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唐氏症患者（以下簡稱唐寶寶）日前至某炸物店購物，因忘記帶錢而無法付出40元，炸物店老闆與唐寶寶交涉無果後，決定報警處理。該事件被上傳至臉書社團與各大媒體，網路輿論迅速發酵，部分民眾惡意檢舉炸物店並留下大量負評，最終，炸物店不堪輿論重負而拉下鐵門，Google評論上也顯示該店永久停業。支持唐寶寶的民眾，多是基於對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身障者）的同理心而採取行動，同理心是促進個體或集體換位思考的推動力，為何在唐寶寶事件中，反而成為傷害他人的驅動力？因此，同理心能否「平等」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弱勢族群時，大眾常願意提供更多資源與同理，以達「齊頭式平等」。在唐寶寶事件之初，無論是社群平台、報導標題，大多持「唐寶寶受欺負」、「只為40元就報警太誇張」、「得理不饒人」等觀點。直至炸物店關門，並傳出炸物店老闆不堪輿論壓力，炸物店老闆頓時成為輿論弱勢後，攻擊言論才轉向。值得反思的是，當大眾追求齊頭式平等時，是如何衡量自己要給予弱勢多少的資源與同理心，這件事是否可能被量化？答案顯而易見是否定的，如「唐寶寶比起炸物店老闆弱勢多少」等抽象問題，並不能被準確地換算成弱勢所需要的資源多寡。最終，所謂的追求齊頭式平等，只能淪為大眾合理化差別同理心的說法。那麼，以立足點平等對兩者進行換位思考，難道就是唯一正解嗎？不能說這個概念對所有事情都適用，但在唐寶寶事件中，立足點平等會是個更合適的選擇。尤其在事件中，大眾屬於資訊不對等的一方，其他如「炸物店老闆是否知道對方為唐寶寶」、「炸物店老闆本身的身心、經濟狀況如何」等變因不明的情況下，比起齊頭式平等，立足點平等更能給予兩造同等的尊嚴，也更能避免換算障礙或劣勢為同理心時發生的誤差。從唐寶寶事件中可見，造成傷害的癥結點在於部分民眾過激的行為，即使出於同理心，但仍可能對當事人造成難以抹除的傷痛。同理心並非救贖蒼生的萬靈丹，同理之前，不妨審視自己究竟是換位思考，還是出自同情與憐憫，避免造成對方不必要的心理傷害。「社會需要更多同理心」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控訴著社會有時過於理性、冷酷的那一面。但在發揮同理心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明白自己「為何而做」、「如何去做」，以及「如何做才不會錯」。同理心是一種能力，而同理是一種行動，擁有能力後，我們更該懂得如何正確地行動，莫讓同理心成為我們對他人扣下板機的理由。

10月14日，知名韓國藝人雪莉被發現在家中上吊自殺身亡，震驚各界。雪莉在2015年退出偶像團體後，行為舉止常掀起討論，許多網友認為他太放逐自我，作風大膽，甚至有些網民使用激進言語謾罵。長期的網路霸凌導致他抑鬱症更加嚴重，最終走上絕路。事件發生後，南韓政府為有效防止網路上的不當言論，擬制定包含「網路留言實名制」等禁止惡意評論的法條，被大眾稱為《雪莉法》。<b>為說的話負責——實名制的利與弊時間回溯至2008年，南韓演員崔真實同樣在長期受到網路言論霸凌後選擇輕生，當時南韓政府便擬定《信息通信網法施行令修正案》，立法規定民眾如欲在瀏覽量大的網站留言，需透過身分確認，以減少散播及發布網路惡意評論。然而，此政策引發諸多爭議，其中最大的疑慮在於「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安全」。當時便有駭客利用機會，竊取大型網站的用戶資料，導致許多使用者個資外洩。此外，因身分確認過程複雜，許多網民轉而使用外國網站，造成政策成效不彰，無法有效遏止惡評產生。反對者認為實名制存在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疑慮，他們主張，實名制一旦實行，人們便無法暢所欲言，評論立場容易趨向一致，如此將導致評論失去意義、言論自由喪失。2012年，網路實名制被南韓法院認定為「侵犯人民言論自由」，裁定違憲，網路惡意言論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在網路發達的年代，網路霸凌在全世界可以說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主要在於人不需與對方面對面講話，僅透過文字傳遞訊息，人們可以躲在螢幕後，成了匿名發表的形式。因為匿名，人們可以不必為自己的文字負責，更容易演變成「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心態；再者，現今許多通訊APP包含了「收回訊息」的功能，更助長了網路謾罵的歪風，即使說出了惡毒的言論，只須按個收回訊息，便能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對方也沒有證據可以指控霸凌，長期下去，霸凌之風越來越興盛。 