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陳孟樺、程心、黃𦲽湄、鄧芯怡綜合報導】ChatGPT於去年11月出世，截至3月15日模型已更新至第四代。德國媒體公司阿克塞爾・斯普林格集團（Axel Springer SE）執行長杜普納（Mathias Döpfner）也在3月宣佈準備裁員，轉型為數位媒體公司。《聯合早報》數位資料記者卞和在試用ChatGPT後，發佈了《我是記者 ChatGPT會取代我嗎？》。國外媒體實際推動裁員計劃後，ChatGPT會「取代」編輯記者的討論鋪天蓋地而來，新聞界逐漸瀰漫出失業焦慮。「ChatGPT的分析能力或許能有效貼合受眾偏好，大量給出讀者所需的資訊。」《報導者》記者兼策展編輯洪琴宣同意ChatGPT的長處，認為生成型AI或許能在新聞界創造立足點。另一方面，採訪經歷九年以上、目前在《大誌雜誌》擔任主編的陳芷儀則回應：「採訪是雙向、互動的過程，光靠資料蒐集是無法有好專訪的。」究竟ChatGPT會如何影響新聞環境？是創造記者工作的新氣象？還是帶來一場撼動新聞界的新革命呢？ ChatGPT 的推出在全球掀起一番熱議，其推出的功能更直指將有可能取代記者的工作。　圖／陳孟樺攝<b>寫下人味——<b>ChatGPT<b>無可取代的記者價值「我（記者）如果學會不要只是去看表面，而是去觀察表象背面那個更深、更細微的人情世故，那就是人的價值。」前TVBS新聞台主播詹慶齡認為，即使AI可以解決技術性問題、產出客觀數據，但人類的思考與觀察能力，是永遠不會被取代的。事實上，面對「新聞工作者可能被ChatGPT取代」的聲浪下，受訪的記者大多抱持樂觀心態，同意人類記者仍然有AI無可取代的價值。像是《轉角國際》編輯兼Podcast主持人林齊晧指出，未來AI或許會透過聲音，模擬人類所需要的陪伴，但只有人類可以依據聽眾的需求，配合新聞內容，調整聲調與音量，創造讓聽眾舒適的聆聽過程。他分享，「最早在廣播電台工作時，讀者寫信到電台回饋，會讓人發現原來我講出去的東西有影響力；讀者有這樣的回應，是因為他知道你是一個有人性、有關懷，一個活生生的人。」善於人物專訪的陳芷儀指出，記者的價值在於帶領讀者閱讀一份精華版的資料庫，能將所蒐集的背景資料，融合對談內容、事件發生的背景與觀察到的一言一行，寫成一篇富有人情味的報導。他不假思索地說，記者要會思考、觀察人心的幽微之處，才能讓讀者跟著記者的目光，鑽進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因為記者是「人」，新聞才有溫度。因此，即使ChatGPT能夠分析情緒、掌握語言理解含蓄的語義，仍然不足以贏過現場採訪的記者。ChatGPT目前的確無法同時處理不同的受訪者，從對方的聲音轉換、表情與肢體變化中，判斷應對進退，最終描寫出足夠生動的人物。不同於Podcast、人物專訪的新聞特色，體育新聞則是著重報導賽事成績。相較記者，AI其實能夠更快速呈現即時比分的資訊，因此「即時報導賽事的體育記者將被取代」的質疑也受到關注。喜多運動有限公司特約記者張博涵回應道：「體育新聞雖然重視數據，但它的價值在於，讓沒到場的觀眾也能感染現場氣氛。」他挺直身子回覆，體育記者除了呈現比賽的精彩畫面外，更能夠掌握賽況細節，觀察球員應對比賽的心態，以及教練每個決定背後的策略。 陳芷儀侃侃地分享自己多年來的採訪經驗與故事，對於新聞業中AI技術的發展，她抱持著人類可以與時俱進的樂觀想法。　圖／黃𦲽湄攝<b>ChatGPT成媒體翻轉契機　人機協作開闢合作路徑　事實上，在追求速度的新聞環境下，ChatGPT可能會先與人類互相合作。