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綠能發售電業　邁向非核家園（註：本文提及的綠電、綠能，等同於再生能源。）【專題記者秦慈襄、林子文、陳問荷、陳婉琪綜合報導】民國106年1月26日新版《電業法》公布，是自36年制定法案以來，第二次全文修正；不僅推動台灣能源轉型、減少碳排放，更以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市場化機制合理經營電業為目標。84年起政府開始推動電業自由化，多年來進展遲緩。隨著近年反核聲浪高漲及缺電危機，能源轉型成了必須儘速開展的重要政策；同時，發展再生能源亦是保護環境的全球趨勢之一。蔡政府上台後隨即修改電業法全文，確立在114年全部停止運轉核能發電設備，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新版電業法將電業分為發電業、輸配電、售電業三大區塊，並採二階段修法。第一階段預計在一至三年內，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售電業進入市場；在未來六至九年內，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將進行「廠網分離」，旗下業務切割成發電、輸配售電兩家子公司，台電轉型為控股母公司。第二階段修法則預期完成電業自由化，全面開放，讓非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進入市場。台灣綠電發展概況台電資料顯示，40年代初期台電系統發購電量以再生能源為大宗，水力發電多於火力發電，兩者比例約為8：2。之後因人口、經濟快速成長，用電需求增加，水力發電量無法滿足台灣用電需求，開始擴增火力發電廠，從51年起形成以火力為主的局面。66年核能發電加入，發電結構更趨多元。至105年，火力發電占比達79.9%，再生能源僅有5.1%。目前台灣再生能源發電有風力、太陽光電及水力，未來將主要開發風力和太陽能，其中已有「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發展主力移至民間。打破零競價　建立公平開放市場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許志義表示，國際上很少有台灣過去「零競價」（「競價」意即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的電力市場。在國外可能每30分鐘就是不同的電價，但我國則是用開會的方式決定電價，「等到油價變了再來去調，永遠都是落後的，沒有辦法到當下。」因此，他認為建立起公平開放的市場是很重要的，也是改革的第一步。電力交易機制尚未確定交易機制是自由化後的重點。常見的電力交易模式有許多種，各國的類型也不盡相同，例如在電力交易所或其他交易平台上買賣，或是由供需雙方自行簽約，即是雙邊合約制度。國外的電力市場也發展出許多種類，有以天、小時或分鐘為單位的短期市場，也有一周以上或數年契約的長期市場，甚至發展出期貨市場。反觀台灣，雖然開放綠電自由化，但交易平台及交易方式目前都還沒有明確的規章。對此，能源局吳志偉表示，因為預估初期開放的交易量不多，所以傾向採取雙邊合約的模式，待交易量增長後才會考慮是否要建立交易平台。台電廠網分離　避免壟斷市場發、輸、配、售各電業間的切割與獨立，也是各國電業改革的重要議題。許志義表示，電業分離的模式有相當多種，大致可以簡單區分為實體分離與帳務分離（相對實體而言，又稱虛擬分離）。前者代表各類電業間不得互相持股或干預，必須是實質上獨立的公司，如英國即是發、輸、配、售完全分離；而帳務分離則有很多種情形，如輸配及發電業的帳務分開計算，意即會計獨立，或是以控股母公司、將兩者分割為子公司的形式，因為仍屬同一公司，所以皆不能算是實體分離。針對台電廠網分離的規劃，經濟部能源局電力組組長吳志偉說明，目前等相關規定出爐後，會先將發電、輸配電及公用售電業三者實施會計分離；待六到九年後便會實體分離成兩家公司，一家公司擁有發電業，另一家則包含輸配電業及公用售電業。他表示，廠網分離後較不會發生球員兼裁判的問題，確保電網不會被台電的發電廠壟斷，能更公平地提供不同發電業者使用。