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博媛、王保伶、周元曦、林以晴報導】2024年10月23日，周杰倫台灣場演唱會門票開賣瞬間售票網站隨即卡頓，粉絲只能看著螢幕「轉圈圈」，隨後票券便在短短5分鐘內銷售一空。當粉絲數度刷新網站時，高價黃牛票卻已在各個演唱會買賣社團流通，根據聯合報報導，甚至出現一張要價30萬元的票券，引發社會對票務市場公平性與黃牛行為的討論。即使票券被炒到天價，市場上卻仍有一群為了見到偶像演出，不惜支付高價的粉絲。這一現象不僅顯示台灣現行票券市場失衡，也反映粉絲對參與演唱會的渴望心理。 「黃牛」指的是透過高價轉售票券或商品，以獲取利潤的非正式或非法仲介人。該詞源自於20世紀的上海，由於當時的票販子時常為搶購票券成群結隊、場面混亂，有如「黃牛群之騷動」，故稱其為黃牛。 台灣知名售票平台拓元售票系統執行長邱光宗說明，黃牛其實是市場機制下的產物，他們賺取消費者願付價格與原價格的差價，「當票被搶光，而且有那麼多人願意加價買票的時候，表示票價是被低估的。」他進一步指出，關鍵問題不在於轉售行為本身，而是供需失衡。邱光宗提到，曾有一場一萬個座位的演唱會，系統卻擋了數百萬個搶票機器人。 除了演唱會場地不足外，場館資源的分配亦是一大難題。邱光宗舉例，有些大型場館票券賣不完，熱門演唱會卻被擠到較小的場地，這種現象的背後，是公部門資源分配策略所導致的結果。負責審議小巨蛋檔期的臺北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長李岱穎提及，如果一個檔期同時有韓國和台灣的藝人，政府會優先考慮本國歌手的演出機會，因此在審核檔期時，評估標準不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擁有高票房實力的藝人也未必都能在小巨蛋演出。此外，場次過少也是隱憂。邱光宗解釋，售票公司有時會建議主辦方加開場次，但經評估後多只加一到兩場，仍無法解決票券稀缺性。因此，當熱門藝人被安排在較小的場館演出、場次不足，座位數量無法滿足粉絲需求時，黃牛票的出現便成為無可避免的現象。 「我本來就一直有在看票務，我有加微信的群組，裡面都有很多票。當時看到一個台灣人在小紅書上面出（票），我想說滿便宜的，就收了。」鄭先生（化名）說道。而另一位粉絲小林（化名）在受訪時，也坦承自己買過黃牛票，「在疫情解封後演唱會陸續變多，大家開始熱衷於看演唱會，整體需求變多，搶票也更加困難。」他表示。 為試圖了解民眾對黃牛票的看法，本報記者於3月28日至4月2日，以台灣民眾為調查對象，在臉書各大粉絲交流社團、Dcard（狄卡），以及Instagram發放網路問卷，共回收548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中，18歲以下佔10.4%（57人）、18–22歲 60.9%（334人）、23–29歲 21.0%（115人）、30歲以上 7.7%（42人）。 數據顯示，雖然超過半數的民眾表示從未購買過黃牛票，但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仍有近半數民眾表示願意購買。這些人當中，包含了願意花高價購票的忠實粉絲，以及對黃牛票本身並不排斥的民眾。 平時會購買黃牛票券的粉絲Y（化名）表示自己並不討厭黃牛，因為只靠自己也難以搶到好位子，「今天如果我接受這個價錢，那你也可以提供我想要的東西的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市場交易。」他說道。現行政府對票券市場的介入，多著重於管制供給面，較少針對需求進行調整。因此鄭先生認為，與其責怪購買黃牛票的人，不如思考為何市場機制無法滿足需求，「我後來的想法是，與其花大量時間刷票，不如直接支付符合自己願付價格的票價——這並不是對黃牛的支持，而是對自己熱愛事物的一種選擇。」他說道。 「老實說如果真的買不到票，且在經濟情況許可的狀況下，我還是會考慮找黃牛。」沒有買過黃牛票的粉絲小菜（化名）說道。他表示，雖然自己不認同黃牛抬價銷售的作為，且以目前的經濟條件也負擔不起高昂的票價，然而要是經濟能力許可，他會考慮購買黃牛票。 雖然政府修法嘗試管制黃牛，但是只要市場需求存在，黃牛仍會源源不絕地出現。