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姿芳綜合報導】室內景觀結合科技是人類養殖動植物的新趨勢，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智慧生產工程系團隊研發智能生態缸，利用「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設備即時監控環境，榮獲2021 iENA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智慧生產工程系團隊發明智能生態缸，榮獲2021 iENA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競賽金牌。　圖／研究團隊提供智能生態缸的外型起源於迷宮球（註），可分為本體和外圍。球狀本體內為熱帶雨林生態景觀，包含蕨類、青蛙和甲蟲等動植物。外圍則具有管狀水族管，能在其中養殖小魚、蝦類和水草，且內外部可以透過智能控液閥相通。此外，球狀本體也置入智能LED照明、智能溫濕度感測器等設備，能隨時隨地監控數據。註 : 迷宮球為內部含球與迷宮的裝置，能培養孩童從平面空間轉為立體空間的感知能力。 智能生態缸由球狀本體、外圈的管狀水族管和音箱空間組成，並在水族管與生態缸的連接處設計「智能控液閥」，使水族管內的生物糞便能利用智能設備送入生態缸。　 圖／研究團隊提供團隊指導老師、中科大智慧生產工程系教授張源修過去曾研發人工浮島，此次智能生態缸也運用類似的原理。他利用智能LED照明及智能溫溼度感測器幫助植物行光合作用，同時將環境調整為適合動植物的狀態。此裝置也搭配專屬APP，每十分鐘傳送最新數值至手機，讓團隊不僅能隨時監控和調整設定，也會被即時通知缸內的異常狀況。 使用者透過手機即能連線AIoT設備，如智能控液閥、智能LED照明、智能溫濕度感測器、智能土壤感測器、智能音響等設備。　 圖／研究團隊提供此外，水族管與生態缸的連接處設有「智能控液閥」，可利用傾斜式的水族管，讓魚蝦的糞便沉積於底層，再使用魚菜共生的環保循環技術，透過閥門將糞便與水提供給雨林生態的動植物。另外，團隊在智能生態缸底部設計音箱空間，可以置入小型的藍芽音響。團隊成員中科大商業經營系學生陳炫如說 :「音樂讓人放鬆，而音箱空間可以使音樂產生共鳴，音質也會更清晰。」 都會人生活於狹窄的空間，無法隨時欣賞自然景觀，因此團隊研發智能生態缸，療癒人心。　 圖／研究團隊提供近年來越來越多室內景觀產品結合科技，團隊成員中科大商業經營系學生吳哲典解釋，「我認為生態缸會很有賣點，因為現在都市人生活緊湊，生態缸能療癒身心。」樂坊水族店長陳鐸仁也提出生態缸使用方面的疑惑，他說：「如果智能生態缸的清潔不方便維護，像雨林植物會因為生態變化而變髒，可能會不被大眾接受，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 智能生態缸的半徑大約為20公分，能擺設於辦公桌上，讓上班族在工作之餘也可以觀賞動植物，放鬆疲憊的身心。　 圖／研究團隊提供陳炫如說明，智能生態缸尚處初期研發階段，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像是生態缸內的物種該如何共同存活，以及魚類糞便該如何經過發酵處理，都還需團隊進一步優化。未來團隊希望將智能生態缸商品化，讓辦公族群也能在狹小的室內觀賞大自然。他們也計畫將智能生態缸加大，可以設置於老人日照中心，供長輩養殖動植物、調劑身心。

【記者蕭淳云綜合報導】你對自己的決定有信心嗎？不確定答案是否正確時，再蒐集多點資訊吧！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 （Max Planck Society）博士候選人萊恩．舒爾茨（Lion Schulz）研究發現，愈武斷的人（註1）愈容易忽略內在的「不確定」提醒，導致他們較少尋求資訊輔助驗證，因而容易做出錯誤決策。此研究於11月19日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註1：原文dogmatic people，意指沒有足夠資訊就遽下結論的人。 