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蔡得曦、黃律齊、林庭如台北採訪報導】第一屆食農教育大會9月27日在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辦，農業部集結超過50個特色攤位，展現《食農教育法》立法三年來的豐富成果。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農業經管組經理鄭文昇指出，本次大會希望透過活動展現台灣食農教育的多元能量，「我們這次邀請了來自政府部門、民間團體、農會或是學校單位的夥伴們，他們在辦理食農教育方面皆有非常亮眼的表現。」 展場中央設置了闖關集點活動，內容結合飲食、環境與在地農業，讓民眾透過視覺、嗅覺等感官進行體驗。其中一道關卡「食物傳記憶」，設有QRCODE讓民眾分享最喜愛的家常菜，一旁牆上更印有民眾投稿的家鄉料理，凸顯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等六大食育方針。談及闖關活動設計理念，鄭文昇表示，「我們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讓消費者，尤其是小朋友，可以學習到食農教育的六大推動方針，並落實在每日的飲食中。」 農業部則在現場規劃多個互動攤位， 邀請多個研究組織與地方農會共同參與。其中，農業藥物試驗所研究員顏辰鳳提到，此次攤位設計了「互動問答」活動，希望民眾可以透過攤位提供的繪本找出解答，破除對農藥使用的迷思。 除了政府部門，民間單位也積極投入食農教育推廣。社團法人台灣兒童食育協會以永續農業為主題，讓民眾模擬鳥類在稻田間捕捉老鼠，宣導透過天敵降低環境用藥的自然捕鼠方式。民眾陳玲華也分享在攤位上學習到的農業知識，農民會製作架子讓小鳥棲息，之後小鳥就會去捕鼠，這樣就不用噴農藥。 針對《食農教育法》三年來的施政成效，也有民團提出建議，認為政府應該更積極協助資源整合，讓各單位的勞動成果都能被妥善運用，食農教育也才能夠在台灣社會繼續深化。

【記者丘羨陶報導】香港政府於17日發表《行政長官2025年施政報告》，宣佈2026年起，將放寬大專院校的外地學生自費就學人數，從香港招生名額（以下簡稱學額）的40%提高到50％，以推廣「留學香港」品牌。香港在讀大學生表達關注，擔憂此舉會影響教學品質和資源分配，進而損害本地學生權益，恐加深學生間的隔閡。 自2024年起，香港政府將原定20％的外地學生學額提升到40％，以吸引更多外國學生，尤其「一帶一路」國家和中國學生來港升學。因此香港政府將從2026學年起進一步增加外地生的自費就學名額至本地生的50％。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文大學）的本地學生盧同學（化名）認為，大學在教學方面，因應外地學生增加的調整和引導措施不足，讓課堂運作不順暢，容易造成本地生與外地生的對立。 盧同學強調，大學積極招收外地生無可厚非，一來外地學生學額為自費學位，能提高大學收入，二來學校在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等大學排名榜單上，國際參與的分數也會隨之提升，但他認為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有些課程會用廣東話作為主要語言，英語以輔助。」盧同學表示，外地的學生在此情況下仍會選擇修課，上課的時候卻因為聽不懂廣東話，要求老師同步翻譯成普通話。「這樣本地學生難免要遷就他們，花一倍的時間去聽他們的翻譯。」盧同學說道，課堂上的不便使一些本地生在社群媒體表達對外地生的不滿，認為應該讓外地生分開授課以減少對香港學生的影響。對此中文大學書面回覆，校方在制定課程內容與授課語言時，會考慮學生多元文化背景作出適時跟進，以確保教學品質。 硬體設施方面，香港政府資助本地生多採取「四年一宿」制度（註）。香港浸會大學的鄭同學（化名）認為，各大學在擴大招收外地學生的同時，應保障本地學生四年一宿的權益，確保他們不會因外地生增加而失去原有的資源和權利。中文大學則強調，校方已在今年推出「校外住宿計劃」，提供未獲分配宿位的學生按個人需要租住，盼能在不影響本地學生權益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香港高等教育的全球競爭力。 註：大學課程四年中最少一年獲得住宿資格。

