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支琬清、黃婕、王品淇、白欣、劉庭莉綜合報導】「那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宋喬安眼眶中隱忍的那一滴淚，最終流了下來。自社會寫實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引發熱烈迴響及省思。劇中因一起隨機殺人事件，使得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家屬陷入痛苦的深淵中。社會對於現今司法如何修補彼此情感創傷的討論更甚從前，讓修復式司法逐漸受到重視。遭遺忘的情緒角落　對話為被害人開啟療傷窗口民國100年，年僅兩歲大的王昊遭母親同居人虐待致死，引起社會震驚。事件發生後，王昊的姑姑王薇君不停為孩子奔走，並成立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幫助更多受虐兒童。王薇君曾陪伴保母虐殺孩童的被害家庭進入調解程序，未料調解委員竟對家屬說：「孩子最終還是有價錢的。」接著便拿出計算機，算起賠償費，不顧家屬心中的傷痛。但被害家屬希望的，往往並非金錢賠償。因此，王薇君認為司法制度應要建立安慰或是對話的程序，使被害人及家屬的情緒有出口。「我們在調解裡比較沒有那麼多時間處理感情、傷害這塊。」台北律師公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孟秀說。同樣是雙方進行對話的機制，相較於調解，修復式司法更重視情緒與感受，提供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話與修復傷痛的機會。 台北律師公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孟秀認為，修復促進者須先傾聽再提問，先了解當事人，再依對方需求給予協助。　圖／王品淇攝擔任修復促進者（以下簡稱促進者）已有多年的中華修復促進協會理事長柴漢熙指出，修復式正義是最基礎的理念，不過僅刑事案件的處理稱為修復式司法，如用於少年或其他事件，則應稱作修復式程序。而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應用，也在現今以刑罰為主的司法體系中，走出另一條撫慰療癒的道路。促進者偕同對話　助被害人逃出自責漩渦「被害人要真相，因為他會害怕再度被害。」柴漢熙緩緩道出被害人心境。過去曾參與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方案實施計畫的他分享，不論犯罪程度輕重，「為什麼我會被傷害？」的聲音會不斷在被害人心裡迴盪，導致被害人開始檢討自我，甚至深陷其中、無法走出。 比起修復式司法，修復式正義更廣義且更符合其理念，柴漢熙期待能透過推廣，讓被害人正義得以恢復。　圖／王品淇攝透過修復式司法，試圖以對話使雙方釐清事情的責任歸屬，除了讓被害人走出自責情緒外，也進一步讓正義獲得實現。在法務部保護司針對修復過程事後的問卷調查得知，有75％的被害人感到正義獲得實現，承諾未來會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加害人更高達93％。法務部保護司解釋道：「透過對話，也讓施暴的人去了解，做了這件事對他（被害人）造成的影響是什麼。」但要讓雙方真正走到面對面談話的這步，是需要相當的勇氣與努力。柴漢熙說明，被害人會害怕坐到桌前，不敢詢問被傷害的原因。因此需仰賴促進者輔導的技能，陪伴、支持、鼓舞被害人與加害人，給予被害人安全感，才能讓被害人在修復對話中主動表達感受。柴漢熙進一步說明，「當一個助人者不是給他方法，而是讓他明白他有能力解決。」培訓制度多方進行　公私部門歧見不易消弭目前國內對修復式司法的認知差異大，針對促進者需抱持的理念，便有不同學派的說法。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督導陳怡成認為，促進者應以人為本，並理解當事人的情緒歷程與受傷經歷，才能順利進行對話。柴漢熙則提出無害原則，即促進者應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不過雙方皆認為促進者不應勸說以和為貴，或試圖說服對方原諒彼此。