面對不確定的決策狀況，常人通常會汲取更多資訊以保障決策準確性。　圖／取自Pexel圖庫研究團隊首先讓受試者填寫立場傾向問卷，分析其武斷程度高低。接著，進行「簡易決策」實驗，讓700多位受試者判斷兩個螢幕中的圓點數多寡，並自我評估信心程度。若判斷正確可得100點積分，錯誤則無法得分，最終積分將換算為金錢獎勵。而過程中，受試者若希望二次觀看螢幕確認，團隊會提供有用的判斷輔助（更明顯呈現圓點分布），但須扣除部分積分。舒爾茨說明：「金錢提供動機，確保受試者盡力做判斷，但因二次觀看需付出代價，讓他們思考獲取更多資訊是否值得。」 研究團隊透過簡易決策實驗，讓受試者判斷兩個方框中的原點數量多寡。　圖／研究團隊提供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對答案的信心程度愈低，選擇二次觀看的比例愈高。然而，此機制在高武斷受試者的行為中較不明顯，舒爾茨推測，此現象與他們具有較低的後設認知（註2）控制有關，因此即便後續輔助訊息可以有效幫助決策，高武斷受試者仍不會接受，因為他們的「不確定感」並不會促使自身蒐集更多訊息，導致判斷的準確性降低。註2：後設認知是人類形成準確信心的能力，並且依據信心程度引導我們的行為。文中指出，在長期無外界反饋（如他人糾正）的情況下，武斷性格者的認知偏差（註3）可能強化對自身判斷的信心。舒爾茨補充，此傾向使得武斷性格者更易受到假新聞影響，「因為較少汲取資訊，他們更容易被困在同溫層中，此外我們也觀察到，他們往往具有較極端的政治傾向。」研究團隊認為，僅靠更正假新聞無法推翻武斷性格者最初的錯誤認知，故首次接觸報導的正確性極為重要。註3：認知偏差指人們會根據主觀感受而非客觀資訊，建立起自己認為的社會現實，可能導致感知失真、判斷不精準、解釋不合邏輯，或各種統稱「不理性」的結果。 此次研究發現，武斷性格者的決策信心程度與汲取資訊行動之間不存在強烈關聯。圖為研究者萊恩．舒爾茨。　圖／研究團隊提供而立場極端的個體可能在判定特定議題時較為武斷，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林日璇提到，假新聞中虛構部分往往最能煽動閱聽人情緒。他以「新冠肺炎病毒來自中國實驗室」的假新聞為例，「對於非常反中的個體，他會對此堅信不疑。」他強調，閱聽人會選擇性暴露在符合自己立場的環境，以避免認知不協調（註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李亦婷也分享與家人談論同婚議題的狀況，「（家人）屬於那種非常堅持己見的類型，他早就有確信的想法，跟他爭論只會吵架。」註4：認知不協調指當個體面對多個相矛盾的想法，身體會產生不適感，為了改善此狀態，個體會改變自身行為或想法，使自己相信的理念與接收訊息沒有衝突。過去研究多顯示人們會依照信心程度，決定汲取多方資訊的多寡，然此研究則發現武斷性格者即便對自己的決策信心程度低，其低後設認知控制也不會驅動他們尋求更多資訊佐證判斷。

【記者劉蘭辰台北報導】「DoNuts口琴樂團」由五位熱愛口琴音樂的學生組成，上月5日在2017德國世界口琴節（World Harmonica Festival 2017）獲成人組重奏與合奏冠亞軍與獨奏雙冠等六項大獎，亦創下歷年台灣成人組隊伍年紀最輕奪冠紀錄。「由於前兩屆台灣選手成績很好，讓我們決定去闖一下。」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學系碩士生、團長陳翰群表示，德國世界口琴節是口琴圈關注度最高的國際賽事，每四年舉辦一次，吸引全球高手共襄盛舉，此次獲獎是樂團重要的里程碑。回顧創團初期，他說當時DoNuts只為讓團員有參賽機會與小型演出以磨練吹奏技術，此次賽後則會更努力創作樂曲與推廣口琴，豐富樂壇資源。 「DoNuts口琴樂團」由熱愛口琴的學生組成，在本屆德國世界口琴節創下歷年台灣成人組隊伍年紀最輕奪冠紀錄。　圖／林家靖提供團員中學琴最久、吹奏半音階口琴的林家靖就讀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回憶國小二年級時常找同學打架鬧事，直到發現口琴的魅力後便轉移心思參與口琴校隊，高一那年成為DoNuts樂手，至今已邁入第七載。