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香霆、林偌甯、張恩爾、洪翊程、林芷彤報導】熾熱艷陽灑落紅土球場，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棒球專任教練陳峰民站在場邊，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每一位球員。比賽進入中場休息時，他迅速將隊員圍攏，邊比劃邊拍肩，為下一段比賽做精密的部署。 「我本身喜歡棒球，喜歡這項運動，這是我的熱情。」陳峰民堅定地說道。對他來說，這不僅是工作，更是一份使命。他自比為武俠小說中的高手，懷抱強烈責任感，希望能將自己專精的棒球技術傳授給每一位有志學習的孩子。14年來，他細膩地照顧崇明國中棒球隊，但這樣的投入並非每位基層教練都能長期負荷。當制度未能給予相對應的保障與待遇時，再多的熱情也可能日復一日消磨殆盡。「挫折久了，有一天你會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陳峰民語氣平靜，道出基層教練的無奈。 在場上，教練不只指導技術，更時刻關注著選手的情緒起伏。前崇明國中棒球隊員吳庭宇回憶起國二參與練習賽的訓練情景，有一次揮棒失誤後，陳峰民教練立刻察覺他的異樣，主動問他，「你是不是很緊張？」當他仍試圖否認時，卻聽見教練反而安慰他說：「緊張是正常的，你要把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然後試著在場上多喊幾聲。」教練的話像是定心丸，讓吳庭宇慢慢突破瓶頸，最終順利入選全國青少棒錦標賽台南市資格賽名單。 另一位前崇明國中棒球隊員林子翔也提到，陳峰民教練從不採用高壓式訓練，也不會嚴厲苛責學生，但他說的每句話都會讓人想改進。「他坐在場邊就有一種氣勢。他不兇、也不會酸言酸語，所以他講任何話，都會讓人覺得，這麼好的教練都這樣講，那問題是真的很大。」陳峰民以信任與尊重建立起師生關係，讓選手更願意接受指導，也自我要求得更多。 除了技術與心理層面，教練的角色往往還延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從載學生南北奔波參賽，到學生們的食衣住行，教練都會打點好。吳庭宇說：「我們出去比賽，通常都是教練自己開車載我們去台灣各地，吃的話也是教練訂便當。」教練肩負起後勤工作，同樣是每場比賽背後無法忽視的一環。對學生未來的規劃，教練扮演著顧問的角色，幫學生思考是否繼續運動生涯，還是轉向升學，國中教練甚至還會替他們和高中教練建立良好關係，以利他們後續升學。 在家長眼中，教練也是孩子品行的守門人。崇明國中棒球隊員家長張綵心說：「父母說不動的事，只要說『是教練規定的』，孩子們就一定會遵守。」他觀察到，陳峰民教練會根據不同學生的特質用心輔導練球技巧，也會注重他們與師長的互動表現。對學生運動員來說，教練不只是訓練者，更是輔導者、陪伴者，甚至還扮演了家長的替身。 在青少棒選拔賽中，為了拿到代表縣市出賽的門票，陳峰民坦言在競賽成績的壓力下，往往只能重用能力較出色的球員。目前崇明國中棒球體育班共有48名隊員，有些賽事規定出賽名單最多只能名列22人，實際上場又以九名先發球員為主，其餘13名皆為候補，意即有一半以上的球員都無法出賽。「有些比賽可以大家都去打，沒有成績壓力。但是像這種選拔賽我有成績壓力，我就是要排最好的，這個就是遊戲規則。」他說。 這樣的選擇，根源於體育班專任教練的績效評量制度。透過體育班培養優秀選手已然是我國提升競技運動實力、促進運動外交的重要策略。2024年亞洲青棒錦標賽，我國暌違17年再次奪冠，其中出賽的成員都來自棒球專項體育班。為了強化體育人才的培育，政府於1985年起推動「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僱）用計畫」，逐步建構以專任教練帶領體育班進行專業訓練的體制。歷經多年修訂，目前多數教練由教育部體育署統籌聘任，並依據相關法規接受績效評量。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規定，專任教練每三年需接受績效評量，評量結果將作為教練續聘、晉升、獎懲及其他人事決策的參考依據。評量分為訓練指導、專項運動推廣及各校年度成績考核三大項目，其中又以「訓練指導」最為關鍵。 