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妍如、萬巧蓉綜合採訪報導】在捷運站旁、人潮聚集的地方，時常可以看見身障街賣者以兜售口香糖和衛生紙等物品維持生計。然而街賣者卻常被質疑是詐騙集團，或利用愛心來博取民眾同情。身障者街賣組織新巨輪協會為改善社會對街賣者的刻板印象，與贊助企業合作設計能自由調整工作台高度的攤車，使身障者即使坐在輪椅上，也能輕鬆做出美食。新巨輪服務協會理事長陳安宗表示，原本的街賣者處於受助局面，受社會大眾支持維生，但當協會的身障者開始學習製作餐食，相當於化受助為服務，讓街賣者得以反饋社會大眾。這項通用的設計不只適用於身障者，也能讓身障者家屬在旁陪同工作、就近照顧並共同維持生活所需。新巨輪服務協會秘書長吳黛青表示，「創造這樣的職場，可以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相互合作，這就是我們的理想。」現今，身障者的就業情況並不理想，部分企業因為設置無障礙設施的成本高，較不願意聘雇身障者，許多身障者只好以街賣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然而，街賣商品的價格通常高於市價，也讓大眾對街賣留下暴利與詐騙的刻板印象。新巨輪協會為消除身障街賣者的污名，開始培訓他們的職業技能，透過在攤車上實際作餐、服務客人，期望能改變民眾對他們的看法。儘管街賣是最立即且能快速獲得收入的謀生方法，新巨輪協會仍希望身障者能有更多的職業選擇。除了目前實施的攤車試賣，協會未來也計劃打造無障礙行動胖卡車，提供更友善的職業環境。協會期待身障者能在工作中利用所學技能，獲得合理且穩定的收入，讓社會漸漸看見身障者不同的一面。https://youtu.be/i_gDjTDDdng

【專題記者林莉庭、徐卉馨、吳佩容、范莛威綜合報導】輪椅上的身影脫離家庭與安置機構，選擇融入社會生活，穿梭在大街小巷、編織自身的人際網絡。在社會中自立生活是許多身障者理想的生活方式，但仍不乏遺落在社區網絡外的身障者，離開家人的呵護或機構安排的環境，舉目望見許多待解決的難題。「在機構裡面，你的人會慢慢死去......」「這個空間的理念就是要讓身障者在社區生活，實驗障礙者互助的概念。」異於常人算障社會推動工作聯盟（以下簡稱算障團）身障者周志文表示，混障家屋是算障團成員承租並共同生活的家屋，同住的身障者在社區中彼此守望互助。客廳空間足夠讓多位乘坐輪椅的身障者活動，周志文也在混障家屋中舉辦過地板滾球、桌遊等社交活動。周志文坦言，政府雖為身障者提供集中照護的機構，但機構人力不足以提供每位居住者妥善照顧，加上身障者接受特別安置、統一管理，易加深身障者與社會的隔閡。他提及創辦混障家屋的動機，「我們要回應我們自己，自己的障礙政策要自己先落實。」唯有身障者回歸社會網絡，居住於社區中，才得以漸漸化解社會對身障者的不理解，不再被視為特殊的存在。 算障團的周志文，一面描述看房的情形，一面傾訴大環境為身障者帶來的不便。　圖／范莛威攝有別於原生家庭和安置機構，混障家屋提供身障者一種可能的生活圖像——自立生活。與家人同住，對身障者而言甜蜜與苦澀並存，享有家人的關照，卻也不願自己成為親情的負擔。財團法人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脊損基金會）副執行長洪心平說：「我想很多身障者有家人當然很幸福，但是因為跟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會是一種拉扯。」他曾接觸過在國小期間受傷的身障者，隨年紀成長開始嚮往獨立居住，規劃理想的生活模式。洪心平認為，家人盡力照顧身障者可能造成過度保護的情況，會讓身障者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或是沒有動力積極做復健，久了體能衰弱、肌肉軟化，連受傷部位以外的地方也失去活動能力。身障者陳青琪也建議，若身障者願意求職也順利穩定就業，將能協助減輕家庭的負擔。