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陳子瑜、陳妍如、萬巧蓉、方小瑀綜合報導】「我們吸毒已經十幾年，家人的接納度不高、新的朋友不敢跟我們接觸，根本沒辦法復歸到社會裡面。」昔日的藥癮者蔡明蒼敘述出獄後的光景，他渴望重回正軌，「但要踏出每一步都好難。」不久後他再犯，二次入獄。蔡明蒼坦言道：「光是坐牢很難改變一個吸毒的人。」因此近年來，司法矯正體系積極推動藥癮者回歸社區進行醫療戒治，但若社區的協助資源仍未臻完善，藥癮者想重啟無毒人生如同泡影。<b>藥癮者再犯率高　建立戒毒動機是關鍵據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以下簡稱解癮戒毒協會）統計，藥癮者持續施用毒品的理由，首要是為了排解無聊、空虛的情緒。解癮戒毒協會心理師李欣怡解釋道：「如果吃東西（的快樂指數）是150，喝酒是200，吸毒能直接超過1000。」他指出，吸毒產生的強烈快樂感難以透過其他管道取得，因此藥癮者會一再尋求毒品慰藉。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達進一步表示，施用毒品者一旦成癮，將導致腦部神經被破壞、心理酬賞機制（註1）失靈，最後唯有毒品能引發快樂情緒，讓藥癮者戒毒更加困難。註1：即執行該行為後得到相對應的滿足感，因此對該行為產生正向增強作用，鼓勵當同樣情境再度出現時，再出現同樣的行為反應。而難以擺脫舊有的人際關係，則是藥癮者使用毒品的次要原因。尤其，若生活中缺乏重要他人的支持，容易導致再犯。蔡明蒼解釋，許多藥癮者出獄後只能回頭找吸毒圈的朋友，經常一、兩個月後便重陷毒海遭逮捕。林達更表示，入獄的藥癮者隔離時間長、與社會脫節，導致藥癮者反而會與獄中結識的毒犯獄友繼續吸毒。此外，林達指出，部分藥癮者沒有主動戒毒的意願，不清楚毒品的危害。例如許多安非他命使用者是為維持工作時的精神而用藥，「這件事情他不覺得錯，因為我（藥癮者）在賺錢、我必須用。」然而毒品短期內雖可維持藥癮者的體能，一旦上癮卻可能破壞腦部及身體、甚至導致用藥者失去工作能力。<b>戒癮人力不足 緩護療執行受阻除三、四級毒品施用者僅須負擔罰鍰外，過往使用一、二級毒品的藥癮者被逮捕後，經司法機關判決即送至勒戒所進行強制戒治。民國87年，《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修正藥癮者的定位為「病患型犯人」，從消極的懲處、監禁等司法途徑，轉為積極的治療取向。因此，檢察官可暫緩藥癮者的起訴處分，讓藥癮者維持原生活型態，回到社區進行戒癮治療（以下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緩護療）。在檢察官作緩起訴處分後的兩年緩護療期間，由地檢署的觀護人負責定期約談、訪視藥癮者，並監督其每月至地檢署驗尿。觀護人也與醫療機構合作，轉介藥癮者到醫療院所治療。除此之外，觀護人亦會在訪談藥癮者後分類再犯的風險等級，並交由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個案管理師（註2）（以下簡稱個管師）列入追蹤、輔導名單。註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95年在全台各縣市開設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盼整合社政、醫療、警政、司法保護等各單位資源，並設有個管師對所有個案進行追蹤、輔導。政府盼透過社區醫療管道協助藥癮者戒毒，但根據台灣高等檢察署109年發布的毒品情勢快速分析，藥癮者在四年內再次施用毒品的比例高達五成，其中還不包含未被逮捕的潛在犯。過半的毒品再犯率反映當前藥癮者回歸社區緩護療後，戒治毒癮的成效仍不彰。