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玟錡新竹報導】新竹市文化局首度舉辦的「九降風音樂節」於21、22日登場，在風livehouse熱鬧開展，除了邀請獨立樂團、歌手演出，本次更結合「風神榜原創音樂大賽」，挖掘具特色的在地樂團。音樂節提供表演平台給跨世代在地樂團，期盼提升「風城」的音樂能量。 比賽結果宣布後，風神榜原創音樂大賽參賽者和表演樂團開心的和評審一起在舞台上合影。　圖／吳玟錡攝參與演出的「海岸乾杯」主唱阿寬（本名何振寬）出生於新竹，家中從事新竹重要的玻璃產業。他將從小做玻璃裝潢的工地回憶寫進歌裡。阿寬也很喜歡假日時到新竹南寮漁港創作，他說：「〈欲來出海〉是我在工作期間的感想，把自己比喻成船，想像自己順著九降風航行出海。」海岸乾杯是他們在新竹唸大學時成立，即將邁向第十年，團員們感性地回憶起這幾年各自忙於工作，音樂節讓他們重聚，回到一切開始的地方——新竹。入選前十強的參賽樂團「工一計畫Plana」則是由四位國立清華大學學生組成，以學校工程一館簡稱命名。此次參賽作品〈原廠設定〉描述機器壞掉，按鍵回復原廠設定，「大學曾經有段時間狀態不好，需要重新歸零、重新出發。」團員將在學校宿舍的經驗、理工背景、科技、工程等元素融入歌曲，加上特殊的後搖滾風格，是評審認為兼具創意、新竹特色的新時代學生樂團。 工一計畫樂團成員提及成團之初也經歷爭吵磨合時期，每個人的壓力來源不太一樣，經過溝通後，凝聚共同目標。　圖／九降風音樂節主辦方提供風神榜原創音樂大賽也吸引各地優秀創作者，第一名樂團Tickle Tickle來自中部，「未來想把新竹貢丸湯結合創作！」他們提到對新竹美食印象深刻，期待藉由音樂和美食串起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團員也形容自己樂團特色如同九降風，很「風」狂，以強烈舞台風格和能量獲得評審青睞。 第一名的Tickle Tickle樂團獲得新台幣30000元加獎盃一座及浮現音樂祭秋季場11/18（六）演出機會。　圖／吳玟錡攝風神榜參賽者大多是剛成立不久的樂團，不過他們仍創造了一場讓觀眾極為沉浸的表演。比賽尾聲，有的人聚集在舞台前以鐵欄杆為界，隨著音樂曲風轉變，拿起手機拍攝，舉起手跟著旋律盡情擺動身體；有些則在台下角落貼著牆壁坐著，靜靜注視舞台表演，透過音樂和歌詞，建構各自的小宇宙。就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大三的學生蔡聿謙提到：「之前參加的都是戶外音樂節居多，在室內舉辦的感受很特別。」音樂節的「新竹」樂團多數是和在地有地緣關係，但觀眾和評審也意識到音樂創作和在地連結的難度，「新竹是客家重鎮，我其實很希望能聽見客語樂團，這次比較遺憾沒有。」觀眾陳羿綺表達他對「在地」音樂節的期待。多數民眾表示新竹的音樂活動很少，而表演樂團也提及鮮少收到來自新竹的表演邀約，希望未來政府能策劃更多相關活動，提高音樂節宣傳預算，讓更多新竹音樂團體有機會被看到。 九降風音樂節參與民眾多數為年輕人，在現場專注欣賞表演，拿起手機記錄下感動氛圍。　圖／吳玟錡攝比賽初衷鼓勵參賽者結合「新竹」和「風」，但九降風音樂節策展人兼比賽評審島楎（本名劉鈞輝）從評選過程中發現，很難拿捏樂團音樂技術和創作結合在地的關聯性，導致評比困難。他補充，「要培養出具在地特色且有音樂技術水準的樂團，其實考驗創作者的軟實力，而這是需要長期深耕的文化素養。」最後他建議，養成音樂人才的管道除了結合高中、大學社團培訓，新竹應有更多屬於音樂創作者的舞台。

【記者張珈爾綜合報導】6日，巴塞隆納自治大學（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右派青年組織沙阿咖吧（S'ha Acabat）在校內舉辦集會，遭反對學生暴力攻擊，但校方卻未積極處理。為此，西班牙教師論壇(Foro de Profesores)於18日公開來自國內1700名教師共同簽署的信件，並致函西班牙大學校長論壇（Crue Universidades Españolas）、加泰隆尼亞當局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譴責校方對於學生表達意見自由的漠視，並呼籲歐盟委員會監督該校保障學生權益。 教師論壇公開1700名教師共同簽署的信件，呼籲歐盟委員會重視加泰隆尼亞地區的獨立問題。　圖／截自教師論壇Twitter沙阿咖吧是反對加泰隆尼亞從西班牙獨立的右派青年組織，因不滿校方全面以加泰隆尼亞語進行教學而在校內搭建帳篷倡議，希望校方採取多語教學，並訴求西班牙語人士與加泰隆尼亞語人士和平共處。然而帳篷搭建完成就遭到左派的學生們撕毀，現場失去控制，但聞訊趕來的校方保安人員卻無所作為。參與集會抗議的巴塞隆納大學（Universitat de Barcelona）學生巴布羅．包瑟斯（Pablo Baucells）形容當天的狀況：「我們的安全沒有受到保障，除了帳篷被撕毀，我們也被推擠毆打。」巴塞隆那自治大學學生阿德里安．費南德斯（Adrián Fernández）解釋目前加泰隆尼亞民眾對於獨立與否的態度，他說：「其實呈現兩極分化，但反對獨立的右派人士往往不積極表態，使外界產生所有加泰隆尼亞人都支持獨立的錯覺。」經歷了帳篷事件後，沙阿咖吧成員除了公開譴責校方及警察的袖手旁觀外，也在國慶日於龐培法布拉大學（Universitat Pompeu Fabra）拋下西班牙國旗，無懼當地遍佈的加泰隆尼亞旗幟。對此，費南德斯驕傲地說道：「這場行動象徵抗爭、自由以及團結。」 西班牙國慶日，沙阿咖吧於龐培法布拉大學建築物拋下西班牙國旗，組織成員將此行動視為自由與驕傲的象徵。　圖／沙阿咖吧提供對於帳篷事件，巴塞隆納自治大學校內也不乏反對沙阿咖吧的聲音。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的莎拉．薩豐（Sara Zafont）認為，沙阿咖吧成員在舉辦集會前就深知在左派校園倡議右派思想具危險性，卻執意搭建帳篷，具有挑釁意味。此外，加泰隆尼亞國家學生會巴塞隆尼亞大學分部（Sindicatd’ Estudiants dels Paisos Catalans - UAB）也舉行了抗議集會，反對沙阿咖吧組織訴求的多語教學，直指他們為極右派的法西斯主義（註）團體。註：法西斯主義意指威權的極端民族主義，特點是獨裁、強制鎮壓反對意見。 支持獨立的加泰隆尼亞國家學生會同樣舉行抗議集會，直指沙阿咖吧是極右派的法西斯主義團體。　圖／沙阿咖吧提供民眾伊斯梅爾．富內斯．阿及萊拉（Ismael Funes Aguilera）認為，沙阿咖吧的作為過於激進且不切實際，但他們的言論自由仍應獲得保障。沙阿咖吧至今仍持續透過網路平台及電視訪談節目發聲，除了希望校方公開譴責帳篷事件外，也期盼引起大眾對於言論自由以及校園安全維護的關注。