至於身障者在安置機構的生活環境，洪心平則觀察到，安置機構替每位居住者硬性規劃生活時程，也缺乏個人空間的隱私性，許多身障者希望能脫離機構，便是因為不願再過著被安排好、日復一日的生活。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以下簡稱新巨輪協會）理事長陳安宗曾至安置機構參觀，他表示出入安置中心需要經過申請程序，待在機構內的身障者也多半依靠政府補助，他說：「在裡面沒有收入、沒有工作，幾乎就是被圈養。」長年待在機構中使身障者無法經濟獨立，便缺乏規劃自身生活的資本。經歷八年機構生活的身障者張文豪回憶道，曾住的機構一個位於海邊、一個鄰近工廠，地處偏僻。身障者亦須配合機構規定，不能隨意外出，絕少有與社會大眾接觸的機會。「在機構裡面你的人會慢慢死掉，因為他生活很死。」張文豪以三年時間慢慢計畫離開機構，如今已在外自立生活兩年，可以自由安排生活、與社會接觸，他說：「因為有生活壓力，人才會過的比較充實。」張文豪曾居住在機構八年，而目前已外出生活三年，他表示最大的好處是自由。　圖／林莉庭攝<b>找尋住屋時，身障者所面臨的障礙身障者自立生活的重要條件便是尋找宜居的住所，但尋覓住處的過程會面臨許多阻礙。周志文說：「光是我親自到現場看的就有三、四十間屋子。」但許多建築入口的電梯前面還有樓梯、大門太小輪椅推不進去、走廊過窄沒有迴轉空間，周志文遇到的困擾，也是許多身障者尋覓住處時的難關。他也回想，曾連進門都沒辦法，便直接放棄，「電梯前有一個很陡的斜坡，一定要別人幫忙推，結果電梯太窄我輪椅進不去，連房子都沒看到就離開了。」「但有些房子大概的格局是可以的，只是可能要稍微改裝。」周志文解釋，那就要看房東的意願。身障者陳青琪則說：「有些房東就是怕你把房子用壞。」碰到這種房東就直接不租，省得以後被找麻煩。陳青琪在房子時碰壁多次，部分房東對身障者有一定刻板印象，認為他們比起一般人更具無法負擔房租的風險，身為脊髓損傷者，陳青琪終日需以輪椅代步，而丈夫則是視障者。「在找房子的時候絕對不能帶著我先生，不然不可能成交，更不能帶著我的兩個孩子，那樣成交機會更低。」陳青琪語氣戲謔，卻掩不住心酸的眼神。 身為脊損基金會的無障礙勘檢員，陳青琪經常替身障者勘查各住所的環境條件。　圖／范莛威攝「有時候，會被房東刻意迴避。」林鈺翔無奈笑道，他20歲時因意外造成四肢癱瘓，從那以後他的生活起居皆離不開看護和輪椅，其原先的住所為老舊公寓，沒有電梯，因此他的家人也為了是否應該搬家而困擾，而他在決定自己搬出去後，找房子又成為一大阻礙。林鈺翔需要一間鄰近就職處、看護能夠同住以及整體環境可以讓輪椅暢行的屋子，然而找到後，卻又面臨房東在簽約前突然迴避的情況，林鈺翔解釋，「我們要申請補助，就會需要正式報稅證明，很多房東會不願意。」 林鈺翔談及看屋經驗，前後看了六、七次，房屋格局皆不適合輪椅使用，輾轉才找到目前的住處。　圖／林莉庭攝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提供身心障礙者申請房屋租金補貼，身障者需提供正式租賃房屋契約的報稅證明，而這需要屋主配合。但台灣目前多數的租屋交易，多在檯面下進行，政府並不一定能夠查到每筆租屋交易，因此在一般的交易情況，房東多會躲避因租屋收入而課徵的綜合所得稅。「若是租給身障者，他們就必須多繳納稅金。」周志文舉例，曾有某位房東雖願意讓他申請租屋補助，但要求他負擔這筆稅金，「那這樣基本上就快2萬8、3萬了，那我就說我們沒辦法，這實在太貴了。」「身障者需要的是在受傷後回歸原先的生活。」洪心平表示，但當身障者連在家中的生活都有困難時，又該如何談其它？身障者在尋找住宅的過程中，時常無法找到符合輔具行動範圍需求的租屋處，或者房東會刻意迴避，讓他們一次次拖著沉重的身軀，跑遍各個房屋。「其實不是每個房東都不好，只是多數會因為不了解身障者的需求而害怕，因為害怕而不敢幫忙。」<b>連養家都難，還有錢租房子？除了與房東交涉時遇到的種種困難，身障者還需面臨租金的問題，租金時常成為身障者在外尋找住屋時，第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而空間和交通需求都會牽動租金高低。