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雅媜綜合報導】視網膜上的微血管能透露出眼部病變的徵兆。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特聘教授陳錫釗研究團隊研發出「人工智慧辨識視網膜血管影像與重建方法」，以AI人工智慧協助眼科醫生判斷血管位置及狀態，榮獲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金牌。過往醫師欲取得視網膜血管造影，須先使用紅外線眼底照相機拍攝影像後，人工標誌出血管的位置、形狀，並加以判斷，此過程費時費力。陳錫釗說：「醫師檢視大量的影像內容，可能因眼睛疲勞而降低判斷準確度。」於是研究團隊開發辨識系統，利用AI人工智慧自動標示出血管型態、位置，減輕醫師治療負擔。雲科大視網膜血管影像重建系統選用目前最新的Sine型網域全卷積神經網路作為AI訓練模型，經測試，其訓練所需時間相較於傳統常見之U型模型短，且可達近97％的準確率。陳錫釗表示，U型模型的做法是透過將影像解析度分階段降低，以數個層次分析不同的影像元素；而Sine則是採取先增加、再降低解析度，透過雙向轉換並減少分析層次數量，以達到縮短訓練時間，並有高度準確率的效果。 Sine型網域全卷積神經網路模型訓練時，影像解析度會先向上增加、再向下減少，以增強學習效果。　圖／藍聖翔提供訓練AI模型需要投餵大量的影像資料。研究團隊因應醫療使用需求，故選用經專業醫師繪製並認證的血管影像，惟從國際公開資料庫取得的數據不足以應付訓練需求，故團隊需再將原有影像分割出5000筆以上的資料來訓練模型。團隊學生藍聖翔說明：「我們將圖像左右翻轉、上下顛倒或隨機旋轉後進行局部切割，以增加訓練資料量。」 以人工智慧辨識視網膜血管影像與重建方法產生之視網膜血管造影，由左至右為原影像、灰階影像、AI預測影像。　圖／藍聖翔提供完成訓練的系統可供一般電腦伺服器使用，讓醫療院所不需特意升級硬體，直接把眼底攝像照輸入電腦系統，便得到完成標記的血管造影。眼科醫師沈仁翔認為此技術可以先在內科或家醫科診所推廣，他說：「視網膜血管是大腦的延伸，若一般診所可透過此系統觀察出眼中風等疾病徵兆，可減少病患錯失醫治良機的狀況發生。」長庚醫院眼科部教授賴旗俊則表示，系統雖然對資料整理、降低勞力需求有幫助，但以目前的法律制度及AI的發展程度而言，醫師仍難以完全信任系統，他說道：「AI若判斷錯誤而導致誤診，醫師要為其負責，因此我們還是會比較傾向自己判斷。」

【記者丁盈瑄台中報導】中藥的芳香撲鼻而來，瀰漫在日式建築的街道上，許多攤販在叫賣著。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以下簡稱中資系）於21日至22日和台中市中藥商公會、中城再生文化協會等單位一同在台中市中山路（俗稱舊城區）舉辦「藥香時光市集」。中資系主任張文德說：「希望帶領民眾回到舊城區中藥行的前世，並認識今生中藥行轉型的面貌。」 舊城區許多中藥行已退出市場，永生參藥行是現今中山路上少數仍在營業的中藥行。　圖／丁盈瑄攝「這是中資系的名字第一次被放在與中藥有關的大型活動上」，藥香時光市集的發起人張文德熱情地分享。過去中山路上中藥行林立，是全世界中醫藥場所最密集的地方，他認為這便代表中藥對台中具有歷史意義。然而，比起台北、高雄、台南等縣市，台中不曾舉辦過中藥文化的活動，藥香時光市集是第一個。而這次由於是以學校身分參與市集，他希望能和其他攤位不一樣，便決定傳遞中藥用藥安全的衛教知識給民眾。 中國醫藥大學的同學們向民眾介紹哪些中藥材屬於活血藥材，並同時介紹不同中藥的用法及用藥安全。　圖／丁盈瑄攝「中藥也是藥學系的強項，不是只有西藥。」中國醫藥學系暨碩博士班的學生紀旻翰在中藥用藥安全的攤位上，積極地向民眾介紹生薑、當歸、丹參、川芎的用藥安全。「中藥聞起來都一樣啊！」民眾Joy（化名）表示，他說自己以前都分不清楚各個中藥長什麼樣子，只覺得味道都差不多。紀旻翰談起接觸中藥的經驗，他在研究所獲得許多用藥知識，卻一直沒有舞台向民眾介紹用藥安全，而這次的市集讓他大展身手，把中藥知識及配方傳遞給不了解的大眾。他很高興能夠與深耕在地的民眾互動，讓他更認識過去台中的「中藥街」。 中國醫藥大學的同學們向民眾介紹哪些中藥材屬於活血藥材，並同時介紹不同中藥的用法及用藥安全。　圖／丁盈瑄攝市集上，有中藥行老闆在燉煮雞湯、師傅幫外國人把脈，也有民眾在體驗杵藥，人潮絡繹不絕。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張益維與國立成功大學藥理學科暨藥理學研究所學生張雄皓，他們共同創立新創公司「百絡生技」，在攤販上請民眾試喝他們一同研發的洛神花潤喉茶，他們以大學生的角度販賣中草藥產品，希望可以打破年輕人覺得中藥很難喝的印象。 張益維與張雄皓創辦名叫百絡生技的新創公司，一同在市集販賣有寧神、潤喉作用的草本複合配方產品。 圖／丁盈瑄攝「以前沒特別注意到舊城區的中藥行。」民眾唐洪翔一邊吃著用中藥煮的水餃，一邊回答。雖然他只是路過，但他的論文剛好是研究舊城區的影像，市集幫助他了解舊城區的中藥文化。民眾文馨表示，家裡平常就有在吃中藥，但多數的台灣年輕人應該不會注意到中藥文化，覺得就是「黑黑的一碗湯」，這個市集能讓大眾引起好奇心。藥香時光市集帶領民眾回到過去中藥行林立的時代，復甦已沒落的舊城區中藥文化。中資系將結合產官學三方不同的力量共同推廣中藥多元性，他們未來也會與無印良品、博物館、米其林餐廳等單位合作，出現在大家的生活中，成為「現今中藥文化」的開端。

【記者吳冠緯綜合報導】本土小牙醫聯盟13日發起「反特權、反黑箱　要公平、護健康」活動，於立法院前集結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等成員，抗議立法院通過《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的附帶決議。活動後段，抗議群眾以集體躺馬路的方式象徵波蘭、西班牙等留學牙醫生躺平就能當醫生，以表達對其低入學門檻的不滿。 由本土小牙醫聯盟發起的「反特權、反黑箱　要公平、護健康」活動，活動尾聲抗議者於立法院前馬路躺平，舉起標語表達對於有人「躺平就能當醫生」的不滿。　圖／吳冠緯攝國內學子考取牙醫學系的困難度極高，長年以來，政府對國內本土牙醫學系的招生數量有嚴格的控制，每年全國八所大學牙醫學系招收學生平均約400名。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系學會會長黃柏澍舉例，108學年度國立成功大學成立牙醫學系，然其招生名額卻是瓜分國內原有牙醫系名額，顯示政府對於國內牙醫系招收總人數的高度管控。對比國內牙醫系入學的窄門，本土牙醫認為波蘭、西班牙等留學牙醫生們的入學門檻低，錄取方式也存在疑慮。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牙醫學系教授林元敏舉例，波蘭醫科大學直接以「畢業後可返台考照執業」為號召，入學考甚至免筆試，僅需經過Skype視訊即可入學。 本土牙醫舉起大聲公，帶領群眾高喊抗議口號，亦有民眾在立法院前對著路過的車輛手舉抗議標語，期待一般民眾能重視此次爭議。　圖／吳冠緯攝對於入學方式的爭議，現為波蘭留學牙醫生的Amy（化名）出面澄清，他表示並非所有波蘭的大學皆為如此。以Amy就讀的大學為例，入學前須達到托福門檻，且入學考分為面試與筆試，筆試由學校教授親自批改，也有教授實際飛往台灣進行一對一面試。波蘭盧布林醫科大學牙醫學系的台灣學生TN（化名）也提到，當時進行入學測驗前，也實際到波蘭接受四科預科測驗，通過後亦須進行一次筆試與兩次面試。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學權部部長蕭任廷則認為，海外留學牙醫學生的入學狀況應由政府積極把關，倘若實際入學與學習情況的調查皆存在困難，應以較保守的態度制定相關規範。 波蘭盧布林醫科大學牙醫學系的台灣學生CJ（化名）表示在波蘭四五年級都在實習，圖中身著綠色坐著的為教授，身著藍色者為助教，躺著作為示範對象者為教授的朋友，其餘圖片右邊為學生。　圖／CJ（化名）提供無論本土或留學牙醫生，若要在台灣成為執業牙醫，皆須依序通過第一階段國家考試、實習以及第二階段國家考試。對此，畢業於西班牙埃雷拉大學牙醫學系的在台執業牙醫Peter（化名）表示，他於大三進入當地診所實習，並於畢業後取得執照，成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認證的牙醫，可於德國、法國、英國等國家執業。但根據目前台灣規定，縱使Peter擁有歐盟牙醫執照，回台卻仍須經過國考與實習檢驗才能執業。對此，蕭任廷闡述國考與回台實習的必要性，他表示國內外病人的習慣不一樣，亦存在病理學上的不同。他舉例，同為口腔癌，由於部分台灣人有吃檳榔的習慣，好發點與國外存在差異。「要先了解地方文化才能醫治那邊的人。」蕭任廷說道。 本土牙醫們在活動中透過行動來展現訴求，活動最後，本土牙醫們將自製的黑箱道具破壞，象徵打破黑箱。　圖／吳冠緯攝根據林元敏提供的統計資料，國內牙醫系學生在國考第一階段通過率約為八成，高於持海外學歷者約四成的通過率。他表示國內牙醫師國考不具篩選機制，透過研讀考古題即有高機率能順利通過。他認為未來留學牙醫生改採學歷甄試，才能達到較好的篩選效果。對此，波蘭盧布林醫科大學牙醫學系的台灣學生CJ（化名）也贊同，他認為目前台灣牙醫師數量已飽和，有其必要透過較困難的學歷甄試篩選留學牙醫生，「考選部要加油，適時更改考試內容並思考如何藉此篩選，才能幫助整體醫療水平提升。」 本土牙醫與國內牙醫學生於立法院前針對《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的附帶決議進行抗議，原本《醫師法》修法被認為是向海外留學牙醫生關門，然其附帶決議被認為是在為該群體大開後門。　圖／本土小牙醫聯盟提供事實上，本土牙醫的訴求在於制度不應額外惠於留學牙醫生，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要保有公平性。本土牙醫林醫師（化名）強調，首要仍是公平性問題，其次才是專業度，且他重申並非所有海歸牙醫的專業都存有疑慮，國內仍有認真的海歸牙醫。TN說：「該檢討的是體制與制定規則的人而非進場的玩家。」CJ則認為，導致爭議的根本原因來自政府並無提出顧及雙方權益的辦法，因此，他期望政府制定政策時納入多方討論，才不會造成爭議並增加雙方嫌隙。