知名黃牛N先生（化名）表示，台灣的黃牛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註一）修法後確實逐漸減少，然而這反而讓國外的有心人士看準機會，迅速填補了市場缺口。「例如2024年周杰倫演唱會，大部分票源其實掌握在大陸跟香港的黃牛手上，由於地緣跟語言，他們進入這個市場是最快的。」N先生說道。 註一：文創法新增第10-1條，凡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價格轉售者，將依票面價的10倍至50倍處罰鍰。若使用虛假資料或科技工具（如搶票程式、AI程式）大量購票，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處最高300萬元罰金。 2023年修訂的《文創法》已明確規範黃牛，將加價轉售票券、利用搶票程式大量購票等行為定為違法。同時，文化部也設立了黃牛檢舉專區，提供民眾申訴黃牛的平台。然而，民眾要成功檢舉黃牛其實並不容易。雖然文化部設有黃牛檢舉專區供民眾申訴，但檢舉人仍須提供詳細票券資訊，如票券來源、座位號碼及具體事證等，但黃牛往往只在交易成功後才會給這些資訊，導致民眾若不與黃牛實際交易就難以檢舉。 台北市議員陳宥丞也表示，根據臺北市文化局統計，在《文創法》修法後截至2024年11月8日，台北市共收到黃牛檢舉案件1805件，其中有1021件不成案、784件成案，但成案中又只有24件開罰，約僅占成案數的3%，顯示黃牛檢舉門檻高，成功率也低，導致民眾想檢舉也無能為力。李岱穎無奈地說：「（檢舉）無法成案是因為大多數案件沒有詳細資訊，查不下去就斷掉了。」本報記者也曾透過黃牛檢舉專區試圖檢舉黃牛，親身體驗到程序的繁瑣與限制，且由於無法提供座位號碼，最終以失敗告終。 李岱穎進一步說明，目前黃牛交易多在臉書、Instagram等平台進行，要確認黃牛真實身份並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查找對方的住址與戶籍資料。小菜也認為檢舉黃牛本身存在動機上的落差，因為想要舉報黃牛的人通常不會購買黃牛票，而願意購買黃牛票的人更沒有理由去舉發對方。為了因應檢舉困難與執法落差，臺北市政府也開始從制度與預算層面著手加強防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在周杰倫演唱會的票務市場亂象後，特別編列500萬預算，加強「藝文消費爭議及黃牛票券防治」項目。此外，也鼓勵票務業者採用「實名制」（註二）與「抽選制」（註三），以限制黃牛高價轉售門票及大量囤票的可能性。 註二：購票者在購票時綁定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入場時核對身分為本人才可入場。 註三：購票者在購票前登記抽籤，中籤後再付款購票。 目前台灣演唱會已逐漸開始採用實名制、抽選制，以及兩者並用的混合制（註四），試圖緩解黃牛現象。陳宥丞提到，根據其團隊調查，無實名制的演唱會，黃牛檢舉件數高達百餘件，相較之下，實施抽票制搭配實名制的檢舉件數僅為個位數，顯示遏止黃牛的效果較佳，「我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做到抽票加實名制，讓未來台北市，甚至台灣的演唱會買票有一個合理的機制跟管道。」他說道。 註四：實名制及抽選制同時實施。 然而黃牛N先生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實名制、抽選制的確會稍微增加轉賣黃牛票的難度，「但是我覺得對整個市場來說，是增加主辦的難度更大。」邱光宗則認為抽選制不僅無法有效遏止黃牛，反而還可能增加黑箱作業的機會。此外，若抽中票的粉絲因故放棄資格，將導致主辦單位需多次進行清票與重抽，這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與行政成本，也降低了主辦方與經紀公司採行實名制、抽選制的意願。由此可知，如何在防治黃牛的同時，兼顧主辦方、售票平台與粉絲的權益，仍是當前制度設計的一大難題。此外，在推動實名制與抽選制的過程中，也出現來自粉絲端的質疑。粉絲小林（化名）說道：「粉絲如果沒能在第一搶票時間購買到票券，後期收票的機率基本上為零，會讓真正想入場的粉絲在後期連一點入場機會都沒有。」 