像是《ETtoday》專題記者唐鎮宇曾在專題製作時，嘗試讓ChatGPT提供符合Google SEO（註一）的下標建議與指引，並實際用於製作提案簡報。他認為，未來ChatGPT能協助記者蒐集資料、下標、潤稿、寫程式等工作。註一：SEO是搜尋引擎優化的簡寫（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執行SEO是為了提升網站的能見度與流量，進而創造曝光度與金流。面對環境與工具不斷變動的時代，陳芷儀表示，職業轉型持續發生，而終生學習與成長，才是每個人所要思考的方向。「當你不會畏懼所謂的變動時，焦慮比較像是迫使你去思考還可以怎麼做的動力，而不是一種『啊我被取代了怎麼辦』的恐懼。」他舉例，記者可以適度使用ChatGPT整理數據，並將心力花在深度的採訪報導，以適應大環境的轉變。雖然ChatGPT可以在短時間內輔助記者彙整海量資訊，但它仍有資訊不正確以及來源不明的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鄭宇君強調，現階段與AI合作的新聞依舊需要人類進行最後把關，所以如何強化查證能力成為新聞產業的重要挑戰，更是一個轉捩點。鄭宇君抱持開放心態：「即使ChatGPT容易給出真偽不一的內容，但它終究為人所用，各家媒體或許將因此而注重品牌公信力，提升新聞品質。」他指出，隨著ChatGPT的發展，如何應對科技浪潮帶來的衝擊，可能成為台灣媒體產業翻轉的契機。<b>ChatGPT宛如一把雙面刃　記者的理想是否能敵過媒體產業現況？未來AI將逐步取代繁瑣、耗時耗力的工作，技術上更加貼合人類需求，成為新聞人的一大助力。然而，ChatGPT能創造優勢，卻也可能為傳播環境帶來疑慮。目前，台灣的商業營利媒體為了求快、搶點閱，需要大量的新聞或資訊文章來增加觸及率。ChatGPT除了能快速整理資訊並生成無需現場採訪的新聞，它也善於將內容換句話說，有效提高內容產出。未來ChatGPT與媒體合流後，可能使資訊氾濫的情況惡化。也曾擔任中天電視新聞部總監的詹慶齡從媒體角度分析：「對於商業媒體來說只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用它（ChatGPT）會不會降低我的成本。」商業營利媒體早有聘請工讀生進行「新聞改寫」，並要求他們一天產出八至十篇新聞。工讀生快速敲打鍵盤，滑鼠飛快地在各種媒體的網頁間切換、尋找有趣資訊。不用到第一線採訪，靠拼拼湊湊、改寫轉貼二、三手資料，就能產出「新聞」的工讀生，或許就是最直接被ChatGPT影響的族群之一。曾任《遠見雜誌》財經記者的王昱翔認為：「當雇主受惠於AI的高效生產力，新聞工作者的職缺會因此減少，導致求職者供過於求，媒體環境會過度競爭。」《報導者》董事劉昌德不諱言地說：「ChatGPT對具有分析、訪談、判斷能力的記者來說更是惡夢。」ChatGPT的產出速度比任何輿情蒐集角色都快，成本也更低，進而導致內容農場（註二）訊息的氾濫，甚至還有惡意製造的假新聞。 這就意味著，長篇深度報導將被農場文淹沒而無法觸及閱聽眾，調查記者花費的大量心力恐怕會因此失去價值。註二：内容農場業者以合法及非法途徑產製大量内容，是業者賺取流量，取得分潤、帶動輿論風向的手段等。内容原創性低，且無法保證其可信度。 商業營利媒體為在短時間内產製大量文章，會聘用工讀生進行「新聞改寫」。　圖／黃𦲽湄攝<b>缺乏資料來源的ChatGPT：學者籲系統透明化防止資訊偏誤ChatGPT除了可能加速資訊氾濫，回覆的透明度也是備受學界質疑的一點。由於ChatGPT是由AI工程師所設計，經由演算法計算出的回覆，沒有附上參考的資料，也無法逆向查證回覆。劉昌德直言：「像是高度政治性的問題，ChatGPT的答覆可能涉及黑箱作業。」