作為農田中的保護傘，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否真能夠替農民遮風避雨，又或者只是毫無用處的空傘架呢？　圖／江俊緯攝【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我受傷是兩年前的5月6號，我永遠記得那一天。」農機操作員洪國華回想起被農耕機壓斷腿的那天，仍然心有餘悸。「爸爸，帶我去蹦蹦！」在洪國華的三歲兒子眼中，爸爸賴以為生的農機只是會發出「蹦蹦」聲的玩具。殊不知，那天應兒子要求去田裡「蹦蹦」的洪國華，差點被失控的農具奪去性命，眼看著金屬製的笨重農機朝自己襲來，他卻來不及反應，應聲被擊倒在地，「短短兩秒鐘之內，你只有一個想法，死啊。」洪國華頂著刺眼的陽光，站在雜草叢生的農地中，重現兩年前被農耕機猛力撞傷右膝蓋的場面，並擺出倒地無助的神情。雖然事發後，洪國華幸運地重建斷裂的十字韌帶，但為了營生，手術後他強忍著劇痛立刻接續工作。他模擬當時用繩子將塑膠椅吊起作為階梯，再以左腳用力蹬上發財車，才能順利上下農機，「（開車時）用左腳踩右側的油門，避開沒力的右腳。」「什麼農民職災攏嘸啊（都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不知道。」洪國華回憶，當時他只慶幸能活下來，醫院和農會從未向他提及理賠事宜，至於治療的開銷，因為他沒有加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農民職災險），無法申請職災理賠，只能摸摸鼻子認命，繼續工作想辦法賺回來。然而，發生意外兩年至今，他的右腳仍會在行走時隱隱作痛。 屏東縣農機駕駛員洪國華兩年前右腳十字韌帶斷裂，動完微創手術後卻直接工作，沒有養傷及復健，至今仍可看出右腳微跛。　圖／邱海鳴攝洪國華的案例只是冰山小角。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統計，民國109年農業就業人口為55萬餘人，且這些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高達62歲，如此龐大且高齡化的群體，卻被排除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勞工職災險）之外，沒有被視為相同的勞動力，那當前能夠保障農業工作者的權益是什麼？<b>同是勞工卻兩種制度　<b>農民職災險功能薄弱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農保）為保障農民權益的主要法令，希望讓農民享有與一般勞工相同的保障。台灣於107年修正農保部分條例，全面試辦農民職災險，保障從農者的職業安全，補貼農民因職業災害產生的傷害、身心障礙、就醫及喪葬等花費，保費為每月新台幣25元。農民職災險採自願性投保，農民只需月繳保費15元，另由政府補助10元。不過，低廉的保費卻沒換來顯著成效，據108年行政院院會議案公告，全台農民投保率僅有15％，以今年桃竹苗地區為例，農民投保率皆不及三成。農業工作者投保農民職災險須符合兩種身份：一、具有農保資格的實際從農工作者；二、現在有實際從農工作，但已領過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者，能以健保第三種類人身份申請加保。此外，農委會現在也正增修範圍，希望納入不具農保身份、但有實際務農的實耕者。農民職災險積極廣納多種身份，原因在於，先前的農保，無法落實農民健康給付的功能。「農保本來就是掛羊頭賣狗肉，雖然叫做農民健康保險法，但實際就是領退休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良榮解釋，現在的農保雖仍具「健康」保障，但因為給付過低，逐漸被84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條例》（簡稱健保）取代。而現在農民投保農保的首要原因，是為了在退休時，領到相當於勞保老年給付的「老農津貼」。為保障農民工作權益，農委會開始試辦屬於農民的職災險，林良榮認為，農民職災險應比照勞保制度做整合。他以4月23日通過的勞工職災險做比較，此法將原先勞保的「職業災害」項目單獨立法，不僅提高補償給付、完善職災認定機制，更擴大納保範圍，被稱為「勞工節最好的禮物」，但法定勞工範圍卻不包括農民。林良榮分析，勞工職災險單獨立法，能更有系統地保障各領域勞工，「但勞工的給付提高，農民跟一般勞工的給付就會有明顯落差。」他說明，同樣付出勞力工作，但農民和一般勞工卻使用兩套職災保險制度，導致受到的保障不同，對照改善後的勞工職災險，凸顯出農民職災險的功能薄弱。<b>田間傷害難舉證　<b>理賠審理程序亦冗長 農民只有在工作中傷亡，才能獲得農民職災險理賠，但判定上卻存在模糊空間。林良榮說明，農民職災險強調「先傷後病」，即優先辦理職業傷害，而暫緩理賠慢性職業病，因為判定職業傷害遠比隱性疾病容易。除認定職業疾病困難外，相關醫療服務也尚未完善。目前全台只有兩家農民醫院，其中一家是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該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主治醫師李念偉說道：「農民來看診的很少，一年大概十幾個而已。」而且多為明顯外傷，少有農民因為職業病就診。他另提及，慢性的骨科疾病應該為農民職業病大宗，但現在農民職災險並未保障，導致農民就診意願低。疾病發生不像外傷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因此農民難以舉證。「農民說噴農藥導致職業病，說不定是阿伯自己愛抽菸、嚼檳榔。」林良榮解釋，目前台灣沒有專精農業醫學的專家，因此在判定農民職業病時，不免難以鑑定。另外，農業的工作場域自主性高，上班時間和路徑會依據季節、天氣或供水時間等因素改變，通勤時的職業災害沒有統一判斷依據，使得保險理賠條件更難認定。「阿伯從農途中，可以繞一下先去吃個早餐啊！」林良榮舉例，下雨也可能導致農民臨時更改上班路線，而農民職災險並無考量這些不確定因素，反倒全然由農民自行舉證。農業職災的舉證程序涉及法律知識、網路操作，需要農民自行提出資料佐證，常讓理賠對農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屏東縣養豬戶許先生（匿名）憤慨說道：「小傷還可以照相，有的人已經躺在那邊，要怎麼照？」他還提出，多數老人家不會用手機，農民職災的舉證制度，仍有諸多改善空間。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分享，曾有農民在深夜巡田時發生意外，申請理賠時，卻被懷疑是要去朋友家裡喝酒的「假職災」。經由農會協助後，透過行車事故鑑定，證明農民當時穿戴著雨鞋，輔以當地輪番灌溉的時間表、委請專家協助農民製作的路線圖，才成功幫助農民取得職災理賠，舉證過程耗費諸多人力和時間。 屏東縣農民鄧振宗在採收檳榔時，左手拇指不慎被農刀割傷，他表示，為了生計，受傷也無法休息，更無暇顧及傷口有破傷風的可能性。　圖／邱海鳴攝儘管如此，與農民第一線溝通的農會，只能負責幫農民辦理申請程序，最終認定仍交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然而，勞保局不諳農業事務，導致諸多理所當然的田間耕作常態或傷害，卻需花上冗長的判定時間，以及勞保局、農會及農民之間數次溝通。屏東縣長治鄉農會經辦洪怡芬分享案例，一對夫妻在田裡灑水時，老婆幫忙牽水管，卻不慎絆倒導致膝蓋受傷，農會協助申報後，勞保局竟回函詢問工作時牽水管的原因，「牽管一定需要協助，在田間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洪怡芬無奈地說。前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處長林德輝也強調，勞保局的審議委員未必了解農耕生態，所以農會需要花更多心力解釋及舉證。面對難以認定的農業職災案例，勞保局也會轉交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監會）協助、提供專業農業知識。被聘為農監會委員的鍾清輝形容道：「像是再一個複審的機會，怕會錯殺農民權益。」此方法雖然提高審核理賠的正確率，但同時也顯示出農保特殊的法律地位，不像勞保原先就由各領域人才進行審查，農業職災卻需要另組織單位判定。<b>農民身分難認定　投保、請領困難重重 「其實一開始是要把勞工、農業、漁業、軍公教，統一包在國民保險（註一）裡的。」前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處長林良懋補充，但各職業的工作內容差異過大，難以統一訂立保險身份及理賠申請，所以最終選擇分開納保。註一：國民保險（簡稱國保）為一種政策概念，主張所有職業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並未實際辦理。然而，各自立法後並沒有妥善分配接管單位，農保仍全權交由勞保局負責管理，使農民職災險缺乏農業領域專家和適用的審核制度，導致職災判定過程曲折，更顯示出農保、勞保條件的不平等，甚至連最基本的農民身份認定，也依舊懸而未解。如何界定納保人身份，定義出農民與其他勞工的差別，為各自納保後的首要難題。研究勞動法領域的林良榮表示，農保在被制定時，斷定農民都是長期務農、藉此營生的人，在這樣片面的思考模式下，認定長期務農者理當擁有自己的農地。因此，農保資格大多以農地為判斷依據。「時代轉變、從事農業的生活型態變得多元，就產生了很多人沒有農地，但實際在從農工作時發生職災。」林良榮補充，現今有諸多投身休閒農業的都市農，或是政府大力推廣的青農，這幾類從農者多半沒有自己的農地，但有務農事實，也可能發生農業職災。同樣可歸類為農民，但農保卻將他們排除於保障之外。農業保護傘外，仍有一群身份沒被界定的農民。