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宇昕綜合報導】國立臺灣大學自3月的校務會議中通過臨時動議，禁止校務會議直播和媒體入場，引發爭議。直至24日的校務會議中，由臺大學生會提案重新開放媒體入場，以贊成58票、反對51票通過。學生得以透過媒體參與公共事務，讓校務會議回歸透明。而此次提案中，臺大學生會特別提出期望能讓學生媒體擁有和一般媒體同等的媒體權益。這項訴求起因於6月13日臺大校務會議後的記者會中，臺大學生媒體《意識報》和臺大學生會新聞部欲進入記者會採訪，卻遭校方攔阻，引發學生控訴校方限制學生媒體的採訪權。臺大學生會會長、臺大醫學系學生楊子昂表示，在過去經驗中，學校並沒有將學生媒體和一般媒體同等看待，「學生媒體是學生接近校務的方式之一，學校應該要更鼓勵校內學生媒體的發展，不應該處處限制。」 國立臺灣大學在3月21日的校務會議中，通過臨時動議禁止直播也禁止媒體入場採訪，改為會後舉行記者會。　圖／徐宇昕攝除媒體採訪外，由於近年直播發展蓬勃，陸續有學生提出在校務會議決議重要政策時，能透過直播即時播送，而臺大也一直有此爭議。臺大學生會曾在臉書（Facebook）貼文表示，校務會議直播是為使學生能直接參與會議流程，並監督會議。楊子昂說：「我們覺得校務會議代表，不管是教師、行政主管，還有學生，那他對於他的言論就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他也表示，過去在校務會議討論直播與否時，常導致校方和學生關係緊張，因此目前尚未向學校正面提案。臺大秘書室則對此回應，由於與會師長希望能保有自由發言的權利，若透過直播，意見表達可能會被放大檢視，甚至成為網路上肉搜和抹黑的對象。而臺大法律學院學生會會長、校務會議學生代表顧庭弘雖支持在校務會議直播，但也擔憂直播可能會讓教師代表降低發言意願，「發言畢竟存在風險，語言是如此容易失真的工具，會不會反而讓真正的討論發生在校務會議以外的場合？」校務會議直播爭議並非只發生在臺大。19日，國立中正大學針對學校個資外洩風波召開校務會議，原先中正學生會計劃直播說明資安問題，卻有教師代表提出校務會議屬校內事務，並主張自身肖像權不應受侵害而反對公開直播。中正學生會會長、中正勞工關係學系學生呂建璋說明，直播希望讓學生可以即時了解事件始末。此外，他也提及直播能加強學生校務參與，「校務會議都是選代表（參加），如果同學能有更直接的管道去看校務會議，他們也可以從自己的觀點提出評論或建議，學校在政策規劃上也可以更多元、更符合學生需求。」而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政大政治學系學生黃承瀚則認為直播最重要的功能是控制會議秩序，「是一種事後的留存、議場內的警告、和對往後學生代表的經驗傳承。」臺大未來將由秘書室召開小組會議，研議新的校務會議媒體規範辦法。學生會也將參與討論過程，期望新的規範能保障校方和學生權益，同時也讓校務資訊更公開透明。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未來持續參與校務會議媒體規範的討論，且仍希望推動直播讓校務會議更公開透明。　圖／徐宇昕攝

「正常的賭場應該很多人想要進去，帶著希望、帶著熱情、帶著滿載而歸的心情。但台灣電影市場這個賭局沒有人要進去，因為這個吃角子老虎機有問題，莊家有問題。拍電影是一件很可悲、很可敬，說實話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導演徐嘉凱                                                                                    十賭九輸的賽局　缺乏票房籌碼的抵抗者【專題記者林莉庭、徐卉馨、吳佩容、范莛威綜合報導】今年春節電影《寒單》上映，描繪台東特有習俗炸寒單，為求真實，導演黃朝亮曾親身上轎體驗鞭炮炸裂的感受。春節是電影院的熱門時段，同時段還有《艾莉塔》、《馴龍高手3》等好萊塢電影，其成熟的宣傳策略像投放強力炸藥般，在觀眾間引燃討論，國片《寒單》猶如以肉身抵擋這波攻勢。