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香霆報導】每釀製一噸的酒精就會產生近十噸的廢棄物，蒸餾後留下的廢渣與廢液通常會被自然排放，加速水質優養化等污染現象。育達科技大學人文管理學院院長龍清勇，攜時尚造型設計系的助理教授黃筱晴、學生吳思樺、徐湘茹、范心妍、鄧羽棠設計「釀酒廢棄醪液製成天然洗髮護髮雙效產品」。活用釀酒後留下的廢液，濃縮製成有利頭皮健康的酒醪液（註）洗護髮產品，奪得第11屆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展金獎。 註：釀酒過程中，糖類發酵後產生乙醇後製成酒精，所剩餘的副產物即為釀酒廢棄物，其經濃縮後可得到具應用價值的酒醪液。 團隊嘗試以不同方式釀酒，以此產生可循環利用的酒醪液，他們將釀酒的基礎材料替換成品質與供應量都相對穩定的二號砂糖，並改採液態發酵法，使二號砂糖中的礦物質與特殊培養的菌種反應後，可高效轉換為酒精，廢液經濃縮後還能產出帶有胺基酸、胜肽、蛋白質等營養成分的酒醪液。龍清勇說道：「製程中都是食用等級的材料與技術，所以基本上這個醪液也是食用等級的，對人體不會有負面影響。」團隊將釀酒廢液全數回收再利用，製作以酒醪液為基底的天然產品，提高使用價值。 對頭髮來說，充足的蛋白質有助於促進頭皮的血液循環、提升髮根的穩固性。團隊提取酒醪液中有利於強健毛髮的蛋白質等成分，製作成洗護髮產品。然而蛋白質分子團大，並不利於髮根吸收，所以加入天然沈香露，改變酒醪液中營養成分的聚集狀態，使分子團變得更小、更容易溶解。不同於一般採遠紅外線縮小分子團的方式，希望多以天然成分取代化學原料與製程，實現循環經濟理念。 在產品的清潔、護理功效上，團隊以自身的美容美髮專業知識，嘗試以天然中草藥取代矽靈、界面活性劑等化學成分。團隊在研發階段時添加枇杷葉、菊花等配方，「枇杷葉的抗菌特性可以能夠改善頭皮屑的問題，菊花對於頭皮發炎也都有改善，甚至頭髮也都會比較強健一點，不容易掉髮。」吳思樺補充道。 此產品雖然能夠提升釀酒廢棄物的價值，但是價格也普遍高於市售洗髮精。因此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教授蔡慶修說：「該產品若要上市，應該考慮原料來源與成本，與大型酒廠合作可以取得相對低廉的原料。」不過他也肯定利用酒醪液或酒醪渣來研發新用途，有助於實現循環經濟的效用。

【記者林芷彤報導】近年關於人體內微生物的研究逐漸深入，學界對其與健康的關聯有更多認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學生洪嘉和、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學生張世旻以及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黃雪莉，共同發表一篇探討硝酸鹽對人體共生菌生長與代謝影響的論文。該研究成果發表於美國微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ASM）出版的期刊《應用及環境生物學》（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AEM)，獲得2024財團法人臺灣醫學發展基金會論文特優獎。 人類可透過飲食或唾液分泌獲得硝酸鹽，作為一種益生質，影響人體內細菌生長，與健康息息相關。本次研究聚焦於硝酸鹽與人體共生菌Veillonella（以下簡稱V菌）的交互作用。V菌廣泛存在人體口腔與腸道中，然而，這些環境中的乳酸含量偏低，使得V菌生長受到限制。過去研究已指出硝酸鹽能促進V菌的生長，但其具體作用機制仍有待深入探討。 此次研究證實，硝酸鹽能促進V菌在不同碳源環境下生長，洪嘉和說：「碳源可想像為細菌生長時，主要吃的食物。」研究團隊發現，即使在缺乏乳酸碳源的環境中，硝酸鹽仍能顯著提升V菌的生長量，推測是因為硝酸鹽促使V菌轉而利用其他替代性碳源進行代謝，克服乳酸不足的限制。 研究團隊透過細菌培養進一步發現，硝酸鹽還能使V菌將胺基酸轉化為對人體有益的物質。洪嘉和指出，硝酸鹽能幫助V菌有效利用谷胺酸，轉化為對人體有益的短鏈脂肪酸，有助調節代謝、維持神經系統健康。此外，其亦可將天門冬胺酸轉換為色胺酸，幫助神經傳遞與抗發炎，對保持人體健康狀態至關重要。不過該研究尚未利用人體進行實驗，因此實際效果仍待驗證。 談及未來展望，洪嘉和認為，本研究爲開發次世代益生菌（註）產品提供一個新穎的策略。黃雪莉補充，近年研究顯示，V菌與多種健康狀況相關，例如在精英運動員的腸道中，V菌數量明顯較高；但在自閉症兒童和高血壓女性體內相對偏低，因此補充V菌所帶來的潛在治療價值具深入探索的意義。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副教授陳振暐則建議，可透過小鼠實驗進一步驗證此次研究的結果。 註：新興益生菌概念。指的是在傳統益生菌（如乳酸桿菌）之外，過去未被認定為益生菌的菌種。這些菌種因與特定健康狀況存在直接或明確的關聯，而被視為具有潛在應用價值。