林家靖表示，國二遇到恩師、茱蒂口琴樂團團長莊筑迪，領悟融情入樂的道理，並自學編曲和作曲，讓他立志成為職業口琴家。陳翰群與低音口琴手、台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生張晉嘉則皆自高中社團開始學琴，「當初只為尋找方便攜帶的樂器。」陳翰群在樂團中吹奏和弦口琴，他認為相較厚重的吉他，口琴更加輕巧。張晉嘉談起學琴經驗，表示低音口琴演奏變化少，且吹氣容易缺氧頭暈，所以起初並不喜歡這把樂器，「大一加入DoNuts開始密集練習，加上團隊有許多讓低音口琴發揮的曲目，才漸漸吹出成就感。」為了持續挑戰團員技術與突破現有曲目限制，林家靖和陳翰群開始投入編曲和寫曲，本屆複音口琴獨奏組前四名就有三首出自林家靖之手。他坦言，作曲相當耗時，且複音口琴作曲幾無範例參考，必須自己開創屬於樂團的曲風。 五位團員皆非音樂本科生且來自台灣各地，密集團練考驗著團隊的熱情與毅力。　圖／劉蘭辰攝五位團員皆非音樂本科生且來自台灣各地，密集團練考驗著成員的熱情與毅力。除了時空限制，琴藝也是挑戰之一，尤其世界第一的重奏團隊就在台灣，要企及他們的水準相當困難，帶給DoNuts不少壓力。然而也因常受這群前輩指點迷津，讓他們有豐厚的資源勇敢做夢。家庭和學業則讓部分團員陷入兩難，陳翰群表示偶爾會因練琴與父母產生摩擦；林家靖則表示賽前花費許多時間練習與編曲，延宕廣電系畢業製作進度，「但我不確定自己四年後會在哪，也不知道有沒有錢，所以決定奮力一搏。」他把握機會專注練琴，事後認為就算晚同學一年畢業依然值得。成軍七年，DoNuts終於在去年舉辦首場年度公演，共吸引350位聽眾，算是樂團邁向成熟之路的開端。「這對業餘樂團來說並非易事。」張晉嘉表示，除了圈內人，當天還有許多非口琴界的朋友到場支持，「才認知到我們真的有點影響力。」林家靖則認為除了公演，本次赴德參賽經驗最令他最感動，因為大家開始認真討論樂曲核心與情感表現，開啟了團員溝通音樂理念的橋樑。 DoNuts成員期盼能如團名，用口琴為社會帶來如甜甜圈美好滋味般快樂的音樂饗宴。　圖／劉蘭辰攝以小樂團規模來說，DoNuts打破歷年獲獎數最多紀錄，每個參賽項目都表現亮眼，可說是最被期待的新生代口琴樂團之一。陳翰群認為，一路走來受惠許多，比賽回國後除了繼續精進技術，還要學習如何推廣樂團的音樂與口琴文化，明年計劃到中部口琴營教學。「希望讓大家知道口琴有很多變化，可以達到高品質的音樂表演」，期盼能如團名用口琴為社會帶來如甜甜圈美好滋味般快樂的音樂饗宴。

【專題記者吳盈蓉、謝佳穎德國採訪報導】4月8日，德國內政部長德邁齊埃（Thomas de Maiziere）對媒體表示，今年第一季收到多達18萬1千名難民庇護申請，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2％。但同時他也說明，今年驅逐無證難民的人數和去年相比翻了一倍，光是1月和2月就有近4500人被驅逐出境。難民如何才可以通過申請，開始在德的新生活？他們拿到這些資格容易嗎？從媒體上看著難民持續湧入德國的新聞，我們對這些問題感到十分好奇。今年2月，我們利用沈錡青年大使獎學金實際拜訪德國當地的慈善組織和難民營，探討究竟是那些障礙，在難民與庇護生活之間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等一個未來 在德難民的現實困境你對難民營的印象是什麼？危險、髒亂抑或是失序？進入由德國公共衛生及民政事務單位「LaGeSo 」管理的庇護所（Berlin New Asylum），7、8個白色大帳蓬搭在社區中央的小廣場上，中東面孔的人們單獨或是成群地遊蕩在帳蓬外，抽著菸、小聲聊天，一旁的志工則忙著看名單叫號，請難民依序進入大樓申請庇護。這群人來到異鄉，忍住了跋涉的勞累，面對新環境的焦慮，沒有人爭吵或不耐，他們只是安靜地待著，等待領取新生活的入場券——庇護資格。德國不像匈牙利使用強烈的驅逐手段，收容所乾淨有秩序，只要取得庇護資格，就能上課和工作，更可以享有臨時住所、醫療保險和領取零用金，可說是難民心目中最佳目的地之一。然而，大量難民湧入德國，資源供不應求，根據《經濟學人》報導，核可率僅有41.6％。敘利亞人穆罕默德‧庫德斯（Mahmoud Alkuodsi）和一群人聚在帳蓬外的角落小聲聊天，他說：「我來柏林8個月了，兩周前終於等到庇護資格。」