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記者丁盈瑄、吳玟錡、劉芯妤、孔德皓綜合報導】菲律賓籍的尼克茲．維阿里（Nikz Viray），來到台灣後在桃園的拉鍊工廠當操作員。每逢休假，他都迫不及待地拿起相機，走出家門拍照，而公園是他心目中最佳的拍攝地點。「台灣有很多公園都很美，除了桃園，我也會去其他縣市，我最喜歡的是新竹火車站旁邊的公園。」攝影不僅使維阿里索然無味的假日變得有趣，還能留下在異鄉的回憶。在苗栗竹南一間工廠當設備工程師的斐迪南．薩巴多（Fredinand Sabado）在2018年開始接觸攝影，起初是用手機，後來升級設備，買了一台數位單眼相機。身為一位熱愛大自然的登山客，薩巴多目前已經攻頂20座百岳，每次爬山時都會背著相機與腳架的他說：「我喜歡拍攝銀河或其他天文景象，最喜歡在合歡山上拍攝銀河。」攝影對他而言有療癒的效果，是他宣洩壓力與表達自我的管道。他享受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寧靜，將這些瞬間保存在相片中，帶給他無限感動。像維阿里與薩巴多一樣擁有攝影愛好的移工在台灣其實不算少見。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的移工，都會透過攝影紀錄在台灣工作的面容、捕捉異鄉的風景。這些移工攝影師用他們獨特的視角，呈現一幅幅充滿故事和情感的畫面，同時也將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反映在照片中。 熱愛登山的薩巴多提到，他最喜歡的照片是攻頂玉山時所拍攝的景象，他也將此張照片選為個人社群媒體的封面。　圖／斐迪南．薩巴多提供捕捉在地日常之美　攝影連結移工思鄉之情大多數的移工攝影師都是來到台灣後才發現攝影的魅力，並開始投入攝影。菲律賓籍移工攝影師馬里諾．卡梅洛（Marino Camello）表示，他在工作之餘旅行時，看見許多遊客都有自己的相機，感到很羨慕，因而特地存錢入手單眼，希望能拍下沿途看到的景色，將回憶存留在照片之中。維阿里也說明，他最初接觸攝影是希望能與遠方的家人傳達在台灣看到的美景，這驅使他購買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機，從此開啟了他在攝影領域的探索之旅。目前在台南工作的卡梅洛提及，雖然工作繁忙，但他還是會出外攝影，因為這能讓他暫且忘卻工作的壓力。由於一周僅有一天的假期，卡梅洛不太方便前往過於遙遠的地點，因此他喜歡單純地在台南市區漫遊，一邊閒晃一邊街拍。對於移工攝影師來說，在異鄉拍攝風景，並紀錄有趣的故事，能讓他們在緊湊的生活中發現在地之美。 卡梅洛在鹽田拍攝時回想起過去在菲律賓的生活經歷，透過攝影，他將自身故事融入作品之中。　圖／馬里諾．卡梅洛提供卡梅洛分享，他起初對於台南的井仔腳瓦盤鹽田是旅遊景點感到驚訝，因此想實際走訪，了解台南鹽田的特別之處。卡梅洛述說，當他看到眼前堆積的鹽山，便突然回想起過去在家鄉貧苦的生活。他回憶小時候的生活時說道：「我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成長，只能負擔得起鹽巴做為配菜，如果沒有餐桌上的鹽，我可能不會站在這裡。」感觸很深的他拍下了〈Asin〉（註），還以〈Asin〉入選了2023年的《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展。註：Asin為他加祿語（Tagalog）中的「鹽」。除了日常拍攝外，移工攝影師也會提供其他有需求的移工們外拍的服務。長期研究移工文化的文字工作者宋家瑜提到，由於在台灣的移工往往因語言不通，難以與台灣本土的專業攝影師溝通拍攝需求，因此他們偏好選擇聘用語言相通的移工作為外拍攝影師。他舉例，幾年前因新冠疫情的緣故，導致許多移工只能先在台灣舉行婚禮，新人們邀請移工攝影師拍攝，不僅幫助佳偶留下美好的回憶，也能讓移工攝影師精進自身能力。攝影展成移工發聲舞台　打破刻板印象建立共融社會關注移工的One-Forty、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台北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新事社會服務中心）、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勞工中心等組織，也為移工辦理攝影工作坊等活動，擴展移工的攝影知識和技能，同時讓他們更加融入當地社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移工組督導韋珊說明，由於移工在家鄉的經濟狀況較不佳，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專業攝影的訓練，來到台灣後，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攝影課程，使移工能調劑生活和工作壓力，並讓遠在異鄉打拼的他們在這片土地找到歸屬和幸福感。「在攝影的過程中，不僅能讓我感到滿足，同時也能展現出我的才華和創意。」卡梅洛愉快地說。他回憶，他在2019年於社群媒體上看見移工倡議團體「One-Forty」舉辦《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比賽的消息，他便毫不猶豫地投稿，希望讓更多人欣賞他的作品和故事。如今，卡梅洛每年都會提交作品參賽，他分享，看見自己的照片在展覽中入選展出，對他來說是極大的榮幸。 One-Forty品牌行銷經理梁藝瀠指出，他所接觸的移工常認為自己是無名小卒，所以他舉辦攝影比賽提供他們述說生命故事的舞台。　