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何予、賴羿安、林詩祐、蔡愷恆綜合報導】「我覺得你現在的狀態很沒有生氣。」諮商心理師范毓君的督導（註一）提醒，他已符合輕度憂鬱症的診斷標準。這句話清晰迴盪在范毓君的記憶中，他感到錯愕與震驚，心想：「怎麼可能？我是心理師耶！」實際上，范毓君回想起來，他生活沒有動力的狀態，似乎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除了時時刻刻賴在沙發上無法起身，更毫無食慾，體重在短時間內掉了將近五公斤。那段期間，范毓君的情緒跌宕變得明顯， 或多或少也影響到身旁的人。註一：督導，通常由資深心理師擔任，除了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也需熟知心理諮詢理論和技術，在心理師工作遇到瓶頸時提供協助。「我還能繼續工作嗎？我才剛開始欸！」「是我不適合這份工作嗎？」混亂的心情讓范毓君產生許多疑問。身為心理師的他，以為對自己內在狀態已有了基本的掌握度，卻沒有及時覺察情況。被憂鬱情緒籠罩的他，因此陷入自責的迴圈，那份對於自我的期待瞬間崩塌。他看見自己的無力，對自我感到失望。心理師身為助人者，也會有需要被幫助、被理解、被傾聽的時候。但是心理師說出自己的病症後，世界會善待這群受傷的治癒者嗎？ 心理師在諮商室中幫助個案理解自身狀況，然而當心理師深陷情緒風暴，社會能否善待這些助人工作者？　圖／蔡愷恆攝助人者為何不自助？心理師承受職業包袱范毓君想起了那位罹患憂鬱症的朋友Jessie，Jessie撰寫許多文章，將自己的憂鬱坦然公開分享在社群媒體，鼓勵有相似經驗的網友。Jessie認為，憂鬱症就如心理上的感冒或是過敏，范毓君若以身為心理師的經驗分享自己的經歷，更能貼近人心。他雖然鼓勵，但也不強迫對方，「你的經驗可能可以幫助到大家，不過也是看你的意願，如果你願意分享的話再分享。」「公開了會怎麼樣？」「別人會對我有什麼看法？」「我會不會從此有了撕不下的標籤？」范毓君雖然對於公開分享憂鬱經歷感到惶恐不安。然而，他理解和他一樣不敢求助的人所經歷的糾結，最終期望透過文字鼓勵讀者，向外尋求協助與資源，一同度過漫漫抑鬱長夜，於是他開始撰寫文章。除了在網路上公開面臨的掙扎，心理師向周圍揭露心理相關病況也是一大難題。心理學者史黛西．泰（Stacie Tay）等人2018年刊登於《臨床心理學刊（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的研究指出，六成臨床心理師曾有心理健康問題，且超過一半不敢向同事或督導揭露。他們主要擔心社會觀感不佳，認為心理健康問題是個人缺陷或能力不足的象徵，因害怕影響職涯而不願求助。「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助人，可是我們也有幫助不了人的時候，這時候就會挑戰我們的自我價值，會讓我們懷疑自己適不適合走這一行。」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說道。為消除心理疾病污名　坦露專業形象下的情緒嚴冬諮商心理師張宇傑因為意外到來的身體疾病，得請假住院八天。慢性疾病帶給他的折磨，轉而成為與伴侶的摩擦，以及對身邊親友的愧疚感，使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他回憶道，出院的那一天，台北只有十度，雨打在身上，卻一點感覺都沒有，「我就發現怪怪的，整個人都感覺不到溫度。」當晚，張宇傑暫住心理師好友家。他的眼淚不斷從臉頰滑落，「整個人精神狀態很糟，非常難受、不舒服。」張宇傑說，身為心理師的好處就是更有病識感，且身邊都是專業資源，有什麼異常狀況，旁人比自己更快察覺。他從發現異常到由朋友陪同就醫，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他被診斷他為焦慮症與恐慌症患者，後續也發現患有雙相情緒障礙（bipolar disorder，舊稱躁鬱症），並開始接受治療。後來張宇傑由於受到一位編輯好友的鼓勵與協助，在《女人迷 Womany》上開啟專欄，寫出恐慌、焦慮以及雙相情緒障礙的經驗與困擾。「我當時的立場是，不希望讓精神疾患有這麼多標籤。」出於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動機，他在個人粉絲專頁聊心理師也可能有心理疾病的議題。張宇傑沒有維持過往心理師專業、客觀、中立的形象，而是坦然將自己在鬱期與躁期風雨之間的擺盪不安、如海嘯般襲來的恐慌焦慮，以及失戀又失控的淚水化為篇篇文章。以文字為針，瑣碎日常與細微的情緒為線，期望在情緒嚴冬中為讀者編織一點慰藉和溫暖。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在研究所時期發現自己有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ADHD）傾向。他表示，「我想要說出來，這是對ADHD的去病化、去污名化。」即使當時心理學界對於心理師是否應該經營自媒體充滿質疑聲浪，他也不顧後果經營粉絲專頁，分享自己過往就學與求職等生活經驗。此外，作為諮商角色，使得某些心理師背負以身作則的使命感。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生莊明翰在大學期間曾經罹患輕度憂鬱症，最終透過諮商找到與情緒適應、共處的平衡，並在書籍《憂鬱世代》中揭露自己的病史。因為有這段人生旅程，莊明翰選擇報考諮商研究所，期望成為一名心理師。莊明翰不畏懼他人的觀點，勇於發聲，在書中校園講座都分享個人經驗與感觸。他笑著說：「我們（心理師）都害怕求助了，要怎麼讓個案來？」 臨床心理師蔡百祥分享，他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期間接受專注力測驗，才意識到自己有ADHD。　圖／何予攝揭露傷痕評價兩極　引自我懷疑起初，張宇傑並沒有設想太多後果，直到在《女人迷 Womany》和自媒體的文章發佈後，他才逐漸收到正反兩極的回應。「練習與疾病共存真的很厲害～我也一直尋找屬於自己的方法。」貼文底下，有民眾留言感謝張宇傑勇敢分享，讓自己也有勇氣面對脆弱。實務現場，也有個案看到貼文後，專程前來尋求與自己有相似經驗的心理師協助。張宇傑認為，由心理師公開談論患病經驗能夠帶來影響力，將社會塑造成可以自然談論心理疾病的環境。然而，張宇傑透過督導輾轉得知，部分心理師前輩認為，文章中描述「性」的議題太過露骨，恐導致社會觀感不佳。張宇傑坦承，當時的內心想法與外在評價衝突，使他頓時陷入混亂。「學習過程中，一直被鼓勵去做自己，但是我去做自己的過程，其實受到很多前輩和老師否定。」他開始質疑，這到底是在做正確的事，還是真的太過「做自己」？心理師是否可以經營自媒體，向公眾進行自我揭露，在心理學界一直有爭議。臨床心理師蔡百祥比張宇傑更早，於2016年就開始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他回憶道，當時遇到大約九成的心理師同業都反對他這麼做。作為公開ADHD身份的兒童心理師，蔡百祥持續分享兒童心理學相關圖文，如今已累積超過四萬人追蹤。在經營粉專長達八年後，蔡百祥卻選擇越來越低調。原先他想和ADHD兒童的家長分享自身經歷，讓家長對孩子未來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性，卻沒想到反而導致部分家長有錯誤期待。「有些家長看到我，也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有一定的成就。」蔡百祥說明，有些家長了解自己ADHD的身份以後，期待自家罹患相同疾病的孩子未來也能達到相同的成就，但事實上每一位孩童的資質不同，蔡百祥深切明白ADHD在學習過程帶來的挑戰，他花了五年多才完成研究所學業，除了加倍努力，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很難複製。他擔心家長對孩子抱持過多的期待和要求，反倒造成親子間無形的壓力。是否與個案分享病況　考驗心理師知能個案作為心理師的診療對象，心理師適不適合在診間內向個案坦白自身心理病況？可以揭露到何種程度？以上問題，處處考驗心理師所累積的知能和經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心理學研究所教授楊啟正說：「自我揭露並非必須，端看心理師與個案關係建立的程度。」但適當揭露相似病史，能夠讓個案感受心理師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睡眠臨床心理師翁承澤被診斷有ADHD，就學期間也曾罹患憂鬱症。雖然他並未公開談論此事，但在他認為有助於推進與個案的關係時，就會主動分享。曾有一位ADHD的青少年，學業表現受到疾病本身和藥物副作用雙重影響，認為自己很笨、很糟糕。相反地，個案認為翁承澤是醫療人員，一定很聰明、很會讀書。