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駱芷萱綜合報導】「填補那個位置（Fill that Seat）！填補那個位置！」反墮胎組織「美國學生生命（Student For Life of America, SFLA）」呼喊著口號、舉著「我是生命派（Prolife）（註1）的世代」、「以法律維護生命」的牌子，於19日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聯邦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費爾蒙特都市的辦公室前示威。他們呼籲曼欽堅持反墮胎立場，支持由美國總統唐納．約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提名的大法官候選人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讓她填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職位空缺（註2）。註1：生命派反對墮胎合法化，大多數生命派支持者相信卵子受精就是胎兒生命的開始，因此墮胎是不被接受的。註2：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9月18日因癌症去世，川普提名保守派人士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職。 美國學生生命成員在參議院喬．曼欽的辦公室外示威，希望他遵守對人民的承諾。　圖／美國學生生命提供當天是美國學生生命「生命正義巡迴示威（#Justice4Life Tour）」的第一場示威活動。站在現場供示威者發言的講台上，美國學生生命主席克里斯坦．霍金斯（Kristan Hawkins）藉機向曼欽倡議道：「我們不只要有一個生命派的總統，更需要一個生命派的參議院。」他要求參議員曼欽做好份內的工作，投票支持巴雷特。他表示，曼欽之前公開表態會將聯邦大法官的票選投給巴雷特，也曾說她是最具資格的人選，現在卻不願投下贊成票，沒有實現對人民的承諾。 美國學生生命主張在法律上保護生命，全力支持生命派的艾米．康尼．巴雷特當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圖／美國學生生命提供曼欽在21日與《西維吉尼亞都市新聞台（West Virginia MetroNews, WV MetroNews）》的電話訪問中透露，他之所以改變原先投選巴雷特的決定，是因為美國沒有在總統選舉前提名大法官的先例。他說道：「讓人民對於更換大法官有個沉澱及審思的時間很重要。」美國正面臨疫情危機，還有很多比投選大法官更需要即刻處理的事情。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operation, BBC）》的整理，西元2016年民主黨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任內同樣出現選舉前提名大法官之事，當時距離總統大選還有237天，與這次的40天差距懸殊。且當年參議院與今日相同，由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控制，然而共和黨的主張卻大相徑庭，極力堅持大法官提名應該等總統選舉之後再進行。巴雷特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受到許多保守派、共和黨人的支持。美國學生生命成員、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WCC）學生格蕾絲．萊克究斯基（Grace Rykaczewski）認為，巴雷特當上大法官之後將會堅守憲法、保護每個人生存的尊嚴。對於曼欽的行為她則說：「墮胎很不幸地被當做政治議題來炒作，所以身為人民的我們最基本能做的是將票投給能夠實現在法律上維護生命的候選人。」選擇派（Prochoice）（註3）支持者、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NYU）學生保羅．金（Paul Kim）表示，女性擁有選擇墮胎與否的權利，「男人應該尊重女性身體的自主權。」對於曼欽選擇不投票，他則認為這個決定是合理的。