【記者江虹、方凱琪、陳筱雯台北採訪報導】地震警報響起，民眾紛紛屈身躲在桌子底下，按照指令就地掩護。國家防災日教育宣導活動於20號在國父紀念館舉辦。透過產業、政府、學術機構合作，讓民眾身歷其境，全面了解災害現場的自救方式，提高防災意識。 這次希望民眾學習的主要是防災意識的部分，當初在設計的時候，思考的方向還是以生活為主。生活的方式可能每個人都不一樣，可是基本上要解決問題的觀念是沒有變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長黃建華解釋。地震求生72小時是今年主要的體驗活動，透過模擬賣場、電梯、捷運等生活場景，指導民眾如何就地避難，完成後續疏散等一系列的防災應變。另外，也教導民眾如何製作簡易照明燈及止血帶等自救技巧，透過實作培養危機應對能力。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宣導股長高培灝指出，防災72小時這是這次首創的，「遇到災害的時候，從家裡到避難收容處所的時候是連續的，所以我們把攤位都合起來。」 民眾還能透過活動體驗身心障礙者在災害現場會遇到的情景，一同學習如何幫助特殊需求者避難。此外，長期關注防災的企業也加入宣導行列，展現許多相關設計。高培灝説：「裡面我們有特別去強調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行動比較不便的人員，我們有針對這個提供教具，可以現場體驗。」另外，黃建華分享，「以前都是消防局自己在做這塊，我們最近這幾年希望結合民間單位，比如像是慈濟的志工或者民間的公協會。」 災後復甦也是防災重要的一環，民間團體展示避難所帳篷及床架，供民眾提前了解尋求協助的管道。現場更有具教學經驗的團隊，讓防災知識更符合學習需求，也在活動中體現各界合作的成果。WinWin打包勝利營隊總籌謝尚桓說：「為了讓孩子了解我們在建築上面的違建會不會造成危險。」並解釋透過這個地震實驗儀，讓孩子了解房屋會不會傾倒，達到共學的效果，就是全民防災意識的提升。對此，參加民眾李念平則認為，「災害應變本來就是，一直要去不斷地去重複地練習，因為有時候當你遇到危機的時候，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這次的活動，讓民眾體驗防災設備，同時學習災時的實用技能，做好萬全的災前準備，並將災害降到最小，充分展現產、官、學合作的力量。

【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學生團體、教育工會及家長團體，2月在立法院為教師爭取「離線權」，主張教師下班後應有權不即時回覆訊息，以維護生活與教學品質。然而，明確的教師上下班時間，與傳統嚴格界定的工時制不同，且工作性質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下班後難免得處理學生事務。此外，遇到緊急狀況該不該回覆的界線，也容易因教師與家長立場不同而難以界定。 在保障教師離線權的同時，該如何促進親師互相體諒，共同營造友善的教學環境？點擊下方圖片，一起感受教育現場最真實的兩難時刻吧！

【記者林沂葳、楊凱傑、張傳儀、吳妤潔、黃詠欣報導】「禮拜六晚上他爸爸一直打電話給我，說他（兒子）要辦理轉學的手續。」退休教師葉亞寧曾指導多個問題學生，他認為下班後處理學生事務已是常態，包辦學生照顧責任的教師，似乎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包袱。 學生團體「鉛筆藍圖」、教育工會及家長團體，2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為教師爭取「離線權」，意即教師下班後應擁有不必在線上即時回覆學生與家長訊息的權利，以維護工作與生活平衡，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黃譯瑩解釋，現在社會需要討論教師離線權的主要原因是通訊軟體讓現代父母更容易透過訊息、電話傳遞他們的焦慮給教師。「現在每個學生都是家庭的寶，帶一個班等於帶了許多家庭，下班後還須繼續服務，家長的焦慮變成了教師的焦慮。」 有別於一般勞工，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東原認為教師被視為一種「志業」，需要有遠大的抱負。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逸飛解釋，「志業」的包袱讓加班或其他額外工作被視為教師「應該要做」的事情，形成一種道德壓力。在這種體系下，教師如果試圖改變現狀，反而會受到輿論的約束。 楊逸飛表示教師常被賦予「專業父母」的角色，學校教育幾乎要取代家庭教育的功能，許多的課後困擾來自家長對學生過於在意，因此會為了一些瑣事，頻繁聯繫教師，甚至期望立即得到答案。高雄某國小教師小花（化名）認為因為通訊的便利，家長覺得凡是只要問教師就能獲得解答，使學生對教師依賴度變高，導致教師需要應付更多的瑣碎事情。 台北市私立再興中學教師呂佳儒感同身受，他說：「有些家長什麼事都會打電話，忘記帶水瓶或藥品這樣的小事也會聯絡導師。」在網路與通訊軟體普及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時間及地點被延伸，下班後仍須隨時、隨地待命。這樣的狀況，也讓離線權成為教育現場愈來愈重要的討論議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張民杰認同離線權的必要性，「從教育本質思考，主張教師離線權對父母和學生也是好事，讓教師有充足時間休息，才能用心陪伴、教導和引導孩子。」