自由化綠電先行　盼能源轉型長期以來，台灣電力由政府控管，平均電價較他國便宜，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統計資料顯示，西元2015年我國住宅電價為全球第三低，工業電價為全球第八低。此次電業修法，台灣朝能源轉型、電業自由化的方向前進，現階段開放再生能源發電業與售電業，預計在114年綠能發電佔比20％。但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光電的發電成本較高，預期未來售價也會比非再生能源高，一般民眾購買意願可能偏低，即使政策規劃綠電先行，再生能源能否成功打入自由市場、促進台灣能源轉型仍是一大疑問。吳志偉對此回應，綠能賣電的同時也賣「綠」，透過政府評鑑制度與直供的方式可以保障「綠」的成分；售電對象除了有環境效益意識的民眾外，主要為公司，尤其是台灣許多科技通訊產業外銷電腦、通訊器材等產品，品牌商基於形象塑造，會要求製造廠商節能減碳，使用綠電則可達成減碳目的。另外，104年公布施行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對此亦有規範。據能源局統計，台灣自80年起進口能源依存度長期在97％以上，能源自主性非常低。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GREENPEACE）再生能源專案主任蔡絲婷表示，「現在是能源轉型的陣痛期。」若以長遠來看，綠電除了環境污染低以外，也可節省政府進口火力發電的燃料費，且不受國際燃料價格浮動影響；綠電一旦建設好，可預期未來價格穩定。此外，她認為，政府願意修法改變現狀是個好的開始，確立政策目標可增加市場投資的穩定性；但她也說目前修法為架構性調整，最重要的是細則如何規範，這部分內容尚未確定，應持續追蹤子法。綠電先行　未必能助再生能源發展我國的電業自由化為「綠電先行」，在國際上是比較特別的做法。吳志偉對此表示，因為過去台灣的售電市場從未開放，所以此次修法先以發電比例較少的綠能試水溫，觀察實施成效如何，也可做為市場運作的練習，找出更適合的商業模式。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助研究員陳中舜表示，國外都會先開放非綠電自由化，綠電則是以政策扶植後才走向市場競價，並不像台灣直接用綠電自由化的方式推動。因為非綠電供電較穩定，可以在市場中隨供需調節，綠電則否，例如太陽能要有光才能發電，並非隨時都能穩定供電；因此國外都是先將非綠電的市場建立起來，最後再加入綠電。陳中舜說明，目前國際上主要的綠能政策有躉購費率機制（Feed-in Tariff, FIT），以及再生能源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FIT制為政府長時間以固定價格向綠能發電業者收購電力，德國過去一直是採用FIT制，但已於2017年終止。英國則實施RPS制度，透過立法規範售電業者售出的電力當中必須要有一定的綠電占比，藉此強迫業者必須購買綠能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REC）來均衡非綠能的售電量。綠能憑證就是再生能源發電的認證，如綠能發電業者發出一度電就會有一張綠能憑證；在英國，憑證與電是可以獨立買賣的，因此，綠電業者一方面可以賣綠能憑證給售電業，另一方面也可販售自己發的電。陳中舜提到，目前台灣的方式較接近FIT加上綠能憑證，但綠電業者只可擇一參加。他說明，我國設計的綠能憑證不可與發電量拆分，對綠電業者來說沒有額外優惠，還需承擔市場的價格波動，而且將來發電成本可能會隨技術純熟而持續降低，因此他認為綠電業者應該都會選擇FIT制度，將兩者結合並無太大意義。台灣環境法學會秘書長、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高銘志認為，綠能發電成本較非綠能高，且目前民間電力買賣市場尚未建立，將綠能直接放進自由市場中，可能會面臨不夠成熟而無法推動的窘境。