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弱勢權益的正義之路 法扶律師的掙扎與堅持
【專題記者蕭佳宜、徐佳渝、黃郁期、劉信秀、涂葦慈綜合報導】「就算真的該死的人，他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人權。」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法律扶助律師王赦吶喊出心聲。即使遭到社會和家人的不諒解，王赦仍秉持理念，接下為無差別殺人事件兇嫌辯護的扶助案。在編劇的刻畫中，觀眾不僅看見法扶律師在法庭上伸張正義，更多的是他們不辭辛勞為案件四處奔波、尋找真相的身影。隨著劇情推動，也開啟社會大眾對法扶律師的討論。<b>法扶助弱勢族群 提供所需訴訟資源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後簡稱法扶會）成立前，法律扶助資源分散，缺少明確的扶助制度。2004年政府根據《法律扶助法》成立法扶會，才得以有系統地提供民眾法律諮詢及訴訟協助。法扶會的重要扶助之一，便是派遣律師協助民眾打官司。而法律扶助律師分為「一般扶助律師」與「專職律師」，法扶會執行長周漢威表示，一般扶助律師多在外自行開設或受僱於律師事務所，負責事務所案件之餘，也接受法扶會個案委託，多負責刑事、民事、家事及行政案件。專職律師則任職於法扶會內，辦理死刑辯護、環境訴訟等具重大性、公益性案例。根據法扶會統計，現今約有4000位一般扶助律師及20位專職律師，專職律師人數端看政府該年預算決定，目前低於法定員額30人。「我認為我們的專職律師應該在某些程度上，即使用到法定三十員額也不算多。」周漢威認為，許多案件背後發展歷程過於複雜，要有效釐清當事人想法及社會體制問題，就必須倚靠更多專職律師，投注時間與心力，在法扶領域深耕。專職律師薛煒育談到過去經手案例中，有位少年因偷騎鄰居機車遭提告，達成和解後一年，又因故意拆除對方機車面板，再度吃上官司。「他們家本身就是低薪，特別是他有身心障礙手冊。」薛煒育提及，經濟弱勢族群中，許多人具多重弱勢身分，如案例中的少年，同時符合經濟弱勢與身心障礙身分。他進一步說明，少年在多重弱勢的連帶影響下，較難取得法律訴訟資源，因此成為法律扶助的主要需求者。上述案例的少年在獲得法律扶助前，法扶會必須先審查，確認其資力（註1）符合規範，或具原住民、身心障礙、重罪嫌疑人等特殊身分，再決定是否予以扶助。周漢威提到，打官司需耗費心力和金錢，裁判費（註2）、律師費對一般民眾造成的負擔已非同小可，遑論財力不足者。因此，透過法扶會支持，民眾得以獲得訴訟費用全部或部分扶助，藉此減輕經濟壓力。（註1）資力：經濟能力；財力。（註2）裁判費：人民向法院請求裁判時，須繳交的費用。<b>扶助律師獄所外守望 受刑人書信表感激之情「他（當事人）根本不知道八個月的嬰兒怎麼去照顧，他也不知道去尋求社會的資源，不知道小孩為什麼哭。他以前小時候哭鬧，爸爸就打他，他就用這個方式去對待這個兒子，結果就被他打死了。」擔任一般扶助律師的田俊賢分享，自己曾擔任一名犯下弒子重罪父親的辯護律師。當事人曾接觸毒品，且家中經濟條件不佳，兩度失手結束年幼子女的生命。田俊賢回憶起至監獄探視對方、了解案情時，常因案件被害者皆為年幼孩童而深感沉重。「因為其實監獄裡面很多受刑人很可憐，他受了懲罰，然後家人也對他們全部放棄，所以他們在裡面會練字啦，字都寫得比我好看。」一手翻閱當事人服刑期間寄到律師事務所的信件，田俊賢狀似淡然地開玩笑，眉宇間卻掩飾不了無奈與惋惜。即便案件委託已結束，他仍不時關心對方的獄中生活，並提供有形或無形協助，只盼對方在悔過期間，不被社會拋棄。而當事人對田俊賢的感謝，也在信件字裡行間嶄露無遺。「田律師你好：我不知道要如何向你道謝……。我知道自己做了不可原諒的事情，沒資格要人來看我，只是過年過節的心情難免會失落，不過沒關係久了也就習慣。田律師我很謝謝你接我這案件……，只希望我老婆不要有事情，這樣就好，因為我還有兩個小孩子還很小、還很需要母親的照顧，所以才會請田律師在這方面多幫幫我，萬事拜託你。」 田俊賢協助受刑人打完官司後，仍與他保持緊密的聯繫。圖為受刑人向田俊賢致謝的信。 圖／涂葦慈攝田俊賢不諱言自己起初接受法扶案件委託，是為累積律師經驗，卻也道出從業20多年來，堅持接下法扶案件的原因。「其實也可以選擇不接，但是我覺得他們就是需要我們的幫助。你有這個專業、你願意幫他，那就接吧。」協助真正有需求的人，是田俊賢持續接手法扶案件的動力，數年來堅守的信念，也讓他在從事扶助公益的過程中，常保熱忱。 田俊賢翻閱過去經手案件的卷宗，回憶起與當事人溝通的點點滴滴，結束扶助至今仍保持聯繫。 