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靚蕾在IG上以千字長文公開離婚事件內幕，網友紛紛湧入按讚，並於其他貼文下方留言鼓勵。　圖／截自李靚蕾IG從上個月的高嘉瑜受暴事件到近期的李靚蕾一案，都揭露了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受到的身體、精神暴力。但值得反思的是，高嘉瑜及李靚蕾皆為高社經地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卻仍然在關係中居於劣勢、受盡傷害。高嘉瑜畢業於台大法律，是人稱「港湖女神」的高人氣立委；李靚蕾是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也曾在美國金融巨擘摩根大通上班。我們總認為在暴力發生當下，「受害者應當立即求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即便是不可能不知上述道理的菁英女性也很難做到。根據調查，研究所以上學歷的高等教育分子遭遇家暴時幾乎不會向外求助。當我們認為經濟弱勢、低教育程度婦女為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弱勢者時，這些精英婦女更因社會施加的期許與尊敬，在暴力中，為了維護尊嚴，選擇強顏歡笑、悶不吭聲。菁英女性難以啟齒的親密關係暴力，可以分為感性層面與理性層面。第一個不難理解的是受暴者對於「家庭」的想像。不論社經地位、教育水準，當我們與另一半墜入情網時，很常為了維護最初對愛與家庭的想像，在暴力中不停原諒。這可以解釋為何一名菁英女性甘願淪為無酬的家庭主婦，在不對等關係下仍然羈絆於夫家。李靚蕾17日的發文中也提到，當女性無酬擔任家庭主婦，會讓女性處於弱勢，「即便男生出軌或家暴也難有話語權。」根據109年度臺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調查報告：「受訪者的就業主要是受僱全時工作（692 人，46.0%），其次是其他（230 人，15.3%），深入瞭解發現，其他中以家管及照顧家人的比率較高。」可見仰賴另一半為經濟來源的家庭主婦在親密關係暴力中尤其難以掙脫。此外，菁英女性還面臨「將過去公諸於世」的考驗。當受他們向外求援後，因其名聲、地位，很難不成為媒體與民眾關注的焦點。光是上週李靚蕾一案的討論聲浪就輾壓四項公投的討論，更遑論上個月分的高嘉瑜事件，直到本月中才稍稍緩解。或許你認為：多一點人幫受害者主持公道，難道不好嗎？但我們檢視李靚蕾與王力宏雙方攻防戰中所揭露的種種細節與抹黑，以及高嘉瑜被翻出的前任往事和造謠，當唯一的解脫方法是將私領域的事情公諸於世，可以想見受暴的菁英女性要勇敢發聲是多麼煎熬的決定。高社經地位家庭中的關係、身體暴力較難由司法單位介入解決，不論是施暴者或受暴者皆有較多資源可以動用來粉飾太平，受暴者勇敢揭露後更會面臨眾人議論，當我們用梗圖稱李靚蕾擁有「蕾神之力」、用電源插座暗示其為高嘉瑜，似乎都站在電視的另一端以吃瓜群眾姿態等著下一齣好戲上演，但我們眼中的好戲，卻是他們的真實。 網友在社群媒體上以「插座照片」創作梗圖，並在標題處寫下家暴事件受害者的名字。　圖／截自Dcard梗圖板面對親密關係暴力，社會應該要打造一個安心、安全的環境，讓受暴者都能自在地求助，不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當我們得知受暴案件後，更應以嚴肅的眼光看待。試想，當身旁摯友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我們不會選擇揶揄、嘲笑，或在公共場域高談闊論。同理，面對高教育水平、高社經地位的受暴者，我們也應秉持同樣態度，在眾聲喧嘩的社群媒體中，不嘲諷、少八卦，留給受暴者一個得以喘息、修復的空間。