首先，地檢署觀護人身為毒癮戒治環節中的要角，卻面臨人力不足的問題。根據法務部統計，106年全台地檢署緩護療人數近7000位，卻僅由200多位的觀護人分擔。受限於法務部下檢察機關預算員額（註3）的限制，地檢署無法任意增加觀護人人力，因此由衛生福利部編制毒防中心個管師，盡量觸及所有個案、提供完善處遇措施。註3：指各機關每年度編入總預算案並經立法部門審議通過後，該年度實際可進用各類人數的上限。不過，個管師雖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追蹤、輔導，實務上卻不具備法令強制力，導致藥癮者不願配合、個管師亦難觸及個案。「被告（藥癮者）會怕地檢署，因為不乖乖聽話會被撤銷緩起訴。但你（個管師）的監管又不是法律上的監管，只是道德勸說，我（個案）會嫌你煩。」林達道出個管師追蹤輔導的困難點。<b>毒癮戒治仰賴民間資源挹注　戒癮課程助重建生活藥癮者在戒毒過程中面臨許多阻礙，毒防中心的個管師亦缺乏強制力，因此除毒防中心外，許多民間團體開辦課程、設立中途機構等，並與政府協作，提升藥癮者的戒毒意願。基督教晨曦會行政主任蔡明蒼直言，「（藥癮者）回到社區才是真正的考驗開始。」晨曦會在全台各地設立毒癮輔導村與中途之家等13個據點，目前約有130位藥癮者入住，作為藥癮者返回社區前的緩衝。此類治療性社區讓藥癮者與原有生活隔絕，並採無藥物的心理社會治療作為戒毒方式。迄今為止，回歸社區的藥癮者已超過2500位。然而出於硬體、人力資源不足的限制，隔離時間較長的治療性社區可能難以在台灣普及。林達認為，台灣未來可以參考美國的「康復中心（rehabilitation center）」，以短期隔離的作法來治療藥癮者。「比如在康復中心待7天到30天，可以向檢察官呈報，來減免處罰。」他表示，短期隔離的康復中心較治療性社區容易推行，除了能幫助藥癮者撐過戒斷症狀，也能暫時隔離原有生活圈，防止他們短時間內與藥頭再次接觸。而針對復歸社區的二、三級毒品施用者，政府與民間機構則嘗試助其重建生活。解癮戒毒協會自104年起舉辦正念班，透過與台北地檢署合作，轉介緩護療毒癮者進入課程，並以此抵免至地檢署報到的次數。104年至106年，超過50％的藥癮者因再犯、未定期驗尿等原因，被撤銷緩起訴處分；但參加正念班的藥癮者被撤銷緩起訴則小於30％。李欣怡點出藥癮者能成功戒毒的關鍵，「第一個是要有重要他人，家人或另一半願意相信、支持他，再加上找到他的生活重心。」正念班課程便以匿名團體輔導的形式，讓學員真實分享自己染毒的歷程，找出其吸毒的根本原因。此外，藥癮者也須完成「回家作業」，每天評估自己是否完成靜坐、腹式呼吸等項目，以及吸菸、喝酒的狀況，「自評的過程也看看自己怎麼過生活的。」 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讓藥癮者學習透過靜坐、禪定等方式靜心，並在互動中真實地分享自身經驗，達到團體輔導的效果。　圖／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提供處遇模式邁向多元 修法整合資源助藥癮者戒毒每位藥癮者的背後，都有其接觸毒品的原因。針對不同個案的身心、家庭及工作狀況，應提供多元的處遇方式，藥癮者才能在往後遭遇生活困境時，不再回頭依賴藥物帶來的幸福感。李欣怡舉例，治療性社區、中途之家等集中管理機構能使藥癮者與毒品完全隔絕，因此較適合成癮性強、戒斷症狀嚴重的第一級毒品施用者。相對而言，第二級毒品施用者則可參加解癮戒毒協會所提供的正念班課程。為了整合各局處資源以完善不同藥癮者需求，政府於95年在各縣市成立毒防中心，期能達成多元處遇的願景。然而受制於毒防中心任務編組（註4）的特性，導致內部人員須同時處理原單位職務與毒防中心的工作，恐影響毒防事務辦理效率。