訓練指導的分數主要依競賽成績作為評斷，競賽成績的佔比也逐學制提升：在國小只佔35%，國中部提升至50%，到了高中更高達65％。指導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羽球隊長達12年的教練羅貫中說：「65%就是訂在那裡，沒有成績，那就是會被解聘。他不管你之前的成績，只看你每三年的考核，等於說我們前面20年的付出就白費了，這個給分標準真的太嚴苛了。」 「拚成績」的現實需求下，犧牲了運動員的多元發展與身心健康。訓練時間過長容易使學生沒有餘裕兼顧課業、品德教育或個人興趣。竹山高中羽球隊員吳侑哲道出他的擔憂，「以後高中畢業打不出成績，那你課業又落後那麼多，出社會要再找其他工作其實蠻困難的。」除了壓縮運動員的休息與讀書時間，吳庭宇也認為長時間的訓練影響到日常生活，如朋友間的社交、與家人的相處時間等，長期下來可能導致學生容易出現身心疲勞，承受運動傷害。 為了避免體育班學生過度訓練而影響課業成績，甚至因為運動傷害有礙後續發展，體育署2018年修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18條，規定中小學體育班學生每日訓練時數至多三小時。然而以教練們的經驗來說，想要拿出亮眼的成績單，就不可能遵守教育部「每日訓練三小時」的規定。羅貫中表示，「訓練指導績效高達65%，但體育署又規定你每天只能練三小時，希望選手多讀一點書然後比賽成績又要很好，我覺得這些政策還蠻矛盾的。」他指出，檯面下超時練習是各市體育班的常態，也是績效制度下的必然結果。 除了規定每日訓練三小時的基準外，辦法中也明言體育班學生每學年代表學校出賽之公假不得多於30日。在此限制下，教練與球員不得不犧牲週末時間訓練、比賽。陳峰民無奈表示，「學生只能請30天，那我練週六日沒有影響到公假時間，但等於週一到週日我都在上班，我自己的小孩卻都被放在家裡。」他補充，這些工時以外的時間，往往被合理化為教練應具備公益教育、無私奉獻的精神，但長期下來，「有心無力」已然成為大多數教練共同的心聲。 部分專任教練曾向體育署訴求績效評量改革，但是2020年改制後反而更加嚴格，體育署為了避免教練在累積積分的壓力下，過度安排學生參賽而影響其課業，於是縮減了考核時可採計的各級賽事成績數量，同時也調降各名次所對應的績效分數。羅貫中提到，三年間的數十場比賽中只能申報兩個最佳成績，並不利於教練進行績效評量，「109年之前我們可以國際、全國縣市各選三個，改完就是只能各兩個，那這樣分數其實就會差蠻多的，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羅貫中說明，隨著運動人口增加，球隊間的競爭也就更激烈，但比賽績效的標準卻還是一樣嚴苛。他解釋，「體育署沒有跟教練代表進行討論，無法了解各教練的狀況，那最後教練為了工作權，還是只能無止盡地訓練選手，就為了爭一口飯吃。」他說明，現行制度皆由多年前有過教練資歷的教授或官員制定，他們以過去的競爭強度作為現今績效標準的依據，才造成現在的結果。 績效評量項目除了檢視專任教練的比賽成績，也要求教練運動專業外的工作表現。評量要點中，「專項運動推廣」及「各校年度成績考核」所參考的指標包含維護學校專項運動場地器材、支援縣市及校內體育賽事、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銜接畢業生繼續從事專項運動等。 中華民國專任運動教練協會（下稱專任教練協會）秘書長邱為榮，以指導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田徑體育班的經驗表示，現行績效制度彷彿預設教練在訓練外還有餘裕支援體育行政與校務活動。他強調，「教練是針對特殊專長的體育班學生訓練，要培養一個頂尖的選手一定要花很多心思，包含他身體的、心理的狀態都要去掌握，這些東西就已經夠操心了。」 然而，體育署自2014年推動「學生在校除體育課外，每週應累積運動150分鐘以上」的SH150計畫也落入專任教練的工作範疇。陳峰民認為，專任教練的工作應專注於指導球技及運動員養成。羅貫中也指出，「我覺得支援SH150的難度很高，畢竟我們有選手要照顧，如果能利用這些時間增進專業知識，這樣效益會更高。」 