這表示ChatGPT可能給予具偏誤的答案，不能直接作為報導內容，那內容審查原則是否應該透明化？若為了求流量而使用ChatGPT量產新聞，生成的內容出現錯誤資訊，責任該歸屬於新聞工作者嗎？亦或是人工智慧業者？都是ChatGPT待解的問題。鄭宇君也抱有同樣的顧慮，當AI被惡意使用來創造錯誤訊息，記者又以網路資訊作為資料來源，便容易導致錯誤訊息傳播。他慎重地提醒，ChatGPT的不當使用可能導致假訊息更氾濫。新聞擁有建立大眾認知的關鍵地位，若牽涉ChatGPT低透明度的運作過程，恐怕將招致更多風險。因此，他指出新聞產製應著重第一線採訪，以確保資訊來源的透明度。<b>人工智慧與平台治理急需政府監管　媒體危機亦或是轉機？當今新聞環境的問題不勝枚舉，像是錯誤與誤導性資訊漫天，新聞「小編」以製造話題為目的煽動大眾情緒等。ChatGPT加入後，恐怕將加速傳播生態的崩塌。為使危機成轉機，劉昌德建議政府儘速介入，避免問題惡化，「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抓緊這樣的機會，因為它是在有線衛星電視出現、網路平台進來後，新的翻轉時刻，不過政府公部門要趕快展開立法行動，不然我們又會再次陷入惡性循環。」其實行政院早已宣布2017年為台灣AI元年，但台灣至今尚未有人工智慧發展的基本法案。針對ChatGPT實際上路後，可能影響到的社群平台規範，國民黨立委李貴敏表示相關治理法案會在新會期推動。目前台灣傳播環境艱困，然而管制平台與規範人工智慧的法案都尚未明朗，新聞工作者們卻因ChatGPT再次面臨衝擊，人類將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成為更關鍵的決定。「你會想要和機器交流嗎？」陳芷儀拋出疑問。他試以電影《雲端情人》（her）說明，科技所帶來的輕鬆愉悅或許能讓人暫時逃離現實，而這種逃離的空間對現代人而言也很重要。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情感交流還包括相互理解與雙向溝通，如何觀察表象背後的那份細膩情感，是記者身為人，獨一無二的價值。人類與AI共存已成為未來趨勢，關鍵在於如何運用：若恰當地使用，AI能輔助新聞產製，為媒體業開出嶄新的一局；當將它應用為商業的助手，便會適得其反，加速媒體環境衰敗——而做出決定的，永遠會是人類。 人類與AI合作顯然成為未來趨勢，共存關鍵在於「人」的運用方式。　圖／黃𦲽湄攝

【記者何家璇、劉雨婷、高海葳綜合採訪報導】在各個大學、捷運出口、書局，常常可以看見穿著背心的銷售員，一本一百地叫賣著大誌雜誌。大智文創公司透過街友販售《大誌》，不僅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此舉也幫助街友改善生活。《大誌》販售員高淑梅表示，自己販賣《大誌》六年，經濟狀況因此變穩定，並自信地說：「（我）也比較有尊嚴啦。」然而，大智文創雖提供街友增加收入的管道，卻未完善保障街友的勞動權益。作家徐沛然在《社企是門好生意？》一書中提出質疑，認為大智公司對街友設有販售與懲處等規則，實質上已構成勞雇關係。高淑梅透露，大智文創規定販售員在販賣時，需穿著背心、攜帶識別證，並設有地點限制，如違反公司規定，將無法繼續販賣。此外，《大誌》販售員蔡金坤也提到，若因為在街頭販賣雜誌而被警察開罰，則罰單需自行負擔。但《大誌》創辦人李取中曾表示，公司是把街友當成獨立販賣員，彼此間僅為批發關係。在法律實案中，勞動部主要根據是否具備從屬性來判斷勞雇關係。