此外，促進者背景曾是選任的考量之一。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洪淑姿憶述，過去重視促進者心理諮商的背景，認為需具備心理諮商溝通技巧，才適合擔任促進者，幫助雙方的溝通。但時至今日，促進者背景相當多元。以台中地檢署為例，其下的促進者共47位，有近30位擁有律師背景，具有心理諮商專業則有十多位。甚至有部分人員是來自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簡稱犯保）的志工，退休的觀護人員亦參與其中。有鑑於促進者來自不同專業，無論是法務部、地檢署或是民間機構，皆會根據促進者的背景進行課程訓練。卻因現階段對促進者的培育尚未有一致的標準，導致各方對於培訓方式的認知有所落差，進而形成多種培訓管道，更無法確定何種管道出身的促進者最為合適。也因公私部門的培訓方式有別，各有利弊與立場，造成兩者間的溝通不善。公部門認為已盡力完善修復式司法的架構，但對民間機構而言，政府部門培訓的時長並不足夠，且專業制度也不夠完整。對此，法務部保護司表示會加強與民間溝通，努力平衡雙方的差異與想法。 台中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洪淑姿業管許多業務，仍不遺餘力推廣修復式司法，期待更多案件能在情感上進行修復。　圖／王品淇攝社會風氣待扭轉　難與刑訟脫鉤成推動阻力在推行修復式司法時，釐清並表達自身情緒，是對話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洪淑姿說明，西方父母會鼓勵孩子表達，東方則較注重於學業，忽視表達與情感控制能力。情緒表達的不熟悉，造成對話效果有限。陳孟秀也表認同道：「台灣人對於談感受是不熟悉的，這是很根本的問題。」台灣社會風氣對於兇手的不諒解，也形成修復式司法推動的阻礙。法務部保護司認為，推動修復式司法時，需要有經驗者的現身說法，但過往曾出現被害家屬表態欲與加害人對話，社會大眾隨即批評的案例，致使對話過的當事人不願分享經驗，怕再度被傷害。但法務部保護司也透露，尚無法確認當事人是否因社會輿論壓力而不敢參與，「可是這是犯罪事件兩者之間的事情，外人對事件過多的評價，好像是應該被修正的。」至於修復式司法對於刑事訴訟帶來的影響，各方亦有不同看法。法務部保護司認為，開始修復程序不影響原有的刑事訴訟流程，對話會跟後續的偵查、審判分開進行。但王薇君指出，在訴訟結束前啟動，難以得知加害人是否誠心道歉。他接著說明，惡意加害的案件，若被害人或家屬的心理創傷尚未平復，進入對話將有一定難度，恐也使被害家屬憂心，加害人的道歉會成為日後量刑的考量。走過十年里程碑：法制化後的下一步？修復式司法在台推行將屆滿十年，去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將其正式法制化，賦予法規依據。對此，中華修復促進協會常務理事陳祥美樂觀看待，他認為修法後讓法律工作者在不同案件上，能有所依循。但修復式司法在推動上仍面臨許多阻力。王薇君提及，因投注人力資源於培訓並非易事，修復式司法無法一次到位，應先著重培育種子人員為要。陳怡成則補充，身為第一線與被害人、加害人建立對話橋梁的角色，促進者背負重要使命，未來應建立促進者的認證制度，「若沒有篩選機制，受過傷的當事人出去反而會進行反宣傳，使修復式司法更不易落實。」面對專業人力資源的問題，法務部保護司表示，有法規依據後，在人力跟預算的爭取上會相對有力。且洪淑姿提及，在正式入法前，台中地檢署並未分撥到有關修復式司法的預算，實際執行的經費，是由各地將緩起訴處分金（註）上繳至國庫後，再由犯保向國家申請而來。每年隨著開罰案件的多寡，緩起訴處分金也會有所增減，來源不甚穩定。因此，洪淑姿說：「期待入法後，修復式司法能有獨立預算。」註：被處以緩起訴處分之被告，會被要求繳交一定金額的錢給國庫，其便為緩起訴處分金。除此之外，現今法務部保護司申請修復程序的途徑有三種，分別為透過機關轉介、由檢察官發起，以及由當事人自行申請。但對於不同管道的推廣程度仍不足，較難增加民眾參與的意願。法務部保護司認為，正式法制化後，能讓大眾更了解何謂修復式司法。陳孟秀則指出，「修復式司法必須被普及化，要讓所有司法人員都認識這件事。」修復式司法的入法，除讓法律工作者在不同案件上能有所依據，也逐漸開啟相關政府機構與人民宣導溝通的管道。法務部保護司也表示，未來達到一定規模、標準化流程後，願與民間聯手，讓擁有相同理念的人共同合作。在各方努力下，現今司法體制對於被害人保護有更多別於以往的重視及措施，陳怡成強調：「修復式司法不需要走得快，要走得好，走得扎實。」 除了宣傳文宣、校園演講外，台中地方檢察署也在服務台設立諮詢窗口，讓民眾知道更多相關資訊。　圖／王品淇攝

