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2024年10月23日，周杰倫台灣場演唱會門票開賣瞬間售票網站隨即卡頓，粉絲只能看著螢幕「轉圈圈」，隨後票券便在短短5分鐘內銷售一空。當粉絲數度刷新網站時，高價黃牛票卻已在各個演唱會買賣社團流通，根據聯合報報導，甚至出現一張要價30萬元的票券，引發社會對票務市場公平性與黃牛行為的討論。即使票券被炒到天價，市場上卻仍有一群為了見到偶像演出，不惜支付高價的粉絲。這一現象不僅顯示台灣現行票券市場失衡，也反映粉絲對參與演唱會的渴望心理。 「黃牛」指的是透過高價轉售票券或商品，以獲取利潤的非正式或非法仲介人。該詞源自於20世紀的上海，由於當時的票販子時常為搶購票券成群結隊、場面混亂，有如「黃牛群之騷動」，故稱其為黃牛。 台灣知名售票平台拓元售票系統執行長邱光宗說明，黃牛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他們賺取消費者願付價格與原價格的差價，「當票被搶光，而且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價買票的時候，表示票價是被低估的。」他進一步指出，關鍵問題不在於轉售行為本身，而是供需失衡。邱光宗提到，曾有一場一萬個座位的演唱會，系統卻擋了數百萬個搶票機器人。 除了演唱會場地不足外，場館資源的分配亦是一大難題。邱光宗舉例，有些大型場館票券賣不完，熱門演唱會卻被擠到較小的場地，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公部門資源分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審議小巨蛋檔期的臺北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長李岱穎提及，如果一個檔期同時有韓國和台灣的藝人，政府會優先考慮本國歌手的演出機會，因此在審核檔期時，評估標準不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擁有高票房實力的藝人也未必都能在小巨蛋演出。此外，場次過少也是隱憂。邱光宗解釋，售票公司有時會建議主辦方加開場次，但經評估後多只加一到兩場，仍無法解決票券稀缺性。因此，當熱門藝人被安排在較小的場館演出、場次不足，座位數量無法滿足粉絲需求時，黃牛票的出現便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 「我本來就一直有在看票務，我有加微信的群組，裡面都有很多票。當時看到一個台灣人在小紅書上面出（票），我想說滿便宜的，就收了。」鄭先生（化名）說道。而另一位粉絲小林（化名）在受訪時，也坦承自己買過黃牛票，「在疫情解封後演唱會陸續變多，大家開始熱衷於看演唱會，整體需求變多，搶票也更加困難。」他表示。 為試圖了解民眾對黃牛票的看法，本報記者於3月28日至4月2日，以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在臉書各大粉絲交流社團、Dcard（狄卡），以及Instagram發放網路問卷，共回收548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中，18歲以下佔10.4%（57人）、18–22歲 60.9%（334人）、23–29歲 21.0%（115人）、30歲以上 7.7%（42人）。 數據顯示，雖然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從未購買過黃牛票，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仍有近半數民眾表示願意購買。這些人當中，包含了願意花高價購票的忠實粉絲，以及對黃牛票本身並不排斥的民眾。 平時會購買黃牛票券的粉絲Y（化名）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黃牛，因為只靠自己也難以搶到好位子，「今天如果我接受這個價錢，那你也可以提供我想要的東西的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市場交易。」他說道。現行政府對票券市場的介入，多著重於管制供給面，較少針對需求進行調整。因此鄭先生認為，與其責怪購買黃牛票的人，不如思考為何市場機制無法滿足需求，「我後來的想法是，與其花大量時間刷票，不如直接支付符合自己願付價格的票價——這並不是對黃牛的支持，而是對自己熱愛事物的一種選擇。」他說道。 「老實說如果真的買不到票，且在經濟情況許可的狀況下，我還是會考慮找黃牛。」沒有買過黃牛票的粉絲小菜（化名）說道。他表示，雖然自己不認同黃牛抬價銷售的作為，且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票價，然而要是經濟能力許可，他會考慮購買黃牛票。 雖然政府修法嘗試管制黃牛，但是只要市場需求存在，黃牛仍會源源不絕地出現。知名黃牛N先生（化名）表示，台灣的黃牛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註一）修法後確實逐漸減少，然而這反而讓國外的有心人士看準機會，迅速填補了市場缺口。「例如2024年周杰倫演唱會，大部分票源其實掌握在大陸跟香港的黃牛手上，由於地緣跟語言，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是最快的。」N先生說道。 註一：文創法新增第10-1條，凡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價格轉售者，將依票面價的10倍至50倍處罰鍰。若使用虛假資料或科技工具（如搶票程式、AI程式）大量購票，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最高300萬元罰金。 2023年修訂的《文創法》已明確規範黃牛，將加價轉售票券、利用搶票程式大量購票等行為定為違法。同時，文化部也設立了黃牛檢舉專區，提供民眾申訴黃牛的平台。然而，民眾要成功檢舉黃牛其實並不容易。雖然文化部設有黃牛檢舉專區供民眾申訴，但檢舉人仍須提供詳細票券資訊，如票券來源、座位號碼及具體事證等，但黃牛往往只在交易成功後才會給這些資訊，導致民眾若不與黃牛實際交易就難以檢舉。 台北市議員陳宥丞也表示，根據臺北市文化局統計，在《文創法》修法後截至2024年11月8日，台北市共收到黃牛檢舉案件1805件，其中有1021件不成案、784件成案，但成案中又只有24件開罰，約僅占成案數的3%，顯示黃牛檢舉門檻高，成功率也低，導致民眾想檢舉也無能為力。李岱穎無奈地說：「（檢舉）無法成案是因為大多數案件沒有詳細資訊，查不下去就斷掉了。」本報記者也曾透過黃牛檢舉專區試圖檢舉黃牛，親身體驗到程序的繁瑣與限制，且由於無法提供座位號碼，最終以失敗告終。 李岱穎進一步說明，目前黃牛交易多在臉書、Instagram等平台進行，要確認黃牛真實身份並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查找對方的住址與戶籍資料。小菜也認為檢舉黃牛本身存在動機上的落差，因為想要舉報黃牛的人通常不會購買黃牛票，而願意購買黃牛票的人更沒有理由去舉發對方。為了因應檢舉困難與執法落差，臺北市政府也開始從制度與預算層面著手加強防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周杰倫演唱會的票務市場亂象後，特別編列500萬預算，加強「藝文消費爭議及黃牛票券防治」項目。