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孟樺台南報導】「在抗議的場合不需要太多言語，只要有一首歌，就能凝聚彼此。」2022臺南國際人權藝術節以「街頭」為主題，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行，其中「我們一起唱歌——社運抗爭與弱勢者之歌」邀請前黑手那卡西創團團長陳柏偉演唱社運歌曲，呈現社運人士爭取人權的抗爭過程。活動聚焦發「聲」於台灣街頭的不平之鳴與社會議題，策展人劉南芳說明，「這個場域容納各式各樣的平權問題，希望可以跟過去以族群的角度切入有所不同。」系列活動長達一個半月，包含演唱、戲劇表演、工作坊、展覽及專題演講，將結束於10日國際人權日。此次活動關注「街頭」，陳柏偉認為許多政治人物站在街頭領導抗爭，開啟從政生涯，但當他們成為政治領袖後揚長而去，街頭徒留社會底層人民，他說：「街頭同時是政治鬥爭之後被忽略，或是被無視的地方。」&nbsp; 2022臺南國際人權藝術節以「街頭」為主題，策展人劉南芳出身歌仔戲編劇，2017年寫出與白色恐怖的相關作品後，踏入人權議題相關領域。　圖／陳孟樺攝偌大的舞台上，陳柏偉孤身一人，手拿貼滿抗爭標語的木吉他，以歌謠和短講，道出歷史上無數場社會運動。黑手那卡西成立於1996年，是台灣第一個為了社運而成立的樂團，雖然2016年因成員們對政治參與形式的想法不同而解散，前任團長陳柏偉仍孤軍奮戰，堅持與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他曾與受刑人、精神病友及無家者共同創作，「跟弱勢者來談談自己的生命故事，透過音樂的形式創作出來，用他們自己的聲音，他們自己的話語。」陳柏偉反覆吟唱淺白的歌詞，國台語交雜，如社運標語般強而有力，當他一撥和弦根音，伴隨著高亢吼腔，過去的抗爭現場一瞬之間便呈現到觀眾眼前。成大歷史學系的孫煜宸認為，「這場演出是文化上的行動，不是政治上的行動。」在他的觀察下，人權議題常容易被認為是極端的，也被貼上負面標籤，若以藝術作為媒介，較不會掩蓋抗爭原始訴求與初衷，也較能被大眾接受。 2022臺南國際人權藝術節以「街頭」為主題，主辦方力邀前黑手那卡西創團團長陳柏偉，登台演唱多首社運歌曲。　圖／陳孟樺攝活動重現台灣社會曾走過的人權爭取過程，透過當年社運歌曲與故事，傳達街頭人權精神。成大的邱同學（化名）表示，「有些歌曲會跟社運參與者一起討論、創作，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像過的。」每屆活動皆以多種形式闡述議題，藉藝術打動更多民眾，劉南芳提及，「透過藝術再現的東西才會是長遠的，舉辦人權藝術節雖然不會立竿見影，但你一定要有個開始。」而劉南芳即將卸下策展人身份，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學校關注人權議題，將社會記憶透過藝術創作再現並流傳。 前黑手那卡西創團團長陳柏偉演出《核能四廠欲砌囉》，這是他1991年創作的第一首抗議歌曲。　圖／陳孟樺攝<br style="font-weight: 400" /><br style="font-weight: 400" />

【專題記者劉亭妤、張博涵、羅子恆、吳凱西綜合報導】台北市環河南路上，一家挨著一家的五金商行；一旁的武昌街，則傳出陣陣引擎發動的聲響。距離繁華的西門町商圈雖不遠，但曾達仁每日舉目所及並非潮牌服飾、電子遊樂設施，而是機油、扳手、舉重機，和這間小車行中發生的所有故事。 曾達仁（左）和父親（右）同心經營的小車行位於繁忙的武昌街口，兩代人穿梭於新舊不一的待修機車間，各地里程在此交會。　圖／張博涵攝「剛剛那位就是我爸爸，這間車行是由他開始的。」曾達仁口中年邁的爸爸，有著佝僂的身形和滿頭銀髮，正專注地與兒子維修著一台早該報廢的灰色舊油車。這對父子的生命，恰好與台灣機車史重合在一起。1960年代，隨著二行程引擎的發明，小型二行程機車在全球開始流行起來，在台灣大受歡迎的50cc輕型「速克達」全數使用此類引擎。80年代中期，工程師發現相較於單純以機械原理運作的化油器，由電腦控制供油的噴射引擎更精準且油耗較低，因此機車引擎逐漸噴射化。