位在台中南屯區巷弄內，由私人民宅改造而成的永春文健站又稱部落春，是以定居台中南區、南屯區及烏日區的排灣族族人為主要服務對象，也是附近長者白天的生活中心。　圖／蔡文馨攝【專題記者古宇恩、林玟君、詹晶雅、蔡文馨綜合報導】「來這裡都喜歡啦！像是我們的故鄉。」楊玉樹靦腆地形容「文化健康站」這個地方。二十多年前，來自台東排灣族的楊玉樹，為了工作與丈夫移居到台中，從永春文健站籌備到正式成立的三年間，不時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然而，因丈夫生病無法出外工作，楊玉樹便成了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現實的殘酷，讓楊玉樹在前往文健站的路上面臨瓶頸⋯⋯文健站供長者照顧服務 原民重獲部落歸屬感民國104年，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成立「文化健康站」（以下簡稱文健站），其前身為原民會於民國96年成立的「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期望更加強調文化傳承與健康照顧的功能，以弭平原住民族與都會地區之間的醫療及社會福利資源的差異。原民會社會福利處視察王子軍強調，文健站與一般的長照機構不同。首先，長照機構的服務對象為身心已中重度失能的長者，而文健站是服務健康、亞健康（註一）、衰弱到輕度失能的原住民長者；再者，長照機構的照服員人力較充沛，文健站則提供較為基礎且免費的醫療保健照顧服務。註一：亞健康是指人處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一種臨界狀態，人的心理或身體處於混亂，但並沒有明顯的病理特徵。隨著近一半（48％）的原住民人口移居到都市，民國106年後，原民會開始在都會地區建設文健站，透過聘雇同為原住民身份的照服員來照顧原住民長者的方式，保障長者獲得在地族群及文化特色的照顧服務，進而降低原住民家庭醫療和長照花費負擔。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從民國104年到111年文化健康站所服務的原住民長者人數成長近4倍。「medjama （早安）！」來自台東排灣族的溫發英一大早來到文健站，穿戴著配有百合花圖騰的排灣族特色服飾，熱情地與照服員和其他長者們打招呼。「它（文健站）讓老人家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文健站服務志工蔡光明說明，長期居住於都會區的原住民少有聚會的空間，導致日漸與自身族群文化脫節，因此，文健站的設立，不僅給予原住民長者重拾自身文化的機會，也讓他們能彼此交流、獲得歸屬感。「文健站很溫暖，好像回到部落，所以心情會很開朗。」文健站彷彿溫發英的第二個家，讓嫁到台中50年後的他重新找到回家的感覺。 中華民國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截至民國111年全台目前共有481間文化健康站，其中站點多設立在原住民人口數較多的花東地區與南台灣地區。多元課程傳承原民文化記憶 重塑長者自信「我想說今年要有個突破，看看我能不能夠坐公車，所以一直注意公車班次，現在終於成功了！」初來文健站的戴錦蓮，在照服員的鼓勵下，學會搭公車及搜尋公車班次，不僅成為每天來到永春文健站的常客，更從中獲得自信心。文健站除了協助長者銜接現代生活及提供衛教課程等服務，也重視原民文化的傳承。許多原住民長者期待透過文健站的課程找回被遺忘的文化記憶，戴錦蓮感概地說：「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好像也不太了解，當我們要認真學習的時候，老人家都已經不在了。」因此，照服員曾將排灣族傳統的月桃編織設計成一整季的活動，從月桃的採摘、剝皮、曝曬、編織，到月桃的用途及對於族人的意義，讓原住民長者發覺埋藏在傳統技藝中祖先的智慧，同時訓練手眼協調及刺激腦部運作。此外，文健站也透過青銀共學的模式，讓長者傳遞過往在部落生活中所習得的文化經驗，並與年輕人共同學習族群文化。蔡光明分享，「小孩子願意來學，長者會很感動，是給他們一個很大的自我認同感。」他表示，雖然不能明確知道青年收穫的多寡，但至少可以讓他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有最初淺的概念。 永春文健站的課程以延緩失能作為主軸，並嘗試融入排灣族文化元素，讓長者在課程進行中訓練手眼協調，同時學習傳統技藝中的文化內涵。　圖／古宇恩攝多重壓力考驗文健站　提升到站率成最大挑戰作為各文健站首要查核指標的到站率，目前已成為文健站負責人及照服員的「業績壓力」。