「對於讀書，我也是書本打開就睡著、常畫錯卡，這樣你還覺得我很聰明嗎？」翁承澤主動向個案分享ADHD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刺激個案以不同角度思考，減少個案對自己疾病的汙名化。然而，一昧坦誠相告也帶來反面效果。張宇傑坦言，部分心理師擔憂向個案揭露病情後，病人會因為顧慮到心理師狀態，從而刻意減少談話內容，避免自身沈重議題加重心理師負擔，但是這樣的行為，反而不利於個案的治療進度。張宇傑意識到情況後，相較過往更加斟酌發佈於網路的內容。 林上能表示，心理師的工作必須時常面對病患重大議題，若無法拿捏與病患的界線，易產生自我懷疑。　圖／蔡愷恆攝自費督導與諮商提升專業　高額開銷恐成負擔諮商心理師林上能觀察到，許多心理師都有求好心切、自律甚嚴的特質。因為這份工作關乎他人的生命，心理師們都希望可以做好這份助人工作。雖未有明確規定要求心理師需配合專業督導，或是接受個人心理諮商，但多數在職心理師，都會自費尋求協助。經營社群斜槓心理學的臨床心理師唐欣妤表示，醫院或診所除了提供EAP服務（註二）以外，許多心理師也會自費固定去看心理師。《專業助人工作倫理》一書更指出個人諮商在心理師培訓過程的必要性，包含提升工作者的信心，並且在諮商過程中也能更加理解個案，這樣的個人治療歷程有助於提升心理師的專業性。註二：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EAP），內容包含個別心理諮商、員工關懷小組與身心相關課程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調查發現，在職心理師花在自費督導、諮商和研習進修的費用約佔收入的六成。「這樣子一個月都要很多錢，那一年甚至不得了。」莊明翰指出，雖然諮商對於心理師診治帶來益處，然而，由於心理師的個人諮商沒有任何補貼，過程中累積的高昂費用，將造成心理師的生活負擔。范毓君談及自己陷入低潮時，也有使用諮商與其他能協助自我的相關資源，後續在考量經濟及各項狀態下，選擇暫緩諮商。拋開助人者完美形象　用自身經驗鼓勵民眾求助「我一定會悲傷，我會憤怒、會脆弱、會恐懼，私底下，我們就是一個同樣七情六慾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莊明翰平靜且直白地說明心理師的本質。唐欣妤同樣呼籲，不用把心理師神化，就像醫生也會生病一樣正常。與督導談話後，范毓君花了一段時間整理自身的狀態，他和諮商所所長坦白自己的憂鬱狀況，同時向他的心理師、周遭的前輩、同事、朋友和伴侶談論心事。經歷正視與接納自我憂鬱的歷程，情況也有所好轉。對范毓君而言，讓他人知道自己的脆弱很不容易，所幸在開口尋找協助的過程裡，得到許多溫暖真切的回饋。范毓君及 Jessie 等人為了鼓勵大家勇於求助，創立「聊心茶室」，媒合線上諮商和心理療癒相關服務，試圖讓踏入諮商的門檻降低。他們也在《換日線》以「聊心茶室」的品牌名義設立專欄，推廣心理衛教的知識，期望大眾能將心理疾病去污名化。范毓君直言，即使現在情緒仍會有起伏，但他知道，「只要開口求助，就一定可以找到另一條路，重視自我內在的需求，比起擔憂身為心理師是否生病這件事更加重要。」

【記者彭嘉輝、蔡文馨綜合採訪報導】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廣泛討論，劇中女主角林晨曦在高中時期遭受老師侵犯，向家人及校方傾訴，卻無法得到信任，讓林晨曦難以撫平事件帶來的創傷。而現實生活中，性侵害案件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常見。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數據，2022上半年共有4519件性侵害事件通報，換算下來，每60分鐘就有一個性侵害通報案例。不僅如此，更有高達九成是熟人性侵，遠比陌生人來得多。根據統計，被害人與加害人屬於伴侶關係的案件就有38.9%，其次是家庭成員佔18.1%，再來包含普通朋友、同學、職場、師生關係等也都是常見的性侵加害人。然而，遭到親近的熟人侵犯，被害人恐因驚嚇無法及時釐清自己的遭遇，而選擇壓抑不向外求助，使他們容易遭旁人質疑。對此，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榮譽教授王燦槐說：「平常講的就是很典型的被害人，就是一直哭啊，有些被害人，他其實是表現得很冷靜，因為他就一直ㄍㄧㄥ 在那，所以外面的人旁邊的人也會覺得，你說你發生那個事，可是你還是可以照樣吃飯，照樣上學所以他們就再往前推論這件事是假的，所以我覺得整個對被害人的那個迷思，就是懷疑這件事情是假的。」社會中常出現對「完美被害人」的刻板印象，但諮商師強調，每位性侵被害人都會有不同的反應和情緒。有些人容易因震驚、錯愕、害怕等複雜情緒，出現頭痛失眠等症狀，有些更會自我貶低或自責，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性侵方案服務督導梅悳惠也進一步說明，「那有可能他會透過想要傷害自己的行為來阻止來降低這樣的一個痛苦的感受，那最後一個其實比較可能是在性侵害的當事人裏面，可能會出現他可能會不經意或是不斷地回想到他過去事件的創傷的一個場景一個感受等等，那其實是無來由的，那對於當事人來說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性侵害事件過後，身邊親近友人往往會感到心急、難過以及氣憤，希望幫助當事人趕快好起來，這樣的心態卻可能導致當事人不願表達真實情緒。對此，長期關注性侵害議題的勵馨基金會，提出「聽、問、接、找」四大原則，給予大眾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協助身旁的受害親友。除了日常生活中親近友人的協助外，專業諮商心理師或輔導員則扮演修復創傷的重要角色，不僅幫助當事人穩定情緒，也協助當事人重新建立安全感與調適生活步調。米露谷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謝筱柔表示，「我覺得至少可以讓他比如說情緒有宣洩的出口，找到一些就是如果安撫自己的焦慮、害怕、緊張的方式，其實對於他們在恢復就是生活的部分，其實就已經是蠻重要的了。 」面對性侵害事件，社會大眾常以「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檢視、評價，若是用陪伴與不責備的方式幫助當事人發聲求助，更能夠協助當事人順利走過創傷復原之路。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專題記者林昕璿、吳冠伶、陳嘉怡、徐嘉璟綜合報導】4月2日，清明連假首日，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全台陷入驚詫與悲傷當中。開往花蓮的408次太魯閣號列車，在進入清水隧道前撞上滑落邊坡的工程車，列車隨即出軌並擦撞隧道壁。這起台灣鐵路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事故，共造成49死218傷，無數家庭破碎，許多人更留下一輩子的陰影。不論是生還者或參與其中的救難人員，他們彷如揮別戰場後的士兵，見證災難的殘酷，心理的傷口遠比身上的疤難以痊癒。 救災工作出生入死，任務成功與否更影響人的生命。當消防員遭遇重大災難、同袍殉職等情況，可能產生嚴重的心理衝擊。　圖／吳冠伶攝「一開始想說比較多人會在車廂裡面，所以也沒想到，我一爬下雙節梯，一個小朋友的下半身就掛在旁邊，看不到上半身……當下才想說，怎麼會那麼嚴重？」回憶起救難場景，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隊大隊長簡弘丞仍心有餘悸。事發當天，休假的簡弘丞接獲通知趕赴支援，抵達現場之初，他還不清楚傷亡程度，只見兩節車廂停在隧道口，列車外觀無明顯變形，乘客陸續撤出。直到爬上車頂，進入隧道內其餘車廂搜救，31歲的簡弘丞和不少同仁才驚覺，這可能是他們參與過的任務中，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由於列車撞擊力道過於猛烈，許多大體早已殘破分離，被車門等重物擠壓，或被拋飛、散落各處。漆黑的隧道裡，空氣悶熱且不流通，充斥著柴油廢氣與血腥味。深入車廂搜救的過程中，一幕幕震撼場景映入眼簾，消防員為了即時搶救可能生還的民眾，一路目睹殘破不堪的大體。「也沒辦法做什麼，只能再繼續往前。」簡弘丞說。救災不分晝夜，支撐這群消防員的，是腎上腺素及使命感。當任務結束，先前壓抑的情感瞬間釋放，災難現場的衝擊性畫面卻不自覺在腦海迴盪。這起事故發生後，有消防員見到與自己子女同齡的兒童罹難，深覺人生無常，回家後不禁緊擁、親吻自己的小孩；亦有人因此產生心理陰影，需以藥物或酒精麻痺自我，才有辦法入睡。 408次太魯閣號列車於清水隧道北口發生脫軌意外，花蓮縣消防局特種搜救隊大隊長簡弘丞（前排中）第一時間帶領團隊，進入隧道搶救生還者。　