但他的朋友仍在等待。沒有人敢輕易離開庇護所，畢竟好不容易逃離戰火，誰也不想錯過展開新生活的機會。穆罕默德一行人神態疲憊，透露出等待下的迷茫與無奈。目前，德國政府批准庇護資格的一大準則是難民國籍。來自阿爾巴尼亞的Robert（化名）抵達德國超過一年，至今尚未拿到資格。他說：「我會6種語言、替美軍工作過，但我竟然沒辦法找工作，真是難以置信。」Robert的理想抱負被困在漫長的等待中，他甚至無法想像自己的未來。敘利亞籍的莫哈末‧克拉霍（Mohamad Klaho）就幸運多了，他不到一年就拿到資格，目前正在學習德文。以國籍判斷難民資格的方式引發不少爭議，網路平台「歡迎難民（flüchtlinge willkommen）」的成員辛圖詹‧瓦拉薩拉賈（Sinthujan Varatharajah）表示，只要某國有一個城市是安全的，德國政府就把它列為安全國家。「不論是戰爭或經濟因素，人權不該有優先順序。」辛圖詹認為，難民要經過重重關卡，「被選擇」後才能逃離戰爭或貧窮，實在相當弔詭。&nbsp; 各國庇護申請者在德國公共衛生及民政事務所外等待辦理難民資格。<br /> 圖／吳盈蓉攝庇護所的一位難民薩達姆‧吉爾（Saddam Gill）說：「再繼續等下去，我們遲早會被逼瘋。」大部分的人只求繼續學業和工作，但新生活的挑戰比想像中更多。他表示，除了取得資格外，想找工作還要克服語言問題，況且德國政府根本沒準備好要給難民什麼工作。大量的難民使政府措手不及，民間力量的支援不可或缺。&nbsp;成立逾25年的KuB是一家長期幫助難民的非政府組織，他們透過定期舉辦聚會活動和德文課程，幫助難民調適心理壓力和適應新生活。KuB的成員史蒂芬‧蘇力瑪（Stephen Sulimma）說：「政府需要我們，但他們不會明講，因為不想花錢。」官方的曖昧態度，讓KuB陷入難以取得政府補助和人力不足的窘境。即使如此，他們並沒有放棄幫助難民。&nbsp;問及對難民的定義，史蒂芬認為，任何被迫離開原本生活、親朋好友，並且拋棄所有身分的人，都是難民。「不只是政治難民，歐洲也該為經濟侵略出現的經濟難民負責。」史蒂芬補充。同時他提到，歐洲有責任也有空間可以容納這些受侵害的人，所以歐洲政府必須伸出援手。&nbsp;科隆的集體性騷擾事件後，難民在德國漸漸變成人人避談的話題，甚至出現抗議團體，例如「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 PEGIDA）」。史蒂芬說：「政客聽到PEGIDA的聲音，然後為了選票訂出相應政策。」恐攻和暴力事件帶來的恐懼，使民眾要求難民離開，但多數難民從未傷過人。去年7月，敘利亞難民潮爆發前，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曾經在電視節目上告訴一位尋求庇護的巴勒斯坦女孩：「政治有時候很困難，德國無法收容全部的人，有些人必須離開。」近來，德國政府難以應付不斷湧進的人潮，再加上排外聲浪高漲，使得難民處境更加艱難。此外，也有人禁不住漫長的審核過程。敘利亞籍的Yasean等待太久、盤纏用罄，而必須回到戰火不斷的家鄉。數以萬計的難民仍滿懷希望地走在前往歐洲的路上，但現實情況真的能給他們安定的未來嗎？迎接他們的可能是更多的未知數。權或主權 德國良心的掙扎2015年9月，沙灘上艾倫的小小身軀讓世人開始關注難民危機。3月30日，聯合國（UN）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於日內瓦會議中呼籲：「我認為國與國間必須團結，以落實人權為名，承諾通過新的法律途徑，容納更多敘利亞難民。」光是2015年，就有逾100萬人向德國政府申請難民庇護，而德國也在此波難民潮中扮演「歐洲良心」的角色，敞開邊境大門迎接難民。其中成功申請難民資格者以敘利亞籍難民為大宗，其餘多來自阿富汗與伊拉克等戰亂國家。德國負責資格審核的單位「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BAMF）」在發給難民地位時，會先面試申請者，並了解申請者前來的行經路線與受迫害原因，並進行後續調查。若審核通過，政府將給予暫時居留證，享有與德國公民相同的社會保險、育兒津貼、語言課程、補助金等福利。