從屬性分為經濟、組織、人格三方面，其中人格從屬性是構成勞雇關係的重要指標，以公司能否對個人行使指揮命令權為判斷依據。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教授劉梅君認為，大智文創對販售員設有衣著、地點等規範，可由此判斷公司理應掌握了部分管理權，無法完全否認彼此間有勞雇關係。劉梅君也提到，若街友與老闆正式成立勞雇關係，可提高街友社會安全的保障。在正式勞雇關係下，街友可享有勞健保中的老年、傷病與失業給付。但也有民眾擔心，在保障勞動權利的同時，可能使企業成本提高，造成被雇用人數減少，反倒危害弱勢族群就業機會。《社企是門好生意？》作者徐沛然對此回應，工資的提升將增加領基本薪資的勞工收入，進而刺激他們消費，促進經濟成長，「這樣又會有新的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尤其弱勢群體）失業率並不會增加。」企業賺取營利的同時幫助弱勢，本是雙贏的策略，但需進一步思考自身企業的定位，避免游走在營利企業與社會企業之間，才不至於忽略了弱勢族群其他權益，使原先美意蒙上陰影。https://youtu.be/h2CFia9-dGU

【專題記者陳潔慧、廖翊庭、梁嘉容、徐安萱綜合報導】常有熱心網友在社群媒體分享弱勢街賣者的消息，進而吸引媒體報導，引發大批民眾「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善舉。爆紅期間，弱勢族群的生計暫時能獲得改善。然而風潮過後，不單依賴同情心，他們能否找到維持長遠穩定生計的出口？<b>弱勢攤販爆紅不盡然帶來好處「最幸福的事就是開心活著還有工作可以做。」台中有位75歲的沈姓阿嬤多年來在街頭努力賣著新台幣10元紅豆餅、茶葉蛋，每天為了房租、生活費，甚至罹病兒子的沈重醫藥費而努力工作著，卻只能一個一個銅板慢慢湊。生意慘澹時，晚上還得出門撿資源回收，加減補貼家用，但她臉上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從來不喊苦。 透過社群媒體的宣傳，紅豆餅阿嬤的故事被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 　圖／截自光線粉絲專頁紅豆餅阿嬤的故事透過Facebook「光線」粉絲專頁的宣傳，瀏覽、轉貼人次高達數十萬，也吸引媒體報導。由於不少善心民眾的支持，讓沈阿嬤的經濟狀況暫時得到緩解。然而光線創辦人楊大哥（化名）表示，紅豆餅攤的爆紅卻招來「正義魔人」檢舉，因此沈阿嬤已經無法在原本的地點擺攤販賣。其實許多弱勢攤販不願意被曝光宣傳，便是因樹大招風可能會遭惡意檢舉，甚至有幫派分子強收保護費的狀況。爆紅後突如其來的大量收入，更可能讓弱勢商家原有的社會救助資格遭到撤銷，因此商家還請民代或是慈善機構幫忙設立專款帳戶。根據民國107年《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存款限額為75000元，楊大哥提到，前陣子爆紅的台南小妹妹兩元水餃，大量的訂購款匯進自家帳戶，被取消低收入戶資格的可能很高，即便熱潮過後再陷經濟困難，也難以再次申請到補助，無疑是雪上加霜。<b>熱潮減退 生活再陷困境由於現今社群媒體用戶的普及，光線粉絲團希望透過網路故事行銷幫助弱勢商家增加曝光度，而感人、勵志的故事往往也引起網友的熱議，許多人留下「用新台幣讓他早點回家」的標語，前往商家朝聖。短時間內流入大量資金，的確讓弱勢商家的經濟困境得到短暫的改善，但楊大哥表示熱潮僅能持續一、兩週，要有長期且穩定的客源是弱勢商家共同的難題。雖然政府設立《社會救助法》幫助弱勢族群能溫飽度日，但因規定相當嚴峻，許多弱勢被拒之於門外。