圖／簡弘丞提供災難衝擊畫面恐致PTSD　救災人員身心照顧成首要之務當重大死傷意外發生，救災人員往往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目擊毫無遮掩的慘劇。因職責所在，救援當下他們會暫拋自身安危與害怕，全力搶救。然而，從第一線退下後，腦中不斷浮現怵目驚心的災難畫面，可能導致他們罹患「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曾多次協助災後輔導的心理師黃龍杰指出，人在歷經重大創傷後易出現「驚」驗重現、逃避忌諱、悲觀感想、神經過敏四大症狀，稱為「創傷後壓力反應」（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PTSR），一般為暫時現象。倘若事發一個月後症狀仍持續出現，就可能演變為PTSD。此外，亦有少數人屬於遲發性PTSD，約半年後才開始產生症狀。相對生還者和罹難者親屬經歷的第一手創傷，參與救災的警消、醫護、大體修復師等人，都可能因深度同理協助對象的遭遇，進而產生替代性創傷（註）。民國107年普悠瑪號翻覆意外，一名在第一線檢傷的消防員，隔年疑似就因為PTSD，在分隊內自殺。註：替代性創傷指非直接經歷創傷的人，透過直接與受害者互動，或長期暴露在創傷的資訊下，出現類似創傷後的壓力反應。《大學報》關心您，再給生命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全年24小時無休）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PTSD對消防員而言是一種職業傷害，可能嚴重影響他們的職業與社交功能。為維護消防員心理健康，本次太魯閣號救援任務結束後，各縣市消防局即提供救災人員初期輔導資源，如宜蘭縣發放簡式健康量表，了解消防員身心狀況；台北市則辦理心理輔導課程，幫助參與救災的消防員了解適當紓壓方式。團體課程徒具形式　消防員批成效不佳、增負擔事實上，不僅這次0402太魯閣號事故案，近年來包含高雄氣爆、復興空難、大型地震等天災人禍發生後，政府常啟動消防員心輔專案。初期多以團體課程等方式，教導心理衛生相關知識。例如103年高雄氣爆事故，5名警消、2名義消殉職，高雄市政府運用各界捐款，開辦71場救災人員減壓團體課程。但對實際參與課程的消防員而言，市府的美意卻幫助不大，反而是一種「疲勞轟炸」。消防員阿明（化名）如此描述當時的上課過程：「他（心理師）會來我們分隊，上班的要去，放假的就一起。有時候你上班其實滿多事情的，想休息一下，哇，又要去上課，上完又有業務要做，就覺得一直在塞東西給你。」阿明的同事阿得（化名）則認為，團體課程成效有限，輔導方式未必適合每個人。此外，真正有需求的隊員更不敢在眾目睽睽下坦露心事。他直言：「公部門的東西你也知道，就是走個流程。」不僅高雄市消防員反饋不佳，心理師黃龍杰也坦言，常遇到縣市政府安排課程時，未考慮隊員值勤時間，導致參加的是內勤行政人員，而非實際救災人員。原本該為消防員帶來幫助的輔導課程，最後卻徒具形式，難以發揮實質效用。 消防員的職場文化強調集體大於個體，若有消防員產生PTSD傾向，可能因害怕拖累分隊勤務而不敢向同儕傾訴。　圖／吳冠伶攝災後心理重建路漫漫　心理師盼長期、穩定制度若消防員患有PTSD卻未被察覺，在執勤時可能因再次接觸創傷源頭，使病症顯現，陷入危險之中。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災難與創傷心理委員會委員、目前服務於中央警察大學的心理師劉瑞楨說，曾有消防員歷經同袍遭受重大傷亡，平時看似正常的他，一衝入火場，卻因過往創傷經驗產生強烈恐懼，逃離現場，使領頭打火的隊員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那這時候要怎麼評估，或怎麼掌握這些人？」劉瑞楨進一步點出問題。團體輔導課程只是災後心理重建的第一步，對於疑似有PTSD症狀的消防員，下一步就是轉介心理師諮商。衛生福利部近日便研議，要在三年內投入2000萬元經費，協助0402太魯閣號事故案當事人進行心理重建，扶助範圍除了事故列車乘客、罹難者家屬，亦包含2000名救難人員。目前專案內容雖未完全確定，但初步規劃第一年免費提供一人12次諮商機會。針對我國災難緊急動員速度，劉瑞楨表示肯定。不過他指出，心理師平時散布在全國各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當事件發生才被拉到前線。這樣的災難心理輔導機制，就像古時候的「屯田」制度，雖然召集效率快，但沒有長期穩定的體系。對比消防單位設有特種搜救隊，能在第一時間集結隊員、執行救災任務，心理師每次都需花費許多時間建立團隊默契，先前也常發生每隔一陣子就換一批人力進駐的情形，難有效關懷、追蹤個案狀況。日常勤務藏風險　EAP難因「傷」制宜相較現階段多重視重大災難後對消防員身心狀況的影響，如何協助排解日常勤務所積累的心理衝擊也不容忽視。使消防員暴露於PTSD風險下的潛在因子，除重大災難外，平時救災遭遇的事件，如患者當場死亡、同僚傷亡等，皆可能引發創傷反應。目前我國針對消防員的心理健康協助機制，主要為各縣市政府常設的「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所謂EAP，是由勞動部推動「生活平衡方案」、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設置目的為照顧員工、提升生產力。但其並未區分日常壓力與救災創傷，多數也只是設置員工專線、有時數限制的諮商或課程，因此成效普遍不佳。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點出，EAP雖有特約心理師給予諮商服務，然心理師未必了解消防員的工作特性，不一定能對症下藥。再者，EAP為被動機制，需經由當事人或主管主動聯繫EAP的專責單位才會啟動，諮商往往無法於創傷治療的第一時間介入。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信義中隊永吉分隊消防員、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會員代表楊適瑋認為，政府雖提供消防員心輔資源，但一直以來多以口頭與郵件方式告知，未廣泛宣導。加上大眾普遍對精神疾病污名化，使尋求幫助的消防員卻步，造成EAP使用比例不高。 相較使用常規輔導機制調適壓力，消防員在任務結束後最常見的紓壓方式，便是與同仁交流救災、救護情況。此外，亦有許多人借助宗教信仰，尋求心靈慰藉，「有時候嚇到，收驚完他就覺得好了。」阿明如此談到。圖為示意畫面。　圖／吳冠伶攝沒有人教我們，一個英雄如何療傷？消防員目擊過的災難現場比一般人多，常理上心理素質已比普通人強，然而他們也是人，對災難的忍耐程度也有限。此外，大眾常將陽剛、英雄化的標籤貼在消防員上，導致他們多半選擇壓抑內心真實的感受，獨自承受救災工作帶來的龐大心理負擔。朱智宇表示，消防員通常不會向朋友、家人吐露在職場上承受的壓力，缺乏訴苦的對象與心理後盾，「他們主要是怕家人擔心，可是這樣其實是阻斷一個支持系統。」消防員連親近的朋友和家人都不會輕易開口，遑論主動找尋心理師諮商。「消防員的確普遍是堅強的，但即便是超級英雄，他也應該要有脆弱的那一面。」楊適瑋說。除了接觸心輔管道的意願不高，在消防員培訓與在職訓練中，也缺乏心理健康相關課程，以致他們面臨心理創傷時，不易察覺與調適。參與此次太魯閣號救災的簡弘丞表示，他在學校受訓的過程中，從未接觸過PTSD相關課程。高雄市一名救護教官也坦言，近幾年雖已有心理衛生觀念宣導，但課程時數依舊很少。朱智宇建議，可讓心理師介入常規訓練，進一步作為消防員職災預防的一環。劉瑞楨也說，若於課程中納入心理健康的災後重建能力，除自身可以降低遇到事故、災難對心理的衝擊，更能於救災現場安撫慌亂的民眾，「自助也助人。」當打火英雄成為待救者　心理支持網絡待完備現行的創傷輔導多以訪談方式進行，相當仰賴消防員與心理師的信任程度。朱智宇表示，心理師若能持續與第一線消防員建立溝通管道使彼此熟悉，定期了解其工作型態，便能降低建立信任關係所需的時間，有效協助處理消防員創傷後壓力。劉瑞楨進一步建議，在分隊設立消防員熟悉的輔導人員，以便持續追蹤、瞭解他們的心理狀況。此外，也需常設專責重大災害後的心輔機構，藉固定編制的人員給予持續與穩定的關懷，並且在災害發生初期分級評估創傷，及時預防後續可能衍生的心理病症。培育一名消防員所需訓練與師資的投入，往往花費國家近100萬元的支出，加上現有消防人才短缺，更禁不起人力一再耗損。而建立心輔機制的目的，就是希望消防員能持續在崗位上服務。如何建構完善的心理輔導體系，讓守護大眾安全的消防員得到更多支持，是亟待解決的課題。 消防員24小時待命，總是趕在第一時間至現場救援。在犧牲奉獻的背後，若能有完善的心理輔導機制作為後盾，就能使他們更安心地為大眾服務。　圖／吳冠伶攝4月6日，太魯閣號救援任務暫時告一段落。歷經七小時的工作，簡弘丞交班後回到花蓮市區，已是凌晨4點多。疲憊的他並未直奔家中，而是騎車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坐坐，望向路口，繁雜的思緒也隨著一來一往的人車逐一沉澱。待內心平靜後，他緩緩返回住處，並在踏入家門前卸下沾滿血漬的衣物。幾小時前才面臨的生離死別，已恍如隔世。

