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世軒、張倩怡、邱楷淇綜合採訪報導】由台灣生命之窗慈善協會舉辦的藝術展覽「身在其中 INCLUDE」，於4日在台北南港瓶蓋工廠文創園區登場。主辦方以俗稱漸凍症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以下簡稱SMA）」為主題，邀集各界藝術家以不同手法創作藝術，呈現SMA病友的生活與困境。台灣生命之窗慈善協會理事長李怡潔表示，近年協會極力推廣SMA相關觀念，讓大眾得以貼近病友生活。現場展出攝影作品、新媒體藝術和紀錄片等藝術創作。其中，藝術家張晏慈的《行者之途》以醫學角度出發，結合程式和多媒體技術，偵測觀眾移動的位置以呈現不同材質、狀態的人體骨架。張晏慈希望，觀眾能在互動過程中體驗SMA病友面對自身身體狀態時的心理拉扯，「社會中有很多不同的人，其實大家都可以互相包容。」藝術家洪譽豪的作品《循身相》則是讓觀眾乘坐輪椅，以特殊視角觀看VR影像，來感受SMA病友隨著時間漸漸喪失的身體機能。「VR再配上他們（病友）最常使用的輔具輪椅，他們就是在固定的位子上，但他們大部分都只有頭部，可以做轉動觀看。」洪譽豪希望透過虛擬實境的互動裝置，能讓觀眾身同感受SMA病友平日的處境。除了專業藝術家，現場也展出SMA病友的藝術作品，向大眾展現他們不受疾病限制的藝術細胞和日常感受。病友周語軒的〈不理解樂園系列—Flesh In Dreams〉透過描繪扭曲、拆解的身體部位，表達SMA病友的身分認同及身體感受。他表示，罕見疾病的相關藝術作品有很多面向可以發揮，未必得以樂觀正面的角度出發，「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身體的意識，或者是因為身體的探索過程，其實也關係到身份的認同。」他認為大部分的人會假定SMA病友對生活的探索範圍僅限於輪椅，而他希望透過自己作品傳達出的理念，可以翻轉大眾對SMA病友的刻板印象。《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雖立法20餘年，但仍有逾九成的SMA病友不符合用藥資格，醫藥費無法以健保給付，鉅額費用也讓病友和家屬不堪重負。「健保局應該是要全體照顧弱勢，讓大家一起用藥，生命不能等待。」觀展的病友家屬Emily阿嬤（化名）表示，日本與中國等許多國家皆開放藥物健保給付，希望台灣也能跟上腳步。參展的導演施祥德也呼籲社會大眾能對此投入更多關懷，讓SMA病友能及早治療。主辦方希望展覽能將SMA病症觀念和病友困境完整呈現給普羅大眾，也讓觀眾了解，輪椅無法限制病友們對生活的熱忱，未來SMA病友也將持續透過藝術創作，來實踐、揮灑他們的生命意義。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5月中起，國內本土疫情爆發，民眾對前往醫療院所的意願大幅下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因而將原先僅開放於居家檢疫或隔離者的「通訊診療」服務，擴大至所有民眾。據健保署統計，6月透過無接觸方式就診的人數高達7萬人次。為求相關服務更加完善，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於10月30日舉辦「全民健保通訊診療政策的經驗與展望」研討會，邀請各界就「通訊診療」議題進行分享與檢討。 「全民健保通訊診療政策的經驗與展望」研討會於臺大公衛院舉行。　圖／台灣健康保險學會提供臺北榮民總醫院自5月24日起提供心臟內科等十大慢性病科別及居家照護病人通訊診療的服務，只要上網預約，醫師將透過電話或視訊進行診療，看診後可由家屬或代理人攜帶病人之健保卡到院批價及領藥，無法前往之民眾也可以進行線上繳費，並透過郵寄方式取得處方箋，完成零接觸的看診模式。健保署副署長蔡淑鈴指出，自開放遠距門診以來，曾創下單月最高7萬人次的就醫紀錄，由於通訊診療規範中排除初診的患者，因而使用者多為患有慢性疾病且固定回診領藥之老年人，對此，參與遠距視訊門診的臺北榮總醫務企管部主治醫師李慶威也根據事後調查說：「若沒有開放遠距門診，患有慢性病的民眾有兩成會選擇自行減藥或停藥。」可見疫情升溫下「通訊診療」開放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座談會尾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副署長蔡淑鈴（圖右）盼未來「通訊診療」相關政策與執行更加完善。　圖／張珈爾攝然而，「通訊診療」仍有其執行面上的難處，9月30日起，臺北榮總因患者需求面下降決定暫停遠距門診的服務，對此，李慶威說：「近因當然是疫情趨緩了，但遠因是遠距看診的效果仍然不及實體，患者還是希望能回到醫院就診。」他補充道，雖然疫情趨緩後，目前相關業務暫停，但臺北榮總仍會持續學習並試圖使視訊門診更加完善，視情況隨時重啟通訊診療的服務。隨著疫情好轉，患者逐漸回到醫療院所看診，蔡淑鈴坦言，民眾能否適應新型態的看診方式，仍有待各界進一步討論，未來也將邀集專家商討如何修正通訊診療辦法，對此，當天參與講座的民眾廖同學（化名）也表示，疫情期間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機，所以相關修法應該會很快速，未來是否正式鬆綁視訊診療、電子處方箋將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專題記者蕭淳云、駱芷萱、崔兆慧、周佩怡綜合報導】生命走到盡頭之際，你希望陪伴自己的是冰冷的儀器，還是熟悉的家庭？當醫療行為已無法挽回病人生命，安寧緩和醫療是讓病人善終的選擇之一，其中，「安寧居家療護」（以下簡稱居家安寧）便是讓病人回歸家庭，在熟悉的環境下，走完生命最後一哩路。居家安寧的宗旨，是讓病人能在家庭的愛中安詳離去，讓「等待死亡」不再冰冷。居家安寧病人家屬楊詠梅回憶父親離世前幾天，父親的雙腿開始漸漸水腫，卻還是嚷著要打牌，與其他日子無異。當父親感受到自己即將離開，他喚了妻子來到身邊，緩緩閉上眼，陷入永遠的睡眠。「那三個月讓家庭的愛凝聚在父親身上。」楊詠梅補充，一天天走向死亡雖然不捨，但他們早已明白父親時日不多，只希望他能夠走得平穩、毫無掛念。爲減少病人治療中所受的痛苦，實施居家安寧時，醫師僅給予病人止痛藥或必要藥物，居家護理師程子芸說明：「不要過度去使用這些治療，而是幫助他（病人）接受自然的死亡。」