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丘旻軒報導】5日，印度奧迪薩邦（Odisha，以下簡稱奧邦）高等教育部長蘇雅班士蘇拉（Suryabanshi Suraj）宣佈，奧邦睽違8年再度恢復學生會選舉，並將投票定在15日，期望透過此次選舉，能夠培養學生實踐民主責任與領導國家能力。9日開始，邦内共359所大學（University）與學院（College）的學生組織及獨立代表相繼提名學生參選，總計共有6891名候選人投入選戰。 投身本次學生會長選舉、 來自奧達帕達奧里薩邦公立學院 （Odapada Panchayat Samiti Mahavidyalaya）的拉傑什・貝赫拉（Rajesh Behera）認為，恢復選舉將重啟學生發聲管道，並提高學生對民主參與的認識。此外，針對學生相關的行政權益，他認為設置學生會將有效整合學生訴求，搭建學生與校方溝通的橋樑，使學生直接參與決策，爭取改善校內設施與學術資源。談及競選期間準備，貝赫拉分享，自5日得知選舉恢復消息起，他與團隊便著手規劃，除了解選舉流程等熟悉競選情況外，更走訪校園各處傾聽學生意見，「看見同學們自由自在地交換如何改善校園的看法，我感到印象很深刻」 他説道。 「過去8年，奧邦的學生始終缺乏推派代表、表達訴求的機會，使推動校務改革變得十分困難。」 烏特卡爾大學（Uktal University，以下簡稱烏大）全印度學生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聯合秘書長候選人拉克什・馬哈帕特拉（Rakesh Mahapatra）説道。他指出，在缺乏學生代表的情況下，一般學生若試圖簽署申請文件，很可能遭到校方駁回。然而，選舉雖然恢復，學生追求自身權益的機制仍有待改善。當談及此次投票狀況，烏大比朱學生人民黨（Biju Chhatra Janata Dala）會長候選人蘇爾撒雅・納拉揚 ・納雅克（Surjaya Narayan Nayak）說：「一點也不自由、 不公平。」 他指出開票前就出現參選者賄賂投票人的現象，開票過程也缺乏透明的監票機制，自下午2點計票，卻要到隔日凌晨3點才公佈結果，「過程可能受到不正當的政治手段操弄。」 他擔憂道。 根據官方表示，此次選舉共有1,398人當選。作為勝選的一員，貝赫拉也提醒，候選人在成功當選後，不應只回應支持者的訴求，而應兼顧全體學生的權益。針對選舉過程的相關漏洞，納雅克則說：「學生也應該加強民主意識，不輕易受外部勢力影響。」期待選舉能夠以更加自由和公正的方式進行。

【記者趙芷萱報導】俗話說「馬路如虎口」，花蓮今年一至二月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少年（13至17歲）自行車騎士事故受傷人數達70人，較去年同期增加23人。面對青少年交通安全不足的現況，國立東華大學縱谷跨域書院學士學位學程暨資訊工程學系學生劉立詳及國際企業學系學生邱玟翎、張睿恩組成「神燈精靈」團隊，在縱谷跨域書院主任暨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陳怡廷指導下，於六日參與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青年夢想家計畫」提案競賽，以「SafeWay智慧車燈：花蓮學子單車安全與家長安心連線計畫」成功從眾多團隊中脫穎而出，獲得五萬元行動獎勵金與實務資源挹注。 自交通部的統計資料中可得知少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死傷人數正逐年攀升，在花蓮久居的民眾P先生（化名）表示花蓮周邊的鄉鎮道路，包含台9線，確實有許多地方路燈不足，且常有車速過快的問題，「在能見度不佳的情況下，的確不容易發現自行車騎士。」張睿恩也說明，自己在查詢資料時發現近10天內就有兩起是學童騎自行車時發生車禍，「花蓮在自行車的使用比例上比較高，所以他們出事的機率也比較高。」這也讓他們決定要研發車燈來改善現況。 車燈結合GPS定位、主動式方向燈，車燈也內建三軸陀螺儀來偵測倒地與否，同時設有專屬的監控應用程式把道路警訊回傳給家長或學校。為避免誤觸，團隊也設置了幾道關卡，當車輛與地面夾角15度時，超過兩分鐘便會傳送通知，若超過五分鐘就會上升至緊急通知，將當下的位置資訊傳到手機應用程式，「但是車子只要被扶正之後，通知就會被解除。」張睿恩補充。 現在智慧車燈已進到第二版實體模型，張睿恩分享目前主要在東華校內可騎行的地方測試，確認基礎功能是否有問題，未來才會進軍校外。邱玟翎認為目前實行上遇到的困難，主要是車燈的「電池續航力」、「網路」以及「電路設計」的問題。現在車燈的電池只能支撐一週，導致使用者需頻繁充電；同時團隊也想到部分地區沒有網路，無法與應用程式連線，因此之後會考慮使用衛星來傳遞訊號；而電路設計則是在校內實地測試時發現目前複雜的外接電路因為沒有電路板連結，很容易誤觸或移動到電線而導致系統斷聯，之後會尋找印刷電路板廠商把所有的零件跟線路整合安裝與設計。 