他表示，新版電業法須與98年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一起討論，新版電業法開放綠電自由化，完全交由市場機制決定，業者需自行搭建供輸線路、媒合客戶；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台電對於已簽約的再生能源發電廠，保證會以高於化石燃料的躉購價格收購綠電。相較之下，高銘志認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提供的方式更能吸引綠能業者。發展綠電？扼殺綠電？此次電業改革能否真正幫助綠電發展？陳中舜表示，短期之內看得見效益，「但能有多大，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他補充，目前綠電的技術及投資風險都還不足以跟非綠電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貿然推動自由化，無法幫助綠電發展。未來政府可能會為了扶植綠電產業而提供更多補貼、干預市場更甚，反而扼殺綠電自行生存的能力。他認為政府立意良善，但制度方面仍需要檢討。

點此進入專題網站閱讀完整報導　【專題記者洪婉恬、葉冠吟、張寧心、黃昰熏、邱麒瑋、陳思慧綜合報導】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因居住或就學而有租房需求者，約超過285萬人，相當於全國總人口的八分之一。想要脫離父母自立，找房可說是開啟獨立生活的第一步，無奈雙北房價之高，新鮮人得要不吃不喝十幾年才買得起房，於是只能以租代買。不過，如今租房也大不易，內政部的數據顯示，全台租金指數【註1】已連續上漲超過六年，今年四月更來到104.57%，屢創新高。    除了高昂的租金，上網搜尋、找房仲——經歷一連串努力後預約看房，沒想到不是遇到無理要求，就是實際屋況與照片不符，碰了一鼻子灰後轉而找社會住宅，卻又處處碰壁。「住」對於租屋菜鳥來說為何困難重重？除了一般租屋、社會住宅，是否還有其他路徑可供選擇？&nbsp;<b>盼阻租屋亂象　新版房契上路     不論剛上大學的學生或初出社會的新鮮人，都想為自己尋覓一個溫暖舒適的家，但首次租屋的菜鳥最怕遇上惡房東。近年租屋亂象層出不窮，例如去年在輔仁大學附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惡房東張淑晶。為遏止類似事件重演，內政部增訂「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又稱作「張淑晶條款」，以保障租客權益，於今年元旦正式上路。    新版契約書中，特別針對常見的房屋租賃糾紛，例如提前終止租約、房東要求過高押金、臨時調漲水電費、租屋毀損修繕以及房屋歸還違約金額等爭議，都必須明定記載。若房東不遵守，房客能要求房東修改或拒絕簽約。另外，如果經地方政府命令限期改正而未達成的房東，將會依《消費者保護法》裁罰，最高可達30萬元。然而，目前新公告的版本並不能規範所有房屋租賃行為，僅能適用將承租房屋作為住宅使用。也就是說，如果租客將承租房屋作為販賣商品或辦公業務等營業用途，就無法適用於新版規定。另外，新法主要規範以出租為業的職業房東，若是業餘房東，政府僅能宣傳、勸導，盼他們能夠遵守新版標準。　崔媽媽基金會租屋服務秘書張心岱表示，最常見的租屋糾紛往往源於提前解約，而引發違約金爭議。「租客常因為將違約金與押金混為一談，被房東以違約名義多收錢。」她解釋，租客簽約時會繳納押金作為房屋修繕使用，若到期滿屋況仍然良好，就能全額拿回；違約金則是由提前解約方支付，做為違反契約的補償。她指出，押金通常為兩個月的租金，違約金為一個月租金。現行狀況下，當房客提前解約，房東往往以違約為由沒收押金，從中獲利。　張心岱強調，解決上述問題的根本作法，必須從一開始的簽約著手，因為「一旦簽下去，就代表同意契約內容，事後發現不合理想吵，大概也『沒門』。」長期以來，政府對租屋並沒有明確限制，即使《民法》與《土地法》內有些相關規範，但立法至今大都已不合時宜。因此，張心岱對新法抱持樂觀態度。她認為，新版契約載明違約金不得超過兩個月，也不得將稅金轉嫁給租客，就是對房客極大的保障，房東雖然受到更多限制，不過市場的自由競爭原則也會促使他們遵守。