雖然如此，其仍然有嚴重汙染的問題，因此各國祭出政策推動更環保的車輛設計。1993年，首輛國人自製電動機車領牌上市，兩年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訂《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現更名為《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訂定自1998年實施三期排放標準，自2000年起電動機車須占國內機車銷售總量的2%。過去幾年，曾家父子跟隨市場和合作車廠的方向，見證品牌方車款一代換過一代，也學習適應日新月異的修車技術。「做大概25年了，當然後續（電子噴射）的東西是靠我自己摸索，因為我修的跟我爸之前不一樣，他不會用電子的東西，他覺得那是我應該要會的。」他們的小車行總是過去與未來的連結點，因為油車結構大同小異，技師可以很輕易尋得新的零件修補舊車款。然而，這樣的模式隨著電動車風潮的出現，即將迎來改變。零碳迫在眉梢　油電車銷量深受政策影響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後，「淨零排放（Net Zero）」成為世界環保目標。其中，「運具電動化」為減少碳排的策略工具之一，當各國相繼訂定燃油車落日條款，電動車的發展儼然是當務之急。然而，我國運具電動化歷程卻不順利。2017年底，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宣告「2035禁售燃油機車」、「2040禁售燃油汽車」，眼看電動車正蓄勢待發，2019年政策卻急轉彎，時任交通部部長林佳龍主張「油電平權」，電動車與七期燃油車同享汰舊換新優惠，公平競爭之下，油車重新回到消費者的選項內。檢視我國機車新增掛牌車輛數資料，2018至2019年間，受燃油機車禁售政策影響，燃油機車新掛牌數下降，電動機車則是大幅成長；然而，2019至2020年油電平權後，油車大幅上漲，而電動車銷量下跌。 我國機車新增掛牌車輛數。資料取自公路總局。（資料整理、圖表製作／劉亭妤）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教授黃國修認為，「電動車在推動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靠政府的補助、政府的推動，用一些法規的力量。」反映出電動車產業正面臨的困境，也就是電動車在自由市場中難以獨立生存。政策「髮夾彎」 維修業者無所適從政策的影響不僅限於電動車產業，也間接使傳統機車行難以擬定經營方向。聖雄車業老闆王昭雄於今年選擇步入轉型行列，簽下Gogoro經銷合約，「因為政策都改來改去，我們這種經營油車的業者真的會不知所措，所以我只能油電都做。」王昭雄表示，加入經銷後來客量有增加趨勢，但相對地須付出更多心力接觸以往較不熟悉的領域，轉型過程中除了參與Gogoro開設的課程外，也須自行查找資料、慢慢摸索。自營機車行若要取得電動車原廠零件、銷售通路和檢修系統，唯一的方式便是成為經銷商，加入經銷與否遂成了機車行現階段的共同課題。以目前在全台電動機車市占率稱霸的Gogoro為例，為增加維修及銷售據點，Gogoro於2021年祭出「零簽約金、零加盟金」的制度，以鼓勵傳統機車行加入Gogoro陣營。然而，成效卻相當有限。「大部分車行還是不願意，我也覺得這對之前拿簽約金去簽約的車行很不公平。」鴻偉車業老闆楊經偉的回應隱含著他對市場不穩定的擔憂。 鴻偉車業由老闆楊經偉獨自經營，十年來提供附近機車族維修、保養服務。而現今面臨產業變革，搖擺不定的政策使他並無轉型意願。　圖／張博涵攝楊經偉認為目前燃油車仍有足夠的客群，因此並無考慮往電動車發展，「油、電機車趨勢走向還很難說，電動車全面取代油車的現象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但絕不是短期。」同為經營燃油車起家的曾達仁也持相同態度，他補充，因燃油車比例仍遠大於電動車，且電動車維修須另購特殊的維修工具，成本不符合效益。