圖／丁盈瑄攝「我們希望影像能成為移工發聲的渠道。」One-Forty移工教育培力專員劉育芬提到。他深信攝影可以帶來力量，讓移工的權益被重視，也可以提升移工的自信。因此，他從四年前開始推動《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攝影比賽，每年都有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尼、泰國等地的移工踴躍參與徵件。劉育芬說道：「移工透過攝影，訴說著（他們的）生活、記憶與情感，將他們的心聲轉化為照片。」他指出，《移工之聲 Voice of Migrants》像是一個對話的空間，入選的作品會以展覽的形式呈現給大眾，透過照片跨越語言和文字的障礙，讓觀眾更好地理解移工的故事。One-Forty品牌行銷經理梁藝瀠坦言：「大眾對移工的印象大多是來自媒體，可能會看見較多的負面新聞，比如逃逸、偷竊、懶惰等，然而我們希望能讓大家嘗試看見移工不同的面貌後，再去做判斷跟選擇。」他認為，無論是台灣人或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都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應當學習尊重彼此，並期望攝影展能促進移工與台灣社會之間的理解，建立更加和諧、包容的社會。異鄉攝影之路藏隱憂　移工組織呼籲提升法律意識雖然攝影能調劑移工們在異鄉打拼的苦悶心情，移工的攝影之路卻也潛藏許多的危機。宋家瑜解釋，有些移工攝影師在存款不足的情況下，為升級攝影裝備，冒險向不法管道借貸，高利息的負債導致自己資金無法周轉，落入債務的困境中。宋家瑜指出，他曾經遇過提供移工借貸服務的地下錢莊，只要急需借貸的移工抵押居留證或護照，錢莊便會立刻給予他們現金，但移工們未必了解貸款背後的高利息風險。宋家瑜提醒，任何愛好都有可能導致類似情況，最重要是移工們擁有正確的消費心態，謹慎評估自身能力，再購買攝影器材。 宋家瑜指出，移工攝影師大多喜愛去具有異國風情的地點拍攝，如圖中的奇美博物館、台南念慈亭等景點，都是移工們外拍的熱門選擇。　圖／尼克茲．維阿里提供韋珊觀察，近年來隨著社群軟體和短影音的普及，越來越多的移工對攝影產生興趣。然而，大部分移工因不了解台灣當地的法律，拍攝作品時，可能不小心牽涉如隱私權、著作權方面的法律問題。韋珊提到，未來新事社會服務中心考慮針對攝影拍攝的法律問題，開設相關法律觀念課程，避免移工在攝影過程中觸犯法律。如今，許多移工仍選擇在繁忙的生活中以照片展現自身生活態度。卡梅洛表示，他想告訴更多人，移工不僅僅是來台灣工作、賺取薪資的工人，「我們也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不同的才能可以展示。」他認為，移工也有能力拍攝出有意義，值得與他人分享的好照片，並向朋友與同事訴說這些照片中精彩的故事。卡梅洛想激勵其他外籍移工繼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夢想，無論是工作還是愛好，都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在生活中保有熱情，有動力面對在異國生活的每一天。

台灣計劃與印度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勞動部長許銘春也於11月13日核實，消息一出即在國內引起爭論，更有「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遊行。處於大缺工時代的台灣，真的非得透過引進印度移工才能解決此問題嗎？倘若未來印度移工真的來台，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強調多元的台灣社會，能否藉此近一步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3日「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於遊行提出四項訴求：一、暫緩新增移工來源國；二、增設人民發聲平台；三、增訂移工管理辦法，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四、改善台灣勞動環境，根本解決缺工問題。他們雖再三聲明活動絕無帶有種族歧視，僅盼政府重視此議題，且從四項訴求觀之也的確偏向中性。但實際從現場民眾的論述，仍可看到不少對印度移工乃至不分國籍移工的偏見。例如，在第三點訴求中，遊行群眾即指出若解決失聯移工問題，回流到勞動市場的移工可補足部分勞動缺口，仔細觀察，現場民眾的用詞卻有「失聯」與「逃逸」移工之分。所以，究竟是失聯移工還是逃逸移工？儘管遊行主辦方多以失聯移工稱之，但在不少新聞片段中仍可聽到民眾以「逃逸」一詞說明移工的失聯情況。事實上，過去移民署就曾公開呼籲，移工失聯的原因百百種，有時也並非勞方個人因素而「逃逸」，可能是在勞資不平等下，因資方的不合理對待而採取的最後手段。 「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12月3日於凱達格蘭大道遊行，抗議引進印度移工來台一事。　圖／胡王子行攝此外，針對遊行團體提到，解決失聯移工即可解決一部分缺工需求也可能並非絕對。誠如上述所言，在台移工與資方關係常處不對等。移工儘管失聯，但大多留在台灣形成地下勞動市場。許多雇主也會聘用這些俗稱的「黑工」，這是屢見不鮮的現象。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今年10月失聯移工人數已超過8萬5000人，約佔在台移工人數11%。因此，失聯移工雖未算入勞動力，但實際上仍補足不少台灣的缺工問題。