就算生活再困頓，但只要任何家庭成員名下有不動產，即便只是一棟勉強能遮風避雨的破房子，全家都無法取得中低或低收入戶的資格，這些處於社會灰色地帶的人們就是「邊緣戶」。邊緣戶多以街頭擺攤維生，但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合法、不會被開單檢舉的場所，讓他們能安心謀生。台中市近幾年更為維護街道整潔及美觀，嚴加執行「清除道路障礙專案」，楊大哥也痛批：「清道專案，清的就是這些社會底層。」許多在街頭擺攤的弱勢商家難以求生存，輕則遭驅離，重則必須繳交高過他們一天收入的罰單。「消費者購買商品是出自於自願，何來斂財之說？」面對網路討論中有不少人認為弱勢商家的商品品質與售價不成正比，彷彿是「用愛心斂財」，楊大哥認為，這種論調根本是觀念偏差。楊大哥以販賣口香糖、海苔與刮刮樂的身障街賣者阿燦為例。腦性麻痺的阿燦手腳不方便、無法正常言語表達，只能喃喃唸著不清楚的：「來買口香糖。」他不知道如何向上游廠商批貨，因此只能到量販店批貨。楊大哥嘆道：「我知道阿燦賣得比較貴，但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會到全聯批貨，成本就這麼高，他能怎麼辦？」在光線粉絲專頁中，也有熱心網友建議，弱勢商家能否販售更具吸引力、需求性、流行文創小物等，以維持長遠的收入。然而楊大哥表示，除了要考量阿公阿嬤、身障攤販能否搬運商品，更重要的是許多弱勢商家缺乏批貨管道，也無廠商、贊助商願意做愛心幫助他們。<b> <b>曾想成為社會企業標竿　角落微光不敵現實14日下午三點，陽光溫暖地灑進台中舊火車站側門，一群人或坐或站，等著某個人出現。忽然從遠處慢慢走來一位老奶奶，戴著格紋帽、穿紫背心，瘦小的身軀拖著黑色、看似上了年紀的行李箱 ，上面掛著「隱者地圖」的旗幟—— 她是小梅姐，角落微光的其中一位隱者（隱者指無家者或獨居老人）。 小梅姐是角落微光中，「隱者地圖」的導覽員。隱者地圖致力於做出市場區別且有溫度的導覽，希望透過無家者的視角，讓都市人看見不一樣的城市景色。圖／陳潔慧　攝簡單打過招呼後，小梅姐發給大家導覽機，開始介紹她從小生活到大的火車站。小梅姐用她微弱的力氣，輕柔地說出記憶裡有關於中區的一切。聽著她不時發出慈祥的笑聲，你很難想像小梅姐曾經是個害羞、不擅於與人聊天互動的獨居老人。幾年前父母過世後，讓她陷入更深的孤獨與悲傷中。「那時候生病躺在床上，我就想說『啊乾脆跟爸爸媽媽一起走好了』。」幸好遇見社福團體與社會企業，小梅姐漸漸敞開心房；擔任隱者導覽員，也讓她找到新的生活動力。社會企業角落微光主要推動隱者地圖計畫，培訓有工作意願的無家者、獨居老人或是單親媽媽擔任中區導覽員，導覽門票六成為導覽員的收入，四成為社會企業營收。隱者地圖導覽過程中，導覽員不單純介紹文史，更會向民眾陳述自己的生命故事，講解自己在這個地方從年輕到老的記憶，他們致力創造市場區隔，提供有溫度的導覽。「收入最好時，導覽員一個月可以賺二到三萬，但最差時大概一萬。」角落微光計畫專員劉曜寬表示，隱者地圖剛運作時，因媒體曝光而爆紅，報名人數眾多，但熱潮減退後，團數越來越少。賣票狀況時好時壞，團數相當不穩定，甚至有時報名人數未滿三人，而必須面臨停辦。角落微光也想過規劃更多導覽路線，創造新的市場需求，然而要培訓五、六十歲的導覽員大哥大姐們走新的路線、記新的文史介紹其實相當困難，不只考驗他們的記憶力，更是體力上的負擔。政府為推動文史導覽風潮，定期提供免費導覽服務，劉曜寬表示，這樣嚴重壓縮角落微光客群，且參與導覽的民眾目的都不同，有些人只想聽免費導覽、有吃又有拿；這樣的消費習慣養成後，便會對導覽產業造成傷害。