雲林縣青年農民聯誼會總會長陳鳳義提出，現在農民職災險存在癥結，因為農民需要有農保資格，才有投保農民職災險的門檻，「很多真正的農民沒有農保，但是很多不是正常的農民有農保。」台灣目前僅劃分出農民與勞工界線，但仍有一大區塊需要被界定的農業工作者。農民被強制與勞工身份畫出區隔，更導致農民職災、職業病難以認定。有在務農的林德輝說道，農業屬於特殊工作，台灣有諸多兼業農，上午耕作完、下午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職災分類變得困難，「像中暑過熱、心血管疾病，怎麼知道農民是因為其他工作，還是從農造成的？」 菜農林春生注重工作場域的安全，要求員工要穿鞋工作，包裹頭部防止中暑，希望將農民受傷的機率降到最低。　圖／邱海鳴攝林德輝補充，勞保配有專門預算和職業醫師，負責預防與認定勞工職災，但農業部分，卻沒有人教導農民安全知識，「應該涵蓋到所有勞動力，不應該只在有勞保身份的勞動力者。」他認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稱職安署）範圍涵蓋士農工商，農民和其他工作者一樣，都是付出勞動力工作，勞動部應該也要照顧到農民。「保險是風險管控，跟場域、地點有很大關係。」林良懋提及，現行的勞工職災法，區分出各行業別，計算不同行業的費率，但農民職災險卻沒有分類。實際上，農民在不同環境、從事各類務農，危險程度會有差異。保證責任台灣佳沛果菜生產合作社理事陳育旗談道：「在外面（務農）比較危險，有水會掉下去，保費應該要加高一點。」而在裝置齊全的溫室中耕作，發生職災風險較低，保費應該因應工作安全程度做出區隔。<b>讓預防先行於救濟　與農互信成宣導關鍵 「15塊保險，我一天吃一顆蛋，身體還會比較強壯一點。」陳育旗笑說，他認為農民職災險的保障內容不完善，認定職業傷害的標準也模糊，不如自己另外保意外險，或是與農業工作者共組職業工會，加入勞保，在較健全的職業災害制度下受庇護。農民除了會因環境，導致中暑、熱衰竭等傷害，農機操作也是傷亡的另一主因。根據《聯合報》資料庫「聯合知識庫」過去的資料顯示，全台每年約有一至兩件、因為農民操作耕耘機不慎，導致壓傷、死亡的案例。「我從國小四年級就開始工作了。」洪國華從手持的小鐵牛（註二）開始學，慢慢到高中才接觸大型農機，「因為我爸是開火黎（註三）的，我不喜歡唸書，就去開農機不讓老爸唸。」洪國華已有近三十年的農機操作經驗，但是他沒有安全防護觀念，即使再熟悉小鐵牛，還是敵不過意外突襲。註二：小鐵牛為手持操作的小型農耕機，因為比傳統耕田牛隻有更好的功能、效率，所以有「鐵牛」之稱。註三：火黎為人工駕駛的大型四輪農耕機。洪國華的經驗絕非個案。相反地，多數農機駕駛都是邊開邊學，沒有人教導才是常態。對此，林良榮指出，政府除了給予職業災害救濟之外，更應從根本做好預防受傷的教育。「沒人想到農業預防，更不可能想到教農民做預防。」林德輝點出棘手的現況。他以日本借鏡說明，日本農民擁有「自主預防」的概念，像在操作機械、割草時，農民會替自己預留一塊安全範圍，作為遠離機械的動線，台灣農民卻習慣極盡使用農地，導致發生事故時無法即時應變。除了建立農民的預防觀念外，陳育旗也談到農機附有安全設備的重要性，「進口的機械設備絕對不會有人死掉。」他描述，進口農機是密閉式車廂，且裝設空調，可防止摔落和中暑。而且，若行進間沒繫上安全帶，進口農機的移動速度會自動大幅降低。 許多農民沒有受過正規農機操作訓練，而農機也沒有安全帶等安全設備，當農機故障時，農民沒有緩衝時間可以逃生。　圖／邱海鳴攝事實上，若農民真的發生職災，現在並沒有能幫助他們重回、適應職場的措施。現行的勞工職災險皆有「職業重建」制度，但是，唯獨農民無法享有相等權利，林良榮感慨說道：「現在的農保這麼薄弱，給付這麼少，農民發生職災後，要如何重回農務工作？」針對單薄的農保制度，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認為，政府應該利用施行農民職災險近四年的經驗，蒐集農民申報職災的案例，了解每個地區常見、特有的農業職災，再進一步精良相關農用設備、宣導安全觀念等，建立一套適用各地區的農業預防機制。可惜的是，根據農委會統計，目前全台農民職災險平均投保率僅有二成七。對此，鍾清輝以工作經驗分享，美濃區農會的農民職災險投保率將近四成，「重點在溝通，農會要建立好的信用基礎。」他舉例，因為美濃區有諸多客家族群，所以他會將複雜的農保資訊，轉換為客家話再重新轉述，和當地農民建立良好關係。「我們只有跟農民擁抱在一起，農民才會信任我們。」鍾清輝豪邁地笑說。 早期溫室裡最高溫可能高達攝氏45度，現在多藉由在溫室設置遮陽布，並在適當距離配放插座、風扇，預防農民在烈陽下工作時中暑。　圖／邱海鳴攝

【專題記者黑立安、詹湘淇、陳宥菘、甘媄心綜合報導】民國102年3月，新北市八里區發生一起雙屍命案，震驚全國。兇手媽媽嘴咖啡店店長謝依涵被以強盜殺人罪起訴，三度被判處死刑，四年後，台灣高等法院以無前科、獄內表現良好等嫌犯具「教化可能性」為由，改判無期徒刑。審判結果引起大批網友和民眾憤慨。民眾阿誠（化名）認為，嫌犯既然無法承擔不去傷害他人的基本義務，就不該享受同等的人權，「拿有無教化可能性這件事來當判決依據，這種概念很抽象，而且大部分情況下判斷教化與否的標準也都不一樣啊。」教化可能性一詞概念抽象、定義模糊，卻足以成為定義一個人生死與否的重要條件，引發社會質疑。身處科學與司法交界的精神鑑定醫師或心理師，在承受媒體與大眾檢視的壓力時，又如何能遵照自身專業，並在攸關生命去留的關鍵時刻，做出最適切的判斷？ 「教化可能性」近年成為死刑量刑的重要指標，精神鑑定醫師或心理師在做出鑑定判斷時，常身陷專業倫理與民眾意見的拉扯。　圖／陳宥菘攝<b>「教化可能性」成量刑依據　判決一致性存疑慮針對教化可能性如何成為死刑量刑判斷標準，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佳玟解釋，先前是由法官考量被告的出生背景、成長歷程去做綜合性判斷，決定是否有教化可能性。102年後，為了讓法官在判決時更有依據，最高法院規定死刑判決需經過辯論，因此法官可以申請為犯罪行為人進行鑑定，作為判決時的參考。隨後教化可能性演變成法官在量刑時需考量的項目之一，並逐漸成為量刑的重要標準。法官申請鑑定後，醫院會成立鑑定團隊接下委託，並開始檢閱相關資料，再由不同職類分別進行鑑定工作：精神鑑定醫師負責診斷個案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臨床心理師執掌心理衡鑑及觀察、社工師則需了解個案的社會、家庭背景資源，並就法院要求的鑑定項目展開評估。而收到鑑定報告後，法官會根據鑑定報告，行使職權判斷犯人是否具教化可能性，並且是否得以成為減刑依據。教化可能性一詞首次在97年度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被提及，並成為該案犯罪行為人未判處死刑的原因。隨後，時任最高法院法官吳燦在102年立下「吳燦基準」，內容包括：法官選擇科處死刑時，應逐一檢視、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十款事項，其中第四到第六款為評量被告教化可能性的參考準則。法官也需判斷犯罪情節嚴重程度，是否達到不得已必須科處死刑的情形。最後，若犯罪行為人有教化可能性，則可以不判死刑。根據現行法規，法官採用《刑法》第57條判斷行為人的品行、態度、動機等因素斟酌刑期，其中包括教化可能性所涉及的心理鑑定。然而，將教化可能性作為量刑基準，應該斟酌到什麼程度，至今仍是各大判決出爐時眾人討論的焦點。曾殺害女友的吳敏誠，因感情糾紛再度犯下殺人罪，一審遭判無期徒期，二審法官則改判死刑。隨後吳燦首度引入科學鑑定判斷犯人是否具教化可能性，考量吳敏誠童年背景與再犯可能性低，使其在更三審得以免於死刑。但在鄭捷犯下無差別殺人案時，法官卻以「鄭捷罪行重大，已不必考慮教化可能」為由判處死刑。對於上述兩起殺人案引用教化可能性的標準，民眾彷彿霧裡看花，使判決一致性蒙上一層灰。「教化可能性」無明確定義　法界、鑑定人缺乏共識近年來，教化可能性成為法官在死刑量刑時的關鍵因子。但關乎一個人「被判死」還是「被判生」的依據，在法律面與鑑定面，皆缺乏明確定義。因法條中沒有定義，每位法官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導致量刑判斷標準並不一致。「它（教化可能性）不是個專業的名詞。」李佳玟更進一步點出，當教化可能性的概念不明、規定不清，卻又成為量刑時具高影響力的判斷標準，不僅與全民期待的量刑基準一致性相悖，「也容易產生爭議：有高教化可能性我才不判死？還是有一點教化可能性我就不判死？」教化可能性的概念含糊，第一線鑑定人也因此無所適從。台灣司法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鄭志強即提出質疑：「如果連法律人員都講不清楚教化可能性是什麼，我們鑑定人相對沒有科學基礎跟資料可以協助判斷。」事實上，教化可能性於心理學、醫學領域中並無相對應的概念，也缺乏具有科學基礎的測量工具。對此，曾替吳敏誠、謝依涵等人做心理鑑定、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的趙儀珊在接下委託時，曾在鑑定書直言，教化可能性概念在心理學中不存在，他因而提出在進行評估時，以「矯治的可能」、「再社會化的可能」、「再犯的可能」三大概念取代「教化可能性」，於司法判決與媒體報導中掀起一陣旋風。趙儀珊提出概念後招致專家學者質疑。鄭志強表示，他並不反對以其他理論名詞再次定義教化可能性，但所謂「科學」鑑定，採用的理論與方法應該要能被實際驗證，而趙儀珊新提出的三大概念未能通過科學方法檢驗，因此難應用於實務層面。台灣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楊添圍同樣認為不需將教化可能性再次拆解、定義，經由這幾年實務經驗，他發現新提出的三個概念，在運用時亦產生阻礙，對於鑑定教化可能性並無實質幫助。因此他建議將鑑定判準回歸既有《刑法》第57條，尤以第四至第六款為主。然而實務上，鑑定師不只會接收到鑑定教化可能性的委託，偶爾還會遇到法官提出「該不該減刑？」的疑問。鐵路殺警案精神鑑定醫師、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身心醫學科醫師沈正哲無奈嘆道：「其實大部分的法官對於嫌犯的身心狀況、精神疾病等並不是很瞭解，所以他們才需要詢問醫師或心理師。」