&nbsp; 庇護申請者在帳篷外等待難民資格程序辦理。<br /> 圖／吳盈蓉攝審核的標準與程序為何難以捉摸？同樣為敘利亞籍，穆罕默德‧庫德斯（Mahmond Alkuodsi）在抵德後7個月取得難民資格；艾哈邁德‧納布魯希（Ahmad Al-Nabulsi）來了兩年卻仍在等待。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孫迺翊表示，這樣的情況跟德國各邦政府高度自治有關，故程序辦理速度不一。協助難民與當地人分租住所的非政府組織「歡迎難民（flüchtlinge willkommen）」成員辛圖詹‧瓦拉薩拉賈（Sinthujan Varatharajah）表示，在處理室友媒合時，敘利亞籍的申請者較其他國籍者還要容易找到夥伴（Buddy），同時也曾遇到有人指名要敘利亞籍的室友。他認為，這樣的現象如同難民間有階層高低，申請者因「國籍」差異而有不同待遇，不光是取得難民資格難易有別，社會態度也大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若非政府組織幫助尚未取得難民資格者，不但無法取得政府補助，更會因協助非法移民而吃上官司。另外，因為敘利亞籍者申請較為容易，使得護照偽造更加猖獗。根據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指出，只要以不到1000美元（約新台幣3萬2千元）的價格即可取得敘利亞護照，持假護照者認為在資格申請上更有優勢。現有國際法保留國家在難民定義上有一定的解釋空間，進而使在資格審核時難有標準。根據《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難民一詞的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但公約保留一定空間讓各國政府保有主權調整政策，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落實與擴大公約精神。辛圖詹提到，去年德國曾遣返來自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等較「安全」地區的難民，政府視其為經濟性移民，不符合政治難民的標準。辛圖詹補充，當德國政府著手執行此決策時，有一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好不容易找到住所，但在即將入住之際，得知將被遣送回國。國境安全屬於國家主權的一部份，國際社會難以用人道關懷限縮國家主權，因此難民身分核定正是國家主權與人道關懷間的拉鋸。難民議題在未來會是全球需要共理共治的問題，無論是經濟難民抑或是氣候難民，其衍伸議題恐會是現有國際法條與各國政府應變能力無法負荷的。難民議題不再單單存在於歐洲、非洲及西亞，2014年我國移民署曾遣返3名持假護照入境之受迫害庫德族人，當時台灣未有完善法規，故無法有效處理人道問題。目前我國已開始著手草擬難民法，並將《難民地位公約》未函括的戰爭及自然災害納為申請難民認定之條件。可見，難民法確實有必要立法，台灣擬定難民法草案時，也注意到公約在定義上難以囊括現存危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草案未明列難民實質權力保障、認定程序與審核，未來面臨法條實踐上恐會引發不少爭議。

【記者蘇奕菲、黃婕台北報導】各式各樣的老舊物品陳列在攤位上，散發著歷史的氣息，這是承載了許多回憶的老物市集。以推廣環保為理念，希望民眾可以珍惜物品，回收再利用。在眾多攤位中，一個白色的勤勞身影穿梭其中，綁著被汗水浸濕的藍紅色頭巾，熱情的向民眾介紹老物的故事與用途，他是黃景彬，老物的愛好者。市集攤位老闆黃景彬表示：「最主要來這個市集的意義就是分享，我覺得二手就是分享。我會在我有限的知識裡，告訴他的一些來由、一些故事。」臉上掛著笑容，對於老物侃侃而談，黃景彬認為每一個老物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四十年前家裡使用的裁縫機，至今也成為擁有滿滿回憶的珍寶，展示在攤位上，等待著有緣人的賞識。