「我們在夢想家的時候，發現其實滿多人都喜歡智慧車燈，而且非常希望我們可以把它量產出來，提供給他們去使用。」邱玟翎笑談，雖然在製作過程中，身為國企系的他們有時會看不懂程式，但都一一克服，最終完成作品。張睿恩補充自己去學校處室請教競賽的資料時，也有很多老師鼓勵他們，「有一個老師直接說很期待我們這個作品可以做出來，在東華裡面直接就用得到。」這些聲音便是他們一路以來堅持下去的動力。陳怡廷也支持東華的學生們多從地方問題出發並利用在地資源進行實作，「花蓮因為在偏鄉，所以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還有很多可以服務人的機會，這邊就是一個很棒的實作場域。」

【記者蘇悅台北報導】世新大學校方於本學期實施新制，包含裁撤各系所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新增多項硬體休閒設備，卻因未事先通知與考量師生權益而引發質疑。針對近期風波，學生會9月30日邀請校方舉行「學生權益師生對談會」，要求校方說明行政改組原因與資源配置問題，持續引發輿論反彈。 會議上，世新副校長賴正能強調行政改組是為了改善人力配置及服務流程，但無正面回應教學資源不足的問題。「只要被問到資源配置的背後因素，他們就會集體沉默。」身為對談會學生代表的新聞系大四學生吳佩容分享在會議上的觀察，學生每個提問幾乎都只得到校方重複的回應。世新教授闕（化名）則指出， 以往遇到狀況只要向系辦即時反應便能迅速處理，但本學期教室空間過小的問題，向校方反應後至今仍未被解決，「對於沒有座位的學生，只能不好意思地跟他們說要坐地上。」世新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大四學生鄭世芬也表示， 原先教師上課使用的筆電可以直接跟系辦借用，系辦裁撤後筆電資源都集中到圖書館，借用程序變得繁冗，圖書館員更勸說以後盡量不要借用學校的筆電，「（他說）因為不一定借得到。」鄭世芬無奈地說。 在新制上路前，就已有部分學習資源缺失的問題。針對Adobe等軟體的使用訴求，校方回應教室內的電腦皆有安裝軟體，學生可以利用課餘時間使用。廣電系電影組大四學生陳同學（化名）對此則表示不認同，「有安裝軟體的教室平時幾乎都是滿堂的，能用的時間只有中午的一個小時。」他分享在大一時，曾面臨到有課程需使用Adobe軟體製作期末作業，卻無處操作的處境； 世新廣電系教授林承宇也指出，校方提供的課後資源不足，學生就只能用盜版軟體練習作業。除了軟體之外，攝影器材也同樣缺乏。曾就讀廣電系的陳子揚表示，在攝影實務課程學生難以取得完整的影音設備，「一個假日同時借的人就有十幾組，器材根本借不到。」闕認為，儘管學生繳交了學費，受教權卻未受到保障，「學生已無法得到基本的公平對待。」 世新大學7日發表聲明，執行新制並非不重視教學資源，而是透過資源配置達到提高行政效能與維護學生權益等目標。臺灣學生聯合會秘書長蕭正傑強調，行政調整是常事，重點是決策之前並沒有跟學生盡好溝通的義務與前置作業。林承宇認為校方分配資源的依據不明，最基本的教學資源沒有補齊，反而將經費投入其他地方，「校方若持續以效益為主要考量，教學成本只會轉嫁到老師身上。」他也坦言， 因《大學法》的規範，容易使校務會議中的教師代表由其他與會者兼任，導致教師缺乏直接管道表達需求。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張志綸指出，學校多數決策實質是由董事會決定，現有管道如校務會議、對談會等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吳佩容說道：「董事長本人必須親自出席與師生對話。」他表明化解爭議需要與決策者溝通。 8日，學生聚集在廣場聆聽宣講，世新學權前進陣線聯盟宣布啟動「舍我學運」行動，要求校方程序透明，並邀請更多學生參與爭取訴求。鄭世芬直言，面對學校制度不斷變動，學生對未來教學的方向感到不確定，充滿不安的情緒，「每次都是被校方告知結果，學生需要的是一個原因。」蕭正傑認為如今世新校務治理趨於封閉，校方與董事會不該持續抹煞學生在大學校園的主體性。