如嘉義縣毒防中心係由該縣衛生局長擔任中心執行長，而委員由教育處處長、社會局局長及警察局局長等職務兼任。林達表示，毒防中心並非一個專門局處，由來自不同局處的人員兼任毒品防制工作容易造成管理不易、職權難劃分等問題。註4：組織在原本的組織架構外，為了某種特別任務，另外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此專案小組與原組織配合，屬於一種彈性的組織結構。此外，毒防中心隸屬於各縣市，並無權要求醫護單位提供戒癮相關服務。解癮戒毒協會律師劉佳穎表示，由主管醫療的衛福部下命令至各醫護單位較可行，「因為醫療系統又不聽縣市毒防中心的，有點像是由一個外人（各縣市毒防中心）告訴它需要資源，會比較難推。」受限於毒防中心的編制，過去戒毒體系大多仰賴觀護人及個管師自行向各單位尋求就業培訓、醫療及心理諮商等轉介服務，缺乏一個跨領域且具法律強制力的資源整合平台。立法院於108年12月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期望毒品防制相關法規能朝多元處遇的方向邁進，並為藥癮者建置一個整合司法、醫療與社工資源的平台。待細則訂定後，司法機關將直接與衛福部協調、整合資源，不必再由觀護人獨自為藥癮者尋找各局處的資源。劉佳穎說明，未來檢察官若提出緩起訴，將由腦科學、心理輔導及個管師等各領域的專家，互相協商、共同決定出最適合的處遇模式。「以司法強制力為後盾、有檢察官當靠山，讓毒防中心的人進來形成一個團隊。」林達表示。如此一來，毒防中心個管師缺乏強制力、觀護人尋找資源不易的問題亦能被有效解決，他期望未來能讓地檢署、醫療機構與毒防中心個管師形成合作網絡，媒合多方角色，讓各領域人員一同幫助藥癮者。目前各局處仍處於磨合期，但劉佳穎肯定政府的修法方向，代表藥癮者的個人化需求已逐漸被看見。他強調，多元處遇才能讓藥癮者保有原本的生活。作為檢察官，林達多年來見證無數藥癮者在戒毒長路中的掙扎與痛苦，「回到他的人生中，找出他的方法來，沒有一種戒毒方法適用於所有人。」&nbsp;

　【專題記者陳棟、張玟榕、李昶毅、毛凱恩綜合報導】受刑人，似乎離我們生活的社會很遙遠，但對成年觀護人來說，與他們接觸卻是每天的工作日常。觀護人身為社會安全網中極為重要的樞紐，卻面臨人力不足、業務龐雜的困境，該如何扮演好被賦予的角色期待，成為現今觀護工作最重要的課題。 沈上凱觀護人正在與受觀護人確認目前的工作狀態。除了在觀護人室面談之外，家庭與工作地點的訪查也是觀護人的工作項目之一。圖／毛凱恩攝<b>觀護守備範圍廣　助受刑人改惡向善　「我的觀護諮商室來過天母之狼、前政務委員、太陽花學運人士，也有幫派老大、軍火教父、製毒大師。」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沈上凱表示，有人用心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損害，也有自始否認犯行，更有諮商結束當天便因吸毒暴斃。　基隆地檢署主任觀護人張裕煌擁有二十多年觀護經歷，談起常見的毒品案件時表示，受刑人在監獄裡一定說不會再犯，「但出來後，必須面對沒有人接納、支持的挫折」，這時如果有人給予受刑人適當的關心與陪伴，就能減少再犯的機會。沈上凱認為，觀護人就像是沉思者，思考著各項防治，「觀護工作讓我看盡各式各樣人情世故，陪伴他們脫離犯罪的枷鎖與束縛。」　「以監獄為界的話，監獄之外都歸觀護人負責。」士林地檢署觀護人鄭添成解釋，觀護人主要針對未在監獄執行刑事處分的受刑人，給予「觀察」與「保護」，監控受刑人不侵害公共利益，並就心理與實質層面助其步向正軌。　當受刑人因緩刑、假釋或勒戒處分而受到保護管束，或選擇進行替代短期入監服刑的社會勞動時，都需向觀護人報到。若檢察官決定對被告緩起訴處分，附帶條件中的進行義務勞動與接受法治教育，也全是觀護人的業務範圍。　