當鑑定人基於專業給出結論，卻時常被社會嘲諷為「白袍法官」，大眾批評醫師竟掌握犯罪人的生殺大權。對此，鄭志強說：「法官應該回到自己的心。」他認為應由法官裁定最終判決。楊添圍亦強調，鑑定人應與法官有「專業界線」，鑑定人僅提供專業鑑定，而判斷與結論則屬法官職權。身處輿論風口　鑑定人陷專業與民意兩難鑑定人雖欲秉持專業態度進行鑑定，然「教化可能性」的精神與心理鑑定模式缺乏統一標準，鑑定需涵蓋的內容、採納的事證等項目也未程序化，使得許多鑑定人不知所措。目前司法精神醫學與臨床心理學界皆尚未發展出具備科學基礎的評估標準與檢測工具，以證明犯罪行為人有無教化可能性。鄭志強不客氣地批評：「我看到現在的鑑定真的很可憐，像看圖說故事，只是這個圖，是他們所謂的法律證據，而沒有科學的回答能參考。」面對此窘境，部分精神科醫師在實際鑑定時，會將「教化可能性」化約為「改變可能性」，但此作法卻會挑戰醫師的專業倫理。因為在醫學的觀點中，往往希望能以「治療、復歸」的態度看待個案，即便是末期病人，也有安寧療護可供選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解釋，精神醫學界也有許多知名實驗證實，就連單細胞生物的行為都能隨環境因素改變，「那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被改變，只是看他在哪種環境而已。」對於注重科學精神及醫學觀念的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鑑定教化可能性成為遊走於專業倫理邊緣的危險行為，也因此，許多鑑定人一致拒絕相關委託。「我們有窮到連這種錢都要賺嗎？」鄭志強無奈問道。鑑定教化可能性違反他實事求是的專業原則，「這涉及一個人的生死欸，適合專業人員沒有任何證據就下結論嗎？絕對不適合。」亦有精神科醫師認為，教化可能性根本不該由鑑定人負責。李俊宏表示，教化可能性應交由監所的教誨師，依犯罪防治專業評估當事人狀態、設計並執行教化計畫，「我們會直接跟法院說明，因為我們是醫療單位，並沒有負擔矯正教化的業務。」李佳玟也補充，刑罰的目的並非只有懲戒，同時也有預防、矯治的積極作用，因此監所會透過職業訓練、性格改造等措施，避免犯罪行為重演。然而，當法官援引鑑定報告後所做的判決，不符合民眾自身認知時，鑑定人卻又被推上浪尖，大眾對精神鑑定醫師、心理師的印象也被抹上一層陰影。「很多專業人員會去罵民眾是『民粹』，但表決其實是民主社會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鄭志強認為，專家必須一再教育民眾，也希望民眾能適時傾聽專家的意見。楊添圍則說：「這衝突，有很不舒服的地方，但絕對有正面的意義。」他將歧見視為社會進步的必經過程，也鼓勵精神科醫師在專業社群中支持彼此，忠於自己的判斷。沈正哲也表示，當自己宣布退出鑑定業務時，許多師長與同事紛紛致電、寫信送暖，甚至在臉書發起送花活動，上百名精神科醫師都留下溫馨訊息，希望他重拾信心，「認識你、熟悉你做事方式的人還是會肯定你，給你鼓勵。」「教化可能性」認知分歧　宜與社會溝通化解疑慮 教化可能性一詞是對於犯罪者未來再犯的風險評估，但當前社會對教化可能性的想像殊異，更有民眾質疑，這個概念就像是一個未知的賭注，面對社會疑慮，法律、精神醫學與心理學界應如何回應，成為一大挑戰。事實上，對照目前尚未完全廢除死刑的國家，如日本、美國等，其司法實務及理論仍並未將犯罪行為人「教化或矯正更生」的可能性，視為一般性的量刑基準。李佳玟解釋，目前國內法官必須找到「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罪犯」的理由，才能再進一步決定宣判死刑。他也感嘆，教化可能性無法量化造成判斷標準模糊，「到底是什麼樣的標準之下，才能讓一個人決定他（犯人）有沒有資格繼續活下去？」李俊宏則建議，既然民眾對法律層面上的概念存有疑慮，媒體在報導中更應該完整說明前因後果，「不能全怪民眾，會有認知落差表示社會溝通的過程出了問題。」他指出，國內相關報導經常只有結論，也許能參照國外正反方觀點並陳的方式，以回應民眾的法感情（註）。註：法感情指人們對法律採取的態度，也可意指人對法律的信仰與依賴。「任何死刑判決都是無比重大的決定。」李佳玟緩緩道出，教化可能性的概念涉及生死，對於同樣生而為人、卻被要求做出判決的法官也是一道難題，「我能夠明白社會大眾會希望這些判定都要有明確且一致的標準，然而，當判決已成，能不能同理這些結果其實也很看個人。」在教化可能性一詞能得到全面理解之前，理性的跨界溝通或許是消弭認知落差的最佳解方。

【專題記者蕭淳云、駱芷萱、崔兆慧、周佩怡綜合報導】抽血櫃檯前，手拿檢驗單的病患來來往往。有一群人身穿白袍，在第一線為病患抽血；另一部分的他們，在實驗室裡專注地檢查血液中的血球異常。他們是俗稱「醫師之眼」的醫事檢驗師（以下簡稱醫檢師）。許多會診中，醫師無法透過問診、觸診得知病人確切狀況，這時便需要醫檢師協助，採集患者的血液、尿液或糞便，並檢測其中的各項數據，作為醫師的診斷參考。醫檢師承諺（化名）形容：「醫師的客人是病人，而我們的客人是醫師。」台灣的醫檢師養成，必須畢業於相關學系、歷經800小時的醫院實習、再考過及格率不到五成的國家考試。看似嚴謹的人才培育體系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讓醫檢師成為如此弱勢的存在？<b>受限於薪資天花板　醫檢師成工作備案「別人問我在做什麼，我都說驗血、驗尿、驗大便。」25歲的許柏均，從事醫檢師工作邁入第三年。在他的計畫中，10年後，他要離開這個行業。這陣子，許柏均剛好值早班，電話那頭的他，聽起來總是略顯疲態。醫院的醫檢師多採三班制（註1），每家醫院的輪班制度不盡相同，以他為例，每個月大約需要上五天大夜班、七天小夜班。註1：醫院醫檢師需提供24小時的檢驗服務。大部分醫院採三班制，分為白班（08:00-16:00）、小夜班（16:00-00:00）和大夜班（00:00-08:00）。在中部工作的他，起薪3萬出頭，如果當月績效好，加上獎金大概可以領到4萬左右。以入社會的第一份薪水而言，聽起來還不錯，但3、4萬背後，是又緩又長的薪資漲幅，讓年輕醫檢師們望之卻步。許柏均告訴我們，就算做到退休，薪水大概就6萬上下，「本來薪水比別人高，10年後，我們還在原地踏步。」在醫院，醫檢師的薪資漲幅不顯著，再加上專業長年不受肯定，讓「醫檢師」漸漸成為相關科系畢業生口中的職涯備胎。<b>僧多粥少　醫檢市場深陷低薪循環民國45年，國立臺灣大學成立全台第一所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隨後幾年，醫檢師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興行業，「我小時候，醫檢師是很夯的職業，學生五專還沒畢業，各大醫院就會去學校搶人。」曾在醫院工作14年的醫檢師陳寬（化名）回憶往日榮景。可如今，醫檢師彷彿成為白色巨塔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技術人員。近幾年，醫檢系持續增設，培育出更多醫檢人才，但醫檢師的職缺卻沒有因此增加。更甚者，經營四間檢驗所的林清薇提到，在健保制度上路後，民眾多往大醫院檢測，許多私人檢驗所業務量銳減，從全盛時期數量近千所至今只剩大約300家，造成現今預備醫檢師人數多、職缺卻稀少的市場現況。人力供給源源不絕，讓醫檢師難以和醫院談判薪水。台灣醫事檢驗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醫檢工會）發言人凃昀吰說：「醫院覺得用這樣的薪水永遠都可以請到人。」 平時醫檢師們都待在實驗室中，只有在抽血櫃檯才會接觸病人，因此病人較不會認識他們。　圖／林佩箴提供<b>實驗室外鮮為人知的專業　109年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爆發，將醫事人員的重要性推向高峰，隨著醫院檢驗量爆增，醫檢師的工作量也大幅提升。除了高工時帶來的辛勞，俗稱「兔寶寶裝」、又緊又熱的防護衣，也加重醫檢師負擔。因為穿脫步驟繁雜、耗時，為了避免浪費時間，憋尿、減少喝水是第一線醫檢師共同的職業傷害。然而，這批身處前線的防疫戰將，並不廣為人知，他們的專業也不受重視。社群媒體上，偶爾可以看見醫檢師調侃自己被當成「操作機器的猴子」。醫檢師阿忠（化名）無奈地表示，不只民眾不了解醫檢師的專業，甚至醫院內部也有類似的聲音。承諺解釋，其實醫療儀器需要醫檢師專業判讀，才能提供準確的報告，「因為（檢體）數值異常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採檢技術不好才導致血液凝固，或是有其他原因。」社團法人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理事長劉兆偉指出，早期因大眾不認識，沒有明確的標準，才會低估醫檢師的地位和薪水。他強調，醫檢師的工作不僅需要專業醫學背景，也十分重視品質，「為了達到最精準的數據，我們需要做很多（儀器）校正和品管，以協助臨床端。」<b>醫界籠中鳥：孤立無援的醫檢師阻力一　人少勢弱，缺乏聲援「人數少講話就沒人聽。」許柏均似乎很習慣這個行業勢單力薄的情況。一家醫院的醫檢師人數占比不多，全台執業醫檢師總人數大約9000多人。以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為例，院內員工將近7000人，但醫檢師僅有300多人。許柏均所屬的醫院，醫檢師更是只有80多人。除了人數少，阿忠認為無人聲援也是原因之一。他無奈地說：「民眾不太知道我們，如果出來發聲，第一個反應可能是：『他們是誰 ？』」另一方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醫檢師全聯會）雖然長年致力於提升醫檢師待遇，卻因沒有穩定的政治力量支持，難以快速推進政策。劉兆偉另兼任醫檢師全聯會常務理事，他提到，醫檢師全聯會時常派代表到各地進獻政策，就是希望改善醫檢師薪資不合理的問題。不同於醫師全聯會和藥師全聯會，在各項醫療決策上具有強勢主導權，立法院當中公開聲援醫檢師的立委屈指可數。