現實來看，政府的確需解決失聯移工問題，但解決失聯移工後，回流的勞動力能否抵銷對印度移工的需求，此因果關係有待更精準地計算才能得知。回歸問題本身，我們真的需要印度移工嗎？根據勞動部今年公布的第四次人力需求調查，比較民國113年1月底與112年10月底人力需求增減，其中製造業與營建工程業的人力需求最大。而這正好也是外籍移工來台，排名第二與第三的職業類別。此外，移工來台從事最多的職業為家事移工（看護工），然對比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看護工，後者受《勞基法》保障，雇主的聘用成本落差可想而知。因此，從台灣的缺工需求與來台移工的職業推論，我們對移工的需求應該是存在的。然而，印度文化與我們同樣大不同，印度人多信仰印度教，再來則是伊斯蘭教。前者視牛為聖獸而不吃牛，後者視豬為污穢的牲畜而不能吃。兩項肉類在台灣家戶或日常餐廳都是常見的肉類之一，未來若印度家事移工進入家中，雇主對移工的文化敏感度顯得更重要。但進一步了解目前勞動部施行的「雇主聘前講習」，僅透過網路觀看影片即可完成。但文化的了解是需日積月累學習的，一小時的講習顯得非常流於形式。倘若真如政府所規劃引進印度移工，那我們又該注意什麼？也許可以試著回溯印尼移工來台的經驗。民國78年台灣開放印尼移工來台，由於宗教信仰的不同，兩國間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我們可以看到，從過去人們覺得穆斯林開齋節「佔據」台北車站，到現今台鐵會為開齋節慶典事先預備，以利活動與乘客雙方的順利進行，可見移工帶來的文化，能讓整體社會形成一個大型教室，同在其中的台灣民眾皆有機會一同在此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因此，在真有引進印度移工需求的前提下，不妨將印度移工的引進視為我們學習多元文化的機會。現今台灣，不同族群間的互動愈趨和諧。以新住民為例，過去常稱他們為外籍新娘，如今以新住民稱之，除不以「外籍」稱之，更期待新住民的來到能將其母國特色注入台灣。儘管接觸多元文化的過程中難免有摩擦，或出現過於本位主義的評論，但若沒有人與人的交流、文化之間碰撞，是無法建立民眾的多元文化意識。且在文化教育學中，「體驗」（erleben）即一項很重要的概念，對於一個文化的學習，不能單靠書本了解，而需藉由實際接觸，才能達到下一個「了解」（verstehen）的層次。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我們重視多數，但也要保護少數；我們維護自身文化，同時更要嘗試擁抱多元文化，方能有更寬闊的眼界領略世界。而在現今的缺工浪潮下，倘若印度移工真能為我們補足勞力缺口，同時也還有機會讓我們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真諦，那引進印度移工一事似乎是可期待的。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林詩祐、胡王子行台北採訪報導】「我們不是種族歧視，我們只要政府做事。」身穿黑衣，手拿黑色抗議海報的民眾，喊出對於政府將引進新移工的不滿。「反對增加新移工國」團體3日在凱達格蘭大道發起遊行，抗議政府在規劃不周，且未與人民充分討論下，便臨時宣布將與印度簽署《移工合作協議MOU》。協議期望透過引進印度移工，解決目前台灣缺工問題。「我們其實一開始是沒有想要用遊行的方式，我們想要去透過公共政策網路平台，這個政府給人民的發聲平台去做提議附議功能。」反對增加新移工國總召Yuna表示，走上街頭遊行前，團體曾寫信給勞動部，也於勞動部臉書下留言，卻未得到政府積極回覆。隨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又因大選而關閉，讓反對民眾無從發聲。因此，反對增加新移工國提出四大訴求，包含全面暫緩新移工來源國，並要求政府提供有效的人民發聲平台。同時增訂與移工相關的管理辦法，以及改善台灣勞動環境，從根本解決缺工問題。Yuna說明，「政府應該要先去做教導人民，或是給人民一些緩衝，去認識其他國家的時間，而不是冒然很倉促的引進，甚至大多數民眾都不知道。」除了移工與本土文化層面的差異外，移工失聯的問題也層出不窮。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今年10月，台灣逃失聯工人數高達8.5萬人，平均100名移工就有11人失聯。參與遊行民眾Min（化名）談到，「現在政府沒有政策或者是一些法規能夠去處理這個失聯移工的問題。如果今天勞力的缺口，是可以由失聯的移工來補上的話，那今天還有需要去引進這些新的移工國嗎？」除了失聯移工的問題之外，不少民眾也擔心，印度移工在文化脈絡下的性別觀念，將造成台灣更多社會治安問題。「在於女性安全上，如果事情發生了再來講就有點太晚了，所以你不如最一開始就謹慎的處理這一塊。」參與遊行民眾Tommy（化名）表示。數十年前，台灣也以引進東南亞移工作為缺工的解方，當時同樣掀起民眾對於治安的疑慮。如今面對類似事件，政府已有國內的經驗參考，如何制訂相關配套措施，成為政策通過後，須優先考慮的議題。對此，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魏玫娟提出建議，「這種東西都是在他們進來之前，可能就要透過相關單位的一種教育跟訓練的一個課程，或者是已經確保可能要到臺灣來工作的印度的勞工朋友要有一定的了解。」移工議題不只關乎文化與安全問題，更影響國內勞動環境整體結構的轉變，也使本國勞工市場面臨更大的衝擊，政府未來制訂移工的政策與配套措施，仍須與勞雇雙方有更多的討論。