面對五年心血磨出的《寒單》，黃朝亮形容，「拍電影就像一場賭博。」他身兼《寒單》的監製與出品人，負責電影財務運作，必須隨時掌控票房數據。對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Taiwan Film Institute, TFI，以下稱國影中心）公開的票房資訊，他則表示，戲院上報的數據沒有受到任何強制性的查核。 完成一部電影的必要條件是龐大的資金和人力，《寒單》製作團隊拍攝過程也需要取得多方資源。　圖／黃朝亮提供國影中心在網站上公開的票房，來自層層回報的過程。首先由各戲院統計票房數據，再回傳給發行商與戲院公會，並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以下簡稱影視局）統整，最後將票房數據交由國影中心公開。然而這套票房數據的呈報流程中，時常被質疑缺乏查核機制。因此導演、製片人、出品人、發行商等片商方都無法實際掌握票房數據，對此文化部曾祭出解方。2015年《電影法》第十三條修改後，規定戲院電腦加裝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具有回傳票房的責任，然而條文內容卻依舊沒有確保票房數據正確性的罰則。對於修改的條文未能紓解票房數據不透明的痛點，某片商表示，「就算有新的票房系統，也要看到才算透明，現在還是看不到。」「感覺修法前後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也一直沒有真正的透明。」某片商表示，票房是電影行業的基礎，片商方透過票房回收成本，映演方根據票房數據來拆帳，但是不透明的票房數據，直接影響片商方與映演方利潤分配的公平性。票房不透明使片商方上映一部電影，如同一場豪賭，雖《電影法》第十三條施行近三年，片商方在新法上路後並無感受到明顯差異。 黃朝亮將拍電影比喻為賭博，投入龐大資金拍攝，不僅無法確保收支平衡，更須面對票房資訊不透明而收益分配不均的難題。　圖／范莛威攝拍電影可以是一場風險可控的賭博SELF PICK公司創辦人、導演徐嘉凱說：「只要它(票房)被手摀住了，這個行業就像被掐住了。」電影人無法合理地回收成本，等同於被扼住最關鍵的生存命脈，他也說：「票房是我們這個行業最重要的收益基礎，它不透明、沒有數據，後續的一切都是假的。」徐嘉凱認為現在拍電影仍舊像一場賭博，但若是有正確的票房數據來分析、預測與規劃，就能降低拍電影需承受的資金回收風險。「電影票房不透明的最大問題，是電影世界和生態沒有數據的累積。」徐嘉凱表示，由於身分從導演轉換到發行娛樂代幣的新創公司創辦人，他觀察到票房數據進一步的累積、分析與應用，關乎電影從募資、籌拍到宣傳的策略，影響整體電影生態。「沒有數據就沒有data base（數據庫），沒有data base就沒有analysis（分析），沒有analysis就沒有進步，沒有進步就沒有產業。」他表示，正因一連串效應，所以臺灣尚無真正的電影產業，也沒有商業模式可以應用。缺乏正確、靈活的票房數據，黃朝亮在《寒單》對上好萊塢電影的宣傳戰，因太晚釋出的票房數據而吃盡苦頭，黃朝亮說：「比如說《寒單》在高雄的票房特別好，那我是不是趕快在高雄加力宣傳。」電影市場是分秒必爭的商業戰爭，但票房數據姍姍來遲，使黃朝亮心急如焚，他說：「這些東西我看不到的時候我無從著手。」最終他只得在上映期間，自己下載數個連鎖影城的App，每天查詢預售情況來預測票房。 徐嘉凱建議將票房建置成數據庫，讓相關人士可以分析，並進一步應用在拍攝籌劃、行銷等決策中。　圖／吳佩容攝沒有籌碼的國片 千分耕耘四分收穫   《寒單》在台東拍攝，許多當地人相當期待這部電影，台東是預期票房反應最好的地區，然而台東只有一家電影院，而這家電影院採行「點數拆帳制」的模式。黃朝亮回憶，「台北市《寒單》的票房不到九百萬 ，千分之四我只拿將近四萬塊。」然而他實際觀察台東戲院票房至少有兩百萬。