家庭暴力的背後牽涉經濟、文化和長照等議題，更隱含各家庭成員裡彼此間的權力關係。來源：Pexels【專題記者何昀儒、劉書妤、蔡淳宇、楊瑞盈綜合報導】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吳敏欣回憶過往協助的受暴案例，一位70歲老人長期懷疑妻子外遇，時常以三字經辱罵她，後期變本加厲出現掐脖子等肢體暴力行為，並頻繁打電話確認其行蹤、控制人身自由。這位妻子為了子女不斷忍耐，孩子長大後，又認為彼此年事已高，因此不願通報。最後讓這位妻子決定通報的關鍵原因是丈夫高頻率地要求行房，當行房不順利時便惱羞成怒，進而毆打妻子。在一次丈夫動粗後，妻子請求女兒幫忙報警。然而，警方到場詢問其是否要申請保護令，卻又讓她猶豫不已，認為夫妻鬧上法院不妥。大眾對上述婦幼受暴案例相對熟悉，然而隨著社會結構改變，家庭暴力受害者不僅限於婦女與兒童，高齡化社會沉重的照護壓力，導致老人受家暴的比例逐年提升。而跳脫以往的刻板印象，男性也可能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多數人常忽略這些較少數受暴者群體。此外，近年新移民人口逐漸增加，亦衍生出新移民配偶受家暴的問題。逃不開的羈絆——居留權成家暴通報阻力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資料顯示，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從民國93年的33萬6483人，上升至108年的55萬7450人。「文化衝擊上的不了解，導致家庭暴力發生。」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戴世玫講述一位菲律賓籍配偶的個案，婆婆要求媳婦到香舖購買蠟燭，但由於文化背景不同，該媳婦認為白色聖潔即購買白色蠟燭，卻不知白色在中華文化中象徵往生，婆婆見狀十分生氣，進而對她施以肢體暴力。這位新移民因尚未取得身分證，丈夫又是法律上的唯一保證人，加上證件被婆婆沒收，她選擇忍耐，並聽從婆婆及丈夫的指令。類似上述案例的新移民受暴者，若想完全脫離暴力環境，往往須走上離婚一途。然跨國婚姻離異，牽涉居留權問題，因此居留權常影響受暴新移民的通報意願。中港澳之外的新移民配偶，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規定，若未生養子女，且未取得保護令，離婚後就必須返國；若其子女取得台灣國籍，則可依親居留。而針對中港澳配偶，另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與《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法令，可以針對移民做絕對的處理。」戴世玫表示，移民法無法一體適用，為目前處理新移民家暴事件的最大困難。而新移民配偶若離婚，還需面臨爭監護權的難題，她們可能因對於台灣法律不熟悉，擔心爭取不到子女監護權，恐被迫與孩子分離，而動搖通報意願 。雖目前法院以孩子的最佳利益為考量判決，如果新移民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且有穩定的工作，即使經濟實力不如丈夫，仍有機會取得孩子的監護權。然相較台灣婦女，新移民配偶的原生家庭無法立即提供支持與庇護，打官司耗時耗力，對她們是一大負擔。此外，由於東南亞儒家文化盛行，部分新移民因家醜不外揚的觀念，而無法放下面子通報。且新移民到台灣發展，被親朋好友寄予厚望，因此她們回到家鄉也不敢向家人傾訴婚姻不幸福。為減少新移民受暴黑數，戴世玫認為，政府對於新移民的查核機制應更為主動，當她們入境時，第一時間將其個資建檔入庫至政府各單位。日後若新移民遇家暴，各縣市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暴防治中心）透過移民署服務站的查核系統，即可調閱相關資料，達成體系間合作。高齡社會的未爆彈——長照問題觸發家暴近年台灣人口結構變化，除了新移民增加之外，也邁入高齡化社會。