【記者蘇悅報導】東吳大學7月9日正式移置校內的蔣介石銅像，從開放的行政大樓中庭移至平時封閉的文物典藏室。東吳島社社長林思愷表示，歷經12年的抗爭、提案、公聽會等程序，移置銅像是停止在校園內紀念獨裁者、也是校內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蔣介石作為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核心決策者，其銅像被歸為威權象徵，「調整是必要的行動。」東吳政治學系副教授陳方隅指出，蔣介石的功過並不能相抵，國家暴力發生已是事實，「學校不能持續以崇拜銅像的方式去紀念他。」根據《中央社》報導，校方表示銅像最初為校友捐贈，屬於校內資產，不會隨意棄置。然而東吳學生會長、同時也是銅像移置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康平皓表示，現今銅像雖已移除，但部分同學仍擔憂未來將被移回，「校方只是把銅像放進倉庫，我們不能保障未來換校長會不會又放回原處。」 銅像消失後，校園仍有不同歷史論述的爭辯與對話。根據東吳大學校史研究指導委員會，蔣介石除了是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撰句者，也對東吳在台復校有多次直接或間接的協助，「銅像或許可以不用完全移走，而是透過降低（基座）高度等方法去除威權崇拜。」政治學系大二生周子淵認為蔣介石不只代表國家暴力，對東吳也具有校史意義，不應完全抹除。林思愷則指出移除銅像倡議期間的學生遊行、潑漆行動也是重要歷史，應予紀錄，「12年的抗爭史是我們希望大家記得的。」 「校園空間的安排展現了我們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具有民主教育的責任。」陳方隅認為校園不只是公共空間，更是世代思想、價值展現的地方，學生也應積極參與校園場所的規劃。康平皓呼籲校方在銅像原址設立紀念碑，完整的呈現東吳大學的歷史，包含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系黃爾璇案件（註）。「移除並非完整的轉型正義。」林思愷則認為校方應持續正視校園內仍存在的威權象徵，針對中正圖書館改名啟動公開、透明且具學生參與的檢討程序。 註：1983年國民黨、教育部等情治系統，透過「春風會報」要求東吳大學解聘政治系副教授黃爾璇，最終遭校方以「不予續聘」方式解聘。

【記者覃翰報導】單一校區佔地面積為全台之首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於2025年4月與10月發生兩起學生騎機車死亡事故後，隨即實施道路安全改善工程，並於本月開學前完工。但在14及15日，校內便連續發生六起車禍，共造成四人受傷送醫。 屏科大校方為因應車禍問題，長期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每年也邀請縣政府與專業團隊進行校園交通安全勘探與改善。唯本次工程減速丘遭拆除引起部分爭議，「漢堡坡（減速丘）被拆掉了，測速又還沒開始造（落實），騎車的整個速度又提起來了。」休閒運動健康系的羅同學（化名）說。此次改善工程同步新增18處的YouBike站點，但由於校地遼闊且坡多路陡，自行車騎行門檻偏高；校內公車也受限於班次與站牌分散等問題，因此使學生多數仍依賴機車移動。 「校內騎車風氣（具）攻擊性，應該就是我們學校最大的問題。」休閒運動健康系羅同學（化名）表示，路上幾乎每十台機車就有兩到三台曾改裝排氣管或傳動系統，讓機車起步與行車速度普遍偏快。部分機車也頻繁在車陣中鑽車縫，與校內公車、汽車、自行車等車種爭道。根據食品科學系廖同學（化名）觀察，多數學生騎車時速動輒飆至7、80公里，遠超該路段設立的40公里限速；路口處不減速禮讓、闖紅燈等情況也屢見不鮮，「遇到有行人想要過馬路，一樣是直接衝。」廖同學說道。除機車駕駛外，其他道路使用者亦需保持警惕。國立政治大學總務長兼地政系教授蔡育新表示，學生必須建立正確的用路觀念，「只是因為強調我有路權，但忘記去保護自己，其實就是一種遺憾。」他強調，交通路況十分複雜，因此自身也必須注意周遭環境。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警察無法在校園內取締交通違規，然而屏科大針對交通違規的罰則也相對寬鬆，因此可能導致校內汽機車使用者忽略違規情況。蔡育新則表示，若要讓駕駛自覺減速，便須在道路設計上做多種改良，例如透過設置抬高式人行穿越道與減速條、車道窄化與小型圓環的設計、路口人行道外擴等道路物理調整，使汽機車於關鍵路段放慢速度。校方說明，未來將從「教育、管理、設施」三面向同步推動改善道路安全，相關規劃定案後將交由專業團隊審查，並在正式招標前召開校園說明會，向全校師生說明具體細部規劃。校方常設的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也已納入學生代表席次，讓學生常態參與審議與監督，具體落實學生需求與保障全體師生安全。蔡育新認為，校園也應該導入「完整街道」（註）規劃，在有限的空間下，兼顧多元道路使用者的利害關係，並讓不同道路使用者參與規劃，瞭解彼此需求。 註：是一種交通政策與設計方法，讓街道能確保使用者無論採哪種交通方式，都能安全、方便、舒適出行與使用。

