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真的有人把我當受害者嗎？大家知道我是當事人，可是沒有人在意我是受害者。」國立政治大學學生Felix（化名）說道。Felix大一時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事發當下，他馬上報警，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也接獲通報。原本Felix以為，事件能順利落幕，但性平會消極的處理態度，如同在他傷口上灑鹽。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Christine（化名）曾在校內研究室被性騷擾，案件進入性平會處理後，調查和懲處結果讓他苦等半年。調查期間，Christine因需與加害者繼續共事而備感焦慮，更影響課業表現，他曾向性平會提出更換實驗室的要求，最後卻石沉大海。「性平會對我來說是糟糕的單位，那時候有跟我說需要學業救濟、行政救濟等儘管跟他們提出，但我提出之後他們就不認帳。」性平會以性別平等為名，理應成為守護校園性別平等的防護罩，然而規範性平會建置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卻多有疏漏，如委員需具備的「性平意識」缺乏明確定義，難以確保委員的專業性。性平會非但無法保障案件當事人，更淪為當事人口中惡名昭彰的組織。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注重校園性平議題，推廣性別教育的同時也受理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性平案件。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有名無實 難守護教育初衷根據《性平法》第六條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性平會整合校內資源，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提升校內性平意識。性平會也須調查和處理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擔負「輔導」與「保護」責任，提供申訴者心輔資源與保護措施，用教育取代嚴懲，讓被申訴者能從錯誤中學習改正。相較外部的司法機關，校園性平會應提供被害人更多陪伴與協助，支持學生爭取權益，並降低案件對學生生活的影響。此外，校方有責任委請醫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提供當事者相關救濟管道。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曾擔任調查委員，他指出性平會調查過程常遭遇困難，如委員缺乏司法調查權、判決結果易受質疑，但他仍反對將《性平法》併入《性騷擾防治法》，因《性騷擾防治法》旨在以民、刑事罪責約束大眾，而非提升全民性平意識。林秀怡說：「不管是行為人還是被行為人都可以繼續受教 。」他認為《性平法》的功能是保障受教權，在懲罰外，更多的是諮商輔導，給予再教育的機會。然而仔細探究各項性平個案，現行大專院校性平會錯誤百出，如開會流程混亂、委員發言不具性平意識、審判標準不一、行政人員欠缺專業度等事件層出不窮。理想的性平會應當是一張溫柔的保護網，接住破碎與混亂的靈魂；如今無完善制度的性平會卻像是捕獸夾，令當事人在審問中遍體鱗傷又無處可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處理性平案件時，理當扮演保護雙方當事人的角色，然而在性平委員專業性不足的情況下，當事人常求助無門（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漏洞百出 從何填補？「他們（性平會）處理方式一直都是幫學校交作業，很會交作業的單位。」Christine評論性平會未發揮影響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根據《性平法》規定，性平會成員須具備性平意識，但性平意識卻不易衡量，且性平會全權由學校辦理，在複雜的教育體系下，學校常受利益、權勢關係左右，衍生許多問題。名義上獨立的性平會宛如「傀儡組織」，不禁讓人懷疑其存在的必要性。問題一：「性平意識」判定標準模糊《性平法》除劃定性平委員男女佔比外，也規定學校得聘具有性平意識的各領域委員。但校園性平案件樣態多元，性平意識因應時代轉變也有不同發展。每個人認定性別平等的價值不盡相同，且性平意識也不具判定標準，導致許多調查委員在審問當事者時用詞不妥或態度不佳，顯得不重視性平事件。向Christine求證調查情況，他回憶道：「我不記得第三個性平委員的身份背景，因為他整場（調查會議）都在睡覺。」「性平委員有權力，不代表他們有足夠的性平意識去施展這個權力。」曾任政大性平會教師代表的李淑菁於「獨立評論@天下」發表文章，指出在某些學校，性平委員不曾接受任何相關課程或訓練，恐有不適任的問題。在時代變遷下，個案牽扯同志或跨性別已不足為奇，不過，性平會相關人員大多為四、五年級生的教授、職員，若事前無需經過培訓，面對較陌生的多元性別議題，他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隨著時代推進，性平意識過去只強調兩性平等，近年也開始擁抱多元性別。