黃景彬的一言一行中都傳達出對古物的熱情，他說：「古物的一個熱衷的程度就是說，平常叫你八點起來工作，你就覺得累，古物是一種嗜好的時候，兩點鬧鐘一響，我馬上跳起來，為什麼？因為你有那個熱衷嘛！」在收藏的過程中，黃景彬認識擁有同樣嗜好的德國女朋友，兩人認為與其將老物堆放在自家倉庫，不如開一間德式懷舊咖啡廳，讓民眾一踏進店裡，就能陷入回憶漩渦。小小的店面流露出復古的味道，連空氣中都飄散著老舊的氣息，彷彿回到了50年代柏林的老咖啡館。「我們把整個柏林的老咖啡館的觀念帶來台灣，做成像走進柏林一樣。柏林咖啡館就是那樣子，用的東西幾乎都是從德國的貨櫃直接來的。」黃景彬自豪地談著自己與女友經營的咖啡廳。老物市集中有不少像黃景彬一樣，致力於收集歷史古物的愛好者，藉由和民眾分享收藏，推廣珍惜老物的概念，把每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記憶，繼續延續下去。&nbsp;https://youtu.be/OFo55km9PBc

【記者蘇奕菲綜合報導】近年來，德國免學費的大學吸引愈來愈多國際學生，許多美國大學生為了不背債讀書，德國留學機構預估，有一半的外籍學生畢業後將留在德國就業，將有利於德國人才市場。學者表示台灣也應多引進國際人才，但台灣法規對於外籍工作者不夠寬鬆，德國的方法尚不適用於台灣。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去年6月報導，近年來到德國念大學的美國學生人數飆升，許多學生因為不堪美國大學的昂貴學費，而選擇到免學費的德國求學，目前也超過1萬名美國大學生在德國留學，比起上學年還多9％，比起西元2008至2009學年，更是上漲了25％。 在德國留學的外籍學生人數。<br />製表／蘇奕菲　資料來源／DAAD美國學生留學德國省學費「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2月時報導，在德國讀大學只須給付一筆學期雜費，以支付行政費用以及支持學生會，通常不會高於新台幣8000元，而且費用也包含書籍及當地的公眾運輸費。報導中提及，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的莎拉‧強森（Sarah Johnson）在德國西部的波恩大學（Universität Bonn）攻讀碩士，每個月花費總共大約不到新台幣2萬元。而來自紐約的娜塔莎‧透納（Natasha Turner），3年前至德國交換，但她發現在德國求學非常便宜，於是決定留在德國攻讀碩士，她現在也在波恩大學做美國研究。她說：「我在美國讀大學時，需要大量的貸款，但是在德國讀碩士，基本上畢業後我不會有任何負債。」德國大學免學費的成本長駐台灣的德國記者白德瀚（Klaus Bardenhagen）指出，19世紀時，「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執政，以社會民主主義專制執政，講求社會福利，免除公立大學學費。2005年時保守派當權，重新釋憲並允許大學收取學費，有些大學開始酌收每學期（14週）約新台幣4萬元的學費，但引起民眾及學生反彈，於是各州再次一一免除學費，直到2014年低薩克森州（Nieder Saxony）成最後一個捨棄學費的地方政府，德國即全國上下正式不收學費。NBC報導，德國免學費所帶來的成本由各聯邦州政府及中央政府共同承擔。政府為承辦為期兩年的碩士學位，須在每位學生身上花費約新台幣60萬元，學士學位的成本更高，須花費近100萬元，醫學學位的成本最高，約為700萬元。然而「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DAAD）的秘書長桃樂絲‧如蘭（Dorothea Rueland）表示，免學費仍然是「雙贏局面」，因為大約有一半的國際學生畢業後會留在德國，他們會留下來工作並繳稅，可以增加德國的高技能人才，也能讓國際學生享用的免費教育收支平衡。德國納稅人欣然接受根據《德國之脈》（German Pulse）報導，低薩克森州的科學文化部長蓋布里歐‧海恩卡來伊克（Gabriele Heinen-Kljajic）說：「我們不想讓高等教育的門檻在於父母的財富。」