【記者單師樵綜合報導】各種形式的創作品陳列於昏暗而狹小的展場內。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學生鄭宗祐利用照片、聲音與影像，於1日至5日在政大新聞館展演廳舉辦《連線錯誤_Alienation》獨立專題（註一）個展，從多個面向呈現群體中人與人互動的「離群」。 註一：《連線錯誤》是鄭宗祐在獨立專題課程的成果展。政大廣電系第一次開設此課程，由原先行之有年的畢業製作課程改制而來，捨去過往以劇情長片為主的形式，提供學生更自由的創作空間。  《連線錯誤》的展場內雖然昏暗而狹小，卻陳設著多種不同方式創作的展品。 圖／單師樵攝踏入展場，多幅泛藍的照片陳設於前，然而與多數攝影展所展出的數位照片不同，鄭宗祐的作品以「藍曬法」（註二）呈現。鄭宗祐除了以藍色營造出詭譎的氛圍，他更將藍曬法連結至人與人的關係，他解釋：「藍曬是一個無法永遠保存的東西，我覺得可以呼應到我要講的人的互動。」 註二：藍曬法是一種顯影方式，由混合檸檬酸鐵銨、鐵氰化鉀的感光劑，透過日曬使最後的影像呈現深藍色。  展覽中的攝影作品皆是以藍曬法呈現，讓觀眾陷進詭譎的氛圍中，也呼應了人與人的關係無法永遠保存。 圖／單師樵攝而在行為實驗展區，鄭宗祐透過平板電腦的視訊螢幕，與觀看者長時間凝視，並將玻璃片放置其中區隔觀眾，象徵人類社會中的社交障礙。觀展民眾陳祺分享：「我就不是很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有看著我，我覺得很難過，然後我就哭了。」另一位觀眾康譓珍則認為，與創作者對看時，兩人似乎都進入一個脆弱的狀態，使他不由自主地想一些內心的事。 行為實驗展品，平板電腦與中間的玻璃隔板象徵人類社會中的社交障礙。 圖／單師樵攝鄭宗祐說明，「群居」是人類自誕生以來必經的過程，他在日常生活中觀察、感受到的集體行為，實際上卻是疏離的。他希望透過《連線錯誤》中以不同形式創作的作品，描繪出群體中的「離群」。他說：「我們展覽主要是在講人際關係，人的社交互動。」他補充，日常中的人與人的「連線」可能是數位的，也可能是實體的。展場中的展品包含平面攝影、錄像裝置、行為實驗，也有讓觀眾戴上VR穿戴裝置欣賞短片的創作。鄭宗祐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我如果只用一個小東西、一個影片，可以講的東西太侷限。」觀展民眾陳力瑋認為，多媒材鼓勵大家思考「看的方式」，他說：「多媒材其實可以給你一個自由的空間，東西都已經擺在那，除非有明確說不能碰觸。」另一位觀展者王亭方則覺得展品可以用不同面向去看，以錄像裝置為例，「一個是你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一個是你有點像跳脫這個空間在看這整個場景。」他補充，用兩種方式體會這個創作，有不一樣的感覺。 展場內部的錄像裝置展品，讓觀眾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觀看。 圖／單師樵攝指導教授鍾適芳說：「他們創作的資源跟方法，想要表達的這些訊息，光是劇情片已經不能滿足他們了，所以這些形式一直在變化。」他認為以前的畢業製作太過形式化，而獨立專題課程能鬆綁學生想法的侷限，更能呈現多樣化的作品，鄭宗祐也說：「我就照我想要做的東西把它全部列出來，其實本來更多，但後來選了這幾個。」鄭宗祐進一步提到，這次展出後收到許多希望他繼續創作的回饋，對此他表示未來仍會創作，但也坦言是否將作品展出需看看機緣。

作為農田中的保護傘，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否真能夠替農民遮風避雨，又或者只是毫無用處的空傘架呢？　圖／江俊緯攝【專題記者詹和臻、陳卓希、邱海鳴、江俊緯綜合報導】「我受傷是兩年前的5月6號，我永遠記得那一天。」農機操作員洪國華回想起被農耕機壓斷腿的那天，仍然心有餘悸。「爸爸，帶我去蹦蹦！」在洪國華的三歲兒子眼中，爸爸賴以為生的農機只是會發出「蹦蹦」聲的玩具。殊不知，那天應兒子要求去田裡「蹦蹦」的洪國華，差點被失控的農具奪去性命，眼看著金屬製的笨重農機朝自己襲來，他卻來不及反應，應聲被擊倒在地，「短短兩秒鐘之內，你只有一個想法，死啊。」洪國華頂著刺眼的陽光，站在雜草叢生的農地中，重現兩年前被農耕機猛力撞傷右膝蓋的場面，並擺出倒地無助的神情。雖然事發後，洪國華幸運地重建斷裂的十字韌帶，但為了營生，手術後他強忍著劇痛立刻接續工作。他模擬當時用繩子將塑膠椅吊起作為階梯，再以左腳用力蹬上發財車，才能順利上下農機，「（開車時）用左腳踩右側的油門，避開沒力的右腳。」「什麼農民職災攏嘸啊（都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不知道。」洪國華回憶，當時他只慶幸能活下來，醫院和農會從未向他提及理賠事宜，至於治療的開銷，因為他沒有加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農民職災險），無法申請職災理賠，只能摸摸鼻子認命，繼續工作想辦法賺回來。然而，發生意外兩年至今，他的右腳仍會在行走時隱隱作痛。 屏東縣農機駕駛員洪國華兩年前右腳十字韌帶斷裂，動完微創手術後卻直接工作，沒有養傷及復健，至今仍可看出右腳微跛。　圖／邱海鳴攝洪國華的案例只是冰山小角。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統計，民國109年農業就業人口為55萬餘人，且這些農業就業人口平均年齡高達62歲，如此龐大且高齡化的群體，卻被排除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簡稱勞工職災險）之外，沒有被視為相同的勞動力，那當前能夠保障農業工作者的權益是什麼？<b>同是勞工卻兩種制度　<b>農民職災險功能薄弱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以下簡稱農保）為保障農民權益的主要法令，希望讓農民享有與一般勞工相同的保障。台灣於107年修正農保部分條例，全面試辦農民職災險，保障從農者的職業安全，補貼農民因職業災害產生的傷害、身心障礙、就醫及喪葬等花費，保費為每月新台幣25元。農民職災險採自願性投保，農民只需月繳保費15元，另由政府補助10元。不過，低廉的保費卻沒換來顯著成效，據108年行政院院會議案公告，全台農民投保率僅有15％，以今年桃竹苗地區為例，農民投保率皆不及三成。農業工作者投保農民職災險須符合兩種身份：一、具有農保資格的實際從農工作者；二、現在有實際從農工作，但已領過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或其他社會保險者，能以健保第三種類人身份申請加保。此外，農委會現在也正增修範圍，希望納入不具農保身份、但有實際務農的實耕者。農民職災險積極廣納多種身份，原因在於，先前的農保，無法落實農民健康給付的功能。「農保本來就是掛羊頭賣狗肉，雖然叫做農民健康保險法，但實際就是領退休金。」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良榮解釋，現在的農保雖仍具「健康」保障，但因為給付過低，逐漸被84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條例》（簡稱健保）取代。而現在農民投保農保的首要原因，是為了在退休時，領到相當於勞保老年給付的「老農津貼」。為保障農民工作權益，農委會開始試辦屬於農民的職災險，林良榮認為，農民職災險應比照勞保制度做整合。