【專題記者黑立安、詹湘淇、陳宥菘、甘媄心綜合報導】民國102年3月，新北市八里區發生一起雙屍命案，震驚全國。兇手媽媽嘴咖啡店店長謝依涵被以強盜殺人罪起訴，三度被判處死刑，四年後，台灣高等法院以無前科、獄內表現良好等嫌犯具「教化可能性」為由，改判無期徒刑。審判結果引起大批網友和民眾憤慨。民眾阿誠（化名）認為，嫌犯既然無法承擔不去傷害他人的基本義務，就不該享受同等的人權，「拿有無教化可能性這件事來當判決依據，這種概念很抽象，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判斷教化與否的標準也都不一樣啊。」教化可能性一詞概念抽象、定義模糊，卻足以成為定義一個人生死與否的重要條件，引發社會質疑。身處科學與司法交界的精神鑑定醫師或心理師，在承受媒體與大眾檢視的壓力時，又如何能遵照自身專業，並在攸關生命去留的關鍵時刻，做出最適切的判斷？ 「教化可能性」近年成為死刑量刑的重要指標，精神鑑定醫師或心理師在做出鑑定判斷時，常身陷專業倫理與民眾意見的拉扯。　圖／陳宥菘攝<b>「教化可能性」成量刑依據　判決一致性存疑慮針對教化可能性如何成為死刑量刑判斷標準，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佳玟解釋，先前是由法官考量被告的出生背景、成長歷程去做綜合性判斷，決定是否有教化可能性。102年後，為了讓法官在判決時更有依據，最高法院規定死刑判決需經過辯論，因此法官可以申請為犯罪行為人進行鑑定，作為判決時的參考。隨後教化可能性演變成法官在量刑時需考量的項目之一，並逐漸成為量刑的重要標準。法官申請鑑定後，醫院會成立鑑定團隊接下委託，並開始檢閱相關資料，再由不同職類分別進行鑑定工作：精神鑑定醫師負責診斷個案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臨床心理師執掌心理衡鑑及觀察、社工師則需了解個案的社會、家庭背景資源，並就法院要求的鑑定項目展開評估。而收到鑑定報告後，法官會根據鑑定報告，行使職權判斷犯人是否具教化可能性，並且是否得以成為減刑依據。教化可能性一詞首次在97年度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被提及，並成為該案犯罪行為人未判處死刑的原因。隨後，時任最高法院法官吳燦在102年立下「吳燦基準」，內容包括：法官選擇科處死刑時，應逐一檢視、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十款事項，其中第四到第六款為評量被告教化可能性的參考準則。法官也需判斷犯罪情節嚴重程度，是否達到不得已必須科處死刑的情形。最後，若犯罪行為人有教化可能性，則可以不判死刑。根據現行法規，法官採用《刑法》第57條判斷行為人的品行、態度、動機等因素斟酌刑期，其中包括教化可能性所涉及的心理鑑定。然而，將教化可能性作為量刑基準，應該斟酌到什麼程度，至今仍是各大判決出爐時眾人討論的焦點。曾殺害女友的吳敏誠，因感情糾紛再度犯下殺人罪，一審遭判無期徒期，二審法官則改判死刑。隨後吳燦首度引入科學鑑定判斷犯人是否具教化可能性，考量吳敏誠童年背景與再犯可能性低，使其在更三審得以免於死刑。但在鄭捷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時，法官卻以「鄭捷罪行重大，已不必考慮教化可能」為由判處死刑。對於上述兩起殺人案引用教化可能性的標準，民眾彷彿霧裡看花，使判決一致性蒙上一層灰。「教化可能性」無明確定義　法界、鑑定人缺乏共識近年來，教化可能性成為法官在死刑量刑時的關鍵因子。但關乎一個人「被判死」還是「被判生」的依據，在法律面與鑑定面，皆缺乏明確定義。因法條中沒有定義，每位法官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導致量刑判斷標準並不一致。「它（教化可能性）不是個專業的名詞。」李佳玟更進一步點出，當教化可能性的概念不明、規定不清，卻又成為量刑時具高影響力的判斷標準，不僅與全民期待的量刑基準一致性相悖，「也容易產生爭議：有高教化可能性我才不判死？還是有一點教化可能性我就不判死？」教化可能性的概念含糊，第一線鑑定人也因此無所適從。台灣司法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鄭志強即提出質疑：「如果連法律人員都講不清楚教化可能性是什麼，我們鑑定人相對沒有科學基礎跟資料可以協助判斷。」事實上，教化可能性於心理學、醫學領域中並無相對應的概念，也缺乏具有科學基礎的測量工具。對此，曾替吳敏誠、謝依涵等人做心理鑑定、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的趙儀珊在接下委託時，曾在鑑定書直言，教化可能性概念在心理學中不存在，他因而提出在進行評估時，以「矯治的可能」、「再社會化的可能」、「再犯的可能」三大概念取代「教化可能性」，於司法判決與媒體報導中掀起一陣旋風。趙儀珊提出概念後招致專家學者質疑。鄭志強表示，他並不反對以其他理論名詞再次定義教化可能性，但所謂「科學」鑑定，採用的理論與方法應該要能被實際驗證，而趙儀珊新提出的三大概念未能通過科學方法檢驗，因此難應用於實務層面。台灣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楊添圍同樣認為不需將教化可能性再次拆解、定義，經由這幾年實務經驗，他發現新提出的三個概念，在運用時亦產生阻礙，對於鑑定教化可能性並無實質幫助。因此他建議將鑑定判準回歸既有《刑法》第57條，尤以第四至第六款為主。然而實務上，鑑定師不只會接收到鑑定教化可能性的委託，偶爾還會遇到法官提出「該不該減刑？」的疑問。鐵路殺警案精神鑑定醫師、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身心醫學科醫師沈正哲無奈嘆道：「其實大部分的法官對於嫌犯的身心狀況、精神疾病等並不是很瞭解，所以他們才需要詢問醫師或心理師。」當鑑定人基於專業給出結論，卻時常被社會嘲諷為「白袍法官」，大眾批評醫師竟掌握犯罪人的生殺大權。對此，鄭志強說：「法官應該回到自己的心。」他認為應由法官裁定最終判決。楊添圍亦強調，鑑定人應與法官有「專業界線」，鑑定人僅提供專業鑑定，而判斷與結論則屬法官職權。身處輿論風口　鑑定人陷專業與民意兩難鑑定人雖欲秉持專業態度進行鑑定，然「教化可能性」的精神與心理鑑定模式缺乏統一標準，鑑定需涵蓋的內容、採納的事證等項目也未程序化，使得許多鑑定人不知所措。目前司法精神醫學與臨床心理學界皆尚未發展出具備科學基礎的評估標準與檢測工具，以證明犯罪行為人有無教化可能性。鄭志強不客氣地批評：「我看到現在的鑑定真的很可憐，像看圖說故事，只是這個圖，是他們所謂的法律證據，而沒有科學的回答能參考。」面對此窘境，部分精神科醫師在實際鑑定時，會將「教化可能性」化約為「改變可能性」，但此作法卻會挑戰醫師的專業倫理。因為在醫學的觀點中，往往希望能以「治療、復歸」的態度看待個案，即便是末期病人，也有安寧療護可供選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解釋，精神醫學界也有許多知名實驗證實，就連單細胞生物的行為都能隨環境因素改變，「那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被改變，只是看他在哪種環境而已。」對於注重科學精神及醫學觀念的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鑑定教化可能性成為遊走於專業倫理邊緣的危險行為，也因此，許多鑑定人一致拒絕相關委託。「我們有窮到連這種錢都要賺嗎？」鄭志強無奈問道。鑑定教化可能性違反他實事求是的專業原則，「這涉及一個人的生死欸，適合專業人員沒有任何證據就下結論嗎？絕對不適合。」亦有精神科醫師認為，教化可能性根本不該由鑑定人負責。李俊宏表示，教化可能性應交由監所的教誨師，依犯罪防治專業評估當事人狀態、設計並執行教化計畫，「我們會直接跟法院說明，因為我們是醫療單位，並沒有負擔矯正教化的業務。」李佳玟也補充，刑罰的目的並非只有懲戒，同時也有預防、矯治的積極作用，因此監所會透過職業訓練、性格改造等措施，避免犯罪行為重演。然而，當法官援引鑑定報告後所做的判決，不符合民眾自身認知時，鑑定人卻又被推上浪尖，大眾對精神鑑定醫師、心理師的印象也被抹上一層陰影。「很多專業人員會去罵民眾是『民粹』，但表決其實是民主社會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鄭志強認為，專家必須一再教育民眾，也希望民眾能適時傾聽專家的意見。