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公布的「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94年「老人虐待」通報案件共有1616起，107年則攀升至7745起，顯示老人受暴案件有上升趨勢。臺北市家暴防治中心專線及救援組組長王儀玲談到，這可能與高齡化和社會變遷有關。老人家暴議題涉及諸多面向，有些案子起因於照護問題，有些則是孩子為了爭家產毆打父母，各類案例分別需不同系統介入支持與處理，包括法律專業人員、長照服務等。「造成老人受虐黑數的原因，可能是老人本身能力問題，如失智或行動不便。而不願通報則與親情羈絆有關。」吳敏欣觀察，父慈子孝的思維深植人心，有些老人無法接受自己舉報或控告兒女。王儀玲亦說：「老人受虐案件大部分都是非常嚴重才通報，或者老人就醫時，醫護人員見他身上有傷，家暴才被揭露。」依社工的實務經驗，王儀玲表示，老人受虐致死原因多與照顧問題有關。「老人經濟安全是很重要的課題。」她補充，老人應該保持經濟獨立自主，有些長者依循傳統觀念，提早將家產分給子女，以為子女會善盡照顧責任。其實不然，每年都有幾起老人遭遺棄的案子，最終由政府單位協助緊急安置。為降低老人受暴黑數，目前113保護專線設有通譯人員，使照顧老人的外籍移工，即便中文不流利也能協助通報。另外，醫護與從事老人服務相關工作的人員，若知悉老人受暴，也都有責任通報。男子氣概的枷鎖——被忽視的求助聲不只老人有「法不入家門」的思維，部分男性也困在傳統男子氣概的迷思裡，致使家暴黑數產生。據衛福部「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及相對人概況」統計，94年男性受暴通報人數為1萬49人，佔總通報人數的17%，107年男性通報人數則達2萬8963人 ，攀升至總數的30%。對此臺灣男性協會秘書長王泓亮表示，愈來愈多人意識到家暴可尋求正式系統協助。然而，許多案例即使通報也未必能成立，因此受害者不一定能得到應有資源。「當你拿掉性別的框架後，其實有很多可能會發生。」王泓亮說。他闡述，一些男性受暴者覺得自身較強壯，因而告訴自己「我要忍」，這種個性反而默許了家庭暴力的發生。而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社工督導王孝予也表示，「中華文化下的家庭父權概念仍存在，對一些男性來說，受家暴是件丟臉的事。」此外，經濟控制也被視為家庭暴力的範疇，雖經濟控制在男性受暴案例中為少數。不過王泓亮也表示此類型案例仍時有所聞，像是妻子管控丈夫薪水，一天只給予餐費和交通費。這實際上亦屬經濟控制，然而多數當事人卻都沒意識到自己可能已成為受暴者。除了男性受暴者本身受刻板印象侷限而成為黑數，求助體制對男性不友善是也是原因之一。王泓亮認為，台灣家暴的求助系統過去奠基於「異性戀」、「已婚」及「有子女」的婦女族群，以這個族群受害者的經驗建立。即使如此，該群體都不見得能得到全面的協助，群體以外的人，例如男性、多元性別者或新移民，便更難得到完善扶助。另外，社會工作者作為受暴者求助管道的一環，其敏感度不足可能造成當事人通報不成反被羞辱，進而影響受暴者對求助系統的信任度。「很多時候求助系統不友善，你（系統）不友善，受暴者就不相信你，他又怎麼會來求助呢？」王泓亮提到男性願意出面求助時，通常狀況都相當危急，比如傷勢嚴重或小孩受威脅，不然男性受暴者並不相信求助系統。王泓亮說明，若男性遭遇家庭暴力問題，可撥打男性關懷專線，或向台灣男性協會等單位尋求諮商，相關社福單位也會協助轉介家暴防治中心。不過相較婦幼保護措施，政府對男性受暴者的保護仍稍嫌不足，未統整服務男性受暴者的協會清單，且缺乏男性受暴者的安置庇護所。現今兩性平權的意識逐漸興起，民間社福單位積極宣導和教育，除了希冀打破傳統刻板印象，也期望以預防取代緊急救援，王泓亮沉痛地問：「人家真的來求助，那我們社福單位有辦法接住求助人嗎？」他盼政府能補全社會防護網，使社會對男性受暴者更友善。「有些案例其實是受害人，但他受害後一直沒得到處理，累積多年壓力而對小孩不當管教，所以才變成相對人（註）進入系統。」王泓亮說。註：相對人：「相對人」是家暴事件中的一方當事人，且當事人兩方都可能互為「相對人」。