大多數病人都希望能夠在最熟悉、安全的家中離開，而對家屬而言，在家陪伴親人死亡，也能免於來回醫院時急躁不安的情緒，程子芸說：「自然的（死亡）過程讓病人和家屬都能事先調適好心情。」 居家安寧強調讓病人的痛苦降至最低，為緩解病人長期臥床的不適，護理師程子芸正在為病人做淋巴按摩，舒緩病人下半身麻、痛、鈍、脹的徵狀。　圖／全程安寧居家護理所提供家屬盼病患善終 然恐懼致居家安寧比例低 依照現行居家安寧收案規定，末期病患必須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並由兩位醫師判定已無醫療行為可對病人產生積極療效，且病人需具移動能力，清醒時有一半時間可臥床、臥椅。居家安寧地點也需距離醫院或配合機構30分鐘車程之內，以因應需要緊急就醫的情況。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統計，截至民國109年，實施安寧療護的人數共有6萬1458人，而居家安寧僅有1萬4158人，占比不到1/4。其實，居家安寧除了對病人及家屬有益，也能減少醫療資源負擔，但民眾大多對死亡存有疑慮和恐懼，間接導致在推廣居家安寧時受阻。健保署署長李伯璋說：「救人本是醫者的天職，但對於醫學上已經知道無法救治的病人，（治療）反而成為臨終必經的折磨。」他進一步說明，隨著社會逐漸高齡化，在地老化、返家善終是多數人的心願。病家面對死亡困境多　心理支持與硬體資源成關鍵若病患、家屬能夠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反而能使生命的最後一哩路走得更加從容。「我們家不避諱談死亡，在爸爸被診斷出肺癌後就開始有心理準備。」楊詠梅緩緩地說道：「所以在過世那天，沒有特別的感覺。」楊詠梅提到，在父親實施居家安寧期間，父女倆偶爾會討論父親對於死亡的想法。篤信佛教的楊媽媽也會時常提醒父親默念阿彌陀佛，以利死後靈魂有所皈依。因為心靈有所寄託，父親在離世前沒有太多恐懼。楊詠梅有感而發地說：「大家害怕死亡是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信仰會讓人安心，會讓人對死後有想像。」許多居家安寧醫療團隊配有社工師、心理師、宗教師等心靈支持者，協助病友反思生命、做好面對死亡的準備。同時，心靈支持也可以撫慰照護家屬，幫助他們面對痛失親屬的負面情緒和照顧病人的壓力，協助他們儘早走出傷痛。然而，楊詠梅提到，親友離世這種較為私密的情緒，很難藉由外人輔導，「可能還是要靠親屬之間的相互支持。」 居家安寧讓病人得以在最舒服、熟悉的環境中，與親人共度最後時光。楊爸爸更曾時常在飯後邀請親友一起打牌同樂。　圖／楊詠梅提供選擇居家安寧除了需要家屬做好心理建設，居住環境也有一定的要求。安寧照顧基金會執行長林怡吟舉例，有個案希望在家走完人生，卻因為窗外電線交織、滿佈天空，讓人無法放鬆心情，且公寓沒有電梯，往生後難以運送身體下樓，最後只好接受安寧病房，「但病房會努力營造不亞於家裡舒適度的環境。」此外，臨終的病人有時狀況比較多，會需要氧氣機、化痰機、拐杖等設備輔助，不過多數病友家中沒有這些器具。目前正在進行居家安寧的病人林秉諭也提到，雖然能夠在家養病還不錯，但家裡不像醫院，缺乏許多設施，像是衛浴、醫療器材等，「我還是比較想在醫院安寧，因為醫院有可以把人吊起來洗澡的設備，比較方便。」安寧緩和療護志工及家屬張曉玲表示，自己也擔任過輔具（註一）中心志工，所以當時照顧父親前，有事先租借設備，爾後幫助其他案例時，亦會告知家屬租借輔具的資訊。但若沒有志工幫助，或許會有家庭因為沒有器材，而放棄居家安寧。註一：任何能夠增加、維持、改進或促進使用者個人自立生活能力的項目、設備或產品系統，如手推車、輪椅、拐杖、馬桶增高器、洗澡椅、浴缸扶手。相較於醫院體系內有24小時資源協助，居家安寧的病家更容易因突如其來的病況感到不安。居家安寧醫師陳英詔回憶經手的個案，指出病人及家屬在居家安寧期間，最大的恐懼是能否得到即時的醫療照護。陳英詔舉例：「像是病人突然喘起來、痛起來，醫護能否24小時在線上告知如何處理，或是立刻來到現場。」他認為雖然醫院的病房環境對病人不盡友善，但至少能確保即時被救助，因此他覺得，居家安寧的首要重點是提供病人如同在醫院般的安全感。此外，陳英詔點出家屬的另一疑慮——病人離世後可能無法立即開立死亡證明。他以一位進行居家安寧的腦癌患者為例，這位老先生並非他的病患，但因過世時沒有醫師及時到場開立死亡證明，陳英詔才趕到現場。陳英詔無奈地轉述家屬的怨言：「叫我們不要去醫院，但醫師又不來。」他解釋，病人往生後需要有醫師到家裡開死亡證明書，家屬才能辦後事。關於開立死亡證明的情況，他認為日本發展居家安寧較為成熟，「他們很重視醫師必須出門，幫病人開死亡證明， 就像是人生的畢業證書。」醫療制度成阻力　居家安寧團隊難運行在台灣，居家安寧難以快速推廣，除了病人、家屬畏懼談論死亡，以及無法及時得到醫療照護的不安全感，健康保險制度（以下簡稱健保）給付偏低也是原因之一。服務於安寧體系的醫護人員所得到的個案給付，和付出不成正比。依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修正項目」，在基層院所門診診察費點數最高可達358點，居家安寧則是1709點。同樣的一天，在醫院的醫師可以替較多病人看診，然若是居家安寧，醫師須前往個案住處，平均下來病人數比待在門診診療還少，總所得也較少，讓居家安寧的美意，在現實層面給予醫師沈重的一擊。陳英詔解釋：「一天只能看幾個病人，錢本來就很少，像做這個（居家安寧）本來就比較犧牲奉獻。」除了醫師薪水問題，難以取得嗎啡類藥物（註二）也是推行居家安寧的阻力之一。為了緩解病人喘、痛等身體不適症狀，醫師在評估後通常會開立嗎啡處方箋，病人家屬則需攜帶處方箋至社區藥局領藥。但屬於管制藥品的嗎啡，因為政府稽查程序繁瑣，再加上病人需求量不多，造成願意提供的社區藥局屈指可數，居家安寧病患若要順利取得藥品，就必須跑到較遠的大醫院領藥。註二：嗎啡類藥物為一種止痛藥物，會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改變人體對疼痛的感覺，屬於管制藥品。 藥局管制嚴格使民眾買藥難上加難，住在偏遠地區的病人為獲得管制藥物，必須每兩週到市中心的大醫院取藥。　圖／全程安寧居家護理所提供陳英詔解釋，為防範鎮痛、麻醉等管制藥品被濫用，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管局）採取較嚴謹的管制措施，會不定期抽查地方藥局是否詳實登記藥品流向與數量。藥師高瑞陽認為，以嚴格的稽查制度管制藥品固然重要，但也會讓藥師因為害怕高昂罰款而望之卻步，他解釋：「一張處方箋才賺50多塊，但一筆帳務登記疏失，罰款就是6萬元起跳。」