根據法律規定，觀護人需定期向檢察官報告受觀護人狀況，檢察官再交由書記官製作筆錄，紀錄受觀護人應注意事項。此外，如性侵等的特殊個案還需與轄區員警、心理師、精神科醫師開會，討論為避免其再犯，後續該如何監督或輔導的實際對策。為了協助受觀護人復歸社會，觀護人也需與更生保護會或民間團體合作，提供求職機會或幫忙安頓生活。　隨著刑事觀念的改變，我國於民國91年引進緩起訴、民國98年增設社會勞動制度，降低了司法訴訟系統與矯正收容機構的負擔。然而相對而言，更多的工作案件因此落在觀護人身上。據法務部資料顯示，近八年觀護人員數僅增加約一成，案件量卻已大幅增長142%。<b>司法系統進步的代價　觀護工作包山包海　鄭添成坦言，過多的案件導致加班變為工作日常，「今天早上受訪前就已經處理20件個案。」根據法務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每位觀護人每月平均需處理近200件保護管束案件，早已超過觀護人員額設置標準中 150 件的負荷量，況且這尚未包括社會勞動、義務勞務、毒品勒戒及法治教育等其他項目。張裕煌指出，以案件總額來說，基隆地檢署總共5位觀護人須共同負責1500起案件。<b>（一）處分多元的緩起訴　民國91年《刑事訴訟法》修法，增設緩起訴制度，希望減少輕微犯罪進入審判程序的數量，藉此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張裕煌指出，緩起訴像是認罪協商，罪犯可以不用入監服刑，但需要接受檢察官給予的附帶條件，像是一定期限內不得犯法、接受法治教育，進行義務勞務等等，若都順利完成條件，案件最終便會以不起訴處分。　「緩起訴制度帶給觀護人非常沉重的業務壓力」，張裕煌指出，檢察官下的每個命令處分，除非錢繳清就結案，否則大部分的案例都是由觀護人執行。他進一步解釋，緩起訴制度是希望以較務實的手法解決輕微犯罪，但像竊佔國土、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違反《山坡地保護法》濫砍樹木，其實都涉及不同層面的專業，因應的處遇方式也會變得五花八門，「甚至有的涉及網路犯罪，觀護人必須執行檢察官的命令，防止他再去上網，但這要怎麼執行？」　張裕煌坦言，緩起訴制度確實幫助偶發或不小心犯罪的人，避免留下前科，然而相對應的成本就轉嫁到觀護人、檢察官、書記官身上。他認為，當時推行既無考量增加觀護人數量，也沒增設觀護助理，或是佐理員協助處理業務，「整個配套並沒有設計得非常好，這些命令事項『啪』像倒水一樣落在觀護人身上。」<b>（二）人力未到位的社會勞動　民國98年推行社會勞動制度，若是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案件，都可以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來替代刑期，觀護人則會依其專長、住所位置安排至公立機構進行勞動。與緩起訴相同，社會勞動制度也新增觀護人業務負擔，因此開始分派佐理員來協助處理業務。但目前佐理員並非正式編制的人員，較難確保專業能力，員額也不穩定，張裕煌就坦言，明年基隆地檢署可能會少一名佐理員，再度增加業務負擔。　民國105年《法院組織法》修法後，明定觀護人室中需配有臨床心理師及佐理員，但現今仍未編列預算，正式招募。因此目前佐理員仍是委外聘僱，心理師也多以外包方式，進行相關輔導治療。張裕煌直言，任用需考慮員額、預算、考試等面向，就算最快也得等兩年後才能到位，「不編相關經費，法令就只是擺在那邊好看。」<b>（三）無止盡的交辦活動　造成觀護人工作量大還有另一個原因，鄭添成無奈表示，預防犯罪也屬觀護人職責所在，舉凡校園法治教育演講、經營榮譽觀護人組織，還必須支援地檢署反毒、反飆車、反性侵等相關活動。