而在市面上，也有更多便宜、主打套裝行程的導覽，「當你的商品無法與全營利組織競爭，就是比較吃虧。」在追求高CP值的社會風潮下，企業利用雄厚資金，大量製造商品以壓低成本，使消費者趨之若鶩；而無本的社會企業、公益團體則必須付出高成本以產製商品，長期下來難以刺激消費者重複購買，因此消費族群只會慢慢耗損，漸漸的便無法長期經營下去。由於導覽收入不穩定，角落微光為了拓展市場需求，多角化經營讓大哥大姐在街頭販賣甜甜圈、手工筆記本；以及「小書」，讓無家者剪貼製作、寫自己的故事。「我們一直在思考顧客想看的內容是什麼？」但劉曜寬也表示，民眾購買小書通常不是為了內容，而是想幫助大哥大姐，因此本來規劃每月出刊的小書，僅出三期便無疾而終。角落微光一直想打造一支強力且具有市場區隔的產品，但礙於人力資源、經費缺乏無法達成理想。劉曜寬嘆著氣說到，缺乏人力資源、經費，又無法推出一個強力的商品，經營三年多的角落微光終究不敵現實，將於本月底收攤。他認為，行銷能力弱、找不到目標客群是許多非營利組織的通病。「賣太貴沒有人買也是問題，或是只是為了同情心、愛心而購買，可能一次兩次人家就不買帳了。」即使是做愛心也須考量市場機制，品質不佳、缺乏需求的商品也難以長久支持。<b>角落微光只是中繼站　而非終點角落微光提供無家者輔導、給予工作機會，即使公司停擺了，劉曜寬說：「角落微光只是無家者的中繼站，而非終點站。」他表示，培訓期間有個大哥通過考試、激起信心，之後大哥又再考取導遊執照，有更好的工作，就沒來當導覽員了。長期陪伴、看見無家者的努力與轉變，是劉曜寬對角落微光最捨不得的。角落微光推動隱者地圖、街賣計畫，必須與人群溝通，相當考驗他們的人格特質，起初大哥大姐因為愛面子、害羞而不敢招呼客人，在經過角落微光員工們的協助與關心後，曾擔任導覽的高大哥現在已經能落落大方的面對人群。角落微光不只希望能提供無街者工作機會，更希望能夠以家人的方式陪伴在他們身邊，讓他們不再感受到孤單。<b>過一天是一天　熊米屋、新巨輪著眼當下盼扭轉偏見「大哥哥、大姊姊，愛心手工餅乾，一包五十元，請大家幫幫忙！」這樣的叫賣並不陌生，而這些熱情招呼聲的主人，是熊米屋烘焙坊的「小愉兒」。「熊米屋」取台語「想要有」的諧音，代表「小愉兒想要有個家」。走進位於基隆巷弄裡的熊米屋工廠，小愉兒大聲喊著：「你好！」，興奮地開始自我介紹。財團法人小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趙又琳微笑著說到，每天看著烘焙坊心智障礙孩子天真愉快的模樣，便為他們取了個暱稱「小愉兒」，期許他們每天都能開開心心。 熊米屋讓小愉兒透過動手做餅乾，刺激發展生活、認知能力，讓他們有自主生活的能力；也能透過賣餅乾，讓他們透過人際互動，融入社會。圖／廖翊庭　攝「這十年來我們只做一件事，讓孩子變成大家的朋友。」趙又琳說道，熊米屋用最好的原料烘焙餅乾，為的是當小愉兒親手將優良的產品交予消費者時，既能讓消費者品嘗美味的餅乾，態度由同情轉為信任，也讓小愉兒更自信、開心。透過反覆練習烘焙、裝袋、出門販售，熟練之後成為技能，終能靠自己的能力，為小愉兒的家再添上一塊堅固的磚瓦。若單純給予幫助，心障人士的生活能力將會退化進而失去生活自主性，更會加重照顧者的負擔。而熊米屋利用動手做餅乾，刺激小愉兒發展認知、生活能力、融入社會。「若他只有兩成的天賦，就應該給他八成的協助。」趙又琳呼籲，從現在開始，買一包餅乾、給他們一句問候，都能夠幫助心障人士維持身體及工作能力，進而延後進入安置機構的時間。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政府會依照殘障程度與家庭狀況提供教養費，若是一個月平均補助一位小愉兒一萬元，從二十歲開始申請補助，五十年總共要花費六百萬元。