技術、設備遭壟斷　傳統車行轉型受阻礙而阻礙傳統維修技師踏入電動車產業的不僅是制度面因素，還有技術、設備的取得困難。電動車與燃油車的主要差異在於引擎。燃油車的引擎以汽油、柴油作為能量來源，電動車則是用馬達代替引擎，並以電力驅動馬達，帶動車輪運轉，兩者的核心技術大相逕庭。此外，電動車零件多已「模組化」，維修時會以更換整體模組取代維修細部零件，因此若維修技師無原廠設備及零件，可作業的範圍將受到許多限制。雖然如此，電動車的外部設備仍與燃油車相仿，因此傳統維修技師還是能提供基礎保養、改裝等服務。而為使傳統機車維修技師了解產品的車體構造及銷售模式，各家電動車廠商也積極開設相關課程。對此，曾達仁則認為授課內容不符第一線維修人員的需求，「車廠辦的很多都是銷售面的課，頂多講解車體構造，講歸講，技術上的東西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摸索。」跨域知識成挑戰　後段學生發展恐受限除了在業界深耕多年的機車師傅需自行摸索外，另一方面，台灣技職教育也正為了轉型焦頭爛額。傳統維修技師多為學徒出身，因此對車輛機械理論相當熟悉，然而在維修電動汽、機車時，更須要學習程式技術與電學原理，「電動車維修不是國中畢業就能學會的。」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教授温富亮說。東海高級中學汽車科主任陳濂承也補充，在不了解基本概念的情況下，首次接觸電動車的學生可能感到無所適從，進而抗拒學習相關知識，「如果在高中職直接切到電動車，會讓學生認為電動車很複雜，產生挫折感後就不想學了。」在電動車持續發展之下，技職體系學生的程度差距將被放大檢視。從機械理論為重的內燃機知識，跨足到電學、算數，陳濂承認為資質較好的學生或許很容易掌握新知識與技術，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動機也興致缺缺，「比較末段班私立學校的學生就會覺得這好難喔，我連基本的都不會，這個電動車幾乎都是電的東西，我幹嘛去學它。」即使部分學生在未來將可能無法踏入電動車產業，但陳濂承對於學生仍抱有希望。在馬達與電池之外，車殼依然是電動車市場中必要存在，「你車子行進中你多少都會碰撞，想要車子漂漂亮亮的，維修就要靠板噴這群人。」 東海高級中學汽車科學生在校內實習車廠內練習板金打磨、拋光，盼能在畢業前考取相關證照，投身車輛產業。　圖／劉亭妤攝車輛技術日新月異 電動車教育難推行技職教育體系本應提供電動車產業相關技術人才，如今教育卻無力供應。另一方面，教授知識的人才也難以尋覓。因此，如何將相關資源及師資推進技職教育體系中，仍是個棘手的課題。在環保法規漸趨嚴格的情形下，陳濂承表示新北市教育局經常舉辦進修課程，提供動力機械群的老師增進相關知識與能力。然而，雖有進修機會，陳濂承仍對教學品質存疑，他認為合格師資大幅減少，加上業界要求全能教師，恐稀釋教師在特定領域的專業度，「這樣老師真的能深入了解所有東西嗎？」對於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東海高中汽車科學生江秉霖感同身受，表示教材及教師有時無法滿足他想研究電動車的需求。在科技大學端，北科大車輛系學生黃品皓回憶到，在他2015年入學時，電動車開始盛行，當時課程設計融合人工智慧、車載系統等知識，然而時至今日，「現在課程還是很少，學長姐出去投入相關產業還是得重學，感覺還要5到10年才會有比較好的發展。」此外，硬體也是一大難題，北科大車輛系教授陳柏全指出，電動車需要的功率非常大，在學校裡建置電動車的實驗或實習平台相對不容易。黃品皓的學校正是因為難以提供實作機會，因此課程通常以理論教學為主。證照為考而考？　監評標準不符產業需求在技職教育中，證照理應是反映學生能力的指標，電動車發展也仰賴完善的證照體系，而實際情況是，連燃油車考試內容都長期落後於產業發展。以汽機車修護檢定證照現況而言，陳濂承認為，「現在的證照變成為了考試而考試，不代表考到這個證照你就會相當級數的技術，更沒辦法符合產業需求。」證照公信力不足，以致各車廠會再辦理內部的檢定及訓練課程，才能確保技術能力。