他以4月23日通過的勞工職災險做比較，此法將原先勞保的「職業災害」項目單獨立法，不僅提高補償給付、完善職災認定機制，更擴大納保範圍，被稱為「勞工節最好的禮物」，但法定勞工範圍卻不包括農民。林良榮分析，勞工職災險單獨立法，能更有系統地保障各領域勞工，「但勞工的給付提高，農民跟一般勞工的給付就會有明顯落差。」他說明，同樣付出勞力工作，但農民和一般勞工卻使用兩套職災保險制度，導致受到的保障不同，對照改善後的勞工職災險，凸顯出農民職災險的功能薄弱。<b>田間傷害難舉證　<b>理賠審理程序亦冗長 農民只有在工作中傷亡，才能獲得農民職災險理賠，但判定上卻存在模糊空間。林良榮說明，農民職災險強調「先傷後病」，即優先辦理職業傷害，而暫緩理賠慢性職業病，因為判定職業傷害遠比隱性疾病容易。除認定職業疾病困難外，相關醫療服務也尚未完善。目前全台只有兩家農民醫院，其中一家是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該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主治醫師李念偉說道：「農民來看診的很少，一年大概十幾個而已。」而且多為明顯外傷，少有農民因為職業病就診。他另提及，慢性的骨科疾病應該為農民職業病大宗，但現在農民職災險並未保障，導致農民就診意願低。疾病發生不像外傷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因此農民難以舉證。「農民說噴農藥導致職業病，說不定是阿伯自己愛抽菸、嚼檳榔。」林良榮解釋，目前台灣沒有專精農業醫學的專家，因此在判定農民職業病時，不免難以鑑定。另外，農業的工作場域自主性高，上班時間和路徑會依據季節、天氣或供水時間等因素改變，通勤時的職業災害沒有統一判斷依據，使得保險理賠條件更難認定。「阿伯從農途中，可以繞一下先去吃個早餐啊！」林良榮舉例，下雨也可能導致農民臨時更改上班路線，而農民職災險並無考量這些不確定因素，反倒全然由農民自行舉證。農業職災的舉證程序涉及法律知識、網路操作，需要農民自行提出資料佐證，常讓理賠對農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屏東縣養豬戶許先生（匿名）憤慨說道：「小傷還可以照相，有的人已經躺在那邊，要怎麼照？」他還提出，多數老人家不會用手機，農民職災的舉證制度，仍有諸多改善空間。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分享，曾有農民在深夜巡田時發生意外，申請理賠時，卻被懷疑是要去朋友家裡喝酒的「假職災」。經由農會協助後，透過行車事故鑑定，證明農民當時穿戴著雨鞋，輔以當地輪番灌溉的時間表、委請專家協助農民製作的路線圖，才成功幫助農民取得職災理賠，舉證過程耗費諸多人力和時間。 屏東縣農民鄧振宗在採收檳榔時，左手拇指不慎被農刀割傷，他表示，為了生計，受傷也無法休息，更無暇顧及傷口有破傷風的可能性。　圖／邱海鳴攝儘管如此，與農民第一線溝通的農會，只能負責幫農民辦理申請程序，最終認定仍交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然而，勞保局不諳農業事務，導致諸多理所當然的田間耕作常態或傷害，卻需花上冗長的判定時間，以及勞保局、農會及農民之間數次溝通。屏東縣長治鄉農會經辦洪怡芬分享案例，一對夫妻在田裡灑水時，老婆幫忙牽水管，卻不慎絆倒導致膝蓋受傷，農會協助申報後，勞保局竟回函詢問工作時牽水管的原因，「牽管一定需要協助，在田間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洪怡芬無奈地說。前屏東縣政府勞工處處長林德輝也強調，勞保局的審議委員未必了解農耕生態，所以農會需要花更多心力解釋及舉證。面對難以認定的農業職災案例，勞保局也會轉交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監會）協助、提供專業農業知識。被聘為農監會委員的鍾清輝形容道：「像是再一個複審的機會，怕會錯殺農民權益。」此方法雖然提高審核理賠的正確率，但同時也顯示出農保特殊的法律地位，不像勞保原先就由各領域人才進行審查，農業職災卻需要另組織單位判定。<b>農民身分難認定　投保、請領困難重重 「其實一開始是要把勞工、農業、漁業、軍公教，統一包在國民保險（註一）裡的。」前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處長林良懋補充，但各職業的工作內容差異過大，難以統一訂立保險身份及理賠申請，所以最終選擇分開納保。註一：國民保險（簡稱國保）為一種政策概念，主張所有職業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社會福利，並未實際辦理。然而，各自立法後並沒有妥善分配接管單位，農保仍全權交由勞保局負責管理，使農民職災險缺乏農業領域專家和適用的審核制度，導致職災判定過程曲折，更顯示出農保、勞保條件的不平等，甚至連最基本的農民身份認定，也依舊懸而未解。如何界定納保人身份，定義出農民與其他勞工的差別，為各自納保後的首要難題。研究勞動法領域的林良榮表示，農保在被制定時，斷定農民都是長期務農、藉此營生的人，在這樣片面的思考模式下，認定長期務農者理當擁有自己的農地。因此，農保資格大多以農地為判斷依據。「時代轉變、從事農業的生活型態變得多元，就產生了很多人沒有農地，但實際在從農工作時發生職災。」林良榮補充，現今有諸多投身休閒農業的都市農，或是政府大力推廣的青農，這幾類從農者多半沒有自己的農地，但有務農事實，也可能發生農業職災。同樣可歸類為農民，但農保卻將他們排除於保障之外。農業保護傘外，仍有一群身份沒被界定的農民。雲林縣青年農民聯誼會總會長陳鳳義提出，現在農民職災險存在癥結，因為農民需要有農保資格，才有投保農民職災險的門檻，「很多真正的農民沒有農保，但是很多不是正常的農民有農保。」台灣目前僅劃分出農民與勞工界線，但仍有一大區塊需要被界定的農業工作者。農民被強制與勞工身份畫出區隔，更導致農民職災、職業病難以認定。有在務農的林德輝說道，農業屬於特殊工作，台灣有諸多兼業農，上午耕作完、下午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職災分類變得困難，「像中暑過熱、心血管疾病，怎麼知道農民是因為其他工作，還是從農造成的？」 菜農林春生注重工作場域的安全，要求員工要穿鞋工作，包裹頭部防止中暑，希望將農民受傷的機率降到最低。　圖／邱海鳴攝林德輝補充，勞保配有專門預算和職業醫師，負責預防與認定勞工職災，但農業部分，卻沒有人教導農民安全知識，「應該涵蓋到所有勞動力，不應該只在有勞保身份的勞動力者。」他認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稱職安署）範圍涵蓋士農工商，農民和其他工作者一樣，都是付出勞動力工作，勞動部應該也要照顧到農民。「保險是風險管控，跟場域、地點有很大關係。」林良懋提及，現行的勞工職災法，區分出各行業別，計算不同行業的費率，但農民職災險卻沒有分類。實際上，農民在不同環境、從事各類務農，危險程度會有差異。