即便文健站延續了世代間文化傳承的精神，但並非每位原住民長者都能享有相等的資源。因交通不便、工作及家庭因素等情況，許多原住民長者前往文健站的意願低落。永春文健站計畫負責人呂秀惠無奈表示，即便前來文健站的長者對於站內提供的服務都相當滿意，但個案到站率低落的情況，成為文健站面臨的一大挑戰。文健站設點需考量諸多標準，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研究員宋聖君說明，「文健站必須要配有電梯，方便老人家上下樓；在坪數上，一個人要兩平方公尺，也需要設有辦公室、廁所跟廚房。」另外，由於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型態不似部落集中，因此難以尋找原住民人口密度較高的服務據點，當尋覓到適切地點，文健站又可能面臨租金過高，且場地不符合設立標準的情況。都市文健站的選址難以考量個案交通的便利性，連帶影響原住民長者前往意願，造成到站率低落的情形。為了提升個案到站率，許多文健站提供長者接送服務，但也導致部分長者因擔心造成照服員的困擾，而漸漸開始找理由請假。溫發英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分享，「老師說我年紀比較大，最好有人接送，可是我覺得不好意思，所以還是自己慢慢騎摩托車過來（文健站）。」雖公部門建議長者可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站，然而宋聖君指出，除了雙北都會區外，其他地區的大眾運輸系統並不夠完善。「有多少老人家會坐公車？公車時間是不是可以配合文健站時間？」照服員張家郁也提出質疑。除了選址與交通問題會影響原住民長者到站情形外，根據《112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規定，55歲以上的原住民長者便享有前來文健站之福利。但張家郁指出，來到都市的原住民大多為了維持生計，「許多個案其實六、七十歲都還在工作。」不過，文健站的服務時間通常與工作時間重疊，進而導致到站率難以提升。 長者在課程中製作的原民風手工藝品和圖畫，是永春文健站站內的裝飾亮點。身著排灣族特色服飾的溫發英伴隨音樂的節奏，展開肢體訓練的課程。　圖／蔡文馨攝查核制度成文健站壓力 專家質疑脫離「陪伴」本質《111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查核報告》規定，若個案到站率低於六成將拉低文健站的評鑑成績，且當查核分數低於70分時，一個月之內則必須提交改善報告，否則將會面臨撤站危機。個案未如期抵達文健站，導致到站率低落，進而影響評鑑成績，是文健站負責人及照服員長期面臨的壓力。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日宏煜認為，「不該把個案限縮在文健站的空間。」當原住民長者有工作能力，不論到市場賣菜、到田地耕作等，只要照服員清楚掌握個案去向，並了解個案身體及生活狀況，便足以達到文健站「陪伴」的目的。個案的到站情況要以抵達文健站的空間為依據，還是以照服員走進原住民長者生活的形式才算數，是現行制度仍需要定義清楚的部分，日宏煜無奈地說：「這是查核制度的問題，並不是文健站的問題。」在查核項目中，課程規劃也有極大佔比，為了豐富課程內容及優化文健站的實施成效，多數文健站便會推出特色課程，將原住民長者視為學生，由外聘老師指導長者。日宏煜對此提出質疑，「文健站應該像家中的客廳，自由自在，而不是充滿限制。」他認為，文化課程的設計應更具彈性，讓原住民長者也可以作為老師，以落實真正的文化傳承與青銀共學。戴錦蓮常覺得都會區如同鳥籠，充滿各種不適應與限制，而文健站如同一片天空，讓他拾回部落的溫暖，得以重獲短暫的自由。查核制度與文健站的存廢密切相關，如何調整文健站的制度，讓服務擴及更多有需要的原住民長者，以實現文健站「陪伴」的初衷，是須迫切解決的問題。 都會區文健站除了提供延緩失能的課程外，也形成原住民長者彼此交流，重拾部落溫暖的環境。　圖／詹晶雅攝

「智能透析止血帶」可幫助透析患者在兩個止血點施加固定壓力，避免施力不當影響血管健康。　圖／研究團隊提供【記者戴婧雯綜合報導】腎病患者在四小時的血液透析（註一）治療後，需要止血15分鐘，待醫護人員觀察並確認沒有滲血狀況才能夠離開，過程耗費人力和時間。長庚科技大學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師生共同組成研發團隊，發明「智能透析止血帶」，提供定時定壓和偵測滲血的功能，並於「2022第六屆創創AIoT競賽」獲得首獎。註一：血液透析也稱為「洗腎」，透過在體外淨化血液，幫助衰竭的腎臟排出人體代謝產生的毒素和水分。長期血液透析的患者需接受一週三次、每次4至6小時的透析。