陳青琪說：「租屋的費用其實我們都比別人高，因為我們要的空間比較大。」身障者因使用輔具，需要坪數較大、格局寬闊的住房空間，走廊轉角和門的寬度也都是考量範圍。陳青琪也指出，身障者出入亦需便捷的交通設施，然而捷運沿線、鄰近公車站牌的房屋，租金相對高昂，「交通方便的地方就是租金貴。」 陳安宗認為，身障者在新巨輪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間，因此堅持每人一間，略寬的走廊也能夠讓使用輪椅的身障者順利迴轉。　圖／林莉庭攝身障者的經濟能力亦影響租屋選擇，沒有工作的身障者，通常以補助和津貼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台北市社會局核發的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最高金額為每人每月補助8499元。身障者支付生活費開銷之餘，還需負擔高額租金，不易維繫生活。至於身體狀況尚可工作的身障者，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發布的《105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顯示，身心障礙受僱者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2萬5939元。陳青琪以街賣工作為例說明，平均一天工作三小時、賺入150元的身障者，加上政府津貼，一個月收入可達約2萬元，「你租個7、8千塊的房子，也還有1萬多塊可以吃飯。」陳青琪認為，身障者自立生活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經濟獨立之上，而非等著接受他人救濟，「雖然說政府要照顧我們，但他要照顧的族群這麼多，什麼時候才輪到你啊！」他鼓勵身障者透過工作賺取收入，唯有確保經濟來源無虞，才能負擔住屋的租金，也才得以邁開自立生活的第一步。身障者共居，新型態的租屋模式除在外租屋，身障者也可選擇社會住宅，政府提供或承辦的住宅是身障者積極尋求的居住管道。目前《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規定，政府新建的公共住宅應保留5%房型加入無障礙設施。然而，各障別的身障者皆可申請上述的無障礙房型，擠壓到需使用輪椅移動的下肢障者名額，對此，洪心平建議將障礙類別再細分，讓輪椅使用者能佔所有無障礙房型名額的固定比例。針對無障礙房型申請名額的問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發展科專員蔡昆達則回覆，適用無障礙房型的族群類別廣泛，但輪椅使用者所需的房型設計較特殊，空間較大、也需加裝扶手，因此會優先開放下肢障者申請無障礙房型。至於舊有的公共住宅，在接收到無障礙設施未臻完善的建議時，因需考量房屋結構，無法一概改動空間設計。目前社會住宅仍受限於名額，身障者申請不易，接受機構安置，則會讓身障者隔離於社會，在外租屋也常遇到租金和房東等問題，因此，身障者共居便成了另一劑解方。以新巨輪協會為例，協會除提供身障者街賣工作輔導之外，也提供身障者共同居住的空間，每人皆有獨立房間，建立起自立生活的共居模式。陳安宗補充，鐵皮屋場地空曠，「所以我們在這個地基上設計這些房間，讓輪椅族群進出特別方便。」 陳安宗分享創辦新巨輪協會十多年來的歷程，走過拆遷危機、被誤認是詐騙集團，他始終堅持讓身障者透過街賣擁有自立生活的能力。　圖／林莉庭攝為協助身障者與房東溝通，脊損基金會也推動「脊善之家」，洪心平說：「脊善之家強調是我把房子租給你，你要有自立生活的能力。」他認為，基金會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身障者和房東的橋梁，基金會招募友善房東提供房屋空間，並統一代租代管，選擇有適當動線的房屋，再將房屋轉租給身障者。