因此，「相對人」的範圍包含「加害人」。完善保護系統　盼減少家暴黑數王孝予提到，家暴專線不分性別與年齡，凡是家暴受害者，都可以撥打113保護專線尋求協助。「知道會如何被幫助這點很重要。」戴世玫表示，大眾明白遭家暴應撥打113，但鮮少人了解撥打後會得到何種幫助，「我們應該讓民眾清楚程序為何，以降低大眾的緊張和焦慮。」針對新移民家暴防治，衛福部保護服務司也補充，政府透過《新住民入國前輔導手冊》、官方臉書及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等，宣導人身安全相關議題，希望新移民及早尋求協助。此外，113保護專線也提供英語、越南語、泰語等五種外語通譯服務。除了保護專線，家暴事件也可透過第三方通報。然而，上述新移民配偶、成年男性與老人皆屬「家內成人保護」範疇，若當事人不願受協助，政府單位難以介入。王孝予回應，以台北市為例，如受暴者無意願接受社工協助，社工會協同其家屬勸說，「現在會以家庭為單位處理家暴案件。」此外，目前檢察官、社政主管機關與警察可依職權幫忙申請短期的「緊急保護令」，民眾亦可透過警察或自行向法庭聲請「暫時保護令」與「通常保護令」。但欲獲長期保護，受暴者必須出庭並提出證據，以聲請通常保護令。當受暴者通報並進入保護體系後，社工便會依當事人需求給予幫助。王儀玲舉例，家暴防治中心可提供專業法律諮詢，社工也會和律師、醫師、警察、里鄰長和司法機關等單位合作，多方整合各種資源，才能給予當事人適當協助。 各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針對每位受害者提供經濟、法律、諮商等不同面向的協助。圖為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圖／蔡淳宇攝預防勝於救援　從源頭降低家庭暴力「家暴後續的通報、救援，其實都是在補救。」王孝予認為，預防是根除家暴最有效的方式。不只是各縣市家暴防治中心，許多非政府組織也投入預防宣導，鼓勵家人間交流彼此想法，避免長期累積不滿致使暴力發生。此外，王儀玲也指出，鮮少民眾會於婚前進行婚姻輔導，她希望國人在組成家庭前，學會如何溝通與解決問題。她也強調，家暴不分性別、年齡及種族，每個人都可能受家暴，唯有從教育及預防宣導著手，才能減少憾事發生。

【記者林奕辰綜合報導】200雙紅鞋展示在以色列拉賓廣場上，以「紅色」象徵家暴受害婦女的血液。以色列兩萬名示威者為了抗議政府對侵害婦女的暴力行為毫無作為，4日聚集在特拉維夫市中心，舉行全國性的女性罷工運動。 抗議者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拉賓廣場上，展示了約200雙紅色的鞋子。　圖／費爾森提供以色列婦女於4日晚走上街頭，以紅色油漆象徵鮮血，還原婦女被家暴的悲慘場面。組織罷工的婦女團體控訴政府至今遲未撥款去年國會批准「為打擊侵害婦女的暴力行為」的預算共2.5億謝克爾（約新台幣20億），同時呼籲政府採取更多行動，並撥出國家資金來解決這個問題。 約兩萬名示威者聚集在特拉維夫的拉賓廣場，抗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圖／費爾森提供同日，臺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 TAU）師生聚集在校門發表演說抗議。臺拉維夫大學學生安妮（化名）提到，他們在社會上性別歧視明顯，「尤其職場上女性與男性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臺拉維夫大學師生於同日聚集在校門口，發表演說抗議女性暴力問題，活動持續一小時。　圖／安妮提供對此，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FU）學生蒂基・森德克（Tiki Sendeke）表示，他相當訝異即使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女性，也一同參與遊行抗議，「對我來說，在以色列能看到這種情況讓人感到很欣慰。」