【記者陳妍如綜合報導】南韓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及延世大學於19日發起抗議新任法務部長曹國的燭光集會，數百名學生高舉「曹國OUT」字樣的布條，要求他為涉嫌偽造文書下台負責。八月至今，首爾大與高麗大已發起四次抗議，集會延燒至釜山大學、光州大學等多所學校，更有超過3000位大學教授連署要求曹國下台。 以「曹國STOP！」口號號召所有首爾大學學生、校友參加燭光集會的海報。　圖／首爾大學學生亨仔（化名）提供曹國9日上任前便爭議不斷，檢方質疑他利用特權，造假一篇醫學論文讓女兒曹敏掛名為第一作者，跳過大學聯考於2010年直接進入高麗大就讀，甚至非法領取獎學金。曾參與燭光集會的首爾大學生亨仔（化名）表示，「所有韓國的大學生都是拚了命的準備考試，因此我們對入學不公的議題非常敏感、無法忍受。」他認為曹國迄今的爭議已不值得人民信任。然而，就讀延世大的學生林玉（化名）則抱持不同想法，「我個人贊同政府任命曹國的決定，因為他是目前行政體系中最有能力改革檢察機關的人選。」但他也強調，政府需要更多時間詳細調查爭議，若曹國確實有犯罪，仍須得到處罰。 高麗大學生發起抗議新任法務部長曹國的集會，學生多戴上口罩以迴避個人政黨立場。　圖／高麗大學生金允（化名）提供目前就讀漢陽大學的台灣交換生高紫瑄指出，「在韓國的升學制度中，許多競賽與保送的機會都會保留給菁英班的學生。」因此對於非菁英班的學生而言，考上大學的門檻相對高出許多，排名前三的首爾大、高麗大、延世大更可說是「窄門中的窄門」。身為韓國華僑的高麗大學生呂世平也提到，由於曹國是總統文在寅的親信，兩人皆屬於左派的綜合民主黨，因此學生在抗議時總會戴上墨鏡及口罩等配件，以匿名集會的方式迴避個人的政黨立場，「學生們希望媒體避開政治色彩，聚焦在入學的公平性上。」他解釋，雖然學生呼籲高麗大收回曹敏的學位，但按照韓國教育部規定，校方僅會保留五年內的入學資料，由於曹敏畢業已超過五年，因此造成蒐證難度提升。目前青瓦台網站上要求曹國下台的連署已結束，支持與反對方各有數10萬擁護者，從文化廣播公司（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MBC）的民意調查中也可看出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差異：30至40歲的女性較支持曹國擔任法務部長，學生族群及60歲以上長者則以反對居多。目前曹敏在該篇醫學論文中的作者名份已遭註銷，高麗大的學位仍由校方密切調查中，各方也將持續呼籲政府做出符合民意的決定。

【專題記者許容瑄、黃俐榛、林奕辰、莊珺茹、謝承學綜合報導】「醫師是看活人，法醫是看死人。」傳統觀念中談到「死亡」時，人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有一群人的工作就是跟死者對話，他們抽絲剝繭，在冰冷的解剖室裡試圖找出致死關鍵，他們是面對死因的最前線——法醫。不過，目前全台僅有五十多位法醫，且並不是全數都能解剖大體，而這些法醫正因矛盾的制度進退兩難。 「可解剖的人太少，不可解剖的人太多」：法醫動刀門檻提高法醫檢驗屍體的過程稱為「相驗」。若遇需解剖的案件，則需由具「解剖資格」的法醫參與相驗。據法務部統計，2013至2018年台灣平均一年送交解剖屍體的案件約2037件，然而全台能夠執刀解剖的公職法醫師僅有三位。因人力嚴重不足，剩餘的案件會分派給擁有解剖資格但不在公部門任職的「兼任研究員」處理，但全台的兼任研究員也只有八位。「這麼多年來，真正專任的法醫很少。」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病理組組長、全台三位法醫病理專科醫師之一的許倬憲表示，一名法醫一年的理想工作量是解剖200具屍體，但目前的專任法醫師人數不足，不得已之下只能將工作委託兼任研究員。