楊添圍則說：「這衝突，有很不舒服的地方，但絕對有正面的意義。」他將歧見視為社會進步的必經過程，也鼓勵精神科醫師在專業社群中支持彼此，忠於自己的判斷。沈正哲也表示，當自己宣布退出鑑定業務時，許多師長與同事紛紛致電、寫信送暖，甚至在臉書發起送花活動，上百名精神科醫師都留下溫馨訊息，希望他重拾信心，「認識你、熟悉你做事方式的人還是會肯定你，給你鼓勵。」「教化可能性」認知分歧　宜與社會溝通化解疑慮 教化可能性一詞是對於犯罪者未來再犯的風險評估，但當前社會對教化可能性的想像殊異，更有民眾質疑，這個概念就像是一個未知的賭注，面對社會疑慮，法律、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界應如何回應，成為一大挑戰。事實上，對照目前尚未完全廢除死刑的國家，如日本、美國等，其司法實務及理論仍並未將犯罪行為人「教化或矯正更生」的可能性，視為一般性的量刑基準。李佳玟解釋，目前國內法官必須找到「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罪犯」的理由，才能再進一步決定宣判死刑。他也感嘆，教化可能性無法量化造成判斷標準模糊，「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之下，才能讓一個人決定他（犯人）有沒有資格繼續活下去？」李俊宏則建議，既然民眾對法律層面上的概念存有疑慮，媒體在報導中更應該完整說明前因後果，「不能全怪民眾，會有認知落差表示社會溝通的過程出了問題。」他指出，國內相關報導經常只有結論，也許能參照國外正反方觀點並陳的方式，以回應民眾的法感情（註）。註：法感情指人們對法律採取的態度，也可意指人對法律的信仰與依賴。「任何死刑判決都是無比重大的決定。」李佳玟緩緩道出，教化可能性的概念涉及生死，對於同樣生而為人、卻被要求做出判決的法官也是一道難題，「我能夠明白社會大眾會希望這些判定都要有明確且一致的標準，然而，當判決已成，能不能同理這些結果其實也很看個人。」在教化可能性一詞能得到全面理解之前，理性的跨界溝通或許是消弭認知落差的最佳解方。

【專題記者黃婕、劉庭莉、白欣、王品淇、支琬清綜合報導】「我原本是個開朗的人，但那陣子就不太愛跟人講話，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正在就讀大學，心理諮商達半年的Rapunzel（化名）說。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精神疾病患者門、住診總計，從民國105年的252萬人次增長至107年的273萬人次。隨著逐年增加的心理諮商需求，國內具健保給付的醫院不堪負荷，病患轉而尋求自費管道，間接使無法負擔高額自費金額的患者被排除在醫療體系外。 心理諮商需求與日俱增，但現行的健保制度，讓無法標準化的心理治療成為難解問題。圖為示意圖。　圖／劉庭莉攝<b>心理治療面面觀　健保給付管道難尋在學校或社區內較常使用「心理諮商」的字眼，在醫療機構內則用「心理治療」，究竟「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差在哪？心理治療是要治癒疾病，而心理諮商處理情緒、價值觀或行為上的障礙與困擾，業務範圍包括人際、職涯、家庭問題等。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舉例，對畢業後方向感到迷茫時，就可能會去學校心理諮商中心做生涯諮商。他補充道：「心理治療是假定求助對象有疾病，而健保會給付的項目都是治療，而非諮商，所以申請健保都寫心理治療。」目前心理治療健保點數申報項目可大致分為六種（註1），分別為深度心理治療、特殊心理治療、支持性心理治療、深度團體治療、特殊團體治療以及支持性團體心理治療。註1：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全民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不同的心理治療也規定了不同執行人員。「深度心理治療」限由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申報時需附治療紀錄，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註2）都無法執行。在醫院裡，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多從事具有健保給付的「特殊心理治療」，且必須透過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轉介。註2：尚未拿到專科醫師證照的精神科受訓醫師。但因醫院本身有營運上的考量，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所以並非所有醫院皆提供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且各家醫院政策均不相同，黃天豪說明，有些醫院會訂定健保個案次數上限，額滿後改用自費；有些醫院則全數做自費門診。此舉更增加尋求健保管道病患的困難。<b>健保點數高低的取捨—營運與心理治療的拔河健保制度提供患者一個費用相對平易近人的心理治療管道。但由於現行健保採用「總額支付制度」（註3），每年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因此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的比例，會依照當年度醫療的使用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沒有增加保費，診療次數逐年增加，點數就會越來越稀釋。」光中身心診所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點出目前健保制度的隱憂。現階段健保點數一點約可換成0.8元，以特殊心理治療一人一次344點為例，實際上拿到的現金不到300元。再加上逐年下滑的健保給付成為醫師看診、醫院經營的壓力，導致為了維持營運，選擇不做點數較低的心理治療。註3：每年度包含藥費在內的所有醫療費用，會於前一年年底先訂出，不論當年度健保點數總額為何，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不過，即使深度心理治療的點數較高（1203點），但因深度心理治療規定需滿40分鐘，且有被擴大核刪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符成本。在相同的時間下，醫師能看更多門診，也能獲得更多點數。因此，伯特利身心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王仁邦指出，就經營角度來看，看大量健保門診是現在的主流。若想在醫院看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得先在精神科掛號看門診後，再交由醫師評估狀況，轉介給臨床心理師執行。但醫院內的臨床心理師除了心理治療外，心理衡鑑也屬其執掌範圍，可申請的健保點數高達1375點，兩者相差近四倍。故醫院往往要求臨床心理師以做心理衡鑑為優先，間接壓縮心理治療的需求。黃天豪解釋：「簡單來說，心理衡鑑就是了解一個人。」在進行心理衡鑑時，會以心理測驗、行為觀察、會談以及資料蒐集等方式，去理解患者的狀態。此外，心理衡鑑的耗時並不一定，聊聊心理治療所院長張銘倫說明，全套心理衡鑑，快的三個小時，久的話四、五個鐘頭也有。加上衡鑑結果的報告撰寫，動輒將近半天，對負責衡鑑的臨床心理師而言，相當費力。<b>看得到吃不到？患者難捱等待的煎熬在醫院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患者的等待時間也隨之拉長，更遑論被心理衡鑑擠壓的心理治療。對此，劉光中補充，「有人（心理治療）都排半年以上。」心理治療是透過與患者的溝通和對話，建立信任關係，並共同找出問題，尋求治療辦法。解決患者心裡問題具有急迫性，現卻面臨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如果我等那麼久就可能會掰掰。」在自費診所接受心理諮商的Rapunzel憶述。考量到自己的身心狀態需要及時處理，Rapunzel選擇在住家附近的自費診所諮商。雖然自費診所的等候時間相對短，卻必須支付高價費用，成為一大經濟負擔。如同Rapunzel的處境，正在就讀大學的E（化名）分享，自己接受過校內諮商與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的晤談，同時有在精神科看診領藥。但精神科的診療費就已是不小經濟壓力，難以兼顧心理諮商的支出，而傾向免費的諮商服務。E表示原已安排學校諮商，但因行政作業慢，只好另尋管道。