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有些人喜歡透過參加比賽追求刺激或成就感，但是我剛好不是這一類人。」談起最初如何接觸全國語文競賽（以下簡稱語文競賽）寫字組，現任職於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的教師吳翠娟回憶，當年在各校「強制派員」的壓力下，他獲推代表參賽，沒想到一寫就是11年。 語文競賽的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舉辦的「臺灣省第一屆全省國語演說競賽會」。該競賽初期配合戰後政府推動國語政策設立，歷經數次制度調整，並於2000年更名為「全國語文競賽」。 賽程方面，多由各級學校先行辦理校內賽，晉級者代表學校參與區賽，進一步投入市（縣）賽爭取代表權，最終各地選手會師全國賽，競逐最高榮譽。 由於具官辦性質且行之有年，語文競賽逐步成為書法教育的重要支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主任蔡介騰指出，競賽提供明確的書法入門途徑；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彭雅玲則強調，官辦競賽具有權威性，並透過建立標竿與升學誘因帶動參與，「當書法被訂為一個項目時，學生就會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項目）去投入」，否則在缺乏課程與比賽的情況下，書法教育恐難以維繫。 然而，制度在帶動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形塑出特定的學習樣態。大會訂有統一且嚴格的書寫規範：競賽時間為50分鐘，選手須於時限內將題目以毛筆謄寫至統一發放的宣紙上；字體限用楷書，書寫內容亦須與試題完全一致。若出現帖寫字、錯別字或漏字等情形，皆依規定重扣分數。此外，為確保公平性，作品不得落款，僅於右上角標示選手資訊，並於評審時彌封，全程匿名。 在上述多重規範與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備賽與競賽過程皆負荷沉重。因此回顧參賽經驗時，吳翠娟坦言壓力極大。他表示，在參賽的11年間，日常生活往往圍繞訓練運作——平日下班後須固定練習一至兩小時，每週至少兩天接受書法指導，假日不敢安排外出活動，甚至連寒暑假出國，也需隨身攜帶書寫用具，以維持手感。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教師陳思瑩亦形容，「這是一個耐力賽，是心理素質跟技術的磨練」，選手需在反覆修正中逐漸建立自我檢視能力，「你看得懂美醜、看得懂優劣，你自己才有辦法知道你要修正自己的哪一個位置。」 除精神層面外，選手亦須調整訓練方式因應語文競賽的眾多規範。吳翠娟舉「50分鐘寫50個字」的規定為例，其不僅要求速度，也要求精準，不容出現錯字或敗筆。早期他使用歐陽詢字體參賽，由於筆畫結構嚴謹、書寫速度較慢，在限時賽制下格外吃虧，「就只能狂練、狂練、繼續練。」陳思瑩亦認為，這不僅考驗書寫速度，還考驗了選手的穩定性。 曾任語文競賽寫字組國賽評審的鄭國瑞直言，語文競賽以「實用」為導向，審美要求反而退居其次，「就像是古人參加科舉考試，一定要符合闈場的要求。」即便同屬楷書，不同書風仍可能因評審標準與偏好而產生差異，「甚至影響參賽者的書寫走向。」長年擔任新北市語文競賽集訓老師的鄭聰明分析，早期盛行「胖胖的」顏真卿、「活潑亂跳」的陰符經，如今已罕見其蹤；而歐陽詢、褚遂良與虞世南等相對秀雅的「唐楷」則後來居上，間或蔚為風潮，「這幾年又變成（流行）智永。」 在書體選擇上，教師的介入亦深刻影響學生的訓練方向。長期指導學生參賽的教師張麗蓮回憶，早期在成績導向下，教師常替學生挑選較有勝算的字體，「變成是以利益導向」，直到締造一定成績後，才不再需要自我證明，轉向尊重學生偏好，不再一味追求得獎。 另一方面，曾於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指導校代表的教師莊姿音指出，語文競賽紙張的設計亦會影響書寫方式。以學生七公分、成人八公分見方的格子尺寸為例，字需控制在相應比例內，「如果大於格子七成，超過八成，第一眼就被打掉了。」此外，比賽傾向要求選手重現特定書家的風格，因此練習時須反覆臨帖，「把它練到非常像，幾可亂真，那你就會脫穎而出。」 莊姿音直言，過於講求規正，使書法的其他可能性與藝術性相對被排除。他進一步說明，為避免影響備賽狀態，選手多半長期專注於單一字體。陳思瑩也坦言，長期參與語文競賽「某種程度會扼殺你去接觸其他書體的機會。」 此外，在統一題目與標準字形的限制下，語文競賽亦排除了「帖字」的使用。所謂「帖字」，指歷代書家墨跡或碑帖中的異體字形，未必與當代用字一致。陳思瑩指出，帖字在結構與筆畫安排上往往更具美感，反而是標準字「很難寫得漂亮」，且無法真實還原碑帖原有的佈局方式。 