弔詭的是，雖然具解剖資格的法醫人力不足，但無解剖資格的法醫職缺卻始終僧多粥少。「當初會想唸法醫研究所是因為小時候看了很多（法醫相關）影集，進來之後發現不是想像的那樣。」國立台灣大學法醫研究所學生李俐融表示，他所屬的「乙組」學生成為公職法醫師後不具解剖資格，且公職法醫師缺額稀少。以2018年為例，全台灣僅招收一名缺額，卻多達11個人報考。激烈的競爭使得許多法醫研究生必須尋找與所學無關的工作、放棄多年努力，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和環境，造成台灣法醫界「可以解剖的人不夠，不能解剖的人太多」？ 也許要從2015年的一場修法探討起。 醫師法醫執照皆須具備  可解剖法醫人力驟減2015年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引發法醫界與醫界的軒然大波，亦造成《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相互矛盾。修法前，依《法醫師法》與《刑事訴訟法》規範，具有「醫師」資格者可進行解剖。也就是說，若為醫師，即便沒有法醫執照，仍可以「顧問法醫」、「榮譽法醫」等名義執行解剖。但是立法院修訂《法醫師法》後，解剖需由「法醫師」執行，然而《刑事訴訟法》中仍規定「醫師」才能解剖。因此在不違背《刑事訴訟法》與《法醫師法》的條件之下，解剖者必須同時擁有法醫與醫師執照。台大法醫研究所教授、現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孫家棟醫師說明，解剖業務應由法務部法醫所內的專任公職法醫師負責，然而，台灣一年2000多件的案件對現有的三位法醫來說是龐大的負荷，因此會有「兼任研究員」參與解剖。法務部法醫所亦利用審核制度（註）降低解剖數量，以減輕三位公職法醫師的工作量，「無法應付的案件則委託我們這些兼任研究員。」註：審核制度是由法務部決定是否進行解剖的標準，法務部提高標準使受理解剖件數減少。從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受理解剖及鑑定案件統計數據來看，2015年前，每年委託兼任研究員解剖及鑑定的件數約佔五到八成。但在2015年修法後由於需要兩張執照，2016年與2017年委外的案件數大幅下降至約三成。由此可見，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使得沒有法醫執照的兼任研究員無法進行解剖。在總解剖案件量無顯著變動的情形下，公職法醫師的工作負擔明顯上升。 誘因不足、學制不完善  法醫入行意願低僅管可解剖法醫的工作負擔增加，法務部法醫所卻招不到符合資格的法醫補充人力。除了資格問題，薪資過低也是造成台灣「具解剖資格」法醫數量不足的主因之一。法醫所病理組組長許倬憲解釋，台灣的法醫體系由法務部管轄，且公務人員的薪水不能隨意調動。一般新進醫師的月薪約12萬元，薪水還會隨著晉升增長，但法醫的月薪卻一直都只有十萬元。當醫師的收入遠高過法醫，將導致同時具醫師與法醫資格的人不願投身法醫行列。由於成為法醫的誘因低，一直以來台灣法醫從業人員並不多。政府為鼓勵人才投身法醫領域，於2003年在台大成立法醫學研究所，並以學歷為門檻，分設甲、乙兩組。報考甲組的學生，需具有醫學、中醫或牙醫等學位；而乙組則開放其他醫學相關科系學生報考。兩組學生從法醫研究所畢業後，皆須考取法醫執照才具有法醫資格。甲乙組學生雖皆稱為「法醫」，但其中只有甲組學生能負責解剖工作，乙組畢業生僅能擔任有法醫頭銜的鑑識人員。 如前文所提及，由於2015年《法醫師法》的修訂，沒有醫師執照的法醫，也就是乙組畢業後考取法醫執照之學生，僅能進行屍體相驗與毒物鑑定、證物鑑定等業務。又因為各地檢署每年開出的缺額十分稀少，這些畢業後的學生雖有法醫執照卻始終等無職缺。當初為解決「法醫荒」設立研究所的初衷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衍生出新的問題，擁有法醫執照卻無法成為公職法醫師的「流浪法醫」成了另一個待解決的困境。許倬憲認為，以學校體制培育法醫並不符合職場需求，「你知道一個蘿蔔一個坑，你必須要有一個在職的退休，才有辦法人進來，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從法醫研究所一年所招收的人數來看，近五年兩組招收學生合計不超過五人，但地檢署開出的職缺每年卻幾乎只有一人。