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張珈爾、李謙謙、王嘉瑜、黃亭茹綜合報導】夜已深，實習諮商心理師黃廷（化名）結束一整天的實習與打工，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宿舍。他每天的生活巡迴往復，彷彿看不見盡頭。隔天，黃廷又得趕在八點前，到大專院校諮商中心上班，與個案進行晤談、負責各種行政業務與推廣活動，直到五點。下班後的黃廷，常須帶團體諮商到八點，還得完成老師要求的研究工作和畢業論文。他算了算實習的薪資，嘆一口氣說道：「一年下來大約兩萬八至三萬，這樣的薪水對我來說真的很少。」他只能在不需工作的晚上，抓緊時間接家教賺取生活費。然而，低薪的現象對實習諮商心理師來說卻是常態。高工時卻無給薪的全職實習，已經使他們背負著沈重壓力。 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在於承接心理疾病與煩惱，傾聽、包容，並接受個案的情緒。不過，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誰能回應他們的訴求？（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憂鬱世代諮商需求攀升　心理師權益仍不被正視隨著「憂鬱世代」成為當今社會的代名詞，工作、房貸、婚姻等，現代生活的壓力使得人們對於心理諮商的需求水漲船高，投入心理諮商行業的人數也大幅攀升。然而，養成一名諮商心理師須付出極高的代價，但路途中的困難卻沒有被看見。今年年初，一位自稱「阿哲」的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發起「心理師實習給予津貼」的提案，期望在全職實習階段，可以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合理的經濟補貼。「在台灣甚至出現『家裡要資本夠厚，才能養出一個心理師』這樣的話⋯⋯。」直言實習諮商心理師若是僅能仰賴家中資助，抑或是利用零碎時間打工維持生活，對於心理師的養成教育並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直到附議截止日（6日），附議人數仍未達門檻的一半，一個給予實習諮商心理師保障的機會就此石沉大海。養成諮商心理師成本高　實習日程壓縮生活品質儘管附議未達門檻，此提案仍舊吸引兩千多位民眾前來聲援。支持提案的民眾多於附議原因中表達對心理諮商工作者的重視，期盼諮商心理師的培育之路更加完善。培育諮商心理師的不易，可從畢業門檻略見一二。依據《心理師法》（註），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學生必須完成一年的全職實習，且取得碩士學位，才能報考諮商心理師考試。註：《心理師法》第二條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一週需實習四到五日，剩下的時間則須應付校內課業、撰寫畢業論文，幾乎沒有休閒娛樂的時間。即使黃廷在全職實習期間咬緊牙關同時打工和寫論文，還是延後半年才拿到畢業證書。諮商心理師范宸瑋也分享：「四年就畢業可以算是非常順利了。」他身邊甚至有同學經歷更換論文題目、實習未順利完成等問題，將畢業年限七年的時間全數用盡。然而，在繁忙的全職實習過程中，除了個別、團體諮商和個案評估等專業性訓練實作，實習諮商心理師另須負擔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范宸瑋回憶，他曾在大學校園內擺攤宣傳心輔資源，還曾拍影片、編排短劇，並非單純訓練諮商技術。 實習諮商心理師除須完成360小時的直接時數，尚須負擔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心理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累積1500小時的間接時數。遭反噬的情緒承接者　實習壓力成重擔「一整年無給職的實習，是很有可能讓對這個行業有嚮往的年輕人，斷了這條路的希望。」「心理師・日常」粉專創辦人莊莉（化名）遺憾地説。今年30歲的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葉茉（化名），最初希望能夠治癒自己與他人，才選擇踏入研究所，然而一年的學分、學雜費以及基本開銷卻將近20萬。「我覺得唸心理諮商研究所很值得，能夠自我覺察情緒、懂得如何照料在意的人、幫助家庭氣氛改善等，但是代價實在太高了。」葉茉嘆道。繁忙的日程使葉茉無法抽身額外打工，經濟來源全靠過去存款、家人資助及銀行貸款，龐大的經濟壓力成為他無法承接的負擔。除經濟壓力外，在機構與學校間奔走也讓實習生疲憊不堪。「人家以為的心理諮商是坐在那邊會談，實際上是我們開車、騎車在奔波。」范宸瑋自嘲道。原因是實習諮商心理師需要在多個機構間奔波，才能累積到足夠的實習時數。走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道路上，心理上的負擔同樣讓葉茉沮喪不已。已屆而立之年的他，周圍朋友大多已有穩定事業，身體上的疲勞與經濟等現實中的困境，對葉茉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從碩二開始，需要接受心理諮商，以減緩自己焦慮、失眠的問題，「壓力已經大到沒辦法自我排解了。」他黯然說道。實習制度「藏污納垢」　學生淪助理失實習意義雖然實習諮商心理師承受著諸多壓力，但津貼發放與否，仍需考量來自制度面的限制。