因過去台北地區以外並無建置統一的票房反饋機制，點數戲院故以台北地區的票房為準，導致片商方難以掌握其票房，也影響全台票房資訊的透明度、正確度，因為點數拆帳制不如台灣戲院另一種常用方式「比例拆帳制」，直接依照該戲院票房數據，來談妥收入分配的百分比。黃朝亮回憶道，「之前魏德聖導演的《KANO》，它是寫嘉義棒球的故事，結果嘉義那家電影院也是點數。」電影訴說在地故事，票房於在地戲院卻不透明，因為有迫切的映演需求，國片的預期票房通常也不如好萊塢，片商方與映演方的談判桌上，幾乎沒有籌碼可以翻轉拆帳模式。註：比例拆帳制係指根據電影院的實際票房，映演方和片商方以約定好的百分比分成；點數拆帳制係指映演方和片商方替電影訂定點數（通常介於1至10點間），片商方最終所得為台北票房之千分之一乘上該點數，遵行此制度之映演廳便被稱為「點數戲院」。雖現今映演廳多為比例拆帳制，但台北之外的城市幾乎仍有點數戲院存在。票房不透明釀數據斷層  學者倡電子支付黃朝亮細數過往他所執導的國片，《大囍臨門》、《大釣哥》直至今年的《寒單》票房皆輸同期上映的好萊塢大片，若在公平競爭中，輸給挾著雄厚資金的好萊塢電影，黃朝亮願賭服輸，然而當票房數據的閉塞成為片商方的阻力時，他加大音量道：「連這個都不公平的時候，那還有人要投錢拍電影嗎？哪裡還有人要為這個產業投入金錢跟心力？」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盧非易認為，根本的問題仍在於最基本的票房統計與回報方式。面對各界反應數據不準確、不即時，國影中心表示，他們目前只有公告的責任，並不負責蒐集數據。 除每週一次公告給大眾的票房數據，國影中心也提供票房資訊給註冊的會員，但僅限會員申請電影分級證明時包含的影片，且未揭露電影排行狀況。以《寒單》為例，1月23日上映後，民眾若在國影中心網站查詢其票房，最快在2月14日才能看到上映第一週的報表，所包含的數據也僅限上映廳數、銷售票數與銷售金額。票房相關數據是否應完整公布，目前尚無定論，對此影視局回應，未來國影中心將依運行狀況以及各界意見反饋，適時調整公開資訊的方式。國影中心研究發展組組長陳逸達也說明，票房數據是否屬映演方的商業機密，尚須參酌法律而定。而電影法律顧問、律師陳昱嵐則點出，票房數據透明化難以推動的癥結，在於票房數據牽涉映演方與片商方之間的利益衝突。票房數據除了關乎利益衝突之外，盧非易坦言：「核心問題是在於數字的蒐集。」票房數據作為片商方與映演方交易的基準，因沒有在交易完成的當下報給國影中心，是隔天才將統計後的結果匯報，這之中會產生實際交易的數據與最後統計匯報的數據，兩者無法核實的疑慮。盧非易指出，台灣各行各業透過統一發票提升交易資訊的正確性，每次交易須開立統一發票以核實營業額，但電影業目前被排除在外，交易過程不須開立統一發票。因此他建議票房統計制度結合前述統一發票的核實方式，並配合現今電子票券興起的趨勢，以電子支付的方式建置售票平台，民眾直接使用電子支付平台購票，可達成電影票房實報實銷的目標。只要平台建置完使用者流量便會相應而生，關鍵在於該由誰建置，盧非易認為，由發行商建置平台，透過平台的票房數據能快速調整市場策略，再佐以政府補助或訂立法規，一方面形成投資的誘因，一方面管控市佔率、維持公平競爭，「電子經濟已經在台灣慢慢開展了，那只是說要怎麼應用到電影票券。」針對票房數據正確性不足的問題，影評人鄭秉泓則建議，文化部應建立稽查制度，排除點數戲院，確保其餘數據可信，並規範戲院謊報票房的相應措施，讓票房數據的正確度至少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盼國稅局介入解套《電影法》困境「即使《電影法》完全不做修法，我查稅總可以了吧。」陳昱嵐解釋，《電影法》對錯誤的票房數據沒有罰則，同時文化部受限於戲院主張票房數據是商業機密，不同意公布營業收益，難以立法強制公布數據。他便提出由另一個國家機關——國稅局去介入，戲院的營收包含票房，國稅局收到戲院上報的營收款項後，可以用稅的名義去查核戲院是否如實上報票房，也能確保票房數據可信度。影視局目前已邀集財政部地方稅捐機關，研擬透過電影票券隨票徵收娛樂稅的報繳模式，與財政部合作建立行政查核機制，透過娛樂稅申報資料來核實票房資料，使票房資料更具可信度。 