保證責任台灣佳沛果菜生產合作社理事陳育旗談道：「在外面（務農）比較危險，有水會掉下去，保費應該要加高一點。」而在裝置齊全的溫室中耕作，發生職災風險較低，保費應該因應工作安全程度做出區隔。<b>讓預防先行於救濟　與農互信成宣導關鍵 「15塊保險，我一天吃一顆蛋，身體還會比較強壯一點。」陳育旗笑說，他認為農民職災險的保障內容不完善，認定職業傷害的標準也模糊，不如自己另外保意外險，或是與農業工作者共組職業工會，加入勞保，在較健全的職業災害制度下受庇護。農民除了會因環境，導致中暑、熱衰竭等傷害，農機操作也是傷亡的另一主因。根據《聯合報》資料庫「聯合知識庫」過去的資料顯示，全台每年約有一至兩件、因為農民操作耕耘機不慎，導致壓傷、死亡的案例。「我從國小四年級就開始工作了。」洪國華從手持的小鐵牛（註二）開始學，慢慢到高中才接觸大型農機，「因為我爸是開火黎（註三）的，我不喜歡唸書，就去開農機不讓老爸唸。」洪國華已有近三十年的農機操作經驗，但是他沒有安全防護觀念，即使再熟悉小鐵牛，還是敵不過意外突襲。註二：小鐵牛為手持操作的小型農耕機，因為比傳統耕田牛隻有更好的功能、效率，所以有「鐵牛」之稱。註三：火黎為人工駕駛的大型四輪農耕機。洪國華的經驗絕非個案。相反地，多數農機駕駛都是邊開邊學，沒有人教導才是常態。對此，林良榮指出，政府除了給予職業災害救濟之外，更應從根本做好預防受傷的教育。「沒人想到農業預防，更不可能想到教農民做預防。」林德輝點出棘手的現況。他以日本借鏡說明，日本農民擁有「自主預防」的概念，像在操作機械、割草時，農民會替自己預留一塊安全範圍，作為遠離機械的動線，台灣農民卻習慣極盡使用農地，導致發生事故時無法即時應變。除了建立農民的預防觀念外，陳育旗也談到農機附有安全設備的重要性，「進口的機械設備絕對不會有人死掉。」他描述，進口農機是密閉式車廂，且裝設空調，可防止摔落和中暑。而且，若行進間沒繫上安全帶，進口農機的移動速度會自動大幅降低。 許多農民沒有受過正規農機操作訓練，而農機也沒有安全帶等安全設備，當農機故障時，農民沒有緩衝時間可以逃生。　圖／邱海鳴攝事實上，若農民真的發生職災，現在並沒有能幫助他們重回、適應職場的措施。現行的勞工職災險皆有「職業重建」制度，但是，唯獨農民無法享有相等權利，林良榮感慨說道：「現在的農保這麼薄弱，給付這麼少，農民發生職災後，要如何重回農務工作？」針對單薄的農保制度，高雄市美濃區農會總幹事鍾清輝認為，政府應該利用施行農民職災險近四年的經驗，蒐集農民申報職災的案例，了解每個地區常見、特有的農業職災，再進一步精良相關農用設備、宣導安全觀念等，建立一套適用各地區的農業預防機制。可惜的是，根據農委會統計，目前全台農民職災險平均投保率僅有二成七。對此，鍾清輝以工作經驗分享，美濃區農會的農民職災險投保率將近四成，「重點在溝通，農會要建立好的信用基礎。」他舉例，因為美濃區有諸多客家族群，所以他會將複雜的農保資訊，轉換為客家話再重新轉述，和當地農民建立良好關係。「我們只有跟農民擁抱在一起，農民才會信任我們。」鍾清輝豪邁地笑說。 早期溫室裡最高溫可能高達攝氏45度，現在多藉由在溫室設置遮陽布，並在適當距離配放插座、風扇，預防農民在烈陽下工作時中暑。　圖／邱海鳴攝

【專題記者林子頊、吳季柔、徐宇昕、王崴漢綜合報導】「真的有人把我當受害者嗎？大家知道我是當事人，可是沒有人在意我是受害者。」國立政治大學學生Felix（化名）說道。Felix大一時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事發當下，他馬上報警，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也接獲通報。原本Felix以為，事件能順利落幕，但性平會消極的處理態度，如同在他傷口上灑鹽。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Christine（化名）曾在校內研究室被性騷擾，案件進入性平會處理後，調查和懲處結果讓他苦等半年。調查期間，Christine因需與加害者繼續共事而備感焦慮，更影響課業表現，他曾向性平會提出更換實驗室的要求，最後卻石沉大海。「性平會對我來說是糟糕的單位，那時候有跟我說需要學業救濟、行政救濟等儘管跟他們提出，但我提出之後他們就不認帳。」性平會以性別平等為名，理應成為守護校園性別平等的防護罩，然而規範性平會建置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卻多有疏漏，如委員需具備的「性平意識」缺乏明確定義，難以確保委員的專業性。性平會非但無法保障案件當事人，更淪為當事人口中惡名昭彰的組織。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注重校園性平議題，推廣性別教育的同時也受理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性平案件。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有名無實 難守護教育初衷根據《性平法》第六條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性平會整合校內資源，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提升校內性平意識。性平會也須調查和處理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擔負「輔導」與「保護」責任，提供申訴者心輔資源與保護措施，用教育取代嚴懲，讓被申訴者能從錯誤中學習改正。相較外部的司法機關，校園性平會應提供被害人更多陪伴與協助，支持學生爭取權益，並降低案件對學生生活的影響。此外，校方有責任委請醫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或律師等專業人員，提供當事者相關救濟管道。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曾擔任調查委員，他指出性平會調查過程常遭遇困難，如委員缺乏司法調查權、判決結果易受質疑，但他仍反對將《性平法》併入《性騷擾防治法》，因《性騷擾防治法》旨在以民、刑事罪責約束大眾，而非提升全民性平意識。林秀怡說：「不管是行為人還是被行為人都可以繼續受教 。」他認為《性平法》的功能是保障受教權，在懲罰外，更多的是諮商輔導，給予再教育的機會。然而仔細探究各項性平個案，現行大專院校性平會錯誤百出，如開會流程混亂、委員發言不具性平意識、審判標準不一、行政人員欠缺專業度等事件層出不窮。理想的性平會應當是一張溫柔的保護網，接住破碎與混亂的靈魂；如今無完善制度的性平會卻像是捕獸夾，令當事人在審問中遍體鱗傷又無處可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處理性平案件時，理當扮演保護雙方當事人的角色，然而在性平委員專業性不足的情況下，當事人常求助無門（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b>性平會漏洞百出 從何填補？