根據《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上周兩名以色列未成年少女於同日被發現遭熟人謀殺，警方指出，今年以色列共有24名女性遭殺害，許多民眾的不滿引發全國性的女性罷工運動。以色列國內逾200家公司更為了聲援此一活動，允許女性員工不上班參加抗議，總罷工人數超過10萬。 抗議活動中，不少受害女性親友、女權運動領導人和民選官員在現場進行演講。　圖／費爾森提供參與抗議活動的羅尼・費爾森（Roni Felsen）對於政府的裹足不前，嚴正表示政府當局應當正視自己的錯誤，「在以色列如此多女性無辜被謀殺時，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以色列婦女走上街頭，以紅色油漆象徵鮮血，以呈現受害者遇難情形。　圖／費爾森提供此外，抗議者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拉賓廣場上展示約200雙紅色的鞋子，該裝置的靈感來自於墨西哥藝術家艾琳娜・肖維（Elina Chauvet）的作品。2009年起，針對大眾對女性謀殺案件的冷漠，他在世界各地展示的紅鞋，以紅色「代表女性受害者血液」，表達自我的不滿。2018年初至今，以色列已有共24名女性被謀殺，謀殺案中更有超過半數加害人為伴侶或男性親屬。巴特爾・貝兒・夏蘭（Batel Belle Shalem）認為，不僅是毆打或殺害，羞辱女性的尊嚴也是一種暴力。對此，以色列婦女聯合會（The Israel Women's Network, IWN）表示，「政府加入戰爭，拯救以色列婦女性命的時候到了。 」總理本雅明・內塔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為了回應抗議活動訴求，於5日上午召集暴力侵害婦女問題部長級委員會，下令立即執行打擊侵害婦女的暴力政策，以解決抗議者所提出的問題。

【記者徐湘芸綜合報導】好劇團成立至今近一年，劇團冬季公演《監》以社會對生活的各種箝制為概念發想，4日起，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小劇場演出。好劇團組成目的是替女子發聲，而本劇背景也設定於一座住宿女校，描摹來自社會對女性所建立的各種「監」牢。 「好劇團」冬季公演《監》，希望以社會與外界各種的箝制與標準為主軸，探討社會問題與現象。　圖／《監》劇照攝影葉彤提供橘黃色的光從牆面透出，當名為陳心樓的女學生站在舞台一側回想起童年，飾演他童年的小女孩在一陣煙霧後現身舞台中央。小女孩因身處如同牢獄的診間而不安侷促著，時鐘的滴答聲顯得刺耳。揹著麋鹿包包的他一邊來回奔跑，一邊依指令說出：「我要乖乖的，我是正常人」。長大後的陳心樓，憶起自幼因過動兒的身份，而被外界以有色眼鏡看待，「我做任何事好像不是因為我想做，而是因為我是過動兒而做。」他嘶吼著，訴說著被困住的無奈。飾演陳心樓的文大戲劇系學生黃蓉則說：「我的劇中角色在醫療檢測後，從此被貼上過動兒的標籤，揮之不去。」 飾演陳心樓小時候的女孩，在如同監獄的診間中，被迫達成指令以及符合人們「正常」的期待。　圖／《監》劇照攝影葉彤提供水聲答答作響，另一個女學生在熄燈後偷偷摸摸走進廁間、褪下衣裳，替身上來自家暴的傷上藥。「每個人生都有屬於自己的監牢。」觀眾、文大戲劇系學生陳慶瑜說，那些規範、標籤可能來自家庭或社會，替個人定位他自己。他另表示舞台相當用心，以廁所的框架去模擬監牢與人的無助困境。 劇中飾演吳靖蓉的女孩，在半夜時分躲進廁間，小心翼翼為身上遍布的家暴瘀傷擦起藥膏。　圖／《監》劇照攝影葉彤提供身兼導演及編劇、文大戲劇系學生許紫茵表示，《監》是從自己生活經驗進行創作，「監代表一種困住，無論是被外在環境或內在思考束縛。」高中也曾住宿女校的他說：「像女校有許多衣著規矩，或對月事遮掩的態度，都是一種侷限。」他希望透過戲，讓大家看見與發現這些問題。