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佩容台北報導】拿出一本墨綠色小本子，略顯陳舊的外觀，書寫隻字片語，內頁錯落著長短不一的字句，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2018全國大學青年超新星文學獎首獎得主鄧觀傑，在筆記簿中記錄寫作靈感。他來自馬來西亞，在高中之後來到台灣讀書，接觸許多不同書籍，開始他正式的寫作生涯。
「身為一個創作者，你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是你的了。」鄧觀傑認真地說，他認為創作者向讀者解釋自己的作品是很笨的一件事，身為一個作家，要講的話就該在作品中說完，「不然它就是沒有寫好。」從幾句話便能夠感受到他對自身創作獨有的堅持，與當提及文學時雙眼閃爍的光芒。
他在馬來西亞念書時，所就讀的班級課程偏重數理科目，但他認為那並不適合自己，因緣際會下接觸到倪匡、哈利波特、金庸等課外書籍，閱讀便成為他逃避現實的管道，甚至開始嘗試寫零散的小說，讓自己沉浸在無憂慮的世界。
「馬來西亞的文學教育是比較限縮的。」鄧觀傑表示，在馬來西亞，華文被當成語言來教，注重文法、單詞等，對於作品的文學價值則較為輕忽，沒辦法滿足鄧觀傑對於文學的好奇心。於是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來到台灣，在讀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後，考上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在馬來西亞接觸的教育，很多東西都是看不到的，反而是來到台灣，才漸漸了解自己國族的全貌，衝擊非常大。」來到台灣後，鄧觀傑第一次接觸到同為馬來西亞籍作家黃錦樹和台灣作家駱以軍合編的作品《媲美貓的發情：LP小說選》，這是他的小說啟蒙。也因黃錦樹發表諸多馬華文學、政治相關議題的書籍和評論，而觸發了他對自己家鄉歷史的追尋。
「馬來西亞所教的歷史是不完整的。」鄧觀傑特別提到，馬來西亞高中課本將馬來西亞共產黨（後文簡稱馬共）的歷史醜化，馬共議題對於許多馬來西亞國人來說，是某種程度上的禁忌。（註１）
註１：冷戰時期，馬來西亞和台灣一樣，皆為美國為防堵共產黨陣線的一環，如同台灣在尚未解嚴前人民無法談論共產黨，目前在馬來西亞，年長的一輩普遍對馬共的議題避之不談，因此鄧觀傑稱之「禁忌」，而較年輕的一輩則因根本無法接觸到完整的歷史，加上時隔久遠，因此並不會想要關注。
愈理解自身的國族歷史，鄧觀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遺忘的力量。「禁忌並不是最可怕的，遺忘的力量才是。」他強調，現在許多馬來西亞人不會去談馬共歷史，於是他開始構思以馬來西亞政治、宗教為背景的作品，因此誕生了《樂園》。鄧觀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多少吸引人們關注馬共時期歷史，但他表示，「理想和現實差距很大，馬來西亞的嚴肅文學也在逐漸崩盤。」
短篇小說《樂園》於近期獲超新星文學獎首獎，作品中有許多地方影射馬來西亞政治和宗教問題。而因為自身家庭和一般「典範家庭」不太一樣，加上「馬來西亞華人」和「留學生」的身分，鄧觀傑曾對於自己的國族認同和身分產生疑惑，因此他也試圖在作品中探討家和國的意義。
「當一個國無法認同你的理念時，它是國嗎？當一個家它飄蕩不定，它還能是家嗎？」身為一個長時間待在異國的馬來西亞人，鄧觀傑認為縱使在許多人的既定印象中，對家和國的想像是固定的，但對他來說，他的認同並不會因為自身的移動或是家國內部政權的更迭而改變。
《樂園》中以馬來西亞的移動式遊樂園為主要場景，鄧觀傑笑著說：「樂園和閱讀一樣，是我小時候逃避現實的管道。」早期馬來西亞的樂園是可移動式的，所有的器材都拆卸在一輛大卡車上，到定點後，又能全部組裝起來，烏黑的空地瞬間有了點點光亮和無數游走的聚光燈，「對小時候的自己來說是很夢幻的地方，現在想起也是童年很珍貴的回憶。」
同時鄧觀傑也表示，目前的《樂園》只是他談馬來西亞整體大環境的其中一部，尚有兩部作品預計於日後釋出。他坦言，目前的寫作持續專注在馬來西亞政治、宗教相關的議題，需要耗費非常大的精神，也逐漸感到疲憊，「之後應該就會寫一些別的題材了，比如愛情或是科幻。」
「其實我的第一個作品是詩。」鄧觀傑笑道，但在不斷學習和深入摸索中國文學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更適合小說的寫法與形式。小說應該要想辦法去回應更多問題或給讀者帶來更多想像與可能，「小說的特質就是可能性，小說的核心是虛構，而虛構帶來無數的可能。」這是鄧觀傑對於小說的定義，同時亦是他對於未來自己寫作的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