小花認為離線權可以讓學生更獨立，承擔自己的學習責任，「這樣孩子會知道不能因為忘了帶東西就靠家長傳訊息問教師，必須在學校就把事情搞清楚。」 研究指出教師下班後越頻繁使用通訊軟體處理工作事務，工作壓力越大，且工作倦怠感越深。鉛筆藍圖總召傅瀚柏觀察到，「有教師害怕被究責而選擇回覆訊息，如果因忙碌漏看訊息，會被家長視為失職或不關心，結果家長就用1999或向教育局投訴。」傅瀚柏解釋立法可以提供一個保障，「透過法律訂定教師離線權的核心目的是讓教師有權力選擇是否回覆訊息，而不是絕對必須回覆。」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召集委員葛如鈞針對目前離線權的政策推行狀況，他苦笑道：「還沒有看到我們政府包括行政院、教育部有更明確的態度或方針。」他解釋離線權的具體實施會牽涉到細節，如是否加給、如何區分工作時間、不同學校類型的界定，都需要行政單位先有初步看法。 鉛筆藍圖提議，推動離線權立法會先有大的原則性規範，而具體的細節和實施方式則交由各個學校內部去制定符合其自身狀況的規定。傅瀚柏進一步說明，「國小、國中、高中的情況都不一樣，公私立學校的需求也不同，所以需要客製化。」 張民杰表示離線權的最終目標是讓親師生三方都能受益，但也指出透過立法主張離線權可行性低，因為「教師的上下班時間不像勞工那樣明確，有些教師沒課就離開了。」台北某私立中學人事主任林建中也以實際情況說明，「教師的工作時間不像公司上班族是機器必須持續運轉八小時，教師沒課時，可能在辦公室趴著休息，這在一般公司不會發生。」他解釋教師工作時間安排上的彈性或非連續性，與傳統嚴格界定的工時制不同，其界線很難拿捏。 新竹市香山區虎林國小校長林啟誠也認為「離線」的界定對於教職來說仍有困難之處，「教師的工作對象畢竟是人，所以他跟勞工所謂純粹對事物或產品的生產線這方面的認定，會稍微有一點模糊空間。」 界線模糊外，蕭東原認為，教師工作性質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下班後會需要處理班級或學校的事務是難免的，「家長白天要上班，那我如果有什麼事，可能只有晚上才有時間聯絡教師。」針對此情形，蕭東原也建議家長需要有限度，他認為時間太晚，除非緊急情況，否則不需要打擾教師。 蕭東原認為緊急狀況的判定會因為教師與家長的立場不同，而很難界定，他說：「家長遇到緊急情況再聯絡合理，但當小孩忘帶聯絡簿，你不問（教師）作業內容，隔天沒交怎麼辦？」呂佳儒也認同未來離線權實施，可能會增加教師和家長之間的對立，「我要明確界定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很困難，有時候家長認為的大事對教師而言只是小事。」 呂佳儒認為處理家長打來的緊急事件是無法完全避免的，至於如何界定緊急情況，他分享自身準則，「我會將傷害到自己或傷害到別人的事情視為嚴重的，作為是否處理的取捨。」他解釋教師可以先思考事情最糟的結果，如果無法承受才回應，以免後續處置更勞心勞累，「既然選擇了教師這份職業，應有這種認知，即時處理反而能減輕負擔。」 楊逸飛提醒，離線權並非時間到就完全停止工作，而是要將時間用在真正需要的工作上，「特別是在對某些家庭功能確實需要協助的同學，教師一定是要付出那個時間的。」他表示如果未來在法規上設定太過僵化的時間界線，可能會讓真正有困難的學生擔心尋求協助。 林建中也認同離線權針對緊急情況應保有彈性，他建議家長，「如果事情真的很急，家長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教師，我相信教師看到來電也會覺得是急事而處理。」屏東縣某國中導師陳姊（化名）認為涉及學生人身安全等緊急狀況，在下班後，處理責任應該回歸家長，但他也提醒教師們，「許多緊急狀況是我們憑藉專業應該在平常就能觀察或處理，而非等到下班後變成嚴重事件才緊急聯繫。」 由於教師上下班時間及緊急事件的界定模糊，對於教師離線權落實的方式各方看法不同。黃譯瑩表示，若是要用法律約束教師離線，會讓原本彈性的親師溝通時間僵化，因此持反對態度。他說明，「立法最大的難點在於界定情境和查核狀態，教師如何證明真的離線或在工作。」他認為離線權的界線模糊，應交由教師自行決定其界線，不應該以法律進行管制。 林啟誠從校方觀點出發，他說：「我們也會希望導師不要因為有離線權這樣的主張，然後就變成切割得很清楚，因為學校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生。」林啟誠進一步解釋即使立法，學校仍會與教師建立默契，只要是緊急、必要、關乎學生安全、輔導或學習的事務，教師仍應依個案情況協助。 若要保障教師離線權，除了立法外，楊逸飛認為，內部機制的完善才是首要目標，學校應該設立其他管道，讓家長在緊急狀況時可以使用。張民杰提議，學校可以提供彈性回應窗口或AI客服，讓家長在緊急事件發生時能隨時聯絡。張民杰指出，善用好校安電話，可以由值班校安人員處理學生生命安全的部分，而不需要完全由導師處理。 為保障教師的休息權益，葛如鈞提出學校可以設立驗證教師是否有真正離線的系統。