市場的供需失衡讓黃牛成為幾乎無法避免的現象，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對黃牛的檢舉與追查仍面臨諸多挑戰與執行上的困難。「在理想的票務市場中，真正喜愛該活動的人都能以公定的售票價購票入場。」小菜認為，不只政府要更積極處理檢舉案件、購票平台加強防制機器人購票，主辦單位也應該多向消費者宣導正規購票網站，並採用如會員優先購票、限購張數等方式，以提升票務公平性。 為了確保粉絲購票的公平性，陳宥丞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國外的做法，輔導民間或者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一個公平公開的第三方換票平台，透過實名會員制度，讓已購票的粉絲能安心地進行票券交易，避免高價轉售與詐騙風險。「有合理的交換機制，才能比較保障歌迷、球迷的權益。」他說道。同時，陳宥丞也主張實施結合實名制與與抽選制的混合制，不僅能提高黃牛搶票的門檻，也更有利於政府追蹤市面上流通的加價票券。陳宥丞表示，台灣的演唱會文化中，粉絲沒有辦法接受額外加價費用，甚至是票券被機器人買走後賺取的暴利行為，因此才會訂定實名制、抽票制。「我覺得推混合制的原因不是保證可以買到，而是大家公平地一起買票，這才是這個文化制度下我們要確保的。」陳宥丞說道。 儘管粉絲購買黃牛票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時常藉由買黃牛票取得更理想的座位，但多數人仍期待票務市場能回歸公平、有序。即使粉絲不得不接受市場機制與黃牛現象的現實，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親臨現場，與偶像共享那段珍貴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要實現這樣的願望，有賴政府與主辦單位建立一個更加透明的票券環境，減少不正當行為，才能讓粉絲在支持偶像的過程中，享有更平等的機會。

【專題記者楊家威、李權洲、賴辰瑀、林琬蓉、張珮慈綜合報導】「用教育成就每一個孩子。」由於現今重視兒童學前教育，大多數家長選擇將學齡前的孩子送入幼兒園，使其獲得專業指導與團體生活體驗。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截至民國108年，共有56萬4545位孩童正值幼兒園適讀年齡。但因費用便宜、師資相對有保障的公立幼兒園數量少，只有17萬5723位學生在公幼就讀，形塑台灣以私立幼兒園為主的幼教環境。有鑑於此，政府於108學年度全面推行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期望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在步入義務教育前，家長們通常會將孩子送入幼兒園，希望孩子能獲得專業且完善的照顧。　圖／張珮慈攝<b>發展平價幼教 <b>政府推準公共化幼兒園在台灣，私立幼兒園約佔整體幼兒園的六至七成，許多抽不到公共幼兒園名額的家長，只能選擇讓孩子就讀私幼。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政府自108學年度起全面推動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與符合一定條件的私立幼兒園合作，使其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家長僅需負擔與公立幼兒園相當的費用，其餘則由政府補助。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指出，由於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108學年度共增加超過11萬個平價就學名額。政策為家長提供另一平價教育的選擇。依據《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若家長選擇準公共化幼兒園，每位孩子每月僅需繳交最高4500元，包含學費、雜費與代收代辦費；而家庭中若同時有三位小朋友就讀準公幼，每生每月只需繳交3500元；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則免繳費用，全額由政府補助。