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羅惠群表示，雖然訓練實習諮商心理師是為了整體專業發展所必須承擔的，但社區心理諮商所在營運壓力下，招收實習生實在吃力不討好。目前並無法規要求心理諮商所必須招收實習諮商心理師，但若決定招收，機構須承擔督導、教學訓練及負相關法律責任。同樣地，由於沒有明文規範實習諮商心理師能否以諮商名目收費，仍屬於「灰色地帶」，因而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個案諮商時，通常以無償形式進行。羅惠群直言，此「灰色地帶」對社區諮商所營運而言就是金源上的缺口，所以部分經營者才會希望實習諮商心理師可以提供其他效益，甚至有少數機構會無限擴充間接時數的工作範圍，「這對資方（機構）來說，是一種相對關係，但把實習生當個人助理來用的經驗談，真的是『鬼故事』。」就讀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剛結束全職實習的李俊（化名）無奈地說：「之前聽過實習生因為機構的個案量太少，一整天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電話，幾乎沒有跟個案晤談到。」 有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因為機構沒有足夠個案可以分配給實習生，實習時都在接打來諮商所的所有電話。（圖為示意照，非當事人）　圖／黃亭茹攝機構、學校間現斷層 權力不對等使解方難尋為避免「鬼故事」，多位實習諮商心理師反映，自行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構是一大挑戰。因為機構與學校間沒有足夠的溝通，也缺少統一的實習規範。李俊坦言，不知道應該如何要求實習機構遵守規範，他與同學們只能通過系上學生會的經驗傳承，讓學弟妹知道什麼機構不要去。對於如何在機構與學校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開設諮商心理所的趙凡（化名）苦笑表示，校方鮮少主動找實習機構溝通，大多等到實習諮商心理師自行找到機構後，才去「拜訪」一下。「只要教育制度還是這樣，實習環境就不會好。」他認為，校方應聘請業師到校授課，讓學生可以更瞭解實務現場。不過，也有學校採取不一樣的方法。羅惠群分享，馬偕紀念醫院有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簽約，讓兩校學生的實習生優先面試，可以讓學生能夠及時跟學校反映問題，院方也有窗口回報學生狀況，雙方的權益才能都獲得重視。但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專業實習委員會委員王昱純持不同意見，他認為諮商心理實習機構範圍廣泛，包涵醫院、社區諮商所、校園等，各機構都有不同屬性，學生應依據自身特質，自由選擇想去的機構類型，並且提前了解機構的業務內容，「實習的每個環節都是在學習、增進專業能力。」然而，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們的共同心聲是，未來爭取實習機會的競爭只會愈來愈激烈，實習生只會更難選擇合適的機構。除非實習機構願意坦承，與實習生開放地談論，否則很難翻轉權力不對等的角色位置。「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範下，實習生容易淪為一個被剝削的角色。」黃廷從實習經驗中體認到，不只實習生的成績掌握在機構手中，未來入行以後也是由現職的諮商心理師們主導。「我們在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位置上面，會擔心如果不接住上面的人的期待的話，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受影響。」他無奈地說道。勞動價值仍難兌現　津貼標準眾說紛紜《心理師法》雖已訂定多年，卻並未與時俱進。仍有實習生身份不能合法收取諮商費用、機構難以回收培訓實習生的成本、學校超收學生導致實習生能力不均等現實問題，導致教育端和政策端無法彼此銜接。因此，津貼該由誰來發放、又該以什麼標準發放，其實很難著手討論。不過對於是否發放津貼，多數實習諮商心理師都表示支持，莊莉堅決地說：「好歹我們是大學畢業生、是碩士生，我認為實習生的勞動是有價值的。」羅惠群表示，若是中央主管機構合法開放實習生接案、收費，可能是在窒礙難行的制度下的一種解方。在個案與機構間有明確共識的前提下，如果個案同意接受實習諮商心理師以收費較低的諮商方案，進行諮商與收費，或機構允許實習諮商心理師從行政業務中抽成，多少能夠減緩經濟壓力。然而，針對津貼發放的標準與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間眾說紛紜，似乎無法達致共識。陳冠穎指出，政府若能介入支持是最好的狀況，例如根據實習諮商心理師承接的個案量發放。李俊說：「心理諮商師屬於醫療事業，所以應該是衛福部要發放。」葉茉則提出，教育部應統一撥補助款給各大專院校，再由校方發放津貼。望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距離　承接更多不敢言說的情緒即使面對制度上的困境，心理諮商師仍殷切期盼民眾可以對諮商抱持更開放的態度，因為諮商工作的本質即是治癒受傷的心靈，若專業無處施展，那一路以來克服的辛苦，似乎就失去意義。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統計指出，截至民國109年2月，全台已有超過2800位登記執業的諮商心理師。