他舉例，台大的線上課程平台NTU　COOL提供私訊功能，因此教師可要求僅在此平台做聯繫，學校也較容易追蹤教師是否在下班後回覆學生訊息。林啟誠也表示，新竹市擁有提供教師上傳學生例行性上課資料的電子聯絡平台，鼓勵家長透過網站了解聯絡簿、考試、學生傷病、班級事務公告和孩子入班入校等資訊，不佔用導師下班後的時間，也可以達到親師之間的溝通平衡。 小花認為學校應該降低班級人數，因為一個教師帶二十幾個學生太多，班級人數少，教師才可以給予更多關注。陳姊最希望的是減少導師的授課節數，讓導師在白天有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或輔導學生，減少下班後聯繫的必要。對辛勤工作的導師，小花認為可以以提升導師費作補償，「導師費十幾二十年來都是新台幣 3000 元，和科任教師相比，導師工作多很多，卻只多賺 3000 元很不合理。」 除了制度上的改進，教師自身也能透過主動規劃與設定界線來保障自己的休息權益。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退休教師古教師（化名）表示，在他任教時，多半會在親師座談會時，就告知家長自己的管教準則，並與家長達成共識。陳姊也分享他與家長溝通的現行做法，「在一開學和家長溝通好交流方式，我不會給家長私人聯繫方式，而是以聯絡簿作為溝通管道，這樣未來有甚麼事情，也可以留下證據。」他也表示，若家長真的需要和導師電話聯繫，可以透過上班時間撥打辦公室電話。 林建中則認為教師自己需要建立強大的抗壓性，他呼籲教師應學會看淡很多事情，不要把所有工作都看得極端重要或認為自己不可取代。他相信，如果教師能自己判斷和拿捏事件的重要性，無形中就能建立自己的「離線權」，即使沒有法律規範，也能維持良好的下班生活品質。 林建中表示剛開始當教師時，很有成就感，覺得像牧羊人一樣引導學生。葉亞寧分享道：「我相信有很多教師剛進入到教學現場，抱持著熱忱，僅管被半夜打電話騷擾，仍秉持著教學本意，不厭其煩的回覆，但事後才發現怎麼跟自己想的不一樣，熱情被澆熄。」談及過去擔任新北割頸案加害者班導時，他為處理家長與學生的問題，來回溝通數次，這種無形的工時，往往不被納入正式的工作範疇，卻實實在在地消耗著教師們的精神和時間。 教師額外的付出和溝通，模糊工作與私人生活的界線，推動「離線權」背後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教師們在非工作時間，能夠真正地休息和恢復精力。離線權不論是否進入法律層面，現今仍需社會、教師及家長更多的對話，互相體諒，營造友善的教學環境。

【記者林以晴、周元曦、王保伶、張博媛報導】2024年10月，國立政治大學大勇樓的性別友善廁所發生偷拍案件，引發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議題的廣泛討論。2025年2月，國立台灣大學也發生外籍生在性別友善廁所被偷拍的事件，再次使其安全性與私密性遭受質疑。性別友善廁所雖立意良善，但由於缺乏統一標準與完善規劃，導致問題層出不窮，也容易加深大眾誤解，忽略當初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初衷。 傳統的公共廁所常依照男性、女性二元性別劃分，未顧及部分群體的如廁權益和需求。舉例來說，在傳統如廁環境中，跨性別者與非二元性別者（註）可能面臨心理壓力，甚至遭受異樣眼光。性別友善廁所的出現，打破以性別劃分的限制，讓大眾能舒適地滿足基本生理需求。 「由於我的外貌不是典型女生的樣子，比較容易被誤會，進廁所前需要心理準備，會有一點壓力。」非二元性別者林婕宇說道。設計良好的性別友善廁所不僅使用起來舒適，進廁所時也不用擔心他人眼光，使用經驗相較傳統廁所好。 註：非二元性別是指不完全認同於男性或女性兩種性別範疇之外的多元性別身份。 另外，許多家長在帶孩子外出時，常面臨要「進女廁或進男廁」的窘境，育有兩個小孩的劉媽媽（化名）表示，自己帶小男孩進女廁時雖從未遭受異樣眼光，但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依然帶來便利，「一方面性別友善廁所比較不需要排隊，二方面裡面的設計也比一般廁所寬敞。」劉媽媽說自己一次帶兩個小孩容易手忙腳亂，性別友善廁所允許他們全家人進入同一間廁所，大幅度提升如廁效率。 然而，現行性別友善廁所仍存在一些問題可能讓使用者卻步。林婕宇表示，部分性別友善廁所設立在樓層角落且燈光昏暗，讓人不敢踏入。使用者張大犬（化名）也觀察到，部分性別友善廁所存在廁間隔板留有空隙、動線規劃不佳等問題，有待改善。張大犬說道：「我認為性別友善廁所立意是良善的，但在沒有嚴密配套設計的情況下，使用者的安全隱私可能承受的風險，會比分性別廁所來的高很多。」張大犬更補充，性別友善廁所相較傳統廁所在空間上理應更加活化，但現行每座便器都有隔間的設計卻使得動線變窄，導致如廁空間擁擠。 根據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畢恆達於2020年發表的「研編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安全空間檢核及調查計畫」統計結果，157所大專院校中，共有117所設置至少一種性別友善廁所，但如果扣除僅掛牌而沒有實際新建或改建的廁所，則只剩58所，不到四成。