趙又琳表示，若依照現行法律，將心障孩子交由機構安置、照顧，其實是全國人民的納稅錢承擔費用，「其實幫助小愉兒，也是在幫助自己。」另一處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鐵皮工廠，沒有了稚嫩的氣息，是社團法人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新巨輪服務協會理事長陳安宗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雙腳雖可以行走但仍需要輪椅作為代步工具。他在經歷工作失敗之後，看見社會對輪椅族群的不理解以及不友善的工作環境，因此決定起身為身障、輪椅人士創造更好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阿國（化名）是巨輪的街賣者。與大眾認為的可憐形象不同，他在街上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面對熙來攘往的過路者。圖／陳潔慧　攝在街上，不難看見身穿藍色協會背心、坐在輪椅上的街賣者，一包包的衛生紙、口香糖，看似微小，卻是身障街賣者的經濟支柱。 街賣賺得的100元背後，街賣者能夠得到50元，而另外50元則支撐起看似冰冷、簡陋，卻能夠遮風避雨的「共生家園」，房租、水電、飲食全都包含在內。 新巨輪的成立，為街賣者提供一個「共生家園」，讓他們不必揹著沉重的負擔，也能有尊嚴的生活。圖／廖翊庭　攝曾經為無家者的他們，現在共有30位工作者共同居住。室友除了小兒麻痺、腦性麻痺患者，還有許多因工作傷害而截肢、失業的無家者、獨居者。陳安宗表示，協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民眾理解，這一群不願意放棄生存機會的人們，在這裡為生活努力著。「我們會依照身障者的身體、精神狀況及體力來安排工作時段。」陳安宗表示，街賣其實是人性化的工作，也不會給予工作壓力，只求安穩度過每一天。由於身心障礙人士工作、學習能力有限，難以獨力作業，須花費兩倍的人力成本。因此熊米屋、新巨輪沒有多餘的經費及心力，開發多元產品、拓展新技能，只能著眼當下、過一天是一天。 街賣者一天花約八小時的時間在街頭街賣，卻常遭受路上人們冷漠的眼光，他們希望透過新巨輪的成立，讓眾人能更了解並關懷街賣者。圖／陳潔慧　攝「不只給他釣竿，還要陪他走向河邊，陪他釣魚。」熊米屋與新巨輪的出發點單純且明確，希望透過街賣，扭轉社會對於身心障礙團體的誤解。弱勢族群不願被冠上販賣愛心的汙名，而是為了每天的溫飽努力謀生，擺脫消費同情心的偏見。 <b>胸懷「大誌」 求新求變求長遠經營有別於熊米屋與新巨輪，《大誌雜誌》嘗試站在消費者立場，將民眾對於新事物的渴求納入經營方針，開發多元產品，發展出具長程規劃的營運模式。對於年輕人來說，《大誌》絕對不是陌生的出版品。民國99年由大智文創取得英國《The Big Issue》授權、引進台灣發行中文版。在最初的萌芽階段，《大誌》藉由與社福單位合作，招募身心障礙人士以及無家者。經過販售技巧、人際互動的培訓，接力為期一週的實習後，便成為固定販售員。因此，在捷運站出口、大學校園周邊，便看見身穿橘色背心、手拿《大誌》的販售員。最初開始進行販售時，《大誌》考量到販售員較無資本，因此會免費提供十本雜誌給予販售員販售；有了收入後，接下來販售員就以每本50元的成本價，向附近的《大誌》發行站批發雜誌，再以定價100元提供給購買民眾，賺取每本50元的收入。如果前一期刊物沒有賣完，販售員能再回到發行站、換成當期雜誌繼續販賣。