「他們（性平會）處理方式一直都是幫學校交作業，很會交作業的單位。」Christine評論性平會未發揮影響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根據《性平法》規定，性平會成員須具備性平意識，但性平意識卻不易衡量，且性平會全權由學校辦理，在複雜的教育體系下，學校常受利益、權勢關係左右，衍生許多問題。名義上獨立的性平會宛如「傀儡組織」，不禁讓人懷疑其存在的必要性。問題一：「性平意識」判定標準模糊《性平法》除劃定性平委員男女佔比外，也規定學校得聘具有性平意識的各領域委員。但校園性平案件樣態多元，性平意識因應時代轉變也有不同發展。每個人認定性別平等的價值不盡相同，且性平意識也不具判定標準，導致許多調查委員在審問當事者時用詞不妥或態度不佳，顯得不重視性平事件。向Christine求證調查情況，他回憶道：「我不記得第三個性平委員的身份背景，因為他整場（調查會議）都在睡覺。」「性平委員有權力，不代表他們有足夠的性平意識去施展這個權力。」曾任政大性平會教師代表的李淑菁於「獨立評論@天下」發表文章，指出在某些學校，性平委員不曾接受任何相關課程或訓練，恐有不適任的問題。在時代變遷下，個案牽扯同志或跨性別已不足為奇，不過，性平會相關人員大多為四、五年級生的教授、職員，若事前無需經過培訓，面對較陌生的多元性別議題，他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 隨著時代推進，性平意識過去只強調兩性平等，近年也開始擁抱多元性別。學生若為同志或跨性別，校方理應尊重差異，消除一切歧視行為。圖為一對跨性別伴侶。　圖／王崴漢攝問題二：性平判決由校方主導 公正性存疑大專院校性平會由熟習校內文化的校方辦理，需設置5至21位性平委員，其中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具性平意識的相關人士加入性平會。性平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性平會議，若發生性平案件，則會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介入調查。《性平法》規定性平委員需具有當然委員（註1）、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專家學者以及學生代表，理當能廣納各方意見，使性平會運作更具正當性，卻有許多學校考量校譽、學校風氣而影響個案判決結果。曾就讀長庚大學的跨性別學生吳宇萱，因性騷擾案件行為人正是學務長，校方為推諉責任有影響性平會決策之虞，恐失公平。註1：大學性平會當然委員主要以校長、學務主任擔任政府期許校方成為推廣校園性平教育的領頭羊，於學校單位下設性平會。然而，在利益衝突之下，學生權益往往成為待宰羔羊。南部某私立大學性平會學生代表阿杰（化名）無奈表示校內性平會形同虛設，「雖然採共識決，但我們學校個案判決通常都是校長決定結果，也不太理會調查內容。」阿杰補充，私立學校招生不易，為了避免校譽受損，判決及懲處結果常受學校利益左右，「我們學校曾有個案是加害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學校沒有顧慮他的精神狀況，只為了給媒體交代，就直接給他兩支警告。」問題三：第一線人員專業度未能確保《性平法》明定性平會委員須具備性平意識，其中卻不包括專職處理性平會相關業務的承辦人。當校園性平事件發生，承辦人代表性平會，身處接觸案件當事人的第一線，倘若承辦人不具性平意識，恐怕會是當事人另一場惡夢的開始。「唉，麻煩死了。」這是Felix執意要提報性平會時，承辦人脫口而出的話，當時的場景，他至今仍歷歷在目。Felix遭遇偷拍後，承辦人及校安中心的教官擔任聯絡窗口，由承辦人負責聯絡調查委員召開會議，而教官則協助Felix跑後續流程。「因為我是男生，好像沒有人很在意這件事情（偷拍案）。」Felix指控，教官聽完事件經過，當下的反應令他感到不適，教官以戲謔的口吻說出「如果你（Felix）剛好也喜歡男生，說不定你們可以在一起啊。」以及「你是男生你幹嘛不打他兩下就好了？」等脫序言論。 Felix在學校宿舍浴室遭人偷拍，但通報性平會的過程不受重視，對他造成二度傷害，而學校也無法讓被申訴者搬離宿舍，使Felix生活在恐懼之中（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問題四：培訓資源供不應求 專業人員數量不足 事實上，為培育協助性平會調查案件的專業人員，教育部須依《性平法》辦理培訓課程。課程共分初階、進階、高階與精進四階段，學員完成進階培訓取得證書後，才可成為調查專業人員。教育部同時搭建調查專業人才庫，各級學校根據名單聘請校外委員進入調查小組，提升小組調查知能。然而，瀏覽「教育部性別平等全球資訊網」開課公告，上回初階培訓於民國108年8月開課，換句話說，最基礎的培訓課程已逾一年半未辦理。臺大性平會學生委員黃脩閔表示，他雖然對課程相當感興趣，去年上任後卻遲遲未能一探究竟。同時，每階段課程設有人數限制，初階限定百人參與，高階則以40名為原則。對此，政大性平會學生委員許人友表示，課程基本上一開放即額滿，反映資源供不應求的現象，也造成法律上實質取得調查資格的人才寥寥無幾。問題五：校方過度依賴外部專家 調查費時費力誘因低當前由於多數校內性平委員不具調查身分，也缺乏相關調查經驗，性平會在處理性騷擾案件時，多仰賴校外專家。性平法上路初期，校內委員大多不熟悉調查工作，理應交由教育部積極培訓校內調查委員。林秀怡過去擔任多起案件的調查委員，他回應：「現在校內委員專業或經驗仍不足的情況下，先由校外專家帶領還沒有調查經驗的校內委員。」若傳承順利，學校就不需過度仰賴校外資源，得以回歸性平會校內自治，同時又不失專業性。此外，林秀怡提到當事件提報性平會，校方需在兩個月間找到合適的調查委員，而委員得在訪問完所有當事人後完成調查報告書。「其實接案訪談、寫調查報告，是高專業、勞力密集的事情。」林秀怡坦言，費時費力的調查過程使他倍感壓力。性平案件調查過程繁瑣且不支薪，委員甚至需承擔當事人因不滿判決結果而提告的風險。在高壓環境又無誘因的情況下，除了熱忱外，性平專家幾乎沒有任何動力繼續接案調查，導致願意投入調查的專家數量持續減少。<b>擴編學生委員席次　廣開資格認證大門若要改善性平會過度依賴校外專業人才的現況，應先提升校內性平調查的能量。而調查人才資源不足的大洞，或許能以擴增資格認證的方式補足。政大前學務長蔡炎龍指出，校內有多位教授專精性別研究，專業程度甚至足以勝任培訓課程的指導老師，卻仍須受訓，「他去上課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這些就是他的專業，但反而這樣（不去上課）的話他就沒有證照資格」。他建議，政府應開放更多元、彈性的資格認證管道，改善專業人才庫無法廣納性別專家的窘境。李淑菁則提出增編學生委員席次的看法，若能賦予對性平有興趣的學生更多權力，提高學生在性平會席次的占比，不但能減低教師委員的壓力，也有效提升性平會品質，「因為學生從小到大性平意識普遍比四、五年級高，學習過程中一直在接觸性別，也比較了解學生文化。」他補充，若擔心大學生難以主導調查，也可以讓具備更充分經驗與專業的碩博士生擔任主力。