如今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遠遠大於需求，民眾尋求心理諮商的意願雖有提升，但多為試探性的嘗試，少有民眾願意固定諮商，或在覺察心理狀態不佳時才主動求助。葉茉指出心理諮商師就像醫生一樣，如果民眾身體生病會求助醫生，那心理生病也應該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心理疾病也是疾病，如果等到預防階段過了，已經生病得很嚴重才回來求助，會有不好的影響。」王昱純因而呼籲將心理諮商納入個人保險，使這項專業和服務變得更易親近，拉近民眾與心輔資源的距離，承接更多被遺落的民眾。在高壓的環境下，黃廷知道不只有自己在拼命撐著，「有夥伴的支持對我來說很重要。」他笑著說道。度過諮商心理師養成的漫漫長路，已經完成研究所學業的他目前一邊擔任代理輔導老師，一邊準備諮商心理師執照的考試，一步步實現成為助人工作者的初衷。本報導刊出後，在法規解讀上經過專家協助，於23日局部修改。

作為農田中的保護傘，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否真能夠替農民遮風避雨，又或者只是毫無用處的空傘架呢？　圖／江俊緯攝【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我受傷是兩年前的5月6號，我永遠記得那一天。」農機操作員洪國華回想起被農耕機壓斷腿的那天，仍然心有餘悸。「爸爸，帶我去蹦蹦！」在洪國華的三歲兒子眼中，爸爸賴以為生的農機只是會發出「蹦蹦」聲的玩具。殊不知，那天應兒子要求去田裡「蹦蹦」的洪國華，差點被失控的農具奪去性命，眼看著金屬製的笨重農機朝自己襲來，他卻來不及反應，應聲被擊倒在地，「短短兩秒鐘之內，你只有一個想法，死啊。」洪國華頂著刺眼的陽光，站在雜草叢生的農地中，重現兩年前被農耕機猛力撞傷右膝蓋的場面，並擺出倒地無助的神情。雖然事發後，洪國華幸運地重建斷裂的十字韌帶，但為了營生，手術後他強忍著劇痛立刻接續工作。他模擬當時用繩子將塑膠椅吊起作為階梯，再以左腳用力蹬上發財車，才能順利上下農機，「（開車時）用左腳踩右側的油門，避開沒力的右腳。」「什麼農民職災攏嘸啊（都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不知道。」洪國華回憶，當時他只慶幸能活下來，醫院和農會從未向他提及理賠事宜，至於治療的開銷，因為他沒有加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農民職災險），無法申請職災理賠，只能摸摸鼻子認命，繼續工作想辦法賺回來。然而，發生意外兩年至今，他的右腳仍會在行走時隱隱作痛。 屏東縣農機駕駛員洪國華兩年前右腳十字韌帶斷裂，動完微創手術後卻直接工作，沒有養傷及復健，至今仍可看出右腳微跛。　圖／邱海鳴攝洪國華的案例只是冰山小角。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統計，民國109年農業就業人口為55萬餘人，且這些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高達62歲，如此龐大且高齡化的群體，卻被排除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勞工職災險）之外，沒有被視為相同的勞動力，那當前能夠保障農業工作者的權益是什麼？<b>同是勞工卻兩種制度　<b>農民職災險功能薄弱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農保）為保障農民權益的主要法令，希望讓農民享有與一般勞工相同的保障。台灣於107年修正農保部分條例，全面試辦農民職災險，保障從農者的職業安全，補貼農民因職業災害產生的傷害、身心障礙、就醫及喪葬等花費，保費為每月新台幣25元。農民職災險採自願性投保，農民只需月繳保費15元，另由政府補助10元。不過，低廉的保費卻沒換來顯著成效，據108年行政院院會議案公告，全台農民投保率僅有15％，以今年桃竹苗地區為例，農民投保率皆不及三成。農業工作者投保農民職災險須符合兩種身份：一、具有農保資格的實際從農工作者；二、現在有實際從農工作，但已領過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者，能以健保第三種類人身份申請加保。此外，農委會現在也正增修範圍，希望納入不具農保身份、但有實際務農的實耕者。農民職災險積極廣納多種身份，原因在於，先前的農保，無法落實農民健康給付的功能。「農保本來就是掛羊頭賣狗肉，雖然叫做農民健康保險法，但實際就是領退休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良榮解釋，現在的農保雖仍具「健康」保障，但因為給付過低，逐漸被84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條例》（簡稱健保）取代。而現在農民投保農保的首要原因，是為了在退休時，領到相當於勞保老年給付的「老農津貼」。為保障農民工作權益，農委會開始試辦屬於農民的職災險，林良榮認為，農民職災險應比照勞保制度做整合。他以4月23日通過的勞工職災險做比較，此法將原先勞保的「職業災害」項目單獨立法，不僅提高補償給付、完善職災認定機制，更擴大納保範圍，被稱為「勞工節最好的禮物」，但法定勞工範圍卻不包括農民。林良榮分析，勞工職災險單獨立法，能更有系統地保障各領域勞工，「但勞工的給付提高，農民跟一般勞工的給付就會有明顯落差。」他說明，同樣付出勞力工作，但農民和一般勞工卻使用兩套職災保險制度，導致受到的保障不同，對照改善後的勞工職災險，凸顯出農民職災險的功能薄弱。