對於許多房東會希望身障者搬離時，將扶手、斜坡等無障礙設施拆除，洪心平提出的解決方法是，當有身障者搬出，基金會再媒合下一位身障者進來，讓無障礙房子可以繼續運轉。洪心平說明，在租屋市場中，通常沒有時間化解房東對身障者的特定印象，但房東具有是否出租的選擇權，一旦房東對身障者有所疑慮，則時常傾向不租房屋給身障者。例如使用輪椅可能磨傷地板等擔憂，便會導致房東不願讓身障者承租房屋。為了降低房東疑慮，洪心平說：「基金會用我們的公信力去擔保，我保證你收得到房租。」房東只需收取房租，而脊善之家提供轉介，化解身障者在尋找租屋時屢遭拒絕的困境。「對房東來說最擔心的不是身心障礙者，不是歧視身心障礙者，他是擔心他的房子會壞掉。」洪心平解釋，因此脊善之家會幫房東和身障者雙方投保保險，降低意外風險。他也補充，脊損基金會希望建立起固定模式，未來希望與政府合作，將服務擴大到全台。<b>連結社區情感，自立生活的一大步身障者選擇在社區生活，最主要的考量是渴望與人接觸，當身障者被納入社交網絡，原先不善交際的性格便能產生轉變。陳安宗分享，有些新巨輪協會的身障者過去在家中缺少聊天對象，但他們經由街賣能逐漸適應社會生活，也不再感到孤單，「對阿伯他們來講，跟人打招呼、微笑，都已經可以去克服心裡的靦腆、自卑。」周志文也認為，在社區中生活最主要的優點是，身障者能透過與人互動的過程建立自信心，逐漸增進與人交流、應對的能力，也時常收到暖心的關懷與幫助。談及先前混障家屋發生火災後，附近住戶的反應，周志文對一戶從事按摩工作的住戶印象深刻，「我在前門遇到，他們衝過來抱著我問：『你怎麼了？你有沒有什麼事情？』我整個就超感動的。」後續他也收到其他住戶給予的鼓勵與慰問。身為周志文的照顧者，時常前來混障家屋的邱晧庭則說：「我覺得這裡（混障家屋附近）本身有一個強的在地社區感。」像是鄰居下雨時會主動幫忙收衣服，也有多間店家會免費替周志文剪髮，或者當他與周志文一同吃飯，店家會不收取他的飯錢，「有點打破我對都市的想像，這種氣氛跟鄉下比較像，至少我自己在台北大都市，快十年我沒有感受到。」 算障團的混障家屋位於士林的整合式住宅，一出門可遇左鄰右舍，離商家近、生活機能佳，身障者除了彼此互助，也能融入社區生活。　圖／林莉庭攝住所對外動線規劃不完善，也是阻礙身障者與人接觸的原因。邱晧庭觀察到許多安養中心位在公寓某一層樓，若缺乏電梯供身障者通行，他們便無法順利進出，只能終日待在住所，仍形同生活在機構，差別僅在於規模較小，他說：「就是我好像在社區裡，但我其實跟社區無關，只不過是個小一點的機構在社區裡而已。」與人接觸是身障者選擇進入社區生活的初衷，身障者離開家庭或安置機構後，邁入陌生的社會、一步步重新學習社交技巧，但現今社區大多不具緊密的情感連結，使許多身障者缺少與人互動的機會。對此情況，周志文不禁嘆道：「沒有社區感，就變成大監獄跟小監獄而已啊！」「一般社會大眾是這樣，因為不了解就會有距離，可能就會有異樣的眼神，或覺得是麻煩。」邱晧庭認為，身障者在社區生活屢遭挫折的原因，在於人際互動的問題未獲解決。尋索身障者在社區生活最根本的需求，便是獲得大眾理解，相應才能確保身障者經濟獨立、消解租屋會遭受的歧視，也才得以滿足身障者自立生活的想望。&nbsp;

【專題記者陳潔慧、廖翊庭、梁嘉容、徐安萱綜合報導】常有熱心網友在社群媒體分享弱勢街賣者的消息，進而吸引媒體報導，引發大批民眾「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善舉。爆紅期間，弱勢族群的生計暫時能獲得改善。然而風潮過後，不單依賴同情心，他們能否找到維持長遠穩定生計的出口？<b>弱勢攤販爆紅不盡然帶來好處「最幸福的事就是開心活著還有工作可以做。」台中有位75歲的沈姓阿嬤多年來在街頭努力賣著新台幣10元紅豆餅、茶葉蛋，每天為了房租、生活費，甚至罹病兒子的沈重醫藥費而努力工作著，卻只能一個一個銅板慢慢湊。生意慘澹時，晚上還得出門撿資源回收，加減補貼家用，但她臉上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從來不喊苦。 