【記者陳孟樺高雄報導】剛下班的移工逐漸湧入演唱會現場，無數炙熱目光望向舞台，引頸期盼屬於他們的時刻。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高流）於17日舉行「米克生活－東南熱浪篇」，這是台灣少見為移工移民所舉辦的演唱會，多組東南亞樂團越洋來台演出，在台印尼移工樂團南部鬧事團（SOUTHERN RIOT）也一同炒熱港灣氣氛。 首屆米克生活－東南熱浪篇17日於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舉行，「米克」指的是M.I.K，Migrants in Kaohsiung。　圖／陳孟樺攝演出當天，平日晴朗炎熱的高雄下了一場大雨，南部鬧事團擔任開場嘉賓，大風一刮，雨水與乾冰一起吹向觀眾，主唱A Bu突破濛霧，跳下舞台與為數不多的聽眾互動。即使台下觀眾零星，團隊成員仍走向大家，唱出移工心聲。而他們演唱的第二首歌曲〈This World Going Crazy〉由鼓手阿凱創作，以貧富差距為主題，「有錢的人可以為所欲為，沒有錢的人卻什麼都不行。」「No, no. It’s no way.」從印尼來台唸書工作的瑪麗莎（Marissa）和崔麗芙（Tri Riv）直呼，他們認為在台灣聽到現場的印尼音樂演出非常困難，很高興能有米克生活節，活動更聚集許多原本彼此不認識的移民移工，壯大族群連結。南部鬧事團也希望透過演出，激勵同樣在台灣的移工們，「唱歌告訴他們大家是一起的，他們不是孤單的。」 南部鬧事團（SOUTHERN RIOT）為開場嘉賓，過去較常參與勞動權益相關活動，歌曲也以勞工人權為主軸。　圖／陳孟樺攝主辦方還邀請印尼民謠美聲 Soegi　Bornean、泰國迷幻搖滾 LEPYUTIN、硬式搖滾天團 Retrospect，以及長期為菲律賓原住民權益發聲的草民大樂隊（Talahib People's Music）。草民大樂隊是唯一使用多種傳統樂器演出的樂團，宏亮歌聲搭配民俗編曲，格外動人，他們甚至到台下帶觀眾一圈一圈地繞著廣場跑，所有人一起大聲唱歌，將寒氣趕出體外。 長期為菲律賓原住民權益發聲的草民大樂隊（Talahib People's Music）成員在演出時，到台下帶領民眾一起唱歌跑步炒熱氣氛。　圖／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提供台灣移工已多達71萬人，為他們舉辦的演唱會卻少之又少，南部鬧事團坦言，「增加演出機會，我們才能邀請更多朋友來聽歌、唱歌。」高流首次舉辦米克生活節，獲得許多移工朋友青睞，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公共關係部副理吳涵婷表示，「我們要接下社會局、勞工局已經部署對移工移民的關懷，用關懷他們娛樂生活的角度接棒。」未來高流也計畫將米克生活節提升為年度性活動，以期能讓更多新住民一起形塑城市文化。 台灣較少舉辦給新住民的音樂活動，17日當天吸引許多移工移民前來參與。　圖／陳孟樺攝

【專題記者詹湘淇、陳宥菘、甘媄心、黑立安綜合報導】「他（失智長輩）會每天忘記我是誰，但我還是會每天重複自我介紹，面帶笑容、像哄小孩一樣地哄他出門。」居家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為居服員）郭士霞描繪與個案相處的日常，字句中夾帶著溫柔。協助盥洗、陪同外出、照料一切生活起居，這些瑣碎的工作，都由居服員一手包辦。然而，一位居服員通常身兼多件個案，不僅要顧及每位個案的生活細節，罹患失智症的長輩往往還伴隨多種病症，因此需要花費更多額外時間，去選修訓練課程，才足夠因應各類個案的突發狀況。郭士霞感嘆，這些訓練課程立意良好，但實務應用卻有限，「我們去上這些居服的課程，老師教的理論都很有道理，可是這些個案們的症狀、嚴重程度都不一樣。」於是，現今居服員只能透過自身經驗，去思考如何對應不同個案。當前政策所提供的資源，真能有效提升居服員的照顧品質嗎？ 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將於民國114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議題成為現代社會中刻不容緩的難題。圖為示意圖。　圖／甘媄心攝<b>衛福部緊縮支付基準　訓練課程恐淪形式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失智症人口也快速攀升，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為衛福部）曾推估，民國108年的失智症人口恐超過28萬人。對此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隨之訂定。其中，照護失智症者的居服員在申請「照顧服務員進階訓練（AA11）」項目時，須完成「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才能取得每日新台幣50元的加給費用。在規定頒布初期，因長照需求龐大，亟需於短時間內培育大量居服員，且中央政府尚未建置線上資訊系統，無法一一登錄、對照居服員的訓練紀錄。因此，不論申請AA11項目的居服員是否完成訓練，衛福部長期照顧司皆會支付加給。時至今日，居服員人數已大幅增長，線上資訊系統也建置完成，衛福部遂於1月19日宣布，從3月1日起檢核訓練紀錄，停止將AA11項目的加給費用核予未受訓者。由於公告宣布至規定上路僅相隔一個半月，許多居服員為了持續領有每日50元的加給費用，紛紛報名訓練課程。相較於公告頒布之前，學員多自發受訓，居服員王O云（化名）觀察到，部分課程同學有應付了事的心態，「有上就好，為了要領這個錢而去上課。」甚至有居服員一天即負荷超過10小時課程，同學上課目的出現歧異，課程似乎流於形式。