黃脩閔同意當前有許多學生關注性別議題，他認為學生能彌補師生兩端生命經驗的差距，「老師們有的已經脫離學生身份滿久，可是學生可以直接告訴你哪些事情會對學生產生壓力、哪些事情會對學業產生影響。」<b>組織偏重調查　推動性平教育成空談解決了性平會成員的問題，難道就能提升校園性平意識嗎？擋在學生與性平會間的濃霧會因此散去嗎？實際上，《性平法》不僅規範性平會須受理案件，同時，也必須落實性平教育，辦理相關活動。然而，許多承辦性平活動的行政人員業務繁重，而性平案件又需在時限內結案，性平會無力辦理更多活動。黃脩閔認為，學生應有權利知曉性平資訊，包括如何事前預防案件發生，以及可尋求的救濟管道。校園性平會應從根源建立性平意識，「不能總是處理後端願意進來（申訴）的事件。」多數受害者遭遇性平案件前從未聽過性平會，而一般學生對性平會的想像往往只能從去過性平會的同儕口中建立，性平會宛如隱身濃霧中的高塔，不易觸及。距性平會撥雲見日還要多久？也許有一天，學生不用再迷惘、無助地隻身闖進濃霧，他們的恐懼得以安放，也不必在晦暗的角落獨自哭泣。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在校內並未落實推動性平教育的初衷，使得學生並不了解性平會業務，導致發生性平案件時學生更無所適從（圖為示意圖）。　圖／王崴漢攝

【專題記者林昕璿、吳冠伶、陳嘉怡、徐嘉璟綜合報導】為振興書業，文化部1月底祭出圖書免徵營業稅方案，卻意外挑起經銷商與書店端的紛爭。「現在變得好像搖搖欲墜，每個人賺的只有那麼一點，在那邊爭來爭去，沒意義啊，就是，不快樂。」見同業為利潤分配吵得不可開交，書店老闆鄭宇庭不禁感嘆。圖書產業結構錯綜複雜，更有牽一髮動全身的上下游關係。當市場景況不復從前，作為末端通路的書店，要如何自救，團結抵抗來自上游的壓力？<b>圖書免稅政策上路　利潤分配引上下游爭執文化部日前修訂《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樂稅辦法》，3月1日正式上路，書籍只要經申請，即可免繳5％營業稅，希望以租稅優惠減輕圖書業者營運負擔。然而政策實施前夕，圖書經銷商卻聯合發表聲明，宣布統一調漲書店進書折扣，產業利潤分配之爭隨即引燃。一般而言，圖書經銷商出貨時，常透過「稅外加」的方式，向下游書店收取5％營業稅。假設一本書定價1000元，書店以7折向經銷商進書，實際上除了原先的700元書價，還需加上35元營業稅，意即總共繳納735元給上游。然而免稅政策上路後，部分經銷商希望維持向書店收取的金額，因此決定提高出貨折數，例如原先合約以書籍定價7折出貨，就會增加5％，改為7.35折。圖書經銷商、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吳政鴻說明，對書店而言，3月1日後進貨價格不會增加，改變的只是定價折數帶來的「感受問題」。經銷商認為，免稅政策應使上下游「雨露均霑」；但對書店而言，此舉無疑是變相漲價。台中獨立書店「邊譜」老闆廖英良就在臉書（Facebook）發布聲明，呼籲文化部出面主持公道，討論出上下游均能接受的利潤分配方案。2月25日，政策上路前一周，文化部緊急召開協調會，卻無任何經銷商到場。廖英良事後在臉書上無奈地寫道：「一切都心知肚明，什麼都改變不了，徒勞而已。」<b>市場轉移衝擊經銷收益　下游書店陷無書窘況事實上，書店與經銷商之間的摩擦並非單一事件所致。這起爭議正巧反映本土圖書產業在通路移轉、市場縮減等變遷下，固有營運模式所面臨的挑戰。長期研究台灣出版業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李令儀指出，過去台灣書業全盛時期，書店有近2000家，出版社為節省與書店一對一接單的龐大物流及人事開銷，往往將業務外包給經銷商；而經銷商除了協助運送書籍，也會依經驗判斷，幫各家書店配銷適合販售的書種及數量。書籍通過出版社和經銷商，輾轉來至書店，串起了緊密的圖書產業鏈。三層站點、兩次轉手的交易模式，使有限的售書利潤更加稀薄。「為什麼這次經銷商會先發制人？」李令儀分析，免稅糾紛起因於經銷商快速萎縮的業務量。自誠品、博客來等大型連鎖書店及電商興起，這些通路憑藉大量進貨、自營物流系統等優勢，繞過部分經銷商向出版社直接進書，導致中游廠商營收銳減，面臨生存危機。「所以免營業稅可以少5％的這個成本，它們（經銷商）就必須牢牢握住。」李令儀點出。當經銷商喊苦，與其合作的下游小書店勢必連帶受到衝擊，難逃產業沒落的命運<b>。在弱肉強食的圖書產業鏈裡，小書店除了被迫承接來自上游的成本，更因訂單量比不上大型通路，逐漸失去進貨及協商的空間。吳政鴻解釋，對經銷商來說，物流成本是首要考量。若書店售量減少、退書量攀升，經銷商就得承擔更多回收書籍的壓力，因此它們多半不願發書給訂量太少的書店。書店只能等一段時間，累積不同書種的少量訂單，以湊齊進書門檻。這樣的配貨方式，導致小書店拿不到書，或是新書上架速度比別人慢上許多。不僅如此，相較以量制價的大型通路，小書店進貨成本更高，還可能搶不到首刷新書。鄭宇庭無奈地說：「博客來第一刷的訂單就超過出版社印量，我怎麼可能訂得到書？」<b>獨立書店建書籍團購平台　扭轉進貨困境在難以要求經銷商鬆綁免運門檻的情況下，一群不願輕易妥協的獨立書店業者攜手合作，試圖增加談判籌碼，避免上游出版社和經銷商說漲就漲、說不發書就不發書。2014年，在文化部的協助下，全台數家書店合資成立「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致力於集結獨立書店的力量壯大訂單，讓書店做自己的經銷商。「左轉有書」老闆張慧如便表示，開店最初曾陷入訂不到書的窘境，「好在有加入合作社，我們才訂得到書。」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合作社經理蘇至弘解釋，「因為書店需求很少，所以我們集結大家的力量。」若書店透過一般經銷商進書，須獨力訂購超過3000元的免運門檻，而合作社提供下單平台，讓所有社員書店「團購」湊齊一定數量後，再從合作社統一進書、配送到各家店面。 層架上貼著各家書店名稱和訂書。合作社幫助書店們統一向出版商訂書，再由合作社寄送到各書店。　圖／吳冠伶攝有組織地匯聚訂單，即可增加上游的合作意願，書店將不再為進書所苦。此外，合作社亦扮演聯繫窗口，省去個別書店與上游談合作、寄書的成本。這樣的營運模式，出版社與經銷商也樂見其成。不僅運送書本，合作社更將自己定位成文化的「書」出口，替書店承擔高昂的運費，將書看作議題的載體，協助獨立書店在地生根、擴散知識。對地處偏遠的書店而言，不只是進書數量，因為不易接觸出版社，商品種類也受到侷限。蘇至弘表示，書店加入合作社也能確保店內書籍的多樣性，「協助獨立書店呈現完整的議題面向。」合作社社員之一，台東縣長濱鄉的「書粥」書店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這個連Google都難以定位的地方，幸好有合作社的支持，書粥才得以營運，成為當地重要的文教據點。談起合作社為小書店帶來的幫助，書粥老闆高耀威說：「如果沒有合作社，市面上大概70％的書店都會倒閉吧！」目前合作社約有200家社員書店，並積極扮演新書店的進書管道。