換言之，競賽規範要求選手以「正確」與「一致」為優先，限縮書寫空間；如同當寫生時，被要求只能依照實際光影描繪，無法參照既有畫派中的經典技法呈現。 除此之外，選手若通過市賽，多須參加由各縣市政府舉辦的「專業語文集訓」。以新北市2025年的做法為例，選手每週六、日從上午8時至下午4時進行訓練，並另於國賽前安排連續三日的密集課程，且明文規定「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吳翠娟回憶實際集訓現場指出，選手多在教室內自行練字，指導老師則不定時巡視予以指導。練習告一段落後，現場即進行「PK」，選手在同一時間、同一題目下依比賽規格書寫，完成後統一張貼於黑板上。隨後，由多位老師依其專長書體分區講評，提供即時修正建議，整體流程循環往復。 然而在集訓制度下，選手的實際處境往往更複雜。在國賽集訓期間，社會組選手李佳芳曾一度陷入低潮。那時他剛上臺藝大書畫藝術學系在職專班，學校課程多安排在假日，與集訓時間完全重疊，只能不斷請假參與訓練，導致課業嚴重落後。選手黃麗娜則形容，集訓過程如同斯巴達式教育，直言「對於一般學校老師太辛苦了。」他指出，集訓不只緊湊且時間長，教師難以兼顧原有教學工作。他回憶，當年每週需參與四、五、六的訓練，「我還身兼導師，我的班怎麼辦？學校很頭大啊。」 過去，類似吳翠娟「被推入賽場」的情況並不罕見。「算一算已經50年了！」莊姿音回憶，當時教育部規定各校皆須推派老師、學生參與各項目競賽，自己於是被指派出征。 隨著社會發展，語文競賽已不再強制學校派員參賽，功能亦逐漸轉變。儘管如此，彭雅玲指出，各校仍多會先行辦理校內選拔，以爭取更好成績，「能代表學校的一定是箇中好手。」 同時，競賽亦與升學制度逐步連動，成為大學入學的參考條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林政榮表示，若學生具備書法能力，「會稍微多加分」；蔡介騰亦補充，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的特殊選才制度中，競賽得獎一定是有幫助的，「語文競賽當然也包含在其中。」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一銘則認為，競賽提供學校參考標準，是學生展現能力的重要場域。 此外，制度本身亦持續調整。自2019年起，語文競賽取消過往的名次制，改採等第比例制，取各組總分前25%為特優。以寫字組為例，每年約有七個特優名額，且得獎者不得再次參加該組別競賽，在書法界俗稱「畢業」。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說明，此舉在於回歸教育本質，擴大獎勵範圍，淡化競爭。彭雅玲則指出，「（過去）成績只差一點點，名次就可能被拉開」，等第制有助於減少因名次差距引發的賽後申訴與評審爭議。 縱使各界多肯認語文競賽對於推廣書法教育發揮關鍵作用，隨著影響力擴大，其侷限與爭議也逐漸浮現。如在2020年「畢業」的李佳芳便認為：「以得獎為目的，過程中反而減損了比賽的藝術性，我覺得這樣反而得不償失。」 現行制度是否調整，仍有討論空間。其中，「是否放寬帖字使用」的討論已延續多年。反對者認為，若貿然開放，恐因評審標準不一而影響評分公平性。對此，鄭國瑞傾向開放帖字，如此有助於增加書法的藝術性與柔軟性，「如果在結構上更為優美，何樂不為？」鄭聰明則分析，參賽字體多源自經典碑帖，帖字認定不致造成爭議；他亦指出，新北市等地早已於市賽開放帖字多年，可作為國賽的參考。 除了內容與形式限制外，時間壓力亦是競賽不可忽視的一環。黃麗娜回憶，早期須在40分鐘內寫完50字，需練出「飛毛手」；雖現已延長至50分鐘，吳翠娟仍認為「一字一分鐘」過於急促，建議再略增至一小時，可以讓選手更好地發揮。 另一方面，書法課程於現行課綱的缺席，亦使競賽與教學脫節。開設書法工作室，現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吳啟禎指出，「書法都要利用課堂之外的時間指導」，因此多數參賽學生實際上是已經在校外長期接觸書法的菁英。張麗蓮亦認為，語文競賽難以促進普及，只能「穩定培養精英」，仍須仰賴這些精英回到基層推廣，才有可能帶動整體發展。 在反思語文競賽限制的同時，另一套官方競賽體系──「全國美術展」則呈現截然不同的取向。鄭聰明指出：「國語文（競賽）大家有一個基準點來比較，那美展是『我要寫什麼就寫什麼』，所以（兩者）審美觀的差異還蠻大的。」 新北市板橋區溪州國小教師張麗蓮認為，兩項競賽本質上即屬不同路線。他以舞蹈形式比喻，「你不能用跳街舞的標準，去批評古典、芭蕾」，強調兩者培養的人才與目標不同，不需以同一標準衡量。 當書法離開競賽場域，回歸純粹藝術的同時，亦解放出許多可能。橫山書法藝術館主任陳俋佐表示，希望能透過展覽，使書法成為常民文化。他認為，書法藝術館的用意是先引發觀眾對於書法的興趣，「我們把你先帶進美術館來，等你對書法產生興趣後再去慢慢的學。」 相較於美術館透過策展拓展書法可能性，「竇樂書法」創辦人竇文駿則選擇以更貼近日常的方式推廣書法。