張裕煌也認為，一年需要到各級學校宣導上百場法治教育，確實造成很大的負擔，而且需挖空心思設計宣導內容，不能同一套內容及形式講到底，這甚至曾引起同仁反彈，認為不該是觀護人負責的業內事務。　曾擔任實習觀護人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所學生游詠馨提到，觀護人的工作內容常須配合政令而有所更改。在實習期間，因應政府反毒宣導週，造成大量額外、瑣碎的行政業務，影響原訂排程的實習課程，甚至造成觀護人缺乏充分時間進行輔導、無法全面顧及所有人，只好壓縮輕微個案的投注心力。<b>觀護人角色定位多元　衝突難避免<b>（一）集輔導與監督於一身　　在台灣，觀護人兼具監督、管理、輔導的功能，容易產生角色衝突。以美國為例，相等於觀護人的職位為假釋官，但其不須負責輔導，只要監督的個案違法就呈報。但台灣的觀護人多了輔導這層職務，張裕煌分享一個無期徒刑假釋犯的案例，在輔導的15年內都規規矩矩，甚至順利成家立業，結果因為酒駕被攔到，沒有肇事，像這樣不小心犯了一個小錯，觀護人到底要不要向檢察官提報撤銷假釋，讓犯人再入監服刑？對觀護人來說，就像葬送自己十多年的努力。　鄭添成的輔導個案「阿猴」因殺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坐16年牢後獲得假釋，在獄外表現都很良好。直到經民眾通報，他才知道「阿猴」有吸食強力膠的習慣，甚至還曾因此昏迷。「阿猴」經過屢次戒治皆失敗，鄭添成最終只好撤銷他的假釋。鄭添成曾感到非常自責，但也坦言不得不這麼做。他表示，觀護人同時站在司法天秤的兩端，需在社會大眾的安全保障以及個案的權利間審慎衡量。張裕煌認為，假釋官跟輔導者分清楚比較好，美國假釋官並不直接接觸個案，就不會像台灣會面臨角色衝突。　「專業形象的不足，讓觀護人被迫夾在檢察官與個案間。」某匿名觀護人提到，檢察官常趁個案接受觀護人輔導時，將其帶回警局調查、製作筆錄。他無奈表示，該作法會損壞好不容易建立的輔導關係，加深個案對司法體制的不信任。然而，檢察官是觀護案件的指揮者，輔導原理並非法律位階，觀護人僅能向檢察官提供報告與建議。<b>（二）創造包容還排除的社會　「每個犯罪背後的原因，要理解更多，因為不會是一個人的責任，」游詠馨分享一個竊盜罪案例，個案從小受母親複雜的性伴侶關係所影響，產生偷內褲的惡習，但上級僅要求避免個案再犯，卻沒有相關心輔諮商的協助。她坦言，現行觀護制度多偏重於防患個案危險因子，最低限度地要求不再犯罪，卻忽略讓個案復歸社會的重要性。　「受刑人終究有一天還是會重返社會，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我們希望他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鄭添成認為，真正的觀護制度應是以包容的態度接納個案，友善的配套協助矯正並重回社區，而非台灣社會多以排除隔離異己的方式，保護大眾安全。<b>（三）觀護人尷尬的官方角色　張裕煌表示，因觀護人身為官派人員，即使投注大量的熱情，受刑人仍多對觀護人抱持服從，而非平等、信任的相處模式，對於真實情況容易語帶保留。張裕煌提到，對於公務員來說，碰到違法的事一定要舉報，不舉報反倒變自己違法，因此受刑人不願意講太內心的話，也怕造成觀護人麻煩，「對於需要從事輔導的觀護人來說，這樣的規定是很大的枷鎖。」 基隆地檢署主任觀護人張裕煌擁有超過二十年的觀護經歷，肯定榮譽觀護人在觀護工作中的貢獻。圖／李昶毅攝。　因此受刑人有些遊走灰色地帶的資訊，通常會選擇告訴屬於志工性質的榮譽觀護人，張裕煌解釋，榮譽觀護人不像觀護人有法律束縛，較可以傾聽受刑人內心想法與真實情況，並建立彼此的諮商關係。