在血液透析的過程中，醫護人員會使用較粗的針從患者的動靜脈瘻管（註二）抽出血液，經過儀器透析後，再將血液輸回患者體內，並在透析結束後止血15分鐘，「醫護人員會用類似魔鬼粘的止血帶幫患者止血，但有時患者打開止血帶了才發現到有滲血。」團隊指導老師余怡珍提及。團隊在智能透析止血帶上裝設可偵測紗布濕度感測器，判斷患者的滲血狀況，並及時透過系統自動加壓進行止血。腎病患者家屬楊畹莙對此也表示，感測滲血的功能可為患者和家屬帶來便利，「不用像以前壓不好，回到家還要一直往醫院跑，省下很多時間。」註二：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的腎病患者需要一個管徑大且血流量多的血管通路，因此腎病患者需預先進行血管通路手術，將手臂的動靜脈連接在一起，形成動靜脈瘻管。若患者沒有適合的動靜脈，可利用人工合成材質製成的人工瘻管，作為動靜脈之間的橋樑。醫護人員會穿刺動靜脈瘻管，幫助患者進行血液透析。團隊成員吳宜宸表示，由於瘻管的血流量較大，且患者服用的抗凝血劑會防止血液凝固，因此止血的壓力和時間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止血恰當，會造成動靜脈瘻管瘤或栓塞等併發症。」然而，目前臨床的止血方法是由醫護人員手動拉緊止血帶，並時刻注意每位患者的滲血狀況，「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在止血點上施了多少壓力。」團隊成員林珈妤指出。 「智能透析止血帶」會將所使用的時間和壓力數據上傳至雲端，醫護人員可參考相關數據為每位患者進行個人化安排。　圖／研究團隊提供團隊將血壓計的加壓功能應用到智能透析止血帶上，提供定時定壓的功能，讓患者在規範時間內，以固定的壓力止血，避免影響血管健康。若在時間結束後依然檢測到滲血狀況，系統將會自動延長二分鐘的加壓時間，並增加2毫米汞柱的壓力，「不會一次加太多壓力，避免影響血管健康。」團隊成員吳佳昌解釋。另外，每次患者止血所使用的時間和壓力等數據，會自動上傳到雲端，供醫護人員作為參考數值，幫助患者找到最合適的加壓時間和壓力。除定時定壓和偵測滲血的功能外，團隊也預計在系統中加入瘻管健康的檢測功能，在每次加壓時可以檢測和更新瘻管的健康狀況。余怡珍表示，患者在一周內需要接受三次透析治療，「瘻管可以說是透析病人的生命線，但目前只是以聽診器或手摸去判斷瘻管的健康程度。」因此，團隊期許此項功能未來可幫助醫護人員省時省力，保障患者的健康。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余怡珍和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洪崇文，帶領兩校學生以「智能透析止血帶」在2022第六屆創創AIoT競賽奪下了智慧照護組的首獎。　圖／研究團隊提供

【記者廖嘉嘉綜合報導】11月30日，耶魯大學在校學生、校友以及「瑞秋的伊萊斯」（Elis for Rachael）組織對校方提起訴訟，控訴校方得知學生有心理健康問題後，強迫對方自願休學，否則會將他以退學處分。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致力於幫助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並透過電子郵件接收學生的問題。　圖／截自瑞秋的伊萊斯官網2021年，耶魯大學學生瑞秋・肖・羅森鮑姆（Rachael Shaw-Rosenbaum）因擔心遭學校強迫休學而在校內自殺，引起有相關經歷的校友及學生關注。許多志願者與羅森鮑姆的親友一同創建瑞秋的伊萊斯組織，希望提供遭受相關迫害的學生援助。然而，組織成員保羅・曼格・約翰森（Paul Mange Johansen）表示，過去有許多人對休退學制度表達不滿，但校方並沒有做出實質改變。 瑞秋・肖・羅森鮑姆在校內自殺後，親友與學生舉辦蠟燭之夜悼念他。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耶魯的制度非常過時，並且是對學生有害的。」耶魯大學校友薇洛・西爾維斯特（Willow Sylvester）不滿地說道。他的朋友曾因心理健康問題向校內心理診所求助，診所卻不斷施壓，要求對方休學一段時間，否則就會直接被退學。約翰森因此憤慨地指出，這對學生而言根本就不存在選擇權。西爾維斯特也補充，校方規定休學學生必須間隔二至四個學期才能回到學校。在這個期間，學生必須設法證明自己的心理狀況良好才可以復學。「我已經努力在面對心理健康問題，現在我還需要面對學校的休學政策，這讓我更難照顧自己。」耶魯大學學生艾麗西亞・艾布拉姆森（Alicia Abramson）提到，他曾因為飲食失調與憂鬱症而被迫休學，當他飽受心理問題困擾時，從學校休學卻帶給他更多的煩惱。他除了被禁止進入學校，更無法使用學校的資源，已經繳交的學費與學生健保也無法退回。約翰森也提及，部分外國學生需要學生簽證合法居住在美國，當他們因為心理健康問題休退學時，意味著將必須短時間內離開美國。