他走入市集擺攤，並積極經營社群平台，持續分享創作，並表示，「我期待寫書法能成為一件日常的事情。」 校園端亦努力為書法開闢新的入口。陳思瑩指出，樂利國小「校訂課程」近年增設寫字課，以此奠定學生書寫能力的基礎。此外，他也經營校內社團推廣硬筆書法，如今已有約40名成員，「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進步。」他說道。 然而，若語文競賽既是當代推廣書法的重要機制，卻同時成為限制其發展的框架，那麼問題或許不在於「是否存在另一套體系」。從規範標準字、限時書寫，再到評審標準與其所形塑的教學取向，競賽不僅提供舞台，亦在無形中劃定學習書法的路徑。 「被比賽束縛了將近11年，我覺得這是一段很辛苦的路程。」吳翠娟坦言，這段歷程「有所得，也有所失」，制度在提供學習動機的同時，也伴隨高度身心耗損，「其實人生會放棄很多種也許還不錯的、有趣的機會。」 當書法教育逐漸淡出課綱，語文競賽成為少數仍具規模的場域，其所承載的，究竟是文化的承傳，或是僅呈現特定框架下的樣貌，仍有待思索。

【記者陳雙報導】4日立法委員范雲、大學法改革陣線2.0、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全國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共同於立法院前召開《大學法》修法提案記者會。范雲與師生團體提出三大修法面向草案，其中第一訴求為「開放彈性新高教」，以盼臺灣未來能擁有更良好的高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環境。 立法委員范雲指出，在人工智慧時代，學生未必需要取得完整的大學學位。他認為，「若在學期間學生對人生方向產生轉變或遲疑，現行休學制度的兩年年限反而形成限制。」因此范雲主張可比照終身學習理念，讓修滿大學兩年者可取得副學士學位，並終身可返校完成學士學位。他認為，與其讓學生趕在期限內草率完成學程，不如讓其充分準備後再重返校園更合適。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大專委員會主委楊逸飛則表示，「副學士制度雖具彈性，但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他指出，現今企業對學歷的認定介於「不看學歷」與「大學以上」兩極，且大眾普遍不了解此副學士制度與肄業在實際效應上相近。因此，楊逸飛認為，制度在推動前仍需審慎評估其社會影響。 此外，范雲提出，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應由校方在教育部原則性規範下自主訂定，並以內部監督機制保障師生權益。他強調，目前並無數據顯示較長學期帶來更佳學習成效，而既然國外已有更具彈性的制度供參考，臺灣亦可朝此方向進行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黃莨騰回應，學生只要修滿畢業學分並具備相應專業能力，校方理應予以畢業。他補充道，「大學沒有必要把你綁著4年。」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明，畢業學分與學期週數確實可具備彈性，但前提是相關規範須經充分討論並由教育部監督。 「彈性開放必然是未來趨勢。」楊逸飛說道，現今科技與學習方式與時並進，傳統直線性學習模式需被檢視是否仍符合現代需求。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會副會長詹皇恩表示，具彈性的高教環境有助學生依興趣與職涯方向規劃課程，並能推動跨校合作。對於彈性高校政策是否會造成城鄉資源的落差，黃莨騰表示教育不平等必定存在，但他認為教育部更該思考的是如何提供大學支持並補強缺口。楊逸飛進一步表示，彈性高教不應僅限於課程，應延伸至國際交流與跨國學位等層面，更能契合現代高教發展趨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楊智傑說：「鬆綁應在法律監督下進行，以保障師生權益不受侵害。」他指出，若臺灣高教環境期望能與國際接軌，他建議可從「上課週數」與「遠距教學規範」兩方面著手。他表示，上課週數過長，不僅讓老師難以規劃更多國際學術活動或校外合作，也限制學生參與海外交流或業界實習。而楊智傑也點名，疫情後諸多國家大學已明文允許視訊或線上同步授課，但臺灣卻收緊遠距課程比例，限制教學彈性。他認為，適度開放遠距教學能節省師生通勤時間，並提升課程彈性，而校方亦可透過明確規範確保教學品質與維持師生間必要的實體互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曾新元表示，教育部對《大學法》修正持開放態度，且已彙整各團體意見並尋求共識，同時整理分歧之處。他說明，法案已進入立法院排審階段，而教育部預計於12月中旬再度與學生團體進行溝通。