此外，根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第三條與第十條的規定，各縣市中小學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權決定績效評量委員會與評量基準應考量的方向。其中，逾半數縣市將「輔導選手續留本縣市就學」列為國中小體育班教練的績效指標之一，變相要求教練引導學生在地升學。陳峰民點出此規定的不合理、不公平之處，「我們（教練）沒有辦法承擔你們未來走得好或不好，怎麽可以跟我們說，教練你要把小朋友都留在本縣市才有算分數。」他補充，畢業後的發展是學生和家長的共同考量，並非教練所能決定，何況外縣市的名校往往能給予更完善的訓練資源與環境。 「我有一批（畢業生），九個去南英（商工），九個他只給我用一個而已，其他八個都坐板凳，結果後面全部沒打了。這八個假如在外縣市的球隊，他可能都是先發的，都是好的。」看著優秀的子弟兵留在台南，三年過去，卻因為市內高中有限的上場機會和報名名額而放下球棒，陳峰民的語氣中帶著惋惜和不平。若為了教練的績效與工作權而忽略學生的前途，不僅讓教練難以和學生家長交代，最後犧牲的，也是選手從小用血淚與汗水堆起、賭上自己生涯換來的發展機會。 依照《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31條，專任運動教練的考核績效將根據他們的訓練表現、品德操守、推廣運動項目、行政配合度等來評分。其中，行政配合的定義模糊，造成行政人員、體育老師與專任教練的工作分際不清，教練被指派管理器材室、福利社皆是常態。邱為榮點破教練們被迫配合學校行政的難題，「因為行政一直要求我們配合，很多教練覺得在學校壓力很大，如果不配合，我就把你績效打不好。沒有績效就得解聘，去年台北市解聘了四位教練。」 針對專任教練承受的行政壓力，邱為榮則表示，「你應該要的是我的專業，那如果你要我做那些，你把教練當作一個工友的工作角色，這個說得過去嗎？」他認為，學校應尊重教練在運動領域中的專業角色，而非將其視為可隨意差遣的行政人力，導致教練疲於應付雜務，失去工作重心與訓練目標。 「績效制要挑出那些怠惰的人，而不是教練很努力還逼他，然後讓他又對學生施壓，那運動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邱為榮認為，專任教練的評量重點，不該只放在競賽成績是否完美，而應著眼於教練在訓練過程中對運動員的培育品質。鑒於各縣市和學校在人力與資源配置上落差甚大，邱為榮呼籲體育署應放寬對「績效」的認定標準。以台南市中學體育班為例，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的全國性賽事，只有前八名可計入績效分數。他認為能夠取得全中運的參賽資格，已足夠顯示教練在訓練上的成效，也展現選手的競賽潛力，理應被採計為績效的一部分。 三年前，邱為榮重組專任教練協會，多次嘗試與體育署溝通，卻始終未獲積極回應。羅貫中更無奈坦言：「我們向體育署委員反映的時候，他們說會把教練們的心聲帶回去，但目前還沒有改。」記者也曾嘗試聯繫體育署，要求相關回應，但遭拒訪。 「教練的職責所在是把球員教好，身為棒球教練我充滿活力， 但隨著時間，你會發現考核看的事情，並不是像一開始想當教練的樣子。」陳峰民苦笑著說。教練為選手流汗也流淚，卻還得被一堆行政瑣事綁住手腳。當致力於養成學生運動員的教練們每三年就被迫以比賽輸贏作為衡量優劣的最重要指標，同時必須在雜務堆裡掙扎，他們對孩子的用心付出不被肯定，走進競技體育的初衷與熱情也逐漸枯竭。

【專題記者胡王子行、杜以璇、葉蓁芸、張愷文、陳婕柔綜合報導】「一、二——」整齊劃一的喊聲，伴隨著規律的步伐響徹操場與體育館，聲響的主人們總是同進同出，他們正是體育班的學生們。過著共同操練、上課的生活是我們對學生運動員的既定印象，集中一班不僅便於管理，也讓校方在經費的使用上變得簡單。但體育班只收編校內代表隊或者以主流運動項目為主的學生。在體育班以外，許多身處普通班卻同時具備運動員身份的學生們，他們該怎麼靠著自身的資源兼顧課業與運動技術？又該怎麼找尋自己的未來方向？就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的劉芸安，在頂大的光環背後，也有著擊劍國手身份。當初因為父母期許孩子能多方發展，便安排他就讀高雄美國學校，充裕的課後活動時間開啟了劉芸安的擊劍之路。