透過社群媒體的宣傳，紅豆餅阿嬤的故事被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 　圖／截自光線粉絲專頁紅豆餅阿嬤的故事透過Facebook「光線」粉絲專頁的宣傳，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由於不少善心民眾的支持，讓沈阿嬤的經濟狀況暫時得到緩解。然而光線創辦人楊大哥（化名）表示，紅豆餅攤的爆紅卻招來「正義魔人」檢舉，因此沈阿嬤已經無法在原本的地點擺攤販賣。其實許多弱勢攤販不願意被曝光宣傳，便是因樹大招風可能會遭惡意檢舉，甚至有幫派分子強收保護費的狀況。爆紅後突如其來的大量收入，更可能讓弱勢商家原有的社會救助資格遭到撤銷，因此商家還請民代或是慈善機構幫忙設立專款帳戶。根據民國107年《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存款限額為75000元，楊大哥提到，前陣子爆紅的台南小妹妹兩元水餃，大量的訂購款匯進自家帳戶，被取消低收入戶資格的可能很高，即便熱潮過後再陷經濟困難，也難以再次申請到補助，無疑是雪上加霜。<b>熱潮減退 生活再陷困境由於現今社群媒體用戶的普及，光線粉絲團希望透過網路故事行銷幫助弱勢商家增加曝光度，而感人、勵志的故事往往也引起網友的熱議，許多人留下「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標語，前往商家朝聖。短時間內流入大量資金，的確讓弱勢商家的經濟困境得到短暫的改善，但楊大哥表示熱潮僅能持續一、兩週，要有長期且穩定的客源是弱勢商家共同的難題。雖然政府設立《社會救助法》幫助弱勢族群能溫飽度日，但因規定相當嚴峻，許多弱勢被拒之於門外。就算生活再困頓，但只要任何家庭成員名下有不動產，即便只是一棟勉強能遮風避雨的破房子，全家都無法取得中低或低收入戶的資格，這些處於社會灰色地帶的人們就是「邊緣戶」。邊緣戶多以街頭擺攤維生，但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合法、不會被開單檢舉的場所，讓他們能安心謀生。台中市近幾年更為維護街道整潔及美觀，嚴加執行「清除道路障礙專案」，楊大哥也痛批：「清道專案，清的就是這些社會底層。」許多在街頭擺攤的弱勢商家難以求生存，輕則遭驅離，重則必須繳交高過他們一天收入的罰單。「消費者購買商品是出自於自願，何來斂財之說？」面對網路討論中有不少人認為弱勢商家的商品品質與售價不成正比，彷彿是「用愛心斂財」，楊大哥認為，這種論調根本是觀念偏差。楊大哥以販賣口香糖、海苔與刮刮樂的身障街賣者阿燦為例。腦性麻痺的阿燦手腳不方便、無法正常言語表達，只能喃喃唸著不清楚的：「來買口香糖。」他不知道如何向上游廠商批貨，因此只能到量販店批貨。楊大哥嘆道：「我知道阿燦賣得比較貴，但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會到全聯批貨，成本就這麼高，他能怎麼辦？」在光線粉絲專頁中，也有熱心網友建議，弱勢商家能否販售更具吸引力、需求性、流行文創小物等，以維持長遠的收入。然而楊大哥表示，除了要考量阿公阿嬤、身障攤販能否搬運商品，更重要的是許多弱勢商家缺乏批貨管道，也無廠商、贊助商願意做愛心幫助他們。<b> <b>曾想成為社會企業標竿　角落微光不敵現實14日下午三點，陽光溫暖地灑進台中舊火車站側門，一群人或坐或站，等著某個人出現。忽然從遠處慢慢走來一位老奶奶，戴著格紋帽、穿紫背心，瘦小的身軀拖著黑色、看似上了年紀的行李箱 ，上面掛著「隱者地圖」的旗幟—— 她是小梅姐，角落微光的其中一位隱者（隱者指無家者或獨居老人）。 小梅姐是角落微光中，「隱者地圖」的導覽員。隱者地圖致力於做出市場區別且有溫度的導覽，希望透過無家者的視角，讓都市人看見不一樣的城市景色。圖／陳潔慧　攝簡單打過招呼後，小梅姐發給大家導覽機，開始介紹她從小生活到大的火車站。小梅姐用她微弱的力氣，輕柔地說出記憶裡有關於中區的一切。聽著她不時發出慈祥的笑聲，你很難想像小梅姐曾經是個害羞、不擅於與人聊天互動的獨居老人。幾年前父母過世後，讓她陷入更深的孤獨與悲傷中。