漢堡（Hamburg）的科學文化部長桃樂絲‧史黛非特（Dorothee Stapelfeldt）表示，學費是不公平的，她說：「學費基本上讓非學術家庭背景的學生不想繼續讀書。」在德國長大的侯昱瑋曾就讀德國司圖加特大學（Universität Stuttgart），他表示，免學費是很正常的事，他認為若收取學費的話，會對經濟拮据的學生來說過於困難。他說：「教育本來就是學生可以免費獲得的東西，但是我們畢業後一輩子都會將之還於社會。」德國大學留人才在德國BBC報導，柏林科學主秘書史黛分‧卡克（Steffen Krach）說：「高技術人才從其他國家來到德國，他們留在柏林創業後，會創造工作機會，這對我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DAAD的獎學金負責人賽巴斯汀‧佛貝克（Sebastian Fohrbeck）表示，研究發現有50％的國際學生畢業後會留在德國，他說：「就算學生不付學費，只要有40％的學生留在德國工作並繳稅5年，就能回本。」白德瀚表示，德國人口飛快地老化，每年大學入學人數不斷減少，高技術人才的移民，被視為解決人口及人力市場問題的辦法之一。佛貝克也指出：「讓在德國畢業的國際學生留在德國，是一種理想的移民方式。他們有足夠的專業資格，讀完書後他們不會有語言隔閡，也會更了解當地文化。」 費用：新台幣／年<br />製表／蘇奕菲　資料來源／TopUniversities、台灣大學、BBC、USAToday （註：台灣大學學費取各學院平均值）從德國方式反觀台灣白德瀚認為，台灣若更加歡迎國際學生及工作者，「能有什麼缺點？」他指出，台灣人口也同樣在老化，而且許多高技術的台灣年輕人才都離開台灣，但是他認為台灣對於外國人居留台灣和在台就業的法令，應該再更清楚。他認為和過去10幾年前相比，台灣法令已寬鬆許多，但法令仍應對外籍人士更友善。根據《Ketagalan Media》2月報導，去年12月底，勞動部公布的「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修正外籍人士的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修正內容包含刪除月薪新台幣47,971 元最低薪資門檻限制、工作經驗與年資限制，還有取消僑外生畢業後在台工作的名額限制。因台灣人才外流人數快達200萬，勞動部預計台灣將缺乏勞動人口，修法會吸引更多白領外勞來台灣工作，改善人才外流問題，但1月底即「缺乏各界溝通」，暫緩修正。師大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所長葉俶禎表示，台灣廣設大學，政府給各校預算有限，除非由政府補貼外籍生學費，否則大學不可能降低學費或甚至免費。她說：「政府雖已了解引進國際人才對台灣經濟有正面影響，但連寬鬆外籍人才留臺的法令都因為民粹而捉襟見肘，處處受限，更遑論撥出教育經費補貼外籍生學費。」除了法令問題，葉俶禎認為，臺灣無法吸收更多國際學生和工作者的根本原因，其實在於臺灣社會國際化不足，政府及企業的國際語言能力不足，國際視野狹小，她說：「無中文能力的國際人士來到臺灣，如無人接待，基本上寸步難行。」即使是國際企業聘請外籍人才，通常仍必須以中文溝通。「我們的環境限制了高階外籍人力進入我們的市場。」來自加勒比海、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畢業的克莉沙表示，台灣的大學提供外籍生的資訊經常過時，又不常更新，許多學校行政單位的英語溝通能力也不好，對外籍學生來說非常不便。她也表示，5年前、她剛來台灣時，法令規定外籍生畢業後有6個月的找工作居留期，現在則放寬為1年，「象徵了情況正在改善。」此外，白德瀚指出，外籍人士在台灣很難被台灣人接納。他認為許多台灣人將國籍等同於血緣，因此「只要長得不像台灣人，台灣人就會覺得你是外國人。」外籍人士可能即使歸化為台灣人，台灣人也不會真正接納他為台灣人，造成認同的隔閡。從前東西德之間也有如此隔閡，但如今已經改善，他相信過一段時間後，台灣人也能更接納入籍台灣的外籍人士為台灣人。