學生若為同志或跨性別，校方理應尊重差異，消除一切歧視行為。圖為一對跨性別伴侶。　圖／王崴漢攝問題二：性平判決由校方主導 公正性存疑大專院校性平會由熟習校內文化的校方辦理，需設置5至21位性平委員，其中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具性平意識的相關人士加入性平會。性平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性平會議，若發生性平案件，則會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介入調查。《性平法》規定性平委員需具有當然委員（註1）、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學生代表，理當能廣納各方意見，使性平會運作更具正當性，卻有許多學校考量校譽、學校風氣而影響個案判決結果。曾就讀長庚大學的跨性別學生吳宇萱，因性騷擾案件行為人正是學務長，校方為推諉責任有影響性平會決策之虞，恐失公平。註1：大學性平會當然委員主要以校長、學務主任擔任政府期許校方成為推廣校園性平教育的領頭羊，於學校單位下設性平會。然而，在利益衝突之下，學生權益往往成為待宰羔羊。南部某私立大學性平會學生代表阿杰（化名）無奈表示校內性平會形同虛設，「雖然採共識決，但我們學校個案判決通常都是校長決定結果，也不太理會調查內容。」阿杰補充，私立學校招生不易，為了避免校譽受損，判決及懲處結果常受學校利益左右，「我們學校曾有個案是加害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學校沒有顧慮他的精神狀況，只為了給媒體交代，就直接給他兩支警告。」問題三：第一線人員專業度未能確保《性平法》明定性平會委員須具備性平意識，其中卻不包括專職處理性平會相關業務的承辦人。當校園性平事件發生，承辦人代表性平會，身處接觸案件當事人的第一線，倘若承辦人不具性平意識，恐怕會是當事人另一場惡夢的開始。「唉，麻煩死了。」這是Felix執意要提報性平會時，承辦人脫口而出的話，當時的場景，他至今仍歷歷在目。Felix遭遇偷拍後，承辦人及校安中心的教官擔任聯絡窗口，由承辦人負責聯絡調查委員召開會議，而教官則協助Felix跑後續流程。「因為我是男生，好像沒有人很在意這件事情（偷拍案）。」Felix指控，教官聽完事件經過，當下的反應令他感到不適，教官以戲謔的口吻說出「如果你（Felix）剛好也喜歡男生，說不定你們可以在一起啊。」以及「你是男生你幹嘛不打他兩下就好了？」等脫序言論。 Felix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但通報性平會的過程不受重視，對他造成二度傷害，而學校也無法讓被申訴者搬離宿舍，使Felix生活在恐懼之中（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問題四：培訓資源供不應求 專業人員數量不足 事實上，為培育協助性平會調查案件的專業人員，教育部須依《性平法》辦理培訓課程。課程共分初階、進階、高階與精進四階段，學員完成進階培訓取得證書後，才可成為調查專業人員。教育部同時搭建調查專業人才庫，各級學校根據名單聘請校外委員進入調查小組，提升小組調查知能。然而，瀏覽「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開課公告，上回初階培訓於民國108年8月開課，換句話說，最基礎的培訓課程已逾一年半未辦理。臺大性平會學生委員黃脩閔表示，他雖然對課程相當感興趣，去年上任後卻遲遲未能一探究竟。同時，每階段課程設有人數限制，初階限定百人參與，高階則以40名為原則。對此，政大性平會學生委員許人友表示，課程基本上一開放即額滿，反映資源供不應求的現象，也造成法律上實質取得調查資格的人才寥寥無幾。問題五：校方過度依賴外部專家 調查費時費力誘因低當前由於多數校內性平委員不具調查身分，也缺乏相關調查經驗，性平會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多仰賴校外專家。性平法上路初期，校內委員大多不熟悉調查工作，理應交由教育部積極培訓校內調查委員。林秀怡過去擔任多起案件的調查委員，他回應：「現在校內委員專業或經驗仍不足的情況下，先由校外專家帶領還沒有調查經驗的校內委員。」若傳承順利，學校就不需過度仰賴校外資源，得以回歸性平會校內自治，同時又不失專業性。此外，林秀怡提到當事件提報性平會，校方需在兩個月間找到合適的調查委員，而委員得在訪問完所有當事人後完成調查報告書。「其實接案訪談、寫調查報告，是高專業、勞力密集的事情。」林秀怡坦言，費時費力的調查過程使他倍感壓力。性平案件調查過程繁瑣且不支薪，委員甚至需承擔當事人因不滿判決結果而提告的風險。在高壓環境又無誘因的情況下，除了熱忱外，性平專家幾乎沒有任何動力繼續接案調查，導致願意投入調查的專家數量持續減少。<b>擴編學生委員席次　廣開資格認證大門若要改善性平會過度依賴校外專業人才的現況，應先提升校內性平調查的能量。而調查人才資源不足的大洞，或許能以擴增資格認證的方式補足。政大前學務長蔡炎龍指出，校內有多位教授專精性別研究，專業程度甚至足以勝任培訓課程的指導老師，卻仍須受訓，「他去上課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這些就是他的專業，但反而這樣（不去上課）的話他就沒有證照資格」。他建議，政府應開放更多元、彈性的資格認證管道，改善專業人才庫無法廣納性別專家的窘境。