從玩樂性質到漸漸取得好成績，包含105學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中銳劍第一名、109學年全中運高中銳劍第五名以及2019年全國運動會高雄市銳劍團體銅牌高雄市銳劍團體銅牌等亮眼表現，擊劍在劉芸安心中成為了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自我要求甚高的劉芸安，考上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中學高瞻班（註）後，更透過繁星錄取臺大醫學系，在運動與學業都達成了優異的成就。註：高瞻班為自然組資優班，107學年度為高雄女中最後一屆實施高瞻班制度。全心投入練習與課業，勢必得犧牲不少與同儕相處的時間，劉芸安選擇以正向的態度面對社交的困境。他說道：「跟同學互動的時間一定會減少，但是擊劍對我來說就像是遊戲一樣，練習的時候我也很快樂。一直思考著自己少了些什麼反而會不開心，不如就享受當下。」進入國高中後，雖然不在體育班就讀，但在校方的支持下，劉芸安還是能彈性運用時間訓練。老師們也願意多花時間輔導他因比賽而缺席的課程，校內體育處室也樂意協助行政業務，讓劉芸安能夠心無旁騖地投入訓練。對比課表經過規劃，按表操課的體育班模式，劉芸安有著自己的想法。過往母親曾詢問是否要進入體育班，但劉芸安認為進入體育班會使自身發展過於侷限，無法同時顧及讀書與練習，便拒絕了母親的提議。劉芸安也分享後續的訓練方式，說：「我比較常跟著教練一對一訓練，教練與我都認為課業才是重點，因此願意為了我做比較彈性的訓練規劃。」劉芸安深知平衡運動與學業的重要性，為了維持課業進度，在訓練前總要求自己讀完表訂的進度，才能去找教練練習。 台大的劉芸安反對加入體育班，他認為普通班能讓他自由安排時間，未來發展也不會因此受限。　圖／劉芸安提供學生運動員為兼顧成績與訓練    望校方予課業支持同樣擁有亮眼運動成績的邱映瑄也非體育班學生，而是選擇走上一般升學道路。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的他，以花式繞樁（以下簡稱花樁）馳騁國際賽場，曾在2018年拿下世界錦標賽成年女子組銀牌、亞洲錦標賽金牌，也代表台灣出戰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申請大學時，邱映瑄以優異的體育表現與高中課業成績，獲政大法律系的運動績優生身分，進入大學。在滑輪運動界已耕耘十多年的邱映瑄，一直紀律地執行練習時間。平日課後須花3小時練習花樁，長假時間更會在練習場待上6至7小時的他，訓練儼然成為他生活中的重心。不過待在一般升學體制內的他，對於成績仍有所要求，媽媽也會以成績作為能否讓他繼續練習的標準。「以前我媽會說成績太爛的話就不准溜（滑輪），所以小時候我會為了要繼續練習而把書讀好。」他說明，除了專心上課之外，也會盡力在學校完成作業，自律以及嚴格的時間管理讓他在享受花樁的同時，也能維持課業的水準。「你除了這兩件事情（讀書與練習）以外，就沒有什麽時間做別的事。」為了兼顧花樁與課業，邱映瑄失去娛樂時間，與同學的相處機會也因此減少。「我覺得（自己）跟人互動的能力會低一點，小時候因為練習而少了跟同學親近的機會，當時心裡不太平衡，也覺得有點遺憾。」但他也分享，高中時幸運遇上一群願意理解他的朋友，比賽期間會給予支持與鼓勵，讓他感受到同儕的溫暖。「可能那個年紀比較願意去理解不一樣的人，他們（高中同學）可以理解我這件事（花樁），也讓我真的感受到心靈支持的感覺。」他感動說道。除了同學的鼓勵與陪伴外，邱映瑄指出，學校的支持對學生運動員而言也相當重要。「光是學校讓不讓我們請假，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談到部分學校可能認為體育會影響課業表現，因此不支持學生發展體育專長。每個老師的包容度不同，遇到不接受學生運動員缺課的老師也是問題之一。他觀察到，許多學生運動員即便擁有公文，學校仍不配合準假，因而影響課業成績。但幸運的是，他的高中校方提供學生自由發展的機會，對於請假事宜也相當寬容。邱映瑄說：「學校不一定要給（我們）場地或經費，反而是提供課業上的一點包容，就已經很好了。」若校方願意以準假給予學生運動員支持，將會是他們發展體育的一大助力。政大法律系的邱映瑄坦言，雖然因訓練及學習犧牲交友時間，但他仍在花樁項目上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圖／邱映瑄提供<b>教練、器材與場地費　多種費用成運動員經濟壓力 課業和運動兩不誤的洪筱晴認為努力都是值得的，即使睡眠不足，他也願意為了亮眼的表現拼盡全力。　