此外，根據居服員與所屬機構簽署的工作契約，薪資計算方式除了月薪制外，另有將居服員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全數加總後，再與所屬機構拆帳的方式。但因現今有許多機構未與居服員明訂修課完成後，50元加給費用的歸屬，加上各機構針對訓練課程2500元的報名費用，由機構支付或居服員自負的規定也不同，許多居服員對於是否進修仍持觀望態度。<b>課程規劃側重理論　居服員籲增加實務演練 　失智症訓練課程由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以下簡稱為台灣失智症協會）統籌規劃，內含八門課程、共計20小時，囊括居服員實務照顧上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即便如此，長照政策研究專家伊佳奇對訓練課程提出質疑，他認為失智症照護需仰賴跨領域知識，如：老年醫學、神經醫學、營養學、口腔學等專業層面，居服員應多學習理論內容，以完善失智症患者的日常照顧服務。身擔五件失智症照顧個案的居服員廖仁佑卻持不同想法，他認同理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實際照顧患者時，卻不見得完全適用，「服務個案時是人與人之間，不是人對書。」修習完課程的居服員王O云，則道出現階段課程設計的盲點，他指出，講師授課多以書面資料講述理論，雖能讓居服員有基本的學理認知與概念，但他卻說：「課本上的問題不會代表是我們（居服員）的問題。」對此，台灣失智症協會秘書長湯麗玉回應，課程除了規劃理論講習，更設計實作課，「演練對他們後面能不能把知識運用出來，其實是關鍵。」但是，現下實作課程規劃仍無法滿足居服員實務工作需求。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社區照顧服務部總主任徐國強便直指，實作演練課程「遠遠不夠」，由於照顧失智症患者的工作現場變數太多，需透過更多模擬演練，以帶領居服員接近真實狀況。然實際上，訓練課程能帶給居服員的幫助很有限。徐國強坦言，在課程的模擬演練環節中，學員未必能融入情境，並將課程演練與實務經驗相互對照。他補充，關鍵也在於，授課老師是否有足夠經驗與能力去引領學員換位思考。另外，王O云建議，課程可進一步安排居服員前往失智症機構與長輩互動，藉此讓居服員貼近失智長輩的日常生活，從中觀察並習得相關照顧經驗。廖仁佑則提議附上更多案例，幫助居服員在照顧失智患者時，更了解如何應對不同狀況。<b>培訓時數招質疑　課程安排待討論此外，訓練課程時長也招來質疑。在可以正式提供服務前，居服員須先接受90小時的培訓課程，至於失智症患者的照護訓練則非強制，也僅20小時。伊佳奇批評：「20小時都是基礎的東西，我開120門課都不夠，開八門課怎麼夠？」相對於人口老化程度亦高的日本，與失智症相關的訓練課程就已高達200小時，反觀台灣目前的課程規劃，明顯不足以培養居服員在實務照顧上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回頭檢視目前失智症訓練課程能否提升居服員照護品質，廖仁佑認為，課程固然可以增加居服員的知識，但由於居服員大多已有實際服務失智症個案經驗，也具有固定的照顧模式，因此課程對於居服員來說更像「複習」性質，且事後訓練也可能擾亂他們原先已習慣的照顧模式。針對現行居服員訓練課程的不足之處，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專門委員陳玉澤表示，長照2.0是採滾動式修正模式，中央政府每年皆會徵詢各方意見，若有修正必要，將會召開會議討論，並重新頒布課程內容。社福移工未納訓練體系　照顧品質存疑慮國內居服員對於失智症訓練課程持有質疑，但反觀外籍社福移工（註），他們多數長時間陪伴在失智症患者身邊，卻連提出質疑的機會也沒有。註：根據《就業服務法》，社福移工是指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家庭幫傭、機構看護等工作者。 部分銀髮族的生活起居需仰賴照顧者，許多家屬會考量聘用社福移工，長時間陪伴在患者左右。圖為示意圖。　圖／林依瑩提供根據勞動部統計數據，截至110年1月份，在台的產業與社福移工人數已達70萬9853人，其中社福移工25萬426人，約佔總數38%，但他們卻不被列在失智症訓練課程體系的受訓人員當中。陳玉澤說明，目前國內對於社福移工的訓練，僅由護理師或居服員到府指導照護流程。「我其實贊成移工去上課，但我們要如何讓這26萬人都上到課？」徐國強點出，移工人數多之外，外籍移工一旦要受訓，如何籌措預算也是一大問題。他認為，國內若要提供移工課程資源，因不可能提撥公務預算，勢必要請雇主自費。但現實中，會願意自掏腰包的雇主寥寥無幾，「第一是沒有人會願意多花一筆錢，第二是如果移工去上課了，長輩誰來照顧？」失智症患者家屬王挹芬曾聘用移工，以因應24小時照顧家中長輩的需求，然而，每位移工所提供的照顧品質不同，使他曾多次更換移工。此問題更凸顯移工納入訓練體系的必要性，王挹芬同樣對此表示贊同，卻也擔憂移工去上課時長輩無人照顧。徐國強補充，文化認知、教育水準具有差異，也是移工受訓無法展開的原因，「任何的照顧都是生活嘛，所以這就會有文化上的問題。」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秘書長林依瑩投入長照服務多年，同樣認為移工應納入訓練體系，但因移工主管機關不同於居服員，屬勞動部管轄範圍，若要使移工接受長照訓練，將難以區分訓練權責，使執行難度更高。<b>失智照顧水準欲提升　實務訓練須充實縱使政府提供給社福移工與國內居服員的訓練資源不一，兩者在長照服務與照護失智症個案中，都擔任不可或缺的要角。然而，現行政策對於居服員工作的實務效益有限，對未接受國內專業課程的社福移工而言，更難保障自身照護品質。湯麗玉坦言，現行失智症訓練課程仍有進步空間，他建議，未來能在居服員受訓後，定期召集居服員進行個案報告，並分享實務工作經驗，藉此相互學習，提升照顧水準。徐國強也分享，居服員所屬機構應能在實務照顧上，扮演臨床督導角色，使居服員的照顧品質更加完備。居服員身處失智症照顧的第一線，面對工作上的重重挑戰，訓練課程的質與量仍未臻完善，難以提升專業能力。郭士霞分享，失智症長輩平時雖然會重複問同樣的問題、忘記自己要做什麼，也不太會表達，但郭士霞說：「常常想到，如果他（失智長輩）是我的父母親，或這是未來我自己的模樣，就更能有同理心去體諒。」