另一方面，病人需求量較少，也是鮮少藥局願意提供嗎啡的原因之一。以高瑞陽在宜蘭經營的藥局而言，一個月大概只會收到10幾張嗎啡類藥品處方箋，但為了取得一、二級管制藥品，藥師必須親自到位於南港的管管局購買，或是在郵局當場對點簽收。他表示：「量少，很難形成經濟誘因。」因此許多社區藥局索性不提供相關藥品。另外，居家安寧醫療團隊的培訓制度並未落實，也間接影響人力投入。健保署規定，甲類居家安寧人員（註三）必須接受40小時的基礎安寧療護教育訓練、40小時的臨床見習，並每年定期訓練20小時，才可從事居家安寧。然而，為讓更多醫療人員願意投入培訓，健保署下修甲類人員的培訓標準，另立乙類社區安寧人員（註四）培訓制度，以13小時教育訓練及8小時臨床訓練作為標準。註三：以醫院安寧緩和療護團隊為主。註四：以基層診所為主，如有需要，再尋求具安寧緩和醫療服務的醫院協助。且在廣義上來說，離開病院的安寧緩和療護，即為社區安寧療護。林怡吟表示，乙類社區安寧人員培訓制度的確吸引更多人參與，但通過培訓的人員並未確實導入需求市場。他說明，部分通過乙類培訓的安寧人員不敢進入臨床，「因為覺得自己受到的訓練不足夠，但越不照顧就越生疏，漸漸比較少人投入居家安寧。」盼與親人共度生命尾聲　居家安寧普及化的漫漫長路 即使政府致力於推動居家安寧，在醫療人力缺乏、硬體設備不甚完備、藥品取得不易、以及照護者承擔龐大壓力等困難夾擊之下，要讓居家安寧在台灣普及，仍有一大段路要走。李伯璋說明，目前先進國家都在推動安寧社區化，政府為落實安寧醫療照護普及化，推動建構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體系，「讓老人可以在地安老，這是安寧療護未來的趨勢，也是本署持續推動的方向。」 而全民健保自99年將安寧療護納入給付以來，後續更在105年透過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鼓勵醫事機構間相互合作，共同推動居家安寧服務，依照患者的病程，讓病患在家裡就能得到完整的照護，最後有尊嚴、沒有遺憾地走完人生最後旅程。在嚥下最後一口氣的剎那，若是能沐浴在熟悉的愛與關懷之中，那是再好不過。居家安寧的理想崇高，卻很難盡善盡美，即便如此，無論是病人還是家屬，心裡冀望的仍是一切歸於寧靜。楊爸爸離世的那天，雙腳已經開始水腫，全家人應爸爸要求一起打了場麻將，楊詠梅形容，父親雙手漸漸無力，不再像以往一樣靈活地疊牌。一場麻將結束後，楊爸爸開始進入迷迷糊糊的睡眠狀態。「他抱了抱我媽媽，要我媽陪他午睡。」楊詠梅語氣平靜地說道。那晚，楊媽媽誦了一整晚阿彌陀佛。楊詠梅描述：「父親的心跳愈來愈慢，漸漸地就聽不太到，那時我就知道了。」直到隔天入殮的那一刻，楊爸爸始終面色紅潤，安詳平靜。居家安寧使父親得以善終，留給楊詠梅一家人最美的祝福。

【專題記者黃婕、劉庭莉、白欣、王品淇、支琬清綜合報導】「我原本是個開朗的人，但那陣子就不太愛跟人講話，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正在就讀大學，心理諮商達半年的Rapunzel（化名）說。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精神疾病患者門、住診總計，從民國105年的252萬人次增長至107年的273萬人次。隨著逐年增加的心理諮商需求，國內具健保給付的醫院不堪負荷，病患轉而尋求自費管道，間接使無法負擔高額自費金額的患者被排除在醫療體系外。 心理諮商需求與日俱增，但現行的健保制度，讓無法標準化的心理治療成為難解問題。圖為示意圖。　圖／劉庭莉攝<b>心理治療面面觀　健保給付管道難尋在學校或社區內較常使用「心理諮商」的字眼，在醫療機構內則用「心理治療」，究竟「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差在哪？心理治療是要治癒疾病，而心理諮商處理情緒、價值觀或行為上的障礙與困擾，業務範圍包括人際、職涯、家庭問題等。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黃天豪舉例，對畢業後方向感到迷茫時，就可能會去學校心理諮商中心做生涯諮商。他補充道：「心理治療是假定求助對象有疾病，而健保會給付的項目都是治療，而非諮商，所以申請健保都寫心理治療。」目前心理治療健保點數申報項目可大致分為六種（註1），分別為深度心理治療、特殊心理治療、支持性心理治療、深度團體治療、特殊團體治療以及支持性團體心理治療。註1：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全民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不同的心理治療也規定了不同執行人員。「深度心理治療」限由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申報時需附治療紀錄，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註2）都無法執行。在醫院裡，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非專科醫師多從事具有健保給付的「特殊心理治療」，且必須透過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轉介。註2：尚未拿到專科醫師證照的精神科受訓醫師。但因醫院本身有營運上的考量，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所以並非所有醫院皆提供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且各家醫院政策均不相同，黃天豪說明，有些醫院會訂定健保個案次數上限，額滿後改用自費；有些醫院則全數做自費門診。此舉更增加尋求健保管道病患的困難。<b>健保點數高低的取捨—營運與心理治療的拔河健保制度提供患者一個費用相對平易近人的心理治療管道。但由於現行健保採用「總額支付制度」（註3），每年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因此健保點數換算成現金的比例，會依照當年度醫療的使用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沒有增加保費，診療次數逐年增加，點數就會越來越稀釋。」