去年在疫情衝擊下，仍有31家店入股合作社，截至今年三月，也新增了五名社員。蘇至弘說：「合作社如果能在正循環下前進，對想開書店的人來說，取得書也比較不會有困難。」<b>收入不敷成本、訂書量偶有不足　合作社營運仍賴政府補助成立邁入第七年，合作社陸續支持新書店開業，自身卻仍有營運問題待解。「我們自己在做一件沒有人要做的事情，很難，到現在沒有賺錢過。」蘇至弘感嘆，合作社成立至今，尚未轉虧為盈。他進一步說明營收來源，「以6折進書，再以7折賣給會員，毛利僅約一成。」對負擔龐大運輸成本的合作社來說，目前的利潤依舊不足。此外，合作社送書到書店前，還得聘雇人力處理行政、打包、寄貨等繁瑣流程，八名員工的人事開銷每年約300萬元。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合作社無法自給自足，目前須仰賴文化部「推動實體書店發展補助作業」每年提供的200萬元苦撐。 合作社共有上百家社員書店，業務繁多，員工在書海中負責清點書籍、檢查訂單。　圖／吳冠伶攝除了財務困難，蘇至弘也坦言，合作社偶有湊不足最低訂量的情況，無法成功向出版社進書。且因社員擁有「百分之百」的選書權，各有不同的選書偏好，合作社目前仍難以有效增加所有書種的訂單。但高訂量並非商業經營的唯一手段，「對友善（合作社）來說，談判手段不是訂量，是給出版社的銷售實力保證。」李令儀提醒，改善合作社經營的關鍵在於提升社員書店銷售實力。獨立書店可更用心對待選書品質，並努力向顧客推薦好書，提高賣書量、減少給出版社的退書，「當雙方合作愉快，下次出版社就不會跳過它們（合作社），會讓出版社意識到它們的存在，而且是有利的。」<b>跳脫傳統經銷思維　合作社助書店延續文教使命「合作社正在走和傳統經銷不同的路，嘗試不一樣的可能。」蘇至弘說。當書業榮景不再，經銷商爭取5％免稅優惠，而無暇顧及小書店生存。在不被上游看重的情況下，書店也得跳脫產業固有的合作模式，另尋出路。為表達生存訴求，書店齊心組織合作社。即使面對大型通路競爭，合作社也不願屈服於現況，只為了將書籍送往被商業遺忘的角落，讓書店在台灣的街頭巷尾生根。走進新竹市東區某巷弄裡，一棟充斥著紙張及油墨氣味的舊式透天厝，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的員工正忙著取書、整理貨單。一本本不過百元的書籍放置在層架上，等待送往書店，吸引某位愛書人的目光。「希望有更多人，願意經營一家不容易經營的書店。」蘇至弘埋首於堆滿書籍與紙箱的辦公空間，心底默默期許著。未來，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將繼續努力做獨立書店的後盾，讓更多對書店懷抱理想的人有勇氣投入，一同延續肩負文化與教育使命的圖書產業。 合作社經理蘇至弘扛下與上百家書店溝通的業務，聽取每家社員的意見與需求。　圖／吳冠伶攝

【記者周佩怡綜合報導】踏入桃園平鎮一座大廈裡的工作室，簡潔的客廳映入眼簾，落地玻璃隔出的工作空間中，擺有三張電腦桌，螢幕上顯示遊戲的進度排程、設計到一半的角色草圖，一旁則井然有序地陳列各式公仔。「柒伍壹遊戲」團隊其中三個成員在此生活、工作、揮灑創意，醞釀風格特殊的手機遊戲。企劃兼主美術陳俊儒興奮地介紹他的公仔收藏，其中《神奇寶貝》的「耿鬼」最多，「我覺得他很可愛，但不是主流大眾的可愛。」他補充，對於非主流風格的偏好，或許造成他在遊戲中呈現詭譎、超現實的美感。 特殊、詭譎的美術風格是「柒伍壹遊戲」團隊的標記，他們製作的手機遊戲「人生畫廊」中，不少畫面參考了世界名畫，如知名野獸派畫家亨利・馬諦斯的作品《舞蹈》。　圖／「柒伍壹遊戲」團隊提供柒伍壹遊戲開發的手機遊戲《人生畫廊》獲獎無數，1日更榮獲「Google Play 2020 年度最佳榜單」的年度最佳遊戲，是台灣開發團隊首次入榜。陳俊儒、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許志遠、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許瀞文曾是北海科大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系學會同學，三人一起製作畢業專題。陳俊儒原先僅剩幾個月畢業，為了擁有更充裕的時間製作遊戲，他自願向老師請求被當、留級，配合另兩人的年級。他也邀請多年好友吳翊瑄擔任編劇，經過四人討論、研發，獲獎無數的手機遊戲《人生畫廊》就此誕生。遊戲主畫面為橫向長廊，主角的人生化作一幅幅畫掛在牆上，玩家需直覺地拖移元件，破關即可了解角色故事，慢慢拼揍劇情全貌。 「柒伍壹遊戲」團隊製作的手機遊戲「人生畫廊」獲獎無數。圖為團隊合影，左起依序為吳翊瑄、許志遠、陳俊儒、許瀞文。　圖／「柒伍壹遊戲」團隊提供柒伍壹遊戲團隊現有三位成員仍在學，需兼顧課業與工作。製作動畫的許志遠表示，他就讀遊戲設計相關科系，工作經驗與課業學習相輔相成。撰寫程式的許瀞文則不諱言，自己的心力都投注在開發遊戲，上課只是順便。畢業後，三人會留下全職製作遊戲，然而兵役問題仍是一大考驗。陳俊儒分析每個成員都有專屬的工作，「消失一個成員就差很大。」他接著解釋，若有人去當兵，勢必會影響專案進度，拖長遊戲開發時間。但每個月依舊有固定支出，「我們一個月開銷包含薪水、會計、勞健保等，就高達台幣15萬元。」陳俊儒苦笑地說：「總之到時候再說，現在先專心做好工作。」 負責程式的許瀞文人如其名，生性低調、文靜，桌上擺設簡單整潔，連少許的公仔裝飾也是陳俊儒、吳翊瑄給的。　圖／周佩怡攝大公司為了養活龐大團隊、讓股東賺錢，須做主流、受大眾喜愛的遊戲；獨立遊戲形式自由，團隊更能發揮創意，嘗試小眾的美術畫風。陳俊儒更說明學生身份的好處，例如，資深前輩對於得獎習以為常，學生團隊則會放大成就感，獲得動力繼續開發遊戲。他繼續說道：「而且整個遊戲界的前輩都會照顧新血。」但溫馨照顧背後卻有辛酸原因，陳俊儒坦言，獨立遊戲界環境差，因此容易流失新血。台灣較少股東願意投資風險高的獨立遊戲，同時不干預製作過程。然而製作、發行一款遊戲動輒上百萬，遊戲常受限資金而品質低落，降低玩家遊玩意願。遊戲獲利低，甚至無法回收成本，製作下一款遊戲更加困難。在此惡性循環下，「有些人只好去大公司上班，或是平常下班後再額外做遊戲，不過這樣很困難。」即使獨立遊戲路難走，團隊仍樂在其中。吳翊瑄滿意現況，他說：「縱使人少，但大家都是朋友，所以做得很開心。」團隊自認很幸運，至今獲獎無數，且拿到公司聯合平台與政府投資，使團隊資金無虞，更獲得家人支持、受平台編輯照顧，支撐他們開發新遊戲。陳俊儒分享團隊未來將延續獨特風格，製作開發期短的小品遊戲，持續吸引玩家關注。同時期望新遊戲熱潮帶動舊遊戲，慢慢累積資金，壯大品牌，「如果很多人玩過，看到風格就知道是柒伍壹遊戲做的遊戲，那種感覺應該滿好的！」 企劃兼主美術的陳俊儒極度喜愛公仔，工作桌附近的收藏為近期喜愛的公仔，過去的則被收納置房裡。　圖／周佩怡攝