圖／黃郁期攝<b>不只是打官司 專職律師尋訴訟外解方「我們一定要透過這種方式嗎？還是有沒有別的方法？也許跟社會局一起討論，可以做一個更圓滿的解決，對不對？」薛煒育分享從事法律扶助三年來，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也道出成為法扶律師後的深深感悟——法律扶助，絕不僅止於打官司。薛煒育提起自己曾結識一名單親媽媽，因遭受家庭暴力離開丈夫，獨自撫養一對領有中、重度身心障礙證明的姊弟，一家三口仰賴社會局低收入戶補助維生。然而社會局查出，這名母親的父母名下有不動產及存款，判定她不符合中低、低收入戶標準，使其頓失經濟來源。薛煒育了解這名單親媽媽的情況後，調查出她在多年前因感情因素離家，近30年未與家人聯繫，雙方也不曾有金錢往來。他分享自己思考如何協助當事人的經過，「我們一定要去打官司嗎？去把她這個遠在苗栗八十幾歲的父母告一遍、告輸了，然後再跟社會局說你看我證明了我沒有撫養費？」考量過後，薛煒育決定採取訴願（註3）途徑，向社會局建議透過《社會救助法》中的「539條款」 （註4），審酌個案特殊情事，與單親媽媽及子女的最佳利益，使其繼續符合低收入戶資格。「就不需要再去看到一個單親媽媽帶兩個子女，跑去法院告八十歲父母的故事，我想這故事沒有人想要看，這個太難過了。」薛煒育認為訴訟並不能為當事人解決所有難題，他同時感到慶幸，社會局願意接受提議，維持當事人低收入戶資格，讓這個家庭擁有繼續生活的機會。（註3）訴願：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註4）539條款：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規定，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b>重大刑案的救援投手 專職律師壓力下堅守程序正義專職律師負責個案中，不乏引起社會爭議的刑事案件。2016年3月28日內湖殺童案（俗稱小燈泡事件），兇嫌王景玉在眾目睽睽下刺殺一名四歲女童，引起社會譁然。薛煒育與其他法扶專職律師組成律師團為兇嫌辯護。他認為專職律師身為法律扶助的最後一道防線，接案時並沒有太多顧慮，「我們就是棒球比賽的救援投手。先發投手、中繼投手都沒有了以後，這比賽還是要打完，那這個救援投手剛好就是我。」當時因全台民眾對案情高度關注，薛煒育背負龐大心理壓力。「第一庭開完之後，我的手機就響了。」他表示除了收到陌生簡訊批評，也不斷遭受網路聲浪、甚至家人的質疑。「還沒被老婆離婚嘛，表示我還撐得住。」豁達的言談間，卻隱約透露出薛煒育承擔的壓力。即便如此，他仍不畏輿論，堅守職責，尋找合理的辯護方式，「至少我能夠講出一個負責任的辯護方向，那接下來的作為就是可受公評的事情。」他堅定地說。 薛煒育強調，在面臨社會各界對重大刑案的關注之下，專職律師的責任是有條不紊地找出一個辯護方向。 圖／涂葦慈攝小燈泡事件案發後幾日，一名男子因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發作，在捷運上刺傷警察。這起殺人未遂案也由薛煒育擔任辯護律師，被告原先拒絕接受律師幫助，而後薛煒育為他辯護時，也不斷遭其否定。甚至當薛煒育希望提供其精神鑑定結果作為法官判決考量時，被告還勃然大怒。「為什麼我要跟人家說我有病？」辯護過程中，薛煒育發現當事人拒絕面對自己的病情，又因長期未接受治療、服藥，導致病情加重，才鑄下大錯，甚至當庭說出：「我就跟你講好了，不可以說我有病，現在為什麼說我有病？爛律師，我要解除委任。」當事人因病情對薛煒育惡言相向，讓他難掩失落，「我們明明就知道身心障礙者跟我們有很多不一樣，我們也許剛好有同理心，可是再有同理心，一直被他罵到臭頭你會開心嗎？沒有人會開心的啦！」他認為在訴訟中難免不被諒解，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好律師本分。薛煒育相信，人人都有被法律保障的權利。「王景玉案子中，如果連這麼不道德、不被認同的人，他都能夠獲得應有的訴訟權的保障，不覺得這司法程序才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嗎？」他也認為，律師應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在法庭上提供不同討論面向，「唯有如此，我想這個法院的判決才會公平跟合理。」而在訴訟外，專職律師也需要深入了解當事人的犯案背景，作為法官量刑的依據，「我們是跟法院討論這件事情的成因、要怎樣的刑罰比較符合所謂的罪刑相當原則（註5），我覺得這才是專職律師的價值。」