光中身心診所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點出目前健保制度的隱憂。現階段健保點數一點約可換成0.8元，以特殊心理治療一人一次344點為例，實際上拿到的現金不到300元。再加上逐年下滑的健保給付成為醫師看診、醫院經營的壓力，導致為了維持營運，選擇不做點數較低的心理治療。註3：每年度包含藥費在內的所有醫療費用，會於前一年年底先訂出，不論當年度健保點數總額為何，政府所須支付的醫療支出是固定的。不過，即使深度心理治療的點數較高（1203點），但因深度心理治療規定需滿40分鐘，且有被擴大核刪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符成本。在相同的時間下，醫師能看更多門診，也能獲得更多點數。因此，伯特利身心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王仁邦指出，就經營角度來看，看大量健保門診是現在的主流。若想在醫院看具有健保給付的心理治療，得先在精神科掛號看門診後，再交由醫師評估狀況，轉介給臨床心理師執行。但醫院內的臨床心理師除了心理治療外，心理衡鑑也屬其執掌範圍，可申請的健保點數高達1375點，兩者相差近四倍。故醫院往往要求臨床心理師以做心理衡鑑為優先，間接壓縮心理治療的需求。黃天豪解釋：「簡單來說，心理衡鑑就是了解一個人。」在進行心理衡鑑時，會以心理測驗、行為觀察、會談以及資料蒐集等方式，去理解患者的狀態。此外，心理衡鑑的耗時並不一定，聊聊心理治療所院長張銘倫說明，全套心理衡鑑，快的三個小時，久的話四、五個鐘頭也有。加上衡鑑結果的報告撰寫，動輒將近半天，對負責衡鑑的臨床心理師而言，相當費力。<b>看得到吃不到？患者難捱等待的煎熬在醫院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患者的等待時間也隨之拉長，更遑論被心理衡鑑擠壓的心理治療。對此，劉光中補充，「有人（心理治療）都排半年以上。」心理治療是透過與患者的溝通和對話，建立信任關係，並共同找出問題，尋求治療辦法。解決患者心裡問題具有急迫性，現卻面臨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如果我等那麼久就可能會掰掰。」在自費診所接受心理諮商的Rapunzel憶述。考量到自己的身心狀態需要及時處理，Rapunzel選擇在住家附近的自費診所諮商。雖然自費診所的等候時間相對短，卻必須支付高價費用，成為一大經濟負擔。如同Rapunzel的處境，正在就讀大學的E（化名）分享，自己接受過校內諮商與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的晤談，同時有在精神科看診領藥。但精神科的診療費就已是不小經濟壓力，難以兼顧心理諮商的支出，而傾向免費的諮商服務。E表示原已安排學校諮商，但因行政作業慢，只好另尋管道。E坦言，「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等到學校來幫我的話就太慢了。」<b>當人們願意揭開瘡疤　卻被健保拒於門外精神疾患門、住診數逐年攀升，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因健保福利、精神專科醫師的數量增加與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提升大眾就診的意願，看診人數在這五到十年間有所增加。黃天豪補充道：「不是有心理疾病的人變多，而是願意出來說的人變多了。」 在宜蘭開業的精神科專科醫師劉光中解釋，自費項目會有地區差異。以自家診所為例，價碼就比台北來的低。　圖／白欣攝面對需求量的提升，精神科在近十年迅速成長。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107年醫療院所設置的精神科家數相較97年增幅達62.5％（註4）。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開業，理應能解決日漸增加的心理需求，但黃天豪點出，像是自費心理治療費用較高，可能會形成篩選患者的狀況。且開業診所或是自費項目能否消化人次，也是另一未解的問題。註4：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今年二月所更新的107年醫事機構現況及服務量統計分析。「我個人認為，沒有自費的話心理治療不會成功。」劉光中表示，若追求大量的看診次數，以達到利益的平衡，恐無法解決供不應求的現況。反觀自費治療，能保障醫師與病患有足夠的對談時間，協助醫師掌握病患的精神狀態，也能彌補健保利潤不足的問題。劉光中解釋，在都會區40到50分鐘的會談，價位可能會從4000起跳，有的甚至會達到7000元。「如果病患需要完整的治療，他必須要自費，但健保可能就沒辦法支付。」 書田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孔繁錦指出，心理治療難以標準化。只能盡可能量化藥品、治療時間、執行人員等項目。　圖／白欣攝<b>心理治療標準化不易　健保大餅該如何劃分？現今健保財源主要來自民眾繳納的全民健康保險，經由各科別分配所需的點數。若要增加心理治療點數，就有可能壓縮到其他項目的額度。且心理治療與其他醫療手段相比，難以標準化也成障礙。「就算你講一模一樣的話，給兩個治療者，結果也會完全不一樣。」孔繁錦表示。因此如何評估不同病症的健保點數，在精神疾患的領域也難有定論。由於心理治療的特殊性，無法如其他醫療過程一般，擬定出快速又具標準化的流程。目前健保將心理治療分門別類，給予特定點數。相同項目的治療名稱雖有一樣的點數，治療流程仍大不相同。黃天豪舉例，像是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思覺失調，每個療程內容差異大。甚至有些特定疾病治療過程辛苦且要花費長時間，健保給付卻相同，「心理治療標準化很難走，有很科學的一面，在執行時又很藝術。我們可以嗎？」 隨著個案來診所的次數增加，臨床心理師黃天豪認為會因對個案的了解程度加深，做出不同的判斷。　圖／劉庭莉攝近日，因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提出調漲健保費，眼看健保總額可能上升，新增哪些項目或是調漲項目點數，引起民眾與學者熱議。但是心理治療點數的複雜性，使得精神科健保給付仍然無法解決。健保是為了集合社會大多數的力量，以解決少數人的經濟障礙，維護整體國民的健康。但面對心理治療的急迫性、難以界定病狀、無統一診治手段等阻礙，恐怕無法即時接住心理狀況不佳的人群，為了達成人民總體的健康，我們的下一步該往哪前進？&nbsp;