【記者王翊丞報導】教育部近期修正「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加入友善婚育房型相關條文，給予提供友善婚育房型的私立大專院校補助，藉此提供有家庭式房型需求的學生更完善的住宿保障。 為鼓勵私立大專院校提供婚育友善房型住宿，教育部核定將於115學年度起，給予校方每新增一間婚育友善房型五萬元補助。教育部長鄭英耀公開說明補助初衷：「台灣高等教育、碩博士班有一定比例學生需要南北往返，有家庭式的住宿，對學生來講也是一個在學習生活上的扶助跟支持。」鄭英耀表示，目前許多國外的學者與交換生，可能都會攜帶家庭前來，在一般宿舍多以單人與多人房為主的情況下，需要提供更友善的宿舍機制。 由於補助要點於下學年才開始施行，現今若面對懷孕與育幼學生的住宿需求，東海大學學生事務處學務長龍鳳娣說：「會透過住宿組去規劃設立這個友善的房型，為懷孕或育幼的學生提供一些專屬的宿舍空間。」他提到，部分宿舍在針對受傷、實體上比較不便的情形，原先就有規劃一些友善的居住環境。然而，目前多數房型仍不適合改建家庭式，龍鳳娣認為，在現有安全考量下，宿舍不僅無法同時使用耗電大的設備，也沒有獨立廚房。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竹上也指出：「政策需要評估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是否確實有這樣的需求，以及在既有宿舍中去建設這樣的房型為最佳選擇。」他認為依照目前實際的情形，懷孕與育幼學生需要學生宿舍的需求較少，且宿舍許多設施為公用，隔音與隱私性較難改進。 對於在學生宿舍中設置婚育房型的疑慮，曾住過輔仁大學宿舍的學生Felicia（化名）說：「會擔心懷孕與育幼學生的住宿安全、和一般學生住在一起會不會在公共區域有碰撞，或是小孩對於喧鬧環境更加敏感。」他認為，相比於改建單間原有寢室，若有足夠的空間，也可規劃為獨立樓層，將入住學生及其家庭和其他學生隔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教育推廣專案經理林祐緯表示，社會環境常有人把過錯指向孕婦，對於育兒這件事情也存在負面想像。此外林祐緯補充，「對於友善婚育房型的想像，是有人會產生，可能會在宿舍裡面發生性行為之類的聯想。」他認為除了政策的施行，也要搭配相應的友善平等教育，扭轉大家對於性或性別汙名化的思維，才能達到教育部設置該房型提供懷孕與育幼學生保障的理念。 「是不是在空間規劃上有更明確的標準與一些基本的設置需求，在學生方面也需要相應的建議，因為學生個體間的差異蠻多。」龍鳳娣說明，若學生清楚了解，不僅能讓有需求的學生安心，校方也能根據經費的通報與優先順序去做改善。林祐緯也期望本次政策修正，要納入詳細的房間設置規劃及考量補助是否具有誘因，同時需要強化與學生端的溝通，避免政策淪為空泛的概念。

【記者顏貝恩報導】根據奈及利亞媒體《前鋒報》（Vanguard）18日報導，奈及利亞大學術人員工會（Academic Staff Union of Universities, ASUU）（以下簡稱ASUU） 曾於10月向政府提出「為期一個月的最後通牒」（one-month ultimatum）（以下簡稱通牒），要求改善教師薪資、補齊各項扣款、以及提供充足經費以振興公立大學。然而通牒提出後，政府仍未在制度改革上採取具體行動，使協商進度持續停滯，引發社會強烈不滿。 自ASUU提出寬限期以來，政府在積欠教師薪資、基礎建設改善與研究資金分配等議題上，皆未提出明確方案。ASUU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NEC），於8至9日會議中表明，多名代表對政府遲遲未落實改革表達不滿，並討論是否全面展開罷工行動。就讀尼羅大學（Nile University of Nigeria）（以下簡稱尼大）學生阿達埃澤 （Ikeh-Asiegbu Adaeze）說：「政府沒有妥善履行職責，也未有效落實政策，而先前的罷工甚至拖延學校的課程規劃。」阿達埃澤認為，長期反覆的罷工使奈及利亞的教育體系難以穩定運作，而學生也因此成為最無從迴避的受害者。 尼大學生本尼（Benny）說：「長時間的學業停滯，不僅會打亂學生的生涯規劃，也提升延長住宿費與生活成本的經濟壓力。」若再度停課，阿達埃澤認為，校務將無法正常運作，學校行事曆勢必得調整，學生恐面臨延畢，使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再次陷入長期的不確定性。從大一開始就遇到長達八個月罷工的佐科阿赫邁杜貝羅大學（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應屆畢業生阿迪貢（Abdulrahman Soliudeen Adigun）說：「倘若罷工重啟，肯定會延長我在校的時間，原本落後的課業進度也將面臨更大的延宕。」他補充，雖然各校會依照學期進度做出必要調整，例如期末考或論文口試等環節，多會酌情處理，但罷工期間並不會安排補課，因為所有教職員皆須全面停止授課。 本尼建議，政府應建立一套固定且透明的協商機制，包括明確的協議時程、定期進度檢視，以及由第三方組成的監督制度，以確保承諾能確實落地。阿迪貢則認為：「ASUU必須理解，並非所有訴求政府都能滿足，應優先透過協商處理，而不是動輒訴諸罷工，讓學生成為最無力的受害者。」本尼補充，唯有資訊透明，學生才能重建對政府與 ASUU 的信任。