訴訟結果目前仍有待法院裁定，但已為耶魯大學的休退學制度帶來極高關注度。面對相關指控，耶魯健康中心心理健康與諮詢部主任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回應，表示相關報導將會誤導學生應繼續學習而非專注治療。「他們應該開始好好對待心理健康問題學生，他們也是人。」提到訴訟後對校方的期望，艾布拉姆森表示。他希望校方給予學生更多幫助與關心，而非將他們視為罪犯。 瑞秋的伊萊斯組織於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球賽期間發起聯署，希望大眾一同聲援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　圖／保羅・曼格・約翰森提供

【記者鄧芯怡綜合報導】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UW）於8日宣佈全體師生在教室內都必須佩戴口罩，因而引發熱議。該政策於9日開始實施，並將持續至學期結束。校方考量加拿大正處疫情升溫之際，除了保障師生的健康，要求他們戴口罩也是為了避免期末考受到影響。 圖為滑鐵盧大學於官方網站上發佈强制教職員及學生佩戴口罩的公告。圖／取自滑鐵盧大學官網在西方國家，政府已鮮少強制民眾佩戴口罩，突然的公告因此讓師生措手不及，也引發兩方意見的辯論。此外，校方也要求學生和助教晤談時佩戴口罩，只有教師在授課、學生進行報告時，才可以摘下口罩。滑鐵盧大學畢業生愛德華・波法・堤林（Edward Bofa Tilin）評論校方的要求過於嚴苛且沒有必要，他也補充，全世界都試圖和新冠肺炎共存，滑鐵盧大學卻反而在防疫政策上倒退。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學生需要重新適應在教室內佩戴口罩的生活。　圖／取自滑鐵盧大學官網然而，貴湖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UoG）整合生物學系副教授肖珊娜・雅各布斯博士（Dr Shoshanah Jacobs）提出不同的意見：「我認為滑鐵盧大學的考量絕對是正確的，我們都應該這樣做。」他也補充，佩戴口罩是關心社會整體健康的行為，保護自己的同時，也照顧了老人、小孩這些容易受到感染的群體。他坦言加拿大社會忽視大眾健康，這樣的環境讓深切關心民眾未來的人備感壓力。「西方國家推崇自由的風氣，因此人民應該有自行選擇佩戴口罩的權利。」堤林直言學校推行的政策侵犯了師生的自由。此外，堤林也提出目前美國數據顯示，在防疫管制上較嚴格的州與較寬鬆的州相比，新冠肺炎的傳播率並沒有太顯著的差異。因此，堤林和他的教授都認為口罩無法完全預防新冠肺炎的傳播。滑鐵盧大學的口罩政策在社群媒體Twitter及Instagram上都引發高度關注，部分家長希望加拿大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健康問題，因此予以支持；學生則認為課堂上本就無法避免師生之間近距離接觸，因此佩戴口罩其實沒有實質的效益。相比西方的開放政策，台灣目前仍維持公眾場合皆須佩戴口罩的規定。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學生謝明潔支持政府的決策，因為只有遵守防疫措施才可以讓學生免於重回遠距上課的命運。面對眾多的質疑，外界都在觀望校方將會如何應對。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口罩政策一經宣佈便在社群媒體Twitter上引起廣泛討論。　圖／截自滑鐵盧大學官方Twitter 

【記者蔡文馨綜合報導】國立中山大學去年首創「心理不適假」，搭配導師關懷與諮商介入等配套措施，協助學生調適身心狀態。中山學務長楊靜利表示，施行首年沒有學生以心理假為由請假，而本學期至今僅有六位學生使用心理假，制度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 國立中山大學去年首創「心理不適假」，搭配導師關懷與諮商介入等配套措施，協助學生調適身心狀態。  圖／鮑姿穎提供2021年5月，校方正式將「心理不適假」新增至《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請假規定》。中山畢業生、109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委員林玟圻表示，心理假是由校方主動推行，因此在推行過程中十分順利，討論半年即正式設置。目前欲申請心理假的學生，僅需要至請假系統做登記，並說明請假原因即可，且每學期未有申請心理假之上限。楊靜利表示，若學生請心理假過多次，校方會通報導師，介入關心學生，但若狀況仍未改善，才會再向上通報諮商中心。