而據環境部截至2024年的統計，全國共有623座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地點也由校園占大多數，目前台大、政大、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輔仁大學等學校都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目前政府有意推廣性別友善廁所，但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志光認為，要廣建並不容易。公部門如學校，在使用面積上有較大的彈性，但私部門會有成本問題，且舊建築較難在既有基礎上新建性別友善廁所。吳志光建議道：「可以用不溯及既往的方式，也就是只對新建築要求，那麼在設計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成本或空間考量進去。」 根據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與前台北市兒少代表共同發起的「廁所大冒險：高中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大揭密」計畫顯示，在他們調查的11所學校（台北市高中職）、性別友善30間廁所中，高達86.7%只是將原有的無障礙廁所同時加上性別友善廁所的掛牌，僅13.3%（4間）性別友善廁所符合「集中型」標準，即同一空間內設有蹲式馬桶、坐式馬桶及小便斗。 除了學校以外，大多私部門考量到經費、空間等其他因素，也會選擇將無障礙廁所直接認定為性別友善廁所，意即僅在無障礙廁所外加掛性別友善標示，而非設置獨立空間，「私部門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會涉及到坪效，就是這個空間利用的有效性，他們（私部門）當然是持保留態度。」吳志光解釋道。 然而，此舉也可能影響大眾使用意願，「我如果去一個地方，那邊有男廁、女廁，以及旁邊一間像是無障礙廁所改建的性別友善廁所，我就會選女廁。」林婕宇說道，使用在傳統廁所旁額外設置的性別友善廁所，反而有被貼標籤的感受。性別認同偏向男性的生理女性貢丸（化名）也說：「刻意走進性別友善廁所好像我的性別認同需要被特別『友善』。」 現行性別友善廁所設計不一，源於其相關規範不具強制性，這也導致部分廁所在設置時未充分考量隱私及安全，造成疑慮。吳志光說明，一般男女廁、無障礙廁所、育嬰、親子廁所的設置內容都有被建築法規規範，例如便器的比例，若沒有依規範設立就會被處罰。然而，性別友善廁所設置目前仍屬鼓勵性質，相關建設流程不如無障礙廁所細緻，僅有「所有便器需具備獨立空間」的基本共識，並未強制規範便器種類、數量或隔板空隙寬度等細節。 然而隔板空隙關乎隱私安全，不容忽視。吳志光補充道：「為了避免隱私上的困擾或偷窺、偷拍，就需要強調隔間的密閉。」使用過政大性別友善廁所的學生小胖（化名）指出，在該廁所發生過偷拍事件以後，不敢再去那間性別友善廁所。小胖認為，校園中的性別友善廁所偷拍事件頻傳，反映出隱私保護的措施或空間設計尚有不足。 對於性別友善廁所是否應規定建設標準，吳志光認為還有討論空間，「可以在建築或是其他相關法規裡面明定，如果要設置的話，要有怎樣的設計，才符合性別友善的本質。」畢恆達則建議，不應強制設立標準化的規範，因各地區的性別文化、使用者屬性、基地不同，應該因地制宜，保持彈性。他強調：「沒有任何設計可以在所有面向都達到最佳值，設計者一定要有所權衡。」政大性平委同樣表示，由於每棟大樓的原先設計不同，難以完全參照〈校園性別友善廁所及宿舍設置指引〉的設計規範。然而近期發生的偷拍事件，引發校園內外對性別友善空間安全性的高度關注。政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以下簡稱政大性平委）將會重新修訂性別通用廁所的設置規範，試圖在兼顧安全性與包容性的前提下，改善校園性別友善廁所環境。 隨著性別平等教育的普及，關於性別友善廁所設計的討論也不斷更新。政大性平委提及，現在高中以下的性別平等教育讓學生對於性別友善廁所的接受度提高，接下來的重點則是增強廁所的安全性，以及破除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產生的負面印象。政大性平委也表示，性別友善廁所作為新概念，恐懼容易被過度解讀，以偷拍事件來說，不只是性別友善廁所，傳統廁所也存在疑慮，甚至更難防範偷拍。 至於如何普及性平教育，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學生代表楊昀臻則表示，希望把性平觀念融入教學，並將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加入學校的評鑑。