【記者李若水報導】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以下簡稱UCU）於17日起在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雪菲爾哈倫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以下簡稱哈倫大學）與雪菲爾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抗議大學校方因財務壓力推動的大規模裁員與課程緊縮計畫。愛丁堡及雪菲爾的大學生也紛紛響應，加入教師的抗議行列，並向校方寄信表達拒絕裁員的訴求。 英國高等教育收入主要依賴學費與政府補助，由於近年入學人數減少，導致各大學的財務負擔加重。愛丁堡大學校長彼得．馬西森（Peter Mathieson）曾於2月接受《衛報》（The Guardian）採訪表示，未來18個月大學可能面臨1.4億英鎊（約新台幣 57.66 億元）的財政赤字。然而，愛丁堡大學的 UCU 分會指出，公開財報顯示該校仍有盈餘——2023年平均每月盈餘1230萬英鎊（約新台幣 5.07 億元），並有高達30億英鎊（約新台幣1239.3億元）的儲備金，且員工成本佔支出的比例在過去三年持續下降，應採取相較強制裁員更周全、溫和的措施。 愛丁堡大學及雪菲爾大學的UCU分會於17至19日展開罷工，要求大學承諾不進行強制裁員。學生們以曠課方式支持罷工，雪菲爾大學的學生會呼應學生們加入罷工糾察線（picket lines），也有學生在寒冷天氣中為罷工教職員送上熱飲與食物。愛丁堡大學的巴勒斯坦正義協會（Edinburgh University Justice for Palestine Society，以下簡稱EUJP）更組織學生封鎖了學校的行政中心，要求校方把資金用於學習與教學。EUJP表示，愛丁堡大學以「財務危機」裁撤教職員，卻持續投資涉及以色列軍事問題的企業。身為雪菲爾大學校友的雪菲爾市議員邁內什．帕雷克（Minesh Parekh）指出，校方計畫強制裁員，卻推動大型建設計畫，例如哈倫大學在倫敦開設了新校區；雪菲爾大學手上則握有數百萬現金儲備，卻將員工當作可替代的資源。 面對課程已經開始削減的現況，EUJP的學生代表說「教職員與學生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共同反對大學管理階層的逐利邏輯。」愛丁堡大學生蘇靈使（化名）說：「學生們非常關注本次的罷工，由於預計會有1/8的教職員被裁員，將對教育環境造成極大影響。」於愛丁堡大學任教的潔絲．貝利（Jess Bailey）表示，老師們本來就已經超額工作，如果工作量再增加，能投入在每位學生身上的時間會更少，讓整體的教學與學習體驗變得更糟。貝利說：｢我參與罷工，是為了保護學生能持續享有高品質的教育與有意義的師生陪伴。｣

【記者黃律齊報導】教育部於10月31日公布115學年度大學招生核定名額。其中，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南大學與東吳大學等校的音樂相關系所均已進行減招，外界憂心未來音樂產業可能出現人才斷層。 藝術學群於114學年大學「分發入學」的缺額率高達18％，居所有學群之冠，其中音樂學類更佔 34％。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務長蔡慶同分析，有志於音樂系的學生，多半在「繁星推薦」、「申請入學」等前段管道即完成申請。因此，會走到「分發入學」的考生通常已明確鎖定其他領域，最終造成音樂相關科系缺額率偏高的情況。 輔仁大學副教務長廖建翔則表示，此現象屬於市場機制的反映，難以向教育部或社會尋求額外協助；學校與系所需主動因應環境變化，重新思考招生輔導、系所定位與轉型策略。 「教授曾經拜託我先幫忙選課、之後再停修，不然那堂課就開不成。」國樂樂團「未央樂集」指揮、現於國立屏東大學輔修音樂學系的陳睿霆表示，無論在校園或業界，人數減少、部分稀缺樂器招不到人都是常態。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暨研究所主任楊千瑩也坦言，部分樂器確實面臨招生困難，如過去五年來系上都招不到會演奏「低音管」的學生。然而他認為，稀缺樂器本的需求本來就較小，不必過度擔憂。他進一步比喻：「報考醫學系的學生，也不是在高中時就知道如何動手術。」因此他主張大學不應期待學生在入學前就已具備樂器的能力，而應改變思維，從零開始培育相關人才。 「國、高中音樂班的體制其實有很多問題。」楊千瑩指出，108課綱上路後，音樂班一般學科的授課時數減少，使家長更不願讓孩子就讀，進而影響大學端學生數量。