在證照越來越普及化的情況下，陳濂承希望勞動部加強把關監評資格，「你要監評人家你至少要有技術啊！」他指出現行證照監評委員缺乏定期回訓，以致多年前考取的監評資格沿用至今，技術內容卻與現今產業需求相去甚遠。在電動車方面，因應國內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學院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於2016年起專案推動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能力鑑定業務，陳柏全說明，該認證獲得不少汽、機車廠支持，員工若取得，起薪會增加。然而，證照是否有助於推動整體產業？黃品皓表示，自己雖具有機電整合相關證照，但他認為電動車電池技術及趨勢尚不穩定，因此證照對他而言只是有備無患，未來不一定會投身到相關領域。產業鏈難串連　電動車發展何去何從？產業還未準備好，當民眾成為電動車駕駛，可能連基本的修車都遇上困難。電動車騎士楊光飛分享，曾因出車禍而有維修需求，但當打開原廠維修預約系統，卻發現預約已經排到月底，「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有空？」從燃油車轉換到電動車，他沒想到原本幾個小時就能立刻解決的維修問題，在電動車的系統下，卻成了幾十天漫長的等待。楊光飛的例子在整體二輪車市場中雖佔少數，但逐漸增長的電動機車數量，早已超出原廠維修負荷量。然而，第一線產業人員對於電動車的短期成長不以為意，即使政府、車廠、學界投入資源推動電動車發展，恐怕依然心有餘而力不足。楊經偉認為未來總有一天電動車會取代燃油車，但卻不是短期，更直言：「如果你現在只做電動車的話你會餓死。」 電動車銷量逐年成長，配套措施卻始終未能完善。在能源轉換的臨界點，該如何串連整體產業鏈，是我國現階段須面臨的課題。　圖／劉亭妤攝對於電動車的未來展望，曾達仁認為，在電池續航力差、充電速度慢等技術不成熟的情況下，難期待消費者主動選擇電動車作為代步工具。黃國修則語重心長地說：「電動車到底還是一個新的科技，還有很多東西要克服，沒有政府的補助、沒有法規，電動車可能跟汽柴油車競爭還是力有未逮。」如何讓產業看見電動車的潛力，除了政府政策必須支持，或許電動車在研發設計上的突破，才是健全電動車產業發展的關鍵。

【記者周佩怡綜合報導】23日向晚，學生排成一列形成人牆，帶領手持火炬的上萬民眾遊行，重現匈牙利西元1956年「十月革命」（註）的情景。匈牙利布達佩斯戲劇與電影學院（ University of Theatre and Film Arts, SZFE）學生因不滿學校被親政府的董事會控制，9月1日發起示威並佔領校園，其餘波延續至今。註：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是由學生主導、旨在反抗共產壓迫的革命。 遊行參與者配戴的口罩，黃色底加上黑色的手，象徵抵擋權勢滲入校園，上頭寫有「＃free SZFE」字樣。　圖／加布里埃拉・喬索佐提供匈牙利布達佩斯戲劇與電影學院學生朵拉．伽羅斯（Dora Galosi）指出，遊行自當年革命起始點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大學（ 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BME）碼頭出發，最後回到匈牙利布達佩斯戲劇與電影學院舉行紀念活動。雖然少了過往對抗共產的色彩，但抗議和64年前的「十月革命」一樣，皆為了反抗來自政府的壓迫。這次學生配戴黃底黑手樣子的口罩、別著自製紅白胸花、揮舞標有「藝術是自由的」、「夠了！」的旗幟，強調學術自由與革命的連結，呼籲社會大眾緊握得來不易的民主。 遊行隊伍前方的抗爭者手持紅白色的封鎖線引領隊伍向前，紅白條紋象徵著學生對於大學校園的佔領。　圖／加布里埃拉・喬索佐提供執政近10年的極右翼「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Fidesz – Hungarian Civic Alliance, Fidesz）」今年推出法案，陸續將多所大學交由政府指派成員組成的基金會管理，宣稱新營運結構將提高教育品質、保持大學財務上的獨立。