他說：「如果曼欽對反墮胎的信念和巴雷特的一致而因此投給她，而不去探討她在其他議題上的意見，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註3：選擇派的支持者相信每個人擁有選擇什麼時候與該不該生孩子的權利，因認為墮胎是被允許的。「美國人想要的只有一件事——讓國家變得更好，出發點其實比政治立場更為重要。」美國學生生命支持者麗貝卡．勞倫．莫里西．威爾遜（Rebekah Lauryn Morrisey-Wilson）則解釋，即便她有自己的立場，民主黨及其他獨立黨派只要立意良善，他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生命正義巡迴示威」持續向各州參議員進行示威，呼籲他們透過選票讓巴雷特順利當上大法官，實現維護生命的最終理念。 48歲的艾米．康尼．巴雷特獲得參議院多數票選，26日宣誓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圖／瑞秋．梅爾宏提供經過四天的任命聽證會，共和黨控制的美國聯邦參議院26日晚完成投票，巴雷特以52：48的票數正式當上美國大法官。雖然民主黨的曼欽投下反對票，美國學生生命希望巴雷特當選的期盼仍得償所願。在白宮宣誓儀式中，巴雷特承諾，她的判決不會受到國會以及總統的影響，不會因為個人的信念而動搖，「我會毫無畏懼、沒有偏頗地履行職務。」她說道。對於投票結果，金感嘆這是預期中的事，他道：「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靜待未來事情的變化。」

【記者林宸佑新北報導】國立台北大學三峽校區學生會日前經歷兩次補選仍無法選出正副會長，學生會便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簡稱選罷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改由學生議員投票通過學生會長任命案。學生議會秘書長陳謙質疑，選罷法與《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簡稱章程）之規定－－學生會長需「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相互牴觸，便聯合其他四名議員發起連署，聲請學生法庭解釋章程。本屆正副會長補選分別因候選人從缺與投票人數未達門檻，導致無人接任。最終雖依選罷法改變選舉方式，然而陳謙指出，章程中明訂學生議會的職權，並未賦予學生會正副會長的任命權。會長若是由議員直接任命，「他要向全體選民負責，還是向學生議會負責？」他提出兩大質疑，包含選罷法與章程間是否相互牴觸、學生議會做出正副會長人事任命決議是否牴觸章程中的職權與限制，並在10月30日與議員連署，送出聲請書爰請學生法庭解釋。北大學生議會議長魏子捷說明，這樣的任命模式，除了不符合法律上權力分立的邏輯，「更可能造成嚴重的民主正當性斷裂。」他也認為，代議民主無法凌駕於直接民主之上，議員亦無權任命落選的正副會長。針對學生議員提出連署，本屆學生會長當選人溫文表示，能藉此看到制度上的缺陷是件好事，他也抱持尊重態度，並回應議員提出的質疑。他強調，即便本屆正副會長是由議員任命產生，「根據法規，我們還是要對全體的學生負責。」對於未來學生法庭的解釋結果，溫文秉持法律上「不溯及既往」原則，認為無法否定當選事實。北大學生議會副議長吳東紘也表示，即使覺得法規有不適當之處，仍應照當下既有的法律行事。日後不論訴請法庭解釋或修正法案，只要能讓學生會運作更趨於穩定，他都抱持樂觀態度。與其討論議會的人事任命權及學生會長當選正當性的問題，不如就事論事，去修改制度跟規章。受理本案的北大學生法庭首席法官許家豪表示，目前已收到申請書，十天內會公告程序審查結果，確認案件為法庭職權受理範圍，至於實際結果仍有待法庭開會討論。