「那時候生病躺在床上，我就想說『啊乾脆跟爸爸媽媽一起走好了』。」幸好遇見社福團體與社會企業，小梅姐漸漸敞開心房；擔任隱者導覽員，也讓她找到新的生活動力。社會企業角落微光主要推動隱者地圖計畫，培訓有工作意願的無家者、獨居老人或是單親媽媽擔任中區導覽員，導覽門票六成為導覽員的收入，四成為社會企業營收。隱者地圖導覽過程中，導覽員不單純介紹文史，更會向民眾陳述自己的生命故事，講解自己在這個地方從年輕到老的記憶，他們致力創造市場區隔，提供有溫度的導覽。「收入最好時，導覽員一個月可以賺二到三萬，但最差時大概一萬。」角落微光計畫專員劉曜寬表示，隱者地圖剛運作時，因媒體曝光而爆紅，報名人數眾多，但熱潮減退後，團數越來越少。賣票狀況時好時壞，團數相當不穩定，甚至有時報名人數未滿三人，而必須面臨停辦。角落微光也想過規劃更多導覽路線，創造新的市場需求，然而要培訓五、六十歲的導覽員大哥大姐們走新的路線、記新的文史介紹其實相當困難，不只考驗他們的記憶力，更是體力上的負擔。政府為推動文史導覽風潮，定期提供免費導覽服務，劉曜寬表示，這樣嚴重壓縮角落微光客群，且參與導覽的民眾目的都不同，有些人只想聽免費導覽、有吃又有拿；這樣的消費習慣養成後，便會對導覽產業造成傷害。而在市面上，也有更多便宜、主打套裝行程的導覽，「當你的商品無法與全營利組織競爭，就是比較吃虧。」在追求高CP值的社會風潮下，企業利用雄厚資金，大量製造商品以壓低成本，使消費者趨之若鶩；而無本的社會企業、公益團體則必須付出高成本以產製商品，長期下來難以刺激消費者重複購買，因此消費族群只會慢慢耗損，漸漸的便無法長期經營下去。由於導覽收入不穩定，角落微光為了拓展市場需求，多角化經營讓大哥大姐在街頭販賣甜甜圈、手工筆記本；以及「小書」，讓無家者剪貼製作、寫自己的故事。「我們一直在思考顧客想看的內容是什麼？」但劉曜寬也表示，民眾購買小書通常不是為了內容，而是想幫助大哥大姐，因此本來規劃每月出刊的小書，僅出三期便無疾而終。角落微光一直想打造一支強力且具有市場區隔的產品，但礙於人力資源、經費缺乏無法達成理想。劉曜寬嘆著氣說到，缺乏人力資源、經費，又無法推出一個強力的商品，經營三年多的角落微光終究不敵現實，將於本月底收攤。他認為，行銷能力弱、找不到目標客群是許多非營利組織的通病。「賣太貴沒有人買也是問題，或是只是為了同情心、愛心而購買，可能一次兩次人家就不買帳了。」即使是做愛心也須考量市場機制，品質不佳、缺乏需求的商品也難以長久支持。<b>角落微光只是中繼站　而非終點角落微光提供無家者輔導、給予工作機會，即使公司停擺了，劉曜寬說：「角落微光只是無家者的中繼站，而非終點站。」他表示，培訓期間有個大哥通過考試、激起信心，之後大哥又再考取導遊執照，有更好的工作，就沒來當導覽員了。長期陪伴、看見無家者的努力與轉變，是劉曜寬對角落微光最捨不得的。角落微光推動隱者地圖、街賣計畫，必須與人群溝通，相當考驗他們的人格特質，起初大哥大姐因為愛面子、害羞而不敢招呼客人，在經過角落微光員工們的協助與關心後，曾擔任導覽的高大哥現在已經能落落大方的面對人群。角落微光不只希望能提供無街者工作機會，更希望能夠以家人的方式陪伴在他們身邊，讓他們不再感受到孤單。<b>過一天是一天　熊米屋、新巨輪著眼當下盼扭轉偏見「大哥哥、大姊姊，愛心手工餅乾，一包五十元，請大家幫幫忙！」這樣的叫賣並不陌生，而這些熱情招呼聲的主人，是熊米屋烘焙坊的「小愉兒」。「熊米屋」取台語「想要有」的諧音，代表「小愉兒想要有個家」。走進位於基隆巷弄裡的熊米屋工廠，小愉兒大聲喊著：「你好！」，興奮地開始自我介紹。財團法人小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趙又琳微笑著說到，每天看著烘焙坊心智障礙孩子天真愉快的模樣，便為他們取了個暱稱「小愉兒」，期許他們每天都能開開心心。 熊米屋讓小愉兒透過動手做餅乾，刺激發展生活、認知能力，讓他們有自主生活的能力；也能透過賣餅乾，讓他們透過人際互動，融入社會。圖／廖翊庭　攝「這十年來我們只做一件事，讓孩子變成大家的朋友。」