根據《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FE／RL）》報導，此舉被外界視為欲渲染保守民族主義、重塑匈牙利社會風氣的措施。該法案要求基金會成員取代教職員工生，組成新的董事會，作為校務決策核心。雖然大學有權提議成員名單，但任命決定權最終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校方至今的提議均被駁回。一旦親政府的新董事會接管學校，作為第一線的教職員工生將失去經費監督、校長遴選、教師聘用等權利，嚴重損害大學自治權益。當已有155年歷史的布達佩斯戲劇與電影學院傳出將被私人化時，學生在學校粉絲專頁「戲劇與電影大學（Színház- és Filmművészeti Egyetem HÖK）」發文抨擊，具有政治意圖的改革缺乏公眾參與，將破壞大學自主權。 8月底校方與政府任命的董事會談判破裂、校方管理階層集體辭職的隔日，學生即佔領校園，提出學術自主權、現任董事會辭職、國家繼續資助大學等13條要求，更拒絕與政黨合作，以保持抗議的單純性。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學生多米妮卡．馬瑞克（Dominika Marek）未參與抗議活動，但批評政府試圖破壞學術自由，同時也認為反對黨實際上在背地裡操弄抗議，「我希望能看到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取代現任政府及反對黨。」抗議持續至今未見緩和，過去五個月來，布達佩斯戲劇與電影學院持續舉辦零星的活動以延續討論度，如不定期召開記者會、製作懶人包及影片。學生們更草擬一份強調分離大學與政治經濟力量、著重大學道德和精神獨立性的《大學憲章》，並分別用人民手握紅白布條排成一列、騎自行車的方式，將其傳遞至國會。校友、多所大學師生、劇院亦發布影片或聲明應援；由匈牙利國內各大學串連組成的「秘密大學（TItkos Egyetem）」聯盟，同樣響應抗議行動。「我們都為自由而戰。」莫霍利．納吉藝術與設計大學（Moholy-Nagy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學生馬頓．羅斯扎利（Marton Roszali）表示，即使抗爭可能失敗，「但能告訴後代他們已經盡力了。」 遊行隊伍手中握著火炬，意味著克服恐懼和壓迫的烈火，並戴著寫有抗議標語的口罩，在夜間行進。　圖／加布里埃拉・喬索佐提供佔領校園的學生依舊不屈服於政府包括威脅扣留員工工資、關閉攝影器材場地以禁止學生紀錄事件在內等漸趨激進的壓迫手段。他們反倒固定派出巡邏員管控非教職員工生的出入，且在自囚於校園內的同時，仍維持線上和現場授課、開辦百餘場論壇。足見在訴求達成前，他們已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專題記者林宛賢、林子淇、劉苑杉、郭又華綜合報導】以《Lemon》一曲爆紅的日本歌手米津玄師，早前來台開辦演唱會，3000張票券開賣當下即被秒殺。隨後，各大票券網站出現大量二手票券，一張原價3000元的票券飆升至1萬8000元，甚至更高。有網友痛罵黃牛行徑，反遭嗆聲「我已經回本了，之後就算燒掉，我也不會原價給你們。」此事鬧上許多新聞版面，也凸顯熱門演唱會票券常供不應求，讓高價的二手票券在供需失衡的狀況下有價有市。當消費者發現自己沒搶到的票券以高價在黃牛手上出售時，對黃牛的怨氣從社群平台至媒體報導隨處可見。但為何管制黃牛的法律從未落實？黃牛業者遍地崛起，他們終有消失的一天嗎？身為消費者，我們該如何應對？<b>遊走法律邊緣的代購業者──黃牛每當有熱門演唱會，黃牛必然在合法銷售途徑外從中圖利。依據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即為一般人俗稱的「黃牛」。因交通遷徙權比娛樂權更迫切，台灣在交通票券的罰責比演唱會票券來的高，各方在多年來也不斷對此爭議與討論，希望演唱會票券可比照《鐵路法》，加重演唱會黃牛的罰則。