票房會影響電影的排片率和分潤，因此片商方無法獲知電影片票房，容易造成與映演方溝通時資訊不對等的情況。　圖／吳佩容攝世代改變　即時票房的光與影 除了票房數據的正確性，即時提供數據也是經常被提及的訴求。徐嘉凱表示，行銷策略需隨著市場的票房數據調整，即時的數據能協助片商第一時間修正行銷手法。鄭秉泓也指出「我覺得目前在研究票房的人，其實比較期待的都是能夠做到即時更新。」即使現今已有全國票房數據，媒體仍因講求即時、快速，未待國影中心公布，便用台北票房估算全國票房，作為製作報表或撰寫報導的依據，隱含消息錯誤的疑慮。盧非易以《大尾鱸鰻》為例，普遍因豬哥亮出演，而判斷南部票房的比重較高，但觀影型態已不若以往，實際上此部片的北部票房比中南部高，「經過一代又一代，90（年代）後的整個消費型態都改變了，你真的不能預測。」然而，部分片商對於即時公布票房具有疑慮，擔憂票房會影響民眾的觀影選擇，導致票房越高的電影吸引越多民眾觀影，票房低的電影更少民眾願意買票入場；或者戲院也可能根據售票數調整放映場，票房不佳的電影將更缺乏播映的機會。對此盧非易提出，領先市場擬定行銷策略可以作為因應方法，如此民眾的選擇將不受市場的票房數據影響，像是《地球最後的夜晚》便提前操作行銷手法，上映前預售票房已達兩億人民幣。沒有改變就是最好的改變？即使票房資訊透明化會衝擊電影市場，徐嘉凱仍認為，票房由觀影者創造，不應被緊握在影視工作者、片商方或映演方手中，必須建立透明的票房數據，才得以回顧過去的電影發展。盧非易也認為，票房是公共財，在不破壞觀眾個人隱私的前提下應全面公開，不應限定使用對象。對於當前部分片商方與映演方的反彈，鄭秉泓說：「台灣當前最大的通病是，沒有改變就是最好的改變。」他提到，改變難免帶來擔憂，但若仍以保守的態度行事，將讓台灣的票房統計制度持續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態。

【記者吳禹潼台北報導】排球紀錄片《夢想的角落》導演張祐銓等人為爭取選手權益與協會改革於網路發起連署，短短一周內蒐集到2萬4000多份網路連署書。27日張祐銓帶著連署書前往立法院表達改革協會的訴求。台灣體壇今年下半年度發生一連串爭議，包括網球國手謝淑薇奧運遴選教練問題、羽球國手戴資穎與協會贊助約間的衝突，及排球國手黃培閎因協會漠視需求而退出國家隊，皆顯示部分單項協會權力過大的狀況。此現象引起體育界多方討論，認為部分單項協會把持資源，卻未善待選手。因此，為解決問題，立法委員黃國書提案修法，將《國民體育法》內容擴大對協會的相關規範。台灣體育單項協會推廣各項運動，負責舉辦各層級比賽，並安排選手出國事宜。但是單項協會並未受到《國民體育法》規範，而是依《人民團體法》成立，因此，無需對大眾公開經費流向；部分協會的會員入會機制也未透明化，導致協會掌權單位封閉。此次《國民體育法》修法提案委員之一的立委黃國書指出就算體育署投入預算解決選手困境，也會因單項協會財務狀況無需透明，及某些負責人只注重自身經濟利益而無法改善，因此希望透過修法保障體育選手權益。以排球運動為例，台灣男排國手黃培閎認為排球協會將選手及有志之士的意見擋在門外，盼藉由修法打開協會封閉的大門，讓協會回歸幫助選手的本質。他也認為若協會透明化，公平選舉產生負責人，就能將球壇導向更好的狀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副教授劉錦璋也指出目前大學選手幾乎都是各單項的精英選手，這次修法盼能讓這些選手的意見上達協會核心。這次《國民體育法》修法除了規範協會外，也對大學選手畢業後面臨打職業聯賽的待遇與發展問題進行保障。黃國書辦公室法案助理焦佳弘解釋修法內容中包含擴大辦理績優輔導，盼能透過對甲組選手的績優輔導幫助他們的生涯發展。排球選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昇倫認為此修法對國內成績優異的選手是種保障。若能制訂更完善的規劃，選手也能以此為目標，在專項上更加努力。排球選手、國北教大簡顯銘則表示無論甲組或乙組選手都應該給予支持，甚至在生涯發展上，也希望能給予選手更多當教練的機會。羽球選手、國立體育大學商桐榞也指出除非有球團贊助營養金，否則選手得自行打理自身費用；他認為應擴大對選手的資助，而非讓選手自行負擔。立法院也於28日將《國民體育法》修法8個版本共45條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 27日上午導演張祐銓（左二）帶著2萬4000多份網路連署書前往立法院將連署書交給立法委員黃國書（中），表達大眾對此次修法的重視。 圖／吳禹潼攝