<b>田間傷害難舉證　<b>理賠審理程序亦冗長 農民只有在工作中傷亡，才能獲得農民職災險理賠，但判定上卻存在模糊空間。林良榮說明，農民職災險強調「先傷後病」，即優先辦理職業傷害，而暫緩理賠慢性職業病，因為判定職業傷害遠比隱性疾病容易。除認定職業疾病困難外，相關醫療服務也尚未完善。目前全台只有兩家農民醫院，其中一家是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該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主治醫師李念偉說道：「農民來看診的很少，一年大概十幾個而已。」而且多為明顯外傷，少有農民因為職業病就診。他另提及，慢性的骨科疾病應該為農民職業病大宗，但現在農民職災險並未保障，導致農民就診意願低。疾病發生不像外傷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因此農民難以舉證。「農民說噴農藥導致職業病，說不定是阿伯自己愛抽菸、嚼檳榔。」林良榮解釋，目前台灣沒有專精農業醫學的專家，因此在判定農民職業病時，不免難以鑑定。另外，農業的工作場域自主性高，上班時間和路徑會依據季節、天氣或供水時間等因素改變，通勤時的職業災害沒有統一判斷依據，使得保險理賠條件更難認定。「阿伯從農途中，可以繞一下先去吃個早餐啊！」林良榮舉例，下雨也可能導致農民臨時更改上班路線，而農民職災險並無考量這些不確定因素，反倒全然由農民自行舉證。農業職災的舉證程序涉及法律知識、網路操作，需要農民自行提出資料佐證，常讓理賠對農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屏東縣養豬戶許先生（匿名）憤慨說道：「小傷還可以照相，有的人已經躺在那邊，要怎麼照？」他還提出，多數老人家不會用手機，農民職災的舉證制度，仍有諸多改善空間。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分享，曾有農民在深夜巡田時發生意外，申請理賠時，卻被懷疑是要去朋友家裡喝酒的「假職災」。經由農會協助後，透過行車事故鑑定，證明農民當時穿戴著雨鞋，輔以當地輪番灌溉的時間表、委請專家協助農民製作的路線圖，才成功幫助農民取得職災理賠，舉證過程耗費諸多人力和時間。 屏東縣農民鄧振宗在採收檳榔時，左手拇指不慎被農刀割傷，他表示，為了生計，受傷也無法休息，更無暇顧及傷口有破傷風的可能性。　圖／邱海鳴攝儘管如此，與農民第一線溝通的農會，只能負責幫農民辦理申請程序，最終認定仍交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然而，勞保局不諳農業事務，導致諸多理所當然的田間耕作常態或傷害，卻需花上冗長的判定時間，以及勞保局、農會及農民之間數次溝通。屏東縣長治鄉農會經辦洪怡芬分享案例，一對夫妻在田裡灑水時，老婆幫忙牽水管，卻不慎絆倒導致膝蓋受傷，農會協助申報後，勞保局竟回函詢問工作時牽水管的原因，「牽管一定需要協助，在田間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洪怡芬無奈地說。前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處長林德輝也強調，勞保局的審議委員未必了解農耕生態，所以農會需要花更多心力解釋及舉證。面對難以認定的農業職災案例，勞保局也會轉交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監會）協助、提供專業農業知識。被聘為農監會委員的鍾清輝形容道：「像是再一個複審的機會，怕會錯殺農民權益。」此方法雖然提高審核理賠的正確率，但同時也顯示出農保特殊的法律地位，不像勞保原先就由各領域人才進行審查，農業職災卻需要另組織單位判定。<b>農民身分難認定　投保、請領困難重重 「其實一開始是要把勞工、農業、漁業、軍公教，統一包在國民保險（註一）裡的。」前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處長林良懋補充，但各職業的工作內容差異過大，難以統一訂立保險身份及理賠申請，所以最終選擇分開納保。註一：國民保險（簡稱國保）為一種政策概念，主張所有職業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並未實際辦理。然而，各自立法後並沒有妥善分配接管單位，農保仍全權交由勞保局負責管理，使農民職災險缺乏農業領域專家和適用的審核制度，導致職災判定過程曲折，更顯示出農保、勞保條件的不平等，甚至連最基本的農民身份認定，也依舊懸而未解。如何界定納保人身份，定義出農民與其他勞工的差別，為各自納保後的首要難題。研究勞動法領域的林良榮表示，農保在被制定時，斷定農民都是長期務農、藉此營生的人，在這樣片面的思考模式下，認定長期務農者理當擁有自己的農地。因此，農保資格大多以農地為判斷依據。「時代轉變、從事農業的生活型態變得多元，就產生了很多人沒有農地，但實際在從農工作時發生職災。」林良榮補充，現今有諸多投身休閒農業的都市農，或是政府大力推廣的青農，這幾類從農者多半沒有自己的農地，但有務農事實，也可能發生農業職災。同樣可歸類為農民，但農保卻將他們排除於保障之外。農業保護傘外，仍有一群身份沒被界定的農民。雲林縣青年農民聯誼會總會長陳鳳義提出，現在農民職災險存在癥結，因為農民需要有農保資格，才有投保農民職災險的門檻，「很多真正的農民沒有農保，但是很多不是正常的農民有農保。」台灣目前僅劃分出農民與勞工界線，但仍有一大區塊需要被界定的農業工作者。農民被強制與勞工身份畫出區隔，更導致農民職災、職業病難以認定。