他認為，大學應將招生客群擴展至非音樂班學生，如高中社團、社區樂團所培養的潛在人才。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主任魏廣晧補充，若非科班學生能參與樂團、輔修或雙主修，也能滿足系上樂團運作與專業訓練需求。他舉例，東華大學自2016年起設立爵士音樂單獨招生，鼓勵非科班學生報考，逐步建構「全校都是音樂系」的教育環境，讓學生有更多進入音樂領域的管道。 音樂系學生畢業後職涯的不確定性，亦是招生下滑的因素之一。陳睿霆觀察，坊間音樂教師的鐘點費近十年幾乎停滯，加上各機構為吸引學生而削價競爭，「這讓家長覺得找便宜的老師就好，但對學生不一定好。」此外，學校的育才模式也使學生對未來產生疑慮，楊千瑩指出：「能夠專精獨奏領域的人是鳳毛麟角，大部分的音樂人要打的是團體戰。」魏廣晧也認為，目前國內音樂系數量過多且同質性高，應推動更多元且互補的教育策略，並更重視音樂教師、錄音製作、音樂行銷等「非職業演奏」人才的培養，以改善市場供需失衡。最後他強調：「音樂系只是少子化與科技衝擊下的『暫時』犧牲者，但『對音樂的需求』從未在歷史中消失，未來也不會。」因此，他認為音樂系未來仍具發展潛力。

【記者林庭如報導】近年臺灣面臨嚴重師資人才短缺（以下簡稱師荒），根據教育部113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目前約有7.5萬名有教師證的準教師選擇不投入教學，因此，教育部擬放寬現行「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專技教師）制度。然而，調整後的評選辦法將影響未來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培生）的就業機會。 日前教育部提出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修法內容包含詳細規範專技教師標準（註一）。預計今年底前完成相關法規修正，並於12月辦理專技教師說明會，最快明年2月起可開始聘任。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黃譯瑩認為，師荒已經無可避免，自然與資訊領域老師匱乏的趨勢明顯，「現在是非常時期，若有願意轉換跑道的業師，或許他可以先成為老師，在寒暑假的時候再補相關的師培課程。」 註一：根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成為專技教師標準須具備六年以上資歷等，同時須修習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師資培育大學辦理的教育專業學分班八學分。 師荒問題以自然科學、數學或資訊工程領域較為嚴重，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林蕙蓉指出，薪資是自然領域教師不願投入教育現場的主因，教師鐘點費若以國中、高中來看分別只有378元及420元，而初任代理教師月薪僅約三萬多到四萬，對比2025年科技業平均薪資則約6萬。國立政治大學師培生A同學（化名）認為，對擁有自然領域專業文憑，且在業界有多年資歷的業師而言，投入教職的誘因不大，「教育部新措施看似放寬自然老師招聘標準，但相關配套如薪資、退休保障等若沒有跟進，仍無法解決老師不足的問題。」 部份人士質疑，新修辦法中僅8學分的教育課程無法擔保其教學品質。政大師培生小洞（化名）表示，師培課程要求學生需要再多修26學分，課程範圍廣泛，「除非8學分課程的課程強度夠大，不然會漏掉很多內容。」林蕙蓉則強調教學專業與教學能力必須相輔相成，「教育需要長期且有教學經驗的人來，老師不只有教書，還需要擁有引導學生、輔導家長的能力。」若專技教師未經師培訓練，面對類似問題時經驗無法補足專技教師缺少的部分。 未來進入教育現場，特殊學生同樣為專技教師將面對的群體，尤其現在學校教育強調普通生與特殊生共融學習，「在教學現場了解學生會有哪些狀態、反應是很重要的。」黃譯瑩認為，師培生未來就業機會並不會受到太多的影響，他補充說明學校就算要找師資，還是會將處事態度、教學經驗等條件納入考量，專技教師對缺額的學校而言，仍屬於不同的工作體系與模式，若專技教師與其他師培生共同應聘，並不會有絕對優勢，「筆試之後所有應聘者的起跑點都是相同的，不會因為業師比較厲害就直接應聘上缺額。」 老師除了需要面對整個班級的學習狀況，還需要承擔行政業務的壓力，林蕙蓉表示教師的行政加給要提高，教育部則強調，薪資自2004年即開始調升，今年則提升3%，未來將再視教學現場實際狀況評估。而自然領域師資不足，2025年教育部擴大各類學士後教育學分班，鼓勵社會人士投入，透過調高實習獎助金，並將職前教育學分納入必修學分，同時培育公費專班老師等，期望減緩師荒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與衝擊。