此外，也鼓勵票務業者採用「實名制」（註二）與「抽選制」（註三），以限制黃牛高價轉售門票及大量囤票的可能性。 註二：購票者在購票時綁定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入場時核對身分為本人才可入場。 註三：購票者在購票前登記抽籤，中籤後再付款購票。 目前台灣演唱會已逐漸開始採用實名制、抽選制，以及兩者並用的混合制（註四），試圖緩解黃牛現象。陳宥丞提到，根據其團隊調查，無實名制的演唱會，黃牛檢舉件數高達百餘件，相較之下，實施抽票制搭配實名制的檢舉件數僅為個位數，顯示遏止黃牛的效果較佳，「我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做到抽票加實名制，讓未來台北市，甚至台灣的演唱會買票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跟管道。」他說道。 註四：實名制及抽選制同時實施。 然而黃牛N先生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實名制、抽選制的確會稍微增加轉賣黃牛票的難度，「但是我覺得對整個市場來說，是增加主辦的難度更大。」邱光宗則認為抽選制不僅無法有效遏止黃牛，反而還可能增加黑箱作業的機會。此外，若抽中票的粉絲因故放棄資格，將導致主辦單位需多次進行清票與重抽，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主辦方與經紀公司採行實名制、抽選制的意願。由此可知，如何在防治黃牛的同時，兼顧主辦方、售票平台與粉絲的權益，仍是當前制度設計的一大難題。此外，在推動實名制與抽選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來自粉絲端的質疑。粉絲小林（化名）說道：「粉絲如果沒能在第一搶票時間購買到票券，後期收票的機率基本上為零，會讓真正想入場的粉絲在後期連一點入場機會都沒有。」 市場的供需失衡讓黃牛成為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對黃牛的檢舉與追查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執行上的困難。「在理想的票務市場中，真正喜愛該活動的人都能以公定的售票價購票入場。」小菜認為，不只政府要更積極處理檢舉案件、購票平台加強防制機器人購票，主辦單位也應該多向消費者宣導正規購票網站，並採用如會員優先購票、限購張數等方式，以提升票務公平性。 為了確保粉絲購票的公平性，陳宥丞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輔導民間或者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換票平台，透過實名會員制度，讓已購票的粉絲能安心地進行票券交易，避免高價轉售與詐騙風險。「有合理的交換機制，才能比較保障歌迷、球迷的權益。」他說道。同時，陳宥丞也主張實施結合實名制與與抽選制的混合制，不僅能提高黃牛搶票的門檻，也更有利於政府追蹤市面上流通的加價票券。陳宥丞表示，台灣的演唱會文化中，粉絲沒有辦法接受額外加價費用，甚至是票券被機器人買走後賺取的暴利行為，因此才會訂定實名制、抽票制。「我覺得推混合制的原因不是保證可以買到，而是大家公平地一起買票，這才是這個文化制度下我們要確保的。」陳宥丞說道。 儘管粉絲購買黃牛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時常藉由買黃牛票取得更理想的座位，但多數人仍期待票務市場能回歸公平、有序。即使粉絲不得不接受市場機制與黃牛現象的現實，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親臨現場，與偶像共享那段珍貴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樣的願望，有賴政府與主辦單位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票券環境，減少不正當行為，才能讓粉絲在支持偶像的過程中，享有更平等的機會。

近日，周杰倫一連四天登上臺北大巨蛋開唱，他睽違七年再次舉行演唱會，一票難求，進而使長久以來的黃牛問題在此次更顯猖獗。據媒體報導，截至11月底，文化部檢舉黃牛專區收到逾3000件檢舉，台北市文化局則查獲逾百件黃牛票案。黃牛大肆搜刮票券，並協助代購或以高額轉賣，票價炒至上萬元，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 文化部為遏止黃牛，於2023年6月修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文創法》第10-1條裁罰加價轉售者，以及以不正當方式取得票券者。此外，文化部於2023年8月頒布《文化部鼓勵流行音樂現場演出實施票券實名制補助作業要點》，補助實施實名制的主辦單位及售票平台，鼓勵業者實名制售票。實名制售票指的是購買者必須在購票時填寫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入場時出示證件確認身分，核對後才可進場。同時，實名制也可限制購買張數，防止黃牛大量購票。 可惜的是，即使有文化部補助，但對業者來說，要在入場時嚴格執行實名制查驗流程，此舉將大幅增加人力及時間成本，降低業者執行實名制的意願。而且，網路平台上也不乏以「代搶協助」購票為名，向消費者收取高昂費用的黃牛，可見實名制未必能全面防堵黃牛，仍存在漏洞可鑽。 不過，台灣也在實名制之下，試圖增加其他措施以杜絕黃牛，如近期蘇打綠《二十年一刻》巡迴演唱會，消費者進入購票頁面之前，須先填答測驗題目。這些「考題」由蘇打綠親自出題，而且不與過往考題重複，若非樂迷實難在短時間內通過測驗。 此外，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韓國為防黃牛，採取「購票、取票、入場三階段實名制」。與台灣不同的是，韓國民眾須在演唱會現場出示購票頁面及身分證件，經核對後方能成功取得印有個人身分資料的票劵，以利之後入場查驗。日本則將實名制結合系統隨機抽選，即民眾實名登記後，唯有中選者獲得購票資格，但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付款。據媒體報導，日本天團YOASOBI之後的台北小巨蛋演唱會，也採行此種「實名抽選制」，維護購票公平性。 反觀台灣，現有《文創法》難以全面防止黃牛，而依靠民眾檢舉，恐怕是「船到江心補漏遲」，政府若想防範未然，應修法並建立嚴格的售票制度。針對黃牛買賣的行為，目前台灣以高額罰金與刑罰懲處賣票者，但僅「罰賣不罰買」，且法條中也未明確規範黃牛定義。因此，政府仍須完善法規，才能真正維護消費者權益及演唱會市場秩序。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票券瞬間售罄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 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俗稱「黃牛」。黃牛小綸（化名）表示，黃牛以往需親自排隊搶票、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黃牛便深入網路票券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黃牛越來越猖獗。他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難度漸高。