有在務農的林德輝說道，農業屬於特殊工作，台灣有諸多兼業農，上午耕作完、下午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職災分類變得困難，「像中暑過熱、心血管疾病，怎麼知道農民是因為其他工作，還是從農造成的？」 菜農林春生注重工作場域的安全，要求員工要穿鞋工作，包裹頭部防止中暑，希望將農民受傷的機率降到最低。　圖／邱海鳴攝林德輝補充，勞保配有專門預算和職業醫師，負責預防與認定勞工職災，但農業部分，卻沒有人教導農民安全知識，「應該涵蓋到所有勞動力，不應該只在有勞保身份的勞動力者。」他認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稱職安署）範圍涵蓋士農工商，農民和其他工作者一樣，都是付出勞動力工作，勞動部應該也要照顧到農民。「保險是風險管控，跟場域、地點有很大關係。」林良懋提及，現行的勞工職災法，區分出各行業別，計算不同行業的費率，但農民職災險卻沒有分類。實際上，農民在不同環境、從事各類務農，危險程度會有差異。保證責任台灣佳沛果菜生產合作社理事陳育旗談道：「在外面（務農）比較危險，有水會掉下去，保費應該要加高一點。」而在裝置齊全的溫室中耕作，發生職災風險較低，保費應該因應工作安全程度做出區隔。<b>讓預防先行於救濟　與農互信成宣導關鍵 「15塊保險，我一天吃一顆蛋，身體還會比較強壯一點。」陳育旗笑說，他認為農民職災險的保障內容不完善，認定職業傷害的標準也模糊，不如自己另外保意外險，或是與農業工作者共組職業工會，加入勞保，在較健全的職業災害制度下受庇護。農民除了會因環境，導致中暑、熱衰竭等傷害，農機操作也是傷亡的另一主因。根據《聯合報》資料庫「聯合知識庫」過去的資料顯示，全台每年約有一至兩件、因為農民操作耕耘機不慎，導致壓傷、死亡的案例。「我從國小四年級就開始工作了。」洪國華從手持的小鐵牛（註二）開始學，慢慢到高中才接觸大型農機，「因為我爸是開火黎（註三）的，我不喜歡唸書，就去開農機不讓老爸唸。」洪國華已有近三十年的農機操作經驗，但是他沒有安全防護觀念，即使再熟悉小鐵牛，還是敵不過意外突襲。註二：小鐵牛為手持操作的小型農耕機，因為比傳統耕田牛隻有更好的功能、效率，所以有「鐵牛」之稱。註三：火黎為人工駕駛的大型四輪農耕機。洪國華的經驗絕非個案。相反地，多數農機駕駛都是邊開邊學，沒有人教導才是常態。對此，林良榮指出，政府除了給予職業災害救濟之外，更應從根本做好預防受傷的教育。「沒人想到農業預防，更不可能想到教農民做預防。」林德輝點出棘手的現況。他以日本借鏡說明，日本農民擁有「自主預防」的概念，像在操作機械、割草時，農民會替自己預留一塊安全範圍，作為遠離機械的動線，台灣農民卻習慣極盡使用農地，導致發生事故時無法即時應變。除了建立農民的預防觀念外，陳育旗也談到農機附有安全設備的重要性，「進口的機械設備絕對不會有人死掉。」他描述，進口農機是密閉式車廂，且裝設空調，可防止摔落和中暑。而且，若行進間沒繫上安全帶，進口農機的移動速度會自動大幅降低。 許多農民沒有受過正規農機操作訓練，而農機也沒有安全帶等安全設備，當農機故障時，農民沒有緩衝時間可以逃生。　圖／邱海鳴攝事實上，若農民真的發生職災，現在並沒有能幫助他們重回、適應職場的措施。現行的勞工職災險皆有「職業重建」制度，但是，唯獨農民無法享有相等權利，林良榮感慨說道：「現在的農保這麼薄弱，給付這麼少，農民發生職災後，要如何重回農務工作？」針對單薄的農保制度，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認為，政府應該利用施行農民職災險近四年的經驗，蒐集農民申報職災的案例，了解每個地區常見、特有的農業職災，再進一步精良相關農用設備、宣導安全觀念等，建立一套適用各地區的農業預防機制。可惜的是，根據農委會統計，目前全台農民職災險平均投保率僅有二成七。對此，鍾清輝以工作經驗分享，美濃區農會的農民職災險投保率將近四成，「重點在溝通，農會要建立好的信用基礎。」他舉例，因為美濃區有諸多客家族群，所以他會將複雜的農保資訊，轉換為客家話再重新轉述，和當地農民建立良好關係。「我們只有跟農民擁抱在一起，農民才會信任我們。」鍾清輝豪邁地笑說。 早期溫室裡最高溫可能高達攝氏45度，現在多藉由在溫室設置遮陽布，並在適當距離配放插座、風扇，預防農民在烈陽下工作時中暑。　圖／邱海鳴攝

【記者詹湘淇綜合報導】我國《師資培育法》規定，師資生須於教育實習機構完成為期半年的全時教育實習，及格後才可獲得教師證書。然而，師資生於實習階段不但缺乏收入來源，更要繳納學分費及返校座談研習的交通與住宿成本，造成龐大經濟壓力。10月22日，民眾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呼籲政府研擬給予教育實習學生補助津貼，而該提案於30天內便累積近5000名民眾參與附議。 根據我國《師資培育法》規定，教育實習及格成績為取得教師證書之必要條件。　圖／詹湘淇攝依《師資培育法》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包含教師資格考試與教育實習，師資生在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學士學位後，方可參加考試。考試通過後，師資生才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為期半年的全時教育實習，其內容包含教學、導師（級務）實習、行政、研習等活動，成績及格後方可取得教師證書。根據《108年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顯示，在民國108年實際參與教育實習之師資生共有4541人。然而，師資生在教育實習階段不僅缺乏收入來源，尚需負擔額外經濟成本。