圖／洪筱晴提供學生運動員訓練之路困難重重，缺乏體育班資源的他們也需克服經濟壓力。曾在杭州亞運花式滑輪溜冰（以下簡稱花滑）摘金、現在就讀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的洪筱晴，即便沒有體育班的資源及優渥的家境，仍堅持長達12年的運動生涯。洪筱晴母親謝亞臻憶起當時女兒剛接觸花滑的情形時說道：「原本筱晴跟著哥哥一起學直排輪競速溜冰，但他從小就喜歡舞蹈，所以就讓他選擇花滑。」踏上花滑之路後，隨之而來的是龐大的訓練費用。謝亞臻無奈表示，由於經濟考量，無法讓筱晴每天上教練課，只能透過父親陪著練習，父親也會為了他上網瀏覽大量教學影片，希望在沒有教練的情況下，也能讓他精進技術水準。不過升高中那年父親的離開，使他失去主要的陪練者。本就缺少教練課，加上父親過世，當時的他對花滑的無力感倍增。除了昂貴的課程費用，謝亞臻談到場地租借費用也不低。他說：「在外面租一小時場地就要8000台幣，我們平常根本不可能有那些經費。」洪筱晴點出運動設備開銷也是一大支出。家庭少了經濟支柱後，母親一人擔起所有花滑的開銷。為了減輕家裡負擔，即便裝備需要頻繁汰換，洪筱晴仍堅持將器材運用到不敷使用的程度，「通常（輪子）有一點晃動就要換，但我會用到真的快不行時才換。」洪筱晴說道。多年運動生涯倚靠家庭經濟的支持，直到在比賽中表現出色，才讓洪筱晴有機會得到協會的補助。然而，謝亞臻透露，協會補助的對象每年都會調動，補助金額也因年齡組別而有差異，即使順利拿到補助，也很難支付高昂的比賽費用。「出國比賽的話，機票、住宿加一加都要出十萬台幣以上。」謝亞臻說道。即便現在家庭收入足以支撐，但由他一人持續負擔這些花費仍不是長久之計。洪筱晴除了勤奮訓練，也沒有放棄課業學習。他回顧求學歷程時說道：「我住得很遠，又待在注重升學率的學校，5點就要出門，晚上11點多才到家。」洪筱晴盡可能地在校完成作業，運用課餘時間練習。儘管做好時間管理，但他也曾有失利的經驗。前年因亞運選拔賽和學測時間相近，洪筱晴選擇專注在亞運訓練，而放掉學測，但後來的結果一度讓他陷入低潮。「我申請清大『拾穗計畫』（特殊選材）沒有過，亞運選拔也沒選上。」洪筱晴回憶道。所幸那段時間有母親和朋友的陪伴，才讓他重拾出發的勇氣。 對洪筱晴（圖右）而言，他很感謝家人的支持，每當受挫時，都是家人的陪伴和鼓勵讓他在花滑的道路上堅持下去。　圖／洪筱晴提供運動員堅持平衡課業表現　追求未來多元發展學生運動員兼具學生及運動員身份，除了遭遇人際、經濟困境等多方面的挑戰外，均衡發展專業項目和學科能力是最需要克服的問題。劉芸安、邱映瑄和洪筱晴三人皆從事小眾運動項目，即便如此辛苦，為什麽他們還要在平衡兩者之間掙扎？台灣目前的主流學習風氣仍以讀書為重，雖說近年來家長對於運動發展的態度漸趨於支持，但當孩子面臨升學階段，運動佔用太多額外時間，便有可能面臨取捨。以邱映瑄為例，家人並沒有因為他在花樁上的優秀表現而忽略課業，而是以成績作為他繼續訓練的條件。「這就很看家長的認知，當發現孩子在體育上有天賦，才可能會繼續支持他走這條路。」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潘義祥強調這是各國的運動文化差異使然。具有兩度經營體育班的經驗，現為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校長的陳棟遠，觀察到學生運動員在求學過程中所面臨的難處，他說道：「當（學生運動員）太過重視競賽表現，在學習上能投入的心力相對也會受到影響。」若學生運動員只單投入在專業項目的訓練，長時間下來可能會造成課業進度落後，後續若想轉換發展方向也有一定的難度。潘義祥認為，學生運動員不能只朝著提升運動技術為唯一的發展方向，而是應該在顧及學生本分的基礎之下，再去發展運動專業。「如此才能讓學生運動員達到最理想的狀態。」他說明。潘義祥也以目前的體育班體制為例，當學生進入該體制後，會太早專注在特定的運動項目上，而減少其他探索的機會，如果未來無法繼續從事該項目，反而會讓其難以適應一般社會的發展。體育班的設立雖然能幫助學生運動員更專注在項目訓練上，也提供穩定的資源和經費，然而對於較為小眾、沒有體育班可參加的冷門體育項目來說，選手在培訓上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和金錢。