台灣早期可見黃牛穿梭在運動賽事與電影院售票口，高價兜售票券。黃牛小綸（化名）表示，以往需在售票口前排隊搶票、進行販售，社群平台興起後，他便將事業版圖拓至票券網路社團中。由於近年實體唱片銷售量下降，唱片公司越來越依賴演唱會盈利。「當然它（演唱會）量多了，供給和需求都變多，就會有人從中去賺錢。」相知音樂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解釋，民眾觀看演唱會的次數增加，也間接導致娛樂產業中的黃牛越來越猖獗。拓元售票系統法務專員莊詠晴也觀察，「這個（娛樂）產業只要是熱門的，黃牛就存在，因為有利可圖。」「全台灣知名的（黃牛）數目就落在30個以內。」小綸表示二手票券市場不大，黃牛相互認識，但現今網路搶票需兼備技術與經驗，導致黃牛入行門檻逐漸攀升。他補充，某些演唱會場次會產生削價競爭，「票券依照市場價格，像是一個多方賽局的結果。」黃牛阿文（化名）則認為黃牛間屬良性競爭，不會惡意壓低票券價錢，破壞市場行情。<b>場場都能黃牛？ 「市調」深度決定專業度 究竟演唱會市場隱藏什麼商機，使人們前仆後繼的加入黃牛之列？隨著入手票券漸多，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也越高。小綸表示，身為一名職業黃牛，必須要懂得觀察流行音樂市場，培養敏銳眼光，否則購入大量票券又無法全數銷售，將會帶來巨大損失。 小綸從事專職演唱會黃牛約四年，對於許多歌手都有一套自己的市場分析。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 阿文會集結其他黃牛，綜合客源做市場調查，了解顧客對於票券的需求後再投入成本。　圖／林子淇、林宛賢、郭又華製反觀，萱萱（化名）作為一名業餘黃牛，只需銷售少量票券賺取利潤，因此觀察市場的必要性比全職黃牛來的低，市場調查的精準度也大為不同。「通常每一場演唱會都會有粉絲願意花錢購買黃牛票。」萱萱表示，他在搶購票券前會確認該場演唱會需購入的票數、票券價格與場地。由於小本經營，他從未遭遇虧損，所有票券均能全數售出。<b>各顯神通 黃牛營運模式大不同除了觀察市場中潛藏的商機外，黃牛也透過自身技術和經驗，將這些商機轉為實際的行動。無論觀察市場、搶票、尋找客群至販售，黃牛皆有各自的手段。其中職業黃牛的搶票經驗、知名度以及投入成本都比業餘黃牛更甚，往往能以更高價售出票券。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搶到最多票券，小綸目前雇用約30名工讀生在網咖或辦公室等地搶票，「命中率」約有五至七成。他認為相較於設備，熟悉搶票步驟更重要，經驗豐富的黃牛能更有效指揮工讀生，若同時搭配「輔助程式」，能更快速且大量搶購票券。主辦方與售票系統為防範黃牛大肆搶票，有時會在演唱會票券開賣前，設計數道與演出者相關的題目，讓黃牛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搶票步驟，藉此增加歌迷的搶票優勢。萱萱說：「如果購票前有問答題，會花錢或用免費代購票券的服務，請歌迷幫忙做答。」阿文則會在部分演唱會前提供預購表單，「在搶票之前會先開放預購，價格也較公道。」在成功購入票券後，他會優先詢問固定客源，將優惠價格保留給熟客，再於各大社群平台上公開售票資訊。除此之外，阿文在逢年過節時會舉辦抽獎活動，從固定客源中抽出送禮名額，作為公關手段，「因為我們不是那些大牛（大黃牛），知名度要打開，所以我們需要跟顧客建立信任度。」<b>不當得利？  黃牛社會爭議多許多消費者對於黃牛有不同質疑，例如使用外掛程式或壟斷票源，讓「真正想要的粉絲」無法取得票券。小綸特別針對「壟斷」解釋，現今網路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小綸表示，現今的單場演唱會大約兩成的票券會由黃牛持有，大部分的票仍由歌迷取得。雖黃牛在演唱會各區座位的購票量不一，精華區競爭可能相對激烈，但整體而言，黃牛的持票數不會造成壟斷。此外，並非所有黃牛都使用外掛程式，部分黃牛單靠人力搶票，有需要時也會向其他人求票。 