他舉例，甚至有個案刑期結束後，遇到問題還會回來求助榮譽觀護人，「因為榮觀可能是他們在這一輩子中，唯一一位正派、沒有利害關係，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　榮譽觀護人由地檢署提供訓練，主要聽從觀護人指導，辦理保護管束等業務。鄭添成指出，士林地檢署的榮譽觀護人，多半由熱心的退休人士擔任。榮譽觀護人同時能發揮地緣優勢，負責代勞某些交通較不便利的個案，不過相關報告仍需交由觀護人確認。<b> 改革成年觀護　何者為解方<b>（一）制定專法成本高　成年觀護制度法源依據散落於《刑法總則》、《保安處分執行法》等，並無完整法律規定。在《觀護組織架構及觀護法草案》中提到，應設立專法健全成年觀護制度，避免制度發展停滯不前。不過張裕煌坦言，目前觀護人相關法條散落於40多個法令，且各自對應的主管機關不同，需要各部會協調後送立法院審查，且該會期若未通過又須從頭開始，因此修法成本高，實務上難度不小。　因此張裕煌認為，若要解決人力問題，首要之務便是落實《法院組織法》的修正內容，投入經費招募正式佐理員及心理師。另外，為提升觀護人專業性，可制定《觀護人職權行使法》，明確規定觀護人職責、業務範圍，以及觀護人得以配合運用的資源。<b>（二）提升處遇成效  整合資源成關鍵   「重點應是如何將政府有限的資源，能夠透過觀護人送到緩刑假釋等更生人手上。」沈上凱認為，緩刑假釋等更生人 極需的工作、家庭及醫療專業資源，現行提出的改革政策反倒著墨不多，應設法讓更生人有能力工作，以接受持續性的戒毒、戒酒治療。張裕煌也建議監獄中，可以將執行、處遇、治療串在一塊連成鐵三角，以利於更生觀護。　張裕煌認為，觀護人不只是輔導個案，而是社會資源的連結者，透過基金會或是慈善機構尋求社會支持，讓受刑人能夠脫離較不利的生活環境，避免惡性循環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觀護人不只是處理個案，更是在幫助其他人。」<b>（三）成立專責機構　確保穩定經費　沈上凱表示，目前觀護工作附隨在犯罪偵查體系的地檢署之下，因此資源常被投入於犯罪偵查。他指出，如此觀護政策並無法有延續性及專業性，導致就業輔導及戒癮處遇績效，「就僅是一次又一次的煙火，無法在更生人身上真正發揮效果。」　沈上凱建議，若能成立獨立的專責機關，可以較能確保經費，進一步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然而他也指出，多數個案往往因懼怕檢察官，才讓觀護人得以更有效監督、管束，這也造成現行觀護人無法脫離地檢署專業化的兩難。<b>觀護無可取代　改革刻不容緩　「每一個案件，只要多花一點心思在上面，一定會改善。」張裕煌表示，以再犯率最高的毒品案件來說，觀護人無法杜絕再犯的機率，但可以延緩受刑人再犯的時間，「你下了功夫讓他半年再犯，下次出獄再下功夫，讓他一年後再犯，再下功夫，三年再犯……」，看似不斷輪迴的付出，張裕煌卻說：「你說這樣有沒有效？當然有效，而且很有效。」　張裕煌分享，有次到監獄時看到曾輔導過的受刑人，又因吸食毒品而坐牢，受刑人一看到他頭馬上就低了下來，嘴裡不停說著對不起。然而張裕煌說：「他沒有對不起我啊，但他知道我們一直很想要拉他回來。」他感嘆，如果有人願意注入很多的熱情去關心與陪伴，同時家庭、社區跟社會是友善的，就能減少再入監的機會。　隨著刑事政策思潮轉變，現行對受刑人採較寬容的處置方式，期待藉此降低監獄收容負擔，並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政府雖於民國106年增額錄取4名觀護人員額，然而臨床心理師與觀護佐理員的預算員額仍舊掛零，現行採用的外包約聘形式助益有限。現《法院組織法》既已修法完畢，政府單位需即刻補足正式人力，落實專業分工，讓觀護人得以對不同個案提供適當協助，不再需負擔其餘龐雜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