對於心理不適假，多數中山學生皆表示肯定。中山外國語文學系學生鮑姿穎認為，現代人罹患心理疾病的數量漸增，心理假的設置讓學生有喘息的空間，也能適時紓解自己的情緒。「對於因心理因素不敢去上課的學生，心理假是很自在的選擇。」才剛請過心理假的中山外國語文學系學生L小姐（化名）表示，學生在心理不穩定的狀況下，根本無法專心，因此，他認為與其讓學生用不健康的心理去上課，不如讓他們的身心靈放假。 心理不適假得到多數中山師生的肯定，但對於宣傳成效與學生濫用問題，也引發師生間的討論與疑慮。 圖／鮑姿穎提供即便心理假制度立意良善，多數校內學生卻並不清楚校方有設置此假別，中山劇場藝術學系學生Ben（化名）表示，直到20日學校官網發布心理假相關貼文，他才得知此消息，且身邊也尚未有同學申請過此假別。事實上，針對心理假的宣傳，楊靜利表示，中山校方是以發布會議議程的形式至全校師生信箱，可能導致師生未及時得知心理假消息。此外，針對心理假使用人數低落，Ben分析，心理假的實施，恐會造成校方、老師及同學過度關心，而讓申請人未得到真正的休息，無法發揮心理假實際用意。心理假制度逐漸廣為人知，也引發部分師生擔憂心理假是否會遭學生濫用。對此，中山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杜佳倫正向看待，「大學生已是成人，能自己做好學習規劃與判斷，若有人刻意濫用，那就是不尊重設置制度的善意，也不尊重真正有需要的人。」杜佳倫也贊成心理不適假的設置，根據其授課經驗，他認為心理假能幫助有身心狀況的學生，讓他們可以適當休息。杜佳倫更表示，通常主動提出需求的學生，也較能在身心恢復後積極回到班上繼續學習。 中山大學心理不適假的使用人數施行至今雖看似不理想，但立意良善，不僅鼓勵學生正視身心狀況，更是多一種假別供學生選擇。 圖／蔡文馨攝目前教育部國教署正研議於高中以下學校實施心理不適假，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等校也正研擬相關規定，顯示學生心理健康議題備受關注。作為全台首間實施心理假制度的學校，楊靜利認為，心理不適假的設立，除了鼓勵學生正視身心狀況外，更是多一種假別供學生選擇。Ben也肯定校方設置心理假的政策，讓學生可以透過合乎校規的管道，且在不損害自身權益的情況下合理請假，適時調整身心靈狀況。

【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學生們一個接著一個，蹲在花圃邊把鬱金香球莖種入土中，他們的雙手和膝蓋上都沾滿了泥土，但眼神裡卻是滿滿的笑意。黃色鬱金香計畫（The Yellow Tulip Project, YTP）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致力於消除精神疾病污名、建立關懷社群，並激發不同族群之間關於身心健康的對話。組織成員包含四位領導人、13位青年領袖以及上百名學生大使。 黃色鬱金香計畫是美國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廣心理健康議題。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秋季時，黃色鬱金香團隊會帶領學生和社區組織在「希望花園」裡種植象徵希望的黃色鬱金香，讓大家能在春季時迎接鬱金香的盛放，同時也建立了一個溫暖的心靈對話空間，讓人們在鬱金香的陪伴下，互相撫慰彼此的情緒。黃色鬱金香團隊透過這個經典活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同時也讓參與者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 「希望花園」在美國各州遍地開花，持續引起大眾對於黃色鬱金香計畫的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心理健康的議題影響著我們，不論是青少年或成年人，它值得被用力推動。」黃色鬱金香計畫公關總監康拉德．加布列（Conrad Gabriel）說道。加布列是一名充滿熱情的大二學生，參與鬱金香計畫已經長達四年，他回憶起剛加入團隊，以青年大使身份參加秋季種植鬱金香活動時，看見到場響應的民眾十分踴躍，讓他受到很大的鼓舞，「這讓我相信自己在推動消除精神疾病污名的路上並非獨自前行。」青年大使安德里亞．馬格斯（Andrea Maggs）也表示，一群人聚在一起分享境遇讓他更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故事，談論他長久以來對於推動心理健康議題的努力。 種植完鬱金香球莖後，參與者會在「希望花園」展開心靈對話，互相撫慰彼此。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新冠肺炎爆發後，對全球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響，其中也包括我在內。」