許紫茵指出，「好劇團」期許能替女性發聲拋開社會標籤外，也希望透過戲的實驗，讓觀眾能自然看待不同性別認同與傾向，「像許多戲把同性戀劇情特別化，如特別強調『女生喜歡女生』，其實也是一種刻板標籤。」他希望透過這齣戲讓它回歸生活平凡的事。 劇中飾演舍監的Lily，象徵掌控者的角色，對於學生的作息與行為予以箝制。　圖／《監》劇照攝影葉彤提供「《監》除了描述學校如同監獄外，也像在說人們總是被世界監視著。」就讀文大戲劇系的觀眾劉文傑表示，這齣戲提及了許多女性會遇到的問題，以及要他們遵守來自社會強加的規範、標準，「不過比起過去，有些框架已慢慢消失，而女性人權也逐漸有所突破。」 劇中兩位女主角靠在洗手檯邊，望著窗間縫隙灑下的光，各自在不同的標籤與監牢中困頓而亟欲渴望自由。　圖／《監》劇照攝影葉彤提供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學生蕭鈞毅（右二）上台領獎，他以創作〈記得我〉拿下小說組首獎，第一次參加就獲得好成績。　 圖／台北市文化局提供　【記者謝佳穎台北報導】「第17屆台北文學獎」9日在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頒獎典禮。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系學生盧羿樺創作〈潛水練習〉，描寫主角藉不斷潛水，逃避現實生活的無奈，拿下散文組優等，成為本屆最年輕的得主。　文中，主角家庭破裂，父親因事業不順，常對家人施暴，母親默默承受暴力。主角多次躲進浴室、潛入浴桶，阻隔外界聲音，以此逃避家暴。評審鄭明娳認為，潛水需要長時間憋氣，無法自由呼吸，此行為也象徵家暴陰影束縛主角。　作品中寫到：「台北曾是湖泊，湖水流瀉而出後成為盆地，在這個雨夜，它又重新變為一座湖。我轉過頭去，看見父母在水裡困難而堅定的呼吸。」盧羿樺以「水」的意象串起主角的記憶，水除了代表有形的台北湖、主角與姐姐曾經遊玩的小溪，同時也是無形的都市生活壓力。盧羿樺表示，創作靈感來自新聞和大眾話題，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家暴和家道中落都是隨處可見的真實人生。　小說組首獎、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學生蕭鈞毅的作品〈記得我〉以第三人稱，描寫困頓家庭的心境。蕭君毅解釋，四個角色各有心靈傷口，但都靠間接手段，不斷吶喊「記得我！」希望他人看顧，藉此證明自己的存在。小文平時缺乏照顧，逃學後終於得到父母注意；寄養的表姊壓抑情緒，將想家的不滿發洩在小文身上，希望父母趕快帶自己回家；媽媽淑安因生病而格外需要被惦記；爸爸正益辛苦工作，期盼家人能成為他的依靠。　蕭鈞毅分享，他某天在台北市萬華區觀察一對姊妹，穿著有些邋遢的制服，一個在哭泣，一個感到不耐，蕭鈞毅揣測姊妹可能缺乏良好的照顧，突然有股衝動想寫出小人物的故事。於是以姊妹出發，虛構一個都市邊緣的家庭，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困境。他表示，這對姊妹很可能立刻就被路人忘記，但他想用小說寫下城市中人們不曾注意的角落。蕭鈞毅說：「歷史學家負責紀實，小說家的工作則是記錄情感。」　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林若寧創作〈丈量台北〉，林若寧來自屏東，長期在台北獨自生活，常常不安，於是將在異鄉生活的經驗寫成詩。詩的開頭，林若寧將台北擬人，城市化為親人問起的一位遠方朋友。「陽臺外／整夜沒睡的襯衫微微／著涼，那身形像極了妳——最好的模樣」林若寧表示，此句傳達她印象中的台北，半夜總是濕冷，城裡的人們守著疲憊，熬夜工作。　林若寧表示，她去年擔任台北文學獎的頒獎典禮工作人員，看著台上作家閃閃發光，便下定決心投稿，今年有幸獲肯定，得到現代詩組評審獎。　評審、作家廖玉蕙表示，往年常有文壇老手來奪魁，但本屆不一樣，新手實力不容小覷，前輩並不一定有優勢，新生代的出現是一個非常棒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