互動式網站請按此工作評分【專題記者張寬逸、楊進傑、張碩、鄭雅方、黃慧文綜合報導】2016年7月4日，數十所大專院校學生至教育部門口抗議「學習型助理」為「假學習、真勞動」，要求教育部廢除「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回歸勞僱關係認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所學生高若想甚至將雞蛋砸到當時的教育部高教司專委頭上，於今年（2017）3月被判處拘役20日，高若想表示，將提起上訴。2015年6月17日，自勞動部與教育部先後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與《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以下分別簡稱《指導原則》及《處理原則》），將學生助理分為勞僱型與學習型。勞動部頒佈之《指導原則》，旨在讓學生助理能夠比照勞工，受《勞動基準法》保障；然而由教育部頒佈的《處理原則》卻將在校內工作之學生助理區分為「學習型助理」與「勞僱型助理」二類，其中，僅有勞僱型助理被視為和學校間有傭僱關係，學習型助理則被排除在《勞基法》外。5月18日，教育部訂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今年8月1日起學習型助理將改稱「獎助生」。高教工會代表批評，教育部寧願在今年度（106年度）大學預算中補助「學習型助理」的商業意外保險(約2.9億元)，也不願意用同樣的經費直接幫各兼任助理保勞保。 2016年12月23日，數個學生團體在教育部前針對「教學助理全面勞僱化」的議題提起抗議。圖＼鄭雅方攝助理定義惹議　學習型、勞僱型難分清根據教育部的《處理原則》，學習型助理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而非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學習又區分為課程學習與服務學習二種；若工作內容不是上述二者，就應該被定義為勞僱型助理。由於勞僱型助理受《勞基法》保障，校方有替學生投保勞、健保之義務，另應提供最低基本薪資，不得拖欠。根據《勞工保險條例》，有投保的助理享有各種保險給付，包括失能、傷病等。擔任勞僱型助理時的保險時間，也會計入未來可領取老年給付之年資內。由於學習型助理缺少這些勞動相關法規保障，對學習型助理之定義應更加慎重，學生也應該嚴格審視自己的工作內容。去年7月13日，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聯合勞動部與教育部推動之「生助理聘用勞僱化規畫」專案報告中，立委蘇巧慧便指出，政大曾以「暑期計畫學習型臨時性人員」招募助理，然而工作內容卻包含環境清潔，顯然有勞動事實，不應被定義為學習型。擔任科技部計畫學生專任助理的江同學表示，她的工作內容是替教授約訪，並取得受訪者之工作資料，對自身的學習並無幫助，僅是做資料的處理、整理，按照教育部的定義，不應歸為學習型助理，除此之外，校方還時常拖欠薪資。任職政大校內EMBA勞僱型助理的小彬（化名）表示，在辦公室內常看到學習型助理需要替老師或學生處理行政上的事務，然而，行政雜務的處理不應是學習型助理的工作範圍。 學習型助理和勞僱型助理的定義比較。製圖／黃慧文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部修改指導原則　遭批「換湯不換藥」為了解決助理勞權爭議，教育部於2017年5月18日修改原有的處理原則，變更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下簡稱：〈獎助生原則〉），希望能夠清楚地界定學習型與勞僱型助理的界線，除了將原「學習型助理」更名為「獎助生」，並規定須加保商業職災險。未來聘用獎助生前要舉行課程會議，以確定獎助生的工作範圍確實不涉及非關學習的勞務，其中至少要有十分之一的學生代表參與，負責對校方的監督。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集體協商中心、法務中心研究員李俊璋表示，主管機關把學生定義成「擁有勞工身分」，但同時又是「學生」，依照兩者分離的邏輯去修法。但他認為，其實學生在提供勞務，並同時進行學習，事實上「勞工」跟「學生」的兩種身分是並存的。李俊璋表示，根據〈獎助生原則〉的第四點（註【1】），會造成身分上的認定更加模糊。他強調，認定原則會使技專院校的學生的校外實習被認定為無對價僱傭關係，造成勞動條件保障的不足。弱勢學生也被納入獎助生補助的範疇，條文中明確規定「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李俊璋認為這很矛盾，校方規定弱勢學生若未達到一定的服務時數，必須去補服勞務才能拿到獎助，這已經是個明顯的勞務對價關係。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的徐子為同學表示，學校應該無條件給弱勢學生補助，讓他們不用工作就能維持生活，不應用時數來換。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師大分部成員陳炳權認為，雖然〈獎助生原則〉規定要為獎助生（學習型助理）保商業職災險，但實際上仍是規避行勞務之實的學習型助理的身分。保了商業險，等同於將原先用來補助公共體系（勞保）的金錢，轉移到私人財團手中。陳炳權認為，因為教育部態度消極、學校不願動用原有的經費來支付保險，這和總統提出的「高教公共化」口號背道而馳。關鍵在於高教預算必須提高。在教育部頒布獎助生原則的一周後，包含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等數個青年勞團，便召開記者會批評教育部此舉是「換湯不換藥」。全教總李俊璋則表示，《大學法》第33條、司法院大法官563號解釋都有提到，任何大學的學則訂定，都必須要有學生代表出席參與討論。根據〈獎助生原則〉第九點中規範，各類獎助生權益保障、申訴及救濟管道及處理程序，應納入「學生學則規範」，學生依照法律是可以得到在會議中表達意見的空間。