來到《大誌》的發行總部，不到十人的工作室中，牆上貼滿各期隨刊發行的海報，地上擺放著第九期的《週刊編集》。在場的夥伴都正低著頭專心工作。《大誌》主編黃銘彰說到，民眾常以施捨的角度去幫助弱勢族群，但對《大誌》來說並不如此，「是他們（販售員）自己努力賺錢的。」販售員一天約須花上二到十二小時不等的時間，在街頭兜售雜誌，常常必須在大太陽底下曝曬，又或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雨。 《大誌》招募街友為販售員，並將銷售收益與販售員五五分帳，希望透過提供工作機會，改變他們的生活。圖／陳潔慧　攝黃銘彰表示，《大誌》將負責產製內容的編輯方，以及負責販賣通路的的販售員分開，由編輯同仁策畫每期雜誌內容，邀請聶永真操刀封面設計。「將雜誌的品質做好，才能吸引更多讀者。」他認為，如果能穩定雜誌銷量，長期下來，販售員的生計才可真正獲得改善。除了生計上的問題，多數無家者因長期獨自在外漂泊，較少有與人攀談、交流的機會，因此在人際互動上比較容易遇到困難。因為不善於溝通，他們常在工作上碰壁、或與人發生摩擦，最終導致大眾的偏見，使他們在路上必須接受於民眾歧視的眼光，無家者漸漸失去信心，最終將自己隔絕於社會之外。《大誌》提供了無家者一個已被樹立的品牌形象；接近販售員的民眾，多是因為曾聽過《大誌》、感到好奇而向前詢問，或是經由社群媒體宣傳決定購買。其實這些消費本意都是友善的，販售員經過長期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不但能消除民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更能幫助重拾信心與生活尊嚴。<b>故事行銷轉化為長效性的經濟支持面對弱勢團體街賣者可能遇到的障礙，社會企業「點點善」與「人生百味」、新巨輪協會合作，提出「天賦城市計畫」。點點善召集人葉文宏認為，街賣者最常碰到資訊不對等、形象不親民、商品沒優勢三種困境。因此，點點善希望透過職能訓練、改造輪椅及街賣車外觀，轉換街賣者形象，讓他們成為城市街頭的補給站；而身障人士、單親媽媽、弱勢家庭小孩，都會是計畫的目標對象。葉文宏希望，民眾在看到全新外觀的街賣車後，不以同情、可憐的心態面對，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快樂的接近這些城市裡的小精靈。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在推動計劃時，往往會遇到經濟、人力上的限制。葉文宏就提到，點點善會透過企業間圖像授權、對消費者進行商品銷售以及策展收入等，來維持經濟收入，「當商業模式運作起來後，自然就有相對應的資源去從事公益計畫。」劉曜寬也認為，企業在能力所及範圍內，本就應該善盡社會責任。以角落微光為例，他也希望，未來如果有企業願意接手，可以投入更多人員、資金；一旦資源到位，也就能開拓新的服務與商品，延續角落微光幫助無家者的精神。從角落微光、熊米屋、新巨輪到《大誌》，他們都提出了共同的訴求：「給他魚，不如給他釣竿。」不接受捐款，重視在相對弱勢族群的能力範圍內，製作餅乾、街頭導覽、販售雜誌，來長期提供自身生活經濟所需。以愛心與故事作為基本號召，並非不可行，反而是與市場其他商品做出區隔，不過單單倚靠出資者或是消費者的善心，其實無法轉化為長效的經濟支持。回歸產品本身質量、多元化，建構完整的組織營運模式，不僅不浪費愛心、也給予弱勢族群尊嚴，方能細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