【記者吳欣嬡報導】世新大學本學期推動行政整併與升級硬體休閒設備，卻未事先通知與考量學生權益，此舉引發學生對經費使用的優先順序、教學資源縮減及溝通機制失靈的質疑。 世新校方於圖書館內安裝新型遊戲主機與電話亭KTV，也興建噴水池及美妝用品店面。過去學生所熟悉的獨立系所辦公室（以下簡稱系辦）與系辦秘書（以下簡稱系秘）多數也遭裁撤，轉型為AI知識庫服務系統。根據太報報導，校方表示此次調整是希望建立專業分工與數位系統，將各系業務轉交回教務處、學務處等行政單位，並引進AI工具協助處理，同時也強調沒有解僱任何行政同仁。但眾多學生認為，校方在實施前完全未進行預告與說明配套措施，使新舊制度的過渡產生落差和不便。 新制上路後，過去負責選課加簽、借教室及提供系所協助的專責系秘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AI系統也無法處理個別狀況，「它連教室在哪都無法回答，直接叫我去承辦處室處理。」身為轉學生的廣電系三年級學生Jun（化名）分享，自己對校園環境與選課流程本就不熟悉，失去系秘後更是求助無門。另外，校方優先將資源與經費投入娛樂設備與景觀工程，被認為忽視了學生基礎的學習需求。傳管系四年級學生A（化名）坦言道：「實務課程的硬體設備短缺又老舊，學校卻拿錢興建噴水池。」他認為校方在資源分配上本末倒置，導致設備老舊、正版軟體不足等問題遲遲無法被解決。 「發生這些事之前，學校完全沒有任何通知。」吳同學（化名）指出，校方完全未徵求學生的意見，在缺乏溝通討論的情況下就推動變革。同時，學生會在初期也被質疑缺乏積極作為，儘管已於22日公開聲明將於當週與校方召開會議，但吳同學強調，學生會作為體制內唯一的溝通橋梁，應發起連署、邀請媒體或舉辦公聽會，而非為校方背書。 面對校方的各種行為，世新的學生自主組成「世新學權前進陣線聯盟」，提出「教學資源到位、行政回歸專業、捍衛受教權利、校務治理當責」四大訴求，要求校方於一個月內召開全校公聽會，並規劃於30日舉辦現場宣講遞交陳情書。 對此，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訓部主任張志綸分析，光靠網路聲量並不足夠，也應聯合教師與職員共同商討對策，「可直接召開實體記者會讓更多媒體報導，引起更多社會輿論。」世新學生期盼校方能正面回應溝通訴求，回歸教學本質，還給學生受教權利具保障的學習環境。

【記者黃蓁言台東報導】「返校日全員集合：都蘭部落文化體驗」由國立體育大學、健行科技大學及明志科技大學三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合辦，於19日起一連四日在台東縣都蘭部落展開。活動召集七校學生齊聚都蘭，讓學生認識都蘭部落文化，並實際深入族人的生活場域。 活動邀請各族原民生與漢人學生，一同準備與慶祝阿美族一年最大的祭典——豐年祭，以山林採集、海邊捕撈、風味餐製作等體驗讓參與學生理解都蘭文化。帶領活動的都蘭國遊程組長蘇傳翔表示，希望學生從循序漸進的任務中，理解豐年祭對部落的重要性，「能意識到豐年祭需要經歷一個過程，而不是隨意地開展。」明志科大原資中心助理周季玫表示，活動期間校方儘量不介入學生與族人的互動，讓不同族群的學生在這片土地上從零開始學習，「不管是好的、壞的（文化），都讓學生放手去體驗。」他說道。 學生跟隨該階層青年的安排，按各自的責任分工合作。最年長階層「拉薩崠」的學生擔起手工的責任，女生以採集的椰子葉為材料，葉片一交一疊編織出緊密的形態。負責製作扇子的國立中央大學排灣族學生藍昊均感嘆，「一切（材料）都是取於自然，而且製作完全不用膠水黏起來。」男生則與族人到山林伐竹，鋸子沿著竹節來回切割，「Kaka（阿美語，意指長輩）」固定竹筒、學生一手將裂口往外撐開，一個個酒杯就此成形。從小生活在北部的中原大學阿美族學生吳兆鑫欣喜道：「這種階層間的互助精神，在我的家庭裡能看到，在這裡則是很明顯地被放大。」學生與部落青年的投入，全是為即將到來的模擬豐年祭作準備。歷經兩日的學習後，學生們在最後一夜的豐年祭盡情揮灑汗水，築起篝火、載歌載舞，表達對都蘭青年的感謝。 與族人交流過後，學生也逐漸發現各族群間的異同。出身排灣族的藍昊均指出，排灣族、阿美族的階層制度內涵大不相同，「排灣族的階層體現在社會層面上，像頭目、平民及靈媒等階層，但現在只有在祭典才會彰顯一些。」他也就大眾對豐年祭「不斷飲酒」的刻板印象思考，「雖然酒現在很容易取得，但釀造、取得酒在以前是非常珍貴的，他們只是希望向祖靈獻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而身為返鄉青年的蘇傳翔觀察，不論是原住民或漢人，不少人對自身的身分並不了解，「找尋自我、族群這件事情，不單是原住民，漢人也需要。」而活動中與族人交流時產生的情感與反思，也引領學生理解、探問自己的根源。 學生走進部落，看見都蘭文化的本質，也聆聽都蘭青年的心路歷程，「讓學生反過頭來思考自己的部落是怎麼做，也想未來可能回到原鄉，可以怎麼做一個領頭者。」蘇傳翔說道。健行科大原資中心助理胡雅雯則憧憬，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會對原民文化產生好奇，進而打破既往的誤解，增進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更願意投入原民文化的推廣行列，「他們會成為一個個文化種子，繼續散播在不同的地方。」