&nbsp;&nbsp;<b>門檻高機率低　社會住宅「眉角」多&nbsp;    近年各縣市力推青年住宅，以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為例，申請抽籤時需先選定房型，分為套房及二或三房，且抽籤結束後不得轉換房型。然而，房型分配比例相當懸殊，總數81戶中，二或三房卻僅佔13戶。今年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中和館二或三房的正取民眾蔡芙芸便表示，由於優先戶能夠先選房，且大部分的優先戶皆挑選二或三房，導致即使已是正取戶，卻選不到房。她認為，現行的制度等於二或三房全數保留給優先戶，對一般戶相當不公平。    可申請社會住宅的身份分為一般戶及優先戶，原意在於能夠將房屋留給真正需要的民眾。今年五月卻有取得入住資格的民眾，將社會住宅轉手至租屋網當二房東。經查證後，更發現該住戶為優先戶，讓大眾對入住者的身分稽查產生疑慮。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對此回應，未來將加強身分稽查，若發現租客冒名頂替入住或實際轉租，將依契約規定提前解約，並沒收一個月的押金，且2年內不得再申請；後續也將加強宣導承租戶管理規則。    三月底甫公布抽籤結果的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中和館，候補名單多達上千人，但小坪數的套房卻還有剩，明顯可看出房型熱門度的差異。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張金鶚建議，政府應在興建公宅前確實做好需求調查，「政府蓋房子是很花錢的，如果產品定位不清，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是很不應該的。」另外，他也點出應以了解弱勢族群為優先，才能訂定適當的房型配比，避免有類似爭議發生。    目前《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保留給弱勢者入住的比率至少30%，且對未設籍於當地的青年創業者，提供一定比率入住，例如台北市訂出5%。張金鶚感嘆，30%是最低標準，「但真的有落實嗎？」由於弱勢族群更容易因資訊不對稱而錯失資源，因此如何在供給與需求間找到平衡，以真正落實公平，方為關鍵。如果能從空屋率、住客資格、民眾滿意度等，對比政府投入成本，進而檢視政府績效，社會住宅才有正面意義。    以往曾有社會住宅位於精華地段，又是大坪數、智慧設計，將租金層層推升，讓好不容易抽到籤的民眾望之卻步，只能退租。張金鶚認為，可以視申請者的收入條件彈性調整租金折扣，但前提在於「地點要對、造價要對」。他舉例，新加坡的社會住宅相對樸實，但台灣的配有全套家具，裝潢過度豪華，使得租金居高不下，保障住房弱勢權益的立意良善遭到扭曲，資源因此被壓縮，反而淪為政府宣傳政績的手段，值得檢討。 圖為新北市中和青年住宅套房樣品屋，屋內配有家電、家具，吸引許多人申請入住資格。圖／青年社會住宅i回家提供    他認為，官方為配合政策口號或業績而廣設社會住宅，就容易忽略細節的評估，例如地價與租金的連動性，「蓋房子是為了蓋房的人還是住房的人？」尤其近年搭上科技趨勢流行智慧宅，但張金鶚提醒，「入住後的維護成本很高，如果維護不周反而會造成浪費或使用上的不便。」    張金鶚表示，社會住宅是提供給難以進入租屋市場的社經弱勢族群，「起到補充的作用」，例如年長者、身心障礙人士等。但台灣目前社會住宅佔整體住宅比例不到1%，在數量不多的情況下，「就應該給最需要的人」。然而，針對青年推出公共住宅，「某程度上是政治考量，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再加上「僧多粥少」，青年依然很難抽到一處落腳地。因此，張金鶚認為，應落實租金補貼或包租代管，由政府或租屋服務業者向民眾承租住宅，再轉租給弱勢民眾及代為管理，也就是政府扮演二房東的角色，或許才能解決台灣眼下的租屋困境。　但不論租金補貼抑或是包租代管，成效都還有待觀察，因為房東會避免呈報租賃所得，「大家都在逃漏稅，租房市場是一個嚴重的黑市，政府管不了。」張金鶚表示，相較於提供部分租金這類明顯可見的需求面補貼，政府蓋房屬於供給面補貼，不僅成本高又沒效率。 一般民眾多因為不了解背後的運作機制，才容易認為蓋越多、越智慧、越便宜、住越久越好。