潘義祥補充道：「在體制外的選手較難獲得發展機會，資源也相對稀缺，學校或家長需要找更多的經費來協助。」以洪筱晴為例，在奪下亮眼的競賽成績、獲得協會補助之前，只能依靠家人全額支出練習費用。「除了教練費、場地費等訓練費用，裝備的汰換也需要自己負擔。」洪筱晴說明。他也提到，教育部體育署提供給選手的補助主要是依據運動表現而定，除非家庭能給予足夠的支持，不然沒有優異的競賽成績很難在這條路上長久發展。而潘義祥也認為，國家在運動的平衡上應該是多元化多面向的，不論是體育班還是個人訓練，都要有政策或計劃去支持。劉芸安奮力向前擊出致勝的一劍，在刀光交錯和觀眾掌聲的背後，只有他自己明白一路走來的辛酸苦楚，以及那些在賽間空檔，仍須帶著參考書和考卷苦讀的日子。無論是選擇進入體育班接受團體培訓，抑或是透過其他管道訓練，在滿足社會的期待之下，這些學生運動員如何在課業和體育專業中取得平衡，且獲得一定的成就，是他們正共同努力著的目標。

【專題記者李冠杰、張庭瑀、高海葳、洪靖淳、蔡明衡綜合報導】「能仁家商後衛高錦瑋一個空中拉竿躲過對手撲防，澆熄南山高中的反撲氣焰，幫助能仁高中拿下隊史第三座HBL冠軍。」近年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 HBL）（以下簡稱HBL）風潮盛行，轉播單位FOX體育台表示，今年度HBL直播的點閱人數相較去年，成長幅度超過500%。然而精彩賽事背後，卻犧牲大量球員的上課時間，曾是新北市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能仁家商）籃球隊成員之一的王詠誠分享，高中很少到教室上課，一天的練球時間更超過六小時，導致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其他科目。他笑道：「常常練球練到張眼閉眼都是練球。」 近年HBL風潮盛行，於台北小巨蛋舉辦的總冠軍賽每年更吸引上萬名球迷到場觀賽，場面十分轟動。　圖／蔡明衡攝<b>球員訓練時間長　學科術科難兼顧HBL居高不下的關注度，讓各高中對於籃球代表隊寄予厚望，希望他們在聯賽中打出好成績，因而各校都有自己的訓練方式。以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為例，平時每天男子籃球代表隊的練球時間分為早上及下午，整天練球時數約四個半小時，倘若正值盃賽期間，訓練時數將會增加半小時到一小時不等。能仁家商則是在非賽季時段，籃球隊球員每天早上要到學校上三節課，而賽季時，球員則不會進教室上課。各高中代表隊練球時間雖不同，但主要皆遵守教育部規定。事實上，教育部針對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之課程規範分為一般學科課程與體育專業課程，其中體育專業課程包括體育專業學科及專項術科，每週以12小時為原則，若體育專業課程時數不足，可由晨間、課後或假日時間補齊。目前效力於南山高中籃球代表隊的學生球員陳力生坦言，雖然學科部分只學國、英、數，但由於上課前需晨訓兩小時，導致球員上課時常感到疲累，難以將注意力集中在課堂上。台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體育班學生李毓辰亦分享，球隊現行訓練以基本動作和團隊訓練為主，一天二練，分別為早上七點至十點，及下午四點半至八點半，共約七小時。他表示，長時間的訓練確實有效提升球員的球技，但對於希望培養第二專長的學生而言，訓練時間過長可能影響球員上課品質，甚至缺乏時間吸收新知。針對各校體育班的大量訓練，教育部建議一天練習時數不應超過三小時。對此，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籃球代表隊教練陳定杰表示，可以理解教育部希望球員均衡球技與課業發展的美意，但他也質疑，在現行教育部以體育專長成績為升學標準的體制下，一日僅練球三小時，球員恐無法獲得好的成績。為了學生的升學機會，陳定杰在訓練籃球專業和均衡課業發展上陷入兩難，「一方面你要球員有好的競賽成績才能獲得更好的升學機會，一方面你又要學生在籃球專業科目上不要花這麼多的時間，那不是很衝突的事嗎？」「高中生還是要有高中生的樣子，該有的學習還是要有。」