依《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25條規定，實習學生需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繳納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且實習學生須定期返回母校大學參與研習座談，期間往返所需的交通及住宿成本更增添其經濟壓力。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的詹心瑜表示，除了少數代課機會，他幾乎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家境更困難的人可能要家教，當然就會減少備課時間，影響到教學品質。」畢業於清大外文系Julie（化名）也感慨，他所需支付的學分費及交通費共計約新台幣1萬1720元左右，由於助學貸款尚未繳清，平常得從事額外的家教工作才能平衡支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學生W（化名）進一步指出，許多實習學生原欲選擇鄰近母校大學的教育實習機構，卻因高昂的租屋成本而打退堂鼓，即便返回家鄉實習，也須負擔往返的交通費用。 在教育實習階段，實習學生須向母校大學繳納學分費，尚須負擔返校座談的交通及住宿成本。　圖／詹湘淇攝另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學生朱哲瑋認為，實習學生既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教師資格，在教育實習階段理應享有基本薪資待遇。彰師大機電工程學系學生黃子庭則指出，許多師資生都盼能進入教學現場改革教育，但缺乏經濟保障的教育實習恐怕會消磨教學熱忱。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綜合企劃科專門委員劉家禎解釋，在106年《師資培育法》修法後，實習學生有機會配合教育實習機構，擔任補救教學、監考或代課教師，藉此支領鐘點費。此外，教育部也針對屬中低收入戶的實習學生發放補助，每人每月約可獲得1萬元的津貼，減輕其經濟負擔。但他指出，全面發放津貼須考量整體教育預算的編列狀況，目前為止政府預算恐不足以負擔。實際上，在92年《師資培育法》修法前，參與教育實習的師資生每月原有新台幣8000元的津貼補助。然而，教育部於修法後將「實習教師」之定位更為「實習學生」，認定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並非實際投入教學現場，不屬於正式教師之勞務性質，因此不支給實習津貼。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實習教師小組於103年發表聲明，表示實習學生在教學現場的定位模糊，使其工作權與勞動權遭受剝削。立法院委員洪慈庸等18人也於107年擬具《師資培育法》第10條條文修正草案，指出師資生於實習期間除從事學習訓練外，並有勞務提供與工作事實，理應發給實習津貼，而草案於當期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後卻遭擱置至今。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具有監督、指揮之權，且其從事之活動成果歸教育實習機構所有，客觀而言，兩者間已構成實質僱傭關係，實習學生應受《勞動基準法》保障，「要有基本薪資、同工同酬待遇，工時也要受到管制。」 在92年《師資培育法》修法後，原「實習教師」之定位更為「實習學生」，實習津貼也就此取消。　圖／詹湘淇攝對此，劉家禎回應，教育實習為純然學習性質，「實習學生就是學生，他沒有勞動。」在此階段，實習學生仍不得單獨執行教師工作，必須有輔導教師或指導教授在旁輔佐。但彰師大國文系學生王婷玟質疑，實習學生早已脫離學生身分，需要開始償還助學貸款，「我們雖然是在學習，但我們已經完全不享有學生的優惠。」林柏儀更反駁：「如果這種理由說得通，所有的僱傭關係都會因為表象上的學習性質，導致勞動權益被掏空。」此外，現行制度更會將經濟弱勢的人排除於該行業之外。「我從多年前就覺得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政策。」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教授劉梅君表示，建教合作生、技術生與大學中的勞動型兼任助理也尚未成熟，卻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認為教育部說法自亂陣腳。劉家禎則回應，若提案成立，教育部會再請行政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召開會議，共同商討本議題。

【記者李芸、呂心喻台北採訪報導】2020大選將至，總統候選人紛紛就少子化現象提出政見，希望能鼓勵年輕家庭生育。目前的托育機構分為公托、準公托和私托，但就讀這些機構能獲得的補助大不相同，公托、準公托和私托所能獲得的補助津貼分別為3000元、6000元及2500元，且申請年齡只限0～4歲的幼兒。因此各候選人提議延長津貼申請年齡至0～6歲，並且增加就讀各機構的補助額度。家長洪語柔表示，如果3～4歲的幼兒都可以獲得幼兒園註冊費全額補助，其實會刺激生育率，因為現在父母多考量到照顧和托育兩大部分，導致很多人不願生育。而家長郭研伶也以日本的弟弟為例，說明日本政策是幾乎全額補助托育費，家長只需自費幾千塊，「可是我們是政府補助幾千塊，之後費用都是我們付，我覺得有一點太多了。」為了研議如何改進育兒政策，幼教工作者及團體於11月29日的幼兒政策公聽會上發表對現行政策的看法，參與者也輪流分享案例，針對育兒津貼及托育補助提出疑慮。