高教工會指出，校內的勞資爭議申訴管道缺乏工會代表參與，容易遭校方控制。陳炳權表示，很多學校會盡量避免學生來干涉校方的勞動條件。「勞資爭議的申訴平台不應該在資方的平台之下，應是由更上級的機關來協調處理勞資爭議。」李俊璋建議，會議中可以納入實務工作者、民間組織的人事等第三方，避免學校以操控法定人數的方式，掌控勞資爭議申訴會議。再者，工會學生代表可以和校外勞權組織多做連結，以掌握資訊的優勢。「最重要的是，會議的紀錄要透明、公開。」若校方仍持續控制著勞資爭議申訴平台，建議同學可以申請各縣市勞工局所提供之外部勞動申訴、檢舉，透過公權力的介入保障自身權益。&nbsp;勞健保不重要？專家說給你聽納保爭議未息，勞健保究竟能夠提供哪些權益保障呢？蔡晴雨律師曾在她的文章表示，勞保是透過國家與僱主和勞工共同分擔保費的方式，讓勞工能在工作期間或退休後獲得一定的保障；包括生育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醫療給付、老年給付以及死亡給付。陳炳權表示，勞健保是社會運作的基礎項目，是必須品，沒有選擇性，只要有勞動事實就必須要保勞健保。「教育部讓學校彈性定義助理身分，容易讓學生被定義為學習型助理。」根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擁有五名員工以上的僱主有義務幫勞工投保勞保。全教總李俊璋表示，若僱主沒有投保，對於學生發生職災、職業病，甚至是年資，都會產生影響。他坦言：「尤其是上班路線中的通勤職災，很容易讓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造成極大的損失。」然而有些校、資方時常以人事成本增加，負擔變重為由大量刪減校內勞僱型的工作名額，甚至是向學生喊話，表示保了勞健保之後，學生薪水會縮水，讓學生選擇去當學習型助理。針對這些現象，全教總李俊璋表示，勞動關係中，最需要確保整體勞動環境的健全，「如果學校單純為了節省成本，而造成學生發生職災或是職業病等等，就是沒有維護學生的權益。」健保署規定，無工作者應依附配偶或直系血親，以眷屬身分到其投保單位辦理投保。勞促會同學徐子為舉例，假設某學生家人的薪資為五萬，該學生依附家人投保的金額將是712元；若以自己的薪資投保，假設一個月薪資6000，健保仍必須用最低薪資21009元計算，投保金額是296元，每個月即可省下416元。除了校內工讀，學生在校外打工也需要注意自己的權益，否則自身權益受損卻不自知。根據本專題小組在政大發出的146份有效問卷，63%的學生打工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另外，有19.2%沒有保勞保或就業保險，22.6%沒有保健保，22.6%沒有支付加班費。很多學生並不清楚法律給予的權益保障，政治大學國貿學系黃同學（化名）表示，找第一份打工時，因為不清楚勞健保相關規定，未以此作為選擇工作的標準。歐語系同學（化名）則認為，短期打工有無勞健保不影響她的選擇。 了解應有權益　免於不法剝削學生應該如何保障自己的勞動權益？針對僱主未依法保勞健保，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分析，若僱主連勞健保都沒有保，很難期待他在其他方面會是個「守法者」。遇到這樣的僱主，要盡快想辦法離開。若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應勇於檢舉，不要忍氣吞聲。蔡晴雨律師建議，若是遇到僱主有違法情形，除了可以向勞保局檢舉，也可以向僱主請求賠償或是提出調解、訴訟。「如果真的不想做可以和老闆表明違法並終止勞動契約，要求老闆給付資遣費。」高教工會陳炳權表示，針對打工單位，申請勞檢其實算是最簡單的方式。他強調一定要具名，「因為勞檢單位人力吃緊，所以常常選擇不處理某些匿名的案件。」陳炳權也建議學生，可以加入各校勞動組織（如工會）或參與勞權社團（例如政治大學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蒐集多個個案，再一次檢舉，效果會更好。全教總李俊璋認為，預防勝於治療，勞方相對資方弱勢許多，在進入打工環境之前要了解並排除不適合的場域。他建議學生可以多詢問學長姊的經驗。另外可以透過勞動部台灣就業通網站，或進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網站下載「校外工讀自我檢核表」，來檢視工作環境、勞動條件是否合格。許多同學因為與僱主熟識，當權益受損時，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此，李俊璋表示可以理解學生的心態，但若過度陷於人情，反而會損失法律上應有的基本保障。他建議學生在勞資糾紛發生時，可以先透過學生會、校內工會或其他NGO先進行協調。他相信，店家和學生若有不錯的關係，協調過後的結果並不會太差。李俊璋表示，學生對勞動保障條件都應有一定的認識，他呼籲政府可以透過政策形成或監督，讓民間、政府提供學生更多的工作選擇，讓學生在進入工作環境前，能充分的選擇適合的工作單位，避免進入勞動條件差的單位，影響自己的權益。&nbsp;&nbsp;&nbsp;註【1】：〈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第四點四、大專校院獎助生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教學研究活動，或領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其範疇如下：（一）課程學習：1、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2、前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二）附服務負擔：指大專校院為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提撥經費獎助或補助學生，並安排學生參與學校規劃之無對價關係之服務活動。前項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專題記者張寬逸、張碩、楊進傑、鄭雅方、黃慧文綜合報導】你知道未來有特殊疾病的孩子可能面臨在台灣難以治療的險境嗎？台灣兒童急診醫學會的調查指出，民國103年全台兒科醫師共有3273人，但近6成為基層兒科診所醫師，醫院兒科人數僅佔4成，24小時兒科急診醫師嚴重不足。