趙又琳說道，熊米屋用最好的原料烘焙餅乾，為的是當小愉兒親手將優良的產品交予消費者時，既能讓消費者品嘗美味的餅乾，態度由同情轉為信任，也讓小愉兒更自信、開心。透過反覆練習烘焙、裝袋、出門販售，熟練之後成為技能，終能靠自己的能力，為小愉兒的家再添上一塊堅固的磚瓦。若單純給予幫助，心障人士的生活能力將會退化進而失去生活自主性，更會加重照顧者的負擔。而熊米屋利用動手做餅乾，刺激小愉兒發展認知、生活能力、融入社會。「若他只有兩成的天賦，就應該給他八成的協助。」趙又琳呼籲，從現在開始，買一包餅乾、給他們一句問候，都能夠幫助心障人士維持身體及工作能力，進而延後進入安置機構的時間。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政府會依照殘障程度與家庭狀況提供教養費，若是一個月平均補助一位小愉兒一萬元，從二十歲開始申請補助，五十年總共要花費六百萬元。趙又琳表示，若依照現行法律，將心障孩子交由機構安置、照顧，其實是全國人民的納稅錢承擔費用，「其實幫助小愉兒，也是在幫助自己。」另一處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鐵皮工廠，沒有了稚嫩的氣息，是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新巨輪服務協會理事長陳安宗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雙腳雖可以行走但仍需要輪椅作為代步工具。他在經歷工作失敗之後，看見社會對輪椅族群的不理解以及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因此決定起身為身障、輪椅人士創造更好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阿國（化名）是巨輪的街賣者。與大眾認為的可憐形象不同，他在街上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面對熙來攘往的過路者。圖／陳潔慧　攝在街上，不難看見身穿藍色協會背心、坐在輪椅上的街賣者，一包包的衛生紙、口香糖，看似微小，卻是身障街賣者的經濟支柱。 街賣賺得的100元背後，街賣者能夠得到50元，而另外50元則支撐起看似冰冷、簡陋，卻能夠遮風避雨的「共生家園」，房租、水電、飲食全都包含在內。 新巨輪的成立，為街賣者提供一個「共生家園」，讓他們不必揹著沉重的負擔，也能有尊嚴的生活。圖／廖翊庭　攝曾經為無家者的他們，現在共有30位工作者共同居住。室友除了小兒麻痺、腦性麻痺患者，還有許多因工作傷害而截肢、失業的無家者、獨居者。陳安宗表示，協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民眾理解，這一群不願意放棄生存機會的人們，在這裡為生活努力著。「我們會依照身障者的身體、精神狀況及體力來安排工作時段。」陳安宗表示，街賣其實是人性化的工作，也不會給予工作壓力，只求安穩度過每一天。由於身心障礙人士工作、學習能力有限，難以獨力作業，須花費兩倍的人力成本。因此熊米屋、新巨輪沒有多餘的經費及心力，開發多元產品、拓展新技能，只能著眼當下、過一天是一天。 街賣者一天花約八小時的時間在街頭街賣，卻常遭受路上人們冷漠的眼光，他們希望透過新巨輪的成立，讓眾人能更了解並關懷街賣者。圖／陳潔慧　攝「不只給他釣竿，還要陪他走向河邊，陪他釣魚。」熊米屋與新巨輪的出發點單純且明確，希望透過街賣，扭轉社會對於身心障礙團體的誤解。弱勢族群不願被冠上販賣愛心的汙名，而是為了每天的溫飽努力謀生，擺脫消費同情心的偏見。 <b>胸懷「大誌」 求新求變求長遠經營有別於熊米屋與新巨輪，《大誌雜誌》嘗試站在消費者立場，將民眾對於新事物的渴求納入經營方針，開發多元產品，發展出具長程規劃的營運模式。對於年輕人來說，《大誌》絕對不是陌生的出版品。民國99年由大智文創取得英國《The Big Issue》授權、引進台灣發行中文版。在最初的萌芽階段，《大誌》藉由與社福單位合作，招募身心障礙人士以及無家者。