【記者王子佩台北報導】第三屆為野生動物而走遊行於19日在立法院旁舉行，此次遊行由為野生動物而走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為野行動）主辦，盼以「野生動物難等待，公共政策納生態」為核心提出的四大訴求，向政府表達完善生態法規的重要性。 約3000名民眾手上拿著倡議標語，激昂的喊著對野生動物議題的訴求。「要讓野生動物處境變得更好，重要的是推動政策改革，因為政策能夠最直接、全面的為生態帶來影響。」活動總籌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森環系）學生莊博鈞說明，本次訴求希望健全遊蕩動物管理與科學評估制度，完善安置及福利措施，釐清生態治理權責等，盼透過政策的設立，改善目前野生動物的困境。 為野生動物而走遊行凝聚大學生的力量，盼能用青年優勢帶來更多影響力。莊博鈞分享，此次遊行及籌備的多數工人都是大一或大二的學生，過程中團隊常被質疑年齡小,只要做出實際行動，年紀小的人也能為野生動物議題帶來改變。遊行現場人數超出預期，也讓長期關注野生動物議題的臺大人類學系學生、野生動物疾病協會臺灣學生分部成員傑瑞（化名）感嘆道：「看到這麼多人一起參與，讓我覺得自己長期關注的問題其實有在引起討論。」短講環節也邀請到臺大森環系學生張瀚柏分享小燕鷗的保育議題，以青年的角色分享在前線的理解與經驗，讓野生動物的生存危機走入大眾視野。 財團法人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行動教育組長黃育文說道：「一般民眾不是都能像我們一樣，每天第一線工作接觸到這些議題。」藉由設置簡單的野生動物問答遊戲，讓民眾更容易認識野生動物，也能讓前線觀察到的問題能夠放在大眾面前。「透過不同的NGO設置攤位，能夠讓參與民眾更仔細的了解不同野生動物的困境。」莊博鈞說道。攤位規劃人臺大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林緯謙也補充，讓不同的NGO來設攤，不但可以讓他們表達自己的理念，也能呼應到本次活動主題，讓野生動物議題能在兼顧深度和廣度的情況下，不會失去焦點。 談及野生動物法規現況，莊博鈞表示，訂定政策流程和法規過於複雜，到最後越難與大眾有連結，因此公共政策的改變仍須民眾持續的倡議。他也期望，這次的活動，能在結束後讓參與民眾能將對野生動物議題的關注化作實際行動，讓因為法規缺席造成的野生動物生存危機能夠改善。

【記者丘旻軒報導】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 USyd，以下簡稱雪大）學生議會組織雪大教育小組（ USyd education group），聯合學生於14日展開「反對OpenAI合約」（Oppose the OpenAI deal）的抗議與演說活動，呼籲雪大管理層停止與美國科技公司OpenAI達成夥伴協議 事發導火線源自雪大在14日正式宣布與OpenAI簽署合約，公文指出未來一年內將陸續引進AI代理工具，並分階段提供校內教職人員及學生使用免費ChatGPT Edu版本［註1］。就讀雪大的李承諺表示，目前身邊的同學很常使用AI輔助課業學習，教授在課堂上也相當鼓勵學生使用AI。談及本次合作，雪大的藍天羽表示支持簽約，他認為學校此舉對學生研究方面無疑具備正向幫助。他補充，學校為防學術作假，除額外設置AI檢測工具Turnitin外，同時訂定使用規範，「學校規定學生須揭露AI使用過程，以及軟體選擇。」他說道。 ［註1：一款由OpenAI打造專屬大學或教育機構提供包括學生，研究者以及行政人員使用的AI模型，其特點是：更高階的運算能力和工具、提高使用者聊天的限制和更嚴格的資訊安全機制等］ 儘管校方強調AI帶來的多項優勢，仍有學生感到擔憂。「我認為雪大與 OpenAI的合作，顯示校方更重視利益而非教育。」學生倡議限制AI協會（Students for AI Regulation）創辦人馬荻爾達・珂洛弗 （Matilda Crowe）説道。他更進一步質疑，包含選課紀錄、成績等資料的取用，是否經過學生同意。學生反AI協會（Students Against AI）總召羅賓（Robin）則強調學習應是考驗學生思考的過程，若學校鼓勵AI協作，只會養成學生依賴AI工具的習慣，並對學習逐漸倦怠。 談及校方做法，珂洛弗強調校方簽訂企業合作前須先通知學生，並提供學生投票機會，而學生則必須與行政方積極對話。針對學生如何應對AI趨勢，藍天羽則說：「我覺得大學生需要去克服求快的學習心態。」他期盼，在面臨AI便利的同時，人類仍能保持批判性思考，嘗試尋找解決問題之道。