E坦言，「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等到學校來幫我的話就太慢了。」<b>當人們願意揭開瘡疤　卻被健保拒於門外精神疾患門、住診數逐年攀升，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因健保福利、精神專科醫師的數量增加與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提升大眾就診的意願，看診人數在這五到十年間有所增加。黃天豪補充道：「不是有心理疾病的人變多，而是願意出來說的人變多了。」 在宜蘭開業的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解釋，自費項目會有地區差異。以自家診所為例，價碼就比台北來的低。　圖／白欣攝面對需求量的提升，精神科在近十年迅速成長。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107年醫療院所設置的精神科家數相較97年增幅達62.5％（註4）。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開業，理應能解決日漸增加的心理需求，但黃天豪點出，像是自費心理治療費用較高，可能會形成篩選患者的狀況。且開業診所或是自費項目能否消化人次，也是另一未解的問題。註4：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今年二月所更新的107年醫事機構現況及服務量統計分析。「我個人認為，沒有自費的話心理治療不會成功。」劉光中表示，若追求大量的看診次數，以達到利益的平衡，恐無法解決供不應求的現況。反觀自費治療，能保障醫師與病患有足夠的對談時間，協助醫師掌握病患的精神狀態，也能彌補健保利潤不足的問題。劉光中解釋，在都會區40到50分鐘的會談，價位可能會從4000起跳，有的甚至會達到7000元。「如果病患需要完整的治療，他必須要自費，但健保可能就沒辦法支付。」 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心理治療難以標準化。只能盡可能量化藥品、治療時間、執行人員等項目。　圖／白欣攝<b>心理治療標準化不易　健保大餅該如何劃分？現今健保財源主要來自民眾繳納的全民健康保險，經由各科別分配所需的點數。若要增加心理治療點數，就有可能壓縮到其他項目的額度。且心理治療與其他醫療手段相比，難以標準化也成障礙。「就算你講一模一樣的話，給兩個治療者，結果也會完全不一樣。」孔繁錦表示。因此如何評估不同病症的健保點數，在精神疾患的領域也難有定論。由於心理治療的特殊性，無法如其他醫療過程一般，擬定出快速又具標準化的流程。目前健保將心理治療分門別類，給予特定點數。相同項目的治療名稱雖有一樣的點數，治療流程仍大不相同。黃天豪舉例，像是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思覺失調，每個療程內容差異大。甚至有些特定疾病治療過程辛苦且要花費長時間，健保給付卻相同，「心理治療標準化很難走，有很科學的一面，在執行時又很藝術。我們可以嗎？」 隨著個案來診所的次數增加，臨床心理師黃天豪認為會因對個案的了解程度加深，做出不同的判斷。　圖／劉庭莉攝近日，因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提出調漲健保費，眼看健保總額可能上升，新增哪些項目或是調漲項目點數，引起民眾與學者熱議。但是心理治療點數的複雜性，使得精神科健保給付仍然無法解決。健保是為了集合社會大多數的力量，以解決少數人的經濟障礙，維護整體國民的健康。但面對心理治療的急迫性、難以界定病狀、無統一診治手段等阻礙，恐怕無法即時接住心理狀況不佳的人群，為了達成人民總體的健康，我們的下一步該往哪前進？&nbsp;

「其實我覺得家族治療（如附註）四個字，就是讓我的媽媽爸爸能夠有效溝通，這樣就好，很簡單的。」許多家庭在面臨問題時，選擇隱忍或逃避，而非坐下來一起面對。家族治療以解決伴侶、夫妻、家庭成員之間的困難為主，陳家子女因擔心母親無法與家裡成員溝通，選擇全家一起來諮商，希望透過諮商心理師（以下簡稱心理師）的引導，慢慢築起他們與母親的橋樑。註：以往諮商與心理治療各理論派別皆以個人為治療對象，家族治療（Family Therapy）是以當事人所屬的整個家族系統為治療核心，並探討其家庭成員彼此的互動模式。資訊來源：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網站http://www.acft.org.tw/qSynopsis.asp「心裡的話還是要一個出口。」【專題記者徐卉馨、吳佩容、范莛威、林莉庭綜合報導】陳家有四個孩子，為改善父母關係選擇接受家族治療，他們在諮商過程中，發現母親長期以來不表達自身的想法，與父親性格有關，「主要是因為父親比較保守，是大男人主義。」陳三弟感受到母親並不快樂，希望透過溝通，讓母親逐漸願意敞開心房。 家庭成員一同聚在諮商室，透過心理師的引導，找出解決家庭困難的方法。　圖／范莛威攝陳家在進行過兩次諮商後，不僅處理夫妻關係，也談及親子關係，「他會用激將法的方式去迫使你成長。」陳大哥回想，父親過去採用體罰的方式教育孩子，較少給予孩子鼓勵與稱讚，連帶形塑他成人後的處事態度。陳三弟補充，透過心理師引導，孩子坦白說出對父親的感受，而父親在發覺自己的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影響後，便當場落淚，陳二姐說：「所以我說是和解了！」「我覺得很感動就是這次促進了這麼多的對話。」陳三弟坦言，家庭成員在諮商過程得以互相釋放情緒、闡述壓抑許久的想法。而對陳二姐來說，家人坐下來好好溝通，也解開原先親子關係存在的心結，「畢竟有時候心結這件事情可能不是只有A和B的事情，而是全部的人一起的事情。」婚姻、伴侶的諮商也是家族治療的其中一個領域，共享親密關係的伴侶若遇到相處上的阻礙，也會尋求家族治療。芒果（化名）和小真（化名）兩人便透過家族治療，更互相了解而決定踏入婚姻，「那時候彼此都有心理準備，也許做完（伴侶諮商）就和平分手。」小真坦言，其實家族治療是為讓案主之間建立有效、良好的溝通，雖說最終目標是修復關係，但和平分手也是一種溝通結果。而在諮商過程中，芒果開始意識到他在這段關係的責任，他不再將爭吵的原因完全歸咎到對方或某一特定事件，他藉由諮商聽到小真內心的感受，並選擇尊重對方，而非強迫對方改變。小真則表示，伴侶諮商使他更了解芒果，「去體會到他背後的顧慮，或是比較真實的感受。」「他（心理師）永遠不會只關注在一個人的內在情緒多麽無助、傷心、憤怒，而是這個憤怒會怎麼影響到兩個人的關係。」芒果解釋，家族治療和個別諮商差異在於，心理師著重案主們的關係和溝通情況，而不同於個別諮商注重個人，芒果說：「伴侶諮商的目的其實就是，幫助兩個人有力量回去自己解決問題。」接受過伴侶諮商的小蓉（化名）表示，當時與交往十年的伴侶發生衝突，其實也牽涉到父母不認可這段感情。在接受諮商後，紓解了彼此緊張的關係，他說：「會對跟他（伴侶）一起組織家庭比較有信心。」他也提及未來若雙方家庭遇到溝通問題，願意進一步嘗試邀請家人一同諮商。 小真(圖上)和芒果(圖下)，兩人大學都修讀心理輔導相關學系，也曾一同接受伴侶諮商。　圖／徐卉馨攝引導出新角度 理清家人互動的千絲萬縷個別諮商著重個人的深沉感受，當一位案主說出一段話時，無法體現這段話在「關係」中的意義。家族治療是一種對話的練習，也是溝通的功課，關注以案主為核心的家庭成員，以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家庭成員關係，並釐清衝突背後的脈絡，而普遍的形式為家庭成員或伴侶一同與心理師會診，注重彼此的溝通、互動模式。當嫌隙與爭執磨損親密的伴侶或家庭關係，溝通的橋樑未能搭建起來，關係便無從改善，此時家族治療可作為尋求關係改善的一項管道。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心理師羅惠群說：「要轉彎才能避開情緒。」心理師會轉換說法，以紓解家人間互相究責、羞愧的情緒。心理師進行家族治療時，也需同時分別觀察家庭成員的表情、肢體動作，以及成員之間的互動。芒果指出，進行家族治療的心理師需同理各成員心中的疑慮與憂心，並在言談間協助成員理解彼此內心的真實情緒。盼心理諮商所所長、心理師呂伯杰也說明，心理師要顧及不同人的感受，並隨時觀察這段關係的動向，當發現對話無法繼續進行，心理師應試圖點出卡關原因，以提供案主新的視角與觀點，避免在看似無解的狀態裡停滯不前。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以下簡稱華家）理事長、心理師徐森杰解釋心理師的角色，「去協助這個家庭看到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心理師經由適時引導，能讓案主摸索出合適的互動方式，並能共同面對彼此的關係。徐森杰坦言，家族治療實為創造出一個溝通平台，「家族裡面的人可以彼此交流內心話，改變對彼此的看法。」