▲請點擊圖片觀看完整報導。【記者吳冠伶、陳品融綜合採訪報導】「我們要求的不多，我們只是要有穩定的照護人力，能夠活得比較像人一樣。」全台外籍勞工雇主聯盟理事長賴昱菘說道。10月，全台外籍勞工雇主聯盟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呼籲政府修法改善移工管理制度，並積極處理移工失聯問題，目前有逾2000位民眾附議。依現行《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家庭看護若於雇主處所失蹤，雇主須經過三個月才能申請遞補，避免其未善盡管理責任頻繁更換看護。然而，此限制卻讓看護失蹤、又缺乏照護人力的重症患者家庭感到無所適從。全台外籍勞工雇主聯盟顧問張姮燕表示，現行法規使雇主需負擔所有責任，但並非所有雇主都是企業大老闆，還有很多是重症患者及其家屬。面對三個月照護空窗期，雇主雖能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長照服務，並在社福人員評估後，委派照顧服務員至家中協助。不過，照服員無法像外籍看護一樣，提供24小時的居家照護。此外，雖雇主也能選擇聘雇台籍看護，但相比於平均月薪僅1萬9000元的外籍看護，聘請台籍看護每月需花費7萬元以上，多數家庭難以負荷。「我們這些申請不起的，是不是就只能讓政府去安置？」賴昱菘質疑。他表示，自己每月靠街頭藝人賺的錢不過1萬5000、6000多元，身為低收入戶，根本難以聘僱台籍看護。提案者除了希望廢除《就業服務法》中三個月的限制，也提出應改善失聯移工通報系統、加強取締失聯移工，及處以罰款、刑責等措施。對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淳淮雖認同廢除時限以改善受照顧者的處境，不過他也指出，由於勞雇雙方為民事契約關係，移工逃跑並不構成刑法犯罪，因此不應以刑責處罰。且該方式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應該正視移工想要逃跑的理由。而印尼籍看護伊蒂．迪亞洛娃（Etty Diallova）則認為，政府應為家庭看護制定更完善的制度，讓他們的薪水得以比照正式員工，才是解決之道。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於民國109年9月的統計資料，目前全台共有5萬1000多名失聯移工，其中超過一半是家庭看護，高達2萬8000多人。張姮燕批評，政府未有完善制度管理外籍移工，使家庭看護容易跳槽至其他產業，造成嚴重的失聯情形。她也坦言，多數時候並非雇主管理不周的問題，而是需要回溯制度的缺漏。面對重症患者的受照顧權及外籍移工的工作權，政府應檢討修正相關移工制度，改善其生活條件、完善國內長照體系。雇主聯盟也希望，藉此次提案呼籲政府保障合法雇傭關係，並關注重症患者及其家屬的處境。

【記者徐品蓁、林琬蓉、阮珮慈綜合採訪報導】為響應20日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滿30周年，深度關注移工後代議題的簡永達，受邀講述無國籍的移工後代所面臨的困境。台灣每月有不少移工在台產子，其中有些移工選擇棄養，使這些孩子雖生長在台灣，卻因沒有國籍，在法律上不被承認，無法享有任何權利，而被稱作透明的小孩。《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講座主講人簡永達說明，台灣的國籍認定採屬人主義，不利於無國籍移工孩童取得身分，他進一步解釋，國籍法嚴格限制血統，若小孩的生父和生母不屬台灣籍，便無法取得台灣的身份。而自2016年一月起，在內政部移民署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等機構的配合下，生父不詳、生母為失蹤外籍人士的無國籍兒童可透過協尋機制歸化為我國國籍。該機制規定，當發現無國籍失依兒少時，政府得在台灣境內協尋其生父母六個月，若發現生母已經返回母國，則境外協尋三個月。若生母的原屬國家不認定孩童具有該國國籍，或確認孩童生母失聯，社福機構便可申請將孩童歸化為我國國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科兒童及少年福利科長王惠宜補充，經過這三到六個月仍未協尋到，可先幫孩子申請外僑居留證，以確保孩子身份跟就醫的權利。今年九月起，台灣與印尼政府更建立合作關係，透過協助印尼移工孩童辦理旅行文件，對其進行安置、轉介，幫助孩童獲得更好的照顧。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創辦人楊婕妤分享，至今已經成功移轉十幾位孩童，此合作也更有利於孩童學習母國文化。但眾多移工孩童個案中，最棘手的類型屬於「父不詳、母失蹤」，若知道生母國籍，且其仍在台灣，卻無法掌握其行蹤時，該孩童便被認定依生母國籍，難以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依然無法享有應有的權益和保障。