【記者黃律齊、林庭如、江虹、蔡得曦報導】「塑膠字卡正面寫著中文『西瓜』，背面則標示注音『ㄒㄧ ㄍㄨㄚ』與圖片。」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二代（以下簡稱新二代）達達（化名）回憶，自己11歲返臺、降級就讀國小時，在沒有專業教師陪伴下，只能由志工哥哥姊姊協助，靠著字卡學習。他坦言，光是注音就學了三個月。 根據教育部統計，113學年度高中以下新住民在學子女共26.5萬人，佔全體學生6.7%。而在新二代學生中，有一群人的處境更複雜──他們被稱為「跨國銜轉學生」（以下簡稱跨轉生）。 所謂「跨國銜轉」，乃指新住民子女在臺灣之外的國家生活一段時間後再度返臺就學，並因華語能力不足，在生活與學習上遭遇困難。這類學生的家庭背景大致有兩種：雙親皆為外籍，或一方為臺籍、另一方為外籍。教育部自109年推動「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註一）計畫以來，近六年累計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跨轉生2,878人，其中逾六成自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孩子大多在幼年便被送回父母其中一方的母國由親戚照料，之後再因居留期限屆滿等各種因素回到臺灣。 註一：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計畫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聯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2017年合作建構，目前已邁入第三期。旨在推動跨轉生相關政策及「跨轉生線上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的建置。 他們帶著在母國生活多年的記憶與習慣踏上臺灣，迎面而來的卻是全然陌生的環境。曾在越南完成小學教育、返臺後從五年級重新銜接的跨轉生王宜靜回憶，自己當時幾乎沒有中文能力。她聽不懂老師上課，看不懂考卷內容，第一份中文考卷掛零，但老師又難以單獨為他調整授課方式，「我就只能一個人消化。」他說。同樣來自越南、返臺後也曾降級就讀的達達則認為，「最困難的問題是沒辦法表達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課堂上，他只能發呆，或在筆記本上畫畫。由於沒有人真正理解他的處境，他只能一再告訴自己：「算了。」 對跨轉生來說，進入臺灣校園後，語言、教材，甚至老師與同學聊天的方式，都可能變成新的門檻。在此方面，各縣市並非全無因應。以台北市為例，跨轉生申請入學後，學校須召開「習得會議」，由跨處室人員與家長共同討論個別方案；若涉及降轉，尚有專家列席評估。會後，學校再進行編班，並安排後續適性輔導。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定，跨轉生缺乏基礎華語表達溝通能力者可申請「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每班最高可獲244節免費的扶助課程（上、下學期至多各72節、暑假80節、 寒假20節），112學年度共計439名學生申請。 制度設計上，華語教學者以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者為優先，或由曾受過華語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者擔任。這意味著，制度本就期待相關師資兼具華語教學的專業能力，且需能理解孩子在生活與學習上的適應困難。然而，走進第一線，情況往往不是如此。王宜靜提到，最早負責教她中文的並非正式華語教師（註二），而是校內一名替代役男，利用早自習與午休用字卡帶他認字、發音；然而役期結束後，便無人接手教他中文。達達的經歷也相去不遠：起初，學校沒有提供任何正式協助，僅有志工「哥哥姊姊」教他注音；再後來，才有大學生進到校園，將他抽離原班另行教學。這些人確實在不同時期提供幫助，但支援從哪來、由誰承接、能維持多久，始終缺乏穩定清楚的安排。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校長吳勝學坦言，學校並無專為跨轉生設置固定編制教師，華語教學師資多屬「外加、彈性的」人力。他指出，很多時候學校只能自行設法補足師資缺口，也只能利用午休或其他零碎空檔排課。