乙組學生李俐融就表示，《法醫師法》立法初期釋出非常多名額給乙組學生，因此頭一兩年順利成為法醫的人並不少。然而，後幾年政府漸漸用多種說法來降低名額數量，如缺額已滿或無人退休等等。李俐融進一步說到，「但是我們所每年還是會不斷地招收新生，假設每年都畢業兩個但是兩年只開一個缺，就會累積越來越多有執照的法醫。」前刑事局法醫室主任、戴德法醫事務所負責人石台平表示，台灣目前主導立法的人皆不具備法醫身份，現任法醫研究所的所長也不是法醫，非法醫專業的學者卻是立法者，才會間接導致制度不適用現況，他形容：「政府的作法是『問道於盲』。」 法醫到底該不該是醫生？ 醫界法界意見分歧面對法醫「不足」與「過多」並存的問題，李俐融認為若能鬆綁解剖需有醫師執照之限制，就能夠讓人力重回平衡。他解釋，法醫研究所的學生除了法醫領域的學習也須具備醫學知識，「我們（和甲組學生）也就差那一年（臨床實習），如果要我多上一年我也願意啊。」在此情況下，為何要質疑無醫師背景的法醫在解剖業務上的能力？他也提出疑問，既然大部分醫師並不想擔任公職法醫師，為什麼政府又限制無醫師執照學生的解剖資格？李俐融坦言，身旁同學畢業後的規劃大多為回歸大學科系的專業領域，對成為法醫也已不抱太大期望。李俐融無奈地說：「反正就是又要質疑你，又要你修課。」對於乙組學生來說，即使知道成為公職法醫的道路越趨不明朗，卻也只能硬著頭皮完成學業。不同於李俐融，法醫高大成則認為法醫必須具有醫師資格。他不諱言地說：「人命關天的情況下，不能說醫師不做就讓你們（無醫師資格的法醫）來做。」高大成認為檢驗報告送交法庭後若結果有誤，無法醫專業的法官可能無法察覺。 法醫高大成認為法醫仍須具備醫師執照，因此並不認同設立乙組研究所的做法。　圖／林奕辰攝 許倬憲則認為乙組學生擁有足夠能力執行解剖業務，他反而指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面臨的問題不只是資格。大部分死者家屬會認為無醫師執照的法醫專業度不足，法醫在面對法官時也會遇到困難，許倬憲舉例：「法庭上會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解剖幾件，你現在學經歷怎麼樣？」同時也須考慮其他先進國家標準，除了台灣和中國，歐美國家都明訂法醫須具備醫師資格。許倬憲進一步說明，其實公部門中具解剖資格的專任法醫師人員不足，並不是資格過度嚴苛的問題，符合資格的大有人在，只是法醫工作的誘因太低。「（台大法醫研究所）甲組每年都有人錄取、畢業，但還是沒有人要來（當公職法醫師）。」他透露，醫師考入法醫研究所有時是為了豐富自身學歷，並不一定會投入法醫工作。為改善解剖人力不足的問題，高大成指出放寬資格並不是解方，應要縮短醫師和法醫的待遇差距。同時，他也提出另一個方法，「請醫學系畢業但沒通過醫師執照的人去上課，給他重新訓練過再去考法醫。」高大成認為，若從落榜醫師們中挑選法醫人才，他們也許願意接受法醫較低的待遇。 修法紓緩人力僅是第一步 改善法醫待遇是重點2019年5月10日，立法委員尤美女等人提出《刑事訴訟法》二一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盼將《刑事訴訟法》內容與《法醫師法》統一，讓法醫不必擁有醫師資格仍可行解剖業務。若修法通過，可解剖的人力理應可得到紓緩，乙組畢業生也能順利找到工作。然而修法只是第一步，乙組學生要如何讓法庭認可其能力才是關鍵。「法庭對一個法醫的要求其實是非常嚴苛的，檢驗報告封面的資格要一堆，越多的資格人家越喜歡。」許倬憲認為判定死因是重責大任，如果由多個法醫一起以「法醫機構」的名義合出檢驗報告書，便可以減少外界質疑。儘管放寬資格能否改善台灣法醫面臨的人力困境，各界眾說紛紜，但改變現狀已刻不容緩。修法只是個中繼站，為了讓法醫資格的篩選標準符合工作時真正所需的能力，並使人力達到平衡，台灣法醫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許多年輕人都被修法後門檻卡住，但法醫界需要的是傳承。」正如許倬憲所說，若法醫界無法改善甄補機制，導致不能逐步補入新進法醫，法醫人才將會出現斷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