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 UBA）（以下簡稱UBA）公開一級球員王詠誠一語道破台灣體育班學生面臨的困境。學生的時間幾乎被籃球佔盡，讀書的時間寥寥無幾，他也坦言，「剛進入大學一開始就感受到落差，會覺得和人家差很多，為什麼他們很快就讀完文本，我卻要花更多的時間。高中三年都在打球，人家都在唸書，落差自然會出現。」學校重視學生體育專長，固然是件好事，但忽略球員課業學習狀況卻成為制度下的缺失，而同樣重視體育教育的美國，對於高中體育專長學生則有嚴格的成績要求。以美國高中籃球隊制度為例，球員高中階段需完成16門核心課程，並達到規定的GPA成績（註1）與SAT（註2）成績。進入大學階段，學生球員在大二前必須完成畢業要求全部課程的40%，大三完成60%，大四完成80%。（註1）：成績平均績點（英文：Grade Point Average，縮寫：GPA），是大多數大學及高等教育院校所採用的一種評估學生成績的制度，同時也有少量中學採用這種制度。計算方法為把學科所得到的評級，換算成為一個績點，再按照各學科所佔學分比例加權所得的數字。具體算法因國家、地區及學校的不同，形成不同差異。&nbsp;（註2）：SAT測驗，台灣稱「學術水準測驗考試」，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定期舉辦的測驗，和ACT一起並作為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之一。 相較美國高中對於籃球隊學科成績的要求，目前教育部對於高中籃球代表隊學生的學科成績要求並無訂定統一標準，而是讓各校自行規範。對此，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科長蘇錦雀解釋，各校運動項目繁多，不限於籃球，再加上學校的資源不盡相同，若訂定統一標準恐造成校方麻煩。「很多球員沒有了籃球，他什麼都不是，怎麼辦？」知名球評李亦伸點出籃球專才恐遭遇的困境。他認為目前教育部制度對提升體育班學生體能、天賦和技術有益，但也導致各高中過於重視體育成績，以制式化、職業化的管理方式教導學生，而忽略學生應受的品德、課業教學。 能仁家商高三球員高錦瑋於冠軍賽第四節連拿10分，成功率隊將比分擴大，幫助球隊最終拿下隊史第三座HBL總冠軍。　圖／HBL高中聯賽臉書粉專提供&nbsp;<b>高中籃球過早職業化 球員未來發展恐受限有鑒於台灣現行升學制度依舊以課業成績為重，若學生過度專注籃球，仍有可能限縮未來發展。許多高中體育班為讓球隊於比賽中得名而採職業化的訓練方式，一天練習時間大幅超過學習時間，因而影響球員學業，造成其專長限縮於籃球，減少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李毓辰自國中便就讀體育班，對籃球抱持極大熱忱的他表示，目前對未來的規劃仍以籃球為重，但若未來無法順利升上UBA重點大學，會考慮轉換跑道。縱然現行制度能訓練出良好的體能與技術，並掀起高中籃球熱潮，但他認為，並非所有球員皆欲以籃球作為志向，因此期許校方能夠重視體育班的課業學習，避免過度偏重籃球。針對目前「HBL過早職業化」的現象，李亦伸認為，現行高中體育班職業化的訓練幫助學生提升專科項目的成績，但也因為方式過於制度化，使學生缺乏自我啟發、理解的機會。接連下來，不僅課業遭到忽視，更可能讓學生忽略生涯規劃，甚至缺乏自主學習能力。他舉例，高中時期有教練盯著學生練習，但到了大學自由時間增加，球員卻因缺乏自主管理能力，態度懈怠，甚至降低自我要求。「一天練習六到八小時，課業多少會被長期練球影響。」不同於同校其他球員就讀資料處理科，光復高中籃球隊的球員李皓暐當初因為國中學業成績優秀而選擇普通科就讀。他進一步指出，雖然自己就讀普通班，但由於參加籃球代表隊，須跟著練球，所以常請公假。他也認為，高中體育班不應太早職業化，否則不僅會消磨學生對籃球的熱情，也會影響球員課業學習。「那些體育成績未到頂尖的學生，如果去掉術科後，學科也不行，那麼他們未來該怎麼辦？」蘇錦雀表示，早期體育班的訓練方式都是土法煉鋼，棄學科補術科，追求傲人成績，但過早、過大的訓練量也間接縮短選手的職業生涯。而教育部近年正積極與各高中、體育教練溝通，傳達「訓練重質不重量」的觀念，透過適當調配學生訓練與課業學習時間，讓學生得以兼顧二者，在保持頂尖體育班學生競爭力的同時，也幫助體育班學生具備基本學科素養，以利未來轉換跑道。