例如，現下就讀各機構所能獲得的補助不同，造成津貼不公平，但若候選人欲增加金額，可能使其他托育方案受壓縮，進而需提高賦稅，反而增加人民負擔。中華民國幼兒教育協會會長蘇傳臣提到，政府加碼補助並未解決核心問題，且必然會排擠到其他項目的預算，所以金錢來源也是政府必要解釋的重點。幼教專家及學者以多年經驗分析現況，表示若要促進國內生育率，更應著重於長期的幼教環境是否完善，而非僅提升短期的津貼額度。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專員黃喬鈴說說明，發放津貼可能會使家長直接感受到政府照顧，但是托育不僅只是金錢問題，提供0～6歲，甚至0～12歲連續的幼兒照護服務才是關鍵。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退休教授翁麗芳也認為幼兒津貼不會影響生育率，若以津貼鼓勵生育，小孩養育依舊是難題，「現在即使不生，也沒有人在乎要怎樣讓這樣的幼教環境好。」他認為，有良好的幼教環境才是關鍵。候選人紛紛透過增加補助盼減輕家長壓力、促進生育意願，不過對多數家庭來說，津貼的效用仍舊有限。如何制訂有效政策及配套措施，創造更友善的育兒環境，將是未來政府的一大考驗。https://youtu.be/qAUd-SJwB6s

【記者呂立竹、何庭賢、許芷瑄、李育軒、葉伸怡綜合報導】「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在少子化時代下，許多家長相當重視孩子的學前教育。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以下簡稱統計資訊網）的數據，2012至2016年間，桃園市（註1）的出生平均成長率為全台最高，且兩至五歲幼兒人口數平均成長率為全台第一，市政府如何制定合適的生育、育兒與就學補助政策，讓學前教育不會成為家長的負擔，並幫助家長與教育機構提前發現幼兒學習發展的需求，更是備受關注的議題。<b>註1：由於桃園縣於2014年12月25日升格為桃園市，因此本報導將統一以「桃園市」闡述。<b>就學補助分擔家庭開銷 　桃市推四歲幼童免學費桃園市於2014年升格直轄市前，並未額外發放生育及育兒津貼，僅依循中央政府的補助政策，發放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升格直轄市後，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桃園市府）推動地方生育及育兒津貼補助，期望透過降低育兒費用，提升家庭生育意願。桃園市生育津貼提供出生於當地的幼兒，且父母其中一方於桃園設籍滿一年的家庭，每胎新台幣3萬元的補助，若是雙胞胎，則每胎補助3萬5千元。除了生育補助外，桃園市府另外訂定育兒津貼，提供設籍桃園並實際居住滿一年的家庭每月3千元補助金，至幼兒滿三歲當月止。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專任委員李玉齡表示，生育及育兒津貼補助政策自2015年實施，由於領取津貼的條件限制家庭需設籍桃園滿一年，因此自2016年才對當地出生率產生顯著的影響。他舉例，2015至2016年全國粗出生率從9.1‰下降至8.8‰，但桃園市粗出生率則從10.8‰上升至11.2‰。李玉齡認為，出生率上升不僅受津貼補助影響，桃園市的就業機會多、房價較雙北便宜，亦吸引人口遷入，連帶提升出生率。在生育及育兒補助的誘因下，桃園市出生率與出生人口數提高，擁有較多的幼兒人口。幼兒成長過程將面臨教育需求，因此除了生育兒津貼，學前教育相關補助政策也相當重要。對此，桃園市府於103至107學年度時，依照教育部政策實施幼兒就學補助。根據行政院教育部官方網站（以下簡稱教育部）資料，為使五足歲幼兒進入國民小學前有足夠的就學機會，教育部自100學年度開始全面實施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政策。政策補助當學年度就讀符合《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規定的幼兒園，且年滿五歲（註2）幼兒的學費，但不包含雜費、代辦費費用。因此，全台符合條件的幼兒，若就讀公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公幼），就學期間每學期可獲全額學費補助，僅需負擔雜費、代辦費等其他費用。至於就讀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私幼）的幼兒，則是自103至107學年度，由政府每學期補助學費1萬5千元。<b>註2：以107學年度為例，符合五歲幼兒免學費補助條件的孩童，需於101年9月2日至102年9月1日出生。幼兒園依照年齡分班，當學年度入學前滿五歲者就讀大班，滿四歲者就讀中班，以此類推。以103至107學年度桃園市公幼學費為例，政府每學期補助學費7千元。家長小雯（化名）表示，除政策補助之外，每學期大約還需負擔1萬元的雜費，包含保險費、家長會費、活動費、材料費及點心費等。兒子曾短暫就讀私幼的家長李苡瑄表示，就讀私幼一學期平均約需花費6萬元。他認為，私幼學費昂貴，因此對政府補助更有感。針對五足歲幼兒，除了學費補助外，家庭年所得低於一定標準者，不論就讀公幼或私幼，每學期可再領弱勢加額補助。舉例來說，103至107學年度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與年收入低於30萬，且家中五歲幼童就讀私幼的家庭，每學期可領1萬5千元補助。