然而在大學校內，實際作法與準則仍回歸大學自治。相較之下，針對高中以下學校做強制性教學評鑑的可能性較高，「但在執行過程會有一個需要溝通的群體，就是家長，強制性推動性別友善廁所相關政策恐引起家長的反彈。」楊昀臻說道。他也補充，在性平教育、建設指引未明確落實的情況下強硬推動，反而會更加深社會對性別友善廁所的負面看法。 此外，公開透明的多方會談有助於消除大眾對性別友善廁所的誤解。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秘書長高芷涵舉​​澎湖縣馬公市馬公國民小學（以下簡稱馬公國小）為例，校方在重整學校廁所時，回歸「以家為初心，不再以生理性別作為區隔」的理念，讓學生、家長、老師共同參與從外觀到內部的設計，將性別友善廁所化身作品。高芷涵表示，馬公國小在設立性別友善廁所的過程中，並非採取蓋好後才告知的被動方式，而是在前期透過正面教育與宣導，讓大家充分思考廁所需要什麼。高芷涵提到，將通用設計如無障礙設施、置物空間、點字標示牌等，運用在性別友善廁所中，或是更改傳統顏色、人物標誌，以便器符號取代，從符號消除刻板印象，傳遞廁所的原始初衷，也是可以讓其更友善的關鍵。 儘管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一個符合多元需求的如廁空間，但仍有許多現實因素需要克服，部分民眾也可能對性別友善廁所還不熟悉或已存在負面看法。然而若一味強制規範，反而可能會失去彈性，造成反效果。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盼未來透過教育、公開對話與完善設計指引，真正落實兼顧多元與安全的如廁空間。

【記者吳妤潔報導】自信跨步向前，抓準時機刺中對手，得下勝利一分後激動喊聲。今年八月，年僅21歲的「擊劍王子」陳弈通初登奧林匹克運動會殿堂，成為國內時隔36年再度前進奧運的台灣男子鈍劍代表。儘管最終不敵地主選手恩佐・勒福爾（Enzo Lefort）止步32強，仍追平過去台灣的最佳紀錄。卸下擊劍選手身分，他還是位擁有設計長才的藝術生，更是從體制內教育改以進入實驗教育機構的方式升學，並一頭栽進設計領域，走出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 八歲時，陳弈通參加體育夏令營，眾多運動項目中唯獨對擊劍情有獨鍾，就此開啟擊劍人生，「我小時候對某個東西有興趣的時候，就是想要全心投入，所以那時候一學就很想要全力打到職業。」自小就有主見的他，在參加不少盃賽後，萌生想要出國比賽的想法，陳弈通的母親黃意雯便帶著他出國，並在青年奧運、亞洲運動會及亞洲錦標賽等賽事中嶄露頭角。 陳弈通並不認為自己是天賦型選手，他說：「現在回去看覺得，哇，我好像真的花很多時間在場下。訓練時間外自己在家會一直練，然後研究分析選手的影片。」不想輸但樂觀的性格，或許是他十幾年的選手生涯中未曾想過放棄的原因之一。黃意雯回憶起陳弈通小時候沒得獎，本以為他會很難過，卻見到他比賽結束後到便利商店買冰淇淋露出開心的面容，可見比起成績，陳弈通反而更專注在比賽的內容和過程，若是覺得自己表現不理想，回家後就會不斷練習，黃意雯以「瘋狂」二字形容，「他如果制定好目標就不會放棄，一定會想辦法達到他要的表現。」 相比大多數學生運動員以校隊或體育班作為升學志向，陳弈通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陳弈通一家曾因父親研究需要移居澳洲，國小三年級時他自澳洲返台，但因為銜接不上課程，便輾轉進入體制外教育。即將升國中之際，黃意雯考慮到體制內教育只有進入校隊或是讀書兩個選擇，且若外出比賽在學習進度上勢必會落後，便決定讓陳弈通加入自學團體。另一個原因，則是體制外教育給予了更多自由，「當初對體育班的印象就是如果你選的話，就只能走這一條路，選項會很少，但我不想被限制只能做這個（擊劍）。」陳弈通說道。他坦言，一開始年紀小，自律欠佳，常會漏掉作業，但後來發現這會出現許多問題，才了解到「為自己負責」的重要，比賽期間只要一有空檔，就會拿出電腦或是要讀的東西出來做。問到對想走體制外教育的學生運動員有什麼建議時，陳弈通不斷提到「自律」，認知到自己需要什麼也更有助於尋求協助和保持對運動的熱忱。 而在體制外教育的過程中，陳弈通在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副董事長徐莉玲的欣賞下，發覺自己未來也可以往藝術領域邁進。「有一堂課我讓學生找出舊鞋盒做出一個動物，但只有弈通用舊鞋做出一隻老鼠，因為他覺得用鞋子做更有趣。」徐莉玲笑著分享，「弈通真的是很特別的孩子，很少可以看到一個孩子有勇氣挑戰老師給的題目。」 目前陳弈通就讀於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在他的Instagram作品帳號上，時常可以看見他分享利用不同媒材設計出的運動員模型、球鞋和平面設計等作品。而他的創作靈感多半源自於運動和普普藝術，他笑道：「運動的動態我覺得是很抓人的。」談起陳弈通在擊劍和創作時的差異，黃意雯認為他在擊劍時表現出較為強勢的一面，但在藝術創作方面則是展現自我的抒發和療癒，「有時候他的作品人家喜歡，我覺得是因為他很真誠地把自己生活的題材放在上面。」 對陳弈通而言，不論是擊劍還是創作，都已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談到未來目標，凡事追求完美的他希望在藝術設計領域不斷突破，「做設計可能都會這樣，就是你看到很多，然後會覺得我一定要達到這個水準，會覺得之前的作品都不夠好，可是就是這樣才會進步。」面對陪伴自己最長時間的擊劍，他則希望能夠持續奪牌，「我很享受在場上的感覺。我很喜歡做，我就繼續做。」

