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甫落幕的金馬獎，一部入圍的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悄然成為遺珠。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描述死刑犯家屬的心境，導演李家驊突破重重採訪困難，以三個真實案例，建構出大眾不曾看過的死刑樣貌。採訪難上加難，因為不僅死刑犯家屬不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曾願意開誠佈公的刑案被害者家屬也因長輩強烈反彈而作罷。被害者家屬不該出現在一部帶有廢死立場的紀錄片中的想法，反映了國內死刑討論空間之狹窄。近年來，新聞媒體、社群媒體於重大社會事件後，不停傳播「以命償命」的觀點，折斷死刑討論與殺人事件背後的脈絡，國內死刑的討論空間日漸窄小，每況愈下。上個月發生的大馬學生謀殺案，兇手以極其殘暴的方式殺害了無辜路過暗巷的海外學子。事情一發，馬來西亞籍歌手黃明志立刻表態，「台灣安全到殺人犯都很安全。」執政黨市長黃偉哲亦疾呼判死，連帶要求處決仍關押獄中的39名死刑犯。輿論更是不遑多讓，「國人皆曰可殺」的死刑名句，再次毫不保留的展現。距離最近的一個死刑判決，是上禮拜的單親媽媽案。一位患有憂鬱症的單親媽媽殺害孩子後尋死，送醫後生還。演員隋棠前幾天針對此事，說了「在位者（指法官）的眼睛真的有好好注視過人間嗎？」即便未明確點出廢死立場，只是試圖表達其殺人背後是階級因素和巨大的社會結構強逼使然，卻馬上受到輿論撻伐、媒體攻擊，稱他「噁心」。結果是，隋棠隔天便發文道歉，表示自己思慮不周。兩樁殺人案，前者兇殘的毫無可說，後者則隱約透露底層社會的悲哀。主流輿論呢？殊途同歸，幾乎只有一個字：「殺。」不見脈絡分析，只見群情激憤。 死刑、刑罰向來是嚴肅的社會議題，過於單一的輿論方向，卻可能築起高牆，限縮國人對於生命、對於司法意義的思考空間。　圖／林琮恩攝死刑作為一個社會重大議題，涵蓋許多複雜的面向，生命、犯罪、司法、人性、寬恕、究責、社會安全......還有許多，不應該被貶低層次，使得支持死刑與廢死淪為意識型態的爭辯；更不應該在一次次社會事件中，讓披上正義外衣的群眾情緒變成唯一的聲音——處決等同正義，廢死即是無情，甚至蓋過了被害者家屬的呼喊。保有理性的討論空間，既不是鼓吹廢死，也無意高喊行刑。只期望每個人都能放下煽情，在不同的立基點上，對死刑這個關乎生命、關乎人權的巨大命題，有更多思考。關於究責，支持死刑者可以說殺人償命，天理所當；廢死者也可以說，廢死不是饒恕罪犯、反對刑罰，何況犯罪背後的階級、社會因素複雜，為何卻由一人承擔。關於生命，支持死刑者可以主張一命抵一命；廢死者也可以主張生命既然可貴，任何人皆無權奪去，何況是國家。關於寬恕，支持死刑者可說，唯有罪犯伏法，才能受害者家屬才能得著安慰；廢死者則可說，家屬想要的真相與道歉，兩聲槍響後即再也不可得，且報復之心不可長。關於社會安全，支持死刑者可以擔心罪犯回歸社會後將帶來危險；廢死者則可以說，若是死刑不存在，就不會有人以殘忍殺害無辜孩童的方式尋死，且監獄本就不應失去教化功能。關於司法，支持死刑者可以聲稱司法是正義的實踐，死刑是「求其生而不可得」；廢死者也可以說，既是人組成的機構，誤判就必定存在。幾個「關於」，勾勒出的僅是死刑討論的冰山一角，它所涵蓋的層面還有太多，其中的生命故事還有太多......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及《殺戮的艱難》作者張娟芬出席於政大舉辦的映後座談，透過不同媒介、形式，在日漸緊縮的輿論空間裡，提供大眾關於死刑的另一種思考方向。　圖／林琮恩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片中死囚形貌真實卻無語、憔悴，與法務部長在鎂光燈前語氣堅定、不留餘地的喊殺，形成強烈對比。導演李家驊說，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僅是留下震撼，讓和他一樣，起初看不見死刑另一面的觀眾，知道不同面向的存在。在民主、已開發且經濟自由的國家中，台灣、美國、日本，是少數仍存在死刑且不斷執行的國家。自詡言論自由、東亞民主領頭羊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所警惕？紀錄片靈感來源《殺戮的艱難》一書作者張娟芬曾寫道，「在民主的進程上，在人權的普世價值上，我們年少失學，非補課不可。畢竟廢死並非唯一目的，省思國家的權限與生命的價值，才是目的。」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即刻接受廢死的想法，只是在過激的情緒之外，應該放下二元對立的想法、意識形態的煽動和輿論的炒作，在板機扣下前，就人權、就生命、就司法，留給死刑一些應有的討論與反思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