目前全台兒科資源充裕地區僅剩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其餘約一半縣市皆缺乏兒科資源。除了少子化造成病人減少，在兒科的訓練及工作時數長，醫療糾紛多和健保給付低的多重壓力下，幾乎沒有年輕醫生願意加入行列。醫生平均年齡增加，新進人數逐漸減少，未來台灣的兒童醫療品質勢必下降。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黃璟隆醫師指出，政府若不重視現在的醫師訓練，台灣兒童未來很可能需要到國外治療特殊疾病。少子化的社會下，國家應該要開始思考台灣的兒童醫療該如何突破困境。診所收益優渥　醫院兒科醫師拉警報　近年來少子化衝擊造成台灣人口結構越來越趨向倒三角型。兒科病人數減少，兒童醫療市場縮小，醫院分配給兒科的資源自然下降。另外，少子化的問題讓家長對孩子更加溺愛，導致醫療糾紛增加，即使全民健保有分配額外的加成給付【1】給醫護人員，卻仍然無法吸引年輕醫師投身兒科界，未來等到老一輩醫師逐漸退休，兒科醫師也將愈來愈少，形成惡性循環。「對醫院經營者而言，兒科就是『虧本』科，賺的錢少，卻需要很多人力資源。」馬偕兒童醫院兒童醫務部主任邱南昌無奈表示，能夠堅持在兒科的醫療人員需要一點使命感，「儘管我們希望多一點兒童醫院，但兒童醫院虧本更多，需要政府的補助，否則如果繼續經營下去也不知道能撐多久。」「從花蓮到台東長達200公里，兒童的心臟次專科醫師卻只有一到兩位。」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董事長吳春福表示。他指出，兒科醫師最為匱乏的就在於急重症和次專科（例如兒童血液腫瘤、兒童心臟等等）。除了缺少次專科醫師，全台現在僅有四間兒童醫院，分別為台大醫院、台北馬偕醫院、中國醫大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吳春福董事長表示，大都市有比較充裕的醫療資源雖然合理，但相反地造成了偏鄉地區兒童醫療資源匱乏，在兒童次專科醫師本身就缺乏的情況下，能夠分配到偏遠地區的醫師只會更少。三軍總醫院副院長俞志誠醫師指出，多數兒科醫生會選擇自行開業，「一般兒科醫生在醫院月薪大概15萬，但自己開業的一個月就可以賺到三、四十萬。」俞醫師坦言，很多醫生喜歡責任小、負擔小、待遇差不多的工作環境，但醫院的環境都剛好相反。 醫院工作繁忙，住院兒科醫生需負擔的責任也相對沈重，許多人選擇自行開業。　製圖╱黃慧文小兒科醫師減少，不僅會引起工作過勞，醫療品質也會下滑。任職於台大兒童醫院兒童胸腔加護醫學科主任、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執行長呂立醫師指出，台灣平均一位小兒科醫師要照顧近4000名兒童，工作量大可想而知。過勞造成的壓力過大，除了會讓手術的風險增加，更可能引發兒科醫師的出走潮；對病人來說，也會拉長等待手術的時間，進而影響醫療品質。長久下來將造成醫師人數、訓練質量都不足，醫療水準下降等問題，病人有可能面臨要到國外求醫的窘境。在多重且複雜的兒童醫療困境下，影響最深的，就是需要大量住院資源的急重症病童。兒童需要的醫療　不是大人的縮小版沈淯瑱小姐的兒子冠伯因為闌尾炎發現得晚，導致發現時已經進一步產生腹膜炎。她表示，家醫診斷說明是腸胃型感冒，但沒想到兒子冠伯的食慾越來越差，進一步檢查後才發現病情的嚴重。邱南昌醫師表示，家長將感冒的孩童帶去「非兒科」的科別治療，並不是最適當的選擇，需要讓受過兒科醫療訓練的醫師處置較安全。在兒童患者身上，小小的感冒，卻有可能是其他併發症的前兆。兒童用藥劑量和成人不能以體型衡量，邱醫師表示，若在孩子身上使用成人的用藥量可能會導致藥物的副作用增強。「治療的用藥和劑量都不一樣。」他舉例孩子因細菌感染要開抗生素時，不能因為他的體重較輕，就直接用成人的藥量換算，因為兒童的生理和成人不同，很多藥物不一定適用。吳春福董事長表示，兒童處在快速發育階段，體型、器官尺寸在相同年齡層中差異也大，導致在醫療器具或耗材上規格不一。以嬰幼童心臟手術來說，手術用的醫療器具就要分成多達18種不同尺寸，然而成人卻只要兩種。兒童器官微小造成手術難度提高，和成人手術的時間相比，會多出至少兩到三倍。兒童醫療和成人醫療相比，不僅有器材和身體機制的差異，心理方面也不一樣，兒童的心理需要特別照顧。而台灣除了醫療資源不足以外，兼顧兒童心理的友善醫療也不足。兒童容易情緒不穩、疼痛忍受度低，也不像成人具有自主表達的能力，所以在情緒安撫、引導治療上就要多花上許多時間和人力。「孩子治療時，我們會利用玩具或是送貼紙的方式來轉移他的注意力。」任職於歷新醫院的兒科專科護理師宋明珠表示。邱南昌指出，兒童在生理上是個未成熟的個體，身體狀況和成人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兒童醫療牽涉到的是孩子的發育；就心理層面而言，兒童醫療的目的應是減輕孩子內心的負擔。 醫院為了減輕兒童住院壓力，會在院內設置卡通圖案的壁畫。　圖╱張寬逸攝推廣兒童友善醫療　讓孩子不再畏懼治療許多家長常常對孩子說：「不乖，就帶你去打針。」希望藉此讓孩子聽話，卻沒顧慮到自己的孩子心中，已經產生了對醫院的恐懼，害怕接受醫生的治療。「兒童友善醫療」觀念是目前國內醫療環境中最缺乏的。「兒童友善醫療是一種輔助，讓孩童能更配合治療。」邱南昌醫師說道。兒童友善醫療的概念，是從生病兒童的心理出發，透過硬體設備以及治療方式的改變，讓醫院不再是既有的冰冷、可怕的印象，讓兒童把醫院視為生活的一部分。邱醫師表示，在兒科樓層的環境做許多吸引孩子注意力的設置，像是壁畫、遊戲室、甚至會在醫護人員的衣服也會做添加圖案，以分散、減少孩子的緊張感。另外，根據孩童的需要，牆壁扶手的高度、桌子的高度、廁所使用的馬桶也會為了孩子特別設計，以符合他們需求。身為重症病童媽媽，沈淯瑱表示，兒童友善醫療概念對於家長的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幫助。「看到小孩子哭鬧，或是身體有狀況的時候，爸媽心裡也是很擔心。」她說道，表示兒童友善醫療也能夠使家長放心，將孩子交給醫生做最適當的治療。 馬偕兒童醫院在病房特別設置智慧型裝置，讓孩子能夠閱讀、看電視和聽音樂。　圖╱張寬逸攝兒童友善醫療概念除了有專門為孩子設計的硬體設施、較親近孩童的治療方式，兒童醫療輔助師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吳春福表示，一名專業的兒童醫療輔助師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兒童心理學、對醫療行為也要有足夠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本身對孩童的喜愛和溝通能力。