華家副秘書長、心理師黃子銘也認為，家族治療提供家庭聚在一起討論事情的契機，使家庭關係變得更緊密，他說：「我覺得家庭諮商有點像是開家庭會議，大家一起來看家裡發生什麼事情，然後我們一起來想辦法。」在親密關係中，人們反而更控制不住宣洩情緒、說出傷人的話語，對話過程不免產生衝突。呂伯杰將家族治療的現場比喻為菜市場，與個別諮商相比，家庭成員之間更常出現語言衝突的情形，心理師需依狀況適時介入家人的對話。呂伯杰舉例，曾有一對前來諮商的夫妻，妻子保持沉默，而丈夫激動時會以情緒性語彙攻擊對方，他便適時提醒案主對話已落入動彈不得的瓶頸。 徐森杰為社團法人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的理事長，除提供諮商服務外，同時也培訓新的心理師。　圖／范莛威攝把自己顧好再去顧別人 心理師的家庭作業黃子銘自身接受過伴侶諮商，「那時候印象很深刻，我以為我講得很清楚，結果沒有想到我太太完全誤解。」在兩人對話沒有共識時，心理師慢慢說服雙方耐心聆聽與思索，再說出自己的理解，讓兩人意識到彼此的誤解。談及接受諮商的感受，黃子銘說：「我的感受是覺得被理解、被聽懂、被看見，是很溫暖的。」他也認為諮商過程像樂器調音，是調整跟修復的功夫，心理師用陪伴慢慢調整案主的思考方向，並協助案主修復內心的創傷，「是一個靈魂跟另外一個靈魂相遇。」 心理師在關係中也會遇上困難，黃子銘在婚前與伴侶一同接受過諮商。　圖／范莛威攝黃子銘認為心理師是帶著傷的療癒者，心理師在養成過程中必須先梳理自身的生命議題，亦會被師長鼓勵要有接受諮商的經驗，在充分了解自我後，才得以在為他人諮商的過程中，隨時覺察自己的心靈狀態。華家理事、心理師蔡春美也說：「家庭工作者一定要先做個人工作。」他認為心理師須擁有成熟的自覺與修復能力，才能與案主的經歷共感。「我們就要回到生活裡去吃苦。」呂伯杰將諮商工作比作健身，要慢慢鍛鍊承受、處理情緒的能力，藉由自我鍛鍊，學習給予案主安全、舒適的諮商感受，也能使案主更有信心進行後續的治療，他說：「不想讓案主感覺沒有被好好理解，或被隨便評價。」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約用心理師、心理師沈欣葦也說：「Self care（自我照護）才是對別人的尊重，把自己顧好再去顧別人，那才有品質。」而若案主的經歷觸及心理師的個人創傷，心理師可向督導（如附註）尋求幫助，在結案後與督導討論諮商的過程，除可獲取專業建議，也能沉澱情緒、整理自我的生命經驗。沈欣葦以自身為例，曾在處理案主喪父的案例時，心情頗受觸動，當下仍穩住情緒到諮商結束，直到跟督導對談時，才漸漸意識並整理自身的真實感受。註：在心理師之間，督導制度並不具強制性，但通常在心理師的養成過程中，師長會鼓勵學生尋找資深的心理師擔任自己的督導。心理師可與督導討論結案的感受、心得，以持續精進專業能力，也可藉此梳理自身的生命議題。不了解家族治療 難以在社會推動針對家族治療推行的現況，呂伯杰分析，主動尋求家族治療的伴侶或家庭寥寥無幾，案主多半經由心理師、輔導老師或社工轉介才接觸到家族治療。蔡春美也指出，目前各大心理諮商中心都有相關資源，心理師也會提供轉介管道，但若民眾對家族治療不了解，則不會主動尋求，那麼管道多寡其實並非影響推行的重點。 呂伯杰為盼心理諮商所的所長，認為民眾對於家族治療還不了解，故較少向外尋求協助。　圖／范莛威攝「通常從個別諮商開始，透過心理師轉介，依照家庭的狀態去找適合的心理師。」沈欣葦解釋，心理師通常會先進行個別諮商了解狀況後，再嘗試鼓勵案主邀請家人。華家執行秘書許雅萱則說明，協會中許多案主是經由輔導老師和社工師轉介，許多參與課程的學員也會口耳相傳介紹案例前來諮商。然而對案主而言，進入家族治療後，又是一條難關重重的路途。沈欣葦說：「第一個是時間，第二個是費用。」在現實條件考量之下，家族治療通常需協調家人同時在場，收費也相較個別諮商高。而若案主的家人存有疑慮，參與諮商的意願則更為低落，呂伯杰舉例，許多人會請假逃避，他便常碰上排斥、拒絕聆聽的情況。當前有些人不願接觸家族治療，更遑論自發尋求協助。而追溯大眾對家族治療抗拒的原因，可發現源於顧慮他人的眼光，社會風氣也仍無法適應向外人講述家庭私事，沈欣葦分析，案家會礙於親族的目光，不敢尋求諮商，「別人怎麼看我們啊，厝邊頭尾、鄰居、親戚啊。」服務於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的家族治療師（如附註）林麗純也說：「抗拒當然很大啊！如果不是到了萬不得已，誰願意向外人揭露家中隱私呢！」註：台灣現行的心理師證照制度，並未發給家族治療師的證照，但從事家族治療工作的心理師，仍通稱為家族治療師。缺乏教育資源 培養心理師的難處台灣現行制度下，心理師分為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根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心理師首先必須在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且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並具有碩士以上的學位，才能參加心理師考試，而通過考試後，將由衛生福利部發放證照。而只要取得心理師的證照，便能進行家族治療，但許多心理師缺乏家族治療實務經驗。林麗純分析，獲取證照的心理師不一定具備執行家族治療的能力，心理師考試引導了教學，現今有些大學開設家族治療相關課程，「可是這是選修的，因為考試不考。」羅惠群也指出，台灣目前沒有發放家族治療師的證照，心理師通常自行標明專長項目，如此民眾在選擇心理師時，才可以透過心理師的學歷、專長領域來選擇。 心理師羅惠群目前任職於馬偕醫院的協談中心，提供的諮商項目包含家族治療。　圖／徐卉馨攝練成一位可以進行家族治療的心理師，會遇到的問題是缺乏學習資源。羅惠群說：「台灣沒有那麼正式的學制。」除了在心諮相關系所開設家族治療的選修課，學生若欲繼續學習家族治療，多選擇出國研讀。國內心諮相關學系的訓練著重在個別諮商，若要進入家族治療領域，需重新調整自身觀點。羅惠群說：「過往訓練著墨在個人，要做這樣的翻轉要花段時間。」而若要持續進修家族治療知識，多需透過民間資源，由相關的基金會、協會等單位開設家族治療課程。羅惠群進一步說明，以台灣的人口所需的諮商資源而言，目前的心理師人數不足。而心理師若欲投入家族治療領域，需額外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來學習相關知識與重新調適自身觀點，在證照制度與民眾意識均不足的情況下，種種因素均成為心理師從事家族治療工作的阻礙。然而，林麗純也表示，當實務工作者發現自己有需要了解如何與家庭互動，便會自費報名課程學習。他發現參加基金會課程的部分學員，身份包含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社工師或輔導老師，「很多專業的第一線工作者，開始發覺其實家庭好重要。」家族治療，是家庭渴望理解彼此的過程如何判定需要被治療的條件？徐森杰說：「華人文化裡面的儒家思想，把我們非常多人綁得死死的。」他說明，當今台灣社會仍存有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兄弟友愛等傳統價值觀念，「治療」對於多數人來說仍是沉重的名詞。其實參與家族治療對於許多案家來說並非狹義上的「治療」，陳大哥說：「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去『治療』的，以治療這個詞來說的話。」他指出，小時候父親不擅言詞，時常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對待他，比如以體罰的方式教育他，且缺乏給予讚美，「但我相信不是我的父親這樣而已，這是台灣人的通病。」而對家族心理師來說，家族治療是一個平台，讓家庭中每個人內在的需求可以被其他家人看見，徐森杰說：「我覺得家庭是一個有愛的地方，可是家庭也是一個帶來很多痛苦的地方。」他認為，家人會互相在意是因為對彼此有愛，才願意互相承擔，而心理師的角色就是去協助家庭發現真正適宜的互動模式。家族治療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依舊有許多偏見需要被克服，多數人仍認為參與家族治療是小題大作或丟臉的行為，但對案主來說，家族治療不僅是解決溝通困難的管道，也是家庭成員渴望更理解彼此的過程。