凱隆大學在16日正式開學，圖左為創辦人之一馬庫斯‧凱斯勒。   圖／截自凱隆大學粉絲頁【記者蘇奕菲綜合報導】西元2011年開始的敘利亞內戰造成大量難民逃難（註1），德國預計將收容近八萬難民。去年夏天，柏林有五位年輕人合作籌辦網路學校「凱隆大學」（Kiron University），預計於本月底開課。難民不需備妥繁瑣文件，只要能證明自己是難民就能入學，兩年後將能轉入正規大學就讀。校名凱隆（Kiron）取自希臘神話中，以幫助迫切需要者著稱的半人馬「喀戎」（Chiron）。凱隆大學創辦人之一歐戴‧阿‧哈米（Odai Al Hashmir）表示，失學的敘利亞難民缺乏語言能力、法律文件和資源，必須等待多年，才能獲得入學所需官方文件，很難在德國當地復學。團隊企業發展經理璜恩‧大衛‧曼德塔（Juan David Mendieta）表示，他們想幫助難民解決語言、財務及入學問題。凱隆大學的課程以英文為主，不會德文的難民也能上網聽課，學費全免並和正規學校簽約，以保障難民的入學名額。團隊設計出為期三年的線上課程，首年及第二年，學生可以選擇德文、英文或各種通識課程，也可以直接開始修習大學專業課程，包括商業、工程、建築、資科、跨文化研究等五個主修科目。凱隆大學標榜學生只要有電腦和網路就可以接受教育，無論身在何處。第三年，凱隆大學會把學生轉到合作的夥伴大學，如德國亞琛工業大學（RWTH Aachen University）、德國倫法那呂訥堡大學（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和德國海爾布隆大學（Heilbronn University）等。夥伴大學會開放限定名額，學生將依照成績高低，選擇自己的志願。這些大學會承認凱隆開設的課程學分，學生可在新學校繼續上課，屆時才須繳交正式的入學文件及學費。凱隆大學課程使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ititue of Technology, MIT）、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OX）等國際頂尖大學原本開設的線上課程，並運用「做筆記科技」加以微調，整合為專業學程。凱隆大學提供除了線上課程外，也有心理諮商和一對一教學等服務，德國圖書館亦將提供學生進出和借閱服務。 凱隆大學團隊。　圖／截自凱隆大學粉絲頁曼德塔表示企業為了說服捐助者，必須有一套商業模式，他說：「我們想提供免費的大學給難民，但是如果是免費的，我們要怎麼有收入？」他指出團隊花費近半年，向潛在投資者提出各種企業模式及收費方式規劃，最終決定利用類似台灣師範大學的學費全免方式，學生必須在畢業五年後給付薪資的5％給凱隆大學。凱隆大學創辦人之一文森‧岑馬（Vincent Zimmer）剛開始的抱負並非針對難民。他懷抱「高等教育革命」的概念，希望運用遠距教學等技術，創造出更適合個人的新型態網路大學，讓大眾可以更容易地接受到高等教育。2014年夏天，在腓特烈·瑙曼基金會（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所舉辦的難民會議中，從事難民、移民相關工作的馬庫斯‧凱斯勒（Markus Kreßler）遇見岑馬，馬庫斯很欣賞岑馬的想法，並認為難民危機可能會加劇。經過一番討論，二人開始合作尋找線上課程並尋求願意合作的大學。岑馬也邀請好友曼德塔一起加入，建立團隊。許多人志願加入，目前已有行銷、資訊科技、設計及政治關係專員、人權顧問、專案經理等22位夥伴，整個團隊目前有70多位義工。團隊透過「Startnext」網站群眾募資，已經募得14萬6000歐元（約新台幣535萬元），足以支付1000個學生的費用，但已經有大約1萬5000人報名，大部分來自敘利亞。募得的資金將用來支付學生的學雜費、硬體和軟體設備、架設網路系統、行政支出以及其他費用。團隊希望未來也能以法文和阿拉伯文授課。註1：敘利亞戰亂造成民眾流離失所，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估計2011年有約80萬敘利亞難民湧入土耳其、黎巴嫩、喬丹等周邊國家，至2015年則估計有300萬個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