對於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立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化後，其中一項益處即為入學人數增加。已加入準公幼政策的彰化縣私立三才幼兒園主任Peggy（化名）說明，園所內學生人數原本約有120位，目前則增至200位。另外，加入準公共化後，教保人員薪資更有保障。據1111人力銀行的薪資公秤顯示，原先工作資歷未滿三年的教保員，平均薪資約為2萬5000元，而在準公共化幼兒園履約期間，教保人員每月薪資可達2萬9000元以上。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主任孫良誠補充，有些中南部的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化後，教保服務人員的薪水可能一下便增加5、6000塊。然而政府立法本意雖好，政策上路後卻因宣傳與監控力度不足，導致各種亂象頻傳，反而加重家長負擔。「當然有一些（幼兒園）是撐不下去才加入。」新北市私立立聖幼兒園曾園長說明，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可讓招生工作更為容易。因此，有些經營不善的私立幼兒園可能藉由加入準公幼而免於倒閉。但加入後為符合收費數額與教保員薪資規定，勢必提高成本，且政府補助為分期付款，使得資金有時會入不敷出。為求平衡，業者只好多收費，或是減少服務。<b>準公幼違法收費 家長投訴無門<b>「兒童福利聯盟」於民國108年針對非六都家長調查指出，近六成家長曾遭遇園方超收費用。《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雖有針對幼兒園園方之收費數額做規範，然而同點第三項提到此數額以地方政府公布之收費項目為計算基準，交通費、保險費等項目不包含於此。部分業者便以此規定巧立名目，向家長收取費用。家長H太太（化名）曾被園方通知學生需強制參加數學課，且需繳付額外費用。家長深感不合理，因課程非才藝課，更不是校內正規的課程。Ｈ太太立刻檢舉幼兒園的不當行為，事後園方則以外聘教師請假缺課為由作部分退費，但至今仍未交還全部款項。另外，家長蔡依婷先前也曾遭到額外徵收費用的準公共化幼兒園，老師要求家長繳交教材費1,500元。蔡依婷因而提出疑問，卻遭幼兒園駁稱：「媽媽你如果不繳也是可以，只是你的小孩以後上課沒有課本。」因無繳費收據，且缺乏合適檢舉管道，導致不少家長被濫收學費。面對幼兒園違規，現行制度下只能依靠家長主動蒐證並檢舉。國教署說明，若家長對於幼兒園收費存有疑慮，可諮詢免費客服專線並通報至地方政府。而政府除了查察有疑義之幼兒園，亦會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成果。但由於政府單位只零星開罰且罰則極輕，導致許多幼兒園會投機取巧，鑽法律漏洞。家長們求助無門，網絡上的「靠北版」遂成了他們了解幼兒園政策以及投訴的管道。業者未告知細項　致收費資訊不對等臉書粉絲專頁「惡質幼兒園的秘密」版主王先生，認為現行法規上有許多缺漏，因此成立粉絲專頁幫助家長。王先生利用社群媒體的管道，除了提供平台供受害者發聲外，也向大眾宣導法規觀念，防止更多家長遇到收費問題。「來找我的家長中，絕大多數都只知道每月收4500元，而不清楚真正的收費模式。」王先生認為，政策的內容僅告知業者收費辦法，家長對詳細的收費方式幾乎一無所知。王先生也提到，多數幼兒園都不會將收費詳細項目提供給家長，使家長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超收費用，「業者認為家長知道的越少，能夠鑽漏洞的地方越多，教育部也太過相信業者會主動說明收費的細節。」若家長對園方收費方式有疑慮，且經溝通後，狀況仍未調整，多數家長只好考慮讓孩子轉學。然而，因法規規範，幼兒園依照園所大小，有其固定的招生人數，且學費較低的準公幼通常在學期初即招滿學生，因此家長剩餘的選擇往往只剩學費較昂貴的私立幼兒園。