【專題記者曾品媛、王若璞、劉俊華、李怡瑤、楊旻蓁、翁芊儒綜合報導；遊戲製作王暐嵂、陳品良】「如果我們連周邊事物都沒有關心，那我們要怎麼去關心國家大事，如果我們連60萬的預算都無法討論，我們怎麼去討論6億的預算。」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吳建忠，曾以學者身分協助推動參與式預算，對於公民參與有深刻的體驗。2014年台灣吹起一股參與式預算旋風，各地紛紛向國外成功經驗取經。各縣市依據不同模式進行實驗，公部門與民眾都在摸索階段，成功案例值得讚揚、失敗案例也有其作為借鏡之處。要如何利用民主的動力借力使力、創造與公部門合作的雙贏局面，是台灣現今需要積極審視的議題。台灣公民參與協會副理事長林邦文指出，以往公部門在編列預算時大多只參考去年做法，並沒有重新審視居民需求，忽視公民參與。參與式預算打破以往由政府編列預算的模式，由居民集體充分討論而「合成」提案，再由公部門撥出款項。透過培力課程，讓公務員與民眾了解其理念與提案流程，創造出友善、平等的環境。<b>摸索向前　那些在台灣發芽的參與式預算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推出「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強調「自己的預算自己參與」。台北市由民政局主辦並與學界合作規劃流程，讓社區居民透過溝通參與市政推動並直接決定政府預算，去年全市共計有172件提案，其中66件通過提案。台北市目前採用的「完全開放模式」，是所有模式中最開放的，只要是該行政區的居民皆可以自由提案、主題不設限。在「完全開放模式」的討論階段中，會根據提案性質交由相關局處評估，最後由民眾投票出最終方案，預算額度通常在二至三百萬元之間。參與式預算程序需經過住民大會提案，選出相對可行的的提案進入審議工作坊討論，待提案轉換為計畫書並公開展覽後，再由社區居民票選，交由公部門執行。審議工作坊的目的是媒合政府與居民合作的可能性，依據個案涉及的領域，派出相對應公務員來與民眾討論可行性。一桌承辦一至兩件提案，由掛上顯眼名牌的桌長（公務人員）主持會議進行，與居民同桌討論。現行台北市參與式預算看似理想、能夠促進公民參與，各行政區也小有成果，但實行至今已有部分問題浮出檯面。<b>公部門心態不積極　設立專責部門成解方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業務目前由民政局辦理，並無獨立的專責部門。公務人員需要在本來的工作外，花費額外的心力負責住民大會、工作坊等事務，導致部分公務員業務負擔過重，承辦計畫時較不積極。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提出，從國外的案例來看，參與式預算已變成整體行政單位的一部分，在推動之前，會先進行府內分工、制度上的改造，及充分的公務人員訓練，並建立一個專門的單位全權負責參與式預算的業務。新作坊團隊成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後研究員周睦怡提出另一種思考方式。她主張直接在涉及社區業務的政府單位中加入由下而上公民參與的管道，而非另開專責單位進行參與式預算。雖然政府可能需長時間修改組織結構，但調整後，較能一勞永逸的推行提升公民參與的相關政策，實施政策後反彈也會降低很多。在不改變既有制度的同時，又要快速推行政策內容，另外開一個參與式預算的計劃是較省力的方法。周睦怡表示，「它的取捨是不一樣的，我們也不好說哪一個比較好。」不過林邦文也發現，公務員與居民對話後，心態漸有改變。「公務員的想法在進步，他們變得有同理心。」在討論時會嘗試站在居民的角度思考，同時居民也能理解公部門的難處。<b>審議工作坊倉促　跨部門合作不易一個提案常會牽涉不同政府部門的業務，若不同局處沒有適當的協調與合作，公務員可能會向居民反映，該提案內容可能超出該局處的工作範圍；或須跨部門處理，進而去限制民眾提案的內容，或以可行性低來勸說民眾放棄提案。久而久之，議題易被侷限於社區瑣事，民眾也將不再熱衷參與。民眾提案內容可能過於理想，而未考慮到執行面是否可行，此時，就需要公部門適時介入給予建議。林邦文舉例，如果有人提案內容違反法律，公部門必須第一時間給予建議、退回處理，避免移送到下階段才遭退回。擔任桌長的公務員，也必須具備專業來判定提案是否可行，但公部門隔一科如隔一山，難免會出現分配錯誤或檢視標準模糊的狀況。萬毓澤認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要讓職掌權力夠高的公務人員在一開始就積極介入，並協助民眾完整具體可行的提案內容。此外，審議工作坊的討論過程過於倉促、提案內容不完整，也是目前台北市在施行參與式預算時遇到的考驗。萬毓澤表示，市政府在一開始就讓所有的行政區都進行參與式預算，並沒有考慮到公務人員人手不足的問題，導致工作坊舉辦次數過少、提案規劃也不周全。最後的提案被送到市政機關執行時，也容易被判定為窒礙難行。