李淑菁則提出增編學生委員席次的看法，若能賦予對性平有興趣的學生更多權力，提高學生在性平會席次的占比，不但能減低教師委員的壓力，也有效提升性平會品質，「因為學生從小到大性平意識普遍比四、五年級高，學習過程中一直在接觸性別，也比較了解學生文化。」他補充，若擔心大學生難以主導調查，也可以讓具備更充分經驗與專業的碩博士生擔任主力。黃脩閔同意當前有許多學生關注性別議題，他認為學生能彌補師生兩端生命經驗的差距，「老師們有的已經脫離學生身份滿久，可是學生可以直接告訴你哪些事情會對學生產生壓力、哪些事情會對學業產生影響。」<b>組織偏重調查　推動性平教育成空談解決了性平會成員的問題，難道就能提升校園性平意識嗎？擋在學生與性平會間的濃霧會因此散去嗎？實際上，《性平法》不僅規範性平會須受理案件，同時，也必須落實性平教育，辦理相關活動。然而，許多承辦性平活動的行政人員業務繁重，而性平案件又需在時限內結案，性平會無力辦理更多活動。黃脩閔認為，學生應有權利知曉性平資訊，包括如何事前預防案件發生，以及可尋求的救濟管道。校園性平會應從根源建立性平意識，「不能總是處理後端願意進來（申訴）的事件。」多數受害者遭遇性平案件前從未聽過性平會，而一般學生對性平會的想像往往只能從去過性平會的同儕口中建立，性平會宛如隱身濃霧中的高塔，不易觸及。距性平會撥雲見日還要多久？也許有一天，學生不用再迷惘、無助地隻身闖進濃霧，他們的恐懼得以安放，也不必在晦暗的角落獨自哭泣。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校內並未落實推動性平教育的初衷，使得學生並不了解性平會業務，導致發生性平案件時學生更無所適從（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

【記者甘媄心綜合報導】民國109年12月25日，臉書（Facebook）社團「NCCU政大學生交流版」出現一則貼文，內文控訴系上兼任教師性騷擾研究所生，當事人於6月向國立政治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檢舉，但當事人認為此案的調查報告卻多採用加害者言詞為判定基準，處理有失公正，故發文揭露事實。 民國109年12月25日，臉書（Facebook）社團「NCCU政大學生交流版」出現貼文，內文控訴一起性騷擾事件，貼文引起校內學生關注、討論。　圖／甘媄心攝當事人、政大學生A（化名）說明，加害者在相處過程中，曾多次以肢體碰觸或言語騷擾，讓他感到不適。此事件不僅一位受害者，而是數位共同舉報。本案最終裁決加害人計小過兩次，需進行心理輔導與修習性別平等課程36小時。然而A控訴，性平會在本案調查報告中，主要採用加害者的言詞，如調查報告結尾寫「然其具有高等學識，且為人積極熱心，若能將之導入正軌，始為教育之本旨」。A也提到，在訪問、調查過程中，沒有交叉辯解；而當加害者在訪談中提出「感情糾紛」一事，委員的訪談重點便轉移，反而模糊原本針對性騷擾行為的討論。A批評，「像是前半段的討論都變得沒有意義一樣。」其後，A提出申復並補充相關證據，但最終學校認定調查程序無瑕疵，以「無理由」作結，申復失敗。A認為，學校也應當把被害人主觀感受列為參考判斷之一，由於事發當下無法即時記錄，恐導致往後申請調查案件時舉證困難。事實上，校園內性騷擾事件的判定標準模糊，多起性平案件判決結果也因此常起爭議。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4項指出，「性騷擾」的判定標準為有二，一是以明示或暗示從事性別歧視的言行，二是做出性、性別相關言行影響他人權益的行為。政大性平會學生代表、法律學系學生李科嫻說明，性平會以無罪推定原則來審酌案件並無疑慮，因性騷擾本就難以界定，「也許可以從法院實務判決的見解，檢視校方的處置到底合宜與否。」政大性平會教師代表、勞工研究所教授劉梅君則澄清，性平會處理案件時除組成調查小組、前後訪談所有可能的關係人外，更耗費數小時進行討論，過程相當謹慎。他也強調，性平會不具有真正的司法調查權，能蒐集到的間接證據即是相關人士的說法，「我們明白令當事人不適的言行確實存在，但因程序和規範，我們也必須憑證據裁決。」政大新聞學系副教授方念萱亦能理解性平會兩難之處境，「我完全能夠同理當事者，但仍需要遵守相關規章。」政大性平會學生代表、廣播電視學系學生許人友則指出，36小時已算是較重的處罰，且相較於刑事懲處，性平會存在的目的更是為性別教育。 國立政治大學性別教育委員會委員由校內各處室主管、各院推選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　圖／甘媄心攝另外，A更指出，事發過後校方除協助安排心理諮商外，付出行動關心的教師屈指可數。「最讓人寒心的是學校冷漠以待，寄個信關照並不是那麼難的事。」A也建議，性平會委員中應有心理學相關專業人才，「能夠理解加害者、被害者心理問題的委員，比較能有效解決問題。」但劉梅君回應，系所主管在無法確認當事者的意願下，若先主動表達關懷之意，可能會有介入案件的疑慮。「每個案件當事人意願皆不同，有些反而不希望曝光或被注意，系所主管、教師的立場其實很為難。」劉梅君更解釋，作為調查委員，有時可能反被當事人告到法庭上，耗時且風險大，往往讓教師委員感到吃力不討好、裡外不是人，「很多對性平問題有熱忱的老師也不願擔任此職。」但劉梅君也表示，在性平案件中，通常兩方都不會是贏家。但抽離性平會最終判決結果，對A來說，比裁決更重要的是能否得到校方釋出之善意。A嘆道，校方、師長的態度若能讓受害者感到被重視，也能避免同樣的事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