社團法人台灣兒童權益聯盟前理事周明湧在2年前了解到這個狀況後，便著手推動國籍法修正案。《國籍法第四條》明訂：「...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周明湧提出在其中加入一句「由法院裁定中華民國社政單位，或個人進行監護者」如此，社福單位便可代為申請國籍，解決該類型個案問題，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中保障的「兒童最佳利益」。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專任教授劉梅君也認同該修正案的推行，他指出，台灣採屬人主義，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採屬地主義，「我想我們能不能雙軌，既採屬人也屬地。」目前，法律上仍不承認部分無國籍孩童，但他們正在台灣的角落默默成長，如何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精神——平等、不歧視，讓所有孩童的基本權利得到應有的保障，是政府目前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https://youtu.be/4N6CgqECpRw

【記者蔡明衡台北報導】「Su Su！ Su Su！」（加油！加油！）伴隨一陣泰文歡呼聲，由泰國移工組成的ARTONG藤球隊攻擊手一個後空翻，在空中使出倒掛金鉤，扣殺成功，搶下第一局比賽。無奈二三局體力消耗過多，導致失誤連連，最終不敵中華白隊，僅拿下亞軍。今年是台灣首度舉辦國際藤球賽，除地主中華藍白兩隊外，其餘比賽隊伍皆由來自泰國的移工組成。中華民國藤球協會理事長蔡鴻鵬表示，透過這場比賽，不僅可以與移工建立交情，更可以提升台灣對藤球的關注度。 中華白隊背號7號攻擊手陳冠宇高高躍起，試圖用腳擋下對手Number One的攻擊。　圖 /蔡明衡攝從分區賽一路殺到八強的泰國球隊THUN FC.隊員他威吳（Chamnan Taweewut）表示，藤球在自己家鄉的知名度極高，經常看見路上有人在打籐球。另一位隊員普湯（Phuttham Wichit）則分享，在泰國多數人非常年輕就接觸藤球，甚至國小就會舉辦藤球比賽讓學生參加。「在台灣，我們會自己蓋藤球場地。」他威吳表示，台灣缺乏藤球正式場地，通常移工們會選在生活區域附近，如工廠、住家周邊的空曠處找一塊平滑的水泥地，再自行蒐集一些線、網子等材料，組裝出能夠打球的場地。「平常我們放假或下班的時候，都一定會跑去踢籐球。」在台灣工作的普湯分享，藤球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不僅是很好的運動，更是聯絡感情及認識新朋友的方式。本次比賽拿下亞軍的ARTONG隊，去年在新北市舉辦的潑水節藤球邀請賽中，與中華白隊曾有過一戰，當時是由ARTONG勝出，拿下冠軍。本屆四強賽一開始ARTONG遭遇強敵NUMBER ONE，經過兩盤激烈纏鬥後，終於殺入冠軍賽。決賽第二局開始，中華白隊靠著發球手鄧聲和穩定發球、攻擊手的犀利殺球，力壓對手，一舉殺出一波11：0攻勢。加上中華白隊第三局比賽全員穩定發揮，成功奪下藤球王寶座。 第一屆國際移工藤球王爭霸戰賽後頒獎典禮，冠軍隊中華白隊，亞軍ARTONG，以及兩隊季軍NUMBER ONE及PANLUK WHAY。　圖／蔡明衡攝中華白隊選手鄧聲和回憶，比賽中曾遭遇亂流，直到教練換上來自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替補攻擊手陳冠宇才成功反擊。鄧聲和也笑道：「雖然辛苦，但拿到冠軍一切都值得了。」而ARTONG隊隊員阿倫（Promdong Arnas）則表示，這次比賽非常成功，若未來還有類似比賽，很樂意再度參賽。他更大讚：「台灣藤球環境越來越好，中華隊一直在進步，而且進步非常快！」 中華白隊背號7號攻擊手陳冠宇在冠軍賽時，一記後翻倒掛金鉤扣殺成功，為中華白隊拿下重要一分。　圖／蔡明衡攝「這些移工們以後回到自己國家，會記得台灣是個友善的地方。」中華民國藤球協會理事長蔡鴻鵬解釋，舉辦本屆藤球比賽，除提供場地給予移工朋友們切磋球技外，同時也是另類國民外交的展現。就讀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中華藍隊的選手李信嶸則表示，雖只有短短一場比賽，但在與移工們切磋時獲得不少，也看到不同的藤球技巧。 NUMBER ONE隊伍背號7號攻擊手，展現自身協調性及滯空能力，預備扣殺。　圖／蔡明衡攝 冠軍對戰，亞軍ARTONG攻擊手準備攻擊，而中華白隊選手鄧聲和至網前預備防守。　圖／蔡明衡攝

【記者林莉庭綜合報導】一座灰紫色的皮革沙發，骨架和扶手以雕工精緻的木頭組成，擺放在移工放假時經常前往的車站廣場與店家，在人來人往的街道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是就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學生白詠丞、吳思遠與黃品皓，三人以在台移工的生活經驗與心境為題，共同創作系列攝影作品《名為家的異鄉》，11日至21日展於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長廊。 台北火車站微風廣場是移工時常聚集的地方，他們在此聊天、與親友相聚。　圖／白詠丞提供 擺放於印尼伊斯蘭教教團──伊聯（NU）聚會場所外的沙發，呈現印尼移工休假時的宗教活動。　圖／白詠丞提供「那是移工一兩年的生活裡面最有連結、最感到放鬆、最像家的地方。」拍攝者之一的白詠丞坦言，照片以移工群集的場域為背景，並採用編導攝影的方式，將沙發擺設在移工熟悉的生活圈中，象徵對家鄉的歸屬感。