加布列擔憂地說道。除了種植鬱金香，黃色鬱金香團隊也以全國各地的學校為據點，建立人數高達上百人的黃色鬱金香青年大使團，以社團方式進駐校園，期望在校園的各個角落傳達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呼籲青年正視心理健康相關問題，並傾聽內心的聲音。加布列指出，青年大使的角色是團隊成功的基礎，在黃色鬱金香這樣以青年領導的組織當中，他們的聲音非常重要。 黃色鬱金香計畫為青年領導團隊，其中上百名的青年大使更是組織成功的基礎。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該計畫源自於創辦人茱莉亞．漢森（Julia Hansen）的親身經歷。漢森高中時曾罹患憂鬱症，過程中充滿強烈的孤獨感與無助感，加上當時社會普遍對於心理衛生相關疾病充斥著汙名與標籤，讓他在尋求幫助時困難重重，更因此失去了兩位好友。漢森因而更堅定地推動這個計畫，不僅期望能為需要的人提供相關諮詢及協助，更期盼能除去社會大眾對於心理衛生疾病的汙名與標籤。 青年大使在校內以社團方式活動，將黃色鬱金香計畫的理念帶進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此外，黃色鬱金香團隊也定期舉辦與心理健康相關的活動與展覽，其中最著名的是「黑白攝影展」。此展覽以黑白肖像的方式展出，展覽中的作品呈現出創作者面臨心理健康的挑戰，以及個人受親友患病產生的影響。希望能透過展出的作品呼籲社會大眾正視心理健康的問題，加布列表示，「我們應該專注於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它可以帶來更好、更輕鬆的生活。」。 黃色鬱金香計畫團隊期盼持續散播「希望會發生」的正向能量，引起社會關注。　圖／黃色鬱金香計畫提供目前，黃色鬱金香團隊仍持續推動種植鬱金香的活動，在美國各州幾乎都能見到「希望花園」的身影，團隊成員也期望心理健康議題能像鬱金香一樣遍地開花。訪問的最後，加布列語帶自豪地說：「我知道這不容易，但我們跟許多支持我們的人一起，在路上並肩前行。」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我們不可能活得毫無情緒，既然如此就應該學習如何察覺它。」Stand By 憂團隊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展開了「國際鏈結」、「情緒影展」以及「情緒石頭湯」等計畫。他們以線上互動的方式，期望陪伴參與者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習與之共處。團隊的核心成員林家安堅定地說：「我們希望關心到每個人的情緒。」Stand By 憂啟動自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民國110年度的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原先陌生的五個人因為精神疾病和覺察情緒等議題聚在一起，共同創辦了Stand By 憂。他們的創辦理念源自於「Stand By You」的陪伴意象，期待透過情緒陪伴情緒、生命陪伴生命的概念，​帶領大眾一同覺察情緒，陪伴彼此。 Stand By 憂團隊關心情緒察議題，希望透過線上活動凝聚關注。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核心成員林家安曾為憂鬱症患者的陪伴者，回憶起當時，他表示自己太晚意識到對方的情緒，屢次希望對方多談談自己的感受。當時對方突如其來的一句「我昨天突然就覺得活著好像沒什麼意義，想要自殺。」才讓他驚覺對方需要協助。林家安因而開始關注情緒覺察的議題，「如果早一點發現，早一點試著接住他的情緒，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陪伴他多走一段路？」他遺憾地說道。多數現代人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情緒，甚至不清楚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情緒當中，「我常常教我的個案思考情緒，不只思考憂鬱、緊張這些相應的結果，也要專注在自己遇到什麼事件導致這樣的情緒，或者中間經歷了什麼內在思考的歷程。」談到情緒覺察，臨床心理師蕭仁釗指出，其中的一大重點是自己能為情緒做些什麼，而非停留在當下的情緒泥淖中，包含求助朋友或是相關心理諮商機構等，讓自己恢復到生活的狀態。 情緒影展以線上形式呈現，民眾可以隨時隨地觀展並練習情緒覺察。　