負責新住民教育業務的濱江國小專案教師李璿瑞也直言，具證照的華語教師並不好找，「沒辦法的情況下，才找志工媽媽、找退休老師。」不過，教學現場仍多以新住民家長、學校內既有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以下簡稱教支老師）（註三）等非專業華語教學人才協助。 註二：華語教師乃指通過「對外華語能力認證考試」，具有華語文教學專業者。 註三：108學年度政府正式將新住民語文列入語文領域後，國民小學將從本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任選一種修習，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則列為選修課程。政府為因應各級學校本土語言教學需求，培養具特定領域、科目專長的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並於培訓合格後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工作，專長於新住民語文者以「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指稱。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精進專員鄭雅文指出，華語教學專業具有難度，「你會注音符號，你英文也很好，但是你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教學生準確發出『ㄆ』的音。」然而，通過「對外華語能力測驗」並不容易。他說明，測驗共分五個部分，其中口語表達較難通過，必須顧及到發音、文意流暢度及內容是否貼切等問題，「連本國籍的老師要通過認證考試都很難，找新住民語老師（教支老師）是迫不得已。」 教支老師黃怡貞是其中一例。他平時在學校教授泰語，後來接觸跨轉生華語教學的領域，卻連指導學生寫字都覺得困難。此外，也有部分跨轉生曾因教支老師的發音不夠標準，而不信任其華語輔導能力，這也凸顯跨轉生教育對華語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 而對這些非華語教學專業出身的老師而言，華語教學並非其本業；然而，基於照顧同鄉、心疼孩子的角度，他們卻還是選擇咬牙接受挑戰。只是，政府卻未保障相應的工作權益，致使工作負荷與待遇失衡。 由於來自同鄉，教支老師有時身兼「橋樑」的角色。學生面對陌生環境，較容易向他們敞開心房，訴說生活困難。柬埔寨語老師孫雅雯坦言，「他（學生）不知道怎麼跟班導師溝通，我就會幫忙。」印尼語老師麋鹿（化名） 也表示，因有些跨轉生的家長無法時刻照顧孩子，他們有時得充當陪伴的角色，在假期時帶孩子出門，滿足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提供孩子缺乏的心靈支持。 然而，教支老師若同時協助教學華語，其報酬計算方式是以「教支老師的支給基準」規定，按鐘點給付，而不是如正式老師以月薪計算。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提到，過去曾有教支老師抱怨，有學校的正式教師在面對跨轉生時，把課本一塞，就要他全權接手。 此外，教支老師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奔走於不同學校之間，只為了上一節短短的課；且聘用情況並不穩定，難以確定新學年度是否仍有案件可接。種種現象皆反映，現行體制不僅尚未完善跨轉生的銜轉教育品質，也較無法保障非華語專業教學者的工作權益，反而要求他們承擔義務之外的教學工作。 孫雅雯表示，自己對這些工作仍有熱忱，也願意投入幫忙，「但沒有得到相對回報，每個人都會受不了。」像教支老師這類非華語教學專業的人員，雖擁有特殊身分，也長期被政府用來填補華語教學專業師資的缺口，然而，他們的付出卻未被社會看見，「不是因為（師資）稀少而珍貴，是稀少而不受重視。」他坦言。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新住民子女華語學習扶助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不過中央撥款後，地方政府仍可自行修改補助各級學校的方式，導致各縣市針對跨轉生申請扶助課程的作業程序不盡相同。 以台北市為例，學校為跨轉生申請華語教學扶助課程的申請時，申請表須清楚列明各項經費支出，包含教材費、交通費等。然而，在申請核准前，難以確定實際授課的華語教師人選，且常面臨跨轉生於學期中才突然轉入學校的情況。李璿瑞老師解釋，「寫計畫不難，但當很多事項的前置作業都要先確定，就會被卡住。」 