（註5）罪刑相當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整合跨領域資源 專案扶助維護公害受害者權益不同於一般涉及人數較少的案件，可交由個別律師負責，屬公害訴訟的案例（如：八仙塵爆、維冠大樓倒塌、六輕空污等等），因規模較大、牽涉層面較廣，常導致中小型律師事務所無法負荷，此時法扶會便藉由成立「集體扶助專案」，協助受害者爭取自身權益。薛煒育以「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污染事件」（註6）為例，指出此案受害人數眾多，除2004年提起告訴的529名受害員工，2015年又有被害人及其家屬共1025人加入求償。「RCA（污染事件）真的就剛好是一群經期都不順的女生，在同一個地方上班的問題嗎？還是其實是被這些有毒的化學物質所影響的結果？」薛煒育表示，辦理此案的困難處，在於證實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影響，且須視每位被害員工受影響程度不同，要求適當賠償。此外，受害員工正式提起訴訟的時間為RCA閉廠十二年後，許多關鍵證據難以蒐集並獲得證實，且案件涉及地下水文、流行病學、毒理學等跨領域專業，法扶會須與各界專家學者、社福團體整合互助，再借鑑他國類似公訴案例，才得以為受害者爭取應有賠償。「沒有法扶，我們不會走到今天。」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胡榆林感嘆，過去所有員工都不相信能爭取到賠償，直到2001年法扶會為RCA污染事件受害者創立義務律師團，一切才出現轉機。「憑良心講，我們都是一群老弱婦孺，大家受的教育程度也不是很好，所以能夠有法扶的律師團來幫忙，那當然是我們的福氣。」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坦言，起初很難以員工身份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勢下向公司求償，再加上受害者大多為經濟弱勢且教育程度較低，不僅難以負擔律師費，對訴訟程序和法理也不甚瞭解。直到法扶會介入，才使部分員工順利獲賠。劉荷雲補充，目前法扶會每月仍召開例行顧問團會議，針對開庭內容進行沙盤推演，同時也討論求償進度、學理知識，讓受害者對完整訴訟程序得以深入認識。註6：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事件，曝光於1994年，是發生於桃園市桃園區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公害事件。2018年最高法院三審宣判，RCA污染事件第一梯訴訟原告中262人獲賠五億多元確定，其餘246人則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判，目前在一審階段。而第二梯爭取求償的被害者，2016年遭最高法院認定求償不合法，2018年訴訟救助遭駁回後再提抗告，同一年也召開言詞辯論庭，目前正在一審階段。「我們提供的是法律的幫助，是個輔助，但是他的權利能不能得到滿足，其實很多時候是資源面或是法規面的問題。」薛煒育表示，現行法律扶助僅限於個案訴訟，案件若涉及法律制定層面，須藉由倡議凝聚社會共識，進而推動修法。他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為例，指出此法實施十年間已修改四次，便是因法扶會在處理消費者債務案件過程中，發現條例內容不合理而提出修法建議。針對法律範疇以外的資源，周漢威則提到：「世界各國有幾個趨勢，他們希望進到法扶的時候有相關資源，比如說社福資源、居住資源、基本生活協助、醫療資源。」他期待，未來法扶會能透過整合服務資源，與相關團體合作，提供當事人更完善的權利保障。 周漢威期待台灣的法律扶助，能往跨領域專業資源整合的方向發展，以提供更完善的權利保障。 圖／劉信秀攝「我們法扶不只是幫助被告、加害者，其實我們要幫助的就是一個訴訟中，任何有可能被影響到權利的人。」薛煒育堅定地說。《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王赦不畏輿論、貫徹信念的態度，使觀眾為之動容。然而，螢光幕後，片中劇情卻是法扶律師的日常寫照，他們不只承接受害者痛楚、理解加害者的故事，也嘗試撫平雙方家屬的傷痛，在這看似疲憊且糾結的時日裡，持續為心中的正義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