圖／Stand By 憂提供為了替情緒找到出口，Stand By 憂致力於開發人人皆可用的情緒工具，他們在線上網站Gather Town上推出「情緒影展」，邀請理想混蛋、綠繡眼等創作者和民眾一同參與展出，以繪畫、歌曲、短文等形式書寫情緒。參觀完一整圈展區，最後會走回原點，象徵情緒應該經過覺察後走過，而非忽視。情緒影展上線兩個月即獲得不少好評，團隊成員也分享有參與者回饋道：「我覺得我的感受被收進一個信封，輕輕地闔上，可以沒有負擔地帶走。」 情緒影展分為三大主題區，讓參與者在情感上以及專業知識層面都有收穫。　圖／Stand By 憂提供團隊也邀請曾有「傾聽運動」經驗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學生廖庭儀加入團隊，負責籌劃「情緒石頭湯」活動。每個月不定期邀請各個主題的講者透過Google Meet分享自身經驗，並穿插創作活動與參與者互動，學習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廖庭儀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情緒石頭湯的創作時間，其中一位參與者在留言板拋出了「大家還好嗎？」的問句，引起許多參與者的共鳴，若有其他人回覆自己過得不好，拋出問題的參與者便會以溫暖文字安慰他。參與者自發性地互相療癒也充分體現了Stand By 憂互相陪伴的理念，讓團隊成員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鼓舞。 團隊邀請各界素人主講情緒石頭湯，讓參與者學習以不同的形式分享情緒。　圖／Stand By 憂提供上個月，曾在10月擔任「情緒石頭湯」講者的插畫家尹湘選擇離開世界。廖庭儀作為其好友難掩沉痛，他表示尹湘一直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他患有思覺失調、重度憂鬱症、焦慮症以及強迫症。一直以來，他用自己擅長的繪畫鼓勵著同樣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友們。「看著他的背影，我總是自卑，我追不上。」廖庭儀苦笑說道。該次活動，參與者受到尹湘的鼓舞，在創作時間以各種方式抒發自己的心情，彼此安慰。廖庭儀談到那次的「情緒石頭湯」，眼裡充滿了自豪，他說：「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石頭湯能夠成為求助者的浮木，只要有一個人在那兩個小時專心傾聽，那他至少在這段時間就是安全的，也許他會因而改變他的想法，做不一樣的選擇。」林家安也補充，情緒石頭湯創造了機會打開不同身份的交流，也呼應到了Stand By 憂的另一個核心命題：社區觀念。社區觀念是陪伴憂鬱症病友歷程中很重要的部分。Stand By 憂團隊期望除了陪伴者以外，能引導會與之接觸，並給予幫助的角色，例如，老師在教學場域遇到學生，即使只是短短一堂課，也能產生其影響力；又或許因為自殺事件介入的警察，也應該被引導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況。此外，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與國外身心健康組織互動，進行「國際鏈結」計畫，替外國組織翻譯文案與作品。除了希望推廣、套用國外的模式以外，也期望能從台灣出發影響國際，建構出專屬於華語世界的專業社群網絡，不只承接更多社會大眾原先忽視的憂鬱情緒或病症，也帶著大家認識自己的喜怒哀樂，學習辨認自己在不同狀態下呈現的不同樣貌。 Stand By 憂團隊也積極推廣心理健康議題相關專業知識，望帶領民眾認識該議題。　圖／Stand By 憂提供目前團隊仍持續舉辦情緒石頭湯的活動，期望累積更高的知名度，讓素人主講為導向的活動產生更多影響力，累積長期的受眾，而不是變成以邀請知名人物吸引參與者的狀況。廖庭儀擔憂地說：「我會很擔心講者會失望，以為自己的東西沒有人想聽，但不是的，只是大家的時間對不上，還沒接觸到想聽的人。」未來，團隊除了會持續推動各項活動的宣傳，也將在明年二月與青年署指導的專案團隊「時習教育」合作，協力推廣Let’s Talk活動，讓大眾一同討論校園心理健康議題的支持與穩固，除了讓教育工作者或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也希望能聽到還在學或已經離開校園的人分享自己的遺憾，或許是在學期間沒有能夠向輔導老師求助，或者從來不清楚輔導室在哪裡，因而感到無所適從的經驗。期盼透過與青年署和教育團隊合作的方式，將影響力擴及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林家安補充：「我們可能很少被看見，但我相信情緒覺察和心理疾病的議題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