會察覺每年漁獲量的改變，進而及時調整捕撈方式，然而有時政府當下無法掌握這些細微的變化，楊玉美說：「他們（政府）只知道訂法，不知道漁民實際操作，這很嚴重的。」因此，政府需透過專業學者制定相關政策，而學者多透過數據和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但周采蘋也說：「學者10個裡面可能只有1個上過船，但他也不是一直在船上，有時候並不是學者講的都是對的。」   對於漁民反應政府法規不符合漁港實際的工作情況，邵廣昭表示，一旦頒布法令，各地區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需藉由研究各地漁業資源變動的情況，或找出統計資料有誤之處，以點出政府與漁民對海洋保育認知的差異。他也認為，漁業資源變化不定，政策難以短時間做出相應修改，「有時候資源的變動，我們沒有辦法掌控的。」一味責怪政府法規訂定不完全，或質疑漁民是否有海洋保育的觀念，對現況沒有幫助。許馨庭認為，「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要永續你必須先給他（漁民）一個可以永續的環境，你要給他好的產業。」政府需真正了解漁民的需求，而漁民和大眾也需吸收更多的保育觀念，如此才能達成良善的保育循環。與漁民建立關係　將環保扎根於無形實際漁業捕撈情形的數據分析，是政府規劃魚類資源管理的根基。目前研究人員收集保育魚類的資料，尚有賴漁民在捕撈當下、回港卸魚時據實回報的數據。然而莊守正表示，目前收到的通報仍為少數，他更進一步點出，漁民常因政府規定的罰則而心生戒備，傾向隱匿不報，保育法規反而成為獲取數據的阻礙。對於研究團隊實地訪查的作法，莊守正解釋，團隊內有三到四位成員，一個月至少走訪漁港兩次，並配合漁船進港卸貨的時間，也與當地漁民熟識。團隊查看過磅後被拍賣的漁貨，並試圖與買家協商，留下魚骨以利後續分析。經此所得的數據，提供預測未來魚類資源的豐缺情形。為增進漁民對海洋生態保育的理解，漁業署也會定期舉辦推廣或研習活動，並邀請研究海洋生態的教授演講、宣導保育觀念。莊守正分享演講時漁民的反應，他認為必須傳達出對漁民生計的重視，「你要先讓漁民感受到你的關心，我今天來是為了你們的未來著想的。」試著站在漁民的角度思考保育的重要性，不僅能提升宣導的效果，也能促成學術研究人員與在第一線工作的漁民相互了解。邵廣昭則認為，漁民會向漁業署反應意見，但時常以漁獲量為考量，缺乏重視漁業資源越來越少的問題，「漁民站在他的觀點，不是保育觀點，想爭取漁權抓最多的魚，抓最大的魚去賺錢，這跟保育就是不同方向。」對此，他認為需要再教育漁民以增進保育意識，他也建議政府應落實管理職責、輔導漁民轉業。至於對保育相關法規反彈的部分漁民，莊守正回應，當初訂定法規便經過政府、學者與漁民等各方充分溝通、協商，經過審慎評估的法條不應任意修改，他也指出，台灣現行法規並非僅以《華盛頓公約》為準去訂定，還會考量環境實際的情況因地制宜。因此，不該由於少部分漁民的反彈，便修改法規，仍應致力讓漁民遵守已整合各方意見的規定。註：《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CITES），為1963年簽訂的公約，確保各國動植物的交易行為不影響到物種的延續，將物種以危急程度分為三等級的附錄，而因簽署地點在華盛頓，故又被稱為《華盛頓公約》。 漁船上掛著集魚燈，是漁民夜晚出海的捕魚工具，使用高亮度吸引如小卷、透抽等魚種聚集。　圖／ 林莉庭攝永續再教育 沒有人是局外人  莊守正也解釋，許多人認為漁民不能捕撈保育類魚種，進而誤會漁民不遵守法條、為自身利益濫捕。「一般人覺得保育類動物不能抓，實際上這是嚴重的誤解。」他分析當前法規，並非所有保育類魚種皆不得捕撈，漁民根據法規行事，卻常因大眾不夠了解更細緻的規章，而徒然背負罵名，他嘆道：「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對漁民是有一點敵意的。」消費者的保育意識漸增，但若不理解漁民使用漁類資源的方式，易造成雙方對立，且難以真正對保護漁類資源產生助益。長期關注漁業現況的漁鋪當家劉祖源強調，教育消費者很重要，他會向顧客說明漁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我會跟客人說這怎麼抓的。」邵廣昭已推行十年的《海鮮指南》，也自需求端著手，提供民眾選購海鮮並兼顧資源永續的原則。劉祖源指出，有些人去到漁港，看到有鯊魚就拍照上網撻伐，類似的資訊隨時間愈發堆積，最後造成訊息片面化，使得更多人對於漁業產生負面觀感。他說：「整個社會的觀感經過報導之後，好像漁民就貪得無厭，非常慘，那我覺得這對漁民是不公平的。」莊守正觀察到許多漁民受到報導影響，只要看見有人拍照便非常緊張，甚至產生反感，深怕再度引起一片罵聲，「每次這個新聞一po的時候，漁民就好像胸口被射了一支箭一樣。」未經全面了解各方難處便妄下定論的資訊，積累成漁民身上難以撕除的標籤，也加深漁民與大眾的隔閡。「我一直認為保育跟漁業，是可以同時存在的。」莊守正建議，作出評論前也應不忘站在漁民的立場思考、聆聽漁民的想法，唯有多方包容才能減輕衝突對立，也才得以立基在保育的共識之上，使漁業資源能永續發展，並確保漁民生計無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