人們以匿名形式網路上發表言論，只需躲在螢幕後，助長網路霸凌歪風。 　圖／ 取自Pexels網路霸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網路是一個匿名平台，因此在上面發表言論也不會輕易被發現，若不必為隨意說出口的評論負責，久而久之，就容易被匿名機制「寵壞」而隨便亂講。網路實名制確實有辦法解決網路霸凌言論的發布，而網路實名制之所以失敗，在於其做法侵犯人民的基本權。然人民的言論自由是以不傷害他人為準則，若因惡意的言論而使受害者產生極大的影響，難道說出惡意言論的人不需為此負起責任？而從心理角度來看，網路霸凌者可說是毫無同理心，對於如此「自我」人格的人來說，要想阻止他繼續謾罵，就必須讓其為自己的言論負責。<b>霸凌風氣未減　政策成效不佳待改善2015年4月20日，台灣藝人楊又穎因長期受到網路嚴重批評自殺身亡。自此，網路霸凌在台灣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議題。然而，即使我們不斷倡導「反網路霸凌」、「政府立法遏止」，霸凌言論卻絲毫沒有減少。台灣目前法律僅能由受害者提公然侮辱等罪，以制裁網路霸凌者，然網路霸凌在生活中仍處處可見，再再顯示利用訴訟讓加害者獲得懲罰效果有限。若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增加反霸凌教育、增加同理心，或採網路實名制約束使用者用詞，應能獲得更好的效果，但若要能夠完全遏止網路霸凌，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上週，知名音樂人陳星翰執導的單曲MV〈戀我癖〉在網路上引發軒然大波。影片中，身上穿洞、刺青、有著特殊髮色的「太妹」欺侮體型臃腫、外貌不佳的女學生。雖然再現社會真實，實則強化校園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刻板印象，同時窄化校園霸凌可能發生的場域和形式。　當今網路時代，線下校園霸凌也發生在線上。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民國103年統計，近七成的青少年曾有在臉書被霸凌的經驗，其中有將近四成的學生選擇忽略。由此可見，真實的霸凌狀況更難以在現實生活中被清楚看見。　而且因網路「匿名」、「無遠弗屆」、「不易掌控傳播途徑」、「多媒體」等特性，霸凌者更容易隱身於螢幕後，用文字、影像等攻擊，導致被霸凌者受到嚴重的精神傷害。104年，知名女星因不堪其臉書粉絲專頁上的匿名流言攻擊，選擇自殺。該女星既不符合〈戀我癖〉中所呈現的樣貌，被霸凌的形式也不是正面、直接的攻擊，而散播流言者至今仍是個謎。　影片最後，被霸凌的弱者被改造成一名男性，重獲新生。這支以「反霸凌」為理念的創作影片，既沒改善被霸凌者的弱勢處境，也無破除霸凌關係中的刻板印象，更甚在無形中再現性別成見。而針對影片的論戰反而模糊焦點，成為另一種形式的互相攻擊。當影像作品為社會議題喊聲時，更應審慎處理各種符號的再現，絕非讓觀者陷入刻板印象的迴圈中。

上月藝人楊又穎不堪網路霸凌言論自殺一事，引發社會關注。立委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設立網路霸凌專法，卻遭主委石世豪以「對言論自由最大範圍的保障」為由，反駁專法設立之必要性。　石世豪並將責任歸屬推諉於不應由NCC獨立立法，網路霸凌問題猶如燙手山芋，NCC或教育部、衛服部等其他相關單位消極被動，就怕被扣上箝制言論的大帽子。然而，網路霸凌案件層出不窮，長期存在臺灣網路社會中，政府單位不採取行動，國人充分表意的權利受到保障同時，保障此權利限度之大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由誰負責？　加拿大去年針對網路霸凌完成立法，若在網路上散發不雅照，最重罰則可監禁五年。韓國也在西元2005年及2008年情節重大的網路霸凌案發生後，推行「網路實名制」，加強了政府對網路的管控。反觀臺灣，依照現行法令，網路霸凌必須自行提告，且被告須本刑三年以上才能查證IP，相關網路行為已有刑法、兒少法、民法規範，但各法間缺乏整合機制、法律難以落實，政府卻遲未有所作為。　網路霸凌引發社會關注，但主管機關卻嚴重低估了網路霸凌對個人與社會的傷害，僅視楊又穎事件為孤立的偶發事件。政府單位須主動出擊遏止網路霸凌，而非把問題丟給受害者。先整合跨部會機制與資源、立法達成嚇阻作用後，再從教育著手，以「提供民眾協助、強化網站管理者與業者自律、強化民眾教育宣導」三點切入與民間合作，協助國人瞭解如何積極保障自身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