<b>公部門欠缺<b>溝通機制　<b>分工不彰影響執行度由於全面開放的模式不設限、讓民眾天馬行空提案，當提案主題送到縣市政府執行時，會需要各局處的橫向整合。萬毓澤強調，台灣的公務體系已經習慣明確的職務分工，而不習慣單位間的溝通合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勢必需要上位者的積極參與、促進水平合作，不然容易造成各部會互踢皮球，拒絕承擔責任。以協助弱勢求職為例，牽涉到托嬰、職訓、低收入戶等不同局處的業務，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黃東益表示，「一個案子通過之後，行政部門之間要怎樣去聯繫協調，是蠻大的挑戰。」若行政部門無法解決問題，未來民眾可能對制度失去信心、降低參與意願。 林邦文在她所屬的大安區提案，獲通過進入審議工作坊第一階段，圖為桌長（左一）與林邦文（右一）討論提案細節。 圖／劉俊華攝<b>民眾培力不易　公務員興趣缺缺萬毓澤指出，台北市各行政區的公民參與能量不同，有些區域的居民雖然積極、也有些區域的居民對參與式預算興致缺缺。曾任台北市大安區參與式預算陪伴老師、同時也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的林祐聖，參與過民眾培力、住民大會、工作坊等流程設計，他指出公民培力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正式培力以課程講授為主，包含解釋審議民主的概念、訓練桌長與主持人；非正式培力則讓民眾直接進入公共討論的場域，學習在政治場合中表達己見。林祐聖進行培訓有時也會感到氣餒，「區公所可能覺得這不是我要做的事，只是被叫來上課，所以不是非常投入。」直到公務人員體認到自己必須主持住民大會後，才正視課程內容，因此他更強調培訓與實際操作並行的重要性，即便接受課程訓練，仍需要感受真實的會議狀況、實地接觸持有不同意見的民眾。參與式預算剛開始進入社區，多由里長幫忙宣傳，然而如何擴大民眾參與是一大考驗。台北市當前已結合高中、大學、社區大學辦理培訓課程，希望有更多能量與意見加入討論。此外，黃東益也鼓勵大學中的服務性社團參與社區，為弱勢族群提案，將熱情與社會服務結合，也為社區帶來年輕族群的聲音。<b>年齡斷層大　青年參與率待提升縱觀審議工作坊現場，參與討論的社區人士大多是中老年人。林邦文認為，區級的議題性較小，年輕人對社區問題未必有興趣，也不見得願意走入社區。她建議可以在大學開設更多連結當地社區的課程，或開放市級的預算，年輕人會較願意參與。 萬毓澤表示，青年參與率低並不是台灣的特例，國外在嘗試推行參與式預算時，也遇到了類似的狀況。他解釋，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是因為年輕人的社交場域主要是在網路、職場上，對居住社區的連結普遍較低，萬毓澤認為要強迫年輕人對社區產生認同，進而參與公眾事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要讓參與式預算的青年參與率提升，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發展跟年輕人切身相關的主題，而不是單方面的批評他們不關注公共事務。」他強調，現在也有許多年輕人對土地正義、環境保護等議題有熱誠，並不一定要侷限於參與式預算的形式，而是要讓人民的聲音可以實際影響政府的決策，才能落實公民參與的中心思想。<b>「芝加哥模式」： 款項運用彈性高　<b>政黨傾軋成隱憂有別於台北市採用的全面開放模式，新北市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式預算模式，則由縣市議員撥出部分配合款交由民眾提案，此種模式最早是由芝加哥民主黨市議員J Moore提出，因此又稱「芝加哥模式」。此模式最大的好處為不用透過議會的預算審查，由議員直接撥出款項，金錢的運用彈性相較於其他兩個模式來得高。議員配合款又稱議員建議款、基層建設小型工程費，是地方政府撥給每位議員的定額經費，議員可以在自己的額度內合理支配與使用，然而，一直以來卻因使用不透明引發爭議。新北市每位議員每年所得配合款更高達1300萬，而這筆經費通常成為議員「綁樁」的工具，除了挹注經費到特定團體收買民意，也沒有經費使用的細目可供查核。兩年前，新北市議員陳儀君從配合款中拿出60萬，作為新店區達觀里參與式預算經費，雖然比例不高，仍成為立法部門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先驅，讓配合款運用更具公共性與正當性。