阻力二　讓基層無感的醫檢團體醫檢師們提起醫檢師全聯會，常常拋出「無感」這個形容詞。擔任醫檢師30餘年的柯瑟琴認為，公會組織應該要為群體爭取更好的待遇，但醫檢師低薪的問題卻遲遲沒有被解決。面對基層質疑，劉兆偉表示，與政府之間的談判需要循序漸進，「很難一步到位，需要慢慢爭取（薪資）合理化。」他也補充，為保有談判籌碼，許多會議過程無法立即向基層報告，因此容易造成誤會。部分年輕醫檢師對於醫檢師全聯會的作為感到不以為然。106年，一群30多歲的青年醫檢師另立醫檢工會，他們召開記者會、遞交陳情書，渴望透過不同管道改善待遇。對於不同團體的訴求，劉兆偉認為，每個組織有各自的職責與立場，「但只有為醫檢師全體利益努力，才能得到會員肯定。」然而，凃昀吰指出，因為醫檢師全聯會的核心決策者多為醫院內部主管，對於代表基層的工會難免有些意見。他提到，曾有加入醫檢工會的基層同仁被上級施壓，「有人被約談，或是被瘋狂調職。」我們向許柏均問起有關醫檢師全聯會和醫檢工會的行動，他坦言：「我不太了解。」不論是組織與組織、組織與基層，仍有待建起溝通的橋樑，才能真正為全體醫檢師爭取更好的未來。<b>醫檢師流動率高　新人只能倉促上場醫院工作待遇不甚理想，讓不少醫檢系畢業生卻步。目前持續進修的凃昀吰談起大學同學畢業後的流向，以一副「你絕對想不到」的表情告訴我們，「班上大概90人，只有20個考到醫檢師執照，其中又有10個不去醫院。」他強調，把醫檢師當作後路的現象，在醫檢系畢業生中並不少見，「有些人也會把醫檢系當跳板，轉行到醫療相關系所。」26歲的醫檢師靜蓉（化名），從高中起就有醫檢夢，「那時在醫院健檢中心打工，發現這份工作可以深入看到不同的醫療面相，想說去試試看。」但上個月，靜蓉決定離開醫院體系，另尋新技能，他說：「如果醫療環境很好，我就會一直待在這裡。」談起離職原因，靜蓉首先弱弱地自我質疑：「我有在想是不是我抗壓性太低。」他解釋，醫院培訓新人的時間很短，由資深醫檢師帶領大約一周後，就要獨當一面。這樣被「趕鴨子上架」讓他備感壓力，他坦言：「有時候會質疑自己發出去的報告到底可不可信。」靜蓉的經歷，點出醫院新進醫檢師的高流動率，導致資深醫檢師要花費更多精力培訓新血。由於每家醫院的檢測器材有所不同，流程、技術都需要新進醫檢師費時熟悉。但陳寬透露，醫院為了分攤人力，不會花太多時間讓菜鳥慢慢上手，「最好是可以趕快多一個人來輪大夜班。」新進醫檢師誠惶誠恐地送出報告，資深醫檢師則除了個人業務，還有帶領新人的額外負擔。面對醫院裡不穩定的人力狀況，承諺擔心可能會影響檢驗品質，「因為人少，精力都耗費殆盡。」<b>改善醫檢師工作環境的可能解方解方一　優化醫檢人力配置　反映實際工作量過去的醫院評鑑標準，醫院會依據病床數安排醫檢師人力，例如醫學中心每20床應配置一名醫檢師；地區醫院每50床應配置一名醫檢師。然而，一般病床的採檢業務並非醫檢師的主要負擔。院內醫檢師的檢測業務大多來自門診，直至去年，新版評鑑標準才加入門診量。但門診量仍難以反應真正的檢體量，醫檢工會理事長吳進興建議，未來應以處方簽或檢驗單來計算所需人力。吳進興以藥師為例，當一位藥師負責超過70張藥單，就會再增加一位藥師。他認為醫檢師也應比照辦理，限制每人負責的檢驗單數量，避免負擔過重的情況發生。 醫檢師檢驗時，會將檢體放進不同儀器，再依數據判讀報告，推斷出病人可能的狀況。　圖／林佩箴提供解方二　改善低價競爭　落實醫檢分流目前法規規定，民眾在接受醫師診治後，可採取兩種檢驗方式：自行選擇檢驗所（註2）、由醫療院所代為安排（註3）。民眾為求方便，多選擇醫院委託代檢。一條龍式的服務便民，卻減少私人檢驗所的客源。註2：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健保法》）第71條規定，醫療院所在診治完病患後，應讓患者自由選擇檢驗所接受採檢。註3：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6條規定，醫療院所可以用委託代檢的方式，直接為民眾安排檢驗服務。另一方面，私人檢驗所為了爭取檢驗業務，通常願意用較低的價格接收檢體，但許多檢驗所不敵同業間的低價競爭，紛紛倒閉。林清薇表示，原先方便民眾就醫的美意，卻讓私人檢驗所被迫寄人籬下，使醫院從中剝削利益。欲改善低價競爭的問題，首先須處理醫院低價外包檢驗的普遍作法，吳進興建議應落實《健保法》，讓市場中的部分檢體釋放至私人檢驗所，使檢驗所得以生存，同時也讓醫檢師多出醫院之外的工作選擇。<b>離開或留下：醫檢師無解的未來許柏均談起升學時期選擇醫檢系的理由，不時夾雜無奈的苦笑，「入學的時候不知道會這樣，大三大四實習後才慢慢發現。」然而，實習中漸漸發現的低薪真相並未讓他打退堂鼓，「那時可能因為新鮮感，覺得是一份滿專業的工作，所以沒有很後悔。」但現實漸漸消磨掉許柏均對這份工作的熱情與信心，「可能入行才兩年，但已經知道20年後會是什麼樣子，我覺得不會改變。」在訪問最後，許柏均主動向我們提問：「其他醫檢師都說些什麼呀？」我們告訴他：「有些說想離開，但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他以一貫淡然的口吻呢喃道：「我也是，還在想自己到底可以做些什麼。」醫檢師像極了馬戲團裡踩著圓球的大象，看似溫和，眼神卻流露長年積累的慍怒。他們不一定滿足現況，但這是他們所認知的唯一一種生存方式。也許觀眾未曾聽到大象的呼救，但當那股怒火衝破馬戲團的帳篷時，觀眾席上看戲的人們也無法倖免。許柏均目前仍在醫院工作，只期待10年後，他能順利找到賴以為生的志趣，又或者，那時的醫檢環境，已經改善到足以把他留下。&nbsp;

【記者張華真綜合報導】「我花了10年培訓才成為外科醫生，只學過五年傳統醫學的人竟然可以幫病人動手術？」11日印度醫學協會（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IMA）號召超過40萬名醫生發起聯合罷工，抗議政府允許學習傳統阿育吠陀（Ayurveda）（註1）醫生進行外科手術。除罷工外，印度醫學協會更呼籲全國醫生抵制教授非修習現代醫學的學生。註1：印度教與佛教的傳統醫學。阿育吠陀醫學認為人體是由土、水、火、氣和空間（大氣）五種基本元素組成，通常以食療、藥草、推拿、冥想及瑜珈作為治療疾病的方法。 11日印度超過40萬名醫生發起聯合罷工，暫停所有非必要的醫藥諮詢與手術，抗議政府允許學習傳統阿育吠陀（Ayurveda）醫生進行外科手術。　圖／印度醫學協會提供印度政府於11月19日修訂《阿育吠陀研究生教育規則（Post Graduate Ayurveda Education Regulations）》，允許阿育吠陀部分學派研究生在接受培訓後，可進行包括骨科、眼科、耳鼻喉科及牙科的診療與手術。政府盼藉此解決醫療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根據《 印度2019-20年經濟調查（Economic Survey of India 2019-20）》印度的醫生人口比為1：1456，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建議的 1：1000。 印度政府於11月19日修訂《阿育吠陀研究生教育規則（Post Graduate Ayurveda Education Regulations）》，允許阿育吠陀（Ayurveda）部分學派研究生在接受培訓後，可進行包括骨科、眼科與牙科等19項手術。　圖／截自印度醫學中央委員會官網此舉引起現代醫學界強烈不滿，他們認為阿育吠陀醫生缺乏為病人動手術的能力。阿育吠陀在本質上就與現代醫學不同，課程內容與學制差異更大。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AIIMS）學生曼薩・巴辛達（Mansa Bathinda）指出現代醫學生在完成五年半基礎醫學課程後，需參加錄取率極低的研究生考試，才可以進入研究所學習專業科目，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學生達摩拉吉・威瑪（Dharmraj Verma）氣憤地說：「如今阿育吠陀研究生連試都不用考，也太諷刺了！」成為外科醫生前，學生除需學習扎實的理論課程，實作經驗也相當重要。現代醫學研究生通常會到醫院擔任住院醫師（註2），實際了解手術運作。但目前大部分阿育吠陀醫院並沒有外科部門，阿育吠陀研究生的實作經驗將十分有限，阿薩姆邦醫學院（Assam Medical College &amp; Hospital, AMCH）學生斯凱・巴杜魯斯・多扎（SK Baduruj Doza）因此質疑阿育吠陀醫生的手術能力，「我猜那些修改法規的官員，自己也不敢給阿育吠陀醫生進行手術。」註2：醫學系畢業生需至醫院接受不分科住院醫師訓練（post-graduate year training, PGY），學習診療技術、熟悉門診和診斷患者等。 現代醫學醫生除發起罷工，也以標籤「#SayNoToMixopathy 」進行網路串連，反對政府整合各個醫學流派　圖／印度醫學協會提供對此，阿育吠陀醫生則認為抗議者並不認識阿育吠陀，古吉拉特邦阿育吠陀大學（Gujarat Ayurved University, GAU）前校長黑特須・將（Hitesh Jani）在報導中反駁道，「我們已經進行阿育吠陀手術教學超過35年，現代醫學醫生根本不知道！」該校學生亞甚・塔卡（Yash Thakar）表示認同，他提到依規定阿育吠陀研究生也需經過課程訓練與實作認證才得操作手術，「既然如此，為什麼一名阿育吠陀醫生不能進行手術？」除了質疑阿育吠陀醫生能力，民眾也猜測政府修訂規則的動機並不單純。多扎認為這是執政黨累積政績的手段，「他們只是想在下一次選舉時告訴選民，執政期間增加的醫生數是70年來前所未有的！」