經過販售技巧、人際互動的培訓，接力為期一週的實習後，便成為固定販售員。因此，在捷運站出口、大學校園周邊，便看見身穿橘色背心、手拿《大誌》的販售員。最初開始進行販售時，《大誌》考量到販售員較無資本，因此會免費提供十本雜誌給予販售員販售；有了收入後，接下來販售員就以每本50元的成本價，向附近的《大誌》發行站批發雜誌，再以定價100元提供給購買民眾，賺取每本50元的收入。如果前一期刊物沒有賣完，販售員能再回到發行站、換成當期雜誌繼續販賣。來到《大誌》的發行總部，不到十人的工作室中，牆上貼滿各期隨刊發行的海報，地上擺放著第九期的《週刊編集》。在場的夥伴都正低著頭專心工作。《大誌》主編黃銘彰說到，民眾常以施捨的角度去幫助弱勢族群，但對《大誌》來說並不如此，「是他們（販售員）自己努力賺錢的。」販售員一天約須花上二到十二小時不等的時間，在街頭兜售雜誌，常常必須在大太陽底下曝曬，又或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 《大誌》招募街友為販售員，並將銷售收益與販售員五五分帳，希望透過提供工作機會，改變他們的生活。圖／陳潔慧　攝黃銘彰表示，《大誌》將負責產製內容的編輯方，以及負責販賣通路的的販售員分開，由編輯同仁策畫每期雜誌內容，邀請聶永真操刀封面設計。「將雜誌的品質做好，才能吸引更多讀者。」他認為，如果能穩定雜誌銷量，長期下來，販售員的生計才可真正獲得改善。除了生計上的問題，多數無家者因長期獨自在外漂泊，較少有與人攀談、交流的機會，因此在人際互動上比較容易遇到困難。因為不善於溝通，他們常在工作上碰壁、或與人發生摩擦，最終導致大眾的偏見，使他們在路上必須接受於民眾歧視的眼光，無家者漸漸失去信心，最終將自己隔絕於社會之外。《大誌》提供了無家者一個已被樹立的品牌形象；接近販售員的民眾，多是因為曾聽過《大誌》、感到好奇而向前詢問，或是經由社群媒體宣傳決定購買。其實這些消費本意都是友善的，販售員經過長期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不但能消除民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更能幫助重拾信心與生活尊嚴。<b>故事行銷轉化為長效性的經濟支持面對弱勢團體街賣者可能遇到的障礙，社會企業「點點善」與「人生百味」、新巨輪協會合作，提出「天賦城市計畫」。點點善召集人葉文宏認為，街賣者最常碰到資訊不對等、形象不親民、商品沒優勢三種困境。因此，點點善希望透過職能訓練、改造輪椅及街賣車外觀，轉換街賣者形象，讓他們成為城市街頭的補給站；而身障人士、單親媽媽、弱勢家庭小孩，都會是計畫的目標對象。葉文宏希望，民眾在看到全新外觀的街賣車後，不以同情、可憐的心態面對，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快樂的接近這些城市裡的小精靈。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在推動計劃時，往往會遇到經濟、人力上的限制。葉文宏就提到，點點善會透過企業間圖像授權、對消費者進行商品銷售以及策展收入等，來維持經濟收入，「當商業模式運作起來後，自然就有相對應的資源去從事公益計畫。」劉曜寬也認為，企業在能力所及範圍內，本就應該善盡社會責任。以角落微光為例，他也希望，未來如果有企業願意接手，可以投入更多人員、資金；一旦資源到位，也就能開拓新的服務與商品，延續角落微光幫助無家者的精神。從角落微光、熊米屋、新巨輪到《大誌》，他們都提出了共同的訴求：「給他魚，不如給他釣竿。」不接受捐款，重視在相對弱勢族群的能力範圍內，製作餅乾、街頭導覽、販售雜誌，來長期提供自身生活經濟所需。以愛心與故事作為基本號召，並非不可行，反而是與市場其他商品做出區隔，不過單單倚靠出資者或是消費者的善心，其實無法轉化為長效的經濟支持。回歸產品本身質量、多元化，建構完整的組織營運模式，不僅不浪費愛心、也給予弱勢族群尊嚴，方能細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