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黃牛願意遊走法律邊緣？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反觀，業餘黃牛萱萱（化名），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他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僅確認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虧損，票券也均能售出。 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觀察市場中的潛在商機，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在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則更具效率。為防範黃牛搶票，主辦方會有時會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試圖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對此，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以優惠價先詢問固定客源，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此外，他會不時舉辦抽獎活動，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知名度要打開，我們需先跟顧客建立信任度。」 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黃牛無法壟斷所有票源。他估計，單場演唱會約兩成票券由黃牛持有。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單靠人力搶票，有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針對黃牛行為，江季剛認為，付出勞力的是主辦方，付出金錢的是消費者，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票券市場的利益。對主辦方而言，即便黃牛花錢買票，卻需付出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歌迷林楚佳曾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他將黃牛抬價的行為稱為「不覺羞愧」。雖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搶票，且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來分配票券，非值得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演出者具備一定人氣，且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一點錢能欣賞偶像演出非常值得。 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維法》規範娛樂票券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坦言，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較低，不宜加諸過重罰則，因此修法動機不大。他補充，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的交易證據才可罰。他建議改為「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收集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允許一位受驗者攜一位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售票，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也會對消費者產生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票券相關規範雖能打擊黃牛，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增加樂迷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以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公開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開辦更多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演唱會或提高價格，主辦方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此外，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平台，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加開場次往往不可行，因此票券供需失衡也無從解決。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需求超過主辦單位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可以自主選擇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人積極練習搶票、求票；有些人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被動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其傷害降至最小化。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以《Lemon》一曲爆紅的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3000張票券開賣當下即被秒殺。隨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一張原價3000元的票券飆升至1萬8000元，甚至更高。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當消費者發現自己沒搶到的票券以高價在黃牛手上出售時，對黃牛的怨氣從社群平台至媒體報導隨處可見。但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b>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每當有熱門演唱會，黃牛必然在合法銷售途徑外從中圖利。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為一般人俗稱的「黃牛」。