「教練對於新觀念的接受會需要一段時間，但我們會繼續與各校溝通，宣導這樣的理念。」<b>球員畢業出路窄　盼CBL提供新舞台雖有部分高中體育班學生不以籃球作為未來目標，但欲打進UBA以進入職籃或出國發展的的學生仍佔大多數。學生若順利進入UBA名校並打出好成績，畢業後除出國發展外，便是前往SBL挑戰自我。對此，李亦伸表示，HBL確實帶起籃球熱潮，且UBA人氣近年也慢慢升高，「但到了SBL由於經營不善、推廣不好，這個舞台的票房、人氣等都不斷下滑，整體高中大學缺乏未來願景」，因此需要一個更好的平台讓球員願意留在台灣。然而近日卻傳出多隊SBL球團不願加入預計在今年11月開打的台灣職業籃球聯盟——中華職籃大聯盟（Chinese Basketball League, CBL）（以下簡稱CBL）（註3），讓高中、大學球員出路增添不確定性。（註3）：有鑒於其原先半職業化的超級籃球聯賽（SBL）16季票房、關注度不佳，加上大量球迷流失，前立委高志鵬發起CBL職籃籌備小組，希望藉此吸引球迷。聯盟成立同時，也希望原先SBL所屬的8支球隊加入CBL行列，共同為台灣職籃創立更好環境。目前已加盟的球隊只有台啤、台銀二隊，其餘球團仍在考慮階段，達欣虎隊則宣布不朝職業化邁進。前SBL達欣虎隊球星、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籃球校隊教練王志群指出，CBL成立的動機雖是為取代票房和關注度皆不佳的SBL、重新提供好的舞台給球員，立意良善，但其制度尚未明朗，某些制度與SBL無太大差異，讓球團不願投入資源。如前三年沒有規劃主客場制，洋將的薪資上限也還是3萬美元（約94萬元台幣），「職業化就是要視覺享受，像之前職棒來了一個MLB洋將，觀眾都搶著進場看球，但只有3萬請得到哪個球星？」不過，王志群也提到，由於目前CBL處於草創時期，仍需要給點時間讓聯盟改進。 王志群認為，SBL球團不是不願意將資源投入CBL，而是目前CBL的架構還不完善，讓球團感受不到CBL與SBL的差異在哪。　圖／李冠杰攝「目前SBL的市場一直在萎縮，有超過八、九成的高中大學球員畢業就沒有平台去。」李亦伸直言，如果籃球能順利職業化，將會帶動整個產業，未來高中、大學、一線、二線甚至三線的球員就會有一個更好的舞台。王詠誠分享，當初高中畢業後選擇就讀政大，學習到許多新知，讓他生活不再只有籃球，也得以留下一條後路。但他補充，目前仍以籃球作為生涯目標，不管屆時的籃球聯賽是CBL或SBL都會努力爭取，也不排斥出國發展。他坦言一路走來，總有隊友因對未來不確定，或對籃球失去熱情，漸漸不再以籃球為志業，「不論是因球技不突出還是失去興趣，多數人都會思考是否需要轉換跑道，這也是所有體育專才學生會面臨的問題。」雖然高中和大學的籃球專才畢業後出路狹窄，但近四年來，許多高中職仍廣設體育班，就讀體育班的人數及班級數也逐年上升。從103學年度的9507人，上升到106學年度的1萬526人。對此，蘇錦雀解釋，設立體育班的門檻較低，招生也較普通班容易。相較於普通班需要35人才能成班，體育班僅需15人即可成立。另外，設立體育班也能夠舒緩學校人力吃緊的問題，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普通科每班可以設置教師兩人，每達四個班級可以增設教師一人。但每一個體育班可設置的師資上限為三人。因此成立體育班，可能是學校爭取人力資源的一種策略。體育班蓬勃發展對於校方爭取更好資源、師資看似有利，但廣設體育班的背後，其實有不少負面影響。「有些體育班我們去看，我覺得其實經營得很辛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在定期的體育班訪視和輔導中，蘇錦雀看到了某些學校的體育班在匱乏的資源中求生，導致學生發展受阻，他也察覺廣設體育班的隱憂。而教育部面對這樣的情形多採溝通方式，先給予校方建議及協助，若尚無成效則輔導校方轉型，確保學生最佳利益。雖大部分體育班學生將體育產業做為未來志向，但仍有部分學生因興趣或術科成績不佳，轉往其他領域發展。「基本的學歷還是要keep住。」蘇錦雀認為，如何讓體育專才學生擁有一定程度的基本學識是未來教育待努力之處，唯有如此才能使這些學生的未來發展有更好的保障。&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