台灣人權促進會於5日舉辦「台灣網路透明報告成果發表論壇」，多位政府官員皆列席參與。　圖／趙安平攝【記者趙安平台北報導】西元2013年史諾登揭露美國政府的稜鏡計畫之後，國家監控人民隱私的問題，受到全球社會的重視。本月5日，史諾登向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爆料，英國政府可透過加密簡訊入侵人民的手機。6日，歐洲最高法院基於美國境內伺服器恐怕無法保障個人隱私的疑慮，撤銷了「安全港」的協議。未來歐盟與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等平台的自動交換訊息可能會被暫停，影響鉅大。為避免民眾的個人隱私受到侵害，歐盟採取了行動。那麼台灣的網路安全是否能讓民眾安心呢？本月5日台灣人權促進會公布了「台灣網路透明報告」（Taiwan 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 TITR），並邀請民間團體及政府官員一起來檢視台灣網路言論自由及隱私權的保障現況。 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何明諠（右）。　圖／趙安平攝台權會於2014年中開始著手進行「台灣網路透明報告」，主動向中央政府機關聯繫，取得政府機關索取網路個人資料、要求移除特定網路言論的現況，並提出改善建議。根據台權會的調查，台灣政府在2012到2014年間，保守估計已發出過4908次索取網路個人資料、1234次起下架網路言論的要求，且其中有將近95％的要求成功獲得業者配合。 2012到2014年，至少發生了4908次的個人資料索取數，其中警察單位約佔77%。　製表／台灣人權促進會  2012到2014年各單位索取網路個人資料的理由總覽。　製表／台灣人權促進會 2012到2014年，至少發生了1234次的移除言論次數，其中經濟部約佔97.8%。　製表／台灣人權促進會 2012到2014年各單位移除言論的理由總覽。　製表／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台灣網路透明報告計畫專員何明諠指出，台灣是繼香港、韓國之後，第三個由民間推動網路透明報告計畫的國家，政府也因此公布了不少資訊。他並呼籲政府落實資訊透明化，讓台灣的網路使用者也能有權利知道自己的個資如何被政府利用。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執行長吳國維也表示：「政府單位應該要從人民的角度出發，保護人民的隱私。」他並呼籲政府機構在索取個資時應遵循一定的規範，且應盡告知義務，讓人民知道自己的資料被那些單位利用。「政府單位在使用完資料後，是否有安排相關人力處理？」他認為政府對資料的處理方式應該要更公開透明。台權會建議，政府應建立相關行為的統計格式，並定期公開數據，讓資料能夠透明化。而政府在索取網路個人資料或移除網路言論時，應明確化其法律依據、執行機制、作業流程、稽核與救濟程序，以降低業者的法律風險。 延伸閱讀： 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網路透明報告》 史諾登再爆：AT&T協助華府監控手機、郵件甚至聯合國（關鍵評論網） 史諾登：英情報單位可侵入民眾手機（中央通訊社） 小蝦米扳倒大鯨魚　奧地利青年告贏臉書（中央通訊社） 系統難保隱私權　歐洲法院打臉美國無力保護個資（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