家長林小姐表示，因為家庭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所以家中五歲幼兒就讀大班時，桃園市府給予弱勢加額補助。對比過去小孩就讀中班時沒有補助，一學期需花費近1萬5千元，林小姐對孩子升上大班後獲得的補助十分有感。除了補助五歲幼兒學費外，桃園市府為了提升四歲兒童的就學率，自107學年度開始規劃地方就學補助政策，將補助延伸至四歲幼兒，補助當學年度年滿四歲幼兒的學費。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桃園市教育局）幼兒教育科辛科長表示，就學補助的目標除了提升就學率之外，也期望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使家長挑選幼兒園時能夠選擇理想的園所，不會受限於經費壓力。「市府補助全額學費，會相對減少負擔。」小雯認為，相比其他縣市，桃園市減免四歲學童的全額學費確實能減輕家長的經濟壓力，但他也提到，目前並無針對三歲幼童的就學補助，若家長決定讓幼兒入學，將額外增加學費支出，因此他期望政府能推動三至四歲的補助，填補育兒津貼與就學補助間的空窗期。<b>就學率反映家庭狀況  連帶影響幼兒園核定人數儘管桃園市府並未將補助範圍擴大至所有學前教育適齡兒童，但根據統計資訊網資料，桃園市兩至五歲人口總數在2015到2016年增加將近七千人。此外，教育部統計處資料也顯示，桃園市幼兒園學生數於2015年至2016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人；然而同期間，教育部統計處統計桃園市內公私幼家數卻減少四家。「孩子人數增加減少不會立即影響幼兒園的存續。」辛科長說明，幼兒園數量是依各地區入學率決定，與幼兒總人口數並無直接關係。 現今家庭型態多元，家中子女是否就讀幼兒園會依各家庭情況而定，辛科長表示，每個學齡的兒童就學率都不同，以桃園市內受補助的四歲兒童舉例，就學率將近95％；若是兩到三歲的兒童，則因各家庭的觀念及經濟條件決定兒童是否就讀幼兒園。目前小孩都就讀公幼的小雯便認為，私幼花費高，若小孩沒抽到公幼，寧願自己帶，也不會讓小孩就讀私幼。幼兒園每年核定人數（預計招收人數）會依各幼兒園狀況而不同，「面積數決定幼兒園可以收多少孩子，包括室內外的面積。」辛科長表示，法律規定幼兒園須依各幼兒園空間訂定核定人數（註3），他補充，實際招收人數也會依各行政區入學率影響決定。若是桃園、中壢等都會地區，雙薪家庭比例較高，則幼兒園的兒童就學率較高；若是平均收入較低的沿海或偏鄉地區，兒童就學率則較低。<b>註3：根據《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第十條規定，招收幼兒十五人以下之班級，其專用之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招收幼兒十六人以上三十人以下之班級，其專用之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六十平方公尺。<b>然而，根據桃園市教育局及桃園市府民政局統計資料顯示，桃園市除蘆竹區及新屋區外，區內幼兒園核定總人數較區內兩至五歲人口少，辛科長解釋，因家庭觀念及型態不同，各區會依兩至五歲人口數量的70％到80％估算核定人數，若人數不足則會再調整。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小附設幼兒園吳老師也提到，若幼兒園不制定核定人數，可能發生招收人數過多的情形。<b>公幼供不應求    市府致力尋地設立幼兒園桃園公幼園的入學抽籤順序為大班優先，接著依序為中班、小班、幼幼班。若是幼兒園的總核定人數已在中班時額滿，則不會繼續招收小班及幼幼班的學童。因此，家長小雯認為，政府應該要多設立公幼，避免家長讓小孩讀私幼，卻無法負荷私幼學費。然而，設立公幼需要時間尋覓適合的土地，桃園市府難以在短時間內增設足夠的幼兒園。對此，辛科長回應，桃園市府會適時調整幼兒園公共化的比例，並致力於增加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的數量，「若有合適空間，桃園市府便會運用此場域裝修、增加幼兒園供應量。」他說明，因應更多家長希望孩子能提前入學，中央政府將於今年八月開始實施兩至四歲的育兒津貼與準公共政策（註4），目前桃園市府已持續在各行政區盤點空間和土地，期望能增加市內的公幼數量。<b>註4：據教育部全球資訊網指出，中央政府自107學年度起試行與符合條件的私幼合作，並將其視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家長僅需負擔每月4500元的費用，其餘由政府補助。現今，桃園市的幼兒人口數於全台各縣市中具指標性，因此幼兒教育相關政策更顯重要，辛科長表示，補助政策不僅減輕家長經濟負擔，也能提升家長對幼兒教育的關注度。此外，若幼童獲得學前教育的比例提高，也能透過其在幼兒園的表現，提早發現他們學習發展的需求，並投入更多資源，幫助他們銜接義務教育。因此，桃園市府持續針對育兒與幼童就學的需求調整政策，雖然補助的成效並不會直接反映在生育率與就學率上，但政策作為誘因之一，仍是影響家庭是否生育及讓孩童受教的重要因素。

文／黃聖凱　圖／路透社&nbsp;繼「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抗議後，19日華爾街又湧現近千位大學生，舉著標語「要免費教育，就通過『羅賓漢稅法（Robin Hood Tax）』」。由於美國未課每筆銀行交易稅，該法案強調在銀行做的每筆交易，都需要課稅，讓銀行不再是獨善其身的企業。課稅後，將足以讓美國推行免費四年大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