而沙發上空無一人則暗示著移工一個月僅有短暫一、兩天的休假日，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必須回到工作崗位，獨自面對陌生的環境。另一名拍攝者吳思遠則解釋，攝影計畫源起於參與學校開設的「多元文化與攝影創作」課程，希望透過與移工深入交流，了解東南亞文化的內涵。他與組員跟隨印尼移工導覽至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印尼街，並以一家名為RAJAWALI的傢俱店為拍攝靈感來源，來店移工可揀選要送至原鄉家中的傢俱，而店內牆上張貼的照片，都承載著家人收到傢具後的喜悅。 RAJAWALI位於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印尼街，店內陳設數座沙發，也是許多移工休假時聊天聚會的空間。　圖／林莉庭攝 RAJAWALI店內擺設的照片皆為印尼當地家人與傢俱的合影，記錄著他們收到在台移工心意時的反應。　圖／白詠丞提供RAJAWALI營業已九年，長期提供印尼移工傢俱運送服務，店員Yanti說明，透過這項服務，移工得以將心意傳遞給他們的家人。移工邊閱覽傢俱型錄，邊思考著家人的需求，RAJAWALI再將已被選購的傢俱清單告知印尼當地的傢俱商，便會有人員負責運送傢俱至移工位於印尼的家中，移工再以負擔較低的分期付款方式，每月撥出部分工資定期支付金額。 RAJAWALI提供餐桌、衣櫃、床具等各式傢俱，也有電視、電鍋、洗衣機等電器用品。　圖／林莉庭攝「雖然這是他們的異鄉，可是在這裡生活了十幾年，某種程度上這裡也算是他們第二個家鄉。」白詠丞認為，印尼移工起初來台必然需經歷一段適應期，但隨著在台時間拉長，他們也逐漸熟悉台灣文化，異鄉成了他們的第二個家。白詠丞回想過去進行攝影計畫前，因缺乏對印尼文化的了解，較難接受移工聊天音量大和奔放的行為舉止，但經過為期約兩個月的攝影計畫後，他有機會深入了解移工的工作環境與身處異鄉的心情，發現移工一個月中的休假天數少且不固定，因此他們在能出外活動、與親友相聚的日子都會特別興奮，這也是他們唯一能脫離工作場所好好放鬆心情的時刻。「這些沙發對他們來講，算是代表他們的一種民族性。」白詠丞說明，沙發代表印尼人好客的文化，印尼當地沙發的體積被設計為特別巨大，原因是在家中擺放大沙發，能招待來家中作客的親朋好友。 《名為家的異鄉》三位創作者皆為北科大各科系的學生，左起分別為吳思遠、黃品皓與白詠丞。　圖／白詠丞提供指導老師、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鄭怡雯也表示，開設「多元文化與攝影創作」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實際與移工互動，並經由執行攝影計畫深入了解移工在台的生活樣貌，讓學生對東南亞文化的認知並非只停留在授課或書面資料閱覽，而能與移工產生更深的連結。「其實它已經提出詮釋，而不只是再現影像。」另一位指導老師、攝影師陳敬寶認為，這組作品的特殊之處在於採用編導攝影的方式，能跳脫紀錄的形式，已經不是單純再現移工的生活場景，而能加入拍攝者的主觀詮釋，讓這組作品包含三位學生在拍攝過程中對移工議題產生的體悟。

【記者林傑立、孫佾妘、陶怡軒綜合採訪報導】北漂青年在近期成為熱門話題。除了北上就學或求職的國人外，在台灣更有一群遠離家鄉，來台尋找工作的移工〔註〕。位於台中的東協廣場，不僅提供他們假日休閒的場所，更販售各式東南亞特色商品。在台移工阿美表示，他每周日都會與朋友到東協廣場購物，也肯定東協廣場的便利性。台中市政府於2016年開始，針對東協廣場進行軟硬體改善，更成立國際移工服務中心，期盼打造友善移工的環境。但周圍新進駐的商家卻紛紛設置告示牌，禁止移工坐在走道上，甚至連花圃也在規定範圍，限縮了移工們的活動空間。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中辦公室專員王俐婷認為，台灣社會面對移工的需求相對粗暴，唯有符合規範才會提供移工空間。他說：「我們發現滿高比例的移工，其實都有被趕過的經驗。」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則回應，有些告示由民間單位自行設立，而戶外範圍的公共空間由大樓管委會所管轄，必須要遵守他們的規章。台灣國際移工協會曾批評，設立禁止席地而坐告示牌是不尊重移工自身文化的行為。但立牌上的禁止規範，其實主要影響的為印尼及越南移工，而沒有席地而坐文化的菲律賓移工，，則不會對此行為感到不舒服。目前東協廣場聚集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移工，告示牌看似影響全體移工，但其實各國間仍存在不少文化差異，甚至會演變成移工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在台移工馬佑說：「我覺得有很多人坐在各處，對我而言不太舒服。」他說明，許多來東協廣場的移工國籍都不相同，例如菲律賓、印尼、越南，他們並不了解彼此的狀況，也因為語言不同無法互相了解。東協廣場聚集了多元的移工族群，因為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難以用統一的標準規範不同國籍的移工。市政府與管委會在改善硬體的同時，也應顧及各國的文化差異，讓移工間減少因為語言及習慣不同所產生的嫌隙。降低彼此間的衝突，才能讓東協廣場真正成為多元文化共融的空間。〔註〕依據勞動部統計處資料，外籍工作者分為「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與「外國專業人員」。本文所指移工為外籍勞工。https://youtu.be/6y_tiqxVspI