但兒童醫療輔助師的門檻高，國內缺乏相關課程訓練，必須到國外修課通過認證才得以取得證照，導致台灣培育上的困難，十年之間只產生三位兒童醫療輔助師。儘管台灣在這方面的人才訓練緩慢，吳春福認為醫師的「觀念」還是最主要的因素，「只要醫生能夠站在病童的角度出發，友善行為就已經走出大半。」他也提到，北歐國家和美國的兒童醫療發展都非常值得台灣學習。吳春福表示，兒童沒有投票權，又不善表達，在社會上屬於「弱勢族群」，因此兒童在醫療環境上的保障相當重要。他強調，讓兒童進到醫院，不應該是進到一個令他們害怕的環境、強制性地進行醫療行為，而是給他們一個能夠安心的空間，多一些溝通，讓他們相信醫生。 兒童醫院會舉辦活動，請表演者到院內與病童互動，活躍病房氣氛。　圖╱翻攝自馬偕兒童醫院守護未來主人翁　保障孩子醫療權利面對兒童醫療經費和人才短缺的困境，邱南昌醫師認為，台灣需要重視少子化問題，對兒童醫療而言，經濟上的支持非常重要。在台灣，願意長時間捐助兒童醫療的企業非常少，但是在美國，即使兒童醫院同樣和台灣面臨虧本的問題，但它們能夠得到許多企業的捐助。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黃璟隆醫師表示，國外的企業懂得回饋社會，雖然目前台灣還沒有這種風氣，但假以時日，台灣企業也許就會漸漸跟進。然而兒童醫療除了少子化所帶來的影響，健保制度的不足也是很大的問題。健保制度雖然對兒童醫療有加成給付，但對醫療院所的補助依然不足。邱南昌醫師指出，兒童醫療的成本較貼近實際人力面，但目前的健保制度給付醫療人員的費用相當低，計算上也不會考慮時間成本。黃璟隆醫師也認為，政府應該免除兒童的「健保部分負擔」費用。「政府要鼓勵年輕人生小孩，就要拿出誠意，幫家長分擔這些費用是一種方法。」他也提出「配合款」的方式，讓政府提供部分經費，協同醫院資金，改善兒科環境，補足經費不足的困境。「政府要把訓練醫師當成責任，人才流失的結果，會造成兒童急重症只能到國外求診的情況。」吳春福董事長表示，透過成立兒童醫療基金會，除了倡導兒醫議題外，還提供補助，以幫助重症病童。並推廣硬體、軟體方面的改變，如兒童醫院的空間改造；到各大病房替病童進行藝術治療，以及培養取得國外證照的兒童醫療輔導師，回台灣做友善輔導等。另外更設立玵了「兒童醫療貢獻獎」，給予優良的兒科醫師鼓勵與肯定，繼續為兒童醫療的環境努力。「蹲下來，站在兒童的高度來看『醫療』這件事。」吳春福董事長語重心長地說，兒童醫療要完善，唯有大家的重視與支持，才有長遠的未來。附註：【1】加成給付：實稱「護病比加成」。護病比表示平均每個護理人員照顧病人的數量，護病比越高，表示每位護理人員需照顧病人越多，也會造成病人死亡率的上昇。台灣在 2015年醫院評鑑的基準是全日平均護病比為 1：9（醫學中心）、1：12（區域醫院）及 1：15（地區醫院）。而美國為 1：6；日本為 1：7（醫學中心）。根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調查，健保給付住院護理費每日 492元到 613元，約為護理人力實際成本的二分之一。&nbsp;

【記者吳禹潼台北報導】總統蔡英文24日晚間宣布將修改《全民健康保險法》，推動陸生納入健保，並自行全額支付保費。台聯青年軍於25日下午聚集於府前以「中生不是台灣國民，不得納入台灣健保」為口號，表達反對的立場同時要求政府退回政策。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在台就學的外籍生及僑生，只要在台居留滿6個月就可以納入健保。但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陸生為「停留」而非「居留」，故無法納入健保，需自行投保商業保險。 台聯青年軍於凱達格蘭大道上舉標語進行抗議要求政府退回政策。 圖／吳禹潼攝 台聯青年軍率抗議隊伍由凱達格蘭大道步行至總統府旁遞交抗議書。 圖／吳禹潼攝台聯青年軍認為政府不應倉促將陸生納入健保，一旦開放陸生納入健保，恐造成中國人「假就學，真就醫」。台聯青年部主任侯宗穎表示立法院有更多需要推動的法案，總統於24日晚間宣布，並預計於隔周提案闖關，如此貿然開啓陸生納入健保如此具爭議性的法案，是十分不妥的。對此，陸生、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張郁提到，陸生來台前都有經過醫療檢查，排除患有重大疾病，實際健保花費應該不高。他認為加入健保後不必擔心突發的嚴重傷病，使陸生有了更完整的保障，比原先的需自行投保商業保險更好。 台聯青年軍抗議標語「中生不是台灣國民，不得納入台灣健保」 圖／吳禹潼攝此外，台聯青年軍抗議，台灣全民健保具有社會福利性質，陸生在台未曾納稅，沒有理由使用台灣健保資源。青年軍團長許亞齊坦言健保應該是國民專屬的福利，「所有的外籍學生都不應該納入健保。」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反駁，台灣想促進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招收優秀境外學生，本來就該提出對境外生的資源與保障。但林柏儀也指出政府如今加大境外生的健保負擔，全額支付開啟了「不提供任何資源給境外學生」、「不顧境外學生能否負擔」的政策趨勢，此方案應被質疑。未來修法過後，陸生將納入健保並需全額支付保費新台幣1249元。僑外生健保費的部分，原本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每個月補助新台幣500元，僑生只需負擔749元保費，未來將比照陸生自行全額支付每月1249元的保費。陸生、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劉力暢認為，學生很少用到大量醫療費用，所以新法案中全額自付保費這部分還有待商榷。張郁也表示由於在台陸生不能打工、無法領獎學金，基本上無任何合法收入，卻要繳納全額保費是不合理的。但身為僑生的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吳紹瑜認為補助人數增加對政府來說也是種負擔，的確該提高自費的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