2020年11月，六起大學生接續輕生的消息遍布各大新聞版面，學生「心理感冒」的問題再次引發社會關注。2023年，國立中山大學開出「心理調適假」第一槍，隔年教育部更推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項》，給予學生覺察自我情緒與恢復心理健康的時間與空間。然而，當我們開始注意與關心學生的心理健康，卻不能忽略陪伴在他們身邊、肩負重責的教師，因為他們或許也同樣「心理感冒」了。 《教育部112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指出，教職員工自殺（傷）事件共計148件，是111年度70件的兩倍有餘，並提到「教職員工作壓力及情緒紓解，亦宜列為重點，並強化教師支持系統建構事宜」。之後，教育部在114年10月8日修正公布，增訂每學年3日，並可以小時計算的「教師身心調適假」。請假之教師無須提供證明，且學校不得拒絕。至於代課鐘點費，則由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共同負擔。然而，原本立意良善的教師心理調適假卻備受爭議。 根據我國《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款，「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之日數，均併入事假計算。」即教師並未因身心調適這樣的「事假」，獲得額外可請假的天數。對教師而言，此制度不但無法提供教師真正的身心調適假，更反映制度設計者誤判第一線教師的壓力根源。教師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這三天假，而是需要教育部正視並支持教師身心上的多重壓力。 時任（2023）未來台灣學會理事長葉丙成曾在其個人臉書中提及，教師壓力根源來自於隨新教育政策紛至沓來的大量工作與任務，以及許多家長將家庭管教責任轉嫁給學校老師。進而， 2024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新增規定，一旦學校接獲檢舉，或發現教師疑似有損害學生的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和其他權利時，可以按照校事會議決議，調整教師課務或行政兼職。然而，來自學生及家長的濫訴，卻讓校事會議成為教師的新壓力來源。今年9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收集一萬名教師對於教師血汗政策的調查，其中超過97%教師認為應廢除「無差別受理校園投訴機制」。教師為避免被投訴，開始畏手畏腳，有時寧願冷漠對待在教育現場的人、事、物，甚至放棄可能不合家長或學生之意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現場的無力與挫敗感成為壓垮教師熱情與自信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引發預備教師的恐懼。準教師小慶（化名）就因此擔憂未來無法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擔心未來自己多教一些、多管一些、多創新一些，可能會隨時觸怒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小慶來說，學生與學生家長就像不穩定的未爆彈，他即將踏入的教育現場成為「危險戰區」，未來他可能不只是「心理感冒」，還可能「身心受創」。這些擔憂加劇台灣教師的人才荒，進而可能影響教育品質，使得台灣教育成為最大的受創者。 教師身心調適假的配套措施固然需要更完善，像是獨立設定假別額度，才能真正保障教師請心理調適假的權益。但教師身心調適假只是「退熱貼」，無法治癒教師的「心理感冒」，因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才是讓教師維持心理健康的根本解方。因此，教育部應該協助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建清楚的管教權責界線。當教育部願意治本而不只治標，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才能重拾健康，進而幫助學生不再「心理感冒」。