另外，地方政府執行跨轉生教育的承辦人員幾乎年年異動，相關行政知能（註四）難以延續。鄭雅文補充道：「若各縣市的專責單位能正視議題，或許能爭取到更多的經費，挹注在學生學習需求上。」 註四：行政知能指教師兼任或兼辦學校行政工作所具有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針對跨轉生的華語教育，專業人士普遍認為，華語教師的必要條件不在需要會跨轉生的母語，而在應具有華語教學的專業背景。鄭雅文表示，教支老師雖熟悉跨轉生的母語，雙方卻因此容易直接使用母語溝通，且未必具有華語能力及教學專業，反而可能降低學生的華語學習速度。然而，他認為教支老師依然是潛在師資，若教支老師能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中級，其字彙量介於2500至5000之間，「這樣就比較具有華語教學的能力。」 因此，面對臺灣華語教學人力不足的現況，具有教學經驗的退休教師，便成為官方補足缺口的可能人選。李璿瑞說明，退休教師投入跨轉生華語扶助教育的優勢在於，他們原本就具備教學經驗、瞭解學校生態，「可能會比較知道一些教學方法。」鄭雅文也強調，「擁有證照的老師不一定有現場教學的經驗。」他認為，若退休老師再經培訓補足華語教學專業，是現階段扶助跨轉生學習華語最適合的人選。 吳勝學也進一步指出，華語扶助教學的老師不同於正職的教師工作，每周授課時數不多，且單周報酬僅幾千元。他坦言：「這項工作跟正職領月薪的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太會有意願專門來上課。」相較之下，退休教師有退休金作為收入基礎，較能接受這類低時數的教育工作。 目前除了具有豐富教育經驗的退休教師能夠投入教學現場，抱持教育熱忱的學生志工亦逐漸成為增進跨轉生華語學習的重要助力。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的跨轉生志工微零（化名）分享他選擇擔任跨轉生志工的原因：「相較於正式、規範較多的教學體系，志工給予我更大的彈性，讓我不需要完全依照制式流程進行教學工作。」以新生國小為例，志工每周僅需進行40分鐘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在不影響課業的前提下穩定參與。林麗蟬亦認同，應鼓勵學生志工投入跨轉生的華語扶助教育，「讓學生在還沒進入教育職場之前，就先去接觸現場，是一件好事。」 台灣越裔總會長陳凰鳳曾接觸多位跨轉生，他指出：「如果是由學長姊來帶領，因為大家都在經歷學習的過程，所以就可能比較容易親近。」跨轉生達達則表示，與20到25歲左右的年輕陪伴者互動時，自己最容易感到自在，「因為這些陪伴者的思考方式就像七分熟的牛排一樣。」他們能共享同齡人間的話題，又成熟到可以提供有效的建議。 為使跨轉生更順利融入同儕與學校環境，並發展多元興趣，政府也藉由舉辦營隊鼓勵其參與，擴大接觸的人群。以台北市為例，教育局於2025年曾舉辦「小小外交官暑期體驗學習營」，由濱江國小及台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承辦，課程內容包含科學實作、創課體驗及校外參訪等。濱江國小新住民專案老師黃晨華解釋，跨轉生在交朋友、語言溝通上常會遇到困境，因此課程設計特別重視活動協作，希望學生能在其中打開心房、認識朋友，也進一步提升語文及社會溝通能力。 第一線教學現場努力提供可能的替代方案，政府端則仍有改善空間。自2024年8月《新住民基本法》修正後，跨轉生對象已從東南亞七國擴大至更多國家，且無論父母是一臺一外或雙外籍，其子女皆可申請華語扶助課程。不過，現行政策仍未納入父母皆為臺籍的跨轉生，鄭雅文解釋：「臺灣年輕人到海外工作，在國外與臺灣人結婚後想回來定居，他們的孩子華語能力不見得夠好。」全球化影響之下，人口移動現象越漸普及；若政策能更全面且完善地開放，才能保障更多不同型態的家庭，減少銜轉教育的制度漏洞。 跨國銜轉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政府目前已確立大致政策方向，也持續與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相互交流；然而，基層單位對此未必已有一致認識。「課堂上的老師常把跨轉生誤認為一般新住民子女。」鄭雅文直言，若要擴充華語教學專業師資，仍須持續開設研習、推廣，讓更多學校教師理解並正視跨轉生的教育問題，「跨國銜轉學生這一議題由來已久，然而在教學現場卻不一定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他認為，唯有累積經驗，才能及早修正問題，避免困境於第一線教育現場持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