現今購票機制更加公平，所有人都同時間搶票，黃牛無法比照以往「在現場排隊卡位」的模式，壟斷所有票源。（圖為示意圖）　圖／林子淇攝針對黃牛搶購演唱會票券，進而以高價售出的行為，江季剛認為，黃牛就是為了圖利自己，「演唱會對他來說只是純粹的商品、純粹的生財工具。」他更指出，付出勞力的是演唱會主辦方，而付出金錢的是歌迷、消費者，但黃牛卻以不公平的手段吸收了演唱會主辦方和歌迷的利益。江季剛表示，對於主辦方來說，即便黃牛有花錢向主辦方買票，但卻也同時造成主辦方的不便，也必須花更多成本防範黃牛，「因為我們必須要承擔一些樂迷之間對唱片公司、主辦方或售票系統的指責。」他坦言。此外，江季剛以五月天為例指出，「（五月天）一定會有一些相對便宜的票價，因為他們就是想要給更多人看，像學生、經濟能力較差的族群。」他表示，黃牛把票搶走後，這些族群的歌迷就會遭排擠，「我們想要讓更多、真正的樂迷去觀看演唱會。」<b>評論黃牛正當性　歌迷看法兩極對於黃牛加價販售票券，部分歌迷表達強烈不滿，時常在主辦單位的粉絲專頁留言，不僅抱怨黃牛，也要求主辦單位改進。米津玄師歌迷林楚佳因無法順利購買演唱會票券，在體育館外圍高舉「求票」標語。他表示米津玄師歌迷大多抵制黃牛、對黃牛反感，而他也僅願意以原價購買演唱會票券。同為米津玄師歌迷林慶元表示，「只要原價以上都是黃牛，沒有原價的票，我就在外面聽現場音。」 米津玄師演唱會中，仍有部分買不到票的歌迷在現場秉持一絲希望，等待有人以原價售出二手票。　圖／林子淇攝韓團GOT7的歌迷張庭瑜認為，黃牛搶票會造成真正想去的人無法入場，若黃牛持票未售出，演唱會現場則會出現空位，對歌手而言並非好事。他分享，他於社團觀察過的幾名黃牛態度皆高傲無禮，某次在不知對方是黃牛的情況下，私下詢問票券價格，結果對方開價比原價貴3000元，於是選擇已讀不回。五月天歌迷陳力瑋表示對黃牛反感，黃牛不僅讓歌迷無法觀賞偶像的演唱會，且將價錢抬高也「不覺羞愧」。他補充，「黃牛票沒演唱會籌辦成本，尤其是如果搶熱門場，就不怕賣不掉。」雖然小綸主張現今搶票模式相對公平，歌迷可同時守在在電腦前訂票，但陳力瑋反駁其看法，指出黃牛可能利用特殊手段的搶票，且認為黃牛搶票後以經濟能力高低重新分配票券，不是演唱會所提倡的精神。雖也有部分歌迷對黃牛持正面或中立看法，但相較於反對者，他們的聲量較小，通常不會主動表示與黃牛相關的言論。曾購買黃牛票的歌迷蔡雨倢表示，演唱會若有黃牛願意購票，代表歌手、樂團具備一定人氣，所以他不討厭黃牛。他認為總有些人無法從網路上搶票成功，「黃牛是幫助有錢但手腳沒別人快的歌迷。」已步入職場的歌迷陳效儀有一定經濟能力，他表示由於工作忙碌，無法隨時關注演唱會門票何時開賣，常錯過售票時間後才得知購票資訊。若無法順利搶購熱門演唱會門票，而黃牛所開出的價格又落在可接受範圍內，他認為購買黃牛票確實是一種好選擇。韓團Super Junior的歌迷賴資晴提及，他遇過的黃牛服務品質佳，雖不能議價，但代購費不高，且能幫助沒搶到票的歌迷，使他對黃牛改觀。「因為家裡是做吃的，所以要打烊後才有辦法去匯款，他（黃牛）也都能寬容。」他認為在搶不到票券的情況下，多花300至500元能欣賞偶像的演出非常值得。<b>撲滅黃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台灣現行法規以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娛樂票券的二手轉售行為，但罰金明顯遠低於黃牛票券利潤，因此部分輿論認為應加重黃牛罰則。對此，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消基會）義務律師團律師暨監察人徐則鈺認為，不同於轉售交通票券會影響遷徙權，轉售娛樂票券對民眾權益的侵害程度僅算「小事」，不宜加諸過重罰則，修法動機也不大。拓元股份有限公司曾對黃牛採取法律行動，卻無法對其轉售行為提出有力訴訟，僅能就使用外掛程式及申辦假帳號搶票等行為，控告其觸犯「妨害電腦使用罪」及「偽造文書罪」。徐則鈺說明，根據《社維法》目前規定，有確實轉售行為才構成違法，沒有交易證據則無從罰起。他建議將此條款改成「意圖」轉售即構成違法，管制上會更加有效。民間常見討論抵制黃牛的方法大多為實名制。