&nbsp;<b>共生租屋新趨勢　立法腳步需跟進<b>　除了一般租屋和青年公宅，租屋菜鳥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事實上，近年來一種被稱為「共生」（Co-Living）的居住型態正在興起。「共生」源自於日本因應高齡化社會推出的「共居」（Co-housing）概念，通常由一個團隊替屋主管理閒置或老舊的住宅，經過重新修繕、裝潢後，為租客媒合室友。  「Zuker租客」創辦人黃聖皓認為，出社會後，幾乎找不到如學校宿舍的共租空間，「好聽一點是有自己的空間，講難聽就像一間間的監獄。」他當初本為解決外籍學生租屋困擾，希望能提供可信任的住宅，後來漸漸發展成共生租屋的模式。他表示，形形色色的人分享同一空間，促成陌生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能讓封閉的交友圈更開放。 共生空間「角隅」提供極為寬廣的公共空間，租客聯絡感情的同時，也能選擇自己喜愛的角落。圖／邱昶學提供　房客間的衝突，往往成為管理者最為頭痛的問題，共生空間「角隅」創辦人邱昶學透過篩選房客而找到解方。曾為了在台北就職而找房子的他經歷重重困難，促使他與夥伴合作成立共生租屋「角隅」。邱昶學表示，房客必須填寫申請表，經過兩位創辦人面試，才能入住為「角隅」的一份子。「畢竟住進來後要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相處，所以要謹慎審核。」他強調，申請人與未來室友的相處狀況，也可能成為篩選的基準之一。 「角隅」的房客們自主舉辦讀書會、火鍋電影欣賞會等共同活動，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室友們聯絡感情，這也降低了房客間發生衝突的機率。圖／邱昶學提供　然而，共生租屋並非適用於所有人。黃聖皓表示，常因住戶間的摩擦而需出面協調，也因此造成許多管理上的麻煩。此外，台灣法律跟不上新形態的租屋模式，稅賦相關規範也不夠完善，「若要合法經營平台，會無法負荷增加的成本。」&nbsp;<b>打造青年競爭力  學者籲健全租屋市場    內政部於今年二月研擬《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內容新增免費住宅租賃糾紛處理管道，也針對惡房東、惡房客進行規範，強化住宅租賃關係的保障。雖然房東逃漏稅仍未被納入罰則，租屋市場尚無法檯面化，不過張金鶚表示，政府已訂定此專法，看得出有所進展。     張金鶚指出，臺灣人「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房子變成投資炒作的工具，再加上房屋相關稅賦不到房價千分之一（美國為百分之一），「寧可空在那裡也不出租。」       「年輕人更不該買房，應該要投資在自己身上。」張金鶚認為，台灣的租市問題之所以特別嚴重，在於房屋已經商品化，居住使用不再是主要目的，持有成本低造成囤房，惡性循環下貧富差距也加大。即使政府有心想改善，但背後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牽扯的利益之大，「並不是想像中容易處理。」　「住」，是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更是人人都該擁有的權利。然而，甫出社會或離家的青年，想要擁有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可謂困難重重。傳統租屋狀況多，申請社會住宅卻又處處碰壁，就連最近興起的新型態租屋，也因為現行法律無法跟上而面臨違法的危機。張金鶚語重心長地表示，若政府能從源頭做起，健全租屋市場，「青年根本就不需要去搶社會住宅。」註1：租金指數，又稱為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查得之價格資料採用拉氏公式計算，指數計算方式係先將各查價地區價比以地區權數加權得到項目價比，再以項目權數加權即得指數，也就是出租房屋租金價格的變動水準。&nbsp;&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