「心」酸找誰談？ 校園諮商環境待改善【專題記者張寧心、黃昰熏、邱麒瑋、陳思慧、洪婉恬、葉冠吟綜合報導】用著顫抖的手指按下心理諮商晤談網頁上預約的按鍵，香香（化名）以為心中的鬱悶可以找到一個窗口可傾訴。但沒想到，得到的回覆卻是「需要再等待」。在最傷心的時刻無處可說、在最需要被傾聽時得不到回覆，看著遠處的心理諮商中心，所有的心情只能默默消化。教育部歷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事件統計分析報告〉指出，大專院校學生自殺與自傷事件呈現攀升趨勢。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數據也顯示，自殺長期佔據青年死因前三位。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健諮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賴佳樺表示，近幾年諮商人數很明顯上升，顯示大家對心理諮商領域的接受度提高。然而，立法委員許智傑於3月初公布的〈社工及心理師人數總體檢〉卻爆出全台157所大專院校中，多達43所大學配置的「專業輔導人員」人數低於《學生輔導法》規定。若從嚴檢驗，仍有137所大學不符合標準。《學生輔導法》上路至今已近三年，為何卻有大量學校未達標準？台灣心理師在大專院校內發展現況如何？政府是否能完善制度，更貼近實際需求？ 少子化加上無罰則 　心理師人數未達標《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至少必須聘用一名專業輔導人員，每多1200位學生就需再增設一名。《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則明確要求各學校需於民國107年前完成配置。資金缺乏是國內大專院校專業輔導人員聘用不足的最大原因。少子化造成學校招生不足，經費不斷縮減，營運十分困難。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田秀蘭指出，在資金短缺的狀況下，校方會優先將資金運用在其他地方，專業輔導人員不足的問題只能暫時擱置。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心理研究所教授楊建銘也提到，「比起學校經營問題，諮商的需求相對較不緊急。」雖然教育部設立「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補助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薪資及年終獎金，但勞健保、加班費等支出，仍由學校自籌經費。此外，補助計劃只適用於新聘的專任人員，並不能用於現任人員，而兼任人員僅補助鐘點費，剩餘費用均由學校負擔。簡言之，即便政府提供補助，對學校來說聘請專業輔導人員依然是一筆支出。不論國內公私立大學都面臨到聘請人員困難的問題。國立成功大學105年第一學期註冊人數共有21119人，若按《學生輔導法》規定，應需配有17名專業輔導人力，但校內距離合法規定仍不足四名。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表示，近期國立大學的經費和人力都在緊縮，單位若想增加專業輔導人員困難度較高。另外單位的辦公與諮商空間也已呈現飽和，無法容納更多人力，短期內都僅能維持現狀。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理事長蔣世光認為，多數大專院校違反法規的原因，在於法條內並沒有明確訂定不符規定者將受到什麼處置。他表示，「教育部應制定罰則、以定期評鑑的方式來規範大專院校，並硬性規定其必須依據《學生輔導法》行事。」目前在無懲處機制的狀況下，能省則省的態度造成校園輔導人員短缺，即使業務繁重也無可奈何。校園心理師人力不足   兼任行政負擔重專業輔導人員包含臨床、諮商心理師與社會工作師，三者各自有其專門領域。社工師主要負責社會資源及各系統的連結，若要協助處理學生心理層面的問題，心理師較能勝任。楊建銘表示，以政大為例，諮商心理師占大多數。蔣世光認為，諮商心理師接受的訓練使其較適合擔任專業輔導人員。許多大專院校的心理輔導制度都沿用以往的輔導中心，聘用的專業輔導人員還是以諮商心理師為主。但學生當中還是會有精神疾病以及嚴重心理問題的個案，以致需要臨床心理治療。因此，人數較多的大專院校會聘用臨床心理師就業，「以政大為例，就會有身心健康中心這樣的單位聘用臨床心理師。」楊建銘也表示，學校諮商中心應平衡人員專才，方能因應學生多元的問題。&nbsp;除此之外，就任於學校的心理師除了專業領域，還必須兼任行政職務。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專任諮商心理師魯世傑表示，行政事務與接觸個案的比重約為6：4，雖然熟悉流程後行政事務不會造成太大困擾，但「事情永遠是多不會少。」他更指出，相較全美平均為 1：477、加拿大平均為 1：429、英國則為1：270 ，台灣訂出的1：1200比例已經非常寬鬆。某位任職於大學、執業五年半的諮商心理師也提到，平日工作除了個別或團體諮商與評估等，還包含推廣心理衛教、籌辦活動，再加上其他行政庶務的工作量，「其實滿超過負荷的。」她任職的學校有一萬三千多名學生，但包括她在內只有三名諮商心理師，每天工作平均超過九小時，「基本上沒辦法正常上下班。」不過，由於聘用專任人力對於學校而言是不小的支出，因此校方不敢多聘請。她無奈的說：「我們也在期待能有個好的解決方法。」而萬能科技大學目前的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比例更為懸殊，一名專業輔導人員需要負責超過萬名的學生。對此，萬能科大人事室主任穆立祥亦表示無奈，私立學校人事精簡狀況更為嚴峻，若有單位人力不均衡或有冗員，對於學校都是很為難的。他舉例，無論是日間部或進修部都被列入學生總人數中，而進修部學生通常為社會人士，會尋求協助的機率較低，若按照教育部規定的1：1200計算，則稍嫌不合理。全聯會理事長蔣世光也指出，在台灣，以1：1200的比例來照顧學生的心理衛生，對於專業輔導人員較為勉強，應修正比例。他表示，以目前情況來看，大部分的大專院校幾乎都無法達成。因此，教育部應先設立清楚的指示以及罰則，再來談人力資源是否充足的問題。放寬考照標準惹議　專業仍有把關必要　由於目前校園諮商心理人才不足，立委蘇清泉曾提出將考照資放寬至學士學位，以此降低聘僱成本或增加心理師人數，卻引來學術界撻伐。楊建銘表示，當初有此提案是因為醫院聘請心理師的負擔太重，若將標準降至大學學歷，薪資成本確實會降低。但臨床與諮商心理師都反應高門檻是必要的，不應為此犧牲品質。任職於大專院校的諮商心理師Annie（化名）也認為，大學生心理狀態還不夠成熟，學士班課程也缺乏全盤密集的討論，哲學與邏輯課程亦不足，進入碩士才能有完整的課程，甚至鼓勵能再多接受一、兩年的訓練再開始執業。許多人認為考照困難、標準太高，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田秀蘭表示，目前大部分歐美國家的標準都已在碩博士以上，若再調降，對台灣的心理師發展並不是件好事。魯世傑也點出，不成熟的心理師極可能在診療過程中造成病患與自身的傷害。他認為，若真要調降標準，就該重新設計大學階段的課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鄭伯壎指出，台灣大部分的心理師制度效法美國，但仍有許多不同。首先，相對於台灣的心理師的要求為碩士學歷，考照前需實習一年，美國專業心理師須完成博士教育，在博士畢業前後各需實習一年。再者，比起台灣分為諮商及臨床兩種心理師執照，美國則採取更扎實的全科式教育，即不分諮商及臨床，全都列入學習範圍；在職場上，以心理師個人專業區分看診領域。田秀蘭則提到，美國的實習制度會經由統一的平台將學生分發至各單位，因此美國並沒有出現大專院校缺乏心理師的問題。教育部曾嘗試仿效，但很多學校不願意進入共同分發的實習體系，仍傾向自己招聘，保有更高的彈性及自由，還能自行把關進入校園實習的人才。目前台灣大專院校無法聘請足額心理師，主要原因為少子化所導致的資金問題。由於在校服務的專業輔導人員人數不足，更衍伸出定位混淆的問題。再加上科技進步與社會變遷讓學生接觸的世界更複雜，心理諮商的需求同步增加，在校心理師的負擔變得更加沉重。楊建銘指出，整個社會的開放性越來越高，外界的刺激、誘惑都太多了，學生心理諮商需求變多、問題也更多樣，確實是現代需要被重視的領域。教育部為了回應校園的學生輔導需求而立法通過《學生輔導法》，成為亞洲地區學校輔導體制制定專法的首例。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性別平等教育及學生輔導科科長郭勝峯表示，學生輔導法雖多為訓示性規定而無罰則，但若106年底前各校仍未達法定員額配置，將規劃相關督導考評的方式因應。「現階段屬立法初期，多以鼓勵代替處罰。 」針對各界對於教育部訂定的比例基準提出的疑慮，郭勝峯也回應，1：1200的比例是借鑑歐美國家，並參考台灣學生輔導工作需求現況、學校組織架構、師生比與校園內不同專業類別人力等情形而定，期望能提供完善的輔導服務。然而台灣與他國除了國情差異外，教育環境亦有所不同，有鑒於《學生輔導法》已上路多時，教育部也應回歸立法初衷，積極監督，讓學生在被壓得喘不過氣，無處宣洩時，有人能即時給予溫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