【記者吳恒儀台北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透過產學合作計畫，開設全台首創媒體素養劇本殺工作坊，引領學生們將資訊素養、新聞倫理及公共輿論等社會議題融入原創劇本之中。14日，協辦單位臺師大媒體素養教育基地於校內文薈廳共同發表劇本殺成果，透過沈浸式的遊戲體驗，激發民眾思考現代媒體科技如何影響社會。 作品《百障館謀殺始末—迷霧秋夜》（以下簡稱迷霧秋夜）是工作坊中唯一由學生團隊打造，且遊戲難度為四組之最的劇本殺。《迷霧秋夜》由來自臺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的中國留學生于建濤帶領創作。故事講述高三學生受到校園霸凌後離奇消失，案件受到社會各界關注，玩家在撲朔迷離中一步步挖掘真相的過程。 于建濤說明，《迷霧秋夜》受到媒體審判現象的啟發，參考中國案例，將涉及隱私的刑事案件放到公共網路上討論時，各種參與媒體在案件線索一步一步被揭露時會如何行動。「比如說受害者的家屬、警察、網友，還有一些意見領袖，會發表什麼看法，影響到受害者的名譽。」于建濤說道。劇本設計除需兼顧趣味性，同時更強調新聞報導如何影響網路輿論與對受害者造成的二次傷害。 玩家不論在《迷霧秋夜》裡還是現實中，既是大眾媒體的接收者，同時也是資訊的製作者和傳播者。創作成員臺師大圖文傳播學系大四交換生陳靜表示，在自媒體生產時代，民眾如何去使用媒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不只是學生，全民皆需具備鑑別虛假消息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制止錯誤資訊的傳播和生產。玩家臺師大生命科學系的小明（化名）在參與《迷霧秋夜》後表示，希望能體驗到更完整的《百障館謀殺始末》劇本。「了解事情的全貌之前不要亂下判斷，一些偏激的言論會對他人造成傷害。」他在遊戲結束後說道。 來自民眾組的作品《你給我記著》劇本圍繞著六位不同背景的記者爭相挖掘真相的故事，強調新聞道德與假資訊判斷的重要性。「記者內心的掙扎跟新聞道德出現兩難，那把尺如何拿捏？」創作者林吟霙說道。每一位記者內心都有不同的掙扎矛盾，角色在身為記者的專業素養和一己私慾之間做出選擇，影響劇情走向，成就多重結局的劇本。林吟霙表示，閱聽人在閱讀新聞報導時應注意片面報導的可能，「他可能只讓你知道該讓你知道的，或者是想讓你知道的，但真的是全面都是這樣嗎？」他說道。 隨著《百障館謀殺始末》等媒體素養能力劇本殺的推出，臺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長蔣旭政表示，教育如同種下一顆種子，在參與者的心中發芽、茁壯，進而影響更多人。媒體素養在資訊爆炸的現代，伴隨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從我們滑開手機的一刻開始，都是媒體素養的一種。」林吟霙說道。媒體素養並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要落實在每個人的生活中，成為一名對資訊傳播負責任的數位公民。

【記者張恩爾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6日舉辦「心智障礙者轉銜方案」成果說明會，發表自今年二月起實施該方案的試辦成果。此計畫由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主辦，結合專業的團隊與社區資源，提供心智障礙者（以下簡稱智青）體驗大學生活的機會，培養其社會適應的能力。 心智障礙者轉銜方案的內容分為三階段，包括提供智青旁聽大學部課程、加強其社區適應及生活管理的特殊教育課程，完成兩階段學習後會將其送至職場，實際體驗職場生態，實踐前兩階段的學習內容。 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同時也是此計畫的發想者胡心慈表示，特殊教育學系開設三門課供智青旁聽，他們可以從中選擇有興趣的課程，「透過旁聽的方式讓他們體驗大學生活，不過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就業和社區適應上面。」該系學生也會在課程中從旁輔助。