1111購物節當日，店家莫不祭出流血優惠、對民眾敞開大門，40餘家獨立書店卻在雙11前夕聯合發布「本書店將於11/11歇業　＃書本的削價競爭最終影響到的是你和我」，直指網路書商的折扣戰長期重傷各地獨立書店業者，今年雙11momo購物網、博客來書價更在特定時間下殺66折，引發部分獨立書店串聯抗議。松鼠文化、寶瓶文化兩家小型出版社也分別在9日、12日表態，將於momo購物網撤架，不願書遭賤賣。喊出歇業重話，實則是停業一天，獨立書店此舉掀起熱議。不以為然的人也不在少數，認為在自由經濟的市場機制下，憑什麼書本就是不能打折的商品？折扣書誰不想買單？書店經營者並非自視甚高覺得自己無可取代，而是追求一份生存的尊嚴。事實擺在眼前，出版業每一個環節的工作者都靠「消費者願意為一本書付出的金額」維生。身為書的消費者，我們或許想問，為什麼獨立書店不能像網路平台般，常態販售79折書籍，或是在大促銷時推出66折優惠？原因出在多數書店向出版社進書的價碼是原價七折，假設他們以79折販售原價300元的書，每本書僅能賺27元，連一杯咖啡的錢都不到。那為什麼出版社不給獨立書店進書價優惠？因為出版社要養作者、編輯、設計、印刷等等，原價的利潤讓出版社盡量不虧待任何人。然而，當79折的折扣書成為日常，書的利潤空間面臨壓縮。簡單的算術解方自然是出版社提高書的定價，讓新的折扣價等值於舊的原價，扼殺地卻是只能越賣越貴的獨立書店。變相地使書失去實體、多元的小型通路，因為活下來地會是，目前自行吸收成本、用折扣搶佔市場的網路書商們。更有不少出版相關業者擔憂，當網路書商依恃資本奪得市場龍頭的主控權、當民眾對優惠價漸漸麻木，折扣所需的成本可能回過頭來轉嫁給出版社，意即出版產業上下共同承擔。民國108年，台灣的新書出版總量正創下18年來的低點，且是逐年下跌。也許，一家獨立書店對你而言不比街邊的7-11重要，但作為書的消費者，我們都不該忽視他們試圖發出的警告——選擇購入一本折扣書代表了什麼？除了金額打折，還助長了出版的萎縮。1111的圖示如書本整齊直立於書架上，當天更是韓國的書店節。這天，台灣人購入折扣書的思維卻使數十間書店閉門、下架了。&nbsp;

【專題記者王品淇、劉庭莉、白欣、黃婕、支琬清綜合報導／工程協力楊舜翔、陳嘉葳、劉又誠、吳宥衡、孫韋傑、武宏慧、戴冕】當你打開手機，點開遊戲排行榜時，有想過在排行榜中，哪些是台灣獨立製作的手遊嗎？在COVID-19疫情影響之下，無法出遊時，你是不是也有下載過幾款遊戲打發時間？疫情來襲，手遊成為少數逆勢成長的產業之一，不過實際上台灣的手遊市場，本土遊戲市占率僅10％至12％，代理中國和南韓產品更是獲得近六成營收，台灣獨立製作團隊難以在市場中分一杯羹。（點入圖片連結看完整報導）

【記者陳妍如綜合報導】「釋放政治犯！加泰隆尼亞獨立！」抗議群眾高呼口號，象徵獨立的星旗在街上飄揚，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18日爆發大型罷工、罷課行動，超過50萬人走上首府巴塞隆納街頭，抗議西班牙最高法院對加泰獨派人士判決了「煽動罪」及「非法挪用公款罪」。14日判決出爐至今，民眾持續發起大規模示威，不但封鎖鐵路、公路，更癱瘓國際機場，警民衝突不斷。 示威者揮舞著象徵獨立的旗幟。與白天相比，加泰隆尼亞夜晚的抗議行動較不平靜、容易發生警民衝突。　圖／馬提亞斯・奇歐法羅（Matias Chiofalo）提供加泰隆尼亞曾於2017年10月舉辦獨立公投，在投票率43.2％的選民中得到逾90％支持，但仍有五成以上有投票權人未表態。儘管西班牙憲法法庭宣告該公投因牴觸「領土主權完整性」而違憲，加泰隆尼亞議會仍堅持宣布從西班牙獨立，中央政府因此決定撤銷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從此掌控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內的政府、警察、金融產業和傳播媒體。 抗議第五日，超過50萬人上在巴塞隆納街頭以和平方式集會，高舉加泰隆尼亞獨派人士的畫像，要求政府釋放被最高法院判處重刑的政治犯。　圖／馬提亞斯・奇歐法羅（Matias Chiofalo）提供雖然西班牙檢方求處的「叛亂罪」並未成立，但群眾對於獨立運動領導人遭判「煽動罪」仍然感到憤怒，巴塞隆納大學（University of Barcelona, UB）學生克莉絲蒂娜・玉城・法米安克娃（Cristina Tamashiro Famiankova）表示，最高法院對九名獨派人士判處的總刑期幾乎達到100年，令她無法接受，「以和平方式進行的公投，卻比傷害他人所受到的刑罰更嚴重，這並不合理。」 部分示威者晚上時會在街道上放火、焚燒雜物，他們認為這樣能阻止警察接近或使用其他武力。　圖／黑蘇斯・阿納亞（Jesús Anaya）提供在抗議現場，警察多次以橡膠子彈、強力水柱等方式驅離示威者，造成數百位民眾受傷。由於和平手段並未奏效，抗爭民眾開始轉以更激烈的手段，希望政府回應訴求。玉城指出，部分示威者在觀光景點、警察局旁以及街道上縱火，「但在街道上放火也是為了保護我們不被警察傷害。」然而，巴利阿里群島大學（University of the Balearic Islands, UIB）學生皮耶羅（化名）則有不同意見，「上街抗議的人們只是一群有很多時間、又虛偽的人。」他表示，即使沒有生活在加泰隆尼亞，抗議分子過多的暴力行為也已對人民造成影響。 在巴塞隆納街頭，部分示威者於夜晚時分在道路中央縱火、焚燒雜物，以此進行防衛，但也引發許多爭議。　圖／黑蘇斯・阿納亞（Jesús Anaya）提供加泰隆尼亞的人口超過750萬，佔西班牙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20％，也擁有自己的方言「加泰隆尼亞語」。加泰隆尼亞雖然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地區，卻要負擔國內20％以上的稅額，導致近年來財政赤字嚴重，人民為了能夠掌握經濟自主權，開始積極推動獨立運動。但巴塞隆納大學學生艾塔（化名）坦言，其實並非所有加泰隆尼亞人都渴望獨立，仍有許多人民不願意脫離西班牙，「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希望能發起公投，跟隨民意決定，但政府卻不讓我們這麼做。」 許多抗議民眾手拿標語及旗幟，聚集於巴塞隆納的方尖碑廣場上。　圖／馬提亞斯・奇歐法羅（Matias Chiofalo）提供拉曼魯爾大學（Ramon Llull University, URL）學生埃恩・馬爾內茲（Ahián Marhnez）說明，從上世紀以來，許多來自馬德里自治區、安達盧西亞自治區的移民為尋找工作和資源湧入加泰隆尼亞，這也影響部分加泰隆尼亞人的國家意識及身份認同。「他們不覺得自己的家鄉是加泰隆尼亞，而會認為自己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屬於多黨制國家，今年4月國會大選過後，至今仍未有達成協議、席次過半的聯合政府出現。因此，加泰隆尼亞示威群眾不排除繼續提高抗爭等級，希望能對政府施壓，以影響預定在11月舉行的國會重新選舉，讓更多立場偏左的獨派議員當選。玉城說道：「抗爭不會結束，我們會努力直到西班牙政府願意與加泰對話、簽訂協議的那天。」 加泰隆尼亞的抗議群眾高舉「獨立」的標語、身披象徵獨立的旗幟，要求政府回應訴求。　圖／馬提亞斯・奇歐法羅（Matias Chiofalo）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