亮麗白袍下過勞的醫師身影 　今年9月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但其中成員不到國內醫師人數的十分之一。過去受僱醫師僅受《醫療法》管轄，因目前規範有缺失，對此衛生福利部研擬修正《醫療法》部分條文，以彌補舊有制度之不足。醫師過勞案件時有所聞，卻不一定會被媒體關注。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醫師、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何建輝感嘆：「第一是因為他們很年輕，第二他們也不是什麼名醫，第三是這些家庭背後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資源。」「我當外科住院醫師第一年，才知道我睡過的值班床上曾經死過一個學長。」姜冠宇回憶過往，「學長那時候太累了，所以免疫力降低，變成敗血症，值班的時候就走了。」何建輝表示，在《醫師工作壓力之文獻回顧》等國內外期刊中可發現，醫師在連續值班四周後，認知與行為表現約等同於血液中有0.05%酒精濃度時的情形。同一份報告中也提到，一般人在入睡時「穩定睡眠」的比例為45%，但受試實習醫師即使在非值班夜晚，平均最高也僅28.1%，低於有失眠困擾的重度憂鬱症患者的32.5%。且值班造成醫師憂鬱、焦慮程度顯著上升。醫師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精神欠佳除了傷害醫師自身，也對病人有所影響。姜冠宇舉出，國外曾有罹患血清素症候群的病人在半夜因醫師誤診而死亡。他認為應改變值班方式，讓每位醫師都有足夠休息時間。然而，社會大眾普遍不認為高薪醫師也是勞工，導致醫師在爭取納入勞基法時，不易受到諒解。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廖郁雯表示，勞動關係是以勞雇從屬與否來認定，希望民眾能意識到醫師也是受雇者。 「換算成時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儘管基層住院醫師起薪約八到十萬，但廖郁雯透露，單周工時普遍維持在80至88小時，是一般勞工40至44小時的兩倍，薪資並未較其他行業優渥。「換算成時薪，我們其實是一樣的。」何建輝無奈表明。過往保障住院醫師前三年工時限制的《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當中規定住院醫師四周總工時不得超過320小時，平均一周不得超過80小時。但主治醫師和公職醫師卻無相關規範，等同沒有工時上限。住院醫師暨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陳亮甫也解釋，由於主治醫師負責決策，常處在待命狀態，加上白天開刀、門診、查房等工作，相較住院醫師更難定義其工時。此外，何建輝也指出易被忽略的隱藏工時。尤其是外科相關科別，如神經外科或心血管外科，醫師在長時間的手術後，還需查房、幫病人換藥等，一天下來總工時遠超過普通勞工每日延長工作12小時的上限，每周高達100到110個小時是常態。而醫師工時過長也和醫院值班制度有關。何建輝解釋，現行一位醫師每三到四天值班一次，一個月共輪值八到十次不等。上午八點開始看診9小時，緊接著值班至隔日中午十二點才可休息。過往甚至有醫師值班到隔天下午，連續32小時都在工作，直到近年因《住院醫師工時指引》強制規定，醫院才調降到目前的28小時。除了工時問題，廖郁雯也提到，由於缺乏勞基法規範，聘僱契約可能被醫院隨意更改，是工會接到最多的投訴事項。陳亮甫舉例，由於主治醫師具專業度，有醫院在契約裡私訂條款，要求醫師須等到有人能接替該職位，才可離職。另外，常見的聘雇契約爭議還包含排班問題、離職違約金過高、給付獎金與否、或是醫師薪資被更動名目等。何建輝分享，自己的薪水就曾被醫院調低，在年終獎金計算上減少了逾三萬元。勞基法是唯一解方？透過勞基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的呼聲，早在25年前就已開始。部分醫界人士不斷爭取將醫師納入勞基法，希望透過勞基法的強制力，保障醫師勞動權益。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主張，勞基法能明確訂定醫師的工時和薪水，讓雇主不能隨意剝削。另外，工會並不信任由衛福部所執行的醫院評鑑，希望能由獨立於醫療體系的勞檢取代。醫院評鑑扮演監督醫院運作角色，然而，廖郁雯表示評鑑項目多，工時不是唯一標準，「可能醫院其他項目表現優良，所以醫院還是繼續違反工時指引。」在此制度下，即便分數下滑，醫院也不會遭到處罰。此外，負責醫院評鑑的主管機關為衛福部，但其官員多來自醫院高層。由勞動部執行勞檢較可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爭議，因此廖郁雯認為勞基法才能提供最完整的保障。醫師工時需高度彈性，方能處理緊急病患。衛生福利部法規委員羅傳賢以婦產科為例，從孕婦等待到實際生產的時間，婦產科醫師必須隨時待命。若依據勞基法解釋，將待命視為工時，孕婦可能在等待生產期間就遇上原主治醫師強制下班時間。他表示，醫師工時切分成看病、待命、巡房、訓練及研討會等多重面向，工時難以清楚計算。醫師工時不是醫師工作唯一複雜之處，羅傳賢分析，醫院經營模式多樣，光是私人雇用醫院就可細分出五到六種類別，且一位醫師也可能在多家醫院看診。要是發生爭議，勞動部與衛福部的解釋不同便會造成麻煩。以台北中山醫院為例，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台北中山醫院麻醉科醫師朱益宏表示，中山醫院屬社團法人醫院，近三百位股東中過半是醫師，這些醫師在醫院執行業務時，應為經營者的角色。「萬一醫生受了傷，到底是醫院所有股東付他職災呢？還是因為他本身是老闆所以不用？」因此醫界出現另一派聲音，主張在由衛福部主管的《醫療法》另立專章，保障醫師勞動權益。《醫療法》優勢在於其主管機關是衛福部，當醫師勞權發生爭議，衛福部較有能力處理。羅傳賢建議，可成立醫師勞權保障委員會，規定其組成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公正人士，如法律專家、律師團或醫師勞權團體綜合判斷，以避免互相包庇。但不論用什麼法源規範醫師勞權，都應明確定義工時及雇傭關係。朱益宏表示，法規對適用條件、保障及限制皆需寫清楚，「明訂清楚雇主負擔的責任跟受雇者應負的責任。」修法之外不可忽視的醫病關係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於今年9月1日納入勞基法，並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以維持工時、例休假日彈性；其他未納入勞基法的受僱醫師，衛福部則傾向以修訂《醫療法》專章來保障。以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立場，仍認為應以勞基法保障，若要以醫療法保障，則應包含全體未受勞基法保障的受僱醫師。醫勞盟則聲明，專章所列條件應優於勞基法，否則就直接準用勞基法條文。然而，爭取醫師勞權保障，也考驗台灣社會對醫療的期待。朱益宏認為，單靠勞基法或《醫療法》的制定，並不能解決醫師過勞問題，而是需要檢視醫療環境整體的制度。若限制醫師工作時數，相對增加病人等待時間，影響看病權益。「我們現在覺得台灣健保制度好，是很多醫師的付出，才有那麼好的效率。」朱益宏指出，如果縮短醫師工時，台灣民眾需接受就診上的不便。朱益宏舉例，美國的公立醫院採候補制，病人須排隊預約門診，而有進行特殊治療、手術需求的病人甚至要等上數月。另外，陳亮甫指出，台灣民眾習慣到大醫院就診，造成中小型醫院冷清的現象。他認為，應宣導輕症與後續追蹤的患者到區域醫院或診所看病，再配合強制規範或鼓勵機制，增強病人分級轉診意願。政府立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時，仍應考量病人對改革的接受度。與民眾溝通，並設計配套制度，確保民眾反彈時，不會將責任加諸於醫院或醫師身上。台灣社會需重新思考過去執著名醫看診，及頻繁就醫等觀念，才能真正改善台灣醫療氛圍。&nbsp;&nbsp;

【專題記者許容瑄、黃俐榛、林奕辰、莊珺茹、謝承學綜合報導】「醫師是看活人，法醫是看死人。」傳統觀念中談到「死亡」時，人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有一群人的工作就是跟死者對話，他們抽絲剝繭，在冰冷的解剖室裡試圖找出致死關鍵，他們是面對死因的最前線——法醫。不過，目前全台僅有五十多位法醫，且並不是全數都能解剖大體，而這些法醫正因矛盾的制度進退兩難。&nbsp;「可解剖的人太少，不可解剖的人太多」：法醫動刀門檻提高法醫檢驗屍體的過程稱為「相驗」。若遇需解剖的案件，則需由具「解剖資格」的法醫參與相驗。據法務部統計，2013至2018年台灣平均一年送交解剖屍體的案件約2037件，然而全台能夠執刀解剖的公職法醫師僅有三位。因人力嚴重不足，剩餘的案件會分派給擁有解剖資格但不在公部門任職的「兼任研究員」處理，但全台的兼任研究員也只有八位。「這麼多年來，真正專任的法醫很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病理組組長、全台三位法醫病理專科醫師之一的許倬憲表示，一名法醫一年的理想工作量是解剖200具屍體，但目前的專任法醫師人數不足，不得已之下只能將工作委託兼任研究員。弔詭的是，雖然具解剖資格的法醫人力不足，但無解剖資格的法醫職缺卻始終僧多粥少。「當初會想唸法醫研究所是因為小時候看了很多（法醫相關）影集，進來之後發現不是想像的那樣。」國立台灣大學法醫研究所學生李俐融表示，他所屬的「乙組」學生成為公職法醫師後不具解剖資格，且公職法醫師缺額稀少。以2018年為例，全台灣僅招收一名缺額，卻多達11個人報考。激烈的競爭使得許多法醫研究生必須尋找與所學無關的工作、放棄多年努力，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和環境，造成台灣法醫界「可以解剖的人不夠，不能解剖的人太多」？ 也許要從2015年的一場修法探討起。&nbsp;醫師法醫執照皆須具備  可解剖法醫人力驟減2015年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引發法醫界與醫界的軒然大波，亦造成《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相互矛盾。修法前，依《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規範，具有「醫師」資格者可進行解剖。