因交通遷徙權比娛樂權更迫切，台灣在交通票券的罰責比演唱會票券來的高，各方在多年來也不斷對此爭議與討論，希望演唱會票券可比照《鐵路法》，加重演唱會黃牛的罰則。台灣早期可見黃牛穿梭在運動賽事與電影院售票口，高價兜售票券。黃牛小綸（化名）表示，以往需在售票口前排隊搶票、進行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他便將事業版圖拓至票券網路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當然它（演唱會）量多了，供給和需求都變多，就會有人從中去賺錢。」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的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的黃牛越來越猖獗。拓元售票系統法務專員莊詠晴也觀察，「這個（娛樂）產業只要是熱門的，黃牛就存在，因為有利可圖。」「全台灣知名的（黃牛）數目就落在30個以內。」小綸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黃牛相互認識，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門檻逐漸攀升。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的結果。」黃牛阿文（化名）則認為黃牛間屬良性競爭，不會惡意壓低票券價錢，破壞市場行情。<b>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 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人們前仆後繼的加入黃牛之列？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培養敏銳眼光，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 小綸從事專職演唱會黃牛約四年，對於許多歌手都有一套自己的市場分析。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 阿文會集結其他黃牛，綜合客源做市場調查，了解顧客對於票券的需求後再投入成本。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反觀，萱萱（化名）作為一名業餘黃牛，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市場調查的精準度也大為不同。「通常每一場演唱會都會有粉絲願意花錢購買黃牛票。」萱萱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會確認該場演唱會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遭遇虧損，所有票券均能全數售出。<b>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了觀察市場中潛藏的商機外，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的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或辦公室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能更快速且大量搶購票券。主辦方與售票系統為防範黃牛大肆搶票，有時會在演唱會票券開賣前，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讓黃牛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搶票步驟，藉此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搶票之前會先開放預購，價格也較公道。」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他會優先詢問固定客源，將優惠價格保留給熟客，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除此之外，阿文在逢年過節時會舉辦抽獎活動，從固定客源中抽出送禮名額，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大黃牛），知名度要打開，所以我們需要跟顧客建立信任度。」<b>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許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小綸表示，現今的單場演唱會大約兩成的票券會由黃牛持有，大部分的票仍由歌迷取得。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的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可能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的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黃牛單靠人力搶票，有需要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 現今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圖為示意圖）　圖／林子淇攝針對黃牛搶購演唱會票券，進而以高價售出的行為，江季剛認為，黃牛就是為了圖利自己，「演唱會對他來說只是純粹的商品、純粹的生財工具。」他更指出，付出勞力的是演唱會主辦方，而付出金錢的是歌迷、消費者，但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了演唱會主辦方和歌迷的利益。江季剛表示，對於主辦方來說，即便黃牛有花錢向主辦方買票，但卻也同時造成主辦方的不便，也必須花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他坦言。此外，江季剛以五月天為例指出，「（五月天）一定會有一些相對便宜的票價，因為他們就是想要給更多人看，像學生、經濟能力較差的族群。」他表示，黃牛把票搶走後，這些族群的歌迷就會遭排擠，「我們想要讓更多、真正的樂迷去觀看演唱會。」<b>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時常在主辦單位的粉絲專頁留言，不僅抱怨黃牛，也要求主辦單位改進。米津玄師歌迷林楚佳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米津玄師歌迷大多抵制黃牛、對黃牛反感，而他也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同為米津玄師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 米津玄師演唱會中，仍有部分買不到票的歌迷在現場秉持一絲希望，等待有人以原價售出二手票。　圖／林子淇攝韓團GOT7的歌迷張庭瑜認為，黃牛搶票會造成真正想去的人無法入場，若黃牛持票未售出，演唱會現場則會出現空位，對歌手而言並非好事。他分享，他於社團觀察過的幾名黃牛態度皆高傲無禮，某次在不知對方是黃牛的情況下，私下詢問票券價格，結果對方開價比原價貴3000元，於是選擇已讀不回。