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總會長洪懿聲提及，家長因為無法抽到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的名額，在經濟考量下仍會繼續留在原本的準公幼。<b>政策打亂市場機制 幼教趨向單一化「（準公幼）政策嚴重干預自由市場，幼兒教育品質更難提升。」洪懿聲針對整體政策提出批判。洪懿聲表示，小型幼兒園有其個人特色及教學方法的獨特性，若加入準公幼，就必須面對成本問題甚至倒閉。反之不加入，即需面臨其他準公幼競爭招生，因家長選擇幼兒園的順序多是以公幼、非營利優先，再來是準公幼，如果皆無名額才會考慮一般私立幼兒園。一般私立幼兒園欲轉型準公幼，必須達到教保人員的薪資限制。對核定人數較多的大型幼兒園而言，薪資增加可讓較多人分攤，然而對小型幼兒園而言，可分擔的人數較少，使得園方必須面對更大的經營成本。洪懿聲認為，此政策對規模較大、核定人數較多的大型幼兒園有利，「200人負擔一個園長的薪水，跟30人負擔一個園長的薪水，哪一個比較沉重？」洪懿聲也提到在政策上路後，核定人數30人以下的幼兒園有減少的現象。洪懿聲說：「這些學校從社區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核定人數多、連鎖式的大型學校。」 孫良誠認為，在現行政策方針下，教育容易趨向單一發展。孫良誠表示，政府可因應社會不同的需求，使幼兒園著重不同的方向發展，對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可以優質為目標，然對經濟較弱勢的家庭則以提供合法、安全的保護環境為優先。「政府期望平價又優質，但平價和優質其實並不對等，很多優質都要用錢堆出來的。」經營成本的問題，也間接影響新幼兒園的加入。洪懿聲表示，新加入的人一開始沒有大筆資金創立大型幼兒園，勢必要從小型幼兒園開始經營。然而接踵而來的成本問題，使許多願意投入幼教事業的人望之卻步，「（政策）阻礙年輕一代在未來幼兒教育的創業，現在連創業都沒辦法。」此外，在政策規定下，部分品質較差的幼兒園也能透過加入準公幼，得以繼續生存。洪懿聲認為應當將補助對象回歸家長，讓家長選擇品質良好的幼兒園就讀，「回歸市場機制，經常出問題的就會被淘汰。」<b>準公幼存爭議 各方建言盼改善現況立意良善的準公共化政策在法規不明確的情況下，延伸出許多爭端。曾經遭幼兒園園方額外徵收教材費的家長蔡依婷建議，政府應多宣傳政策、列出明確的收費內容，並對準公共化幼兒園進行抽查，更希望成立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公布園內違規事項以及不法幼兒園名單等。收費爭議導因於法規不明確外，園方不受完善的機制監督與處罰也是加深亂象的原因之一，王先生指出，他表示整個政策幾乎沒有配套措施就倉促執行，導致亂象叢生。他也解釋，目前並沒有完善的機制監督業者，當園方違法時，除非透過家長申訴，否則地方政府不會主動派員查察真實收費，且處罰機制所祭出的罰則對業者來說不痛不癢，就算家長檢舉，對園方也沒有太大嚇阻效用。對此政策，孫良誠建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訂定規範。由於每地經營幼兒園的成本不同，例如台北與屏東，他認為應考量當地的生活條件、經濟水準等，來調整薪資或收費的標準。洪懿聲也說明，政府應多加在新聞、社群平台上加強宣導政策，並在現有法規內具體列出收費細項。他同時也呼籲，簽約是買方賣方的契約關係，除了政府明定收費細項外，家長也須在簽約時清楚認知收費內容是否必要，減少雙方對於收費標準資訊不對等、進而造成亂象的情況。王先生分析，私幼業者本身以利益導向為主，與政府簽約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後依然不改其本質，利用各種手段向家長收費，且不開收據，使家長申訴無門。因此他說明，最根本的解決方法為參考國外幼教界廣設公幼，若大多數小孩都有公幼可以就讀，就不會有如此多的私幼業者搶招生，同時也可減緩台灣幼教界私幼佔多數、為了利益考量而巧立名目收費的可能。此外，孫良誠也提醒，不應以少數違規的案例代表整體幼兒園，同時也不該抹煞其餘幼兒園為幼教環境的努力。他認為，學前教育的認知需更為提升，「家長應該要同步提升對孩子教養的責任，要讓老師和家長共同對孩子的成長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