也就是說，若為醫師，即便沒有法醫執照，仍可以「顧問法醫」、「榮譽法醫」等名義執行解剖。但是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後，解剖需由「法醫師」執行，然而《刑事訴訟法》中仍規定「醫師」才能解剖。因此在不違背《刑事訴訟法》與《法醫師法》的條件之下，解剖者必須同時擁有法醫與醫師執照。台大法醫研究所教授、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孫家棟醫師說明，解剖業務應由法務部法醫所內的專任公職法醫師負責，然而，台灣一年2000多件的案件對現有的三位法醫來說是龐大的負荷，因此會有「兼任研究員」參與解剖。法務部法醫所亦利用審核制度（註）降低解剖數量，以減輕三位公職法醫師的工作量，「無法應付的案件則委託我們這些兼任研究員。」註：審核制度是由法務部決定是否進行解剖的標準，法務部提高標準使受理解剖件數減少。從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受理解剖及鑑定案件統計數據來看，2015年前，每年委託兼任研究員解剖及鑑定的件數約佔五到八成。但在2015年修法後由於需要兩張執照，2016年與2017年委外的案件數大幅下降至約三成。由此可見，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使得沒有法醫執照的兼任研究員無法進行解剖。在總解剖案件量無顯著變動的情形下，公職法醫師的工作負擔明顯上升。&nbsp;誘因不足、學制不完善  法醫入行意願低僅管可解剖法醫的工作負擔增加，法務部法醫所卻招不到符合資格的法醫補充人力。除了資格問題，薪資過低也是造成台灣「具解剖資格」法醫數量不足的主因之一。法醫所病理組組長許倬憲解釋，台灣的法醫體系由法務部管轄，且公務人員的薪水不能隨意調動。一般新進醫師的月薪約12萬元，薪水還會隨著晉升增長，但法醫的月薪卻一直都只有十萬元。當醫師的收入遠高過法醫，將導致同時具醫師與法醫資格的人不願投身法醫行列。由於成為法醫的誘因低，一直以來台灣法醫從業人員並不多。政府為鼓勵人才投身法醫領域，於2003年在台大成立法醫學研究所，並以學歷為門檻，分設甲、乙兩組。報考甲組的學生，需具有醫學、中醫或牙醫等學位；而乙組則開放其他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報考。兩組學生從法醫研究所畢業後，皆須考取法醫執照才具有法醫資格。甲乙組學生雖皆稱為「法醫」，但其中只有甲組學生能負責解剖工作，乙組畢業生僅能擔任有法醫頭銜的鑑識人員。&nbsp;如前文所提及，由於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沒有醫師執照的法醫，也就是乙組畢業後考取法醫執照之學生，僅能進行屍體相驗與毒物鑑定、證物鑑定等業務。又因為各地檢署每年開出的缺額十分稀少，這些畢業後的學生雖有法醫執照卻始終等無職缺。當初為解決「法醫荒」設立研究所的初衷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衍生出新的問題，擁有法醫執照卻無法成為公職法醫師的「流浪法醫」成了另一個待解決的困境。許倬憲認為，以學校體制培育法醫並不符合職場需求，「你知道一個蘿蔔一個坑，你必須要有一個在職的退休，才有辦法人進來，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從法醫研究所一年所招收的人數來看，近五年兩組招收學生合計不超過五人，但地檢署開出的職缺每年卻幾乎只有一人。乙組學生李俐融就表示，《法醫師法》立法初期釋出非常多名額給乙組學生，因此頭一兩年順利成為法醫的人並不少。然而，後幾年政府漸漸用多種說法來降低名額數量，如缺額已滿或無人退休等等。李俐融進一步說到，「但是我們所每年還是會不斷地招收新生，假設每年都畢業兩個但是兩年只開一個缺，就會累積越來越多有執照的法醫。」前刑事局法醫室主任、戴德法醫事務所負責人石台平表示，台灣目前主導立法的人皆不具備法醫身份，現任法醫研究所的所長也不是法醫，非法醫專業的學者卻是立法者，才會間接導致制度不適用現況，他形容：「政府的作法是『問道於盲』。」&nbsp;法醫到底該不該是醫生？ 醫界法界意見分歧面對法醫「不足」與「過多」並存的問題，李俐融認為若能鬆綁解剖需有醫師執照之限制，就能夠讓人力重回平衡。他解釋，法醫研究所的學生除了法醫領域的學習也須具備醫學知識，「我們（和甲組學生）也就差那一年（臨床實習），如果要我多上一年我也願意啊。」在此情況下，為何要質疑無醫師背景的法醫在解剖業務上的能力？他也提出疑問，既然大部分醫師並不想擔任公職法醫師，為什麼政府又限制無醫師執照學生的解剖資格？李俐融坦言，身旁同學畢業後的規劃大多為回歸大學科系的專業領域，對成為法醫也已不抱太大期望。李俐融無奈地說：「反正就是又要質疑你，又要你修課。」對於乙組學生來說，即使知道成為公職法醫的道路越趨不明朗，卻也只能硬著頭皮完成學業。不同於李俐融，法醫高大成則認為法醫必須具有醫師資格。他不諱言地說：「人命關天的情況下，不能說醫師不做就讓你們（無醫師資格的法醫）來做。」高大成認為檢驗報告送交法庭後若結果有誤，無法醫專業的法官可能無法察覺。 法醫高大成認為法醫仍須具備醫師執照，因此並不認同設立乙組研究所的做法。　圖／林奕辰攝&nbsp;許倬憲則認為乙組學生擁有足夠能力執行解剖業務，他反而指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面臨的問題不只是資格。大部分死者家屬會認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專業度不足，法醫在面對法官時也會遇到困難，許倬憲舉例：「法庭上會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解剖幾件，你現在學經歷怎麼樣？」同時也須考慮其他先進國家標準，除了台灣和中國，歐美國家都明訂法醫須具備醫師資格。許倬憲進一步說明，其實公部門中具解剖資格的專任法醫師人員不足，並不是資格過度嚴苛的問題，符合資格的大有人在，只是法醫工作的誘因太低。「（台大法醫研究所）甲組每年都有人錄取、畢業，但還是沒有人要來（當公職法醫師）。」他透露，醫師考入法醫研究所有時是為了豐富自身學歷，並不一定會投入法醫工作。為改善解剖人力不足的問題，高大成指出放寬資格並不是解方，應要縮短醫師和法醫的待遇差距。同時，他也提出另一個方法，「請醫學系畢業但沒通過醫師執照的人去上課，給他重新訓練過再去考法醫。」高大成認為，若從落榜醫師們中挑選法醫人才，他們也許願意接受法醫較低的待遇。&nbsp;修法紓緩人力僅是第一步 改善法醫待遇是重點2019年5月10日，立法委員尤美女等人提出《刑事訴訟法》二一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盼將《刑事訴訟法》內容與《法醫師法》統一，讓法醫不必擁有醫師資格仍可行解剖業務。若修法通過，可解剖的人力理應可得到紓緩，乙組畢業生也能順利找到工作。然而修法只是第一步，乙組學生要如何讓法庭認可其能力才是關鍵。「法庭對一個法醫的要求其實是非常嚴苛的，檢驗報告封面的資格要一堆，越多的資格人家越喜歡。」許倬憲認為判定死因是重責大任，如果由多個法醫一起以「法醫機構」的名義合出檢驗報告書，便可以減少外界質疑。儘管放寬資格能否改善台灣法醫面臨的人力困境，各界眾說紛紜，但改變現狀已刻不容緩。修法只是個中繼站，為了讓法醫資格的篩選標準符合工作時真正所需的能力，並使人力達到平衡，台灣法醫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許多年輕人都被修法後門檻卡住，但法醫界需要的是傳承。」正如許倬憲所說，若法醫界無法改善甄補機制，導致不能逐步補入新進法醫，法醫人才將會出現斷層。&nbsp;

為改善醫師惡劣的勞動條件，醫師勞權團體積極推動所有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然而，醫療工作專業複雜，不易訂定一套全體適用的標準，因此出現另立《醫療法》專章的聲音。亮麗白袍下過勞的醫師身影【專題記者孫佾妘、劉雨婷、林傑立、何家璇、陶怡軒綜合報導】「一台刀八個小時，主任一天給我開三台，我沒有值班就從開刀第一天早上，開到第二天太陽出來。」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整合醫學照護科醫師、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以下簡稱「醫勞盟」）理事姜冠宇回憶過往擔任住院醫師時期，「我還要查房，中間完全沒有睡覺。」醫師在大眾觀感上屬高階白領階級，擔任醫師就等於坐領高薪。華航罷工事件引起社會對白領勞動權益的關心，但其實醫師是否納入勞基法在多年前早已爭論不休。今年9月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納入勞基法保障，但其中成員不到國內醫師人數的十分之一。在此之前，受僱醫師僅受《醫療法》管轄，而擔任住院醫師的前三年由《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保障。因目前規範仍有缺失，對此今年3月衛生福利部研擬修正《醫療法》部分條文，希望可彌補舊有制度之不足。醫師過勞案件時有所聞，除了新聞上曾鬧得沸沸揚揚的蔡伯羌醫師、林彥廷醫師外，還有不少未見報或篇幅甚小的報導。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醫師、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何建輝感嘆：「第一是因為他們很年輕，第二他們也不是什麼名醫，第三是這些家庭背後也不會有什麼其他的資源。」「我當外科住院醫師第一年，才知道我睡過的值班床上曾經死過一個學長。」姜冠宇回憶過往，「學長那時候太累了，所以免疫力降低，變成敗血症，值班的時候就走掉了。」何建輝舉出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醫師林煜軒等人的調查研究，在《醫師工作壓力之文獻回顧》等國內外期刊中可發現，醫師在連續四周繁重的值班工作後，認知與行為表現約等同於血液中有0.05%酒精濃度時的情形。