五月天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黃牛不僅讓歌迷無法觀賞偶像的演唱會，且將價錢抬高也「不覺羞愧」。他補充，「黃牛票沒演唱會籌辦成本，尤其是如果搶熱門場，就不怕賣不掉。」雖然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的搶票，且認為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重新分配票券，不是演唱會所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歌手、樂團具備一定人氣，所以他不討厭黃牛。他認為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已步入職場的歌迷陳效儀有一定經濟能力，他表示由於工作忙碌，無法隨時關注演唱會門票何時開賣，常錯過售票時間後才得知購票資訊。若無法順利搶購熱門演唱會門票，而黃牛所開出的價格又落在可接受範圍內，他認為購買黃牛票確實是一種好選擇。韓團Super Junior的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因為家裡是做吃的，所以要打烊後才有辦法去匯款，他（黃牛）也都能寬容。」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300至500元能欣賞偶像的演出非常值得。<b>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娛樂票券的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明顯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認為，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僅算「小事」，不宜加諸過重罰則，修法動機也不大。拓元股份有限公司曾對黃牛採取法律行動，卻無法對其轉售行為提出有力訴訟，僅能就使用外掛程式及申辦假帳號搶票等行為，控告其觸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及「偽造文書罪」。徐則鈺說明，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行為才構成違法，沒有交易證據則無從罰起。他建議將此條款改成「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小綸表示，黃牛只要事前申請多個人頭帳戶，便能輕鬆搶票，此舉只是增加少許購票成本，並無法真正影響到黃牛。莊詠晴解釋，主辦單位若要在演唱會現場驗證身分，將面臨許多限制。人工比對票券姓名與身分證明所需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非常高，為避免驗票時出現鑽漏洞情形，主辦方必須同步所有驗票窗口的設備與管理方法。她認為，台灣演唱會的軟硬體設備目前不宜全面實施實名制，在多人的大場地更是難上加難。因此，目前確實執行實名制的演唱會，僅有規模較小的場次。 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三小時，主辦單位早已在現場整隊。倘若實施實名制，歌迷等待進場時間將會更長。　圖／林子淇攝針對實名制，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獲取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開放身分受驗者攜帶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販售票券，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變相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對大部分消費者產生更大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實名制及相關規範限制雖能減少黃牛的出現，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不僅主辦方要付出更多人力，也增加了歌迷在搶票、換票上的麻煩，「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去增加樂迷的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利用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想辦法公開大部分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由主辦單位開辦更多場次的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更多場演唱會或是提高價格，對主辦方來說其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他補充，主辦方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合理票價，並將票券售罄，而非跟隨黃牛哄抬票價。然而，在台灣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他們不可能配合建立公開二手市場。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二手票券市場，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由主辦方增加供給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票券供需失衡恐怕也無從解決。 主辦單位需在演唱會開辦前半年至一年預訂場館，若票券供不應求，也無法臨時應因粉絲要求加開場次。　圖／林宛賢攝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的需求超過主辦單位的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的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會因不同原因，選擇各自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消費者積極練習搶票，以原價取得票券；有些消費者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有消費者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但有能力從他人手中求得原價票或稀有位子的消費者也比比也是。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處於被動，只能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黃牛對自己的傷害降至最小化。&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