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學生黃允成分享，上課時由六名特殊教育學系學生搭配兩名智青，分組討論課程內容，學生也製作易讀本協助智青學習，「他們會蠻踴躍回答問題，答案也不一定是錯的，頂多只要幫他們組織語言，可是他們的答案真的都還不錯。」 談及方案的發想緣由，胡心慈說明，對於智青來說，就讀大學的過程相當辛苦，因此只有約五成的智青會選擇就讀大學，「他們時常會發生跟不上的情形，老實說學校也只能透過放水讓他們通過課程，所以讀大學對他們的實質幫助是不大的。」校方參考已在歐美行之有年的Think College（註一），讓心智障礙者透過旁聽進行學習，胡心慈說：「就是很自由的，不是像我們一進去，你就是要把128個學分修完，才能拿到畢業證書。」希望藉此能讓智青培養自己的專長，並協助其未來就業。 註一：Think College 是一個致力於為有智力或發展障礙的學生提供高等 不過，此計畫並非一帆風順，胡心慈指出，最大的困難是經費不足。為了提供智青完善的資源，校方聘請復健諮商管理師及多位特教老師，然而，由於方案尚未取得政府認同，因此未獲得補助，經費來源除了智青的學費外，其餘只能由臺師大自行吸收。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學生許媛翕則認為，現階段的課程對於智青的負擔過重，他建議未來可以開放相對較輕鬆有趣的課程，供智青選擇，提升他們對課程的興趣。 談到此方案的不足，國立竹山高級中學綜合職能科教師詹惠鈞分析，這類課程僅能供住家位處交通便利地段的智青使用，由於智青自主生活能力較低，較難適應住宿生活，因此必須通勤上課，「以南投為例，最近的國立大學是彰師大，如果學生要去上課就必須住宿。」除了交通問題，詹惠鈞也補充，台灣智青的就業率約四成，許多智青接觸就業輔助課程後，在就業上仍有困難，「即使這個方案有職場體驗的課，可是智青未來脫離這個方案後，是否真的有工作能力了？我持保留的態度。」至於如何解決智青工作問題，詹惠鈞認為，社會應提升對智青的包容度，政府也能幫助企業，增加輔導智青就業的相關措施，才能有效提升智青就業率。

【記者張博媛報導】近年來英國大學學生結構改變，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報導，大學以高額學費收取能力低於水平的國際生，藉此填補學生數量以及近期大學頻傳的財務缺口。此舉導致教育環境水準下降，甚至使得學生懷疑自身文憑的價值。 英國脫歐後，原歐盟國的學生學費比照國際生收取，學費從一年9000英鎊（約台幣37萬元）上漲三倍以上，因此歐盟國學生數量減少，加上本地學生就讀碩士班數量銳減，大學將學生目標轉向海外。就讀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學生黃光畯表示，英國在中國廣設留學展，特別招收中國學生，甚至有學生不用英文檢定、不用面試，只需要填一張表格即可入學。 就讀諾桑比亞大學（Northumbria University）的Ali（化名）說道：「雖然在我的學校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但我的確耳聞有學校收取不符資格的學生以填補財務問題。」他認為，保持高的教育標準對於保護學位品質以及反映學生真實表現至關重要。黃光畯表示，由於東西方教育文化差異，中國學生普遍不喜歡參與課堂討論，甚至會在課堂上使用人工智慧工具代替思考，電子信箱也會出現為中國學生提供的作業代寫服務，「大學時間太短，短到很多人根本無法適應這樣的文化衝擊。」黃光畯說。 一名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學者K（化名）認為，學生結構改變是事實，相較以往多元的學生組成，現今課堂多為中國學生，甚至出現教授須改變授課方式以配合學生的情況。但K表示，新大學（New universities，註一）與羅素集團（The Russell Group，註二）大學出現的教育問題有所不同，他舉愛丁堡大學為例，中國學生有著高水準英文表現，卻對自己的科系缺乏興趣，導致學業表現不佳。K也補充，由於高額學費僅少數富有中國家庭可以負擔，使得來到英國讀書的國際學生都變成中國人，也會造成富者越富的情況，「學校應負起社會責任，例如提供獎學金給真正對學業具興趣的學生，平衡現階段教育環境狀況。」他說道。 註一：新大學指在1992年、因為約翰．梅傑（John Major）政府所頒布的《1992年持續進修及高等教育法》而獲授予大學地位的學院。 註二：羅素集團由二十四間英國的研究型大學組成，包含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等頂尖研究型大學。 Ali表示，若學校將獲益看得比教育品質更重，就會導致教育環境變差，也會讓學生質疑學歷價值。近年英國大學學生組成產生巨大改變，影響教育環境，校方應仔細省思以中國學生填補學生與財政缺口的做法背後的隱患，避免將雞蛋放在同個籃子，造成本地學生或他國國際生出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