達觀里位於山坡地，22棟住宅中便有21棟住戶受自來水水壓不足所苦。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吳建忠以學者身分受邀協助計劃。他發現發起「自來水供水系統維護費用」提案的居民，家中的自來水供給量沒有問題，顯示民眾還是會願意將一己之私拋開，正視整體社區公共問題。芝加哥模式看似擁有諸多優勢，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仍面臨一些挑戰。參與式預算的推行需要行政與立法部門互相配合，在芝加哥模式中，因行政部門不願意承辦多餘的業務，議員常需要以一己之力承辦長達四、五個月的審議流程；若強求公務員增加工作量，恐有虛應故事的情況發生。萬毓澤指出，芝加哥模式進入到提案階段時，行政部門可能會因黨派不同而為難議員、不願給予幫助。吳建忠觀察到，儘管新店區並無敵對政黨互相傾軋的問題，但仍有同黨議員倍感壓力而阻撓居民提案。「大家就會問為什麼他可以拿配合款出來但你不行。」吳建忠表示，有議員直接使用自身配合款執行民眾在住民大會的提案內容，並說服民眾撤案、退出冗長的審議過程，顯示在此議題上，不僅敵對黨派、同黨議員也存在競爭關係。<b>建立共同情感　文化部實驗計畫凝聚社區力量除了縣市層級的參與式預算外，文化部於2016年啟動「推展公民審議與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以長達20年的「社區總體營造」成果作為基石，在全台六個社區發展參與式預算，期望由下而上凝聚公民力量。在104年文化部參與式預算實驗計劃中擔任中區助理的蘇祐磊認為，參與式預算的目的在於打破社區長久以來既定的權力結構，「不是由很會寫計畫或掌握資源的人帶領，而是回到最原始的公民參與精神，讓社區居民自主決定社區未來的發展。計畫實行已一年，文化部委託團體「新作坊」在埔里眉溪部落獲得良好成果。他們表示，此個案之所以能成功，關鍵在於在地居民自主地參與公共事務。蘇祐磊指出，眉溪部落的居民原先視參與式預算為另一個撒錢政策、認為提案是少數人的權利，也因為交通不便的問題，擔心實際執行成效不彰。里長則對民眾是否具備識讀能力存有疑慮，要求轄下各鄰長直接找人提案，但此作法有失參與式預算由公民自發參與的初衷。新作坊透過與居民建立與雙邊信任關係、以情感連結凝聚認同感，來增加居民的參與動機。歷經半年的推動，部分居民抱持聯絡感情的心態參加會議，但過程中也被討論的氣氛渲染，場面逐漸熱絡。近五十人的會議，居民組成多元，學歷從不識字到研究所，年齡從大學剛畢業到九十幾歲。「從參與式精神來看，原本沒有在參加社區事務的人來參加，從這一點來看是成功的。參與式預算讓原先較不關心公共議題的民眾願意走入會議、參與討論。在傳統社區，以往掌握資源都是同一群人，即使投注新資源，仍是複製舊有權力結構。「我們希望能翻轉這樣的權力關係或階級。」住民大會後未進入審議工作坊，是文化部的參與式預算計劃不足之處。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該計畫預算僅十萬元，無法支持工作坊程序，讓政府、專業人士參與修改建議。文化部的計畫重點在於培養社區參與的意識、協助團隊、甚至公部門的培力，成立審議工作坊雖非現階段計畫重心，但在未來仍需與住民大會的提案內容並重，才能讓提案內容更完善、更具執行力。<b>上而下易淪<b>為做<b>政績　民眾自發參與成關鍵除了地方縣市個別遇到的問題外，台灣在發展參與式預算時，也碰到共通的問題。目前台北市、台中市的模式都是基於首長意願推動，再邀請學者來主持、規劃程序、培訓等。周睦怡提醒，會議數量、培訓人次、認證人數，都不一定代表實際達到的成效。發展參與式預算需要耗費長時間培養公民意識，而非制式的核可標準以及短期的訓練可以達成。除了政府的培訓與推行，民眾是否自發性投入參與式預算才是最重要的課題。蘇祐磊直言，「有些區是玩假的，想辦法在期限內完成、達標。」例如過場式的開住民大會、徵求提案，藉以達成績效。倘若由上而下的推力不再，又缺少下而上的公民參與能量，參與式預算無法持久。參與式預算推行至今已有兩年，吳建忠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總結時間。」是時候停下腳步檢視施行成效，修正過去的不足之處。「像紐約市盡可能邀請弱勢族群來參加，他們的定位就很清楚。」