【記者顏貝恩報導】據《州際線》（Stateline）報導，美國公立大學於5日表示，校園依靠國際學生繳納全額學費，是學校的重要收入來源。當國際生人數減少，將直接影響校園中的財務結構，也進一步改變國際學生在勞動市場的發展機會。 國際學生只需持有F簽證（身份有效期間）（duration of status），便能長期甚至無限期居留。川普（ Donald Trump）政府認為，部分學生濫用這項寬鬆措施，成為所謂的「永久學生」。於是，在8月27日宣佈新規定，限制國際學生與交換訪客的簽證效期，將以學生就讀課程為限，最長不得超過四年。「政策的出發點，或許是優先保障我們本國學生的就業機會，但它卻忽視了國際學生在美國教育、研究及經濟發展中所帶來的貢獻。」就讀於美國喬治亞洲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GSU）（以下簡稱喬大）酒店管理學系學生黃敏儀說道。他認為，提高國際學生簽證門檻，並不能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原因，反而只會削弱跨國職場的多樣性與創新能力。「現任政府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下，美國更加專注於本國人民的利益，對國際事務的重視也逐漸減少。」國立政治大學美籍留學生小李（化名）補充道。 現任職於美國擔保貸款憑證（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 CLO）領域的鄧琬儀則觀察到，許多留學生期盼能在美國發展專業，因此往往比本地生投入更多努力，現在卻遭簽證制度限制，而無法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令人惋惜。「我目前看到一些持有J簽證（註）的印度學生，因害怕暑假回家過後無法重新入境，而取消機票，選擇留在美國度過暑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UB）學生何沛宸分享道。就讀於斯蒂爾健康科學大學生（A.T.Still University, ATSU）張宜婷說：「政策的不確定性，容易使國際學生感到孤立或缺乏安全感。」國際學生的去留，往往取決於留學國家的簽證與工作規定。喬大公共衛生學系的日本留學生小竹（化名）表示，他得知美國簽證對國際學生帶來的種種限制後，也開始重新思考未來的規劃方向。 註：J簽證是美國給參加教育、文化或學術交流活動的人員使用的簽證，像是交換學生或訪問學者。 「現任政治領導者提供的政策方向，簽證變動或許只是暫時的，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會有更多進步、開放的政策出現。」在台美籍辯論老師穆克吉（Rishi Mukherjee）說道。針對未來全球化教育與跨文化交流的發展，小李說：「希望在未來的社會裡，大家不分你我的出身背景，擁有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記者顏貝恩報導】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以下簡稱國大）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以下簡稱南大）於3日通報，有中國不法分子在社交媒體平台小紅書上，冒用兩校名義與標誌，聲稱可協助錄取，提供「快速申請通道」或「保證直錄研究所課程」，並向申請者收取高額費用，引發社會關注。 國大與南大常年在國際高等教育領域享有盛譽，吸引大批海外學生申請，但也因競爭激烈與留學市場龐大，成為中介詐騙鎖定的對象。新加坡管理學院（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IM）（以下簡稱新管院）企業管理系學生馨（化名）表示：「過去比較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當時網際網路尚未普及，許多資料難以查證或對比。」如今，學生多依賴網路與中介管道蒐集資訊，雖然取得方式更為便捷，卻也提高不實訊息誤導的風險。新管院會計與金融理學士中國留學生漂漂（化名）指出：「國際學生相對容易成為中介的目標，因為申請流程、語言及文件準備相當複雜，他們利用學生對流程不熟悉的情況，以『提供協助』作為切入點，甚至藉此騙取學生錢財。」在網路普及的時代，科技成為一把雙刃劍，馨補充：「透過官方網站查證確實能幫助我們辨別真偽，但也難免有有心人士利用網路製造假網站或假資料。」 隨著偽造學歷事件持續引發討論，學生對校方制度與入學流程的信任也受到考驗。國大中文系學生潘達（化名）說：「這起事件讓我開始懷疑入學制度是否出現疏漏，影響學校名譽，甚至波及在校生形象。」若學歷偽造問題持續發生，不僅會削弱外界對學校的信任，也可能讓學生在申請或交流時面臨更多質疑。馨進一步說明：「民眾需要了解造假文憑的後果與嚴重性，不能讓有心人有機可乘。」 面對事件引發的信任危機，學生們普遍期盼校方能重建教育公信力，漂漂說：「若校方能提供多語言版本的入學指南，協助各國學生掌握正確資訊，將有助降低誤信中介的風險。」就讀國大數據科學與分析的留學生鍾佳成說：「持續檢視文件審查流程，完善基礎審核工作，能有效降低誤用或造假的可能。」國大食品科學與工程學系新加坡學生小虎（化名）補充，校方在錄取階段需與各地學校及政府單位保持密切合作，以確保學歷與成績真實無誤，杜絕造假事件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