消費者需在購票系統上登錄身分並再次於現場核對持票者身分。小綸表示，黃牛只要事前申請多個人頭帳戶，便能輕鬆搶票，此舉只是增加少許購票成本，並無法真正影響到黃牛。莊詠晴解釋，主辦單位若要在演唱會現場驗證身分，將面臨許多限制。人工比對票券姓名與身分證明所需的時間與人力成本非常高，為避免驗票時出現鑽漏洞情形，主辦方必須同步所有驗票窗口的設備與管理方法。她認為，台灣演唱會的軟硬體設備目前不宜全面實施實名制，在多人的大場地更是難上加難。因此，目前確實執行實名制的演唱會，僅有規模較小的場次。 距離演唱會開始還有三小時，主辦單位早已在現場整隊。倘若實施實名制，歌迷等待進場時間將會更長。　圖／林子淇攝針對實名制，阿文透露，只要在票券販售前開放預購單獲取基本資訊，就「完全不怕主辦方打壓」。若該實名制場次開放身分受驗者攜帶不須受驗的持票人入場，黃牛則可利用「工讀生攜帶消費者入場」的模式販售票券，不僅破解實名制，工讀生的名額也變相排擠了更多消費者。小綸表示，限制轉讓票券的相關措施固然對黃牛帶來一定影響，卻對大部分消費者產生更大傷害。他舉例，若消費者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演唱會，任何限制轉讓票券的措施都會讓消費者無法脫手已經不具價值的票券。江季剛也表示，實名制及相關規範限制雖能減少黃牛的出現，但相對的也造成歌迷和主辦方的困擾，不僅主辦方要付出更多人力，也增加了歌迷在搶票、換票上的麻煩，「我們應該是要增加樂迷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防範（黃牛）而去增加樂迷的困擾。」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簡文政說明，一旦市場出現「超額需求」跟「資訊不對稱」，黃牛便會誕生。這與小綸的說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黃牛對於票券二手市場的理解遠勝一般消費者，在票券供不應求下，消費者更願意利用大量金錢競爭稀有票券，若要有效阻止二手票券的價格過高，可能的做法有兩種：想辦法公開大部分二手票券的市場價格，或由主辦單位開辦更多場次的演唱會，以降低票券的稀有性。對此，江季剛卻認為，主辦單位不願把「黃牛」這項變因納入考量。不論是加開更多場演唱會或是提高價格，對主辦方來說其所承擔的售票成本及風險遠高於黃牛，「供給方和需求方就是主辦方和歌迷，根本沒有黃牛的空間。」他補充，主辦方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合理票價，並將票券售罄，而非跟隨黃牛哄抬票價。然而，在台灣二手票券分散於各大社群平台等不透明場域對黃牛有利，他們不可能配合建立公開二手市場。除非由政府或各大票券提供者聯合推行一個公開透明的二手票券市場，否則資訊不透明的問題將無法解決。礙於場地限制、演出者行程與成本考量等原因，由主辦方增加供給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票券供需失衡恐怕也無從解決。 主辦單位需在演唱會開辦前半年至一年預訂場館，若票券供不應求，也無法臨時應因粉絲要求加開場次。　圖／林宛賢攝消極抵制非解方 積極爭取才是贏家簡文政認為，在票券市場中，黃牛是平衡供需時的自然產物。事實上，只要消費者的需求超過主辦單位的供給，黃牛在短期內就不會消失。在如此的環境下，消費者該如何應對？消費者會因不同原因，選擇各自取得票券的來源。有些消費者積極練習搶票，以原價取得票券；有些消費者使用代購價較低廉的服務；甚至有消費者為了票券不惜砸重金求票，但有能力從他人手中求得原價票或稀有位子的消費者也比比也是。徐則鈺坦言，「如果你跟黃牛買票，也是你願意的。」事實上，消費者並非處於被動，只能遭黃牛壓榨。在黃牛不會消失的市場中，成為有選擇權、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把黃牛對自己的傷害降至最小化。&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