台灣需想清楚自身辦理參與式預算的定位，而不只是跟風，否則當政治人物下台，容易面臨人走茶涼的局面。<b>政策延續待法制化　推動不單靠政府林祐聖指出，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將參與式預算法制化，政策能否延續根據當政者意志而定，也經常隨政權轉換而消逝。此外，參與式預算先提列預算、再討論花費項目的流程，不同於傳統議會或行政部門審查制定預算的方式，容易遭到多數政治人物反對。「這是柯文哲競選時提出，下一屆換人會不會就沒了？」林邦文指出，有必要將參與式預算法制化，設立專責機構，每年提供固定的預算由民眾自行規劃。關於參與式預算法制化的理想方式，萬毓澤認為不應用過於繁複的規範限制了發展彈性。「最好的方法是規定每年縣市政府的預算當中，要有一定的比例撥給參與式預算，確保它能夠穩定執行。參與式預算的初衷是讓公民自發地關心公共事務，共同參與市政的推動、補足代議式民主的不足。「這條路是很漫長的。」吳建忠表示，政府及學者要先有足夠的耐心長期陪伴計畫進行，從小處著手，才能打造審議式民主的基石。

【記者王若璞綜合報導】7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票通過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特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104條釋法，宣判政黨「青年新政」兩名議員10月12日的宣誓無效。釋法涉及香港司法獨立與北京政權的拉扯，出現中國強勢干預香港法治精神之疑慮。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終審法院才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人大常委會卻強行主動釋憲，已屬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基本法》104條短短84字，人大委員會卻以669字釋法。人大常委會此項舉動起因於香港10月的議員宣誓風波。第六屆香港本土派政黨「青年新政」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9月宣誓時，攜帶「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旗幟，並以「支那」一詞替代中國，引起爭議。中方認為宣誓未具誠信，形同違反議會規定，侵害中國國家主權。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的港生楊海林表示，此次釋憲並不符合司法程序，完全破壞香港所謂三權分立制度，意圖將人民撕裂成親中派與港獨派。楊海林提到香港近年抗爭成效不彰，抗爭成本將會越來越高，動員力也降低，經此釋憲後，可能造成香港青年走向政治冷漠或激烈抗爭兩極化。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學生黃柏軒也認為，這次釋法事件是香港步入更混亂時代的分水嶺。即便兩位議員的行為有多麼不合適，運用司法手段褫奪公權更是錯誤，「這就像向所有香港人說司法制度和立法機關都是空有其表。」香港政黨「熱血公民」黨員鄧世元現就讀政大政治系，他解釋，在歷史影響下，中國採用的法律屬「大陸法系（成文法）」，《基本法》則遵循前殖民母國英國的「海洋法系（不成文法）」。中國主動釋憲過程除了危害司法制度外，也因為法律派系不同而呈現邏輯差異，明顯想要干預內部事務。鄧世元對於中國主動釋憲不意外，他評論兩名青年議員是意氣用事，明知道北京當局會大動作檢視，卻選擇用不必要動作浪費政黨資源，結果模糊了本土派訴求。香港與中國實施一國兩制近20年，雙方屢有摩擦。針對這次宣誓風波，多數香港人認為需要提請釋法，但應該由香港終審法院自發解釋，而不是中國政府違反司法程序、主動干預。然而此次人大釋法有可能讓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政治處境更加灰心，鄧世元形容香港政局正陷入冰河時期，他希望釋法權回歸香港終審法院，維護司法獨立，並寄望明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青年不要受釋法影響，繼續參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