在同一份報告中，也提到睡眠品質的相關研究，一般人在入睡時「穩定睡眠」的比例為45%，但受試實習醫師即使在非值班的夜晚，平均最高也僅28.1%，比有失眠困擾的重度憂鬱症患者的32.5%還低。另一項研究顯示，值班造成醫師憂鬱、焦慮程度顯著上升。醫師工作以病人為中心，工時長，且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欠佳的精神狀態除了傷害醫師自身，也對病人有所影響。姜冠宇舉出國外案例，過去有罹患血清素症候群的病人在半夜因醫師誤診而死亡。「整夜沒睡，你覺得你的判斷會準嗎？」他認為應該改變值班方式，讓每位醫師都有足夠休息時間。為保障醫師權益，以捍衛醫療人員勞動人權為宗旨而成立的醫勞盟，早期致力向政府、民代遊說保障醫師勞權的政策。不過姜冠宇表示，近來醫勞盟暫退居幕後，主要處理勞資糾紛及區塊鏈的醫療系統問題。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前身是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在吸引更多關心勞權的年輕醫師後，於2017年正式成立工會。除處理醫師們的勞權問題，如協助爭取婚假、年休還有年終獎金發放，也積極對外發聲。在爭取納入勞基法方面，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廖郁雯說：「在社會氛圍內，大家不會認為高薪、白領的醫師是勞工，但是不是勞工並不是看領多少薪水。」他表示勞動關係認定是依據勞雇的從屬性，希望民眾能意識到醫師也是受雇者。廖郁雯認為，公開召開記者會間接促成衛福部訂定新的辦法，並提出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範本。接下來，除了召開記者會外，他說：「我們希望透過社福衛環（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的立法委員，一直不斷的去和勞動部施壓，要求他們提出具體時程和相關資料。」「換算成時薪，其實我們是一樣的」廖郁雯透露，儘管基層住院醫師起薪約八到十萬，但單周工時普遍維持在80至88小時，是一般勞工40至44小時的兩倍，薪資並未較其他行業優渥。「換算成時薪，我們其實是一樣的。」何建輝無奈表明。《住院醫師工時指引》規定，住院醫師四周總工時不得超過320小時，平均一周不得超過80小時。但主治醫師和公職醫師卻無相關規範，等同沒有工時上限。何建輝認為，儘管住院醫師工時限制仍偏高，但還在合理範圍內，且比起完全沒有上限好，「以前很常（每周）超過100（小時），基本上除了睡覺以外，你都在工作。」另外，住院醫師暨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陳亮甫也解釋，因主治醫師負責決策，需直接對病患負責。常處在待命狀態，加上白天的開刀、門診、查房等工作，相較住院醫師，更難定義工時。除表定工時外，何建輝指出隱藏工時難以計算，尤其是外科相關科別，如神經外科、整形外科或心臟血管外科。因為需要長時間的手術，醫師開完刀後，還需查房、幫病人換藥等，一整天下來遠超過一般勞工每日延長工作12小時的上限，一周工時高達100到110個小時是常態。此外，醫師工時過長也和醫院值班制度有關。「我們以前實習時曾聽過，有些學長姐可能某天值班值一值，就（倒）在值班室裡，人就沒醒來了。」何建輝解釋，現行一位醫師每三到四天值班一次，一個月共輪值八到十次不等。上午八點正式看診至下午五點，緊接著值班至隔日上午八時，再值班4小時，至中午十二點才可休息。過往醫師甚至會值班到隔天下午，連續32小時都在工作，直到近年因《住院醫師工時指引》強制規定，醫院才調降到目前的28小時。除了工時問題，廖郁雯也提到，聘雇契約爭議是工會接到最多的投訴案件。由於缺乏勞基法規範，聘僱契約可能被醫院隨意更改。陳亮甫表示，由於主治醫師具專業度，不易即時找人接替，有醫院在契約裡私訂條款，要求醫師須等到有人能接替該職位，才可離職。另外，常見的聘雇契約爭議還包含排班問題、離職違約金過高、給付獎金與否、或是醫師薪資被更動名目等。何建輝分享，自己的薪水就曾被醫院調低。原本薪水是本薪七萬加兩萬元獎金，被改成本薪五萬加四萬元獎金，而年終獎金是以本薪乘上一個半月計算，因此實際上少領三萬。勞基法是唯一解方？透過勞基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的呼聲，早在25年前就已開始。部分醫界人士不斷爭取將醫師納入勞基法，希望透過勞基法的強制力，保障醫師勞動權益。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主張，勞基法能明確訂定醫師的工時和薪水，讓雇主不能隨意剝削。另外，工會並不信任由衛福部所執行的醫院評鑑，希望能由獨立於醫療體系的勞檢取代。醫院評鑑扮演監督醫院運作角色，評鑑項目共207條，其中包含醫師工時安排、醫師教育訓練及醫院設備是否完善等。廖郁雯表示，工時並不是評鑑唯一的標準，「可能醫院其他項目表現優良，所以醫院還是繼續違反工時指引。」在此制度下，即便分數稍稍下滑，醫院也不會遭到處罰。此外，負責醫院評鑑的主管機關為衛福部，而衛福部高級官員，多來自醫院院長或副院長等管理職位，因此勞方質疑評鑑為球員兼裁判。而勞檢的主管機關為勞動部，較沒有官官相護的問題，因此廖郁雯認為勞基法才能提供最完整的保障。醫師工作具高度專業性，並以救人為主要目標，醫師工時需高度彈性，發生緊急危難時，方能即時進行醫治。然而勞基法條文一板一眼，明確訂定工作時間，無法配合各行各業。衛生福利部法規委員羅傳賢以婦產科為例，從孕婦進醫院等待生產到實際生產的時間，婦產科醫師必須隨時待命。但在勞基法解釋下，待命視為工時，孕婦可能在等待生產期間就遇上原主治醫師的強制下班時間。羅傳賢表示，醫師工時切分成看病、門診、待命、巡房、訓練及研討會等多重面向，複雜的工時計算，是勞動部無法全面考量的。醫師工時不是醫師工作唯一複雜之處，醫院經營的多種型態，也增加醫師納入勞基法時，勞動部解釋法律的困難。醫院經營模式除了公立醫院及私立醫院外，還存在如開放醫院、社團法人醫院、聯合診所等多種醫院經營模式，一位醫師也可能同時在多家醫院看診。羅傳賢分析私人雇用醫院，仍可細分出五到六種類別，要是發生爭議，勞動部與衛福部的解釋不同便會造成麻煩。以台北中山醫院為例，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台北中山醫院麻醉科醫師朱益宏表示，中山醫院屬社團法人醫院，近三百位股東中超過一半是醫師，因此這些醫師在醫院執行業務時，應該是經營者的角色。「萬一醫生受了傷，那到底是醫院所有股東付他職災呢？還是因為他本身是老闆所以不用？」因此醫界出現另一派聲音，主張在由衛福部主管的《醫療法》另立專章，保障醫師勞動權益。《醫療法》的優勢是，其主管機關是衛福部，當醫師勞權發生爭議時，衛福部較有能力處理。針對球員兼裁判的疑慮，羅傳賢則建議，可以在衛福部底下成立醫師勞權保障委員會，並規定委員會組成必須包含一定比例、中立的公正人士，如法律專家、律師團或醫師勞權團體綜合判斷，以避免互相包庇的情形。但不論醫師勞權使用什麼法源規範，都應明確定義工時及雇傭關係。朱益宏表示，法規對於適用條件、保障及限制都應寫清楚，「明訂清楚雇主負擔的責任跟受雇者應負的責任。」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成員出席衛福部《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參與草案研擬。（圖／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提供）修法之外不可忽視的醫病關係針對各界看法，衛福部醫事司3月11日於網站公告表示，私立醫院住院醫師將於今年9月1日納入勞基法，並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醫師可與雇主約定工時，以維持工時、例休假日彈性；其他未納入勞基法的受僱醫師，則修訂《醫療法》專章保障。以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立場，仍認為應以勞基法保障，若要以醫療法保障，則應包含全體未受勞基法保障的受僱醫師。醫勞盟的聲明稿中則提到，專章所列條件應優於勞基法，否則就直接準用勞基法條文，不須再另立法條。然而，爭取醫師勞權保障，除了相關法律規定，也考驗台灣社會對醫療的期待。朱益宏認為，單靠勞基法或《醫療法》的制定，並不能解決醫師過勞問題，而是需要檢視醫療環境整體的制度，長遠規劃才能成功。若限制醫師工作時數，相對也會增加病人就醫等待時間，影響病人看病權益。「我們現在覺得台灣健保制度好，是很多醫師的付出，才有那麼好的效率。」朱益宏指出，如果縮短醫師工時，台灣民眾需面對就診上的不便。他舉例，美國的公立醫院採候補制，病人須預約門診，常有很多病患排預約，需進行特殊治療、手術處理的病人有時甚至得等上數月。另外，在英國，病患需先至診所看病，除非經轉診才可至醫院接受治療，不像國內患者可直接到醫院就醫。若要避免醫師過勞，姜冠宇提出落實分級醫療制度會是一個解方。例如台北市政府推動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與台大醫院雙向轉診計畫」，建立院所合作機制，藉由轉診將病人送到適合的醫療單位，有效分配看診人數，縮短病患等待時間。另外，陳亮甫也指出，台灣民眾習慣到大醫院就診，造成有些大醫院門診壅塞，中小型醫院反而無病人的現象。他認為，一方面應教育民眾，輕症與後續追蹤的病患到區域醫院或診所看病，另一方面應配合強制規範或鼓勵機制，增強病人轉診意願。隨著台灣社會勞動意識提升，醫師的勞動條件漸受關注，政府立法保障醫師勞動權益時，仍應考量病人對改革的接受度。與民眾多加溝通，並設計配套制度，確保民眾反彈時，不會將責任加諸於醫院或醫師身上。台灣社會需重新思考過去執著名醫看診，及頻繁就醫等觀念，才能真正改善台灣醫療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